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医事小传

吴佩衡（1888—1971），名钟权，四川省会理县人。云南四大名医之一。吴佩衡是云南扶阳学术流派创始人、著名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全国中医扶阳派的代表性人物。

吴佩衡于1906年拜当地名医彭恩溥先生为师，在彭师教诲之下，导入医学门径。由于他勤奋上进，很受师傅器重，除传授医术之外，对中药知识亦获益不少，举凡生药、饮片、丸、散、膏、丹以及药材的碾、打、炮制，无不悉心操练。从师四年，打下了医学的初步基础。

吴佩衡从师卒业后，禀承老师的学理，对内外感伤及各种常见杂病，每施以时方、验方而获效，但遇到疑难重证，常感到束手无策，深知学医不勤求古训，博采诸家之长，仅凭师传口授，单方独技，是不能更好地为患者解除疾苦的。于是他复读仲景之书，深受《伤寒论》仲景序言启迪，溯本求源，又遍索《黄帝内经》《难经》《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经典医籍，将其所悟，付诸实践，获得不少可贵的临证经验。如他对瘟疫与温病的治疗，认为人身真阳之“少火”决不可损，而邪热之“壮火”必须消灭，瘟疫、温病“壮火食气”之证，对人危害非浅，论治之时，决不能对瘟毒、热邪忍手而姑息。他本着《黄帝内经》“亢则害，承乃制”的精神，对热盛灼阴之证，能当机立断，施以“急下存阴”或“养阴制阳”的治疗方法。早年他曾创用白虎、承气合方，经腑两燔并蠲，挽救了阳极似阴的垂危重证；针对疫邪盘踞募原而有鸱张之势，巧妙地在达原饮中加用石膏，杜绝了邪陷内传的不良后果。在这方面，他既汲取了前人的经验，又不墨守成规，体现了创新精神。

吴佩衡生平治学，从不以一隅之得为满足。他曾说：“医之为人，所不可不习，尤不可不精于斯道矣。”为了寻找行医创业的道路，也为了游学访贤，增广见识，务求在医学上有很深的造诣，他于1921年来到了云南。初到昆明，得知当地习俗相沿成风，皆谓滇省地处云岭之南，风高物燥，凡病皆多温燥而少寒湿，认定麻黄、桂枝只宜用于冬月严寒，而春夏秋三季皆禁用；于夏秋季节，竟将花生、辣椒、红糖之类列为忌食之品，何况于姜、附之药；处方用药，动辙不离生地黄、石膏、犀角（现为禁用品）、黄连，侥幸中效，视为医生的功劳，若无效，甚或因而证变者，则归咎于天命难挽。他见状，常自思量，试问春、夏若遇麻黄、桂枝之证，冬寒遇到石膏、犀角之证，将如何分别施治呢？他认为医学关系到人身安全，不研究疾病的规律，不探求其至理，盲目从事，则会贻误后人。他十分崇尚清代名医柯琴的观点：“夫四时者，众人所同，受病者，因人而异，汗吐下者，因病而施也，立法所以治病，非以治时。……仲景因证立方，岂随时定剂哉？”并效学清代医家陈念祖“日间临证立方，至晚间一一于经方查对”之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治学精神，临证时一丝不苟，认真总结经验，不回避失败的教训。多年的实际体验，使他悟出了一些严谨求实的治学道理。他曾说：“盖凡一种学问，非寝馈其中数十年，断难知其精义之所在。”还认识到“古今医理，极而难穷，欲得一守约之道，实未易也”。他在《医验一得录》中说：“苟执一法以绳之，鲜有不失且误也，识别阴阳为治病之定法，守约之功也。故治法贵在活泼圆通，宜求其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实据而消息之，则所失者寡矣。”中年以后，他集中精力研究仲景学说，大力倡导经方学理，强调阴阳学说为中医理论的精髓，辨证论治是临证诊疗的准则，以探索学术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冲破了当时的某些市风习俗，在云南医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临证治疗，遵古但不泥于古，务求实际，大胆创新，古方今用，拯救了不少垂危患者，显示了超群技艺和个人胆识。

