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国家治理问题研究

行政失控与政府治理[1]

——清嘉庆朝王书常冒领库项案研究

倪玉平

摘要：嘉道时期的吏治腐败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嘉庆十四年发生的王书常冒领库项案，作案14起，涉及金额7万两，系工部书吏私雕官印、捏造工程名目，套取户部银库、颜料库、缎匹库及内务府广储司银两、物料。王书常冒领库项案是嘉道时期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失控的重要表现。嘉庆帝极为震怒，将王书常等人正法，并严惩各级失察官员，但最终的效果却并不理想。没有实质监管的权力运行，必然导致政府治理失败和内部人士铤而走险。这正是嘉道时期私雕官印案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原因。

关键词：嘉道　王书常案　私雕官印　吏治

针对传统中国社会晚期的行政治理结构，马克斯·韦伯曾说：“实权落在那些非正式的本地出生的胥吏手中，正式官员根本无力监督、修正这些胥吏的工作，官衔越高，越力不从心。不论是中央行政任命的地方官员，还是中央官员，对于地方事务都不甚了了，无法采取彻底的理性措施。”[2]公章印信是政府权力的重要象征，私雕官印是对公权力的公然挑战，被视为严重的犯罪行为，但由于权力的结构性错位，极易发生书吏私雕官印的不法行为。清朝嘉庆十四年（1809），步军统领禄康拿获捏造工程名目、伪造工部文书印信、冒领银两的工部书吏王书常等人。经审讯得知，王书常等伙同各部书吏，自嘉庆十一年（1806）起即冒领户部银库、颜料库、缎匹库及内务府广储司银两、物料，作案14起，涉案金额折合银7万两。王书常冒领库项案成为这一时期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失控的重要表现。嘉庆帝极为震怒，将王书常等即行正法，又将失察官员分别严惩，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本文即欲以此为题做一简单分析，以窥求嘉道时期的行政失控与政府治理之间的关系。不当之处，尚乞方家指正。

一 案发与审讯

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初七日，工部侍郎英和因修理城墙，按程序派监督额腾伊与商人王国栋前往广储司领取银两。王国栋偶然看到，广储司同时还有一份工部咨领银钱的文书，系修理正红旗满洲、蒙古和汉军印房兵丁住房工程，估计需银7865.347两，由步军统领禄康等人主持其事。因此前禄康承办工程，都是委托自己办理，王国栋遂前往禄康处询问，何以此事不交由自己经手。闻讯后的禄康大为惊讶，“因并未办有此项工程，何以有领银之事，殊堪骇异”[3]。第二日，禄康入工部衙署面见英和，询问有无工程及批文。经查，发现“来文印信似与工部堂印相符，及调查向来工部印文比较，此文与向来工部印文周围缩小一分有余，似系假造”[4]。得知有人借自己名义冒领银钱，禄康立即派人于初九日午时，将涉案的书吏王书常、王嘉鼎、谢兴邦、蒋得明拿获审讯。

据初十日的口供可知，王书常系浙江山阴县人，33岁，曾在工部当堂书，于嘉庆十三年七月因病告退。十二年三月充补南城察院衙门书吏，十一月因误差被革退。后于十一月初间——“记不准日子”——有素来认识的书吏谢兴邦“到我家内叙及穷苦，向我商量诓骗广储司银两，我应允”。谢兴邦另找工部贴写祝广平，捏造出修理三旗营房工程，计划套取银子7800余两。祝广平写好底稿，谢兴邦誊写文书，然后由王书常向从前当过工部都水司贴写的吴七说明，“叫他去用印信，诓得银两大家分用”。吴七答应将文书拿去盖印。十二月初二日，吴七将文书返给王书常。王书常和谢兴邦又托广储司贴写王嘉鼎为内应，并找到素来相识的蒋得明假充商人。初三日，王书常将印文交与蒋得明投交内务府，约定初七日领银，不料尚未领到银两即被抓获。审讯谢兴邦、王嘉鼎、蒋得明，“所供情节与王书常所供相符”。随后，在蒋得明身边搜出假印领一张、门单一张。按清代公文格式，捏造修工文书、冒领银两，“自必捏称监督大人司官的名姓”，但审讯时这些人均称：“我们捏称修理三旗营房工程的假文书上，原写的是禄中堂、陈大人，并无监督的名姓。这原是我们凭空捏造，实在不认识这两宅的家人，并无勾串作弊的事，不敢妄说。”[5]四人口供完全相同，也就是说，他们一致声称此次冒领乃他们的首次作案。

