专稿

慈善

——从道德实践到文化自信

马昕[1]

【摘要】基于第三次分配的道德属性充分认识慈善的作用，是理解和认识慈善事业重要价值的关键所在。除了从资源配置、调整收入的角度来评价慈善事业的作用，更需要重视慈善活动所产出的精神产品。慈善事业的发展状况体现全民道德积累和社会文明程度。慈善所培育的责任意识、诚信意识、公正意识、规则意识、契约意识，既为经济平稳运行营造安定的社会局面，又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提供价值观支撑。慈善传播的互助、友善、信任等精神，弥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不足，推动社会进步。慈善的道德培育落实于人人可以参与的、广泛的社会实践，对培育价值理念、凝聚社会共识富有成效。履行慈善事业在积累伦理道德、推进文化自信中的价值使命是构建慈善事业之中国特色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慈善；道德；价值观；文化自信

引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最早提出第三次分配概念，并将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主要方式的是厉以宁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厉以宁先生就提出，“把市场进行的收入分配称作第一次分配，把政府主持下的收入分配称作第二次分配。在这两次收入分配之外，还存在着第三次分配——基于道德信念而进行的收入分配”（厉以宁，1994：77）。时隔二十多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第三次分配”写入党的重要文件，并将第三次分配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这无疑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慈善事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地位与作用的充分肯定，同时也为慈善事业未来的发展指出了更明确的方向。充分认识并应用第三次分配理论，将是今后完善慈善事业制度、推进慈善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正如厉以宁先生指出的，“道德信念”是慈善事业对国民收入进行调节分配的根本动力。慈善，无论是从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还是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来看，都凸显其道德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指出，“树立慈善意识、参与慈善活动、发展慈善事业，是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道德实践”（习近平，2007：252），强调的正是慈善在道德实践、价值观培育中的重要作用。探讨发展慈善事业对于经济运行、社会建设的意义，除了关注慈善对财富分配的直接作用，更需要紧紧抓住慈善的道德属性来评价其价值所在，而这一维度尚未获得充分的重视。

一 基于第三次分配的道德属性充分认识慈善的作用

第一次分配即初次分配，主要依赖市场机制来评价各生产要素的贡献并决定报酬。第二次分配即再分配，主要由政府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手段调节收入分配，解决市场机制不够公平的问题，保障市场机制不能提供的公共服务。第三次分配是由社会力量自愿通过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等慈善行为增加公共利益，依靠的是道德信念的力量（厉以宁，1994：77～79）。为何要将慈善事业放到与初次分配、再分配并列的第三次分配的高度来加以认识？从厉以宁先生的阐述出发，可以抓住两个要点，一是在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中，慈善事业是分配制度的组成部分，尽管是居于第三位发挥补充作用，但在基本经济制度中是不可或缺的；二是慈善事业的发展动力归结为“道德信念”，超越了第一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利益的作用，上升到更长远的人类社会发展目标和更高的精神层面。从经济角度来看，慈善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补充完善，通过动员慈善捐赠引导资源向困难群体和老百姓的其他社会需求流动，或者通过动员志愿服务来减少困难群体和一般老百姓的资源流出，从而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公平。但是，如果仅仅从资源配置、调整收入的角度来评价慈善事业的作用，就明显低估了慈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所在，更值得重视的应当是慈善活动所产出的精神产品。

我们可以观察到，无论是对于经济运行，还是对于社会治理，慈善事业都从道德观念、价值理念的维度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慈善事业促进安定的社会局面，是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

三次分配都服务于经济的运行，相互配合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厚，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大，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在民生保障方面还存在短板，在社会治理中还有弱项。“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确实有利于补充再分配在资源上的不足。慈善的精神产品不仅能使受助方受益，还能对捐赠方和第三方公众产生深远影响，无论是对受助方、捐赠方还是广大公众，其意义都远远超过财富分配本身。例如，一项成功的资助乡村小学贫困学生的慈善活动，除了助力受助学生完成学业、获得对未来的信心，也让捐赠人、学生的家长、教师、所在乡村的居民，以及其他接触和了解到该活动的人受到激励，增加对社会的信任。很多社会扶贫项目通过慈善组织来实施，正是因为慈善活动绝不是简单的财富分配。在实施慈善项目的过程中，慈善既能够与再分配一起调节市场机制未能解决的贫富差距、分配不公问题，也能够通过伦理道德的再生产、再传播，增强社会信心，促进社会安定团结，从而助力经济平稳运行。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之间此消彼长，再分配对第三次分配有“挤出效应”。正是由于慈善受到道德观念、价值驱动，产出价值理念这种特性，无论慈善领域所调配的财富多少，其存在发展都有特殊意义。如果仅仅计算慈善活动的经济效益，仅仅基于资源供给、财富分配来认识慈善，不免会落入“功利主义”的窠臼，忽略了慈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真正价值所在，难免会对慈善事业如何配合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并对如何把握其中的发展机遇等产生困惑。

