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引言

新新贸易理论引入企业异质性，从企业微观层面解释出口和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往往面临额外的进入成本，因此只有高生产率的企业才会进入出口市场，低生产率的企业则退守国内市场或者退出市场（Melitz，2003；Bernard等，2003；Bernard等，2007）。但是以上文献没有解释企业间异质性加成率现象。Bernard等（2003）构建了包含异质性企业和内生加成率的开放经济模型，分析了企业层面的效率、加成率及出口活动之间的关系，模型预测在伯川德竞争中，效率较高的厂商比其竞争对手更具成本优势并获取更高的加成率，因此更有效率的厂商有能力制定更高的加成率，也更有可能成为出口者，该模型的缺陷是没有研究加成率的决定因素。Melitz和Ottaviano（2008）通过引入产品水平差异的拟线性需求系统，将企业的加成率内生化，市场规模和贸易通过影响市场的竞争程度进而影响异质性企业的生产与出口决策，模型预测行业的生产率和平均加成率将随市场竞争程度及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企业的加成率与出口强度、企业生产率正相关，而与国内市场规模负相关。Arkolakis等（2018）构建不完全竞争和内生可变加成率框架，指出效率高的企业能够将下降的贸易成本内在化为企业的高加成率，从而提高企业的议价能力。综合以上理论研究，出口企业相对于非出口企业具有较高的加成率，实证研究基本上支持了这一理论预测。

Görg和Warzynski（2006）利用英国制造业行业的企业调查数据，首次考察了企业的出口行为是否影响其加成率，发现在差异化产品行业内出口企业加成率高于非出口企业。De loecker和Warzynski（2012）基于斯洛文尼亚企业层面数据实证检验发现总体上出口企业加成率更高，并且企业的加成率会随着企业进入出口市场而提高，随着企业退出出口市场而降低。Kugler和Verhoogen（2009）研究发现企业倾向于出口质量较高的产品，从而能够索取相对较高的加成率；企业出口高质量产品的同时，在不同的市场上采用价格歧视策略以保持竞争优势，从而获得更高的加成率（Hallak和Sivadasan，2009；Crozet等，2012）。此外，Kılınç（2014）以小国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规模较小的内销企业具有较高的加成率，并指出主要原因是国内市场竞争程度相对较低。综上所述，出口企业具有较高的加成率的决定因素主要有：高生产率、出口强度、产品差异化、国外的异质性需求和产品质量，而对出口企业加成率产生抑制作用的因素主要是国外市场竞争。

国内关于出口与加成率关系以实证研究为主。盛丹和王永进（2012）采用会计方法计算企业加成率，从加成率的视角研究中国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价格差异，发现中国不同地区、行业和所有制企业，出口企业加成率普遍要低于非出口企业；采用会计方法计算得到的加成率缺乏微观经济理论基础。李卓和赵军（2015）采用De Loecker和Warzynski（2012）的方法基于柯布道格拉斯函数（C-D函数）计算不同贸易状态下企业的加成率，发现出口企业加成率偏低，剔除加工贸易后，出口企业加成率上升8个百分点，但是仍然低于内销企业。祝树金和张鹏辉（2015）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了1998～2001年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加成率，应用Kolmogorov-Smirnov非参数方法检验发现非出口企业的加成率大于出口企业的加成率，并运用匹配倍差法研究发现，中国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后加成率并没有明显提高。以上研究表明中国出口企业比内销企业具有更低的加成率，这与Bernard等（2003）、Melitz和Ottaviano（2008）模型预测相反，中国出口企业存在“加成率悖论”。

现有国内关于出口与加成率关系的研究主要存在三个不足：加成率测算方法存在缺陷、出口与加成率关系检验不全面以及针对出口企业存在“加成率悖论”的解释不充分。基于此，我们使用大样本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和LP法估算企业层面加成率，对制造业28个行业全部的企业，和分行业、分地区、分企业类型、区分加工贸易的分样本企业进行全面检验；此后，针对出口企业检验加成率与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本章可能的创新点在于：第一，用中国企业数据对最新贸易理论中涉及的出口和企业加成率关系进行经验分析，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第二，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中国出口企业存在“加成率悖论”，并找到了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具有现实价值和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