十一日上午，审讯结果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吐露出一些雕刻假印章、制作假文书的细节。谢兴邦说，他曾在广储司当过差使，“支领银两较别处容易”，王书常遂请吴七雕刻假印，以供行骗。结果吴七要印模，王书常“因家中存有在工部当堂书补缺的稿，稿上有印可以作样，就裁下交给吴七的”。十一月二十八日，谢兴邦写好文书领子门单。王书常向吴七询问假印曾否雕就，“吴七将用泥雕成的假印一颗给我看了”。他们约定十二月初三日早上到吴七家盖印，“至期我揣了文领到吴七家，他已熬好苏木水，将各件用了假印，我随同谢兴邦将文领交给蒋得明投递了”。吴七则供称，“到广储司冒领工程银两分用，必得有人雕出工部假印，才好盖用假文书关领”，但“堂印难用，只得用泥雕”。拿到王书常的有印旧稿后，“我就用黄泥做成印模，又用白蜡盖面，将印文粘上照样刻成，在火上烤干，不记日子给与王书常看了”，盖印后“仍交给他的，后来的事我不知道”。[6]

从初九日初审开始，审案官就采取“连夜熬审”的办法。至十一日下午，经过两天不间断的审讯，案情终于有了突破。在当天的第二份续报奏折中，军机大臣庆桂等人奏称，王书常等人供称，“自上年五月内即有捏指工程、诈为工部印文、赴广储司冒领银两之事。嗣后尚有数次，记不清事由月日”；另又揭发出同伙、原充广储司书吏、现在分发安徽未入流丁凤诏，以及原充工部书吏、现在分发浙江未入流秦大纶。考虑到“捏款假印，伙同冒支，不法已极，所供尚有不实不尽”，庆桂等一面审讯，一面将各犯家产查抄。[7]可见此案并非王书常等人所称的首次作案即被抓获，最初的口供显然是经过了他们周密的事先准备，统一了回复口径。

至十二日，审讯有重要进展。庆桂等人抓住作弊始于何时这一关键细节，逐一审问各犯，各犯虽“供词闪烁，展转支吾”，但最终无奈松口。据王书常供称，连此次破案，“伊与吴玉曾冒领分银七次，系自上年五月听从丁凤诏、秦大纶及商曾祺、胡二等通同冒领，每次领得银自二千至四五千不等，与谢兴邦等按股均分”。随后又供称，“除七次外，上年秋冬间尚有二次实记不清月日”。之所以自上年五月始行冒领，“据供工部工程银两自上年三月以后全在广储司支领，是以商同雕刻工部假印，随时捏造事由，按款赴领”[8]。也就是说，他们承认冒领库项共计9次，其中成功8次，冒领银数3万余两。

随着同样涉案的书吏商增祺、胡二等人被抓，至十三日，案情又有了更多的发现。据商曾祺口供，自己原系工部虞衡司经承，后被革退。嘉庆十三年十二月，工部铺户张清泰告知，“他与王书常们商同雕用假印冒领广储司银两，叫我入伙分银使用”。随后商增祺为张清泰誊写假文书，捏造工部咨领补制吉林等处鸟枪银3800两银，张清泰将银子领出，“分给我银三百八十两，王书常分银五百两，其余银两俱系张清泰收下，不知他又如何分用”。胡二供称，他系西城察院衙门书吏，其堂弟胡学云在广储司当贴写。本年五月，胡学云拿着工部咨领广储司银两文书，“我看出封套上的印不真，向兄弟查问，兄弟说是谢兴邦托他带到广储司投递的，后来兄弟告诉我说，他查明那文书是谢兴邦们假造冒领银两，他讹了银二千两，叫我不要言语”。隔了几日，谢兴邦来找胡学云，因胡学云不在家，谢兴邦便将250两银子转交胡学云，“余银谢兴邦另行自己给我兄弟的，我并未分用银两”[9]。这一口供又显示，此案存在着勒索和共同分肥情节。