（二）慈善事业提供丰富的精神产品，是巩固完善市场机制的支撑

不论中西方国家驱动慈善的价值理念有何差别，所有的慈善行为都表现为自愿的、广泛的、公共的社会活动，必须诚信、公正、遵守规则、遵守契约，才能够持续进行。因此，慈善既面向不同社会群体在扶贫济困、养老助残、科教文卫、生态环保等方面提供具体的差异化服务，又面向全社会普遍提供责任意识、诚信意识、公正意识、规则意识、契约意识这些精神产品，这正是市场经济开展“公平竞争”所需要的理性精神。马克斯·韦伯提出，现代经济的发展是以理性主义的发展占据统治地位为显著特征的（韦伯，2006：31～32）。通过巩固强化理性精神，慈善促进了市场的成熟和健康，推动了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

（三）慈善活动所产出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是克服功利主义危害的利器

马克思指出，伴随着技术、机器的改进和生产力的发展，工具理性的发展使人越来越表现为物的奴役，不但使人的智力被物化，而且对技术理性、经济理性、金钱的狂热追求直接导致了价值、道德的失落（陈志刚，2001）。马克斯·韦伯则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以后，物质代替信仰成为人们直接追求目标的非理性行为称为套上了“铁的牢笼”（韦伯，2006：105）。今天，一些发展中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不仅表现出经济发展的乏力和政治上的混乱，也体现为社会的伦理道德混乱、价值观念缺位、公平正义缺失，人民普遍丧失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而中国在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经济增长、财富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与此同时，过度逐利、金钱至上、消费主义等思想观念的蔓延，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信用的部分遗失，让人们经常担忧，这个社会怎么了？经济快速发展之后，社会的发展需要防止陷入被物质主宰一切的牢笼。虽然社会发展建立在经济基础上，但不能简单地按经济规律来运行。如果社会发展也采用市场机制，仍然以个体对利润的追求为基础，不但无法融合各类群体，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还将加剧利益之争，引起社会撕裂，制约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凝聚力需要建立在对公平正义、公共利益的共同追求上，需要以互助、友善、信任等精神为驱动，而这些精神正是慈善事业所承载，并且在慈善活动中反复产生和传递的。

（四）慈善活动对于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培育是弥补再分配制度缺陷的重要力量

我们知道，再分配是政府为了兼顾效率和公平，弥补初次分配的不足，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手段。但是，一些“福利国家”的再分配制度已经显现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副作用。一方面，高福利政策替代家庭责任，使得家庭观念解体，很多人不婚、不育催生老龄化社会，没有足够的新工人支付退休者的养老金，形成经济负担；另一方面，高福利意味着高税收，降低了劳动者可支配收入，降低了生产要素投入再生产的积极性，从而降低了效率；民众在社会保障上过于依赖财政统揽、政府责任，还削弱了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减损了国家、民族团结一致、奋发向上的动力。这些问题都反映出，仅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在精神层面的需要，需要依靠慈善事业等第三次分配来培育、传播伦理道德，促进社会融合，增加精神动力。

二 慈善的道德实践与价值观培育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以及文化所蕴含的价值理念、所呈现的道德水准是国家和民族的软实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精神基础。伦理道德、价值理念、思想文化的培育，既要靠宣传教育，还要靠实践。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状况体现全民的道德积累状况，直接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文明进步程度。慈善作为人们能够普遍参与的道德实践，关系到文化的自信、社会的进步、民族的复兴，应当得到更多的重视。

（一）慈善与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的密切关系

慈善既闪耀着人类文明的光辉，又时常在不经意间标注出人们道德容忍的底线。我们可以看到，有关慈善的舆论风波，往往会引发社会大讨论，凡慈善领域引发的社会舆情，往往显露出人们对伦理道德的争议、对公平正义的隐忧、在价值层面的意见分歧。因此，在整个社会治理中衡量慈善领域的风险也要从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的角度来进行。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经济持续发展，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而伦理道德、价值理念、文化水平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不适应，就折射出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与此同时，慈善活动所产出的伦理道德、价值理念、先进文化，又恰是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良药。立足于解决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需要更深入地理解和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发展慈善事业的要求，从我国培育伦理道德、树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文化自信的紧迫需要出发，去认识和挖掘慈善的作用。

