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际贸易与企业加成率研究

本节从贸易自由化的视角阐述国际贸易与企业加成率的现有主要研究文献，并对其进行评述和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 贸易自由化影响加成率的理论研究

贸易自由化影响加成率水平值的理论文献。Melitz和Ottaviano（2008）引入包含水平差异化产品的拟线性需求函数，内生化加成率，拓展了Melitz（2003）的分析框架，并研究国际贸易加剧市场竞争，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效应。理论模型表明，双边对称贸易自由化下，两国的贸易成本下降幅度相同，同时提高两国市场的竞争程度，导致临界边际成本成比例下降，生产率水平相应提高，降低价格和加成率，福利效应随着增长的生产率、产品种类和下降的加成率而提高；单边不对称贸易自由化下，只有H国降低贸易成本（比如削减进口关税），短期内，更多国外（F国）企业和产品进入H国市场，加剧市场竞争，H国国内市场临界边际成本下降，但是并不改变F国市场的临界边际成本，因此单边贸易成本降低会对贸易自由化H国产生“促进竞争效应”，H国企业生产率和产品种类上升，加成率下降，福利水平上升。Feenstra和Ma（2007）在垄断竞争模型中引入超越对数需求偏好，内生化加成率，识别贸易成本降低、市场进入增加导致的“促进竞争效应”，亦即降低企业加成率，同时，还会增加新的产品种类，提高消费者福利水平。Behrens等（2015）构建了一个包含贸易和非贸易部门的垄断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指出贸易自由化降低贸易部门的加成率，提高非贸易部门的加成率并研究了对福利的影响。Demidova（2017）研究可变加成率模型中单边贸易自由化的作用，模型预测，贸易自由化会降低国内福利；并研究了大国和小国的最佳进口关税，证明贸易保护是可取的选择；相对于不变加成率模型，可变加成率的设定模型会导致负的竞争效应，减少贸易利得。

贸易自由化影响加成率分布的理论文献。Holmes等（2014）将贸易收益分解为生产率和资源配置两个来源，并且指出贸易主要通过影响加成率分布作用于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贸易自由化降低加成率离散度，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是部分文献对贸易自由化产生的“促进竞争效应”提出了质疑。例如，Epifani和Gancia（2011）指出在市场进入受到限制时，贸易开放即使会改变加成率分布，但是会降低贸易福利。Arkolakis等（2018）基于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异质性企业和可变加成率推导出贸易收益表达式，发现可变加成率时的贸易收益小于或者等于不变加成率时的贸易收益，因此“促进竞争效应”不能确定。

二 贸易自由化影响加成率的实证研究

贸易自由化影响加成率的实证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估算加成率，本小节首先从行业、企业和产品等三个层面介绍加成率测算方法；然后将贸易自由化分解为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和中间品贸易自由化，阐述二者分别影响加成率的实证文献，同时研究二者与加成率关系的文献。

（一）加成率测算方法简述

现有文献主要基于行业或企业层面测算加成率。行业层面，Domowitz等（1986）使用行业增加值、工资支出和中间投入等会计指标，基于会计方法测算行业加成率；Hall等（1986）结合索洛余值的性质，使用行业层面的产出、价格和投入要素数据，测算了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行业层面的加成率。企业层面，De Loecker和Warzynski（2012）在Hall等（1986）的基础上，在估计生产函数时，考虑投入要素与不可观测生产率的相关性导致的内生性问题（Olley和Pakes，1996；Levinsohn和Petrin，2003；Ackerberg等，2007），使用企业层面的产出数据估算企业层面的加成率，该方法不依赖于任何市场结构和需求曲线的假设，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正如行业层面加成率掩盖了企业之间的加成率差异，企业层面加成率也无法反映企业内不同产品的加成率差异。目前，越来越多的文献发现多产品企业在国内生产以及国际贸易中均占据统治地位，Bernard等（2010）甚至指出企业内产品之间的资源再配置是继企业之间资源再配置的又一个新的生产效率和社会福利增长渠道。因此，有必要测算企业内不同产品的加成率。De Loecker等（2016）将De Loecker和Warzynski（2012）的方法拓展到多产品企业，解决企业产品层面不可观测投入要素问题，估计了多产品企业产品加成率。Fan等（2017）和祝树金等（2018）借鉴这一方法，利用中国的数据估算了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加成率。本章也继续沿用该方法，估算得到企业出口产品加成率，研究进口竞争对企业出口产品加成率的影响机制和效应，能够反映进口竞争对企业产品在出口市场的定价能力和市场势力的影响。