十四日，军机大臣庆桂等人奏称，在会同提审王书常、吴七等人时，经过“反复究诘，并向开导，以该犯商同冒领库银已据供出多次，现已身犯重罪，所有从前假冒之案令其及早据实供吐，免致受刑”；王书常供出，除冒领过广储司库银八次外，另自十一年十二月起至本年九月止，还曾到户部银库、缎匹库和颜料库冒领过六次，并带出伙同分赃之蔡泳受、钱大、陶秃子等人，共计成功行骗14次，“似此胆大藐法，殊堪骇异”。王书常还表示，“我们用假印领银是十一年起的”，当时他正充当工部堂书，铺户蔡泳受等人商议假捏盛京等处修理旗纛，“想要盗用堂印，赴户部缎匹、颜料两库冒领物料，许我分赃一成”。自己与吴七商量，造刻假印，曾先后用假印赴库领得缎匹、颜料等物，卖银分用。其中十二年四月，假捏添制八旗随炮车什物绳觔，冒领银7000余两；八月，假捏采买广生铁炮子，冒领银7000余两；十二月，假捏修理左右两翼铁匠营房座，冒领银7000余两；十三年十二月，假捏修文昌庙赴颜料库，冒领物料卖银分用；本年九月，假捏修理健锐营旗纛赴库，冒领缎匹、颜料等物卖银分用，“俱是用假印文领的”。[10]

考虑到牵涉领取缎匹库、颜料库缎等物，须有内应，禄康等人又顺藤摸瓜查获工部虞衡司笔帖式惠崑。惠崑系镶蓝旗满洲国忠佐领下人，53岁，与铺户蒋得明同在一司当差。据其供称，本年十二月初三日，蒋得明“再三求我送内务府粘封印文一件，实不知文内系何话，不敢拆开观看。以前曾在户部颜料库打兑画押，是有的，次数不能记得。至于钱文不能向伊讲究，并无收受钱文”[11]。事后的连续审讯，证实了惠崑所言非虚。

十五日，蔡泳受等人的口供则揭露出更大的制度漏洞。蔡泳受供称，伙同王书常等赴缎匹、颜料两库冒领物料三次；秦浩供称，与王书常等冒领银两、物料，他知情分赃三次；陶士煜供认假造咨稿，盗用工部虞衡司印，分得赃银二次。蔡泳受系山西平定州人，在工部铺户蒋得明处做伙计，十一年十二月，即起意伙同王书常假捏黑龙江等处制办旗纛等物，赴户部缎匹、颜料两库冒领物料，假写文领，“原想叫王书常盗用堂印，后来知道堂印不能盗用”，是王书常找吴七做假印的。此后又多次犯案，“俱系宋六办的假司稿，陶士煜盗用司印”。所有冒领物料卖出银两后，“王书常二成，其余大家分用”。向来赴库支领物料，“虞衡司的文领总是笔帖式惠崑翻译清文，这假文领内清文是蒋得明搀入真文书内送交惠崑翻译的”。王书常等人在广储司及户部三库冒领银两之事，“我都知情分赃的”。[12]

工部虞衡司柜科经承陶士煜即陶秃子，浙江山阴人，30岁。他供称，十三年十一月，蔡泳受假捏修文昌庙赴颜料库冒领料物，“假办了司稿一件，交给我搀入司稿内偷用司印”，陶士煜分得京钱250吊。本年九月，蔡泳受等人假捏制办健锐营旗纛赴缎匹、颜料两库冒领料物，“叫我办了假司稿，也混着用了司印”，分得京钱307吊。工部虞衡司充当军算科经承秦浩，浙江山阴县人。十一年十二月蔡泳受假捏黑龙江等处制办旗纛等物，分给缎10匹、绸20匹以及颜料等物。十二年五月，商曾祺等人假捏制办八旗随炮车绳斤等物，自己分银430两。八月，王书常等人赴户部银库冒领银两，商曾祺知情后向王书常索银300两。

