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专题

合作的阶梯

——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的联合行动研究 [1]

杨宝　肖鹿俊　陈堃 [2]

【摘要】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社会组织的联合行动屡见不鲜且不断优化升级。为此，本文旨在扫描和探索社会组织合作网络的典型形态及发展趋势。基于社会组织联合行动的案例研究，本文根据“行动者网络理论”建立了分析框架，研究表明，第一，社会组织联合抗击疫情期间出现了“松散型”、“垂直型”及“去中心化”等典型形态的合作网络，其中“去中心化”是一种具有较强自主性的新型合作形态。第二，应急时期出现的“复杂需求”与“政治机遇”，以及常态时期累积的“社会创业家精神”和“联结性社会资本”等共同驱动了垂直型合作网络迈向去中心化阶段。上述三种合作形态各自存在不可替代的功能，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组织联合行动的生态系统，本文将社会组织联合行动的动态实践图景归纳为“合作的阶梯”。

【关键字】新冠肺炎疫情；社会组织；合作网络；去中心化；合作的阶梯

一引言：社会组织的合作困境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检验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程度，也间接考验了我国社会组织的发育水平和响应能力。疫情发生以来，政府主要采取“物理隔离”的防控策略，由此产生的“社会隔离”衍生了大量的社会服务需求，尤其是部分脆弱性群体的社区照顾问题难以解决（田毅鹏，2020）。面对政府在应急防控过程中无暇顾及的复杂性需求，民间的社会组织可以基于专业优势构建合作网络予以分散性回应，减缓突发性事件对于社会运行的不确定性冲击（徐浩、张永理，2014）。疫情防控期间，官办慈善依然延续“归集政策”，统一调配捐赠资金及物资，而这种政策在武汉红十字会口罩分配危机之后遭遇了严重的合法性质疑（马剑银，2020）。然而，民间慈善、专业社工参与疫情防控时由于缺乏有效的风险防控体制机制和应急治理体系，处于专业孤立和行动边缘化等“体系之外”的尴尬境地（徐选国，2020）。社会组织的这次出场似乎又要陷入窘迫的境地，但是我们欣喜地观察到了大规模的“线上线下”社会组织联合行动，它们在信息共享、资源链接、社区防疫、特殊人群服务等方面做了有益尝试，它们的组织形态或松散或紧密，但各自发挥了相应的社会功能。如果这种联合行动代表了社会组织成熟的“星星之火”，我们需要分析联合行动的典型形态和生成机制使之“燎原”。

社会组织的联合行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组织和运行过程中时常面临难以想象的挑战。最为关键的两个原因，首先，社会组织长期以来都是以“单打独斗”为主，较少进行紧密的联合行动。即使存在联合行动，它们在有限政治机遇结构的制度环境中也会选择“不完全合作”，表现为自我约束的行动目标、有限的组织参与和弹性的组织形式等显著特征（朱健刚、赖伟军，2014）。其次，社会组织的联合行动难以持续，合作关系快速走向终结。政府及其他主体施加的合法性压力带来的“身份模糊”和“资源限制”等外部因素迫使社会组织终结合作网络的伙伴关系，而合作网络的“治理结构低效”、“领导能力不足”和“成员的目标冲突”等内部因素也使得联合行动趋向破裂（Hu et al.，2016）。因此，社会组织联合行动具有重要的意义，既代表了社会组织的自主能力和话语权，也意味着提升了专业服务的效率和社会动员的回应能力（罗婧、王天夫，2016）。

汶川地震以来的经验研究表明，社会组织的联合行动多数表现为“松散型合作”或“不完全合作”（Hu et al.，2016；朱健刚、赖伟军，2014）。也有研究表明，资源型组织对于社会组织合作网络具有引擎作用，当然那些占据“结构洞”位置的孵化器组织拥有相当的比较优势（Yang ＆ Cheong，2019）。根据我们的观察，松散型合作对于成员进出的要求较低，主要目标在于信息分享和知识共享，多数由“支持型组织”运营合作网络；垂直型合作有较为明确的主导者，成员围绕主导者提出的行动纲领进行紧密合作，通常以“资源供给方”为中心运行合作网络。然而，社会组织联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更加积极的变化，即部分合作网络中的社会组织能够自主发现需求、设计应对措施、寻求外部资源，它们灵活地以自己为中心构建了无数个“节点”来应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本文将其称为“去中心化合作”。

