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推动自由贸易，不断扩大开放，进出口贸易快速发展。1951年税则显示，进口总体平均关税税率高达52.9%，1985年削减了近10个百分点，1986年7月，中国正式提出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进一步加快降税速度和提升降税幅度。中国平均进口关税税率由1992年的43.2%下降到2001年的18.2%；加入WTO后，中国继续履行削减关税的承诺，平均进口关税税率下降至2006年的10.03%；截至2018年，中国简单平均进口关税税率已经低于9%，而以进口份额加权的进口关税税率则不到5%。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355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315504亿元，其中，出口额由167.6亿元增长到172342.3亿元，增长了1027倍。但长期以来，我国出口贸易以低成本和低价格的方式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而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这一竞争优势已经难以为继。国内方面，我国劳动力、土地、资源、原材料等要素成本上升和供应趋紧，出口产品成本上升压力增大；国际方面，全球总需求不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欧等发达国家推行“再工业化”，其他发展中国家依靠成本优势抢占全球出口市场。党的十九大要求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旨在通过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促进出口增长。

加成率定义为价格与边际成本之比，值越大表明企业具有更大的定价能力和市场势力。现有研究发现中国的出口企业加成率偏低，甚至要低于非出口企业（盛丹和王永进，2012；祝树金和张鹏辉，2015；刘啟仁和黄建忠，2015；黄先海等，2016a，2016b），表明企业之间的加成率具有差异性，加成率不是外生不变的，而是内生于企业生产率、贸易行为等因素；同时，中国出口企业成本定价能力较弱，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并且，中国出口企业更多为多产品企业，根据笔者测算，多产品出口企业数量占比从2000年的66.63%上升到2013年76.83%，该段时间平均值为72.54%，意味着每4家从事出口的制造业企业中，有3家企业至少生产并出口2种及以上的产品；而相对于企业数量占比而言，多产品出口企业在总产出额和出口额中占比更高，产出额占比处于74.15%～84.06%区间，出口额占比则在86.43%～94.42%区间。而Melitz（2003）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以外生不变加成率和单产品企业为假设，忽视了国际贸易的促进竞争效应和企业内资源配置效应。前者表示贸易开放引致更多国外产品进入国内市场，加剧国内市场竞争，降低国内企业加成率，缓解垄断势力造成的国内市场扭曲（Helpman，1985）；后者指国际贸易引致多产品企业（生产两种及以上产品的企业）在产品间调整生产要素投入，进而提升总体生产效率，是区别于企业间资源配置的一个新的资源再配置渠道（Bernard et al.，2010，2011）。本书同时放松Melitz（2003）模型中外生不变加成率和单产品企业这两个假设，基于多产品企业框架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层面、企业内产品层面加成率的影响效应及机制，以及其蕴含的资源配置效应，识别提升企业在出口市场上加成率的主要渠道，为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提供政策建议。

全书共有十一章，可归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基础，包括第一、二章。第一章“国际贸易领域多产品企业和加成率的研究评述”，具体回顾了国际贸易领域里研究多产品企业和加成率的文献进展，并对此进行评述和阐述本书的拓展。第二章“数据、变量与典型事实”，具体介绍了本书使用的微观数据来源和处理过程、多产品企业界定和典型事实、企业层面和企业产品层面加成率测算过程和结果分析、贸易自由化衡量方法及结果分析，以及其他主要变量（包括产品质量、边际成本）的测算方法及结果分析。

第二部分为企业层面的研究，包括第三、四章。第三章“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悖论’及解释”，从总体、分地区、分贸易方式、分企业所有制、分企业规模等各个方面比较了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加成率，发现我国出口企业“加成率悖论”显著存在，论证了我国出口企业加成率的确低于非出口企业，这为相关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课题：研究如何提升我国企业在出口市场上的加成率，以提升出口利得。第四章“进出口行为与企业加成率”，基于我国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研究进口、出口行为分别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以及进口（出口）行为对出口（进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出口行为降低了企业加成率，但是存在生产率门槛值使出口对加成率由负向转为正向影响；进口行为提升了企业加成率，且不受生产率水平的影响；从事进口的出口企业中，出口对加成率的负向影响效应变小。这表明可以从两个方面提升出口企业加成率，一是提升企业生产率，二是扩大进口。鉴于此，本书进一步研究进口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出口加成率的影响，因为进口贸易自由化一方面直接体现为扩大进口，另一方面还能有利于提升企业生产率。

从第五章开始，本书将深入企业—产品层面进行研究，原因有三。其一，通过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我们能够获取企业产品层面的微观数据。其二，由于出口企业可能同时也是内销企业，企业层面的加成率是内销和外销市场加成率的总和，不能单独反映企业的出口市场势力。本书借鉴现有方法，测算了企业产品层面出口加成率，直接反映企业产品在出口市场的成本加成定价能力和市场势力。其三，由于多产品出口企业在生产和出口中均占据统治地位，基于企业层面研究加成率掩盖了企业内产品之间的加成率差异，也就忽视了企业内产品间要素调整和资源配置行为，导致低估国际贸易的福利效应。