商曾祺供称，“向来制办旗纛俱有青红样名色，所以能仿照事由照样列名色捏造稿文，到缎库内冒领”。但内务府缎库并无应行咨领事由可捏，“又不知缎匹色样，所以不能冒领”。他还指出，“缎匹、颜料两库只凭我们假印咨领便可领出，并不由户（部）札付。只有赴户部银库冒领银两，先用工部假咨文送交福建司金科经承万青照应接收，他就凭假文事由缮办稿札送交银库，我们又用工部假印领到库将银领出的”[13]。惠崑则供称自己参与的活动，系翻写清字，并签名花押，“实止贪得蔡泳受等车饭钱文，委无知情分赃情事”。其中翻写满文，“每一次铺户们总给我三两吊饭钱”，“实都是我写的，不敢狡赖，实因翻稿赴库原是笔帖式的差使，我从前原去过，他们找我时，我胡涂见小，贪得他们车饭钱文，是以替他们去的”。经过质问蔡泳受等人，均称如此，“原因他老实可欺，看不出我们的事情真假，他也从不向我们查问，所以每次都去找他，实在不知道我们假冒的事。如果他知情分赃，我们业已身犯重罪，又岂肯替他隐瞒，甘受刑苦呢”。[14]

参与分赃的万青之弟万彭供称，万青于十二年与商曾祺在银库冒领银两三次，因事后知情，曾向商曾祺借京钱300余吊，其工部原文三件，万青已烧毁一件，余二件及正稿三件现在万青住房内埋藏，已经由步军统领衙门派员前赴该处查起稿件。万彭表示，他系万青堂弟，在户部福建司帮哥哥贴写，万青于十二年内三次赴户部银库领银，正式文稿俱由万彭经手写成，但当时并不知道此稿为伪造。十三年八月，万青役满后，仍然从家内拿出向银库领取银两的文件三份，让万彭按流程送河南道磨对。万彭因稿件乃从家里拿出，起疑心后向哥哥盘问，万青只能承认文件是自己与商曾祺商量伪造的，而且以前冒领的银子都已经分完花掉。万彭担心旧案曝光受牵连，“怕闹出事来不得脱身，也就替他送去磨对”。十四年三月，万彭因缺钱找商曾祺借钱，商曾祺心领神会，当即借给万彭京钱310吊。至于工部原文五件稿，仍旧埋藏在自己卧房内靠窗户旁的摆放桌子的地下。[15]

至十二月二十四日，经过连续多日的审讯，案情最终有了明确的结论：虽然有过多次抵赖及狡辩，王书常等人最终供称，用假印冒领户部三库及内务府广储司库银、物料，先后共有14次之多，其中冒领银数共计5万余两，冒领颜料、缎匹按照例价计，值银1.9万余两，“胆大藐法，莫此为甚”，“愍不畏死，屡次以身试法”。此案历经数年，日久未破，最初“原止数人同谋，后日久渐露风声，屡被讹诈”，王书常等人也是生活在恐惧之中，“只得分给银两，求免声张，银数虽多，到手旋即分散花消”[16]，最终仍落得一场空。

二 惩处与整顿

按大清律例，伪造诸衙门印信，冒支钱粮者斩立决，为从绞监候；伪造诸衙门印信者斩监候，为从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伪造假印将起意与雕刻之人并以为首论，诈为六部文书盗用印信者绞监候，诈为其余衙门印信文书者杖一百，徒三年；诈为六部各司文书者俱与其余衙门同科；知人盗后分赃者，计所分赃准窃盗为从论，恐吓取财计赃准窃盗论加一等。可见凡是伪照官方印信者，必从严从重惩处。

此案蔡泳受首先倡议，得赃至八九千两，为数最多，依伪造诸衙门印信，冒支钱粮斩决例，拟斩立决。王书常每次假捏钦派办工事由，按诈传诏旨本律罪应斩候，其起意私雕假印伪造文领亦应斩候。吴玉系听从雕刻之人，依例并以为首论，两人均依伪造印信斩监候律，拟斩监候。蒋得明伙同冒领十次，谢兴邦伙同冒领七次，商曾祺伙同冒领五次，蒋得明、谢兴邦、商曾祺均依伪造印信冒支钱粮为从绞监候例，拟绞监候。考虑到王书常起意私雕，吴玉私雕假印，每次均参加分赃，蒋得明假充办工之人赴库冒领，王书常、吴玉、蒋得明均即行分别正法，以昭炯戒。谢兴邦、商曾祺俱监候，秋后处决。其余人等，如陶士煜盗用司印，罪止满徒，该犯事后分赃二次；王嘉鼎、秦浩、钱树堂俱各讹银二次，事后分赃一次；祝广平誊写文领，事后得银一次；但因均不知王书常等私雕假印情事，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另外，假印据供砸碎，已经据步军统领衙门送到的起获雕刻原泥，案结即行毁弃。假捏虞衡司稿据供业已烧毁，起出户部先行稿三件及假印文领暂行存案备查。已革工部笔帖式惠崑，讯无知情受贿情弊，但屡被欺蒙，翻稿画押，亦发往乌鲁木齐効力赎罪。[17]

