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血奴
就在我准备来南方闯荡的第二天，突然接到了妹妹的电话。妹妹在电话中说，父亲的疾病又发作了。
父亲是一名农民，为人老实，与人为善，他一生没有和任何人吵架过，即使遇到不平和委屈，也默默地埋藏在自己肚子里。他对生活的要求很低很低，一件衣服可以穿十多年，一双袜子补了又补。他总是教育我：“做了能说出去的事情，再做；做了不能说出去的事情，不要做。”
父亲和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农民一样，性格淳朴，与世无争，只想平平安安度过一生，只想着儿女们能有出息，能过上好日子。父亲一生坎坷，小时候因为家穷，没有上过一天学，后来跟着村中的民办教师，学会了识字算账。父亲是农村那种明事理、懂法规的长者。在北方农村，每个村子里都有一两个这样的人，当人们遇到难缠的难办的事情时，都会找他们出主意。这样的人在北方农村被称为“能行人”。
但是，“能行人”父亲一生贫困，他从来没有在食堂吃过一顿饭。北方农村把街道上的饭馆酒店统一叫食堂。父亲非常勤劳，省吃俭用，每天累得像一头老牛，却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和那时候的所有农民一样，父亲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出现了问题，而把这一切都归结于命运。
我们家的经济在我参加了工作后，才略微有些好转。当时我每月工资三四百元，每月给家中积攒100元，父亲用这100元买种子化肥农药，缴纳电费水费提留款，缴纳道路修建费教育附加费等等各种费用，这样一年下来，我积攒的钱都补贴家用了，而家中日子还是没有多大变化。
农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努力劳动，还是忍受着贫穷？后来，湖北一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用“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触目惊心的语言，描述了一个凋敝破败、苟延残喘的中国底层农村景象，人们才了解到了农民的悲惨处境。
就是在农民负担最重的那几年，也是在医疗费用高涨的那几年，父亲染上了疾病。
我在县城工作，县城距离家乡有几十里路，坐一个多小时的班车，下了班车后还要走一个小时的山路，所以我平时很少回家，不想走那么远的山路，更舍不得花费那几元钱的车票钱。
那年冬天，相隔了好几个月后，我回到家中，突然看到父亲的背上隆起了一个大包，将棉衣高高撑起，我问父亲脊背怎么了？父亲平静地说：“没事没事，不就是长了一个疙瘩。”我又问母亲，母亲说，父亲背上的疙瘩已经长了好几个月了，她一直劝父亲去医院，可是父亲舍不得花钱，就一直拖着不去，最近这一个月长得很快。
我预感到病情不好，就强拉着父亲去医院，父亲还是不去。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家中仅有几十元钱，还要等着交电费，买食盐。父亲也预感到自己的病情可能不好，可能要花费很多钱。而那时候的医院，正是医生大肆收红包，乱开大处方，乱收费，痛宰患者的年代。
那天，我将父亲拉进医院里，医生检查后说，属于癌症。不过立即做手续，也许还有救。
父亲躺在医院的病房里，我奔走在县城的大街上，向每一个熟悉的和不太熟悉的人借钱。我向别人说着父亲的病情，说着说着就会流下眼泪。但是，那时候的人们也都没有多少钱，奔跑一天，也只能借到几百元。我现在还能记得，有一天夜晚，我坐在一幢大楼的台阶上，伤心得嚎啕大哭。后来哭累了，又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去医院看望父亲。
后来，在一位朋友的担保下，我去银行借了几万元，才让父亲顺利地做完了手术。
手术结束后，我以为父亲身体彻底恢复了，没想到，现在又旧病复发。
妹妹带着父亲来到了省城。那时候，我租住在城中村一间非常狭小的房间里，房间里仅仅放着一张单人床和一张桌子，就占据了大半空间。每天晚上，我会爬在这张桌子上写稿件写小说，累了就躺在床上睡个囫囵觉。我身上背着几万元的借款，几万元的借款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必须拼命工作。
父亲和妹妹来到后，我把桌子放到了屋外的过道上，父亲睡在床上，我和妹妹在地上铺张报纸，就睡在地板上。半年没有见，父亲瘦了很多，双颊塌陷，原来非常强壮的身体，现在瘦成了一把骨头，看着让人心疼。父亲那天晚上一直没有睡着，我也没有睡着，只有累了一天的妹妹睡得正香。我看着床上瘦小的父亲，眼泪一直在流。父亲每隔一会就会翻身，长长地吐一口气，癌症病人都会非常疼痛，父亲害怕我担心他的身体，一直咬牙忍受着刺骨的疼痛，一声也不吭。
天亮后，我们走在通往医院的街道上，父亲一直用左手扳着右肩胛骨，腮帮子高高鼓起，我问父亲怎么了，父亲说：“没事没事。”我明白，父亲一路都在咬牙忍受着钻心的疼痛。而右肩胛骨，正是病灶所在的地方。
10年过去了，我常常能够想到父亲痛苦地走在大街上的这个情景，每次想起来，就泪水盈眶。
来到医院，医生检查后，避过父亲对我说：“已经到了癌症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了。”医生还建议住院化疗，但是我知道，一切已经晚了。再说，化疗需要几万几十万，而我一个小记者，当时每月仅有一两千元的收入。
我和父亲、妹妹走出医院，来到了大街上一间照相馆里，此前，因为没有钱，我们从来没有照过全家福，现在，终于能够在一起照张照片，可还是不完整，母亲和弟弟都没有在。后来，全家没有再在一起照过相片，这让我终生遗憾。
从照相馆走出来，我带着父亲走进饭馆，父亲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去，说回家做饭，花这么多的钱干什么。我有些气愤地把父亲推进饭店，三个人吃了三碗炒面。父亲吃得很香，那是他今生唯一进饭馆吃饭的一次。
也就是在这家医院里，我第一次听说了“血奴”，见到了“血奴”。
那天，我陪着父亲在医院检查身体，医院里患者很多，我坐在一张长椅上，无意中听到了身边两个人的对话。他们在谈论自己的身体，说最近一段时间身体状况很差，连一桶水也提不起，以前不是这样的。接着，他们说起了卖血的事情，他们一月要卖十几次血，卖血太多了，让身体垮了。听到这些对话，我感到很震惊，扭头看过去，看到他们两个都非常消瘦，脸色蜡黄。
我想起了几天前接到的一个线索，报料人在距离省城几百里之外的一个乡村，他说他们那里整村人都在卖血，很多人以此为生。还有人承包了长途汽车，拉着一车人去周围的省市去卖血。我把这条线索汇报给了老总，老总认为题材太过敏感，放弃了。
现在，想不到血奴居然就在我的身边。
我和他们攀谈，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尽管这个题材老总不让报道，但是我还想了解这一群人特殊的不为我们所知的生活，这种特殊的“职业”让我诧异。然而，他们很敏感，防范心理很强，他们听到我的问话，便闭口不言，匆匆离去。
别说10年前，即使在现在，这个话题仍然是敏感的。几年后，有人看到赵本山的电影《叶落归根》，看到那里面血奴卖血的场景，仍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是编剧导演凭空想象的。
血奴，这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依靠卖血生活？这样做，是不是在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
还是在那家医院里，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了医托。
由于父亲患有这种疾病，我们徘徊在医院的走廊里，不知道该去哪一个科室。医院里没有癌症科室，也没有肿瘤科室。我先挂了内科的号，然后带着父亲去了医生办公室。我现在都能记得那名医生的长相，年龄在50多岁，戴着眼镜，皮肤白皙，看起来医术很高明。他劝我们去另外一家医院，说那家医院能够治愈骨肉瘤，而且收费比他工作的这家正规医院便宜。接着，他打电话叫来了一名女子，女子带着我们七拐八拐，来到了小巷尽头一间房屋里，房屋很小，靠墙的位置摆着一个书架，上面摆放着几瓶西药。