（二）慈善作为道德实践的特殊意义

慈善对道德的传播是落实在广泛的实践中的，与一般的宣传、教育手段相比，对培育价值理念、凝聚社会共识更见成效。道德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个人化的实践内化为社会公共生活的伦理。慈善既是对捐赠人、志愿者的动员，也是对受益人和一般社会公众道德情操的陶冶。受到慈善动员和感召的人，不论是一元钱还是一亿元的捐赠，不论是偶然的助人为乐还是经常性的志愿服务，其内心深处的道德都会得到提升。通过诸多个体化的慈善实践，人们能够形成普遍的道德认知，从而使更多的人明义利、辨是非，增进情感、相互信任。慈善的道德实践非常广泛，没有年龄、职业、身份、贫富、地域的限制，更能够让道德意识从社会的每个毛细血管涌动到主干动脉，促成对共同目标和规范准则的社会共识。这种“共同的思想基础，是与共同的奋斗目标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团结一致向前进的根本保证”（黄坤明，2019：96）。比如，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造成了世界近200年来死伤最惨重的海啸灾难，但也形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跨国人道主义救援，在全球治理中推动形成了“人类共同命运”的共识。关于慈善这种从认识到实践，再从实践到认识的强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很早就指出，“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不管做了多少，只要关心、支持慈善事业，积极参与慈善活动，就开始了道德积累。这种道德积累，不仅有助于提高个人和组织的社会责任感及公众形象，而且也有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公平、福利与和谐，有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使社会主义荣辱观在全社会得到更好的弘扬，切实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习近平，2007：252） 。

三 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价值使命

慈善的价值观可以分为表里两层。全世界的慈善活动都遵循自愿、无偿、非营利原则，是慈善与市场、政府相区别的表层价值观。但同样是做慈善，为什么而做，怎样做，有了深层次的价值差异、文化差异，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什么样的价值观占据了主流，或者是具有比较大的影响力，这种价值观也将通过慈善活动而影响社会的走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因此，强化对国家和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让我们的国家、民族在广泛的道德实践中走向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最基本也是最长远的目标。中国特色慈善事业应当追求什么样的价值理性？可以从下列几方面去寻求答案。

（一）通过坚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总目标，固本强基

通过慈善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基本价值追求，就是让人民大众摆脱奴役压迫，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实现人类解放”，“要坚守人类解放这一根本价值追求，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董振华，2019）。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而不是为了少数人，也正是发展慈善事业的目的，因此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时代、认识世界、认识中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贯穿其中的人民至上、历史自觉、实事求是、问题导向、战略思维、斗争精神等鲜明品格”（黄坤明，2019：99），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构建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强大精神能量。

将慈善根植于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以家庭为本位，并由家庭责任感出发，向亲戚朋友、邻里、乡亲延伸，再向外投射到更大范围的社会、国家乃至天下的责任。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家与国是命运共同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价值观也是慈善观，无不表述的是“家国天下”“民本思想”的责任与情怀，以德行为个人追求，以天下为己任，把个人价值放在社会目标之下，把个人和家庭的安康幸福寄托于国家的安定富强。钱穆先生将之概括为“中国人认为人应该在人群中做一人”（钱穆，2019：22）。而关于西方的价值观，马克斯·韦伯转引富兰克林的话，给出了生动的描绘，“切记，时间就是金钱”，“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切记，金钱具有滋生繁衍性”，“假如你是个公认的节俭、诚实的人，你一年虽只有六英镑的收入，却可以使用一百英镑”（韦伯，2006：12～13）。这种以利己为基础的价值观，在个体与集体之间多侧重于个体利益，少侧重于集体责任，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来说，难以调和社会矛盾，难以凝聚社会认同。在中国梦的共同目标下，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的家国天下、民本思想等价值理念是基本的文化认同。中国特色慈善事业也需要通过弘扬、发展中国优秀文化来生根、开花、结果。

还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称现代慈善事业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指现代慈善方式下动员社会参与和提供慈善服务所依托的价值理念，应当将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重要基础，并不意味着在现代中国推行传统慈善方式。

（二）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既吸收外来观念而产生了质的飞跃，也与外来价值观碰撞而制约了作用发挥，需要去芜存菁