嘉庆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嘉庆帝特意解释为何加重处罚：“国家设立库藏，慎守出纳，如有亏缺挪移及额外浮支者，均立法綦严，以儆侵盗。”王书常等假印冒领三库及内务府广储司库银、物料，“情罪重大，实属法无可宽”。长期犯案，但各级官员即毫无发觉，“使奸人肆志，得以售其欺罔，酿成巨案，牵连遣戍降革大小多员”。自己虽然体恤民命，“尚恐此案或办理过严，罹法者众，曾默祷上苍，如用法稍失平中，或阴霾寒栗示以机缄”，但本日“瑞雪时晴，天气开朗，可见军机大臣等所拟悉皆允当，不能因节届迎年并斋戒期近，将该犯等稍稽显戮”。所以蔡泳受、王书常、吴玉均即处斩，蒋得明即行处绞，并派侍郎托津、景禄前往监视行刑。蔡泳受、王书常、吴玉三犯，俱先于法场刑夹一次，再行正法，并传集六部、三库、内务府等衙门书吏各数人前往环视，俾共知儆惧。其他涉案人员一一从严处理。[18]

以此次案件为契机，嘉庆帝对官场的疲玩之风大加整顿。

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当审讯刚刚出现眉目时，嘉庆帝就发布上谕，指出王书常等人成功冒领居然有八次之多，“阅之殊为愤懑”。在他看来，“近来部院衙门堂司各官于一切奏牍文移全不细心详核”，内务府对于伪造的工部假印文领，居然屡次照数给发，“毫无觉察，此在总管内务府大臣各员怠玩不职，均属咎无可辞”。苏楞额、阿明阿二人现系工部堂官，两处文稿都应该过目审查，假使于内务府给发银款时，考虑到工部衙门并未具奏此件，稍加查核，“何难立破其奸？乃被欺多次，若谓阅稿时前后俱未看出，则是昏愦胡涂，形同木偶，如竟未寓目，更全不以公事为重，直同瞽目，深负朕恩，岂堪复胜部院之任”。所以当即将苏楞额、阿明阿革职。英和、常福、和世泰也一并先行拔去花翎，交部严加议处。嘉庆帝还强调，各部院大臣俱经朝廷特恩简用，委任要职，嗣后“务各殚心厥职，剔弊厘奸，振刷精神，时以此案为戒，朕一秉大公，不肯稍有瞻顾，若再因循怠忽，自干咎戾，惟执法重惩耳，慎之”[19]。

为示公平，嘉庆帝还特意派军机章京张之屏到苏楞额家传谕：“以苏楞额平素为人精细，非阿明阿人本胡涂者可比，何以于书吏王书常等私雕假印捏指工程冒领库银至八款之多，毫无觉察，昨经革职尚有何委屈？”其结果自然是苏楞额伏地碰头跪称，自己蒙皇上天恩简放总管内务府大臣，又于本年四月擢授工部侍郎，旋于七月授工部尚书，“自奴才到任后，工部办理工程月折稿件与内务府支发银款，皆奴才曾经寓目，竟全未看出，直同木偶，辜负皇上天恩，惭愧无地，分应褫职治罪，不但毫无委屈，实在感惧悚惶之至”[20]。

十二月十四日，王书常的口供出现新变化，即发现冒领银两之处，除了广储司外，还包括户部三库，这就导致涉案官员随即扩展到了户部的诸多官员，“讯问之下，不胜骇异”。庆桂、董诰、瑚图礼曾管理三库，“于此等冒领银物之事，毫无觉察，实深悚惧”。尤其是曾任户部尚书的戴衢亨、现任户部侍郎的托津，“遇有诈伪印文未能查出，更属愧恨无地”[21]。

