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还需观局

从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引发全球经济危机来看，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各经济体之间的关联已经越来越强。而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体现在本国，也跨越国界在国与国间展开。作为战略咨询机构，我们经常接触大量的前沿课题，参与了许多区域和城市发展战略的研究与制定，尤其是近两年许多边境城市不约而同地找到我们，提出的都是有关如何走出国门，整合周边国家资源，开展国与国之间区域合作的新课题。这使我们率先触摸到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的脉搏，感觉到中国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开放的新时期。

我想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向同学们介绍一下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战略。通过第一手资料展示一个中国全方位开放，拥抱世界的格局；其次介绍中国首个海外特区的案例，让大家了解一些有关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同时根据我对印度考察的感受，谈谈对我们的邻居、另一个亚洲大国的看法。虽然是漫谈，但了解一下这些新动向、新趋势，能够开阔视野，相信对于你们规划未来的人生道路有好处。

过去三十年的开放其实主要还是沿海开放，而伴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中国沿边开放的时机终于成熟。从东北到西南，从上合组织到东盟合作，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开放与合作正在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四沿开放，三级中国

我把中国开放的总格局概括为“四沿开放，三级中国”。什么是“三级中国”？第一级是沿海中国，第二级是中部中国，就是长江中游，比如湖北、湖南、江西这些地区，就是现在讲的中部崛起这个板块；第三级是西部中国，广大的西部内陆地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经济相对落后，但是极具潜力。什么叫“四沿开放”呢？就是“沿海、沿江、沿边、沿线”，大家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初是从沿海开始的，逐渐深入从沿江到沿边。这是经济全球化的特征决定的，沿海地区便于海运，便于物流，因此成为最早接受全球化浪潮的地方。伴随着开放的步步深入，沿江沿边开放也次第展开。整个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的格局。

财智论语

今天的中国，不管是哪一个区域，要想迅速发展起来，说到底关键在于能否抓住战略机遇期。中国有句古话叫“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这“风水”就是一个区域在历史的轮回中所面临的战略机遇。

中国的对外开放与国内各个区域的发展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应该结合起来看。开放促进区域发展，而区域发展也会进一步深化开放。当我们回顾整个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时候，就会发现各个板块所拥有的发展机遇其实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按照经济发展固有的规律进行重新整合和发展的结果。

开放首先是从珠三角开始，广东一马当先，从1978年到1992年小平第二次南巡的时候就已经初见成效。它的成功为中国继续走市场经济道路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前苏联解体以后，中国在继续开放还是关门之间摇摆，一摇摆就是一两年。这时候年近90的邓小平先去了上海，发表了一些改革言论，包括“改革才是硬道理”、“不改革就要死亡”；紧接着南巡去了广东，通过广东的实践说：“不改革就下台。看看我脚下的土地，发展才是硬道理。”当时我开了一句玩笑：安泰离开大地母亲的怀抱就没有了力量，小平同志只有站在广东这块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的热土上，说话才有分量。由此终于让全中国人民看明白：中国必须从计划经济中走出来，走市场经济之路，中国才有出路，才不至于被开除“球籍”。这之后中国才真正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必须遵守全球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则，因此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等到了九十年代启动浦东开发，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发力，凭借良好的资源条件以及国际大都市的地位，一举超过了珠三角地区。

整个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秉承了小平同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的战略。这个战略基本上到了上世纪末就取得了初步成效，因为有一部分地区已经先发展起来了。如果还是效率优先，那咱们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的发展就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就会出现断裂。所以1999年中央提出了一个战略，就是西部大开发，西部大开发就是要政治上解决东部和西部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西部大开发到现在，从战略上说是非常成功的、正确的。在结果上我们看到这样几点：第一是天保工程，在西部构筑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态屏障，对脆弱的生态系统加以保护，这个是功德无量的。我2006年到过西藏、四川、云南的很多地方，老百姓都说天保工程如果不做，那整个中国的生态就真是不可收拾了，所以说这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第二是在西部的基础设施方面做了很多大事。这些大的投入必须由国家来做，因为企业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要讲投资回报，它同样的投入放在东部和放在西部产生的效益是天壤之别，但这是微观经济的算法，不是国家战略的算法。

从国家战略上看，西部大开发以及振兴东北都是均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举措。对于东北以及西部来说，沿海中国的这部发动机拉动效应有限，内陆省份要打造自己的外向性引擎。从内部的发展需求来说，沿边开放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从外部环境上讲，深化开放的时机也已经到来。300年前，亚当•斯密提出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分工和协作。只有做到了分工和协作，才能强化这个区域的竞争力，才能各得其所。这就是所谓的区域一体化之所以能够在全世界大行其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如欧盟，几十个不同的国家，几十个不同的民族，政治背景、意识形态都不相同的国家，都能够形成一体化，这足以说明整个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一体化的确是一个挡不住的潮流。

◎沿边开放新格局

中国三十年的开放说到底其实还只是沿海开放，沿边开放几乎没有多少效果，最早的鸡冠上——中国的东北早在二十年前就喊出了沿边开放，但是许多年来“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往下走到吉林图们江流域，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向全世界宣布了由多国共同开发图们江三角洲这一宏大设想。这一计划拟筹资300亿美元，联合多国共同开发图们江地区，希望把这块地方打造成为全球顶级的东北亚国际经济合作区，但是到现在，中国、俄罗斯、韩国、朝鲜，还有日本，在这么一块地缘条件十分好的地方，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也没能让这个构想落地。

往西北走到了新疆，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学者们就喊出要打通大通道，构建第二条欧亚大陆桥，东到连云港，通过新疆，到欧洲的鹿特丹。他们认为，第二欧亚大陆桥打通后东西方将会多一条沟通的桥梁。这个设想无疑是宏伟的，但也没有成为现实。

再往下西南边到了云南。十五年前中国沿边开放的时候，在云南邻近东南亚的国家，也就是从德宏到景洪，靠近缅甸、老挝、越南的地方，也喊过沿边开放，探索过经贸合作，但到现在还是没有大的进展。

很多地方在讲开放，边境贸易也一直都有，但是一直都没有取得大的突破，都是在小打小闹。我一直在关注这些事情，从最早在社科院，后来到新华社，到现在做战略咨询，都在研究和思考这些问题。非常幸运的是，最近几年来，几乎所有重要的中国沿边开放节点城市的发展战略研究和制定都有我们的参与，比如最早的黑河、呼伦贝尔和绥芬河战略，这涉及的是中俄边境开放及区域一体化的问题。乌昌（乌鲁木齐与昌吉）一体化涉及的是上合组织中的中亚五国经济合作的问题，往西南走是广西与东盟合作的问题。再比如我最近从金三角回来，探讨云南如何促进与大湄公河流域合作的问题，还有珲春的大图们江规划问题，这更涉及东北亚五国的合作与开发。整个一圈走下来，我们对于今天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可以说是有了一个比较全面和深入的把握。

开放战略一直在讲，但是开放为什么总是“开而不放”？大家你有情我有意，为什么实际操作起来却那么难？一个理论提出来之后，要从理论变成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要说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地区合作，就是国内的区域一体化都很艰难。比如“深港一体化”，深圳和香港，同源、同宗、同饮一江水，磨合了三十年，还没有最终落到一个地方。再比如京津一体化，相距不过百余公里，优势互补也很明显，但是真正一体化也是近来才逐渐落到实处的。对于文化、制度以及经济状况差异更大的边境城市区域一体化来说，同样存在天时、地利、人和的问题。地利是早已经具备的，作为边境上的节点城市，之所以会在这里形成城市，本身就是因为这里是有地利之便的，而天时，今天终于到来。

首先结出果实的是广西。广西这个地方虽然也是沿海地区，但是并没有在沿海开放那一波的行情中尝到甜头，甚至在云南举办世博会引领旅游浪潮的时候它也没有抢到先机，但是这一次，在中国实力已经逐渐增强，周边区域与中国合作的意愿逐渐加强的大背景下，它抓住了这个机遇。广西泛北部湾战略浮出水面之后，引起了全中国的关注。

2007年我到了新疆，新疆希望首先是通过乌昌一体化把堆头做大，乌昌一体化以后再与中亚的其他几个国家变成国际一体化的区域，最后的结果是乌鲁木齐将会成为中亚五国的一个国际性中心城市。2007年10月，温家宝到新疆现场办公十五天，鼓励他们提升沿边开放，加速去跟周边的国家来往。因为新疆有地利之便，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从东北至西南与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及印度八国接壤。边境线长5600公里，是中国边境线最长、对外开放口岸最多的省区之一。古代，横穿新疆的古丝绸之路就显示了新疆的战略地位和价值，今天，新疆如果真正搞好国际区域一体化，无疑将大有作为。

再说东北亚。2007年我们到了黑龙江的牡丹江和绥芬河，当地的领导告诉我，只要有了好的战略，他们的后劲更强。现在提出了哈牡绥一体化的概念，哈尔滨、牡丹江、绥芬河一体化，一个重要的举措是“借港出海”，借用俄罗斯的港口，但是并不出口，而是通过海参崴的良港转到长三角和珠三角。大家知道，牡丹江是个内陆城市，没有港口，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受到山海关铁路运输瓶颈的限制，而通过海参崴“借港出海，出海不出口”就解决了这一问题。而且2012年APEC会议将在俄罗斯远东举行，普京希望借此机会振兴俄罗斯远东地区，这样的背景给黑龙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图们江流域合作也喊了二十年了，这次中央又将有新动作。正在制定当中的“图们江规划”不是对接国家发改委，而是直接对接国务院，比北部湾战略的级别还要高。

今天我来简单梳理一下中国沿边开放的格局。从东北开始，黑河、绥芬河、牡丹江，往西到呼伦贝尔，再往西到新疆，然后到西南是云南与大湄公河流域的合作和广西的北部湾战略。

◎东北亚合作——东北的战略机遇

东北亚合作的发展应该是与振兴东北的战略结合在一起考虑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是很了不起的，这个战略的提出起码是出于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是中央财政已经有了相当的能力，应该可以来支持一下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了；第二个考虑，说实话，无论中国怎么发展，东北这块宝地我们是输不起的。东北这块宝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过程当中曾经做出过非常卓越的贡献，在很多困难的历史时期都是靠东北。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我们因为从其他方面考虑，顾不上这块，任其自生自灭，但是到了现在，从整个中国的全局战略来说，东北不振兴，中国也振兴不了。

怎么解读振兴东北这个问题呢？现在关于振兴东北有很多种说法，中央的说法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我发现，中国这项政策的及时雨80%是落到了辽老大的头上。我记得当时辽宁省长薄熙来，嗓门也特别大，一下跳出来直接跟中央的政策对接，说东北将是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装备部，而装备部的总部就在辽宁。然后辽宁凭借天时和地利，天时就是辽老大的地位，地利就是靠近北京，基本是同整个中央的政策挂钩，先声夺人，获得了很多这方面的优惠和政策，吉林次之，感觉上没得到实惠的就是黑龙江。这个原因我没有进行深入研究，不敢妄言，凭直觉讲可能是因为整个东北的经济布局，主要的重化工业和加工业集中在辽宁，黑龙江少一些；另外黑龙江在整个共和国发展史上基本上是一个资源输出大省，要么就是木头，要么就是石油，要么就是粮食，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也很有意思，我和黑龙江省委、哈尔滨市委领导进行交流的时候，一直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说成振兴东北，他们说不对，王老师，中央文件的准确用语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我对他们说，作为执行者的解读应该是振兴东北。从中央来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个口径小一点，好把握，进可攻，退可守。但作为地方绝对不要把它理解为只是振兴老工业基地，如果我们只把它简单地理解为振兴老工业基地，我们在跑“部”“钱”进的时候，可能辛辛苦苦要来的钱，就全部堆在了那些救都救不起来的传统老工业基础上了，那样就糟糕了。