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价值观念，需要适应工业化、城镇化、人口大规模流动、社会分工变化、科技革命等带来的社会转型需求，需要在传承中吸纳外来思想的精华，形成和建立体现时代精神的道德共识和道德约束机制。首先必须承认，我国慈善事业能够建立法人治理、财产独立、程序正义、公开透明的现代制度，而且行之有效，确实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这一套现代慈善制度所基于的理念是经济理性向社会领域延伸的成果，既能够保障慈善事业服务公共利益，免遭私人利益的侵蚀，又服从服务于发展市场经济的理性主义价值观需求。

然而，西方慈善观又带来了深层的价值观冲突。我国的慈善事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中也确实经历了对本国本民族文化在自信与不自信之间的摇摆。在如何理解慈善“现代化”上，也受到了某些理论语境的束缚，即：把现代与传统对立起来，忽略了任何现代社会都是“现代性与传统性兼而有之的社会”，用现代性来反对传统性（罗荣渠，2004：40）。还有些观点把扶贫济困的直接帮扶视为“落后”的传统慈善统统加以贬低，将“现代慈善”标签化，忽视了困难群众的现实困难和长远利益，脱离现实需求，远离慈善初心。思想观念的冲突直接反映到实际方法中，导致一些慈善项目偏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的在实施后见不到成果，有的无法落地，有的还给社会带来了副作用。事实证明，需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及其蕴含的价值观为试金石，对我国慈善领域存在的各种思想观念进行检验和扬弃。

（三）中国特色慈善事业要发挥中华文化的同化力，来建立既符合中国特色又适应现代化需要的价值基础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及价值观如何适应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化得天独厚，其民族性最为平正中和，最为可久可大，此则称之为中华文化之同化力”（钱穆，2019：69），中华文化能够以平和的力量融合、吸纳外来文化，使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我们这个古老文明总是能焕发新的生机的秘诀。稳定、绵延的文化可能是中华民族没有实现自我革命自主产生现代化的原因，但又能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在不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很快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果。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在具体问题上出现思想的碰撞，虽然暴露出矛盾，但也体现出社会的活力，只要加以正确的引导和激励，统一到“公平正义”“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共同追求上，就能在碰撞中不断强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识。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人的流动性增强，淡化了亲情、友情、乡情，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进一步打破、割断了固有的社会关系，形成了很多社会问题和风险隐患。而慈善领域的探索证明，如果假以慈善的力量，互联网不但不会成为信任和道德的荒漠，反而能成为联系情感、强化责任的纽带。有的慈善项目为偏远小山村搭建外向型的网上社交平台，形成了既有实体又有虚拟主体的新型“社区”，强化了家族和邻里关系、乡土感情、城乡互动，从而给村子带来过去无法想象的资源和发展机遇。很多互联网募捐活动，把遥远山村的贫困户、病床上的孩子、辛劳的长途货运司机、平凡而伟大的乡村教师等普通群众从互联网社会的后端推到前端，与处于其他生活空间的人们建立了情感和责任的联系。广受关注的互联网个人大病求助服务，就是基于互联网用家庭、亲友的伦理价值链来联结社会的典范，虽然屡受质疑，仍然在坎坷中前行，但数百万人参与捐赠、数百亿元的筹款金额、数亿人关注的事实，都彰显了中华传统价值观的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慈善事业有了长足进步，近年来每年的社会捐赠总额均超过900亿元，疫情防控期间全社会积极捐赠款物，互联网慈善在2018年、2019年都有超过50亿人次的点击量、关注和参与。尽管成绩斐然，但与我国十四亿人口的总需求相比，慈善事业的贡献还是远远不够的。慈善在道德、价值观、文化培育中的积极作用还远远没有体现出来，受到的伦理道德、价值理念、先进文化的驱动仍然不充足，发生在慈善领域的负面案例还暴露出思想文化方面的深层次问题，反映了人们对社会总体道德水平的不满。慈善事业必须致力于强化民族认同感和国家凝聚力，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传承、吸纳和探索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价值观念，才能释放出更强的生命力。

四 体现价值观培育的慈善事业制度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慈善事业制度建设不断推进。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颁布实施，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颁布实施，2017年《志愿服务条例》颁布实施，基本形成了慈善事业的专门法律体系，慈善法的配套规章对慈善组织登记认定、公开募捐、慈善财产、慈善信托、信息公开等方面作出了细化规定。与此同时，公益慈善捐赠和慈善组织的所得税优惠等激励政策也出台，慈善组织、慈善行为初步被纳入信用管理体系，互联网公益慈善受到明确鼓励。上述制度建设为慈善事业取得良好成绩奠定了基础。但是，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确立的实现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目标相比，我国慈善制度还存在很多不足，特别是在落实道德实践和价值观培育方面有待加强。慈善事业在这方面的作用难以用数字、经济效益来衡量，恰恰成为长期以来制度建设中最容易受到忽略的部分，制约着慈善事业深层次作用的发挥。激励慈善事业发挥道德实践、价值培育作用，已经成为慈善领域制度机制建设的紧迫需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重点推进。

