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文学社会学——古代小说研究应有的学科意识（代序）

文学的功能、作用早已被人们发现，诸如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以及娱乐功能等。而围绕着文学的功能、作用所撰写的论文也不在少数，但基本上众口一词地批评古代文学理论和鉴赏忽视或轻视其中最本质的功能——审美功能，而偏重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那些指责文字，虽然也不无一定的道理，但忽略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互相联系的特点。既然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而文学的功能涉及的诸多方面也自然都是互相联系着的，无非是孰主孰次、孰先孰后、孰多孰少的问题。而事实上，即使是文学的审美功能也不可能真正独立、纯粹，正如德国戏剧家和戏剧理论家布莱希特所说的——“艺术是独立而不是孤立的领域”，它一定是与其他多种功能作为一体共同体现出来。更何况文学鉴赏者对具体的文学作品分析鉴赏时，往往是抛开文学本身去谈其他问题，因为所谈本体本来就是文学，没有必要再重复论及，绝非有忽视或轻视文学自身的审美之意。

文学审美也是具有社会性的，即使是娱乐功能，也同样具有社会性。文学的社会功能最早被认识是远在先秦时代，如人们常常所引用的孔子“兴观群怨说”，后来又有战国时期荀子所提出的“文以明道”说，三国时期的曹丕所提出的“文以载道”说以及唐代韩愈提出的“文以贯道”说等，它们都归于文学的社会功能。中国古代文论虽然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但也没有轻视文学的审美功能，如孔子所谓“言之不文，行而未远”，曹丕的“诗赋欲丽”，以及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等言论，说的都是文学的审美功能。可见，中国古代文论在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同时，也从未忽视过文学的审美功能。对此，今人廖可斌曾撰文特地强调：“虽然提倡‘文以明道’、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要传统，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也没有忽视文学的审美功能。这两种传统虽略有主次之别，但一直并行不悖，交互为用，保证了中国古代文学沿着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1]此论颇为中肯，是为的评。

换个角度来说，任何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都要与其生活的社会以及具体的社会生活环境发生无数的联系，因此人们的言论行动也就不可能脱离与人们息息相关的社会生活环境。文学创作及其理论也是如此。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不可能不讲思想、不讲教益、不讲现实功用而去侈谈所谓空中楼阁式的审美理论，更何况我们讲论的是中国古代文学的范畴，其实中国现当代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这就是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民族性特征，我们不仅完全没有必要人为地去改变这个特征，而且还要高度重视和大力弘扬这个特征，因为这个特征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的文学创作及其理论的研究，只有推崇和弘扬这种民族性特征，才会极大限度地开启文学的社会功能（当然包括文学审美功能在内），才会与当今的“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旋律合拍，才能奏出嘹亮悠扬、悦耳动听的民族乐章。

而中国古代小说作为古代文学形式之一种，它的社会功能的外延要远大于前述“文学”的外延，因为除了上述四种功能外，古代小说还有辅政功能、补史功能、考证的学术功能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诗歌、散文、辞赋都无法与小说、戏曲的社会功能相媲美，但历代的偏见却令人不可思议，比如世人把诗文定为正宗，而视小说为“小道”。其实，小说中内含的“道”，不仅不小，反而是多且广，随便举出一篇小说的例子，都能证明这一点。中国古代小说的社会功能所涉及的交叉学科也是很多的，至少可以析出文学社会学、文学政治学、文学宗教学、文学民族学、文学教育学以及文学外交学等。而事实上，明清时代出现的六大小说名著，皆无一不综合体现着这众多学科交叉于其中。所以，笔者特别强调我们的古代小说研究乃至古代文学研究，应具有交叉学科的“学科意识”。这样一来，我们的古代小说研究乃至古代文学研究，就会突破现有的瓶颈，去拓展更加宽广的新路子，去更加纵横深入地开展古代小说的研究。

笔者通过对明清小说之人物群像与社会风习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明清小说里的各类人群与社会风习之关系是密切的、互动的，即人们的习惯或习气的好坏会直接影响社会风习；而社会风习的好坏也会影响各类社会人的习惯或习气。好的风尚习惯良性循环，沉淀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而坏的风尚习气恶性循环，呈现出民族的劣根性，形成社会恶习。从形象的角度去论人物属文学的范畴，而从社会风尚习惯或习气的角度去论人物，或从文学的角度去研究社会，就涉及文学与社会学的交叉，于是形成交叉学科的交叉研究，这就是笔者所说的古代小说研究中的文学社会学的学科意识。将这种意识用于古代小说研究，其效果是比较明显的，它不仅可以解决一些文学本身难以解决的文学问题，而且也可以解决社会学本身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故此笔者特别强调：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要有“交叉学科”的学科意识。由于文学社会学在古代小说研究中的交叉现象最为突出，所以说，文学社会学是古代小说研究中应该具有的学科意识。

——秦川、王子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