第三部分主要考察多产品出口企业典型事实，包括第五、六章。第五章“中国多产品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多维测算与分析”，基于企业—产品—市场这三个维度来计算企业出口二元边际，从多产品和多市场的视角重新定义和测算了出口二元边际，研究发现2000～2013年，我国持续企业的持续产品和持续市场是中国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贡献份额分别为81.1%和73.9%；同时，持续企业存在广泛的产品和市场转换行为，但是对出口增长的贡献较小；只有持续企业—成功进入产品出口增长中的市场扩展边际和持续企业—成功进入市场出口增长中的产品扩展边际贡献份额相对较大，分别占48.4%和26.5%。第六章“中国多产品出口企业竞争策略识别研究”，借鉴Eckel等（2015）的方法，基于企业内产品间出口价格和出口金额之间的关系识别多产品出口企业竞争策略。结果发现，质量竞争策略和成本竞争策略均存在于我国多产品出口企业中，但是采取质量竞争策略的多产品出口企业在企业数量和企业绩效上都明显优于采取成本竞争策略的企业。行业层面识别结果表明，近60%的行业采取质量竞争策略，只有7.33%的行业采取成本竞争策略；产业链上游行业、质量差异化程度低的行业倾向于采取成本竞争策略，产业链中下游行业、质量差异化程度高的行业倾向于采取质量竞争策略。

第四部分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的影响研究，包括第七、八章。第七章“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成本价格传递与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研究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的平均影响效应和机制。结果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降低了企业边际成本，由于成本价格不完全传递，价格降幅低于企业边际成本降幅，企业产品加成率上升；同时，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高质量产品需求价格弹性系数更低，使企业在更高质量产品上获取更高的加成率。因此，中间品贸易自由化通过成本削减和质量升级两个渠道提升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第八章“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产品排序与多产品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调整”，引入多产品企业框架，研究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内出口额排序上的不同产品出口加成率的差异化影响效应和机制。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引致的成本削减效应在不同排序产品上无显著差异，但是质量升级效应仅在出口额更高的产品上成立，这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导致多产品企业更大幅度地提升更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的质量，导致与核心竞争力距离较近产品出口加成率上升幅度大于其他产品。

第五部分为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的影响研究，包括第九、十章。第九章“进口竞争、产品差异化程度与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研究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导致的进口竞争对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的平均影响效应和机制渠道，并结合产品差异化程度来识别其影响机制。进口竞争总体上显著提升了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但区分产品差异化程度后，其对异质性产品出口加成率有显著促进效应，而对同质性产品出口加成率的影响效应不明显。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进口竞争对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的“价格效应”不明显，但“成本效应”和“质量效应”的作用显著，特别是提高异质性产品质量、降低同质性产品边际成本影响出口加成率。

第十章“进口竞争、产品排序与多产品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调整”，引入多产品企业框架，研究进口竞争对企业内出口额不同排序产品出口加成率的差异化影响效应和机制。我国多产品出口企业总体上采取质量竞争策略，亦即会通过提升核心产品（出口额最高的产品）质量和价格的方式来提升销售额；同时，进口竞争更大幅度地提升企业内核心产品质量，也更大幅度地提升企业内出口额较高产品的出口加成率。

第六部分为贸易自由化与企业内资源配置效率研究，也就是第十一章“贸易自由化、加成率离散度与企业内资源配置效率”。该章以企业内产品间加成率离散度负向衡量企业内资源配置效率，也就是说，离散度越低，企业内资源配置效率越高。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和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均显著降低企业内产品间加成率分布离散度，亦即有利于提升企业内资源配置效率；最终品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效应在出口强度较低的企业中更大，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效应在中间品进口强度更高的企业中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贸易自由化通过促进出口产品转换和缩小产品范围（扩展边际）、提高出口产品集中度（集约边际）降低企业内加成率离散度。

本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理论价值方面，本书同时从多产品企业和内生可变加成率两个方面拓展了Melitz（2003）基于单产品企业和外生不变加成率的分析框架，更加符合现实特征，是对现有新新贸易理论实证文献的一个重要补充；同时，本书从最终品和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两个方面度量贸易自由化，全面科学地考察了进口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效应，此外，多产品企业面对贸易自由化时，对于不同排序、不同差异化程度的产品的加成率具有异质化的调整行为，这能够揭示多产品企业内的资源配置效率。实践意义方面，本书研究发现，无论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还是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均有利于企业提高出口产品加成率，这就证明了当前我国进一步扩大进口的政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我国不仅要增加高质量的中间品的进口，也要增加最终品的进口；机制检验结果发现了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出口产品加成率的主要途径，能给政府和企业提升出口加成率提供具体的建议，例如提升产品质量和降低边际成本；此外，研究也发现贸易自由化对多产品企业内异质性产品和同质性产品、核心产品和非核心产品加成率的影响具有不同的影响机制和效应，企业可以针对不同产品采取差异化的提升出口加成率的策略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