因此，本文试图从纷繁复杂的合作形态中勾勒出社会组织联合行动的动态谱系，描述各种合作网络的结构、行动者、合作框架及社会功能等特征，并且解释这些特征得以形成的深层原因。以此为基础，本文尝试提出“合作的阶梯”概括理想化的社会组织联合行动的生态系统。本文采用案例比较的研究方法，旨在对不同类型的合作网络进行详细而完整的勾画及解释。我们搜集了部分合作网络的公开资料，同时也通过它们疫情期间的在线沙龙、论坛、讲座及访谈等方式搜集资料。基于实证资料，本文借鉴韦伯的“理想类型”描述合作网络的特征，并从“危机—常态”的情境中寻找合作网络升级的逻辑。

二疫情应对中的合作网络

（一）合作网络的描述框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组织间合作网络（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ve network）研究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灾害管理等诸多棘手领域的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之中，学术界认为合理的资源分配及高效的政策执行需要各类组织的有效协调与合作（朱凌，2019）。网络内部的成员资格、权力结构、管理行为及资源禀赋等因素影响了合作网络的有效性和回应性，反之合作网络的相关特征也影响了行动主体的决策行为（Agranoff ＆ McGuire，2001；Cristofoli ＆ Markovic，2016）。国内非营利领域的多数研究重点锁定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网络方面，较少关注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网络（张强，2020；沈永东，2020）。当前研究国内社会组织联合行动或合作网络有效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两个方面：外部的政治机遇结构和内部的资源共享程度。这是因为合作网络有助于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突破“制度”和“资源”的双重约束（朱健刚、赖伟军，2014；Hu et al.，2016；Yang ＆ Cheong，2019；Dong et al.，2019）。

显然，现有研究同时关注社会组织联合行动的“约束条件”和“支持条件”，但是这些研究较少关注联合行动的过程、机制及功能。此外，现有研究具有非常明显的“结构—行为”范式的分析痕迹，过多地强调社会组织受到了外部环境的结构性限制，当然这与社会组织发育不足的客观现实密切相关（Hsu ＆ Hasmath，2017）。然而，现有研究难以解释目前出现的合作网络及其呈现的不同类型、不同功能等差异化特征。因此，长期存在的结构化分析范式磨灭了社会组织的“能动性”和“建构性”，这才导致了现有理论无法解释客观的真实世界。

本文试图引入法国新社会学派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简称ANT）分析社会组织合作网络的运行过程。ANT摒弃了结构化理论的主张，强调社会是行动者构建的真实形态，行动者又处于不断变幻的具有不确定性的情境之中。因此，该理论倡导“追踪”行动者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具体行动并从中“合成”相对稳定的规律，尤其重视行动者对于社会建构的主观能动性（Latour，2006）。ANT的核心概念包括：行动者（actor），即具有能动性或主动改变事物状态的主体；网络（network），即行动者采取行动时不断建构而成的联结及互动空间；转译（translation），即行动者吸引其他主体进入网络互动的一套行动框架，包括问题呈现、使命征召、利益共享、资源动员等多个方面，这也是行动者使合作网络得以运转的关键途径（吴莹等，2008）。故而，ANT提供了理解相同组织在不同网络呈现不同行为的理论，也可进一步分析不同情境下合作网络所展现的不同功能。

根据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内涵，本文提炼了社会组织合作网络的描述框架，包括“行动主体”、“网络结构”、“转译框架”及“网络功能”等四个核心指标。具体而言，行动主体强调社会组织能动性的强弱及其在网络中的角色，如松散型、领导型及多中心型等；网络结构指行动主体相互联结的空间中的权力分配规则，可以归类为共享型网络、领导型网络、协同型网络；转译框架指核心行动者吸引其他参与者的手段和话语框架；网络功能也是合作的目标，即行动者在网络内能够收获的利益或资源，如共享的信息、专业性知识、外部的资源及行动性方案等。鉴于行动主体和网络结构的重要影响，我们在此提炼了三种典型的合作网络，包括松散型合作网络、垂直型合作网络和去中心化合作网络。基于上述描述框架，本文将详细分析社会组织联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各种合作网络及其运行特征。

