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秦汉时期武陵地区的土客及其关系

秦汉时期是武陵地区族群关系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武陵地区的“土/客”关系发生了一定的演变。先秦时期的“客”与“土”一同演变成了这一时期的“土”，这些土著主要有“巴郡南郡蛮”“武陵蛮”“五溪蛮”“澧中蛮”“溇中蛮”“板楯蛮”“僚”等族群。至于这一时期的“客”，除了少量“落地生根”的任官、戍卒外，还有大量的“实边”募民以及避乱的流民。这些“客”的成分复杂，既有中原的汉人，也有诸如巴人李特等“蛮夷”族群。他们与“巴郡南郡蛮”“武陵蛮”等“土著”族群一起，构成了秦汉时期武陵地区的土客关系。

秦汉时期，武陵地区的建置有所变迁。在楚秦原黔中郡、洞庭郡、巴郡、南郡的基础上，西汉在高帝五年（前202）设立或者复置了武陵郡、巴郡、南郡。武陵郡治所索（今湖南常德鼎城区一带），辖索（今常德汉寿、鼎城区一带）、孱陵（今湖北公安，湖南安乡、南县、华容、津市一带）、临沅（今常德武陵、鼎城、桃源等县区一带）、沅陵（今沅陵、泸溪、吉首等县市一带）、镡成（今中方、洪江、会同、靖州、通道、绥宁以及黔东北部分县市）、无阳（今新晃、芷江、怀化市城区等县市区一带）、迁陵（今保靖、龙山等县一带）、辰阳（今辰溪、麻阳、花垣、凤凰等县一带）、酉阳（今保靖、古丈、永顺以及渝东南部分县区）、义陵（今溆浦县一带）、佷山（今长阳县一带）、零阳（今慈利、石门、澧县及津市等县市一带）、充（今永定、桑植、武陵源、龙山、来凤、鹤峰等县区一带）13县；[64]巴郡的辖区包括今渝东南各县市区，南郡辖区则包括今湖北省宜昌市、恩施州的大部分地区。其后，武陵郡、巴郡、南郡的建置虽然有所变迁，但武陵地区的基本格局直到隋唐之际才发生较大的变化。这一时期，武陵地区的“土著”族群主要有以地名命名的“巴郡南郡蛮”“武陵蛮”“五溪蛮”、以种属概称的“盘瓠蛮”以及少量的由楚人演化而来的汉人，外来的“他者”主要是来自北方和中原地区的“秦人”以及少量的“蛮夷”。

一 “土著”族群及其社会经济状况

秦汉时期武陵地区“土著”族群的总体分布情况是：“武陵蛮”“五溪蛮”“澧中蛮”“溇中蛮”“盘瓠蛮”主要分布在湘西、黔东北以及鄂西南的鹤峰、来凤等县；“巴郡南郡蛮”主要分布在渝东南以及鄂西南的大部地区；由楚人演化而来的少量汉人则主要分布在武陵地区交通条件较好的郡、县治所在地及其周边地区。

1.“武陵五溪诸蛮”的分布及其社会经济状况

“武陵蛮”因秦汉时期居住在武陵郡而得名，“五溪蛮”则因居住在武陵郡内的“五溪”而被外人所称。《水经注》“沅水”条载：“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樠溪、舞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夹溪悉是蛮左所居，故谓此蛮‘五溪蛮’也。”[65]对于五溪之具体所指，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不管五溪具体所指为何，其地域范围应是沅水中上游，大体包括今天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以及黔东北、黔东南、渝东南的部分县市。又因五溪在武陵郡内，故史家多将“武陵蛮”“五溪蛮”统称为“武陵五溪蛮”。[66]《后汉书》载曰：“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47），精夫相单程等据其险隘，大寇郡县。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乘船溯沅水，入武溪击之。”[67]该书《马援传》又曰：“（建武）二十四年（48），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68]