这些年华南华东的改革有个非常宝贵的经验就是靠增量来拉动存量，绝不是靠存量的改造来打出一个新天地。珠三角的发展不是靠原来的存量，而是靠新机制、新手段、新产品、新市场、新打法做增量，只有把这个增量做起来以后，回过头来才能对存量进行整合，或者是民进国退，或者是靓女先嫁，对它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上海也是这样，最早的时候上海守着一批老机器，结果发现越整越是捧着金碗讨饭吃。这个时候整个江浙的商人就利用上海的技术人才和设备，运用新的机制做出了温州模式、义乌模式、东阳模式、宁波模式、绍兴模式，经济总量蓬勃发展。现在浙江人均GDP全国第一，这个增量做起来以后倒过来再去解决存量问题。江苏也是这样的，先前的时候还守着乡镇企业，最后走不动了，发现体制不行了，被浙江甩在后面了，只好放下身段到浙江学习。学习之后得出个结论：必须一改到底，然后就对全省经济进行了彻底的民营化，民营化以后产生了很多资产达到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企业。增量上去了回过头来再去整合或并购存量，整个机体就活了。

现在东北的问题我也这么看，只有增加了增量才能最终改造存量。如果不是这样，还是在老机制、老产品、老设备的基础上，不管你给它增加多少钱，都是赤脚“纸老虎”，吃了以后它也成长不起来。在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东北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今天在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是什么意思？

中央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担忧：今天中国在相当的一部分地区，估计有一亿人口已经实现初步富裕，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而珠三角、长三角的一些核心城市更高。当一个区域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的时候，就到了初步现代化阶段，前工业化阶段基本完成，整个社会就会开始高速城市化。现在整个中国的城市化率是40%，也就是我们13亿人口可能有4.5亿到5亿人口在城里面住，而且这个变化的速度正在加快。当一个国家城市化率达到30%的时候，就会迎来历史上的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挡都挡不住。整个中国几千年来城市化率不到10%，而现在一年就可能要增长1％，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超过了之前几百年的发展。伴随着高速城市化过程，整个经济结构出现了变化，大量的高耗能、高能源产业要兴起。比如说房地产，原来我们人均5平方米就可以了，现在是人均50平方米，需要的水泥、钢材、建材、木材数量是非同一般的。同时汽车进入家庭，上千万台车进入家庭，需要多少钢材，多少停车场和道路！

这种从温饱到小康，从小康到富裕的转型意味着中国未来十年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将大量增长，现在这个危机已经出现。原来我们说中国是地大物博，现在发现我们地大物不博。前两年由于城市化和房地产的高速发展，水泥和钢材的价格翻了一番。

短短几年中国的崛起影响了整个世界。中国经济腾飞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经过十几年的低迷突然一夜之间开始松动了，开始活起来了。他们一研究，一统计，才发现从谷底里面把他们拉出来的不是别人，是他们的对手——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几年出现了一种非常有趣的外交格局，我们跟日本在政治上、外交上很冷，但在经济上却是很火的。嘴上在打架，底下很热乎。为什么？这是经济上的需求。最后日本也开始反思了，成天说中国是威胁，中国是威胁，但当他们从低谷里走出来后，却发现是中国把他们拉出来的。

飞速发展的经济使中国一夜之间电力奇缺，江浙一带有两三个月时间要限电。温州、宁波每年限电两三个月搞得很多企业焦头烂额，很多企业开始买发电机，这一发电又带来一个可怕的问题——石油。现在中国石油缺口高达40%，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往下走，估计一两年之内会有70%的缺口，这就是宏观经济的很大问题了。在这种格局下面才有了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实行这个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中央开始实行新的国家战略，这个国家战略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就是石油战略。大家看到总理前不久去了俄罗斯，跟普京会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石油管道的问题。

我们原来的石油进口主要来自中东，最大的隐患就是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可以说控制了中国石油的咽喉要道。中国从全世界进口的石油，除俄罗斯这边从陆路进来外，几乎都要从印度洋经过马六甲海峡到达中国。也就是说只要美国哪一天跟中国翻脸，把这个地方一卡，对中国的威胁极大，就这么简单。美国早在二三十年前就有个国家能源储备战略计划，美国现在储备的能源够打两场战争，撑四个月没问题，而中国可能一个月都撑不住。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最高领导要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若干年前就有一些战略家提出来，为了防止马六甲海峡被卡住喉咙，从印度洋那边修一条运河，通过跟我们关系比较好的缅甸和泰国直接通到云南，避开马六甲海峡。这个方案现在正在论证，尽管成本会很高，但从战略安全来说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这是大的格局，它说明当中国从量变到质变，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崛起的时候，全世界的资源和格局都要重新洗牌，重新洗牌的时候很多地域会发生摩擦和冲突，躲都躲不掉。因此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区域、任何一个城市在考虑发展的时候必须要思考这些问题，才能把握住战略机遇。

我们再回头看黑龙江，为什么说一个战略机遇期到来了？首先是刚才讲的，整个中国高速发展离不开能源的支撑，离不开战略性资源，如铁矿、铜、金等。而俄罗斯战略调整后中俄合作前景广阔。俄罗斯从前苏联解体到普京上台这十年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五年前我去俄罗斯的时候，看到就像火车扳道岔一样，火车虽然变轨了，但人还是在原来的轨道上前进，还是需要计划经济安排。但是我最近去发现变了，它已经开始习惯了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上运行了。还有一个变化是双头鹰战略的调整。90年代初，叶利钦实行脱亚入欧，与美国拥抱到一起，结果事实教育了他们，美国绝对不允许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再出现，普京上台后俄罗斯的大国梦复苏，中俄之间的合作前景广阔。所以既然按照市场经济法则往前走，原来“谁买了我的资源就是侵吞了我的民族资产”的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为市场经济就是交换经济，等价交换、错位经营、差异竞争、优势互补、互通有无，才能形成交易关系，才能形成合作伙伴。

用这种思路来考虑问题的时候，再加上WTO基础上趋同的市场法则，按同一市场经济的规则出牌，生意就是生意，以这种平和心态回头来看的时候，俄罗斯终于发现它的远东，靠近中国东北和黑龙江这块地方富集的资源正是蓬勃发展的中国最需要的东西，而它也需要中国初步工业化以后生产出来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市场。伴随这种思路转换，我们的机会来了。中国的需、俄罗斯的需，中国的求、俄罗斯的求，各有需求，它们互通有无的关系已经很清楚了。而且中国和俄罗斯已经解决了包括疆界划分在内的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在地球村的角度互相审视对方才发现其实双方是“绝配”，在生意上的互补性极强。

两国一城——黑河

中俄两个大国都在面临新的发展时期，最重要的对接点就在黑龙江。中国要振兴东北，俄罗斯要开发远东。俄罗斯远东开发最好的市场通道就是近在咫尺的中国，而黑龙江就是一个超级二传手，黑龙江这个超级二传手有几个最佳对接点，其中之一就是黑河。

黑河从1993年的边贸放开到2003年，十年时间走了很多弯路。一开始的时候整个中国的边贸都是这种情况：几千家商贸点蜂拥而上。我当时把它叫做“嫖客经济”，根本不是娶老婆的，来了就像“嫖客”一样，全是短期行为，打一枪就走。这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这个后果直到现在才平复过来。广东的发展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大批的香港人蜂拥而来，都是小老板，通过做贸易，走私贩私，完成原始积累挖到第一桶金，最后慢慢经从流氓到绅士，也成了“李嘉诚、霍英东第二”，开始做长线，也发展到了中国其他的广阔地方。

我在黑河曾经专门到河对岸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市，访谈了一批已经站住脚的企业家，他们给我的信息和官员们给我的信息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一些官员是非常悲观的，认为没得做，但是我接触的企业家恰恰相反，他们是充满信心，他们认为机会太好了，认为钱多得赚不过来。他们希望政府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支撑。其中一个老板很典型，一个姓何的福建人，他2007年的房地产开发量是20万平方米，2008年是50万平方米，不仅在布市，而且到哈巴罗夫斯克、海参崴，甚至在莫斯科都有房地产项目。我当时很奇怪，因为我知道房地产是非常复杂的，关联性强。房地产跟贸易、跟工业都不一样，如果说工业用十分力气，贸易用一分力气，房地产就要花一百分的力气。在中国做房地产，不盖300个公章，不喝掉300公斤烧酒，是不可能做出房地产来的。房地产商要同各个方面打交道，一个关过不去都不行。这个老板原来是打零工的，后来成了包工头，最后从乙方变成了甲方，变成房地产开发商，这个是很有普遍意义的，我觉得需要好好地解剖一下。最后我问他现在怎么样，他说现在很顺当，我问他这边是不是官匪一家，黑社会很厉害，他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到这个地方就必须要融入这个地方，融进来以后你就会明白事情远非人们说得那么简单。我们参观了他的几个物业，包括布市最好的超级商场，还有一个四星级酒店马上就要建成。他大量地雇用当地的员工，现在98%的员工是俄罗斯人。他给当地人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当地人当然很感谢他了，所以他的发展空间很大。

还有一个木材商是大连人，他在俄罗斯参加投标，一次投到了15万立方米的木材。他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将成为远东地区第三大木材开发商。跟他们聊完以后，我得出了三个结论：第一，这些人通过十多年的发展站住了脚，他们百折不挠地往深层次走下去，从早期的小商小贩变成了现在极具投资力量的企业家，这是整个中国民间资本发展的结果。今天中国民间资本几万亿，已经不是早期人们看到的温州商贩帮人家擦鞋、补鞋了，他们口袋里面有几亿、几十亿、上百亿，关键是你有没有合适的机制和渠道让他来发展。第二，一些先行一步的人经过在俄罗斯十年八年的打拼已经跟俄罗斯水乳交融，形成了一种很好的互动关系。第三，他们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俄罗斯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现在也十分严格地遵循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这也让他们对俄罗斯充满信心。

我跟他们探讨的时候问到了绥芬河，一个做木材生意的老板说得很实在，他说如果让我把木头通过黑河运走那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绥芬河那边是国际联运，一个星期之内就能运到南方，黑河这边不是国际联运，有很多手续非常麻烦。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盯着所谓的过货能力呢？我为什么不从绥芬河、满洲里、二连浩特那边进入俄罗斯？原因也非常简单，中俄几千公里的边境线上只有布市是跟俄罗斯的城市抱在一起的。布市虽然只有20多万人，但它是整个阿穆尔州的中心，而且是直接影响整个远东的一个城市节点，通过这个跳板，小则进入远东，大则进入整个俄罗斯。这个价值目前还没有被挖掘出来，挖掘出来以后黑河就是整个中国不可替代的超级“桥头堡”。这个木材商所反映的问题是与我们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

下一步把握天时，强化地利，挖掘人和，黑河的定位就是“两国一城”，这是世界绝无仅有的“两国一城”。原来我们说两个地方关系紧密叫做“一衣带水”，一衣带水的有很多，但是真正能够做到“两国一城”的在全世界我没看到，我所说的“一城”不是说领土是一体的，而是经济的互补，生活方式和习俗上的融合，这在全世界都是超级卖点。

这个思路清楚以后，围绕这个城市对资源进行清理和发掘，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东西貌似一样，其实本质上不一样。如果我们把“两国一城”的思路理清楚，按照城市经营、城市战略的眼光，至少有这么两个“凡是”：凡是江那边有的，我尽量避免重复建设，比如电厂，还有其他的一些过剩的东西；凡是那边不具备的我这边一定要强化，比如说商贸服务平台，比如说那边欠缺的很多资源，还有很多服务。如果这些都能理清楚的话，这个互通有无、互有需求更加强大，因此要按照这种城市功能布局和空间布局来考虑它的城市定位问题。在这个背景下面，根据中国发展的经验，以民间小额贸易为特征的行为已经走到了尽头，肩挑手提的小贩经济已经走到尽头。黑河绝不只是个口岸城市，黑河也不只是个边境城市，黑河是在整个中俄边境上，甚至是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个“两国一城”。