（二）松散型合作网络

武汉疫情暴发以来，各地各类社会组织迅速行动起来，积极寻找可能的行动空间，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可预知性和超乎想象的扩散速度导致多数社会组织不知所措，也不清楚详细的社会需求和可能的参与策略。此时，社会组织急需疫情影响下的需求信息，尤其缺乏经过专业分析的需求清单。在这种情况下，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北京惠泽人公益发展中心等于2020年1月23日迅速联合了北京、湖北等地社会组织共同发起了“京鄂I Will志愿者联合行动”，它们不仅提供疫情影响下的需求清单，还为前线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提供建制化的专业援助。[3]2月2日，爱德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等众多基金会联合发起了范围更大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社会组织协作网络”，主要目标在于分享行动信息、开展疫情需求评估、传播公众健康知识以及支持相关能力建设，面向国际建立信息协调机制，分享国际专业知识和经验乃至推动国际联合行动等。[4]作为疫情初期最具影响力的合作网络，它们主要在“信息共享”和“知识传播”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行动主体来看，这类网络中的成员存在明显的“主导者”和“追随者”的身份之分。主导者也即合作网络的“发起者”，他们具备了相应的专业能力和社会影响力；而追随者通常是外围的跟风行动者，但他们又扮演了重要的支持角色。以“京鄂I Will志愿者联合行动”的主导者为例，惠泽人公益发展中心是志愿服务领域资深的培训和行动机构，曾经参与了北京奥运会等各种大型赛事的志愿者培训工作；[5]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是自汶川地震以来专门以提供灾害信息、协助救灾资源对接、促进救灾效率为工作内容的志愿者组织，其核心骨干都曾深度参与汶川地震救援。[6]因此，这类网络的主导者依靠专业建树确立了核心地位，而跟随者又为网络提供了信息、专家乃至资源的支持。由于追随者进出网络的门槛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来去自由”，他们只需分享信息或者被动学习即可，因此合作网络的规模可能呈现几何倍数的扩大。但是，这类网络呈现了“主导者—追随者”的松散结构，网络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共享”特征，即主导者没有领导作用，追随者没有责任义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社会组织协作网络的行动主体类型和网络结构特征也是如此。

如此松散的合作网络，行动主体之间又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呢？根据观察，行动主体在松散型合作网络中的角色更接近于“知识搬运工”。在志愿者联合行动网络中，行动主体通过在线方式接受了抗击新冠肺炎应知应会的医学常识、社工在线服务社群管理技巧、武汉疫情下的志愿服务技巧及社会工作者在线服务实务技巧 [7]等知识介绍。另外，社会组织协作网络也在陆续转发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发布的需求信息，比如提醒危重患者比例增加对呼吸机产生的紧急需求、低收入人群的生计影响尚无关注等。[8]同时，地区性的协调组织也会在协作网络中对一线行动机构的行动信息、资助信息和被资助信息进行分享，比如包含时间、地点、人员、具体行动内容、行动支持对象等信息，以期能够为资助机构和一线行动机构提供决策支持。[9]显然，这些行动主体在网络中几乎毫无改动地“转运”信息和知识，并没有被卷入或被赋予全新的意义。当然，合作网络的行动者在接收信息之后可能有了新的理解，进而影响或指导它们的实践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在当前网络的行为中并没有表现出来。

目前来看，松散型合作网络受限于行动主体的能动性和角色扮演，网络的功能主要体现为“信息共享”和“能力支持”两方面。疫情防控的初期，这些功能是至关重要而不可或缺的，松散型合作网络的共享结构又促进了行动主体快速地分享信息和学习知识，为社会组织积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机会窗口和效率保障。因此，松散型合作网络在危机应对过程中具有快速响应和行动支持的特殊功能，那些看似松散的行动主体、网络结构及中介角色较好地维护了合作网络的顺畅运行。

（三）垂直型合作网络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政府防控之外的社会问题日渐暴露，比如弱势群体的照顾、社区防控的支持等。然而，松散型合作网络的功能越来越有限，外部环境呼吁社会组织采取更多的“一线行动”。既然要推动一线行动则需要专业方案及资源支持，此时大型基金会充分发挥了自身的资源优势，或者以曾经应对危机的经验为样板进行了联合行动。具有突出表现的合作网络包括：友成基金会联合零零壹救援队等组织以汶川地震的遵道救灾模式创建了“友成抗击新型肺炎联合行动”，各方充分开放在各自领域的资源、技术、采购等核心优势，为疫区筹集和捐赠急需的战略物资，提供专业志愿服务；[10]恩派（NPI）公益根据自身扎根社区的经验，联合汇丰社区伙伴计划、联想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等发起了“社区战疫”行动，旨在支持居民自组织及志愿者社群帮助社区的脆弱人群，试图探索疫情之后的社区修复机制。[11]

