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重镇 扶新畦畹

——祝贺《清史论丛》创办四十年，略述我与《清史论丛》的因缘

张玉兴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即创办了《清史论丛》集刊，搭建研究平台，发表研究成果，促进学术研究，并培养、扶植研究新人。这是学术界远见卓识，开风气之先的行动。四十年来，踏实稳健，辛勤耕耘，收获丰厚，成就辉煌，目的完全达到。它是名副其实的高水平学术专刊，已成为清史研究的重镇，是史学界的一面旗帜，其以严谨、高质量而蜚声国内外。它的成功给人以启迪。从第一辑起我就是其忠实读者，深受其益，我认为它有如下感人之处。

（一）宽广胸怀，面向全国。其起步伊始，便展示开放姿态。以大心胸、大气魄、大手笔来办刊。除积极刊载本单位论文外，还面向社会，面向全国，发表有分量的研究论文，在学术界真有引领全国的味道。从第一辑定下这一方针，而后辑辑延续，形成传统，至今依然，令人钦敬之至。

（二）巨细兼收，注重质量。名家、大家的大文尽情展示。如第一辑就发表了吴量恺、刘永成、李华、孙毓棠与张寄谦、杨向奎的文章。第二辑发表了韦庆远与吴奇衍及鲁素、顾诚、许曾重与林易、商鸿逵、王锺翰、谢国桢的文章。而后郭松义、何龄修、王方中、周远廉、王思治、黄冕堂、王戎笙、冯尔康、陈生玺、何冠彪、张捷夫、赫治清等皆功力深厚的文章陆续面世，足以影响一代学人，在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为培养、练就新人，《清史论丛》最初几辑便发表新人李格、吴伯娅、李新达、任道斌、史志宏、李尚英、王政尧、郭成康、刘建新、刘景宪、陈祖武、高翔、杨珍、杜家骥、赵云田、冯佐哲等的文章。接着，陈支平、刘小萌、定宜庄、许檀、林存阳、姚念慈、杨海英、常建华、汪学群等的文章接连出现。皆言之有物，都有初试牛刀、练功提质的味道。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当年的新人随后几乎皆成为学问大家。《清史论丛》功德无量。

（三）研究深入，特色突出。主要表现在理论深入、考证精深上。数年后，《清史论丛》上，多见功力深厚的恢宏大作、研究到位的长文。如高翔《五十年来的清史研究》、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的房屋买卖——根据契约文书进行的考察》、姚念慈《多尔衮与皇权政治》、杨珍《盛世初叶（1683—1712年）的皇权政治——对明珠晚年的个案分析》、李世愉《清代两次大规模增广学额之比较研究》、刘凤云《试论康熙中期官僚集团的党争——从四起弹劾案谈起》、林存阳《清安溪李氏三礼学》、定宜庄《家族组织与八旗制度之间：清代盛京内务府户口册与旗人家谱的对比研究》、陈宝良《清代的无赖层与地方社会》、杨海英《清初朝鲜通事考》、汪学群《关于清朝前期学术思想的争论》、高翔《清初理学与政治》、李华川《陈季同生平史事考》、赫治清《清代“邪教”与清政府对策》、吴伯娅《关于雍正禁教的几个问题》、常建华《确立统治与形成秩序：清顺治康熙时期对南方土司的处理》、黄健《凌駉甲乙之际事迹考辨》，等等，皆是论述深入、特色突出的大块文章。这些文章短则几万字，长则十几万字，这种规模的文章只有在《清史论丛》上才得以发表，它为学术界练就大家提供了方便。

（四）直面热点，如实展示。站在学术前沿，直面热点问题，展开学术论辩，进行学术交叉，是活跃学术思想，令人耳目一新，推进学术向纵深发展的良方。《清史论丛》从不回避矛盾，以宽广的胸怀，对待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给予其展示的平台。仅第六辑上就有陈汝衡与何龄修的论辩文章，有杨珍与许曾重即学生与先生驳难的双方文章，还有张玉兴、陈祖武等有针对性的论辩文章。而后，如艾哈迈特·霍加、定宜庄、胡鸿保等人的文章，皆属此类性质。这活跃了学术空气，展示了《清史论丛》的非凡容量。