除“武陵五溪蛮”外，秦汉时期武陵地区出现过的以地名命名的“蛮夷”还有“澧中蛮”“溇中蛮”“零阳蛮”。《后汉书》载：“肃宗建初元年（76），武陵澧中蛮陈从等反叛，入零阳蛮界。其冬，零阳蛮五里精夫为郡击破从，从等皆降。三年冬，溇中蛮覃儿健等复反，攻烧零阳、作唐、孱陵界中。”又曰：“和帝永元四年冬，溇中、澧中蛮潭戎等反，燔烧邮亭，杀略吏民，郡兵击破降之。……州郡募五里蛮六亭兵追击破之，皆散降。……溇中、澧中蛮四千人并为盗贼。”[69]上述引文中的“澧中蛮”“溇中蛮”“零阳蛮”，与“五溪蛮”一样，皆是“武陵蛮”在较小范围内的地区性称呼。称呼中涉及的“澧中”（即澧水中游地区）、“溇中”（即澧水支流溇水地区）、“零阳”（即龙山、保靖、永顺等县地）也都在武陵郡域之内，故它们实际上都是“武陵蛮”。[70]

与“武陵蛮”“五溪蛮”“澧中蛮”“溇中蛮”“零阳蛮”等“蛮夷”以具体地域而得名不同，“盘瓠蛮”是以盘瓠崇拜而得名。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根据诸文献之记载，“武陵五溪蛮”多“盘瓠之种落”。对此，晋人干宝《搜神记》载“盘瓠”曰：“盘瓠将女上南山，草木茂盛，无人行迹。……衣服褊裢，言语侏离，饮食蹲踞，好山恶都。……有邑君长，皆赐印绶。……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是也。用糁杂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其俗至今。”[71]南朝宋范晔以《搜神记》为蓝本，首次将盘瓠传说编入正史曰：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后，槃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而计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著独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后，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母后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斑兰，语言侏离，好山入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越“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姎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72]

由上述传说可知：盘瓠得名与图腾崇拜有关，“武陵蛮”种属多“盘瓠蛮”。不过，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武陵蛮”虽多“盘瓠之后”，但并不是说“武陵蛮”都是“盘瓠蛮”，一些其他族属的族群其实也包含其中。由相关研究成果可知，因“武陵五溪蛮”在湘西、黔东北与“巴蛮”“僚”等族群交错居住，故“武陵五溪蛮”还包含“巴蛮”“越人”“僚”等族属的人群；[73]“武陵蛮”已实行“渠帅”或大姓统治，故“名渠帅曰精夫”，此外，《后汉书·南蛮传》中有关“精夫相单程”“澧中蛮陈从”“溇中蛮覃儿健”“武陵蛮詹山”的称呼也直接证实了“武陵蛮”的“渠帅”或大姓的统治方式；“武陵蛮”过着山地农耕生活，并能从事一定的商业交换，故他们“安土重旧”“田作贾贩”“织绩木皮，染以草实”，与此同时，他们还能假借“先父有功”“母帝之女”，免除赋税与差徭。这一状况直到两汉时才有所改变。

2.“巴郡南郡蛮”的分布及其社会经济状况

秦汉时期“巴郡”治所基本上在江州县（今重庆市江北区）一带，其辖区尽管有所变迁，但总体上是指今天的重庆市及四川省的部分县市；“南郡”则包含鄂西南、鄂西北大部分县市区。因此，“巴郡南郡蛮”主要是指生活在这些地方的“蛮夷”族群。对于其族属，《后汉书·南蛮传》明确载曰：“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74]由此可见，“巴郡南郡蛮”源于巴人。

至于“巴郡南郡蛮”的社会经济状况，相关文献也给予了记载。《后汉书·南蛮传》载：“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又载“巴郡南郡蛮”支系“板楯蛮夷者”曰：“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钱，口四十。世号为板楯蛮夷。……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陈。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75]由上可知，“巴郡南郡蛮”实行渠帅统治，但其渠帅需接受王朝“追认”或“封赏”。该族群“天性劲勇”，文化上“喜歌舞”，崇拜白虎；婚姻上“世尚秦女”；经济上则享有一定的租赋“优宠”，且手工业有所发展，否则不会用“幏布”“鸡羽”抵作赋税。

此外，由相关文献可知，因“鱼盐”而兴衰的“巴人”传至“巴郡南郡蛮”，他们不仅开采丹砂，而且开始了以农业为主，以狩猎、捕鱼为辅的山地农耕经济。《汉书·地理志下》载：原大部属楚的巴郡、南郡，“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赢蛤，食物常足”。[76]晋代的《华阳国志·巴志》也载：“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77]与此同时，《华阳国志·蜀志》中有关秦军将领“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78]的记载更是说明，秦汉时期巴郡的水稻种植已有相当的发展。

3.土著“汉人”