上述合作网络的行动主体之间构成了典型的上下游结构。首先，核心行动主体根据拥有的资源或能力禀赋占据主导地位。主导者不仅是资源供给方，还承担了网络运行的“顶层设计”角色。比如，“社区战役”行动聚焦于社区可持续发展、重建社区关系，致力于以各种资源来支持社区建设、问题解决及志愿精神培养。万科公益基金会以此框架先后资助了成都根与芽、成都爱有戏开展“成都环卫工人抗疫支持计划”和“护航计划：湖北社区社会组织回应疫情专项资助”等项目；招商局慈善基金会面向全国发起了“防疫抗疫，社区有招”的小额资助计划。[12]其次，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呈现为“中心—外围”的网络结构。比如，“友成抗击新型肺炎联合行动”在友成基金会总体支持下，以为疫情重灾区提供物资支援为共同目标，行动主体分为资助端和执行端，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提供物资援助。[13]还有一些联合行动也是如此，比如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的“灾急送”应急物流平台，由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提供运费支持，联合其他救灾伙伴向社会各界提供抗疫物资应急运输和仓储支持。[14]这类合作网络的运行结构存在较强的依赖性和高信任等特征，核心行动主体成为合作网络的超级中心，具有典型的“垂直型”网络结构。

既然行动主体的主导者具有较强的能动性，它们主动采取了哪些策略吸引其他的跟随者呢？我们可以观察到行动者的两个典型转译策略，即“问题呈现”和“利益征召”。首先，无论是友成基金会还是恩派公益，它们都意识到需要清晰地建构救灾“问题”，以此吸引其他行动者的参与。比如，恩派公益刻意强调“社区工作在应对突发公共危机、迅速恢复正常生活以及长期修复社区创伤中具备关键价值”，意图让其他行动主体一起行动。[15]截至2020年3月16日，“社区战疫”行动共有12家成员单位，参与到社区战役行动中并肩作战。[16]其次，问题呈现之后则以项目资助的方式号召跟随者行动。恩派公益与联想基金会共同发起“湖北省社区防疫志愿服务小额资助项目”，主要面向湖北各地招募社会组织开展社区志愿服务工作，共收到132份项目申请，最终10个城市的30个社会组织获得了资助。[17]并且截至2020年3月11日，整个“社区战役”行动的12家成员共计资助了小额项目362个，总额约为4000万元。[18]

垂直型合作网络拥有明确的行动中心，也具有较强的行动意识和号召能力。网络功能主要表现为顶层设计和资源供给，大多数跟随者在主导者的领导下进行紧密的、富有成效的行动。疫情防控的攻坚时期，垂直型合作网络能够有效地号召社会组织解决那些已知的社会问题，对于解决社会问题具有积极影响。当然，也正是因为部分组织拥有明确目标，它们才能做出顶层设计、使用科层结构和设计转译框架等主导网络的运行过程。

（四）去中心化合作网络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带来的“不确定性”还在不断加剧，“社会隔离”衍生的需求日益复杂。虽然垂直型合作网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行动框架和资金支持，但是多数项目表现为非专业性和非持续性等特征。换言之，部分社会组织的领导者依据过往经验设计和资助的项目对于现实需求的回应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并且随着疫情的发展，这些需求也会变化。因此，传统的垂直型合作网络如需应对不断变化的疫情，就需要配备“超级大脑”随时做出科学调整。显然，这是不切实际的。面对各种不确定性，我们观察到脱胎于垂直型合作网络的新型网络正在出现。10年前，南都公益基金会资助并建立的银杏伙伴计划网络在此次疫情期间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其成员先后自发形成了“NCP（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生命支援”网络和“武汉银杏在行动”网络等具有自主性的网络（访谈资料：YB-20200708-LH [19]）。它们的网络成员及主要活动都是基于当地防疫需求而变化的，比如“武汉银杏在行动”为轻重症患者提供制氧机、心理支持、资源链接、孕妇及儿童关怀等支持服务，如图1所示。

图1 “武汉银杏在行动”的合作网络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对银杏基金会ZXS的访谈和《亲历20余天的救灾行动：串起生命线，为湖北传递氧气》（商业生态，https：//mp.weixin.qq.com/s/50Zk0CDbpP0M8GjdiR87Xg）资料自绘。

这类合作网络的行动主体拥有不同的专业知识和资金来源，它们随着需要不断地扩展，也不存在明显的主导者和追随者之分。行动主体之间具有较强的异质性，相互支持、相互合作。“NCP生命支援”网络随着行动的深入，行动者数量在逐渐增加，通过网络招募了600余名具备临床执业资格、社工和心理学背景的志愿者，以去中心化、自组织团队网络协作的形式为患者及其家属提供身心健康恢复支持服务。[20]“武汉银杏在行动”网络有超过21位银杏伙伴及其所在机构参与，它们自发地形成了“项目总统筹”、“决策小组”、“筹资小组”、“需求调研小组”、“采购与物流小组”及“制氧机信息平台”等井然有序的协作结构。[21]所有行动者都表现出了超强的能动性，还能自主地与潜在的行动者建立协同机制。为了充分保障行动者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合作网络采取了“横向的协同结构”，既不是松散的共享结构也不是垂直的领导结构。截至2020年3月9日，“武汉银杏在行动”募集和捐赠了2321台制氧机等医疗救助的紧缺物品，覆盖了湖北省14个城市62个区县158个医疗点。[22]可以说，这种去中心化合作网络面对外部不确定性时展现了惊人的行动能力。