（五）慧眼识珠，扶植新人。《清史论丛》历届主编及编委皆学术水平高、敬业，有高超的辨识之力，能从众稿件中发现真品，纳入刊中，可谓慧眼识珠。前述那么多的后起之秀，陆续发表从单一到精湛的大块文章，足见其在《清史论丛》的园地上受到重视、获得扶植的茁壮成长过程。这是爱惜人才、辨识人才的必然结果。而且该刊绝无本位主义，宽容纳物的精神突出。不仅为本院本所，同时也为外单位，为清史学界，实即为祖国的科研战线，培植了雄厚的中坚力量，促进了学术繁荣。这是学术大胸襟、大手笔，其功在国家、功在历史，令人钦敬之至！

良师益友，令我感戴。我与《清史论丛》有不解之缘。它让我得到了展示成果的平台，助我研究、助我成长，收获友谊。我在其上共发表过6篇文章，获得了历练与提高，这是非比寻常的学术平台，犹如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学术成果让人另眼看待。我曾两次获得所在地辽宁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优秀学术成果论文类一等奖，即1986年的《范文程归清考辨》与1995年的《明末清初“九义士”述论》，可喜的是，这些皆是在《清史论丛》上发表的论文。我被特殊重视。这足见《清史论丛》的影响力，《清史论丛》的高水平确实让我与有荣焉。真可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我感谢《清史论丛》。

还应提及的是《清史论丛》对我的青睐。《范文程归清考辨》一文的遭遇我深刻铭记。起初，我曾将其投向某刊物，却被打压：1.4万字，要求压缩成3000字，不得已只得撤回。这才以惴惴之心投稿《清史论丛》，令人欣喜的回话是：拟全文刊用。时为1983年。随之，我拿此稿参与在沈阳召开的全国第二次清史讨论会，此稿的遭遇又让我感慨。该会议题是清代人物，百余位代表皆提交了论文。我是会议秘书组成员，任务之一是分发资料。报到的当天，南开大学的陈生玺老师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王思治老师读到了这篇文章后，先后找到我，极力肯定，陈师称“这是非凡之作，解决了清史大问题”；王师则赞其“考辨精审，言之凿凿”。两位师长皆主动要将该文推荐给各自学校的学报。我敬加婉拒，却受到巨大鼓舞。而与会的七八位学术刊物编辑，对我说来，他们参会是为刊物组稿的，因会议提交论文数量不等，希望获得全部的论文，以便从中择优，我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于是向我一再道谢，然而对我的这篇文章却无一理睬，令我愕然。这七八位主持史学栏目的学问里手，竟有如此眼力！我如果向他们的刊物投稿，该文之命运可想而知。我深感《清史论丛》对我的容纳。而后该文又被台湾《清史稿校注》列为参考文献。我益发感谢《清史论丛》，感戴它是我的良师益友。尤其让我永难忘怀的是，由于这篇文章，我获得了恩师与知己，即《清史论丛》编委何龄修老师。何老师本与我素昧平生，但他接触此文后便极为欣赏，评价是“精品”，属“上乘之作”，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史学界的尖端论文”。以后他愈加关注我，对我不断启迪、赐教，他之于我既师亦友，我们竟成莫逆之交，彼此间不断地切磋学问，砥砺志节，这影响我一生，令我坚实前行。这是《清史论丛》热诚扶植后学的办刊方针之必然结果，我深受其益，谨于此再次深深感谢《清史论丛》！

祝《清史论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未来更加灿烂辉煌！

谨题数语如下，聊表敬意：

研究重镇，扶新畦畹；

再创辉煌，行稳致远。

（作者单位：辽宁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