（一）推动“人人向善”的制度机制建设

人都是活跃的社会治理主体，在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中，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慈善的服务对象，也是慈善的力量源泉。发展慈善事业不能忽视对企业、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但绝不能把慈善看作少数人的权利，或是财富的附属品，如何广泛发动全体人民群众都来参与慈善在目前更需要得到重视。社会治理最坚实的力量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慈善事业需要下沉到基层来构建推动力量，无论是资源动员还是慈善服务都需要落脚到具体的“人”的身上，用道德、价值观的力量吸引人、凝聚人，推动人人向善。面对现代化在技术、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一系列挑战与机遇，慈善事业的发展可以借助新的科技革命的力量，形成线上线下的“慈联网”，有破有立。“破”，即打破城乡、地域、单位、职业、财富等级、年龄、偏好等的界限，让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生活、交际、娱乐空间里能够方便地触及和参与慈善、享有慈善。“立”，即通过线上线下的结合，增强家庭、单位、城乡社区的黏合力、向心力，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帮助下，鼓励家族、亲友、城乡社区、单位内部的守望相助，推崇天下一家的宽广情怀，用慈善的力量加深新时代家族关系、社区关系、社会责任，在中华传统美德中融入时代的特征，推动整个社会团结为一个“大家庭”。

（二）在法律政策体系中体现“以善化人”

文化乃以文化人，具体到慈善，就是要以善化人。不能过度依靠税收等分配手段的调节，不能只停留于表扬好人好事。可以从慈善的特点出发，用制度和机制来实现对捐赠人、志愿者、慈善组织等慈善参与主体的信用激励、荣誉奖励、价值肯定，引导慈善组织等在服务供给上旗帜鲜明地体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理念，在慈善活动中坚守人民立场、集体主义、家国情怀；鼓励大力开展慈善募捐、志愿者招募等社会动员，以实际行动倡导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先公后私、先人后己。除了激励，对慈善组织、慈善活动的规范，也需要充分利用制度和机制的力量，促使慈善领域率先做到公开透明、诚实守信、公平正义，对慈善领域发生的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行为进行惩戒，着力落实对失信失德行为的打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用制度和机制来激发活力，为慈善组织营造充分的空间，鼓励慈善领域各方参与主体开展社会创新，以更丰富的社会实践、更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实现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培育。

（三）大力培育慈善事业，发挥“凝心聚力”的作用

从国家层面来看，尤其需要充分发挥慈善事业凝聚社会共识、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慈善领域是充满活力的开放场，但不能因其活力、开放而成为各种利益逐鹿的角斗场，更要避免沦为一团散沙的名利场，要把各类主体参与慈善的动力凝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为社会生活中的具体行动。中国特色慈善活动的价值追求需要集中到浇筑文化自信的根基上，让人民群众通过丰富多彩的慈善活动受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理想信念。从慈善的道德实践入手，在关怀、沟通、黏合、凝聚中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推进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而实现培育发展慈善事业的根本目的。

参考文献

陈志刚（2001）：《马克思的工具理性批判思想——兼与韦伯思想的比较》，《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第6期。

董振华（2019）：《发扬斗争精神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909/c40531-31343070.html，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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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渠（2004）：《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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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学习强国”学习平台，https：//article.xuexi.cn/articles/pdf/index.html？art_id=16141965889633088089，10月18日。

Philanthropy：From Moral Practice to Cultural Confidence

Ma Xin

[Abstract]A full understanding based on the moral attributes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important value of philanthropy.In addition to evaluating the effects of philanthrop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income adjustment，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spiritual products accompanied with philanthropy.The development of philanthropy reflects the nation's moral accumulation and the level of social civilization.Philanthropy cultivates the senses of responsibility，integrity，justice，rules，and contract etc.It not only creates a stable social situation for economy，but also provides value support for market mechanisms.The spirits of mutual assistance，friendliness，trust，etc.can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initial distribution and redistribution and promote social progress.The moral cultivation of philanthropy is implemented in a wide range of social practices that everyone can participate in，and it is effective in cultivating value concepts and consolidating social consensus.Playing full roles of philanthropy in accumulating ethics and promot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development philanthrop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Philanthropy；Ethics；Values；Cultural Self-confidence

（责任编辑：蓝煜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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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昕，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慈善组织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