也许大家好奇，每个行动者都是一个“中心”，它们到底依靠什么实现协同作战？或者说，行动者怎样确保“转译”的准确性？首先，行动者依然需要“问题呈现”，更需要达成共识。“武汉银杏在行动”的发起人孙海燕则说：“突如其来的疫情暴发，我在老家一下子就没有了过年的心情，我感觉只有去做点儿事情才能战胜无力感。”[23]但是，它们的问题呈现的不仅是疫情期间的需求，还包括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两个网络都强调了“参与”和“协作”是关键，而不是简单地聚焦于某个议题。其次，行动者以“使命征召”形式实现资源动员。行动者联合起来旨在抵御疫情的不确定性，这时的使命感就显得极为重要，只有这种基于至高道德、乌托邦式的使命才能彻底激发行动者的自主性。比如“武汉银杏在行动”网络的行动者都是“银杏伙伴”，而在筛选银杏伙伴时特别强调“社会创业家”特质，即：他们都是具有坚定公益使命、扎根专业领域的青年领袖，都是从民间成长起来的全职公益人，能够脚踏实地，迅速看到真实的需求，通过专业的方法，汇聚社会资源，迅速找到解决办法（访谈资料：YB-20200713-ZXS）。基于这些转译框架，网络成员自觉地行动起来，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实现了自主的协同行动，以此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

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合作网络，去中心化合作网络有助于行动者自发地回应紧急需求、精准动员资源，尤其适应复杂环境中的多元化任务。“NCP生命支援”网络在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以来，切实满足了服务对象多样的需求，例如为孕妇提供防疫包、为确诊患者的家属提供哀伤辅导、为儿童提供支持等（访谈资料：YB-20200713-ZXS）。“武汉银杏在行动”网络通过弹性的合作也能充分动员外部资源，可以说合作网络还带来了“涟漪效应”（访谈资料：YB-20200714-CD）。面对日益不确定的复杂环境时，去中心化合作网络的表现全面兼容和超越了垂直型合作网络。因此，去中心化合作网络是社会组织联合行动的高级版本。

（五）比较：合作网络的类型分析

根据行动者网络理论框架，此次社会组织联合抗疫集中表现为“松散型合作网络”、“垂直型合作网络”和“去中心化合作网络”等三种类型。每个类型在行动主体、网络结构、转译框架及网络功能等四个指标上体现了逻辑自洽的特征，以此构成了类型方面的较大差异，具体呈现如表1所示。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合作网络的形态是递进式发展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跨越式发展。当然，这也不能得出所有的合作网络都需经历从松散型升级为去中心化的过程，只有满足了特定条件才能完成优化升级。

表1 各种社会组织合作网络的特征比较

三合作的阶梯：如何迈向“去中心化合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社会组织联合行动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但是，多数的联合行动停留在松散型合作阶段，少量的联合行动进入了垂直型合作阶段，甚至只有极少数的联合行动能够升级为去中心化合作。从逻辑上来看，合作网络似乎存在一个明显的升级过程，形成了动态发展的“合作的阶梯”，每种网络适应于不同的情境，也拥有不同的社会功能。那么，我们要继续探究的问题则是：这些合作网络的形态是如何演化的？哪些动力因素促使合作升级？尤其是去中心化合作需要哪些条件支撑？

（一）合作升级的演化过程

相较于政府而言，社会组织拥有靠近基层、灵活、专业及创新等一系列的比较优势（Shils，1991）。这些优势使得社会组织难以像庞大的政府结构那样独立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所以联合行动似乎应该成为社会组织的天然选择。西方的慈善发展史也表明，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通过分工与协作可以提升慈善资源的投放效率，也可以精确地匹配慈善需求和供给，最终实现“科学慈善”（陈涛，2011）。与此同时，睦邻友好运动（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又认为慈善组织联合起来不仅需要追求效率，还有助于深入基层找到问题根源、动员资源及设计方案，只有类似激进式的行动才能彻底解决社会问题（甘炳光，2010）。无论怎样，社会组织的联合行动对于提升服务效率和回应能力都有积极作用，也是高效率追求社会目标的重要手段。