两天后，按嘉庆帝的要求，各部将历次失察的官员、职衔、次数等一一上奏，并给出处罚意见。其中关于户部尚书德瑛，涉及六次失察，“其札库先行稿经伊画诺者三，此等文稿并非紧急事件，何迫不及待之有？”在嘉庆帝召见之时，德瑛还表示：“近来因目力不济，所有稿案曾令伊子代画，笔迹间有互异，并称进署之日多，是以先行稿俱系伊阅画，但不察用项之缓急，率画先行，此非勤职，乃冒昩受人愚弄耳。似此精神不能振作，目力昏花，岂复能胜尚书之任？”嘉庆帝于生气之余，直接将其降补。[22]

二十五日是集中汇总对相关官员进行处罚的日子。嘉庆帝表示，大学士禄康降为协办大学士、尚书，户部尚书“虽常川到署，人皆以其年老易于愚弄，酿成重案，其误公之咎更甚于旷公”，令以二品顶戴休致。对于戴衢亨、赵秉冲、刘镮之，部议各降一级调用。费淳拔去花翎，退出工部，降为侍郎。嘉庆帝还特意指出，“此案甚奇，朕所恨者，不在书吏诓骗多次，而在诸大臣及众司员之因循疲玩，方今大弊无出此四字者，若不各加警省，其患更百倍于此案矣。朕惟思图艰图易以待诸臣之洗心涤虑，助朕成一代令主，亦无可再谕矣”[23]。

至于此案失察各处司员，亦从重处罚。案犯蔡泳受、商曾祺、蒋得明、陶士煜等均系工部虞衡司书吏、铺户，该司掌印郎中英奎自十一年十月至本年六月为止，对于书吏等人的12次舞弊行为，“漫无查察，致成巨案”，故将英奎革职发往乌鲁木齐効力赎罪。其他如工部虞衡司掌印员外郎常安，失察二次；户部福建司历任掌印郎中定柱、宽宁及员外郎时敏，各失察一次，均照溺职例革职。颜料、缎匹库司员等，于假印文领未能查出，其中颜料库共计三次，缎匹库共计二次，该管司员概行革职。虞衡司失察书吏、舞弊各司员，以及福建司随同画押各司员，亦分别查明次数送吏部议处。[24]此后，除病故各员毋庸议外，将颜料库前任郎中、今调臣部郎中宝诚等19位革职，户部监放官郎中四德保等17位各降二级调用。工部虞衡司失察、舞弊司员郎中苏炳阿等24位，照例各降一级调用。[25]

不过，因为涉案人员实在过多，至嘉庆十五年正月十一日，禄康奏恳将失察书吏、冒领库项降革司员，“概予捐复”，即同意用捐纳的方式恢复原官，结果嘉庆帝特发上谕：“此不可行。该员等甫经部议，若遽令捐复原官，非唯不足示惩抑，且迹涉言利，有此政体乎？”但因内务府降调人员仍留本衙门补用，此案户工二部司员同时降调者甚多，他们获咎尚属因公，除革职治罪各员毋庸议外，其降调各员，仍加恩比照内务府之例，“准其各留本部行走”[26]，因而对他们的惩罚也就不了了之。

针对案件处罚的随意性，也有官员表达了不满。嘉庆十五年二月十三日，山西道监察御史赛尚阿奏称，“此案情节不一，而定案不无遗漏，并有一事两歧”。在他看来，一方面，户部银库司员行文先到福建司后，福建司札库，其原来印文，库官并未得见，仅止降级、分赔等罪，而内务府银库亦系来文先到堂后，传广储司抄，广储司传库抄，其原来印文，库官亦并未得见，与户部银库事同一体，而革职、分赔、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此一事两歧也”；另一方面，内务府银库官员失察，该堂官因系统辖，例有应得之咎，现在均已分别治罪并分赔库帑，“何独六库郎中系本管总理六库事务，转得置身事外？”向来凡有支领各项来文到堂，堂上传广储司抄，必先呈六库郎中看过后再行传各库抄，并银库月折画稿，六库郎中亦必经手画押过目，兹不治罪，又不着落分赔，“此定案遗漏也”[27]。

同日嘉庆帝进行回复，指出广储司库银存储弘义阁，在紫禁城内，“较外库尤重”，该堂官等分别议罪，“实属咎所应得”。至于户部二库，较内库仍有所差别，银库支发须凭部札，系该部福建司主稿，是以将主稿司员遣戍，银库司员仅止降级，与颜料、缎匹两库之不凭部札者，理应有所区别。六库郎中于从前查办时，经内务府大臣而该员向不专司出纳，未经开送职名，即广储司司员内，亦是择其经手承办有失察之咎者，方行送议，并非故意遗漏，总之，“朕办理庶务权衡至当，该御史未悉其中原委，所奏无庸置议”[28]。