我们把这个节点把握住以后，两个辐射、两个聚合扇面做好以后向全世界推出，在哈尔滨、在北京、在上海、在广东招商，甚至在欧洲、在莫斯科也招商，这个时候亚洲地区的超级桥头堡平台就浮出水面了。一旦浮出水面，这个地方就成为真正的中俄之间从事贸易开发投资的基地。凡是想进入俄罗斯更纵深地域的企业都要到黑河设立自己的区域总部，通过“两国一城”的另外半个“城”解决文化或游戏规则一体化的问题，再通过整合俄罗斯进入更广阔的空间，就像我刚才讲的那几个成功的企业家一样。这就相当于30年前港资进入大陆的情况， 30年前整个中国刚对外开放，欧美财团谁也不敢进来，首先进来的就是香港人，他们因此抢占了开放头15年的黄金期。刚开始香港人也没把握，最后找到一个办法，就是通过罗湖桥跟深圳这边的人合作。一些深圳人开始去香港的时候可能是“坐山雕”、“一撮毛”，半年或一年以后摇身一变成了港商。整个香港当时进入中国内地就是通过深圳这个桥头堡，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到一个现代化城市的转变也正是借“一国两制”，“一桥两城”的东风。大家看一看，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四个特区是同时起步的，为什么其他三个特区远没有深圳发展得好、发展得快？就是香港对整个中国内地市场的巨大需求通过罗湖桥迅速把一个一万人的渔村催生成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城市，就这么简单。

黑河的情况极其相似，中俄边境线上只有一个黑河是“两国一城”，其他都是松散的，不可能在城市化方面互动。整个中国对俄罗斯远东的原材料资源需求和俄罗斯对东北亚的需求，就像当初整个中国对外开放经过香港这一通道面对世界一样，这两个扇面的能量一整合，就像火山爆发一样，一下子造就了“喜马拉雅山”。

所以说今天是黑河的超级机遇期，天时、地利已经具备，关键在人和。而就我们在布市采访企业家的情况看，人和的问题也已经解决。他们的实践已经说明了发展空间是非常大的，这是咱们中国的“第五纵队”，就是说他们已经穿插到敌后去了，已经对俄罗斯了如指掌。这个时候我们把平台搭好，利用好十个八个这样已经成功的“第五纵队”，再用国内更多的资源跟他们嫁接和互动，依照商业原则和商业规则往纵深穿越，既可以减少十年前我们边贸那种混乱不堪的情况，又可以让更多更大的资本进入更纵深的空间，从而在战略上解决中俄合作双方的问题。

在这个战略指导下，我们来规划城市的时候就会重新理清很多东西。比如说工业的问题，平台搭建好以后它就是“贸、工、技”的关系，“贸”是大贸易，是国家贸易或区域贸易。有很多商人到这边采购石油、铁矿石、木材，而这些原生态的东西用火车运到南方，运到广东或者上海去加工的话，70%是要丢掉的。那么既然要加工的话，在这边稍微搞一点初步的加工行不行？包括炼铁、木材和石油的初步加工，这个思路就是“贸、工、技”的思路。这种战略整合方向是明摆在这里的，用这种思路来考虑我们的工业化和工业战略就比较实在。国内的很多大户，包括很多大钢厂、炼油厂、木材加工厂都希望通过这个平台，通过这个变压器，凭借人熟地熟的“第五纵队”的关系跟俄罗斯进行深度合作。这样所谓修路、修桥只是顺带的结果，桥固然很重要，但我们不能把宝全都压到桥上，桥是有作用的，但桥不是全部，必须利用桥把它的空间效应做到极限，就像一个磁场或气场一样，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

牡丹江——借港出海

我前面是拿黑河举个例子来解读一下黑龙江这个内陆省在边境开放上的机会，其他比如说绥芬河和牡丹江，它们所拥有的天时都是一样的，都在区域一体化和中俄战略合作的大背景之下，但是又各有各的地利和人和的条件。我最近刚刚去了牡丹江，那是历史上非常富裕的地方，近年来落后了。一讲到牡丹江，人们想到的就是“坐山雕”，就是杨子荣打虎上山，就是出土匪八大金刚的地方。其实牡丹江是一个非常美丽富饶的地方，是世界知名的雪乡。

东三省的经济原来是相对发达的，现在却相对滞后了，而在东三省里最困难的是黑龙江。黑龙江经济之所以不发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出海口。今天的中国凡是经济发达的地方都有两个马达、两个引擎，就是内生型经济和外生型经济。比如说广东、山东、辽宁、浙江，除了本身的内生型经济以外还有依靠出口的外生型经济。但黑龙江只有内生型经济，只有制造业。而制造业即便通过这些年的改造依然不景气。于是黑龙江制定了一个战略，叫做“哈大齐战略”，把哈尔滨、大庆和齐齐哈尔通过一个工业带连接起来，振兴黑龙江经济。但是这个方案并没有解决制约黑龙江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没有出海口。现在的物资起码有三分之一以上由于受到山海关瓶颈的约束，在运输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哈尔滨需要找到新的出路，黑龙江需要找到新的出路。

牡丹江同样面临中俄合作的战略大机遇：中国要振兴东北，俄罗斯要振兴远东。现在俄罗斯准备拿出上千亿来打造贝加尔湖的远东，包括海参崴一带。普京还承诺了一件大事，2012年要在海参崴召开一次APEC会议，花力气做一次国家营销，所有环太平洋国家的首脑包括美国总统都要来。

那么这个战略契机怎么用？我们帮助绥芬河和牡丹江确定了一个思路：借港出海。中国黑龙江的货不通过绥芬河的口岸，而是直接通过海参崴港口，运到中国最发达的上海和广东，打通黑龙江的出海口，我们称之为“出海不出口”。如果这个思路能够实现，下一步黑龙江和东北的经济就多了一个引擎，对于整个黑龙江乃至东三省的意义都非常大。

呼伦贝尔——大进退、大开合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可能你们现在都不听这样的歌曲了，我们这辈人听到这首歌都会动感情。这首歌唱的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非常美丽的地方。我一直很关注呼伦贝尔，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的碰撞和融合是一个大话题，而草原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就是这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就是从这里起兵，最后成就一代霸业的。今天的呼伦贝尔市在中国的国家战略中同样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幅员辽阔，面积相当于一个英国；资源丰富，仅煤炭储量就相当于东三省的1.8倍；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位于中俄蒙三国交汇之地，边境线将近两千公里。

三年前他们请我们给呼伦贝尔做发展战略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他们原来以粗放式的资源性产业为主，木材、畜牧业等都是其主导项目，但是后来实施天保工程，无论是畜牧业还是木材业的发展都受到了限制，呼伦贝尔未来靠什么发展，在这些产业中的数十万工人怎么办？其次，煤炭的前景不错，但是受到运力的限制，搞加工的话又有电力的限制，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还有呼伦贝尔拥有非常好的旅游资源和深厚的文化积累，如何把旅游这个黄金产业做起来？

我们当时认为呼伦贝尔实际上根本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问题，资源富集是它的优势，但是如果粗放地开发就会造成环境的破坏，难以为继，天保工程势在必行。但是同时如果解决不好产业发展的问题，会出现大量工人失业，人民收入难以增长的问题，社会和谐发展也是个大难题，这个问题在当前中国非常典型。如果就呼伦贝尔本身来说，即便它面积再大，这些问题也很难解决，只有把它放到中俄蒙战略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的大背景之下，它才能够从天涯海角的位置变成国际大通道。

我经常讲区域发展，特别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发展有一个重要的思路，就是要变“量入为出”为“量出为入”，这个转变说的是什么意思呢？量入为出说的是封闭式的、自我循环式的发展模式，有多少米做多少饭。而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发展要善于突破，善于把自己的勺子伸到别人的锅里去，要搭建好舞台让别人到你这里来唱戏，来的人多了，你这里的价值也就提升了。

那么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就看你能不能把你的独特性做出来，能不能吸引别人过来。对于呼伦贝尔来说，它有资源优势，有区位优势，也有环境和文化优势，但是如何把它的品牌做出来，把它的价值挖掘出来。我给它总结了两句话叫“大进大退、大开大合”。所谓大进，就是抓住城市化和产业化的机会，增强经济实力，集聚城市人口，为大退奠定基础，腾出空间。所谓大退，则是在大进的基础上退够退尽，退出一个草原天堂和绿色王国，通过对生态敏感地区的大力保护，主动转移闲置人口，退出一片草原和森林。“大开大合”则是指以大开放促进大整合，以海拉尔、俄罗斯的赤塔和蒙古国的乔巴山为三个支点形成北疆的大金三角。这里是世界上资源最富集的地方。三个地方的关系极好，产业互补性也很强，要搭建好舞台，整合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企业来做。

这套思路被呼伦贝尔的领导接受了，并且付诸实践。前不久一位主管领导来电话告诉我，按照这套思路，短短两年时间，呼伦贝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经济发展成了中国东北地区的亮点，战略上还成了中俄蒙之间的轴心地带，未来的发展空间将更加广阔。

◎大西北的战略机遇与中亚合作

我曾经以游客身份去过两次新疆，第一次去的是北疆，包括哈纳斯、魔鬼城、克拉玛依。第二次我去了南疆，包括喀什、红其拉甫山口、帕米尔高原，我就想到冰山上的来客、奔腾的雪水河、展翅的雄鹰。两次都跑了几天，但是只跑了南疆、北疆的一部分，看到的这些让我感觉到，新疆在未来中国的战略决策里会扮演一个非同一般的角色。得出这个结论是基于这么几个理由：

第一，整个亚洲的中心在乌鲁木齐。中国有一个习惯性的思维，总是以沿海来画线，武汉是中部，成都已经是西部了。其实按照地理的说法，成都这个地方还属于中国边缘线的内核；第二，新疆的资源、能源富集，在未来整个中国的重化工业和经济升级换代的过程中将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三，新疆在未来整个中国“四面八方打开国门，东西南北走向世界”的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将会成为一个不可小看的区域中心。这个判断不久之后就会得到证实。

2007年新疆的最高领导通过很多人到北京找我们，希望我们去新疆考察。我们去后发现几个值得关注的事情：胡锦涛总书记2007年上半年专门去新疆考察；之后温家宝总理又带了一百多个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去新疆现场办公和调查，专门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新疆问题，对新疆的地位和分量进行重新评估和定位。在这种背景下新疆下一步打算在“乌昌一体化”上大做文章。所谓“乌昌一体化”就是把乌鲁木齐这个新疆的中心城市和它旁边的昌吉自治州合成一体，做出能级，做出规模，希望能够在整个中国的西北乃至中亚地区扮演一个中心城市的角色。这件事情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而且也得到了中央的认可。这里面要解答的是城市和区域战略的问题。

中央领导考察新疆之后，中央专门下了一个三十二号文件，从发展思路、战略任务、产业布局和重大政策四个方面对新疆进行了详尽的阐述。纵观全国，还没有国务院给哪一个地区，专门下达一个政策性文件，而且讲得这么具体，这是前所未有的，怎样充分有效地消化这个机会？这是个大学问。要是不抓住时机的话，一两年以后热点就转移了。这道难题摆在了乌鲁木齐市党政领导的案头，也是我们当时去做这个战略咨询的时候思考的问题。三十二号文件把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地位提得很高，特别是在战略地位上提得很高。考虑新疆的问题要注意两点：一个是地缘优势，新疆处在上合组织中亚五国的中心位置；另一个是能源，新疆本身以及周边地区能源资源非常丰富，战略意义重大。