（二）国际贸易参与与加成率

关于国际贸易与加成率的经验文献，起初是对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进口企业和非进口企业之间的加成率水平进行比较，并对其差异进行解释。Görg和Warzynski（2003）研究表明，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获取更高的加成率，但仅限于差异化部门。De Loecker和Warzyski（2012）基于斯洛文尼亚制造企业数据，进一步考察了出口与企业加成率的关系，结论表明：总体上出口企业加成率水平较高，但是新退出出口市场企业则相反。此外，其他学者基于哥伦比亚、法国、西班牙等国家微观企业的数据，均实证发现出口企业具有相对较高的加成率水平（Kugler和Verhoogen，2009；Bellone等，2016；Martín和Rodríguez，2010；Kılınç，2014）。上述文献多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而针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实证研究与这一结论相反：出口企业加成率普遍低于非出口企业，存在出口企业的“加成率悖论”（盛丹和王永进，2012；祝树金和张鹏辉，2015）。盛丹和王永进（2012）指出出口退税政策使出口企业在制定较低的市场价格后依然获得较高的真实加成率；李秀芳和施炳展（2012）认为加工贸易企业出口定价权缺失是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悖论的重要原因；刘啟仁和黄建忠（2015）构建理论模型并实证发现，出口企业“选择效应”较弱甚至不存在，而企业在出口市场上面临的竞争程度大于内销市场，这就导致出口市场的“竞争效应”大于“选择效应”，造成出口企业加成率较低，但是没有研究出口行为提升企业加成率的情形。黄先海等（2016a）的研究弥补了这一缺陷，认为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低于非出口企业具有阶段性，当出口企业生产率水平跨过生产率门槛值后，出口行为便会提升企业加成率，但是没有具体估计贸易企业加成率的生产率效应和竞争效应。

关于进口行为与企业加成率关系的研究。现有研究发现进口企业生产率水平更高，规模更大，能够索要较高的产品价格（Kasahara和Rodrigue，2008；Kugler和Verhoogen，2009；Halpern等，2015）。Hornok和Muraközy（2015）将中间品进口份额引入MO模型的拟线性需求函数，进口的中间品具有较高的质量，且能提高产出品的质量（Antoniades，2015），因此中间品进口通过质量升级效应提升企业加成率，他们基于匈牙利的数据实证检验进口中间投入、出口行为与加成率之间的关系。李卓和赵军（2015）通过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测算了我国纯进口企业加成率，并发现纯进口企业加成率高于非进口企业，这是因为纯进口企业中央及省级国有企业的占比较高，但没有分析进口企业加成率的微观决定机制。黄先海等（2016b）研究发现中国中间品进口企业平均加成率低于非进口企业，主要是由加工贸易所导致，一般贸易中间品进口企业平均加成率显著高于非进口企业。

（三）最终品贸易自由化与加成率

Goldar和Aggarwal（2005）使用印度1980～1997年行业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最终品关税削减显著降低了行业加成率。Konings等（2005）基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企业数据，实证发现进口竞争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效应取决于企业所在行业的市场集中度：降低高市场集中度行业的企业加成率，但是提高低市场集中度行业的企业加成率。孙辉煌和兰宜生（2008）使用中国行业层面的数据得到了与Konings等（2005）类似的结论。Chen等（2009）利用欧盟制造企业数据，实证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短期内具有竞争促进效应，表现为降低企业价格和加成率，但是长期效应不明显，甚至呈现相反的效应。Guillou和Nesta（2015）用法国的数据研究了欧元区的建立对企业加成率的作用，结果发现欧元区的建立会降低企业的加成率，也会降低企业之间加成率的差异性。钱学锋等（2016）首先使用中国微观企业的数据，实证研究最终品关税削减和进口渗透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总体上进口竞争会降低企业加成率，但是在不同市场集中度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此外，余淼杰和袁东（2016）考虑加工贸易的研究得到与钱学锋等（2016）类似的结论。Feenstra（2010）指出进口竞争导致企业加成率下降是垄断竞争框架下的三个贸易利得来源之一，但是以上经验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与之一致，而是随行业市场集中度、长短期影响等不同发生变化。

进一步梳理相关文献中进口竞争影响加成率的机制。Konings等（2005）认为进口竞争通过促使高市场集中度行业的企业降低垄断价格，而降低加成率；而通过促使低市场集中度行业的企业降低边际成本，而提高加成率。前者体现为进口竞争的价格效应，后者则体现为进口竞争的成本效应。钱学锋等（2016）、余淼杰和袁东（2016）对中国企业的研究也主要是基于价格效应和成本效应分析进口竞争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机制和效应。但是以上文献均忽视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作用机制：市场竞争引致的质量升级效应。大量文献从理论和实证研究两个角度均表明市场竞争与企业质量升级存在正向关系（Aghion等，2005；Teshima，2008；Bustos，2011；Amiti和Khandelwal，2013；Martin和Mejean，2014；Bloom等，2016）。最终品关税削减加剧国内市场竞争程度，也势必影响企业质量升级行为。本书重点分析进口竞争影响加成率的质量升级效应，弥补了这一文献研究空白。

（四）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加成率

毛其淋和许家云（2017）使用中国2000～2007年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和贸易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层面中间品进口关税削减引致的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企业加成率。Brandt等（2017）利用中国1998～2007年的制造业企业数据，也发现行业层面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提高了企业加成率。De Loecker等（2016）首先测算印度1989～1997年企业产品层面加成率，并研究行业层面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和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产品加成率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最终品贸易自由化通过竞争促进效应降低产品加成率，而中间品贸易自由化通过降低产品边际成本而提高产品加成率。借鉴De Loecker等（2016）的方法，Fan等（2017）测算了中国出口企业产品层面的加成率，并研究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出口企业产品加成率的影响，结论表明，中间品进口关税减让也通过降低边际成本提高了中国出口企业产品加成率。祝树金等（2018）借鉴De Loecker等（2016）的方法，测算了中国多产品出口企业产品加成率，并研究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多产品企业内核心和非核心产品加成率的差异化影响机制和效应，结果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导致多产品企业核心产品质量升级幅度大于非核心产品，且中国多产品出口企业采取质量竞争的核心产品策略，这就使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提升核心产品加成率的幅度大于非核心产品，揭示了多产品企业面临贸易自由化时的差异化加成率调整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