女子从每个药瓶里取出几粒药，包好，然后说“价钱5200元。”父亲当时就感到很奇怪，大医院不接诊，为什么让小医院治疗？几小包西药，为什么就要这么高的价格？父亲不愿治疗，带着我出来了。
我们来到那家正规医院的门口，看到很多男女在游荡，眼睛像贼一样在每个路人的身上瞄来喵去，一发现目标，就贴上去，介绍说“我以前也还有你这样的病，我是在某某医院治疗的。”
这就是所谓的医托。
后来，我们又在这家医院挂了骨科的号，这个医生很好，他避过父亲告诉了我病情。
关于医托，我在后面的《暗访医托群体》里，将会详细写到。
送父亲回到家，看着家中破败的房屋，和屋檐下的那几件农具，我感觉很伤心，这间陈旧的房屋，和那几件不值钱的农具，就是父母辛苦一生积攒的所有家产。农民真穷啊！这些年我没有再回家，不知道家乡面貌改变了没有？听说种地不用再缴纳各种税费了，农民生活应该能好些吧。
父亲身染重疾，母亲腿脚不灵便。母亲小时候家里很穷，总是吃不饱穿不暖，忍饥受寒，腿脚落下了风湿和骨质增生的病症，走路有些困难，更不能干重活。这样的家庭，怎么能离开我？可是，我如果不去南方打工，又怎么能够还清借款？我守在家中，日子又怎么能够好起来？
我一直想给父母说，我想去南方了，那里工资高些。可是我一直张不开口。
后来，一直到我离开北方，都没有向父母说明。我偷偷地来到南方的一家报社，第一个月工资发了后，我给母亲邮寄了2000元，打电话回家说：“我现在在南方。”母亲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出差多长时间？”我无话可说，只好说我现在在南方工作。母亲没有责怪，只说：“南方那么远，你要自己珍惜自己。别给家中邮寄钱，我和你爸爸都不需用钱。”
其实，那个时候家中需要很多钱，父亲每天打针吃药，就需几十元。后来听妹妹说，为了省钱，父亲坚决不吃昂贵的杜冷丁，只吃几毛钱一包的止疼片，止疼片的效果很差，父亲疼得浑身颤抖，疼痛难忍时，他就用指甲抠住砖墙，将砖墙抠出了几个深深的洞。
在北方的农村家中，父亲的疾病一天天加重；在南方的城市里，我全力打拼，想挽留住父亲的生命。
那一年，是我人生最痛苦的一年。
偶遇奴隶主血头
我在南方工作的第一家报社是一家广告公司投资主办的，它无论发行量还是广告份额在这座城市都居于末尾。但是，当时我和主任都天真地相信，只要我们努力，一定会让这张报纸在这座城市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来到这家报社不久，我就听说，在南方的这座城市里，依然有血奴的存在。我还听说，血奴卖血，作践的不仅是自己的身体，还有可能感染艾滋病。
我想打进血奴群落里，这样的稿件如果刊登了，肯定能够获得当月好稿，而当月好稿可以得到几百元钱的奖励。为了好稿奖励，为了赚取更多的钱，我已考虑不到自己的危险了。
其实，某种意义上说，那时候的我和血奴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们都是在铤而走险，我们都是在用生命赌博。我们赌博的目的，都是为了那几百元钱。他们卖血一次，可以拿到几百元；而我暗访写出一篇好稿，也能拿到几百元的奖励。
那年春天的一天，我背着蛇皮袋子，南方人叫塑料编织袋，这种袋子通常都很大，红白相间，或者蓝白相间，通常也只有民工才会使用这样的袋子。我背着蛇皮袋子，袋子里装着我的换洗衣服和铺盖卷儿，来到了火车站。
每个城市的火车站都混乱不堪，每个城市的火车站都有太多的故事上演。这里是一些人在这座城市生活的开始，也是另一些人生活的结束。
我来到火车站前一排房子的屋檐下，打开蛇皮袋子，取出铺盖卷，摊开，脱掉鞋子，然后头枕着鞋子，睡了上去。我不知道这次能不能钓到血头，能不能进入血奴内部。我没有任何把握。看着火车站被路灯光照耀如同白昼的天空，我突然想起了自己刚刚来到北方那个省会城市的第一晚，那晚我也是睡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感觉自己就像掉进了大海中。这次，我又睡在了南方这座城市的火车站广场，不同的是，我有了工作，我的心中踏实而清明。相同的是，我依然没有钱，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
这就是南方的天空，白色的路灯光和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光将夜空点缀得美丽妩媚；这就是南方的城市，一幢幢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交映生辉。大楼里那一扇扇亮灯的窗口里，此刻，正在上演一场场温馨的家庭情景剧：妻子做好了一桌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饭菜，等着丈夫回来；或者丈夫拥着妻子，深陷进沙发中看电视……他们出生在这座城市，他们从小衣食无忧，他们的身上总有花不完的零钱，他们不用替父母劳动，他们凭较低的分数就可以考进大学，他们在大学里恋爱，他们毕业后又回到这座熟悉的城市，他们花很少的钱就能享受到单位的福利分房，他们结婚，他们生育，而他们的孩子又接着享受这座城市提供的各种权力和优厚待遇……我出生在偏远的农村，我小时候总是吃不饱穿不暖，我每天要跑几十里山路去上学，我回家后还要帮父母干农活，我的家庭很穷，我上学就意味着妹妹必须辍学，家里供不起两个孩子读书，我拼命读书，终于考上了大学，然而我在大学里除了埋头读书再什么都不会，我的家乡没有少年宫没有艺术班没有夏令营，我在大学里做家教打短工，没有一个女孩子会看上我这个来自农村的穷学生，终于大学毕业了，我要么回到贫困的家乡，要么就来到你的城市打工，我努力工作，每天超负荷劳动，却不敢生病，一场病会让我的存款花得荡然无存，我在这座城市享受不到任何福利待遇，因为我没有这座城市的户口，因为我的名字叫打工仔……此刻，当你在高楼大厦里与妻子呢喃私语时，和你同样上过大学的我在火车站广场忍饥受寒。而这一切，都因为你出生在城市，我出生在农村。
人生最大的不平等，就是出生的不平等。
我在火车站广场边的屋檐下等候了三天，血头终于出现了。
其实，在没有和血头对话前，我已经知道了他身份可疑。他每天都会在我的面前出现几次，来来去去，装着不经意地望我几眼，而每当我们的视线相遇时，他就赶快闪开，装着若无其事地望着远方。他的穿着很普通，夹克衫黑西裤黑皮鞋，留着寸头，我无法知道他的职业，但从他的举止中看出来，他绝对是一个可疑人物。
他不找我谈话，我就一直装着没有发现他。
两天来，我们好像都在考验对方的耐心，看谁最先撑持不下去。第三天早晨，他终于忍不住了，他蹲在了我的身边，向我要打火机点烟。我替他点着了香烟后，他长长地吐出了一口烟后，问我为什么睡在火车站。我谎称来这里投奔老乡打工，但是老乡一直没有联系上。那时候我还没有手机，我只有一个数字传呼。那时候的一个手机上千元钱，几乎等于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要积攒工资来还债。
他又问我从哪里来的。我说来自河南。河南人是中国的吉普赛人，他们吃苦耐劳，足迹遍及全国，在我出生的那个小山村里，就有好几个来自河南的手艺人，他们在村庄里入赘做了女婿，我跟着他们也学会了河南话。
我接着说，来到南方好几天了，身上的钱也快花完了，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现在想买张车票，钱都不够了。他说：“给你介绍个工作，想不想去干？”我装着惊喜地说：“当然愿意。哎呀，大哥你真是我的衣食父母啊。”
他说，他开有工厂，工厂在距离火车站上百里的一个县城里，工作很轻松，“几乎就是坐着收钱。”
“大哥是说做会计吧？”我装着不解地问，“我可不会算账啊。”
他笑了笑说：“和会计差不多，但不用你算账，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
抽完了那根烟后，他就起身离开了，我背着蛇皮袋子，晃晃悠悠地跟在他的后面，我不知道他会把我带往哪里，也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在等着我。我隐约感觉到，他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血头。