随着中国能源战略的调整，能源成了中国经济发展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新疆有石油天然气包括煤炭在内非常丰富的资源，在能源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中亚以及俄罗斯将有2000万吨的原油在这里加工，这2000万吨进来是什么概念呢？新疆干了50年，现在也才是年产2300万吨。到目前为止，新疆人民基本上过的是石油的日子，它占据新疆工业增加值的60%。现在看来这2000万吨原油进来对新疆人民来说是天大的事情。还有200亿立方的天然气要进来。这对新疆的经济，特别是对乌鲁木齐的经济来说，有着海啸般的作用和影响。到2010年还要把已经建好的2000万吨石油管道变成3000万吨的规模。乌鲁木齐正好遇到中国能源战略的调整，时代给新疆人民送来了一个天大的机遇。国家从三个地区将近700万吨的装置基础上再增加1000万吨炼制设备。另外新疆富集着中国40%以上的煤炭储量，从战略资源的角度考虑，中国所有大能源公司全部在新疆搞煤炭。现在有6000家的开矿公司，这6000家有一半在开发，一半是在找矿。这个不得了！需要有一个城市平台来支撑。

乌鲁木齐的战略之一叫做优势资源转换战略，一白一黑为主的资源转换战略，另一个战略叫做中心城市辐射战略。乌鲁木齐对全疆的经济拉动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它的空港、铁路、公路、陆路交通都是绝对的枢纽。要加快发展新疆，就要提高乌市的能级，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乌昌一体化战略。为什么要乌昌一体化？客观上来讲，乌鲁木齐市发展到现在已经遭遇瓶颈，首先是土地资源的问题，没有空间了，工业没地方摆，商业没地方摆。这种情况下乌昌联合起来，把我们的要素资源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虽然现在还没有批准乌鲁木齐和昌吉回族自治州行政区划的合并，但是第一步的试验区——米东（新区）已经在自治区党委领导下开始做了。这样从客观上来讲实际上首先解决了行政体制性障碍对我们资源优化配置的制约问题。

石油化工的突飞猛进对新疆的发展和推动所具有的极强的冲击力量，乌昌一体化的城市战略，再加上三十二号文件的落实，是乌鲁木齐未来发展的三大机遇。

在发挥新疆的地缘优势方面，乌鲁木齐是新疆开放的桥头堡。与周边这些国家的城市相比，乌鲁木齐是一个大城市，相对来说比较发达，这个城市是现代化城市，绿洲型城市。以前乌鲁木齐作为国际商贸中心，因为它的产业结构是三二一，也就是第三产业占主导，第二和第一产业次之，这个三二一结构是客观形成的，商贸占到了乌市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六七十，但是它的商贸还不能算是大商贸，乌昌同中亚地区和南亚地区的合作缺一个大规模的重加工区。我们化工的原料在这里，没有必要把原料卖到沿海，加工以后再拉回来。这次乌石化等一大批石油化工项目上来，包括一百二十万吨乙烯，和乌市当地的加工企业组合起来，很快形成强大的产业链，可以大规模加工石油下游产品，加上新疆本身的棉毛麻丝化纤，发展空间广阔。新疆技术落后可能是个问题，我们应该通过城市营销，把我们中国南方地区的一些优势的东西和这里的优势结合起来，走向中亚。整个中亚地区有十二三亿人口，基础不弱，配套设施也比较好。所以乌鲁木齐的发展战略客观上来讲应该有这么一个背景：以乌鲁木齐市为中心，通过乌昌一体化，来推动整体发展。

乌鲁木齐作为中亚地区的中心城市，应该东联西出。从国家战略上来讲，应该从中亚的格局来看乌昌的战略问题，乌昌应当是双轮驱动，一个轮子是新型工业的发展，另一个轮子是商业贸易。乌鲁木齐应该成为中亚地区的国际性中心城市，我们访谈了各方面的领导，他们基本上同意我们的这种提法。

◎大西南战略与区域合作

中国的大西南非常神奇，无论是自然风光之旖旎还是人文资源之丰富是很多地方都难以与之相比的。以前因为在祖国边陲，交通不便，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是自从云南举办世博会，打响旅游品牌之后，人们像发现世外桃源一样发现了云南。在新一轮的全面开发中，西南也面临新的机遇。和东北亚的大图们江流域合作一样，大湄公河流域的开发与合作也是一个探讨多年的国际合作开发项目。云南的澜沧江与大湄公河一脉相承，打通这个流域的合作极富潜力。

云南——打通大湄公河流域

我与云南的渊源很深，曾经在1999年帮云南省在中国做了第一次城市营销。1999年昆明世博会是什么缘起呢？1991年亚运会成功以后，邓小平与中央有关同志讲咱们能不能也办一届奥运会。此话一出，下面便行动起来积极申办奥运会。最后因为一些原因功败垂成。但是已经做了很多准备，这时候中央就问，除了奥运会还有没有类似的能引起世界关注的活动，有关机构说有一个叫做世界园艺博览会的，被称作园艺界的奥运会。于是中国就申请举办世博会，从巴黎把旗扛了回来。但当时的北京市长和市委书记为此要50个亿，当时中央财政没有这么多钱，但既然答应了又不能退回去不办。1996年李岚清去云南视察工作，看到云南的花卉产业正在冒头，就谈起承办世界园艺博览会的难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当时云南靠烟草业，财政每年有五六十个亿的利润，可以做一些事情，地方领导正雄心勃勃，书记和省长当时就对副总理说：“给我们几天时间，我们开常委会讨论，可能的话我们云南来承办，不要中央一分钱！”李岚清一听，说：“那太好了，我代表中央感谢你们！”第二天云南方面就告诉中央，世博会由云南接下来，这个事就定下来了。

当时云南的考虑很简单，认为世博会就是世博园，拿三千亩地建好场馆，让每个国家自己投资在其中建一个园，估计花费也就是四五十个亿。让每家烟厂分摊两个亿，十几家烟厂就是二三十个亿，再加上银行贷款就解决了。于是按照这个思路开始筹备，专门成立了一个世博局，由昆明一个要退休的市长当局长，因为他了解昆明的情况。这个老同志上任后成立了几个公司，规划、设计、广告、园林，什么都是自己来办，这怎么能做得好？折腾了一两年，李岚清去视察工作，发现弄得一塌糊涂，决定紧急换人。换上来一个马上退休的建委主任，他只能保证把场馆建起来，但办这个博览会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他也不清楚。

当时云南省有一位领导力排众议，找到我们工作室寻求出路。我们去考察之后，与云南省高层交流的时候我向他们提了一连串问题：第一，为什么要办世博会？第二，什么叫世博会？第三，世博会要达到什么目的？第四，用什么手段来办世博会？没有人答得上来，问题就出在这里，自己付出了这么大代价，目的是什么却不清楚。

想做成一件事首先要善于提出问题，只有提出问题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不然南辕北辙，再争论也没有用。我提出世博会不是世博园，承办世博会对云南来说是实现超常规发展的一次历史契机，可以作为撬动云南这个板块的一个战略支点，目的是展示云南的新形象，促使云南从旅游资源大省转变为旅游经济强省；为此必须把世博会当作云南省的全省战略来思考，而不是单纯的办会思维。

为此我还给云南省的中高级干部们做了一次报告，省委书记认同了这个思路。除了盖好场馆，还要做什么就有了目标和方向。结果钱没多花，但效果非常好，为云南省做了一次华丽的转身和升级换代。世博会持续了五个月，中央领导要来，所以中央电视台对云南的报道是免费的。在世博会开始之前，把云南的滇西北旅游板块推出来，在中甸、丽江等地建好机场，迎接人潮的到来。当全国人民来到了昆明，花这么多钱只在昆明转转，呆一两天一定感到不值得，所以要吸引人们多呆几天，有意识地把人流引向滇西北。展会期间好戏连台，既满足了中央电视台的转播需求，也顺势把云南推销了出去。

当时我设计了一句广告词：“彩云之南，万绿之宗——中国99昆明世博会”，为后来云南的战略定位和形象定位提升了高度。为什么叫“彩云之南”？当时我问云南人为什么叫“云南”？没有人说得清楚，这就是一个契机，一个卖点，许多人都会遇到这种“灯下黑”的情况。云南有两种解释，一个是“彩云之南”，非常浪漫；还有一个是地理学概念，云岭以南。

“彩云之南”，这个概念非常有想象空间，祥云缭绕，如同人间仙境；为什么叫“万绿之宗”呢？因为云南处在长江上游，是中国绿色植物的大本营和聚集地，是一个绿色王国。而下一步整个中国的园林、园艺产业会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站住了这个定位，一下子就打开了以后的发展通路。所以说形象传播不止是好听的问题，必须像画龙点睛一样，首先得把龙画好，再点上眼睛才能使龙飞九天。如果龙没画好，眼睛就点不出。如果龙画好了，点的眼睛像两颗玻璃珠子，当然也是不行的。最后，通过长达半年的世博会，云南轰动了全中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一不小心就把丽江、中甸（香格里拉）板块都带动了起来。可以说云南世博会是区域营销和城市营销在整个中国的第一次成功实践。

最近我又去了两趟云南，一次是到云南红河，另一次从西双版纳出境到金三角。这两次是做什么事情呢？先是红河州的领导找我们去，我本来以为我对云南已经非常了解，不太想去，但是对方反复邀请，我被他们的诚意打动就去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中国的好东西太多了，原来我以为自己很了解，其实不然。去了三天，把红河看完，我得出一个结论：下一步红河州将会成为云南旅游的第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西双版纳，第二个板块是滇西北的丽江，第三个板块应该是红河了。这三个板块依次成熟，这和旅游产业发展的规律相符。第一阶段以观光旅游为主，内地人来到云南，想了解异域风情，这是初级阶段；第二个阶段的主导是休闲，当中国有些地区的人均GDP到了3000美元以上时，就会产生井喷式的休闲需求，丽江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旅游的第三阶段是体验，在今天的云南我还没有看到，但红河具备了这个条件，应该着重在“体验”上大做文章。

到红河我首先去了建水县，在那里我看了比乔家大院还大两三倍的朱家花园，占地两万平方米，上百个院子。雄浑的建筑凸显这个院落背后滇商的实力。乔家大院是晋商家宅的代表，但是与滇商相比成了小儿科。滇商影响了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这里还有南中国最大的文庙——孔庙，规模之大，气势之宏，实在罕见。影响力辐射到大半个东南亚地区，现在的柬埔寨、越南、老挝，凡是信奉儒教的人都把这个孔庙当作大本营来朝圣。云南是在明洪武时期才正式纳入明朝版图的，为什么这里在元朝就已经有了孔庙？这就又引出了很多故事。元朝从北方打过来，先是占领了云南，然后才打到东边灭了南宋，但是他们发现用武力征服不了西南少数民族，于是就开始“以文化人”，最有用的武器是孔子，在这里建了一座孔庙。这里还有一座古城，恐怕比丽江古城还要漂亮，只是藏在深闺人未识。

更有意思的是红河卷烟厂所在的弥勒县，那里有两万亩的大花园，好几个五星级酒店，上等的温泉洗浴场，奢华的中学。这个学校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参观时看到一片西班牙风格的建筑，我以为是专家楼，结果是学生宿舍。远远看去大草坪上有个建筑，墙上全是精美的浮雕，我问是不是艺术馆，他们说不是，是公共厕所。这太令人震惊了。我问这是谁建的？回答说是红河卷烟厂的老板建的。我就很奇怪，问当地人他为什么要建这个？对方说因为他喜欢。我估计跟这个企业的运作方式有关，红河卷烟厂是整个中国利润率最高的企业之一，老板在那里发展了将近二十年。也许是国外的贵族庄园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就造了这么一个世界级的园林。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中国式现象。