另外，为纠正书吏私自套取钱粮等弊端，给事中庆明奏请严立规条，希望“每逢奏派工程，动用钱粮事件，皆在午门前宣旨”，结果遭到嘉庆帝的断然驳斥：“朝廷凡举大典，始著各大臣诣午门听宣，而各处工程则系随时修葺粘盖，若动辄廷宣，复成何体制！”[29]

余论

王书常冒领库项案，系典型的底层书吏勾结串通，通过“内部人”方式，私雕官印，捏造工程名目，伪造公文，联手作案，大量套取官府钱财。由于牵涉人员众多，其间也存在讹诈分赃等现象。王书常案件的发生，和嘉庆朝的行政失控有着直接联系。其实，只要在财务监管的任何一道程序上做好防护，王书常案件即不可能发生，当然更不可能长时段持续地发生。在利益诱惑面前，没有实质监管的权力运行，必然导致政府治理失败和内部人士铤而走险。

唐宋以来，法律文书中关于私雕官印案的处罚，即屡见不鲜。通过对清宫档案和相关文献进行电子检索，笔者尚未找到从顺治时期至雍正时期的私雕官印例子。不过，这绝非意味着私雕官印现象的不存在。最直接的例证是，乾隆二年（1737）四月，太常寺少卿唐绥祖奏称：“律载凡伪造诸衙门印信及时宪书、符验、茶盐引者。为首雕刻斩；为从者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唐绥祖认为，翻印时宪书并不产生实际危害，翻印者无非是为谋生之用，不应与雕刻官印相提并论。经王大臣会议商定，认为“其中颇有可采，律例现在纂修，应请交部会同该馆悉心斟酌”[30]写入律例，并要求做出法律上的调整，可见私雕官印已经是较为普遍的违法行为。

对私雕官印案惩处的法律条款，乾隆朝还做过几次微小的调整。乾隆二十五年三月，陕西按察使阿永阿条奏私雕假印，“例载为首雕刻者斩监候，为从者杖流”，但他认为，一切犯罪行为区分为首为从者，“皆以起意为首”，而贪图小利、受人钱财的雕刻工匠，“多系得受雇值，误堕术中，较之起意匡（诓）骗，情属较轻”。若概坐以为首，而“立意伪造之人反致为从，不足蔽辜”，请嗣后除诓骗财物、本人自行雕刻者仍坐以为首外，“其有雇请雕刻者，将起意伪造及下手雕刻之人，俱拟斩监候；为从者减等拟流”[31]，这一请求得到批准。

私雕官印行为的发现、调查和处理，和各级官员的努力工作密不可分。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广东按察使来朝奏称，地方官失察假印，例降一级调用。但其中情节各有不同，“有吏役私雕本官印信者，有奸民私雕官员印信者；有在此县雕刻携往彼县行用者，有潜匿雕刻并未行用者。失察吏役私雕，较之失察奸民私雕更重”，应降二级调用。而未经行用之私雕官钱，较之已经行用者稍轻，应减为罚俸一年。来朝的建议也得到了朝廷批准。[32]

乾隆三十四年四月，御史孟邵奏称，为防止官印私雕的行径，佐杂印信也应严禁私雕。但内阁经过讨论后认为：“佐杂等官卑人冗，所用止系钤记。若悉令由部颁发，事体尤属纷烦。”乾隆帝进一步指出：“莫若交与各直省督抚，于省会地方定一镌刻铺户。如官代书之类，令佐杂等报明上司，将应用钤记即就官铺镌刻，但不许悬挂包刻门牌，以除陋习。其余市肆一概不准私雕。”[33]

道光五年十一月，又有御史刘光三奏称，风闻报捐贡监及文武职衔恐有假冒情弊。经户部查核回奏，“地方奸徒勾通熟悉捐例书役，雕刻假照，描摹印信，尤属大干法纪”，要求各衙门一经查有伪造实据，即行严拿究办，“有犯必惩，无稍疏纵”。[34]