他买了两张车票，车票的价格80元。而80元的车票，在我出生的那个省里，足以从省城坐到全省任何一个地方。这次，我又要和报社失去联系，而我去往的，是一个更加陌生更加遥远的地方。
那趟长途汽车一直行驶了四个多小时，南方地势平坦，和北方的道路完全不一样，长途汽车行驶在南方的旷野上，就像一叶扁舟行驶在万顷碧波的水面上，轻快而平稳。透过车窗，我看着窗外的风景，感觉到南方确实很富裕。北方的村庄都是低矮的房屋，而南方村庄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楼房。北方的乡村道路上行走的是牛车和马车，而南方则是疾速而过的小轿车。北方的村庄上空飘荡的是袅袅的炊烟，而南方则是工业烟囱冒出的烟雾。北方的麦田里是农民挥舞镰刀的汗涔涔的背影，南方的稻田里突突奔走着联合收割机。南方的农村比北方农村至少要先进很多年。
四个小时后，我来到了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庄里，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村子属于和省会城市完全不同的地区。这里距离省会城市足有200公里。
引领我的那名男子站立在一幢楼房门前，吆喝了一声什么，从里面出来了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他留着黑白夹杂的短髭，将我带进了这幢三层楼房里。
我将要在这个完全陌生的楼房里，开始自己一段完全陌生的生活。
我走进楼房，突然惊恐万状，一楼的过道上拴着三只身躯高大威风凛凛的恶犬，每只恶犬都有小牛犊那么大。它们吐着血红的舌头，圆睁着眼睛望着我，舌头上的唾液一滴滴落在地上。它们向前弓着身子，拴在脖子上的皮条几乎要被崩断了。它们嘴巴里发出威胁的低吼声，声音就像闷雷一样在这幢楼房里回荡。小时候在农村生活，我对狗有了一些了解，那些长声嘶叫的狗往往色厉内荏，而这种闷声闷气的狗才是最厉害的，它们像狼一样，一张口就咬向咽喉。我不知道这幢楼房为什么会养这么多只恶犬，难道楼上藏着不愿让人知道的秘密？很多天后，我才听一位血友说，这些狗每天都吃不饱，为的是随时保持杀气和攻击欲望。
黑白夹杂的短髭喊了一句什么，三只恶犬都退后了，让出了中间的过道。我胆战心惊地穿过去，跟着短髭走上楼梯。二楼的几间房门都打开着，每个房间里都有七八个无精打采的男人，他们有的躺在双层木板架子床上，有的懒洋洋地坐在地上打哈欠，还有的围成一堆在玩扑克。我又跟着短髭走上三楼，三楼的人能少些，但是一个个看起来都神情萎靡，好像一副还没有睡醒的样子。短髭带我走进了一个房间里，指着一个木板床位说：“你以后就住在这里。”然后，独自离去。
房间里还有一个少年，他正坐在床板上望着窗外，看到我走进来了，只默然地看了一眼，又回头眺望远方。远方是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然而，这间房屋的窗口钉着粗粗的铁条，就像监狱一样，少年只能透过铁条在远方的风景里神游。
少年的眼神很忧郁。
这是什么地方？这些人是干什么的？这里是不是传销的大本营？我想问少年，可是看到少年忧伤的神情，我又住口了。可能，他知道的并没有我知道的更多。
我铺好床位，发给了少年一根香烟，少年双手接过去，然后猛吸一口，仰起头来，眯着眼睛，一副很陶醉的神情。烟雾一缕一缕地从他的鼻孔吐出来，他幸福地摊开四肢，喉结上下滚动。真想不到，这个少年居然是一个资深烟民。
少年说，他也是今天才来到这里，只比我早几个小时。他不知道这里是干什么的。他是在捡拾垃圾的路上被两个男人带到了这里。
少年的老家在云南。
这幢大楼里一定掩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想关上房门，却发现这些房间根本就没有门。
第一次卖血
既然来到这里，就不管那么多，这些秘密以后都会慢慢揭晓的。我向窗外望去，看到这里是丘陵地带，这幢大楼的附近还有几幢房子，再远处还有一座村庄，此刻，村道上还有模糊的人影和车影经过。阳光照射在窗外一棵不知名的大树上，把斑驳的树影投射在杂草丛生的地面上，几只鸟隐藏在枝叶间竞相啼鸣，声音又脆又甜。和我暗访过的那个帮主居住的窨井不一样，这里是阳光照射的地方，这里人烟稠密，想来他们不会对这么多人下毒手，他们也没有剥夺我们生命的理由。
然而，这里同样阴森恐怖。
我躺在床上，从背包里拿出博尔赫斯的小说在看，这个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的小说实在是对我们智力的挑战和考验，他的小说晦涩难懂，却又意境幽远，你只能像咀嚼橄榄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你才能读出其中的韵味，而且，你每读一次就有一次的收获，每一次的收获都不一样。阅读他的书籍，就像拿着一个魔术中的方盒一样，每打开一层，就有一个发现；再打开，又有新的发现；你永远无法知道它的内核是什么，是什么宝藏。有人说，作家的书籍是给读者看，而博尔赫斯的书籍是给作家做。博尔赫斯是作家的老师。
看了还没有两页，楼下突然响起了一声大喊：“开饭了。”
立刻，楼梯间响起了杂沓的脚步声，还有人兴奋的叫喊声。我和少年也走出房屋，来到了二楼，却发现二楼的楼道里站满了人，自觉地排成两行，在中间留出一条过道。他们的手中都拿着碗筷，只有我和少年的手中空空荡荡。
二楼最里间是厨房。
人群中一片吵杂声，说话声，叫骂声，像煮滚了一锅粘粥，又像刚刚打开了鸟笼，突然，从一个房间里传出一声威严的咳嗽，人群立刻变得静悄悄，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巴。
楼道里出现了一个光头，头皮铮亮发黑，就像生铁铸成。光头肌肉很发达，就连脸上也是肌肉饱绽。那时候还是春季，天气还不很热，而光头穿着一条坎肩，露出膀子，下身着短裤，小腿上毛发杂乱。光头大概刚刚睡醒，他边走边打呵欠，伸着懒腰，向上摆动着双臂，双臂上的肱二头肌像小老鼠一样乱窜。这种形象让我想起了《水浒传》中的镇关西和泼皮牛二。
光头穿过楼道，也穿过所有人敬畏的视线，走进了厨房里。我悄悄地跟在他的身后，看到他从碗橱里取出一个大号的搪瓷盆，径自拿起炒勺，在饭锅里挑挑拣拣，将自己喜欢的饭菜盛在搪瓷盆里，然后端着离开了。
一直到他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这幢楼里唯独他的房间是有房门的。其余的人看到他进了房间，才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伸出手中的饭碗，厨师拿起饭勺，给每个饭碗里盛上饭菜，有人嫌少，不愿意离开，厨师就用饭勺狠狠地敲击他的饭碗，他只能撅着嘴巴低垂着头无奈离开。
这些人中，年龄最大的足有50岁，而最小的仅有十几岁。
我不知道他们是血奴还是传销。因为此前我暗访过传销，曾在一个传销窝点卧底一个礼拜，他们的组织方式和组成人员与这幢楼房里的人很相似，他们是一群乱糟糟的老鼠。
我和少年没有饭碗吃饭，只能看着别人端着饭碗大口大口吞咽。终于，饭堂里没有人了，我走进去询问厨师，厨师从案板下翻出两个搪瓷碗，碗里残留着不知什么年代的饭渣，已经发生了化学反应，变成了绿色。我们把搪瓷碗冲洗干净，将剩下的饭菜刮出来，放进搪瓷碗里，几丝红萝卜，几根咸菜，几片包菜，再有一小勺米饭。
我们端着饭碗走进自己的房间。
我吃不下去，我的眼前一直出现饭碗里那堆像大便一样的绿色东西，那是什么，那是谁留下来的，这个人有没有肝病或者别的什么传染病，我心中惶恐。而那个少年一直吃得很香，他埋头在饭碗里，等到再抬头的时候，嘴角沾着几颗米粒，而饭碗已经空了。
过了几分钟，从门外走进了一个20多岁的男子，大拇脚趾上挑着拖鞋，走路一摇一摆，就像走在稻田边寻觅虫子的鸭子。他走进了房间里，没有看我们一眼，叉开双腿，坐在了床板上。然后，他以一种老江湖的口吻问我们：“哎，过来，都是哪里人？”他说话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