离开蒙自后我去了河口，河口是中越战争时期的主要出兵之地，现在成了中国向东盟开放的重要口岸城市。把整个红河看完，我觉得这个地方真是云南省的精华浓缩，这个地方极有可能打造出云南省的第三极，有可能成为从观光到休闲再到体验一个都不能少的平台。这里的人已经做了很多前期工作，非常棒，但还没有打通，还没能做到条分缕析、合纵连横。但是蓄势待发，下一步的施展空间很大。

西双版纳是云南旅游的第一波，而不是滇西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说起云南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西双版纳，想到傣族的泼水节。当时有几部电影和几首歌曲，一下子就让西双版纳深入人心。我记得那时候读艾芜的《南行记》，特别羡慕他那种生活。他一路走一路写，走到一个地方没有钱了，就留下来住一段时间，帮人打打工，过后又继续往前走。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到那里，有天晚上正好遇到《东方红》中《赞歌》的原唱者胡松华，60岁的胡松华刚刚退休，准备搞一个长歌万里行，正在那里采集民歌。

那时候到云南，西双版纳还是必去的地方，但是后来不一样了，旅游不再只是走马观花看一看，而是要休闲，这个时候滇西北的旅游就火起来了。人们到了丽江，呆得下来，在古城里一住住上十天半个月，就是去泡吧、发呆，而且更厉害的是丽江变成通往滇西北的门户。人们从那里可以去中甸，可以去稻城，去泸沽湖，这样一来，丽江成为游客到云南的出发台和回归台，这种能量是非常惊人的。而到西双版纳的游客只能看一个版纳，再往前走就要出国了。这些手续关卡没有打通，相比之下，同样的花费西双版纳的吸引力就不如丽江了，这也是这些年来西双版纳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地位相对衰落的原因。

这一次我们出去探访金三角，是要在云南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大背景下来探讨西双版纳州的发展战略问题。如果只是就国内而言，西双版纳州就是边陲，没有延展的空间，但是放到区域合作的背景下，西双版纳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户。在历史上，西双版纳的首府景洪是傣族首领帕雅真创立的“景龙金殿王国”的首府，王国覆盖今天的缅北、泰北和老挝北部的部分地区。这一地域如今虽然属于不同的国度，但是民间的交往却一直非常密切。陪我们一起去的一个导游，不但会说这几个地方的语言，甚至到哪儿都能找到他的亲戚，这种关系网络之广，是我们原来很难想象的。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在原来几百年中，这些地区之间没有国界限制，人们自由往来。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二战期间，滇缅公路成为国际援助进入中国的生命线，为保证这一通道的安全，国民党部队十万大军入缅作战，兵败后不少士兵在当地定居。

在泰国还有一个地方非常有名，国共之争后期国民党兵败退台，最后一支撤离大陆的部队从云南入老挝缅甸，在金三角地区纵横二十余年，历经两次大规模战斗，小战无数，迫于国际压力两次撤台之后，仍有部分云南籍官兵不愿远离故土，退至泰国北部山区，形成以美斯乐为首的数十个难民村。其间几经坎坷，到1992年才彻底放下武器，完全转化为和平村。而国民党残部的另外一支则演变成为大名鼎鼎的坤沙武装贩毒集团。1996年坤沙投降，被软禁在仰光，金三角地区开始大规模替代种植，才逐渐摆脱毒品阴影。我们也到美斯乐去看了，这里成为华人的一块飞地，以旅游和茶叶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

这些资源如果打通的话，对于旅游者、寻根者的吸引力是非同一般的。我们还到了泰北的第二大城市清迈和老挝的古都琅勃拉邦，清迈的旅游资源和旅游的软硬件设施都是世界一流的，琅勃拉邦的古建筑，僧侣文化还有风味独特的美食，使它成为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那么这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每年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国际旅客从南面到泰北、到琅勃拉邦，距离西双版纳只是一步之遥，而国内也有大量的游客到云南，如果这个关节打通的话，国际游客再走一步到中国西南，中国游客经版纳到金三角，这种吸引力要远远超过滇西北。而西双版纳作为一个门户和枢纽，其地位和价值不用多说了。怎么把这个关节打通，这正是我们和版纳州在沟通和谋划的东西。

广西——“10+1”的落脚点

如今的世界，区域一体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原来出于政治目的而成立的许多组织逐渐开始具备经济功能，弱化意识形态差别，最后达成合作。最典型的是欧盟，原来是冷战的产物，经过煤钢联营体、欧共体一路走到欧盟。亚洲也有非常清晰的一体化进程：首先成熟起来的是东盟。大家知道东盟原来是为了对抗中国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扩张而成立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这些国家联合在一起从政治组织逐渐变为经济组织。伴随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和中国的主动外交，现在东盟也转变了态度，已经开始跟中国从理论上的探讨上升到实质性的合作。如今中国和东盟“10+1”，中日韩与东盟“10＋3”的模式已经尘埃落定。这是广西北部湾战略在中国沿边开放中首先取得突破的一个大背景。广西抓住东盟一体化，抓住东盟与中国合作的趋势争到了“10+1”合作的落脚点，“10”就是东盟的10个国家，“1”就是广西的南宁作为对接点，作为桥头堡，作为平台，代表中国这个“1”，跟东盟这个“10”进行整合。

这里有个背景，因为最早的时候广西和云南作为中国的边陲省区，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历史机遇期。听说了中央有这样一个与东盟合作的想法以后，两地的书记和省长（自治区主席）都到北京去“活动”，结果广西抢到了先机，因为广西的理由很简单：广西跟越南山水相连，越南作为中南半岛的一个大国，延伸过去就是整个东盟。而且广西一直没得到发展，如今有这样一个机会，应该让广西作为一个衔接点，于是中央有关部门就确定了广西。没想到得到消息后，云南省长连夜赶到北京，三天以后说服了中央有关领导，又把这些东西落实到了云南，理由也很充分：云南也是跟东盟山水相依，特别是紧邻缅甸、老挝、越南、泰国等国，而且昆明曾经主办过轰动世界的世博会，积累了丰富的国际交流经验，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因此希望由昆明来承办。当时中央有关领导说过一句话：东盟这些邻居都是小国，越是小国，我们的接待越要够分量，如果分量不够，他们就会觉得我们小看了他们，现在看来还是昆明的接待能力强，于是就确定昆明了。昆明就马上找到我们，说要推进这件事，首先第一件事准备在世博园里打造12栋总统别墅。没想到才过了三个多月情况又变了，广西又虎口夺食，把昆明已经含在嘴里的肉一把夺过来。我想他们的理由可能是说云南已经吃饱了，还给他们肥肉上添膘，这不公平，我们从来没吃过，这口应该让我们吃了。这里面就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当中央的一些宏观政策、宏观战略、宏观机遇期产生的时候，地方必须要有主动精神，这种主动精神发挥得好，就会获得一个飞速发展的空间，如果是坐待天变，不去积极地努力和争取，那可能就会坐失良机。

于是东盟“10+1”、东盟博览会和东盟论坛就在南宁举行。而且这个论坛和博览会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年年都会有。这个东盟论坛，不仅会使广西的经济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会使它在世界格局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当然也最终支撑了我们中央的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

如果没有国际眼光，没有战略眼光，没有一个与中央的战略相呼应和互动的眼光，一个区域是没法发展的。像广西的南宁、北海，就是这样抓住了一个机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实现了自己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由此带来的宏观利益和效益非同一般。最近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和南宁市委书记，已经通过很多渠道和我们联系，我这次回去很快就要去南宁跟他们交流，他们现在是想赶在11月份把这个会开好，同时也在思考几个问题：这一次“10+1”究竟能给广西和南宁带来多少机遇？怎么利用好这些机会促进广西、南宁的经济腾飞？

如果我们不能够正确地、理智地认清全球化带来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就会坐失良机。

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中国的眼光必然不只是偏安一隅，而是要以全球眼光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合作。中国的特区建设经验引起世界诸多国家的兴趣，能否将这一成功经验在更多的地方复制？如何在海外续写中国特区建设的传奇？对外开放在经历了长期“引进来”之后能否成功“走出去”？

这里我讲一个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毛里求斯开创中国首个海外经济特区的故事。我在一次讲课的时候问同学们毛里求斯在哪里？多大面积？多少人口？一个同学说在非洲的东南部，国家很小，面积不大，人口不多。听了他的回答大家哈哈大笑。其实刚开始接触毛里求斯的时候，我跟这位同学一样，也是只有这么一个朦朦胧胧的概念，好像是在马达加斯加旁边，相当于台湾岛旁边的澎湖这么一个地方吧，在经济地理层面上就是这么一个概念。而这个小小的地方，可能会在未来中国对外关系和中非经济交流上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2007年10月1日到12日，我受有关方面的委托带我们的工作班底去毛里求斯呆了十二天。这十二天的时间可以说是三合一：工作、考察和休闲。我们在座的很多同学可能看过我的博客，博客的名字就叫做“策划就是生活”。这就是我们所提倡的一种工作和生活方式。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不是一个工业文明时代，工业时代是朝九晚五，上班、下班，而知识经济时代的工作方式，我认为是边休闲边工作。

◎中非合作

为什么要去毛里求斯呢？2006年的时候，北京举办了一个轰动世界的中非合作论坛，非洲四十八个国家的元首全部聚集北京。在这个中非论坛上，中国做出了很多承诺，承诺中国将会全力帮助非洲的兄弟们，使它们像中国一样从不发达走向发达。这个大的原则定下来以后，中国首先面临一个问题：怎么走向非洲？中国怎么跟非洲合作？

中非合作有这样几种模式：一种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模式。大家可能年龄小都不知道，但是你们的父辈都很明白。我们小的时候听过坦赞铁路的故事，刚果、赞比亚的故事，这些是我们中国援助非洲最成功的例子。以至于文革刚结束的时候，马季说过一个轰动中国的相声就是专门讲坦赞铁路的。那个时候中国的援助是不讲经济效益的，纯粹是一种政治援助，最后的效果非常差。

第二种模式就是在今天这个全新形势下的模式。中国需要非洲，这个需要不是简单的政治上的需要。我们的政治家见了非洲的元首们都会说这么一句话：“非洲是我们的好兄弟，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时候，是非洲的小兄弟们把我们给抬进去的！”这是我们的官员经常喜欢讲的一句话，但是现在非洲的这些元首们，他们不太愿意听这种话了。他们觉得固然是我们把你抬进去的，让你恢复了联合国的地位，可是你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新兴国家，而非洲现在还属于待发展地区，我们怎么互赢、互动？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中非关系的深层次问题：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需要能源，需要矿产资源，而非洲有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中国经济要继续发展，产业结构要调整，过剩的产能要转移，是否能够把我们过剩的产能转移到非洲待发展地区；此外，中国向非洲出口产品和服务，必须解决一个外贸平衡的问题，所以中国有必要帮助非洲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促使非洲竞争力的提升。总的来讲，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外交上，今天的中国终于到了一个要跟非洲进行全方位合作和共享的时代，这是历史的必然。在这种背景下就有了我们的中非论坛，中非论坛在全球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受到刺激最大的是日本。日本认为中国已经后来居上，捷足先登了。中国跟非洲国家的关系已经从简单的政治层面的交往变成了全方位的合作。所以，日本也想要搞一个日本式的“中非论坛”，希望通过一种经济外交保护他们在非洲的利益。