由前述可知，春秋战国时期，楚人沿着沅水、澧水、酉水、峡江、清江诸水挺进了武陵地区的东部、南部、北部甚至是腹地的中部，征伐了当地的“濮”与“巴”族群，并以沅水为中心，设置了黔中郡。这些进入武陵地区的楚人，部分与当地的濮、巴等族群融合，逐步演变成了该地区秦汉时期土著的“巴郡南郡蛮”“武陵蛮”；部分则随着秦汉大一统的完成和发展，逐步演化成了武陵地区的土著汉人。这些汉人与因避乱等原因迁居武陵地区的秦人、中原汉人一道，构成了武陵地区最早的汉人。[79]如光绪《桃源县志》载楚人伍度曰：伍度父亲伍员，齐鲍氏，曾封鲍侯，“度惧及祸，去之。武陵家焉”。[80]据传，桃源县伍姓皆齐后裔。其实，伍度只是陶潜《桃花源记》中的众多人物之一。是时，定有不少的楚人为逃避战乱遁入鸡犬相闻、与世无争的“桃花源”。这也是文学作品《桃花源记》所具有的“历史的隐喻”。

二 秦汉时期的拓边和治理

秦汉时期，中央王朝在稳定中原的基础上掀起了向南方以及西南地区拓边的浪潮。作为进入南方或者西南地区的过渡地带，武陵地区自然成为秦汉王朝的拓边对象之一。拓边完成后，秦汉王朝施行了一系列的治理措施。

1.置郡县与设“蛮夷道”

早在战国后期秦一统天下之时，秦军业已进入武陵地区。秦灭巴之后，在该地区设立了巴郡。尔后以巴为基地，沿江而下灭楚，在楚地新设南郡，复置黔中郡，并在征五岭的过程中派兵戍守“镡城”（今湖南靖州、通道县地）。是时，武陵地区的湘西以及黔东北、渝东南的大部分地方都隶属于黔中郡，鄂西南的多数地方则属南郡。秦短命而亡，西汉王朝在秦的基础上设立或者复置了武陵郡、巴郡、南郡。其后辖区尽管有所变迁，但武陵地区大体上在上述三郡版图之内。

为更好地管理各地“蛮夷”，秦汉王朝在“南郡蛮”居地设置了一种大致与县同级别的地方行政机构——“道”，其长官称为“道官”或者“道啬夫”。《续汉书志·百官五》载：“凡县主蛮夷曰道。”[81]《汉书·地理志》载南郡领县：“夷道，莽曰江南。”[82]

2.“封君长”与减税赋

如前所述，秦汉时期王朝在武陵地区设置了郡县与道，但其真正控制与管辖的范围并不是很广，主要限于治所与军事据点及其周边。对于境内地方比较偏远的“蛮夷”，王朝基本上是鞭长莫及，由此采取了赐封“蛮夷”首领的管理方式。《后汉书·南蛮传》载：“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83]汉沿秦制，继续对“蛮夷”首领进行赐封。否则不会有《搜神记》中“有邑君长，皆赐印绶”[84]、《后汉书》中“赐五里、六亭渠帅金帛各有差”[85]等记载。对于资源匮乏的武陵地区，秦汉王朝在税赋上还给予一定的“优宠”。秦汉早期，王朝对“武陵蛮”基本上是免租赋的。对此，《后汉书》载曰：“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86]随着统治的加强，王朝逐渐要求武陵“诸蛮”以“出幏布”等方式缴纳一定的赋税。《后汉书·南蛮传》载“廪君蛮”曰：“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87]载“板楯蛮”又曰：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之外，其他民众需“岁入钱，口四十”。[88]相对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人岁“算赋”120钱、“口钱”63钱）而言，武陵地区“诸蛮”132钱左右的赋额确实轻松不少。[89]但对于早已习惯了“免差徭”的他们来说，上交一钱也意味着负担的加重。与此同时，在武陵“诸蛮夷”看来，减免或者优待赋役不仅是其先祖之功，而且具有界定身份的重要作用。由此，两汉中后期，武陵“诸蛮”多因赋役问题“造反”。