我陪着笑，赶忙敬上了一颗烟。他用两根指头夹着，看了看香烟牌子，然后别在了耳朵上。在来这里之前，我为了冒充河南人，专门买了一盒四元五角的河南出产的红旗渠香烟，放在口袋里，以备打点各路“神仙”。
我说：“我是河南洛阳的。”
他认真地看了看我，又以江湖大佬的口吻说：“这里很多河南人，都听我的，你们以后就跟我混吧。”
我小心翼翼地问：“这里是做什么的？”
他嘲弄地看着我：“做什么的？卖血呗。每天吃了饭什么都不干，就等着老大招呼，隔上几天就坐车去外面，卖了血分钱。”
他说得轻描淡写，我听得惊心动魄。这个世界上，原来真的就有这么一群人，每天吃喝，养足精神，然后卖血；卖血得来的钱，再买食品，再次吃喝，再次卖血。就这样周而复始，把自己当成了一架产血机器，生命不息，卖血不止。可是，人体的精血能够经得住这样的折腾吗？
我正在想着，门外又走进了一个人，他一进来就显得空间狭小，光线暗淡，是光头。
刚才还在大啦啦地叉开双腿坐在床上的这名男子，看到光头后赶紧站了起来，脸上的每道皱纹都挤出了笑容，顺手把我敬给他的香烟从耳朵上拿下来，双手捧着敬给光头。光头看也不看，将他的手打开，香烟掉在了地上，他不敢捡拾，尴尬地看看我，脸上的表情不知是哭还是笑。
光头说：“他妈的谁让你乱窜，老子把你的头拧下来。”
他吓得连连作揖，嘴里赔罪说：“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然后惶惶逃出。
看到这一幕，我感到很好笑，刚才还在口口声声自封老大，让我跟着他混的“江湖大佬”，在一个肌肉发达的人面前，就吓成了耗子。
几天后，我才知道，这个光头就是血头。而血头充其量只能算血奴群落里的小喽啰，血头的上面还有人。
那个自称老大的河南人名叫杜斌。他说的一点没错，他就是老大，因为这个卖血群落里有很多“帮会组织”，都是以老乡为纽带划分的，比如江西帮、安徽帮、湖北帮等等，来自河南的只有他一个，他自然就是河南帮的老大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一直无法入睡，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也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危险，将会置身于怎样的处境中。窗外，蛐蛐声竞相响起，一声一声，声声相连，间或还有青蛙浑浊而嘹亮的鸣叫，像波浪一样冲击着我，而我是漂浮在波浪中的小船，被冲击着，协裹着，不知道将要冲上浅滩，还是撞上礁石。
不知道过了多久，门外突然响起了争吵声，两个男人，一个声音高亢，一个声音粗壮，一个声音像竹竿一样柔韧，一个声音像树桩一样敦实。他们都在用我难以听懂的方言。接着，门外又响起了叫好声，有杂沓而轻快的脚步声涌过来，很多个不同的声音在喊：“打呀，快点打呀。”声音充满了焦急和幸灾乐祸。
然后，就响起了手掌与脸的撞击声，清脆而嘹亮，人群轰然叫好，有人兴奋地鼓起掌来。又一声手掌打在脸上的声音，浑浊而迟钝，估计是挨打者在还击。更多的人在齐声欢呼。然后，门外响起了急促喘息声、哎呀喊疼声、愤怒叫骂声、身体与床板碰撞声……还有众人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我想下床看看，可是没有去，我知道此刻门外的楼道上一定被围得水泄不通，我想不明白这都是些什么人，这些无聊的人为什么以打架和看人打架为乐。光头一直没有出现，他不让人乱窜房间，为什么又不制止打架？为什么对打架和围观打架听之任之？
门外的打架还在继续，但是节奏明显减缓下来，只有喘着粗气的声音，上气不接下气的叫骂，偶尔才有一声拳脚与肉体相撞的声音，但声音弱小，显得绵软无力。这么短的时间里，两人都打得气喘吁吁，两败俱伤，我估计门外打架的应该是两个50多岁的老人，这么大年龄还这样肝火旺盛，实在是罪过。我好奇地爬起身，走到门外，借着照进楼道的月光，我看到两个打架的，居然是20多岁的青年。他们像正拉车上坡的老牛，伸长着脖子在喘气，胸脯像风箱一样剧烈起伏，他们脸色惨白，扭动着对方，都无法把对方摔倒，后来干脆都放开了手，一起坐在地上休养生息。
我想起了此前陪着父亲去医院看病时，见到了两个血奴，他们说卖血把自己身体掏空了，连一桶水都提不起。现在看来，果真是这样，卖血对身体的损伤非常大，两个20岁的青年，像两个50岁的老人一样，打架迟缓，缺少力度和“美感”。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打架的两个人，是安徽帮和江西帮的帮主在决斗，他们彼此手下都有七八个人，彼此都想吞并对方，但是这两个身体亏空神经残疾行动迟缓的病夫，势均力敌，每次都会打得两败俱伤。
帮主的身体尚且是这样虚弱，那么，那些徒子徒孙们的身体，就可想而知了。
那天晚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睡梦中回到了家乡，家乡漫山遍野都开满了鲜花，很多汽车，拉着各种各样的食品：罐头、水果、馒头，还有一扇一扇的猪肉，拉进了村子里。父亲病好了，他和很多乡亲看着这满车满车的食品，开心地笑着……
突然，楼梯里响起了叫骂声，声音威严而急切：“他妈的，起来，都给老子起来，到楼下集合上车。”我从梦中醒来了，睁开眼睛，眼前一片黑暗，我还没有想明白自己置身何处，是在那个开遍鲜花的家乡，还是在报社的集体宿舍里？有人走进来了，一把揭开了我身上的被子：“妈的，快点下去！”
我侧身望去，看到了站在地上的那个人铮亮的头皮，熠熠闪光。他是光头。
天还没有完全亮，窗外微风吹过，树叶窸窣，像春蚕咀嚼桑叶，又像千军万马衔枚疾走，光线暗淡，房间里的一切都显得影影绰绰。我摸索着穿好衣服，和少年一起走下楼梯，一楼的那几只恶犬看不到了，不知被关在了哪里。
刚走出那幢大楼，我的屁股上就挨了一脚，光头站在后面骂道：“这么慢，骑上猪了？”
我不敢吭声，跟着人群来到了一棵大树下，大树下停着一辆大卡车，卡车上已经有了十几个人，都在站立着，他们很安静，一句话也不说。
我登上卡车，卡车启动了，引擎声异常巨大，轰轰隆隆，像打土豪分田地。远处，是安静的村庄，有几声鸡鸣蓦然响起，又蓦然停止，像被突然冻住了。东边的天际露出了鱼肚白，估计现在才凌晨四点。这辆卡车，拉着这一车人，要去哪里？
卡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一排平房前停了下来。
这排平房很普通，外面贴着雪白的瓷砖，窗上安装着玻璃，和那些农村的房屋没有什么区别。平房的三面是平展的田地，一面是池塘。最边上的一间平房门口挂着“XX血站”的牌子，我问了身边一个人，他说，XX就是这个镇的名字。这些血液在这里抽取好后，会被送到县城的血液中心。
这时候，天空才刚刚放晴，一片一片的白云像轻纱一样飘荡在瓦蓝瓦蓝的天空，远处的山峰和树林飘渺而模糊，有人赶着水牛走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像一张剪纸，显得很不真实。这种场景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生活，心中涌起一层淡淡的辛酸和苦涩。而身边这些脸色或蜡黄或黧黑的人，这些头发杂乱胡子麻茬的人，和我家乡的乡亲们也毫无二致，尽管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但是我能够看出来他们都来自农村。不是来自农村，谁会来到这里卖血？
在这个时间里，城市里的大多数人还没有起床，公园里刚刚出现晨练的老人，街道上的清洁工刚刚清扫完毕，正把扫把放进推车里，早班公交车刚刚驶上街巷——城市还没有从沉睡中醒来，然而，在这个偏远闭塞的血站周围，已经聚集了几百人。人群闹嚷嚷地，拥挤着，推搡着，用没有来得及刷牙的嘴巴低声说着，血头愤怒的声音大声骂着……这里就像一座乡间集市。
奇怪的是，这群人中还有女子，她们夹杂在一群男人中，就像金黄的油菜花夹杂在绿油油的麦苗中，显得特别抢眼。她们中，有的人到中年，有的还是20岁左右的姑娘，在这数百人的人群中，她们大约有将近一百人。
这些人就是我以前听说过的血奴。
几分钟后，我看到几个男人拿着竹竿从那一排平房里走出来了，走向闹哄哄的人群，他们挥舞着竹竿驱赶着这些血奴，就像驱赶着羊群。血奴们躲避着头顶上的竹竿，拥挤着，推搡着，最外围的血奴一边惊恐地看着竹竿，一边斜着身子向人群里钻。很快地，人群变成了长长的几行，像长蛇一样扭动着身体，从平房门口一直延伸到了池塘边。