◎“走出去”的民间商帮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确定了中非合作的方针，提出了“走出去”战略。其实“春江水暖鸭先知”，在我们的国家提出“走出去”之前，民间已经有很多企业开始“走出去”了。首先走出去的是我们的温州商帮，温州人，浙江人。我曾经在《第三种生存》里面专门讲到温州商帮，我说什么叫商人？他们的眼睛是铜钱做的，他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出利润，他们的耳朵比老鼠还灵，他们能听到银元掉到地上时发出的叮当声，他们的鼻子比鲨鱼还要灵敏。就像鲨鱼闻到了大海里面的一丝血腥，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奋不顾身地跑到那里去。这个形容放在浙江商人身上可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这些年来浙江人，特别是很多中小老板已经开始进入了非洲。非洲的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甚至包括南非都已经出现义乌城、温州城，以至于在非洲一些社会治安非常不好的地方还出现了绑架、抢劫和杀害中国人的事件。

就是在这么一种情形下，商人们还是奋不顾身地继续进入这些地方。当然，安全问题和投资环境问题确实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国家提出“走出去”战略，希望为企业走入非洲提供更多支持，包括政策支持，比如说金融政策、外贸商务政策等，还包括项目支持。除了民间商帮“走出去”以外，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企业也开始走出去了，最典型的就是华为。我在全世界很多地方游历的时候都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就是华为的确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企业。在美国遇到一些杰出的企业家，他们曾经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中国的华为是最值得我们尊重的最可怕的竞争对手。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呢？也就是中国的很多企业在欧洲和美国不算是正规军，顶多是个义和团，没有竞争力可言，但是华为却让他们感到很恐惧，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我在欧洲、美国、印度、非洲等许多地方经常可以看到华为的身影，经常可以看到华为的招牌。一些像华为这样的企业也开始走出去了，但是他们走出去都是以散兵游勇的方式，虽然国家非常希望配合他们一下，支持他们一下，但是政策很难落到实处。

◎走进非洲

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我们这次毛里求斯之行。山西有一家企业原本做外贸，但是外贸做到了五年前已经没法做了。现在中国的外贸空间很小了，国家很多方面的政策开始改变，西方又开始在关税上挤压，基本上是哀鸿遍野，难以为继。这个企业四年前已经意识到简单的出口贸易空间很小很有限，他们就开始转型。

当时他们发现毛里求斯这个地方有几个特点：社会治安非常好，跟我们所理解的动荡的非洲完全不是一回事，这里风景如画，被欧洲人称为“欧洲的后花园”，是欧洲人最喜欢的休闲目的地，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巴厘岛这样的地方。欧洲人在那里苦心经营了五六十年，所以它有很成熟的世界级的休闲平台，有非常好的休闲服务和休闲设施。而且这个国家非常小，两千多平方公里，一百多万人口，历史上曾经三次覆灭。第一次是大航海时代，这里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人率先发现。按照他们的总统开玩笑式的说法，荷兰人来了以后把他们的渡渡鸟吃完，觉得这个地方一钱不值，就跑了。荷兰人走了以后，法国人过来，把法兰西文化带过来，把法国人的浪漫和善于享受的风俗传给了这个地方。再后来经过百年战争，英国崛起后把法国人赶走了。英国人统治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把他们的大英法典、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则以及议会制度全部移植过来。由于这里劳动力不够，英国人就从他们的殖民地国家，比如说巴基斯坦和印度移来了很多劳动力。所以当毛里求斯最终独立时，这里有三种人：百分之八十的是具有印巴血统的棕色人种，百分之十左右是法国人和土著混血的后裔，还有百分之十是其他人种，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说英语和法语。

这家企业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发现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从非洲其他国家进口棉花到毛里求斯加工成棉纱，然后再卖给岛上很多在这里做加工的英法著名厂商，因为欧盟和美国给它很优惠的贸易政策，而这里做棉纱加工的企业很少。这家企业在这里实打实地投资建厂，口碑甚好。中非论坛结束以后，我们国家确定要“走出去”的时候，其中一个很大的项目是跟毛里求斯这个国家签订的，在那个地方建一个中国工业园，很多企业来投标。这个企业由于对当地情况比较了解，最终获得了这个园区的开发权。拿到开发权以后他们马上开始工作，折腾了一年，也花了很多钱，最后发现如果按照常规的思路走下去，上不能贯彻中央和国家的这种战略思路，中不能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下不能使企业通过这么一个平台实现升级和转型。

于是他们就把这个工作停了下来，希望能够借助这个历史性的战略机遇使这个项目成为一个战略性项目，上能够为整个中国“走出去”蹚出一条很好的道路，中能够使毛里求斯这个国家得到实惠和发展，具体到这个企业可以使自己完成升级换代。但是光有这个想法还不行，做什么，怎么做，并不明确，于是他们开始在全世界找外脑，找了麦肯锡，找了罗兰贝格，最后找到我这里来了。这个公司海外事业部的总经理找到我这里来，我跟他见面聊了聊，我就问他为什么要找我们，他在找我们之前已经找了很多机构，包括麦肯锡。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跟麦肯锡合作呢？他说通过交流发现麦肯锡解决不了他们这个东方式的斯芬克斯之谜。麦肯锡虽然很庞大，专业分工很细致，但他们面临的问题就像一条没有航道的河流，这是一个尚没有现成商业模式的东西，不知道怎么破题。这位经理对我说找我们有三点原因：“第一，我跟踪王志纲工作室跟踪了十多年，我一直在看你们破解这些问题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也是你们的粉丝；第二，我相信这种选题对于你们来说具有挑战性，对于我们来说也具有挑战性；第三，你们是最渴望挑战的，所以给你们机会让你们挑战，行不行？”于是我们提出先去考察一番。

去毛里求斯非常有意思，当时中国内地到那里还没有直达的航线，只有香港才有，我们从香港飞了十个小时到那个地方。在我去之前，我脑袋里面想到的非洲都是和传染病、动荡、贫穷、饥饿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到了毛里求斯发现整个岛上全是美女，比巴厘岛上还要好，亚龙湾更不用说了。海全是翡翠那样的颜色，跳到水里面去热带鱼就从脚边游过。大家慨叹这是不像非洲的非洲。

我们就开始反思了，以为自己很了解中国，其实不是这样。就像很多欧美人自以为很了解中国，其实并不了解。我儿子原来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住在一个非常富有的银行家家里。他跟那些美国孩子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发现所有的美国孩子，包括他们的父母都不了解中国。特别是我儿子邀请他的美国朋友到中国玩的时候，他们的父母一而再再而三地问他，是不是要准备好多吃的带到中国，怕他们饿肚子。最后两个美国孩子到中国一看，傻眼了，发现中国一些地方跟美国差不多。怎么回事？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在生活中大量存在。

◎一个国家的渴望

我们到了这个国家以后，十天内要考察，要访谈政府各部门，要做研究，还要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时间安排得非常满。怎么做才有效率？我们先从这家公司已经做的工作着手。这家公司董事长管理着大小几十个公司，而他把自己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放在毛里求斯这个项目上。我们看了他们原来的设想和规划，基本上是国内建工业园区的模式，并且已经花了上千万元做规划，但是按照这个规划，厂房盖好后有没有企业愿意来，他们心里没底。我们也发现问题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在毛里求斯那几天我发现这个公司在当地的口碑非常好。在他们的安排下，我第一天见了总统，第二天见了总理，第三天见了副总理，最后的几天见了所有的内阁大臣。说实话，我只用了五天时间基本上就把毛里求斯搞明白了。为什么呢？在座的同学们，你们有个最大的优势，你们生活在中国，这个国家有十三亿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而且在经历着剧烈的变革，就像上次讲课时我跟你们讲的“美国三百年，中国三十年”。当你像坐过山车一样经过这三十年的沧桑巨变以后，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看清中国发生的各种复杂问题之后，用这种眼光去审视国外的很多地方，很容易就能够把握住那个地方的问题所在。当时我们用了五天时间基本上就把这个国家搞明白了，对这个国家做出了一个判断，我今天给大家专门讲的就是这种分析问题和判断问题的方法。

他们的总统和总理反复向我们强调：首先，在整个非洲很动荡的时候，这里是一方安宁的净土。安定的原因有三条：一是英国人给他们建立的一套非常好的现代法律体系，一套好的运行体系；二是这个地方的人种主要是从印度过来的，他们信奉宗教，民族性情温和；三是这个地方在历史上一直是欧洲的一个功能区，在高端休闲方面做得非常好。这种高端的休闲影响和改造了这个岛国，使整个岛国有一种温文尔雅的气质。其次是在贸易上的优势，欧盟给了他们很多优惠政策，美国也给了他们特殊的优惠政策，所以这个地方小到转口贸易，大到金融离岸交易都做得非常好，所以他们认为他们的国家应该成为非洲的新加坡，要按这个目标去发展，但怎么发展他们不清楚。他们还请来新加坡原来的总理顾问，请他来看能不能把新加坡模式搬过来。我也跟他在一起探讨过，不过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

我们最后研究完这些情况后得出几个基本的结论：第一，中非合作已经成为国家战略，这是大背景、大趋势；第二，中国要与非洲开展全面合作，企业作为先头部队已经开始走入非洲。比如说华为、中兴、TCL、海信等企业已经开始进入，但是这些企业大多是单兵较量，感到处处都受到限制。第三，毛里求斯是一个非常适合中国企业集群进入的非洲国家，可以作为进入非洲的后勤基地、物流基地和总部基地。围绕这个结论我和我们中国的大使，和毛里求斯很多官员进行了充分交流，他们听了我的话全都睁大了眼睛。他们说原本希望中国能够办个企业，或者解决纺纱的问题，或者在高端旅游上多吸引点中国的游客，毛里求斯现在一年有七十万的游客，中国人来了以后，可以达到一百五十万。这就是他们原本的期望，这些想法都不错，但都是分散的点，没有形成一个面。

按照我刚才的那个思路来论证分析中国的需求：中国非常需要一个跳板、一个战略平台、一个辐射和服务整个非洲大陆的一方宝地。我认为，在整个非洲毛里求斯是最具备这些条件的：第一，这个地方的生活环境绝对是世界一流的，第二，社会安定也是世界一流的，第三，这个地方的交通区位也是世界一流的，这个地方到南非、到埃及甚至到迪拜，到非洲的很多地方，最多飞三四个小时，到非洲的象牙海岸，飞机也就一个半小时，再没有比这儿更好的条件了。所以我们中国企业到这个地方不是简单地办一个工业园区，而应该打造一个中国的海外特区。我专门见了毛里求斯的总理和主管对外经贸的副总理，跟他们提出了这个设想，他们听完以后很兴奋，说很愿意考虑。

那么作为一个海外特区来考虑的话，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业区的规划设计了，它应该是毛里求斯这个岛国的一个新的城市功能区。这个国家的城市化率非常低，是典型的二元结构。一半在海边，欧洲人把它打造成了世界级的休闲度假村，一半是岛中间，基本上还是农耕时代，种甘蔗，种菠萝，还是处于农业社会的状态。主要的城市就是一个所谓的路易港，只有十几万人口，就像我们中国的一个小镇一样。我们认为它现在正是向城市化转型的前夜，因此如果有外力能够以一种新的方式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城市功能区，那么国家竞争力将会得到极大的提升，而且辐射、聚合以及服务半径将会得到最大限度的放大，我们把这个思路跟毛里求斯各方面进行交流以后，他们非常认同。

◎“四老”满意的国家营销

这就是我所说的“找魂”，所谓“找魂”就是找方向。大家知道中国人有句话叫做“顺藤摸瓜”，我们做事的方式恰恰相反，叫做“顺瓜摸藤”。到一个地方以后，先把它放到全球大趋势大背景下看它的位置在哪里，把它搞清楚以后也就是把瓜找到了，找到以后就要进行可行性的论证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跟当事人进行交流，如果他们认同这个方向，我们就按这个去思考，接下来就涉及策略问题，战略确定之后就是策略的设定。