新冠肺炎疫情可谓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外部环境的复杂程度和不确定性都是前所未有的。疫情初期社会组织需要松散的联合行动，借机摸清楚基本情况，尽可能地降低行动风险。这是因为：首先，各地社会组织缺乏一线需求的相关信息，也没有较为明晰的行动方向；其次，这种流行性的传染疾病存在人传人的风险，社会组织没有专业知识也不敢贸然行动，甚至也不知道朝向何处行动。那么，快速地获取疫情状况、需求信息及专业知识成为社会组织的头等大事。因此，那些具有支持性功能的社会组织更有可能构建松散型合作网络，广泛吸引异质性的行动者尽可能地提升信息和知识的饱和程度，比如社会组织协作网络在吸纳网络新成员时强调，优先考虑具有丰富经验的地区行业平台、专注于某一议题的专业机构，或者有过相关应急救灾经验、对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已经采取行动或者有明确响应计划的多样化机构。[24]信息共享、知识介绍等网络功能在实践中不断地重现和再生产，行动者中的跟随主体就像忙碌的“搬运工”一样便捷地向外普及知识。从某种程度来讲，松散型合作网络在信息传递和知识分享方面具有强大的支撑效果，这是社会组织联合行动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

掌握了信息和知识之后，社会组织则需考虑实际行动。大部分支持性组织擅长咨询、评估、培训和倡导等工作，它们发起的松散型合作网络难以满足行动性组织的实践需要，尤其是无法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持。此时，资源供给者建立的垂直型合作网络应运而生，构建了严格的主导者与跟随者的二元结构：首先，资源供给者处于“中心”地位，通过资助项目吸引松散型合作网络中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其次，资源供给者还根据自身的判断或以往的经验设计了行动纲领，处于跟随地位的行动者则予以主动响应。比如，“社区战役”行动发起主体之一的汇丰社区伙伴计划就是汇丰银行携手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于2013年12月启动的以培育社区内生力量、支持社区组织参与社区建设、营造社区共同体为核心目标的计划。[25]在此次防疫工作中，汇丰社区伙伴计划对项目进行了调整，在原有本职工作基础上，支持各类社区防疫领域的社区提案，加快社区提案审批进度，支持更多优秀的社区提案落地，助力在地社区的防疫工作。[26]最终，垂直型合作网络建构了紧密的行动共同体，可以快速地在各地复制同质化的服务项目。

但是，垂直型合作网络的有效运行需要较强的顶层设计。换言之，这种网络与创新性要求较低、外部环境相对稳定的状况是非常契合的，否则它们的能力就使其无暇应对各种问题了。遗憾的是，那些标准化、可复制的服务项目多数由政府承担，而社会组织更需要采取创新的方式回应政府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这时垂直型合作网络如果不能提供清晰的行动纲领，跟随的行动者就变成“无头苍蝇瞎撞”了，这会严重降低服务效率，削弱回应能力。

此时，越是贴近基层的社会组织则越具有创新能力和回应能力，这就越需要激活它们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建构性，那么去中心化合作网络既能提供支持，也不会僵化。如果网络中的行动者能够理性地自主选择转译框架，以此延伸性地链接其他主体，它们就可以良性循环地维护和升级网络，使之吸引更多的主体、更多的资源并能有序地协同行动。正如“武汉银杏在行动”通过各个银杏伙伴进一步地链接到了医生、出租车司机、企业家等加入行动中，还感召了更多的资方加入，为联合行动追加了捐助资金，使行动网络不断向外延伸（访谈资料：YB-20200713-ZXS）。去中心化合作网络集成性地获得了松散型合作网络提供的共享信息、能力支持和垂直型合作网络建立的顶层设计、资源动员等功能。

（二）“去中心化合作”的生成条件：基于常态与应急的比较视角

回顾来看，社会组织联合行动具备了从“松散型合作”、“垂直型合作”到“去中心化合作”等完整的生态系统，这些合作类型各自承担了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以此有序地支撑着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和行动。从社会组织的自主性视角来看，“去中心化合作”的表现更优于前两种合作类型，也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社会组织联合行动中不可多得的亮点。但是，松散型合作网络、垂直型合作网络并不能顺其自然地升级为去中心化合作网络。然而，本文所关注到的“武汉银杏在行动”则是生发于常态化的“银杏伙伴计划”（垂直型合作网络），那么令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合作网络走向去中心化的外部条件究竟是什么？这种形态与当前的应急情境又有何关系？以及，常态时期哪些储备有助于实现去中心化合作？梳理来看，应急时期出现的“复杂化需求”、“政治机会结构”和常态时期积累的“社会创业家特质”、“联结性社会资本”等四个要素共同推动了合作网络迈向去中心化阶段，本文把社会组织联合行动的变迁图景概括为“合作的阶梯”，如图2所示。