我夹杂在一行人群里，慢慢地向前挪动，我的前面是杜斌，后面是少年。人群中有一股臭味，是汗腥味、脚臭味、口臭味，和各种说不出来的臭味交叉在一起的气味，让人恶心欲呕，让人头皮发涨。太阳升起来了，照耀着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照耀着一堆陈旧破烂的衣裳，照耀着一双双渴望的眼睛。人群里有人打呵欠，有人伸懒腰，有人流眼泪，有人干脆坐在了地上，坐着向前挪动。太阳隐进了云层里，风从不知道什么地方吹来，凉凉的，夹着一股腥味，是池塘里的烂鱼死虾的气味，接着，天空变暗，落下了雨滴，雨点很大，砸得地面上的浮尘噗噗直响。有人把衣服脱下来，顶在了头顶上，有人把饭盒举起来，挡在头顶上，还有人弓下腰去，给了天空一个倔强的脊背。后面的人说：“快点快点”，前面的人说：“快了快了”。其实，距离平房还有几米几十米。平房里，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正在给血奴们抽血，每人400毫升，不管愿意不愿意，只要你坐在面前的凳子上，白大褂一言不发，捋起你的衣服，用橡胶带绑着你的上臂，在你手背上打几下，受到刺激而显得激动的血管就会凸现出来，一针扎进去，黑红色的血液就欢天喜地地流出来，流进一个塑料包里。
我有些慌乱。难道就这样让他们抽我的血，就这样看着针管扎进我的身体里，那个针头干净吗？它所扎过的人中，有艾滋病人吗？或者有别的血液疾病的人吗？可是，现在排队排到了这里，我又能用什么借口走开。
我终于排到了平房里，终于不用淋雨了，我看到杜斌坐在了凳子上，拿出了身份证，身份证上，他的名字不叫杜斌，而叫什么强，他的身份证后面还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大大的“0”，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为什么要贴这张纸，后来才知道那是血型。
杜斌抽完了血，脸上没有任何痛苦的神色，相反还有些兴奋，他站起来，走了出去。我坐在了凳子上。
“拿出来。”白大褂说，她的眼中含着轻蔑。
“拿什么？”我问。
“身、份、证。”她态度生硬，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石块，狠狠地砸在我的头上。她高高在上，她有着极度的优越感。她斜睨着我，像斜睨着一个脏兮兮的乞丐。
“没有。”我只好说实话。此前，我把身份证藏在报社办公桌的抽斗里。暗访的人怎么能带身份证？
“他妈的没有身份证跑来干什么？”坐在白大褂旁边一个男子骂道。此前，他一直一言不发，他眼珠蜡黄，眼光阴鸷，像老鹰的眼睛，他长着一张漫长的脸，面容也像老鹰一样，让人望而生畏。他一把抓住我的领口，将我拉到了门外，对着门外的人喊道：“这谁的人？这谁的人？”
光头急急忙忙跑过来了，眼神恐慌。老鹰把我一把推给光头：“办身份证去！”然后自己又走进平房里。
光头看着我，老羞成怒，抬腿就踢了我一脚：“妈的，没身份证跑来干什么？”
我一言不发，走在了一边。此前没有人告诉我说，卖血还需要身份证。
卖血和献血一样，都需要知道血液的确切来源。义务献血需要提供身份证号码，而卖血则需要提供身份证。否则，血站是不会接受来历不明的血液。因为来历不明的血液太危险。
那时候，人们刚刚认识了艾滋病，知道了这种致命疾病的来源和传播途径，而血液传播是最重要的一条途径。
那时候，我刚刚知道了有一个卖血的村庄叫做文楼村，这个村庄位于河南省上蔡县芦岗乡，它是有名的艾滋病“重灾区”。这个村庄里的很多人感染了艾滋病，而并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病，村头村尾几家人同时出殡的场景在这个村子里并不罕见。在这里，艾滋病夺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留下了一座座孤立的房子。
它本来只是中原大地上一个普通的村庄，为什么会成为艾滋村？罪魁祸首就是卖血。1995年前，一些单位在少数贫困农村擅自设立单采血浆站，非法采集原料血浆，违规操作造成交叉感染，使文楼村成了艾滋病经血液传播的“重灾区”。据一份河南省卫生厅的统计资料显示，全村共有有偿供血者1427人，确诊感染艾滋病病毒者431人。
而所谓的有偿献血着，就是卖血。
几年后，我听一位同事说起了自己当初采访艾滋村的情景，他是中国第一批走进这个村庄采访的记者之一，他说，当地有人一直在跟踪他，不让这个惊天秘密被外界披露。他在墙上看到了一些标语，大意是说：要想富，卖血去。而他采访过的一些病人，在他离开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那时候卖血是一幅什么场景？一个针头插入第一个人的血管里，抽完血液后，拔出来，又插入第二个人的血管里……这样一直用着，直到针头弯了，钝了，再也不能穿透皮肤，才会扔掉。如果第一个人有血液疾病，会一直传染给后面所有的人。这就叫交叉感染。
这位一直采访艾滋病人的同事还向我讲起了这样一件事情。当地有关部门实在无法捂住这个惊天秘密，这件事情被高层知道后，有一天，时任副总理的吴仪来到了河南郑州，住在一家宾馆里，要求相关部门的一把手们逐一面谈。每个人走进去，房门就会被关上，里面的人面对中国铁娘子诚惶诚恐，外面等待面谈的人汗如雨下，那天，谈话结束后，吴仪连饭也没有吃，就离开了。过了不久，就有一些官员被就地免职，当地官场引发了大地震。中国艾滋病也第一次对外界公开。
几年后，我采访高耀洁和桂希恩的时候，他们都表示，艾滋病的重灾区都在农村。如果说艾滋病在非洲是以滥交传播，那么在中国，主要是以卖血传播。而传播对象，都是这些贫困无依想卖血赚钱的农民。
为了区区几百元，他们卖血，最终却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从前有一个女孩，为了营救陷入沼泽中的丹顶鹤，献出了性命。有人为她写了一首歌曲，被代代传唱。从前，有一群农民，为了供孩子上学，为了给老人治病，去卖血，结果感染了艾滋病，他们死亡了，他们已经被人们遗忘了。
我曾经多次献血过，在城市中心的献血车上，每次献血前，护士都会问：“这半年内还有没有献血过？”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们才会抽血。按照相关规定，半年内只能献血，或者卖血一次。这也是人体造血功能决定的。
然而，在这里，为了多卖血，每一个血奴都有好几个身份证。杜斌的众多身份证上，只有一个名字叫杜斌，而地址居然是广西。杜斌可能也不是他的真名。
这里的人都没有名字，只有编号，就像囚犯一样，血头呼叫你的时候，不叫你的名字，只叫编号。有的编号还有外号，而外号也是血头喜欢呼叫的代号。嘴角有一撮毛的就叫“一撮毛”，有酒糟鼻子的就叫“红鼻子”，来自湖北的年龄小的就叫“小湖北”，走路罗圈的就叫“罗圈腿”……我的代号是26，表示我是第26个进入这幢三层楼房的。这里也有26个血奴居住。
那天午后，血奴们卖完血后，卡车又拉着他们回到了三层楼房里。他们争先恐后地来到厨房，大口大口地吞吃着白菜萝卜，喝着像洗锅水一样的黑色菜汤，然后就满意地躺在了床板上。这趟卖血，每人400毫升，血站支付200元，扣除血头和血霸的20%，他们每人可以得到160元。
也是在那天我才知道，血奴的上方是血头，血头的上方是血霸。那个呵斥光头的就是血霸。一个血头下面有几十名血奴，一个血霸下面也有好几个血头。血头都是当地的地痞流氓，而血霸则是手眼通天，黑白两道都玩得转的人。
血奴们都很感激血霸和血头，因为他们让他有了赚钱的机会。然而，他们不知道，血霸和血头依靠他们卖血，赚得比他们多得多。
一个血奴卖一次血，血站支付200元，自己只能得到160元，有40元交给了血头血霸。一个血头手下如果有20名血奴，血奴们每卖一次血，血头血霸就能得到800元。血头血霸按照五五分，血霸得到400元，血头得到400元。一个血霸如果手下有五个血头，那么他每次就能得到2000元。
血液是血奴的，而每卖一次血，血奴只能得到160元，血头得到400元，血霸得到2000元。
一个血奴一月最少会卖血七次，血奴一月收入1120元，血头得到2800元，血霸得到14000元。
这是最少收入。我在后来的暗访中的得知，有的血奴一月会卖血15次以上。最大的血头手下有100多个血奴，而我认识的一个血霸，手下有血头十几个。算算这个血霸一月收入多少？绝对是天文数字。