除了法律条款变化外，还开始出现直接的案发记载，这个更为重要。乾隆在位60年，《清高宗实录》共记载了对13起私雕官印案件的处理，不过所涉及的金额较少，如乾隆四十年闰十月，四川楸砥粮站查获盗买盗卖军米、私刻钤记仓收之杜潮珍、刘潮贵、王德裕三犯，所及军粮不过二十五斛。[35]

到了嘉道时期，私雕官印案明显增多。在这55年的时间中，仅在《清仁宗实录》和《清宣宗实录》中记载的私雕官印案件，就多达18起（见下表）。

嘉道朝私雕官印案一览表

续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嘉道时期私雕官印案，具有鲜明的特点：案发地点多处，既包括京师和直隶，又涉及山东、河南、湖北、四川、蒙古、安徽、广西、江苏以及云贵地区；案件类型复杂，既包括套取钱粮的经济案件，又包括伪造圣旨、起意谋反等政治案件，还包括伤兵文票、乡试作弊、勒索陷害等其他类案件；案件的处理结果各异，有凌迟、有立即正法、斩监候和秋后处决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嘉庆十一年的直隶王丽南案，有24个州县受牵连，报称310669两银子，其实仅完银12214两，未完银298455两。案发后，嘉庆帝对相关官员予以重罚。[36]但从此次王书常案来看，嘉庆帝的从重处罚，显然并未取得好的效果。尤其是涉案官员费淳，曾于嘉庆十一年八月以协办大学士和吏部尚书的身份，前往保定亲自审理王丽南私雕官印案，感受不可谓不深。但他自十三年九月起负责管理三库事务，至十四年五月离任，失察书吏舞弊冒领银两物料共计五次，“所有王书常等冒领银物之事，毫无觉察”[37]，因而受到处罚，被拔去花翎，由大学士退出工部，降为侍郎，可见费淳并未能从前面的案子中吸取教训。费淳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嘉道时期的吏治腐败，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清代的私雕官印，每一次案发都有着极大的偶然性。行政管理一旦失控，权力运行得不到实质监管和制衡，即便花再大力气进行整治，也不可能有实质性改观。这才是嘉道时期私雕官印案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真正原因。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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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大项目“清代商税研究及其数据库建设（1644—1911）”（16ZDA12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110页。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步军统领禄康折》，档案号：03-2459-027。

[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总管内务府大臣苏楞额等折》，档案号：03-2459-030。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步军统领禄康折》，档案号：03-2459-027。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军机大臣庆桂等折》，档案号：03-2459-032。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军机大臣庆桂等折》，档案号：03-2459-032。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4册，“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735页。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4册，“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第738页。

[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军机大臣庆桂等折》，档案号：03-2459-051。

[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四年十二月”（缺日），《大学士禄康等折》，档案号：03-2459-039。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4册，“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第743页。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4册，“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第743页。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4册，“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第748页。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4册，“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第747页。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军机大臣庆桂等折》，档案号：03-2396-040。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军机大臣庆桂等折》，档案号：03-2396-040。

[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4册，“嘉庆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775页。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4册，“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第739页。

[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大学士禄康等折》，档案号：03-2459-036。

[2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大学士禄康等折》，档案号：03-2459-036。

[2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4册，“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第745页。

[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4册，“嘉庆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783页。

[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军机大臣庆桂等折》，档案号：03-2396-040。

[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五年正月初七日”，《军机大臣庆桂等折》，档案号：03-1530-002。

[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5册，“嘉庆十五年正月十一日”，第9～10页。

[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五年二月十三日”，《山西道监察御史赛尚阿折》，档案号：03-2397-006。

[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5册，“嘉庆十五年二月十三日”，第63页。

[2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14册，“嘉庆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776页。

[30]《清高宗实录》卷40，乾隆二年四月癸亥。

[31]《清高宗实录》卷609，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壬申。

[32]《清高宗实录》卷645，乾隆二十六年九月甲寅。

[33]《清高宗实录》卷833，乾隆三十四年四月戊辰。

[34]《清宣宗实录》卷911，道光五年十一月戊申。

[35]《清高宗实录》卷995，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丁卯。

[3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一年九月初七日”，《吏部尚书费淳等折》，档案号：03-2392-031。

[3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大学士费淳折》，档案号： 03-1631-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