图2 社会组织联合行动的合作的阶梯

第一，应急环境下复杂化需求“牵引”合作网络走向去中心化。表面上，社会组织的运行受到使命愿景或战略目标的影响，但实质上，社会组织无时无刻不在回应社会需求。如果把“联合行为”理解为社会组织应对外部挑战的组织策略，那么新冠肺炎疫情产生的不断变动的要求则是促使社会组织行为变化的关键。信息共享和能力建设构成了社会组织行动的基础，由此催生了松散型合作网络。随后，头部社会组织依照汶川地震以来的经验设计项目，引导社会组织主动参与，这种惯常性思维自动地产生了垂直型合作网络。但是，这种模式还不能完全应对由新冠肺炎疫情产生的社会诉求，正如“武汉银杏在行动”的发起人之一所讲，“我们有多少的社会组织知道呼吸机的类型，又有多少组织知晓不同级别的医院应该配备何种型号的呼吸机，……而且疫情期间的应急医疗和常规医疗之间也存在巨大矛盾，一些危重的非新冠肺炎的病人难以得到及时抢救，所以说两种不同时期的医疗体系存在完全不同的规律和需求”（访谈资料：XLJ-20200308-HN）。面对新出现的需求，20多位银杏伙伴及所在机构并没有充足经验而只能重新思考、重新设计项目方案（访谈资料：YB-20200714-CD）。所以，去中心化合作网络也就非常自然地出现了。这也表明不同情境下存在不同的合作网络，比如垂直型合作网络在目标清晰、方案确定时展现出较高的效率，但遇到复杂的未知需求时则显得束手无策，而去中心化合作网络恰好能够应对自如。

第二，应急环境下政治机会结构“催生”合作网络的自主升级。紧急状态不仅使得社会需求的复杂程度加剧，这种复杂需求还导致政府难以顾全所有，自然而然地为社会组织留足了行动空间。长期以来，外部制度环境的约束使得民间自发社会组织的合法性不足、资源依赖程度严重、行动空间受限，社会组织时刻寄希望于寻找制度空间获得耦合共生的发展机遇（Spires，2011）。然而，应急抗疫期间政府发布政策文件动员社会组织参与防控工作，几乎各个省份都制定了动员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具体规则。虽然这些支持性文件并没有号召社会组织联合行动，但呼吁社会组织结合实际情况，发挥各自能动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入一线开展工作。所以，这些政治机遇窗口为社会组织联合提供了空间支持，也使得合作网络逐渐升级成为可能。

第三，常态积累的社会创业家特质“支撑”合作网络走向去中心化。应急状态为社会组织联合行动走向去中心化提供了契机，但是“武汉银杏在行动”为何得以落地呢？这就需要从常态时期窥探它们积累起来的专业素养。首先，银杏基金会的负责人之一认为武汉银杏伙伴们拥有独特的气质，那就是具有“胸怀天下、脚踏实地、富有潜力及追求创新”的社会创业家精神（访谈资料：YB-20200713-ZXS）。社会创业家秉持使用创新性方法跨界整合资源创造社会价值的理念，尤其关注贫困、边缘及弱势群体的生活福祉（Alvord et al.，2004）。其次，银杏伙伴在合作过程中主动坚持“规范”、“公开透明”及“高效合作”的原则，项目执行时需要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吸引服务对象参与的能力、策划项目方案的能力等。[27]“武汉银杏在行动”所展现的素养正是银杏伙伴计划长期坚持的核心元素，这种特征系统地支撑了此次防控过程中临时组建的网络在医疗、筹资、采购、物流、执行、风险防控等各个环节高效运转（访谈资料：YB-20200714-CD）。可以说，银杏伙伴计划在常态时期达成的共识与积累的素养延续到了“武汉银杏在行动”的各个方面。因此，合作网络的升级事实上也需要能力的升级，松散型合作需要基础的学习能力，垂直型合作需要高效的执行能力，而去中心化合作还需要协同合作能力、自主策划能力、社会价值使命等社会创业家素养。