血奴每月还要支付食宿费用，而血头血霸不支付任何费用。
当地有一个说法，手下养几个血奴，比养几头牛还赚钱。难怪血头会挖空心起从火车站、从救助站、从一切可能的渠道寻找血奴。
此前，坐在报社的办公室里，我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存在这样一道利益链条，还生活着这样一群人。
换了个主子
当天晚上，一辆人力三轮车停在了这幢三层楼房下，光头走了进来，凶恶地对我说：“收拾东西，快点滚蛋。”
我不明就里，机械地收拾好铺盖卷儿，还有博尔赫斯，将它家在铺盖中间。在以后漫长的恐怖的日子里，博尔赫斯是我唯一的精神寄托。我一边品味着人世间最丰盛的精神大餐，一边体味着人世间最恐怖的血奴生活。
跟着光头，我走到了楼下，三头恶犬依然在发出愤怒的低吼，黑白夹杂的短髭站在一边，冷漠地看着我，我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什么身份，也许他仅仅是这幢楼房的房主，也许是血奴群落中另一种身份的人，我直到离开这个群落，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我把铺盖卷儿放上车厢，刚准备登上去，光头又在大喝：“伙食费住宿费结算了，20元钱。”他伸出一只熊掌一样肥厚的手。
我在这里居住了一个晚上，吃了两餐饭，就要支付20元钱。这是在遥远的偏僻的乡下，这里的床铺都是床板搭就的，一躺上去就不堪重负似地吱吱响，硌得人浑身疼痛；这两餐饭都没有吃饱，除了白菜萝卜，还是白菜萝卜，这样的饭菜连楼下那三只恶犬也不吃，而现在，我还要支付20元的食宿费。
然而，在这里，我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举目无亲，形单影只，我只能忍受他们的摆布。我掏出20元递给了光头。
登上了三轮车，我异常惶恐，不知道他们会带我去往哪里。但是，他们绝对是不会让我离开的。乡间道路凹凸不平，我双手抓着栏杆，竭力保持身体的平衡。四周一片黑暗，远处有几点灯火在闪烁，还传来狗的叫声，声音时有时无，时断时续，显得模糊而不真实。三轮车路过了一块坟地，那些青石做成的墓碑，在这样的夜晚里，散发着冷冷的光泽。鬼火在坟地间跳跃，忽上忽下，忽前忽后。三轮车夫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低着头，弯着腰，也听不到他的喘息声，我突然后背发凉，身上毛发根根竖起，抓着栏杆的手心全是汗水，莫非这个三轮车夫就是一个鬼，他为什么会拉着我来到这里，来到这片乱坟岗？他想做什么？
月亮升起来了，融融的月光像牛奶一样，让四周显得朦胧而混沌，仿佛隔着一层毛玻璃。我睁大眼睛辨别着周围的树木、田地，还有似乎总也走不到边的坟地。突然，坟地里站起了一个身影，很单薄，像坟茔上树立的纸扎，又像是麦田间站立的稻草人，长发披拂，没有眼睛，只有两个深深的黑洞。“啊——”她长声嘶叫着，声音像刀子一样，划破了隆隆的天幕，又像受惊的鸽子一样，飞向远方。
我大叫一声，从三轮车上掉了下来。
我躺在地上，惊魂未定，突然听到三轮车夫的喊声：“滚开，再不走就剥了你的皮。”
原来，三轮车夫是一个真正的三轮车夫，他会说话，他不是鬼。而那个长发披拂的女子，也不是鬼，她只是附近村庄的女疯子。我站起身来，看到女疯子呀呀叫着，向远方跑去，跑成了一阵风。
我们继续向前走，终于走出了乱坟岗，来到了一片开阔的草地上。我说，歇歇吧。他说，歇歇吧。
我递给他一支香烟，替他点燃，他用手指拍拍我的手背，表示感谢。然后，我们就坐在了草地上，慢悠悠地吸着香烟，看着悬挂着一弯残月和几颗星星的天空，远处的村庄一片静默，像漂浮在大海中的孤岛，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青草的芳香，很细很细，绵绵不绝，这种气味让人沉迷。此后，我再也没有闻到过那样的芳草气味。
而此后，我再也没有经历过那样的一个夜晚。这样的夜晚只有农村才有，而现在的农村，土地被卖给了工厂，田园生活已经被彻底打破，曾经的青山绿水被工业污染所代替，我们只能在老照片和传说中寻找田园牧歌的背影。
美丽的乡间夜晚，现在只是传说。
那些年的农村，时间似乎凝固了，静止了，人们判断时间的标准是太阳和月亮。太阳升上来了，这是早晨；太阳到头顶了，这是中午；太阳落下山了，该回家吃晚饭。月亮升上来了，督促孩子睡觉；月亮升到了头顶，这是半夜；月亮落了，天快亮了。那时候判断时间还有一个标准，这就是动物。鸡儿上架了，天要黑了；毛驴叫唤，这是半夜；雄鸡啼鸣，天要亮了。后来，叮叮当当的钟表让时间细化为表格，人类的生活也变得忙碌而琐碎，生命也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曾有的安逸被繁忙所代替，曾经的清明被财富所代替。人类劳碌并空虚着。
那时候有很多农谚，这是几千年来口耳相传的。鸡儿上架早，明天天气好；早晴不出门，晚晴行千里；雨中闻蝉叫，预告晴天到；麻雀囤食要落雪，燕子垒窝要落雨；翻地翻得深，黄土变成金；粮食冒尖棉堆山，寒露不忘把地翻……然而，现在，这些流传了几千年的农谚，现在只在那些长长胡子的嘴巴里传播。它们就要绝迹了。后世的我们再也看不到，再也听不到了。
那时候还有很多农具，犁耧耙耱耩子铧，铁锨笼担和木叉，现在也已经消失了，这些农村生活的标志物，曾经被一代代的手掌磨得光滑而精致，变成了农民身体的一部分，而现在却被遗弃在一家家低矮的四面透风漏雨的茅草房子里，被蛛网覆盖，被蛀虫啃食，它们和它们的主人一样，正在一天天变老，一天天沉默，一天天消失。
那时候有很多动物，麻雀、喜鹊、乌鸦、斑鸠、布谷、画眉等等等等，它们是农村孩子的伙伴，它们陪伴着农村孩子走过了幸福而多彩的童年，它们点缀了农村孩子单纯的梦想，每天早晨，麻雀叽叽咋咋的叫声将孩子们唤醒，门前的喜鹊让孩子们一天都有好心情。到了收获的季节，耳朵边充盈的是“算黄算割，算黄算割”的声音，我小时候每年收割麦子的季节都能听到这种鸟的叫声，大人们说，这种鸟在告诫人们哪里麦子黄（成熟）了，就割哪里的。千万不能等候，否则会下雨。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它的名字。到了秋季播种的时候，耳边就会响起“布谷布谷”的鸟叫声，那是布谷鸟让人们赶快播种。
那时候有很多节气，一共二十四个。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我们农村孩子最初的识字就是从这些节气开始的。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我们不会写麦当劳肯德基，不会写耐克阿迪达斯，但是我们会写这些散发着泥土气息的字，每个字都散发着野草的芳香。我现在还能记得一些有关冬天的节气的情景，可能因为衣衫单薄，寒冷彻骨，可以与孩子盼望过年有关。三九四九，冻破指头。大寒小寒，快点过年。我们的一年一年就是数着二十四个节气度过的，我们走过了一年又一年的二十四节气，走到了长出喉结，走到了胡子悄悄爬上唇角。那些节气就像朋友一样，和我们亲密无间，而现在，这些节气，也已经远离了我们，我们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名字。
牧歌一样的田园生活，已经消失在我们怅望的视线中。
那天晚上，我和三轮车夫坐在草地上，聊到了很晚，我们抽光了半盒香烟。
他是附近村庄的农民，农闲时节，他就会蹬着三轮车赚点辛苦钱。他也卖血，他说卖血赚钱快，这里很多蹬着三轮车的人，都卖血。
他说，这里卖血历史已经有了十多年，本地人卖血少，外地人卖血多，这里的外地人比本地人还要多。经常会有人离开了，不知道去了哪里；也经常会有新人来，不知道来自哪里。这里有人已经卖了十多年，现在还在卖。
他把血霸叫做大管家，把血头叫做小管家。他说大管家很有钱，有的大管家家中房子盖得像宫殿，车子前面是四个圈圈（奥迪），当地人把这种车子叫“四环素”。小管家也有钱，小管家有车的也很多。
我问他，为什么卖血的人中还有女子？他说，那些女子都是跟着男子来的，男子卖血，她们也卖。他曾经拉过一对男女，女子以前是“鸡婆”，这里人把妓女叫“鸡婆”，后来年老色衰，卖不动了，就和一个嫖客同居，嫖客来到这里卖血，她也跟着卖。
“卖血的人里面，啥人都有。”他说。