吴佩衡从事中医医疗和医学教育工作60余年，擅长中医内、妇、儿科，学术上尤其对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有较深入的研究和造诣，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吴氏学术流派，开创了云南经方学理，编著有《中医病理学》《伤寒论条解》《伤寒与瘟疫之分辨》《麻疹发微》《医药简述》《伤寒论新注》等多部著作，对云南中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外感病的治疗，首先注重表证的及时处理，强调贵在早治、急治，以免导致病邪传变入里之患，此即“善治者，治皮毛”的用意。伤寒表证初起，他能切实地把握住“太阳”这一关，采用桂枝汤、麻黄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或麻黄细辛附子汤等方剂分别施治，对证下药，往往一汗而解。并且根据人体正气的强弱，感邪的轻重，在方药的配伍及剂量增减上灵活掌握，权衡变通，使之能多发汗、少发汗、微似汗出、不令汗出或反收虚汗，一方数用，均能奏效而不伤正。他对阳虚阴寒证的治疗经验尤为丰富，十分尊崇《伤寒论》“温扶阳气”的治疗大法，对于人体须当保存“元气”的重要意义有深刻的体会，主张对于阳虚阴寒证的治疗，必须抓住温扶先天心肾阳气这一主要环节，方能获得阳复阴退，克敌制胜的效果。他认为扶阳祛寒，宜温而不宜补，温则气血流通，补则寒湿易滞，临床上擅用长沙诸方，很少用滋补药品，采用四逆汤、通脉四逆汤、白通汤、麻黄细辛附子汤等扶阳散寒之剂，治愈许多阳虚阴寒病证，遇阴寒危笃重证，敢于以温热大剂力挽沉疴。对附子一药，尤有研究，在临床应用方面，具有独到之处。据他多年临证体验，只要谙熟附子的药性，配伍及用量适宜，炮炙煎煮得法，且不违背辨证论治的精髓，则其应用范围甚广。依照其理论和方法治疗，不仅能促使人体因各种原因导致的“阳虚”“阴寒”病证得以恢复，而且用于沉寒痼疾或某些危急重症，常能化险为夷。更可贵者，对于因附子煎煮不透而发生乌头碱毒性反应者，他用煎透的附子水或四逆汤加肉桂予以解救，收到显著的效果，这是他匠心独运的一种突破和创新。在内科杂病方面，他创用四逆二陈麻辛汤治疗寒湿痰饮咳嗽及寒喘，吴萸四逆汤治疗虚寒胃病及血寒气滞的妇科疾病；以白通汤治愈体弱神迷，出疹缓慢，疹色晦暗的麻疹患儿；以辛温扶阳之剂挽救衄血、崩漏及寒闭危证；重用当归、杭芍治热痢下重，参、麦、阿胶适当配伍以收润燥养阴之功。他善于运用六经与脏腑密切联系的辨证论治法则，以明辨阴阳为纲，谨守病机，严格辨证，因人制宜，独创一格而又不离法度，故而常能应手而奏效。他通过大量临床观察，结合前人的经验，从寒证、热证的各种临床表现，归纳了寒热辨证的基本要领，即热证为“身轻恶热，张目不眠，声音洪亮，口臭气粗”，寒证为“身重恶寒，目瞑嗜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真热证“烦渴喜冷饮，口气蒸手”，真寒证则“口润不渴，或渴喜热饮而不多，口气不蒸手”。临床上不论患者症状如何繁杂多变，疑似隐约，通过全面诊察之后，以此作为指导辨证的要领，则热证、寒证不难以确立。在他的临床治验中，始终贯穿着这个精神。

由于吴佩衡在医学上的造诣和成就以及他对中医事业的献身精神，深受医界同仁和广大群众的敬重。1930年被选为昆明市中医师公会执行委员，同年冬季，代表云南中医界赴沪出席全国神州中医总会，抗议汪精卫取缔中医之反动条例，1939年当选为昆明市中医师公会理事长，1942年任云南省中医师公会理事长，兼任云南省中医考试主试委员及云贵考铨处中医考试襄试委员及检核委员。1945年创办《国医周刊》，促进中医学术交流。1948—1950年创办了云南第一所中医学校—云南私立中医药专科学校，任校长兼教师之职。云南解放后，先后任昆明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云南省中医学校校长、云南中医学院（现云南中医药大学）首任院长，中华医学会云南分会副会长，《云南医药》杂志编委会副主任，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1956年、1959年两次赴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60年赴京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于1971年4月25日因病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