我们说在毛里求斯做这件事情要“四老满意”才行。原来我们在中国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做到“三老满意”：三老是“老头子”、老板、老百姓。“老头子”就是领导，从中央到地方，必须让领导满意，要符合他们的政绩观；但是光他们满意不够，还要老板满意，企业家满意才有商业机会，这样才有推动力；光有这“二老”满意还不行，最后还要老百姓满意。把这“三老满意”解决好以后，就是科学发展观，就是和谐社会，就可以放开手脚往前走。到了毛里求斯以后，我们就提出来必须是“四老满意”，还要老外满意，因为你是到人家国家来做事啊。

这个思路清楚以后，我们跟毛里求斯政府进行了交流和沟通，说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做这件事情，问他们毛里求斯能够给这个构想提供哪些支持。因为这个思路要真正落到实处还有几个大问题要解决：首先，中国没有直达毛里求斯的航班，还有签证以及外交方面的问题。这一谈就不是经营城市，而是经营国家了。当你跟总统和总理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涉及的每一件事都是大事。我问能不能提供免签，他们答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以后元旦、春节去那边免签，拿着中国的护照到那边以后落地签证，这个已经兑现了。他们国家的总理很得意地跟我讲，反对党当政的时候不同意，他上台以后，这个问题两天就解决了。

其次，我问他们中国的企业家到这里投资以后能不能给毛里求斯的护照。他们总理问我为什么要毛里求斯护照，我说这个很简单，中国的企业到你这个地方以后，他把十亿上百亿的资产砸到这里，连这个地方的人都不是，到时候你把他赶走了，他这个财产怎么收回来呀？中国有一句话叫“有恒产者有恒心”。他要做这么大的投入，如果没有机制保障，他进出都不自由，他怎么投入呢？这个问题毛里求斯又解决了。第三件事情我们还在探讨，就是中国是否可以在毛国办银行的问题，他们说这些事情都可以考虑。

用这种思路先让“一老”满意，把毛里求斯这个国家所能够给出的很多软服务和优惠政策全部要来以后，回到中国来再解决“二老”满意的问题。现在这家企业正在跟商务部、中国银行、外交部等机构进行对接，把与毛里求斯定下来的很多政策落到实处。这样的话，人家国家的和我们国家的政策和优惠条件都要来了，这一个海外特区的投资价值和投资潜力已经彰显无疑了。

最后就是跟很多已经走向非洲和正准备走向非洲的中国企业进行路演。比如说华为，我们跟他们进行了沟通，我说与其你们在这个地方星星之火，受到很多制约，还不如你们就把非洲总部放到这个地方，我们将提供很多服务和配套。还有中兴通讯和TCL，还有重庆的力帆轿车，当然还有很多温州和浙江其他地方的商人。我们整个思路理清楚以后，同时配合对毛里求斯国家的营销，由国家指导，企业运营，市场操作，让中国重新认识毛里求斯，认识到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非洲国家，而是有优良的环境资源和巨大发展潜力的地方。

马克•吐温有一句话，我觉得是一句绝妙的广告词。他说：“上帝先创造了毛里求斯，然后依照她的样子打造了伊甸园。”意思就是伊甸园是参照毛里求斯来打造的，这广告词多精彩！到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国家营销的方式把毛里求斯的信息有效地传播到中国来。毛里求斯的旅游根本就不用担心，在毛里求斯的投资也会受到追捧，中国要走向非洲的企业也会在这个国家找到它们很好的服务基地、后勤基地、孵化平台和总部经济区，最后的结果自然皆大欢喜。

这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知识知识，光有“知”还不够，还得有“识”，就是见多识广，阅人无数。如果能将两者打通，按照毛泽东讲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去认识问题，你手里就有了一把手术刀，“庖丁解牛，游刃有余”，这个时候生活里面任何复杂的问题都可以条分缕析地解剖出来。这才是最有用和最有价值的东西。

中国和印度两个发展中大国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对手，一个成功抓住工业化、现代化契机成为世界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另一个则在信息化大潮中独领风骚，驶上全球化的快车道。两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如何涅槃？一次深入的印度之旅带你认识一个多面的印度。

在今天的世界上，特别在媒体上讲得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龙象之争，龙指的是中国，象指的是印度。西方人在讲龙象之争的时候，基本上都倾向于印度这边，都把宝压在印度，认为印度肯定会超过中国，而且他们也从内心里面非常渴望印度能够超过中国。他们的理由往往是这么几条：第一，印度是全世界最大的民主生活体，就是说印度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十二亿人口实行民主制度；第二，印度是说英语的国家，所以跟全球化的方向是一致的；第三，印度现在搭上了信息高速公路IT产业的快车，连中国都发达了，印度肯定会发达。最后结论是印度肯定会超过中国。所以我一直在关注印度，想什么时候可以去看一看印度到底是怎么回事。

◎多面的印度

终于在2007年下半年有了这么一次机会，也是一家已经“走出去”的企业邀请我们去印度考察，我说正好我也想去一趟印度，要去看看到底龙象之争中的这个象是怎么回事。这次去把印度最主要的地方全部走遍了，先到了孟买，然后到了新德里，到了恒河，最后到了佛教的诞生地。一路走下来，最深的感受就是看到了一个多面的印度。

贫穷的印度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看电影《流浪者》的时候，所有的流浪者都说要去孟买。孟买的标志性建筑是印度门，这是1915年的时候印度为了迎接英国乔治国王来访问专门建造的，非常壮观。我到了孟买以后，跟导游讲我想看印度最真实的一面，他就带我到了市中心，到了印度门，从一座桥头往下看，看到一个全球最大的贫民窟。搭建的全部是临时建筑，方圆可能有几平方公里，六七十万人口在里面，就在印度门那样繁华的地方旁边。很多贫民基本上是家徒四壁，甚至家徒四壁的还算是好的，有的连四壁都没有，就是一张毯子，晚上就睡在路上。

在新德里还看到最震撼的一幕，早上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普照首都的时候，我突然在离印度总理府不远的地方看见了成千上万白花花的屁股，定睛一看，原来是贫民窟的老百姓起床了，全部在对着太阳方便。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厕所这样基本的公共设施。

他们是靠什么维持生活呢？后来我发现，这里是全球最大的手工洗衣厂。印度有最豪华的酒店，但这些高级酒店里送洗的衣物竟然是在这个手工洗衣场里洗涤的。他们前一天把所有酒店的脏衣服和脏被单收过来，然后集中到这里来洗，这个地方没有肥皂，用的是我们小时候洗衣服用的棒子。在这个地方洗衣服，洗完以后晒干，晚上再送到各个酒店去。这个成本比我们用洗衣机还要低。我们在孟买住的五星级六星级酒店里的被单，想不到最后都是集中到这里用最原始的方法来洗涤的。

朝气蓬勃的印度

当一般的中国人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们就会摇摇头说，印度要赶上中国简直开玩笑，根本就不可能。但是当我去了新德里，又到了班加罗尔还有其他地方之后，我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印度。班加罗尔有“印度的硅谷”之称，在一个很杂乱的城乡结合部形成新兴城市和工业园区，中国的华为、中兴都在班加罗尔建立了自己的区域总部。成千上万印度青年西装革履，朝气蓬勃、勤勤恳恳地在那里工作。班加罗尔作为全球著名的IT行业外包地是名副其实的东方硅谷，的确是不容小看。搭上信息化这辆快车的印度的确是非常有潜力的。

我们不能用看到的贫民窟的情况来判断整个印度，一个新兴的印度的确正在崛起，特别是在后工业时代，在IT产业等方面印度有很多优势。一位对印度很了解的中国专家对我谈了他的观点，他说中国人所理解的现代化是高速铁路、汽车、集装箱码头和高楼大厦，其实后工业时代特别是信息时代的表现方式是互联网平台、IT产业和芯片。不能看表面，有可能印度人手中的一个手提箱产值超过我们十个集装箱。

中印经济完全是两种形态，西方人认为印度超过中国并不完全是妄言。这两种经济形态，中国代表着工业时代，靠制造和加工业推动着城市化，成了西方人不敢小看的一个经济体；另一种是后工业时代崛起的信息产业，印度已经在这方面有相当的优势。

印度的宗教

余秋雨曾经写过这么一篇文章，他说很多人看印度要超过中国，我看不可能。为什么呢？他说如果印度德里的街头有十个人的话，情形肯定是两个人在打架，一个人在练摊儿，七个人在观望。这个判断我觉得是有些道理，但是这是文学家的眼光，他看到的是民风。我们应该从多角度来看印度。我是从哪些角度看呢？孟买有一千五百万人口，它的人口密度比北京还大得多，它在城市化过程当中，不仅基础设施没有建好，而且由于印度不杀生，基本上所有的动物跟人类一样享受公民待遇。类似于咱们北京王府井这样的闹市区经常堵得水泄不通，因为路上会突然出现一头悠然自得的牛在那里散步，而牛的旁边还可能有两只羊正在横穿马路，就在绿灯亮的时候左看右看，最后不紧不慢地从人群当中踱过去了。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印度就在相当于咱们北京的CBD这样的地方，在高楼大厦之间集中了人类最大的贫民窟。在中国有句话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某个地方的富人多，他肯定要远离穷人，因为他觉得穷人多了意味着社会安定有问题，但在印度富人和穷人杂居一起，彼此之间非常融洽。还有不可思议的地方在哪儿呢？从印度的城市到乡村看到的所有的印度人，脸上都洋溢着一种泰然恬淡、安之若素的神情。

我在印度的时候就跟很多人交流，有人给了我这么一个解答，我不知道这个答案站不站得住脚，但是我是比较赞同的。他说“存在决定意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够走到今天，肯定有它的必然性。印度人如今的状态和他们的宗教有很大关系。讲到印度的宗教，有人说有一千种，有人说不计其数，但不管哪种印度宗教，都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它认为人生是一种循环往复的轮回；如果你现世承受苦难，是因为你前世有了罪孽；如果你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在现世不断地修行和修炼自己，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来世你就可以转运。这是贯穿所有印度宗教的一个几乎一致的命题。在这个背景下面有了印度的苦行者。这是他们的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是因为有了宗教使得印度人的性格比较平和，使印度人都寄希望于来世，因此减少了社会的摩擦碰撞和暴力行为。这种解释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在印度这个地方我想可能是由于人口的压力、资源的限制，才生出这么一种特殊的宗教，后来这种宗教又强化了人们心中的宿命论，最后使这么一个地方能够继续往前走，终于迎来了二十一世纪印度可能要复兴的行情。

印度之旅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花了二十多个小时到了释迦牟尼坐化的地方，这二十多个小时虽然很辛苦，但是让我们真正看到了印度的农村，对印度有了全面的了解。印度的人口接近中国，但印度的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有很多经济学家做中印比较研究的时候，通常说中印人口差不多，面积三比一，所以印度贫穷是必然的。这个说法不对，因为中国五分之三的国土是不毛之地，中国真正适合人居的国土面积其实跟印度也差不多，其实两国的资源都非常有限。

印度的民主

印度走完我有几个感受：印度基本上相当于八十年代初的广东——车水马龙、热气腾腾。汽车、牛车、马车、摩托车、自行车全部拥挤在一起。孟买的市中心拥挤不堪，真是“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不是无道，各行其道”，还有牛羊穿行其间，大家都享受着和谐社会。小贩是终生自由的，不像我们中国有城管，为什么政府不敢管他，因为印度是个民主社会。我问过这些小贩，还有乞丐，他们都认为这是他们的自由和权力，他们都有自己手里的一票投票权。