我们坐在寂静的旷野，风吹过来，带着青草和泥土的芳香，让人沉醉。一颗流星划过去，在天空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我一点也没有想到，在这种美丽的地方，居然潜藏着这种人间罪恶。
三轮车夫还说，我是被那个光头卖了，卖给了前面村庄一个血头。卖了500元钱。“在这里，第一次没有抽出血，会被认为晦气，只能转手给别人。”三轮车夫说。
“买我的老板让你骑着三轮车来接，难道就不担心我会跑？”我问。
“跑？往哪里跑？这里四面都是他们的人，一见到陌生人就抓起来，让大小管家辨认。你能跑到哪里？”三轮车夫说。
我感到自己掉进了陷阱里。
三轮车夫把我拉到村庄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
在村庄最边的一户人家里，我见到了新的血头，一个浑身干巴，没有几两肉的男子，他的目光阴冷阴冷，像毒蛇的目光，让人看后不寒而栗。他的皮肤非常黑，就像煤炭一样，腮帮边还长着一个小肉瘤，看起来既丑陋又恶心。事前，三轮车夫在那片草地上告诉我，这个人尽管瘦小，但是他是周围村庄里最难对付的血头，他非常阴毒，身上常年带着一把一尺长的尖刀，一言不合，就敢把尖刀刺入对方的身体里，这些年，被他刺伤的人不下十几个。他的手下也有一帮弟兄，都是一些亡命之徒。这些人欺男霸女，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但是一直没有人敢惹他们。
这个院子里也养着几只狗，每只狗都有半人多高，三轮车夫曾经向我说过，为了训练恶犬的杀气，肉瘤经常用生肉喂养它们，所以，即使在夜晚，也能感觉到它们浑身散发出来的戾气和恐怖，这些恶犬的眼睛像狼一样通红发亮，让人毛骨悚然。这些恶犬比狼的身躯更庞大，更有战斗力。
这个院子里有两行平房，每间房子里都睡满了人，他们打地铺睡在地上，他们一个挨着一个，像一排木乃伊。房间里散发着霉烂和腐臭的气味，不知道多少天没有打扫了。肉瘤让一个手下带着我一直向里面走，在最里间的房子门口停住了脚步，那间房屋照样没有房门，路灯光照耀着他们一双双很多天没有清洗的脚上，他们的脚就像烧黑了的木桩，神情木然，一动不动。
肉瘤的手下一把将我推进去了，这间猪窝一样的房屋，以后就是我的住所。
借助着门外的路灯光，我在地面上铺好了床铺。这间房屋里还有四个人，他们此刻睡得正香，都在打着鼾声，有的鼾声像战车碾过冰封的荒原，声音隆隆；有的鼾声却又像檐前融雪悄然滑落，断断续续。他们的睡姿也很恶俗，你捂着我的嘴巴，我抓着你的裤裆。
我刚刚躺下去，突然就看到两只蟑螂从铺盖卷下爬出来，慌手慌脚地爬向墙角。我突然感到了极度的恐惧，这种恐惧就像见到了那几只满眼血红的恶犬一样。这间潮湿肮脏的房间里一定有很多蟑螂，一定有很多昆虫，此刻它们都躲藏在阴暗的角落，探头探脑地打量着我，准备在我熟睡了以后，爬上我的身体，爬上我的脸颊……
我一直喜欢干净，然而，自从做了暗访后，我不得不让自己变得肮脏起来。只有让自己的身体肮脏起来，我的心中才没有了恐惧。
那天晚上，我躺在地铺上，依然难以入睡。我想起了自己刚刚来到北方那座省城，和拾荒者和小偷们睡在一张通铺上的情景，回想起睡在帮主窨井里的情景，回想起逃离丐帮的凶险情景，回想起小兰被杀害后的情景，回想起小雯被抓后蹲在墙边捂着脸的情景……我又想起了此刻在北方一座贫困山村中卧病在床的父亲，父亲肯定也没有睡，癌症那种深入骨髓的疼痛，此刻正在折磨着父亲；我又想起了母亲，母亲肯定也没有睡，她站立在父亲的身边，暗自垂泪……我想了很多很多，我告诫自己，再苦再累，再脏再怕，我也要坚持下去，我要赚很多钱，我要还清为父亲治病所欠的几万元外债，我还要支付父亲现在每天几十元的医药费用，我要治好父亲的病，让父母生活好起来。
天快亮的时候，门外响起了喊声：“起来起来，他妈的，快点！”屋子里有两个人起床了，他们摸索着穿好了衣服，另外两个人依然鼾声大作地熟睡，我知道，就像前一天凌晨一样，这些血奴会在村口集合，然后坐着大卡车，去到某一个采血点去卖血。可是，另外两个人为什么不去呢？
血奴们离开后，院子里显得异常安静。我朦朦胧胧中睡着了，睡梦中，蟑螂爬满了我的全身，我想呼喊，可是喊不出来，嘴巴里也是蠕动的蟑螂，它们的身体碰撞在一起，咔嚓作响……突然，我感到脚上一阵钝疼，睁开眼睛，看到一个留着长发的人站在脚边，面目狰狞，他正用穿着皮鞋的脚踢着我裸露的脚脖，他盛气凌人地喊道：“快点起来，老子带你办理身份证。”
10年前的流氓，都喜欢留长头发或者剃光头，人们走在大街上，见到那些长发的和青色头皮的，都躲得远远的。而10年后的今天，长头发是艺术家的标志，而光头则是时尚的特征。现在的流氓也有爱好，他们的特征变成了纹身。
我站了起来，走到水龙头边，用冷水刷牙洗脸，长发看着我，给另一个小流氓说：“这丫的还知道讲卫生。”
长发问我：“你是做什么的？”
我说：“我是教师。”
长发怀疑地说：“教师？就你这样子？教师还卖血？骗鬼去吧。”
我说：“我是小学民办教师，穷得叮当响，不卖血能有什么办法？”
长发似乎恍然大悟：“哦——干这一行比当教师好多了，当教师能有几个钱？”
在此前此后的多次暗访中，我都冒充民办教师，很多地方的人叫代课教师，我一说自己是民办教师，就没有人怀疑我的身份了，乞丐们没有怀疑，血头们也没有怀疑，可见，10年前的小学民办教师，确实是世间最贫穷的人，比不上乞丐，也比不上血奴。他们用他们孱弱的身躯，支撑着中国边远山区的教育大厦，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人，可是，他们却被忽视，被遗忘，被遗弃，被嘲弄，被践踏，他们也是受到最不平等待遇的一群人。这些年来，谁都知道，教育局长是一个肥缺，但谁都知道，乡村的教师还是一群贫穷的人，尤其是民办教师。这是俗语所说的“穷庙富方丈”。我曾采访过很多民办教师，他们中的很多人一月的工资还不到100元。面对着他们，我一次次潸然泪下。
我的小学教育就是由几个民办教师教授完成学业的，至今，他们还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拿着每月不到100元的工资，教授着和我一起长大的伙伴们的孩子。如果我没有考上大学，如果我还在乡村，我的这些启蒙老师们，现在也会教授我的孩子。
这是被遗忘的一群人，这是最值得尊敬的一群人。
那天早晨，我跟着长发去办理身份证，长发知道我是民办教师后，一路对我很客气。他说民办教师都很穷，他们村庄就有几个，穷得都没人愿意嫁给他。唉，连流氓都看出民办教师恓惶，为什么那些大肚子的人就看不到呢？
我和长发坐着一辆人力三轮车，蹬三轮车的是一个50多岁的人，腰身佝偻，像一个问号。长发一路向我炫耀他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的看法，他口若悬河，畅谈国家大事。他可能认为，能让一个教师佩服他的观点，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我一路都在听着，随声附和着，他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俗语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其实，流氓都喜欢装作自己有文化，喜欢装深沉，说话的时候也喜欢文绉绉的，一些人们不会用的书面语言，也会出现在他们的口头中，让人觉得莫名其妙。长发还喜欢在说话中夹杂一些成语，而这些成语要么使用不恰当，要么错字连篇。他说：“美国打伊拉克，简直是囫囵吞枣。伊拉克‘腊’手不及。”他把囫囵吞枣理解成“容易方便”了，他把措手不及说成了“腊”手不及。
我向长发讲起了我小时候的生活，真实的生活。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吃过一次饱饭，那时候的最高理想就是能够吃一碗凉粉，因为那时候的我认为凉粉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每次赶集的时候，经过凉粉摊，我都会大口大口地吞咽口水。其实那时候一碗凉粉也就两毛钱，可是父母不愿意给我两毛钱，因为两毛钱还能买到一斤盐，或者灌到一瓶醋。那时候的食盐和醋都是散装的。食盐像岩石一样颗粒巨大坚硬无比，需要用榔头才能砸开；醋是本地的一个老人用柿子自己酿造的，醋的上面经常会漂浮着一层白色的凝固物，有时候还会有几个被酸死的昆虫。上初中的时候，我是住校生，一周回家一次，每周周日下午背着一周的干粮来到学校。我每天只能吃一个玉米面窝窝头，其余就用红薯充饥。冬天的时候，玉米面窝窝头非常坚硬，都能把狗砸死，窝窝头的表面结着一层冰凌，一咬，就留下几个牙印。周六下午，我在回家的路上挖野菜，什么小蒜、荠菜、野苜蓿等等，凡是吃起来没有奇怪味道的都挖起来，回家后，母亲用开水把这些野菜烫熟，撒上盐，拌上醋，装在一个罐头瓶子里，这就是我一周的副食。那个罐头瓶子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得来的，我初中三年的时候一直用着……