3.武力征讨、教育化导与徙出世居之地

面对武陵“诸蛮”的造反，统治者采取武力征讨、徙出世居之地、教育化导三种方式进行控制。关于武力征讨，早在秦一统战争中，统治者就两次派兵伐楚，攻取“蛮夷”集中的“黔中”。两汉时期，随着统治力量的加强，王朝不但加强了对“武陵蛮”“渠帅”的印证与管理，还屯军戍守新辟之地。面对统治者的统治与剥削，“武陵蛮”奋起反抗。规模比较大的有“武陵蛮”精夫相单程、陈从的抗争，“澧中蛮”覃儿健、“溇中蛮”潭戎等的反叛。东汉统治者先后派出威武将军刘尚、伏波将军马援、车骑将军冯绲等对“武陵蛮”进行征剿。《后汉书》对此载曰：“建武二十三年（47），精夫相单程等据其险隘，大寇郡县。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乘船溯沅水，入武溪击之。……二十四年（48），相单程等下攻临沅，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击之，不能克。明年春，遣伏波将军马援、中郎将刘匡、马武、孙永等，将兵至临沅，击破之。”又曰：“肃宗建初元年（76），武陵澧中蛮陈从等反叛，入零阳蛮界。……三年（78）冬，溇中蛮覃儿健等复反，攻烧零阳、作唐、孱陵界中。……和帝永元四年冬，溇中、澧中蛮潭戎等反，燔烧邮亭，杀略吏民，郡兵击破降之。……永寿三年（157）十一月，长沙蛮反叛，屯益阳。……又遣车骑将军冯绲讨武陵蛮，并皆降散。”[90]此外，湘西特别是沅水两岸留下的许多有关“马援征蛮”的传说故事以及纪念马援而建的祠庙也给予了印证与说明。乾隆《沅州府志》载：“三忠祠，在北门外。相传旧有祠，祀汉伏波将军。”[91]道光《凤凰厅志》之《三侯新识》载：“《乾州厅志》曰：三侯庙，俗所称白帝天王者也。兄弟一人塑像一白面，一亦面，一黑面。相传，以三十六人杀苗九千。至今畏之。又云：马伏波昔乘白马征苗，土人祀之。……乾隆六十年，乾州苗毁城乡村堡，悉成瓦铄。惟厅城内之崇圣祠鸦溪之天王庙，镇溪之伏波庙巍然独存。”[92]同治增刻乾隆版《永顺府志》载龙山祠庙也曰：“龙山县城有黑神庙，系辰州客民所建也。内祀雷公万春，以汉马伏波配之。”[93]

对于反叛的武陵土著“蛮夷”，武力征讨是东汉统治者控制武陵地区的方式之一。除此之外，秦汉王朝还采取了选良吏、教育化导与徙出世居之地的方式进行统治。关于选良吏、教育化导武陵诸“蛮夷”，《后汉书·宋均传》记载了建武初年宋均调补“辰阳长”时，针对当地“少学者而信巫鬼”的风俗，采取了“立学校，禁绝淫祀”的方式治理地方，“人皆安之”[94]；桓帝永兴元年（153），应奉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纳，（詹）山等皆悉降散”后，“于是兴学校，举仄陋，政称变俗”。[95]

与此同时，秦汉王朝还对反叛的“蛮夷”采取了徙居他地的治理办法。《隋书·地理志》载曰：“汉高发巴蜀之人定三秦，迁巴之渠帅七姓居于商洛之地。由是风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来者，风俗尤同巴郡。”[96]《后汉书·南蛮传》也载：“至建武二十三年（47），南郡潳山蛮雷迁等始反叛，寇掠百姓，遣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讨破之，徙其种人七千余口置江夏界中，今沔中蛮是也。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蛮许圣等以郡收税不均，怀怨恨，遂屯聚反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荆州诸郡兵万余人讨之。圣等依凭阻隘，久不破。诸军乃分道并进，或自巴郡、鱼复数路攻之，蛮乃散走，斩其渠帅。乘胜追之，大破圣等。圣等乞降，复悉徙置江夏。”[97]将反叛的“蛮夷”迁出世居之地是治理“蛮夷”的一种办法，但如果不能妥善安置，这些徙出世居之地的“蛮夷”又会成为新的反叛人群。魏晋南北朝时期“沔中蛮”“江夏蛮”的反叛就是这种类型。