我记得有一位学者，好像就是北大的，讲法治精神的时候举了一个例子：在古罗马的时候有一个城市要改道，但遇到了一个超级钉子户坚决不搬，政府跟他协商，他就说了一句名言“风能过，雨能过，国王不能过”，他说因为这是我的土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最后政府就决定永远不拆了，留下了一道奇观。印度在这方面确实有古罗马之风，但是也造成基础设施缺失的问题。他们之所以没有高速公路，不是因为不需要，也不是不想建，而是因为道路的修建涉及移民，涉及拆迁等种种问题，在这样一个民主的社会，搞这样的建设成本太高。

印度的文化

泰戈尔说过：到印度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去过泰姬陵的，一种是没有去过泰姬陵的。我到了泰姬陵以后，的确感到震撼。泰姬陵这个美丽的建筑背后有一个十分凄美的故事，一个老国王和他年轻美貌的妃子的故事。就像中国古代的典故“千金一笑”一样，为了这个叫泰姬的美丽妃子，国王倾全国之力建了这么一个亘古未有的建筑。这个建筑耗尽了国力，也使他荒于朝政，于是在泰姬陵建好的同时，他的儿子篡权了。他儿子把他关在这个宫殿旁边的一个地方，从此，这个老头只能从他被关的那个地方，远远看着泰姬陵美丽的身影。这就是泰姬陵的故事。

这个爱情故事的凄美和这个建筑的壮美构成了泰姬陵延续百年的魅力，我看了以后感受特别深。原来看到泰姬陵图片的时候我就想怎么印度的建筑有阿拉伯风格的影子呢？这次我到印度以后，尤其对印度的建筑有了了解以后才发现，原来阿拉伯文化对于印度文化的影响那么深。原来我们认为阿拉伯文化就是一千零一夜那样的东西，这次去印度以后才发现，在人类的建筑历史上有很多独特的创意都跟阿拉伯文化有很大的关系。举个简单的例子——西班牙文化。为什么西班牙的建筑和艺术，还有斗牛、歌舞那么受欢迎？为什么今天的中国房地产商们拼命地克隆西班牙的东西？为什么凡是冠以“西班牙式建筑”这样名字的楼盘都卖得非常好？研究西班牙的历史我才发现，西班牙在历史上遭到过摩尔人入侵，摩尔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北部非洲的阿拉伯人。他们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他们跟欧洲文化杂交产生了西班牙辐射久远的文化，它沉淀在歌舞、运动和建筑等各个方面。

印度在历史上曾经被许多民族侵略。这个地方没有遮拦，很容易进来。两三千年前欧洲的雅利安人进入了印度高原，成了他们的统治者，像甘地家族就是这些人的后裔。中世纪的时候阿拉伯人进来，包括我们所说的摩尔人。当时阿拉伯人带来的宗教运动把佛教的建筑基本上全部毁掉，然后又建立和普及阿拉伯的文化和建筑。阿拉伯的文化跟印度的文化结合之后就产生了气势恢宏震撼人心的印度建筑。我们最近有一个项目，其中要做一个七星级酒店，请了美国一家最负盛名的公司做设计，就是设计帆船酒店的那家。他们推荐了三个方案，一个是地中海式的，一个是东南亚式的，最后我跟他们很明确地说要做阿拉伯宫廷式的。当时很多人理解不了为什么要这个阿拉伯宫廷式，最后我把阿拉伯艺术的脉络和影响讲明白，大家就理解了，原来阿拉伯建筑和阿拉伯文化是不能小看的。

◎民主制下的暗涌

我回来之后，有人问我印度和中国相差多少，我说从总体上来讲，印度要赶上中国，估计要二十年才行。但是中国的上流社会要赶上印度的上流社会，恐怕五十年都赶不上。出入五星级和六星级酒店的人们，都是彬彬有礼，就连门童和服务生也训练有素，成熟的管理和服务营造了一种上流社会的氛围，而在我们的这些高档场所，虽然硬件设施也不差，但味道却不一样。巴尔扎克有一句话说要造就一个富豪往往要经过三代换血。确实不假，现代意义的印度完全是英国殖民者一手塑造的，等级制度和上流社会的风尚还一直延续下来。所以它在服务上、在上流社会那种礼义道德风尚上是一流的。有一句话说全球有两个行业最欢迎印度人，他们天生就适合从事这两个行业，第一个是IT工程师，第二个是门童，拉门也是非常讲究的。

这次我到印度去听到一个笑话，说印度加尔各答的市长到上海参加APEC会议以后回到印度发表了一个演讲，市长说：“我们得赶快努力呀，不然的话十年以后上海就要超过我们了！”这个笑话反映了印度人一种非常有趣的自大，孟买跟上海相比在城市建筑上起码晚了二十年。另外我在印度亲身体会，印度人发现你是中国人就会问你，中国和印度比，谁比谁好。我就想他们为什么成天都是追着我问这个呢？后来我明白了，原来我们都是兄弟，大家同属第三世界，比如我们原来都是一起从农村出来的农民工，突然一个人当了老板了，其他的人都还是民工，这就有不平衡了。有很多当企业家的老板用人都不用同乡，不用同学，我说为什么不用同学呢？他们说用同学容易产生攀比，心理不平衡。现在中国和印度也是这样，印度人一见到中国人，任何一个话题都是我们怎么样，中国会不会赶上我们，中国会不会超过我们，其实他们连中国都没去过。

中印之间的这种比较的心态反映在很多方面。比如华为本来要在班加罗尔建一个总部，它按照当地政策投标收购了一个企业，同时租了一大块地，但是最后印度的地方法院就以这样做违法为由取消了收购。这个取消就涉及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印度对中国的恐惧，对中国的企业有很多防范。

前一段时间媒体上一直在讲一个观点，就是因为新兴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以让发达国家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而同时欧美尤其是欧洲呈现出严重的动力不足，未来世界的重心在逐渐东移，而且目前的这场经济危机加快了这一进程。这个观点被很多人接受，但是最近亚洲两个国家发生的事件却让这种判断打了折扣。泰国的抗议示威和印度遭受的恐怖袭击都反映了这些国家的脆弱，经济发展虽然很快，但是容易受到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而且它们的政府缺乏应对能力。

印度孟买发生的恐怖袭击让全球震惊，因为人们印象中的印度人都是生性温和的，由于宗教的原因他们相信轮回，相信此世的苦难是因为前世的过错，而此世的苦行则可以带来后世的好命，这使得他们即便身处非常困窘的境地也能保持平和的心态，乐天知命，与人为善。可是，怎么会突然发生这么暴力血腥的事情呢？当媒体的报道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其实最近几年印度的恐怖袭击和暴力事件频发。这些事件的起因错综复杂，此次恐怖袭击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不管最后哪个组织对此负责，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一个地方如果频繁地爆发恐怖事件，就说明那里的社会机制出了问题，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事件爆发之后，印度政府的反应速度和掌控能力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反恐部队长官竟然在前往出事地点的途中中弹身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印度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是不足的，这是新兴民主国家的通病。相比之下，中央集权的国家社会动员能力和管理社会的能力就要强得多。我不是在简单地说这两种制度孰优孰劣，社会制度的比较是很复杂的事情，而且要根据社会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制度设计可能是好的，但是适不适合这个具体的社会就不一定了。

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容易集中力量办大事，基础设施建设是大事，应对危机也是大事，这些问题中国都能很好地解决，但是要解决发展中的低效率和腐败问题就很困难。这次刺激经济的计划喊了很久要拉动消费，到最后还是落到投资拉动的身上。而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它是对下负责的，因为是民选政府，要选票就要讨好选民，所以政府有些收入就尽量返利于民，有些基础设施建设也因为人民的反对而无法开工。印度的基础设施之差是出了名的，这次出事的泰姬玛哈酒店，我2007年去的时候也住过，是印度最好的酒店，而在这样一个顶级的酒店旁边就是贫民窟。这也给酒店的安保和后来反恐部队的行动带来了很大麻烦。

现在印度的问题在哪里呢？一方面他们已经融入全球化进程，嵌入全球产业分工，受到民主化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的脚还站在泥沼里，人们的生活条件没有改善，基础建设没有完善，但是人们的想法已经跟着世界潮流走了。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分阶段论是非常有道理的，策略和制度无所谓对错，而是要看到没到实行的时候。

西方总是拿中国和印度相比，说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一定会超过中国；有人则反驳说印度的城市搞成那个样子，还说要超过中国，简直白日做梦。原香港总督彭定康最近的一些言论代表了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他说中国的成功是对民主世界的威胁，因为原来西方国家到全世界宣传民主世界是全人类的未来，但是当一些新兴国家实行民主制度之后，民主渐渐被证明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而中国没有照搬西方的那一套反而蒸蒸日上。他们认为这是对他们价值观的极大挑战。

这些观点都失之片面，就像毛泽东讲革命分阶段的道理一样，我也相信民主是未来的方向，但是经济基础、国民性格到没到那个程度很关键。西方能够实行民主制，一方面是因为具备了相应的经济基础，社会发展基本定型，另一方面是因为上百年的民主实践教育了国民。而印度的情况就像从西方空降了一辆好车，跑在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上，从起步到加速跑得还蛮好的，但是再快就要散架了。如果把现代化进程比作一场球赛的话，他其实是提前踢了下半场，现在要来补上半场的课。而中国上半场踢得不错，路已经修好了，现在是要把车更新换代的时候。

问答王志纲之二

问：王老师你好。今天你提到了毛里求斯问题，谈到毛里求斯有一个非常好的机遇，然后讲到毛里求斯在非洲的区位优势以及我们的机会。但是另一方面我注意到欧洲人用大量资金把它打造成现在的模式，毕竟欧洲人在这里面有很大的经济利益。在中国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在与原有的游戏规则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寻找出路。我的问题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中国要走出去，怎么走出去？我们这样走出去以后，欧洲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看上去是一个非洲问题，实际上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国际问题。这个国际关系问题我们怎么处理？

王志纲：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关于毛里求斯的问题，为什么说我们找到了一种可操作的商业模式，因为这个商业模式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和谐世界，和睦友邻，具有很鲜明的东方特色。当时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跟毛里求斯的领导进行了充分的交流，我知道他们的本意是借助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完成国家的升级换代，希望这个国家起码能够像新加坡一样的发展。他们对中国有非常好的印象。

你讲到欧洲人的势力范围，其实你不用担心。欧洲人怎么看待这个地方呢？他们把它作为一个休闲平台，沿海有很多欧洲人开的酒店，他们到这个地方来度假，就是这样。我们的目标没有和他们的利益冲突。我们的策划是把中国庞大的消费力量引导过去，是帮助这个国家进行战略转型。这是回答你提出的问题。

另外再举个例子，本来在尼日利亚不时有中国工人被抢劫和绑票，但2007年上半年有一则新闻讲，有一家在尼日利亚的中国企业的一个职员被当地的土王封为酋长，中央电视台还去跟踪采访。这家企业是我们的客户，那天我就问这个企业的老板，我说：“尼日利亚我没有去过，你能不能跟我讲一讲那边的情况？”他说：“我们尽量低调，不像有的企业去了以后就十分张扬，我们是“悄悄地进庄，打枪的不要”。跟当地的土王关系搞得非常好，帮他建设电厂和电站，他恨不得请我们的人去当他的女婿，还封我们的人做了他们的酋长。”我问他当酋长有哪些政策，他说：“第一，可以娶六个老婆。第二，有五百公顷的封地，在这五百公顷的封地里面他可以为所欲为。”他们这种商业模式非常成功，也就是说问题不是该不该出去，而是我们有些企业出去的方式不对头。不是人家专门针对中国，而是我们有些企业打草惊蛇了。把这些问题理清楚以后，其实走出去，做到双赢，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这家企业走出去就是很成功的例子。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