第四，常态时期培养的联结性社会资本“助推”合作网络不断升级优化。通常来讲，社会资本指诸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那些跨区域、跨领域的社会组织在互动过程中产生了包容、互惠及团结的联结性社会资本，这种资本可以有力地支持更大范围的跨界合作（帕特南，2011）。从实践分析来看，银杏基金会主导建立了“伙伴委员会”和“小额合作基金”等跨行业、跨区域的互动社群，把天南海北的130多名银杏伙伴联结在一起。银杏基金会强调社群运行的“民主管理”和“协同合作”等特征，比如银杏伙伴民主选举社群的管理委员会，也资助伙伴们在境内外考察学习，类似的“训练”为此次“武汉银杏在行动”提供了信任基础和合作规则。比如，“武汉银杏在行动”的20多位行动主体来自8个省份且分布于10个活动领域（访谈资料：YB-20200713-ZXS），恰好是这种联结性社会资本支撑了“武汉银杏在行动”的运行过程，表现为：明确的团队分工（信息收集组、文宣传播组、救助关怀组等）、协作工具（微博、微博群、微信工作群等）以及支援工作流程。同时通过发布行动简报的方式确保信息透明、行动合规。因此，银杏基金会主导发起的伙伴社群通过长期的磨合、训练及互动产生的联结性社会资本支撑了去中心化合作。

四结论与启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由于防控需要，社会组织的参与并没有如汶川地震时期那样大爆发，但是社会组织联合行动的惯例得以继续保持。为此，本文重点扫描和研究了社会组织合作网络的形态及变化趋势。基于疫情期间社会组织联合行动的案例观察和行动者网络理论，本文建立了研究框架，结果表明：第一，社会组织联合抗击疫情期间出现了“松散型合作网络”、“垂直型合作网络”及“去中心化合作网络”等完整的生态链条，各种网络在不同情境存在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其中，“去中心化”是一种具有较强自主性的新型合作形态；第二，应急时期出现的“复杂化需求”、“政治机会结构”和常态时期积累的“社会创业家特质”、“联结性社会资本”等四个要素是合作网络升级的动力源泉。本文把社会组织联合行动的现象及变迁图景概括为“合作的阶梯”。

虽然本文主要观察了应急状态下的社会组织联合行动，但是相关结论依然适用于常态时期，尤其是如何迈向去中心化的自主合作网络。基于上述结论，我们建议社会组织通过如下方式广泛推动联合行动。第一，建立常态化应急行动的松散型网络；应急性社会组织按照应急事件的类别，逐步建立需求评估框架、应急知识体系等相关工具，以备不时之需。第二，建立常态化应急资助的垂直型网络；国内部分基金会主导建立了区域性的应急网络，但多数处于悬浮型的休眠状态，建议加强项目资助和能力训练，以及构建深入基层的行动网络。第三，呼吁行动性社会组织建立常态化的合作框架；面对不确定性环境，社会组织需要确立包容、合作、透明的行动准则及培养提升服务质量的专业素养。第四，呼吁资源供给方在资助的同时建立松散型或垂直型合作网络，加强被资助方之间的深度交流，形成相互协同的规范，以此建立跨区域、跨行业的紧密型资助网络，也自动地培育了社会组织的联结性社会资本。我们认为第三部门不能一味地追求专业化和高效率，还需加强培育社会创业家精神和增加联结性社会资本，以此扩大跨界合作和提升社会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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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Ladder of the Nonprofit Sector：Research on Collective Actions of NPOs to Fight the COVID-19 Epidemic

Yang Bao，Xiao Lujun ＆ Chen Kun

[Abstract]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epidemic，collective actions by NPOs have been constantly upgraded.This article aims to scan and analyze the typical form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ve networks.Based on many cases，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research framework employed the“Actor-Network Theory”.The finding shows that：First，there are three typical 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ve networks including loose cooperation，vertical cooperation and decentralized cooperation.The last type is a new form of cooperation during fight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in the nonprofit sector.Second，there are four conditions to drive the decentralized collaborative networks，such as complex demands and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in emergency situation，and the spirit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connected social capital cultivated by routine activities.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dynamic practice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collective actions named“cooperation ladder”.

[Keywords]COVID-19 Epidemic；the Nonprofit Sector；Collaborative Networks；Decentralized Cooperation；Cooperation Ladder

（责任编辑：宋程成）

[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绩效差异及其优化路径研究”（18CGL044）；重庆大学中央高校自主科研项目“政府精准治理与公共政策创新”（2019GGXY03）。

[2]杨宝，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肖鹿俊，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陈堃，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家建设与社会治理、政社关系与公共服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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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遵照学术惯例，文中对相关的人名、地名、机构名等进行了匿名处理，而运用到的访谈资料采用了“X-Y-Z”编码：“X”代表访谈人姓名的拼音首字母，“Y”代表访谈时间，“Z”代表被访谈人姓名的拼音首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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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十问|林红：疫情之下处处危急，“武汉银杏行动”尽显职业公益人的有章有法》，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373922039_264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