三 外来人群的进入和土客之间的关系

1.外来人群的进入

秦汉时期，武陵地区的人群除了前述的土著外，还有一部分的外来官吏、将士、军卒、眷属、宗亲、仆隶、匠役以及“秦人”“汉人”等。这些人进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部分是秦汉王朝置郡县或者武力征伐带来的，部分则是募民或者遣罪犯实边的结果，部分则是躲避中原的战乱或者灾荒而来。[98]如马援征“武陵五溪蛮”时，就有一些士兵留在了当地。故《酉阳杂俎》载：“马伏波有余兵十家不返，居寿洽县，自相婚姻，有二百户。以其流寓，号马留衣，食与华同。山川移易，铜柱入海，以此民为识耳，亦曰马留。”[99]特别是后两项，更是外来人群进入武陵地区的主因。对于募民或遣罪犯实边，《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通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粮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谪遣戍。”[100]《华阳国志》也载：“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101]引文中虽未直言募民或罪犯至武陵地区，但根据灾荒之年秦汉统治者“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102]的政策，武陵地区应迁入了一些实边的募民或罪犯。对于因躲避战乱或者灾荒而来的移民，《后汉书》载东汉安帝永初二年黄河流域“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饥困”，樊宏上述建议“困乏者，徙置荆、扬熟郡”，“且令百姓各安其所”。[103]谭其骧先生在《湖南人由来考》中也言：“中原人之开始大量来湖南，湖南之始为中原人所开发，其事盖促成莽末更始之世。方是时中原大乱，烽烟四起，田园尽芜，千里为墟，百姓皆无以为生，必有南阳、襄阳诸郡之人，南走避于洞庭、沅、湘之间，筚路蓝缕以启此荒无人居之山林旷土也。”[104]同时，《汉书·地理志》与《后汉书·郡国志》记载的西汉平帝元年（1）、东汉永和五年（140）武陵郡、南郡、巴郡的人口数字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谭先生所言。具体数字见表1-1。

表1-1 西汉平帝元年、东汉永和五年南郡、武陵郡、巴郡户口情况

表1-1中的数字名义上是南郡、武陵郡、巴郡三郡的户口情况，但如果考虑到中国古代历代封建王朝对羁縻的“蛮夷”族群户口的统计习惯，上述数据反映的主要是汉族群户口的情况，两汉时期武陵地区户口的增长更多体现的是汉族群在武陵地区的扩大和发展。

此外，由近年的考古发掘可知，武陵地区确有不少秦、汉文化遗存。里耶秦简的发现说明，秦人在秦汉时期早已进入武陵地区腹地。湘西、渝东南、鄂西南大量汉代墓葬、窖藏的发掘则说明，两汉时期已有不少的汉人进入武陵地区。[105]这些人的进入，促进了华夏文化与武陵地区“土著蛮夷”文化之间的交流。

2.土客之间的关系

秦汉时期武陵地区的人群除了土著的“巴郡南郡蛮”、“武陵蛮”、“五溪蛮”、汉人外，还有一部分外来的官吏、将士、军卒、眷属、宗亲、仆隶、匠役以及“秦人”“汉人”等。外来人群的进入，带来了武陵地区族群关系的变化。一方面，这些外来的“他者”通过各种方式传播中原的汉文化，从而促进了武陵地区土著“蛮夷”的“汉化”以及各族群间的文化交流。前述巴人的“世尚秦女”，建武初年宋均调补“辰阳长”，在五溪地区“立学校，禁绝淫祀”以及应奉拜武陵太守、“兴学校，举仄陋”等情况就是这种文化交流的说明。此外，由罗维庆先生的研究可知，在两汉时期出现的“相单程”“覃儿健”“潭戎”等与汉族姓名区别不大的人名表明土家先民在两汉时期已向外来的汉人学习汉姓。[106]

另一方面，外来人群的大量进入与扩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武陵地区土客关系的紧张。对此，韦东超一改有关东汉时期武陵、长沙、零陵三郡“蛮变”动因的传统分析，认为东汉时期三郡“蛮变”具有深刻的移民背景，中原汉族移民大量的进入而引发的族群冲突可能是三郡“蛮变”的深层原因。[107]史籍特别是《后汉书》所解释的“虽时为寇盗，而不足为郡国患”“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的“蛮变”动因可能是汉人作者的一种表述。作为汉族群的士大夫，多数史籍的作者可能为维护本族群的利益漂白“我群”，贬损、抹黑“他群”。由此，原本是汉族群人口特盛，向“蛮地”的武陵地区扩张而引发的族群冲突被汉族士大夫表述成了“武陵蛮夷特盛”。这从前述对武陵地区的西汉、东汉年间的户口数字分析中也可得到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