长发也说起了自己的童年生活。他说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民办老师，对他很好，天冷的时候，还会让他睡在自己生着土炉子的房子里。可是那时候他不喜欢学习，喜欢打架，总是惹那个老师生气。后来那个老师患病死了，他一直觉得很愧疚。初中的时候，他的父亲总是受到村长的欺负，有一次，他叫上几个哥们，躲藏在村口，夜晚村长回家的时候，他们用石头一顿猛砸，把村庄砸得住院了。后来，村长知道是他干的，但是不敢找他的茬，因为这时候他已经有了一帮子弟兄，都喜欢打架……
长发是我在血奴群落中接触到的最可爱的流氓。
路上，我们还遇到了几辆拉着血奴卖血归来的车辆，长发说，这些都是别处的卖血人。这里有多少血奴，连他都不知道，“少说也有几千吧。这是我们这里的致富之道，发财之路。”
中午的时候，人力三轮车将我和长发拉到了我上次来到的那个卖血的地点，卖血点的周围依然聚集了很多人，都是血奴。长发说：“这里每天都是这样，血站的生意好得不得了，抽血的只有那么几个女子，一天给出去的钱就有好几万，你说他们能有多少钱？”长发羡慕地说。
距离血站几十米远的地方，有一家商店，商店掩映在一片浓密的树荫下。商店的货架上放着几瓶可口可乐和雪碧，还有几包方便面，外包装上蒙着一层尘土。商店有一个玻璃柜台，里面放着几个作业本，边角都已经卷了起来，显然放置了很长时间，作业本的旁边是几个烟盒，长时间的风吹日晒，让烟盒的颜色变淡变白，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香烟。和几乎所有乡间小店一样，这间商店经营各种日常用品，每种商品却都只有少数陈旧的几件。
这家商店和大城市火车站的那些商店一样，它们做的都不是商品生意，这些商品只是一个幌子，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它们有另外的见不得人的生意。
这家商店办理各种证件。长发说，老板以前是刻章的，生意一直不好，一年到头只有两身衣服，夏天一套，冬天一套，可自从做了办证的生意后，彻底发财了，整天穿西装打领带，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港商，“癞蛤蟆上大街，冒充绿色小吉普。”长发嘲弄地说。
刻章和办证从来就是一对孪生姊妹。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经常能够看到办证刻章的小广告，像牛皮藓一样贴得到处都是。有一年，我跟着工商人员，来到了一户城中村的出租房里，这是一个办假证窝点，办证人已经闻风逃窜。工商人员揭开床单，看到床底下是各种各样的假印章，有中央军委的，有国务院的，还有外交部、教育部、财政部等几十个部委的，甚至还有中国驻美国、驻澳大利亚、驻英国大使馆的。这间不到十平方米的，阴暗潮湿，散发着霉烂腐臭气味的出租房，简直就是一个配套齐全的国家机构。床板上放置的是各种空白证件，既有大学毕业证、结婚证、离婚证、残疾证、准生证等等各种生活中离不开的证件，还有教师证、导游证、锅炉证、健康证等等行业证件……在这家出租屋里，床上是假证件，床下是假印章，夜晚，只要你一个电话打进来，天亮后，这家办证中心就能把你包装成一个你希望中的人，你既可以是厅长，也可以是锅炉工；你既可以是归国华侨，还可以是丧失了生活能力的残疾人……他们随心所欲，你需要什么证件，他们就像变戏法一样给你马上变出什么证件。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这些年来，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些新闻：有人冒充省部级高官，去县一级单位招摇撞骗，而东窗事发后才发现，这些人的身份都是假的，他们的证件就是从这些出租屋里诞生的。
几年前的冬天，有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事件，被人们传说着。一个来自农村的姓王的木匠，冒充港商，骗了呼和浩特与宁夏政府部门17个亿，骗得公安炸掉了办公楼。这个骗子也许是当代最传奇的骗子，而他的所有证件都是假的。有一篇文章的最后是这样说的：“骗子是落网了，然而人们却不由得深思：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漏洞百出的骗子，为何能在数年内‘呼风唤雨’，导演了这起‘天方夜谭’般的诈骗大案？”
假证太可怕了！
我跟着长发走进这家商店，老板显然认识长发，他抽出一根香烟，讨好似地给他点燃了，看了我一眼，然后又把香烟放进口袋里。长发从老板的口袋里掏出香烟，抽出一根递给我，说：“你他妈的也太吝啬了，生意来了，一根烟也舍不得发。”老板点头哈腰地说：“抽啊，抽啊。”
老板有四十多岁，满脸都写着油滑和奸诈，他前一秒钟还在笑着，后一秒钟就会拉下脸来，笑容像风一样突然消散了，你只能听到他在说什么，但是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的想法就像女人的年龄一样，让人无法猜透。他穿着一条黄色军裤，黑色皮鞋，上面穿着一件大红毛衣，毛衣的下摆塞进裤腰里，用皮带扎紧，毛衣的外面还打着花花绿绿的领带，领带的外面是一件苍青色的西装。正像长发说的，老板果然发财了，果然喜欢穿西装。
办理身份证前，先要去照相。三轮车又拉着我和长发来到了相距二三里路的镇上。在一家照相馆里，照相完后，又等了两个小时，就拿到了自己的一寸免冠照片。午后，三轮车拉着我们回到了商店里。
老板说：“最少要交六张照片，办六个身份证。”
我问：“身份证怎么办这么多？一张不就够了？”
老板说：“一张怎么能够呢？人家一般都是办十几张身份证，每次卖血的时候拿一个，这样就不会被人发现。”
长发也在旁边说：“老板说得对，大家都是这样。你必须最少办六张。”
老板拿出一张纸，让我把所要办理身份证的地址和姓名写上去。我拿着圆珠笔，犹豫着，不知道该怎么写。老板一把抢过了圆珠笔：“这有什么难写的？”他在纸上一下子就写出了六个名字，张明强、李德生、胡山海等等，然后，又在每个名字后面填写了江西省、河南省等六个不同的详细地址。“我办的证多了，全国各地的地址提笔就写。”他洋洋得意地说。
这样，我照了一张照片，洗成了六张，就变成了六个人，出生在全国各地不同的地方，叫着六个不同的名字。
血奴的“生产率”
下午，六张身份证办好了。每张身份证上都是同样的一张我的照片，而名字不同，出生地址不同，身份证号码也不同。我捧着这些身份证，惊讶万分。
我曾经办理过身份证，专门回到了我工作过的、户籍所在地的那个小县城，我拍摄了照片，然后警察把照片和相关资料输送到电脑中，这些资料会传送到省城公安厅，每个人的身份证要由省级公安部门查验，然后由他们统一制作，并传输上网，再下发。这样，你拿着身份证，走到全国各地，只要在网上查找，就能找到你的相关信息。我是在三个月后才在小县城领到了自己的身份证，而在这里，两个小时内就能办好身份证。
身份证代表着自己的身份，也有自己历史的相关记录。网上追逃，只要输入身份证号码，就能找到犯罪事实。我们经常坐火车的时候，会在进站口看到警察拦住旅客，查验身份证，然后在一个手机模样的东西上面输入姓名或者身份证号码，这样就能很快看到相关信息。这些都必须是真身份证，而假身份证就无法查找了。
在现代社会里，没有身份证寸步难行，出门住宿需要身份证，领取邮件需要身份证，办银行卡需要身份证，买房结婚需要身份证……有的假证办的确实精密，能够蒙骗一些工作人员，在银行开户，领取出邮件。还有的罪犯依靠一张假证，改名换姓，逃脱罪责。我曾采访过的网上逃犯，办了一张假身份证，变换姓名，学习厨师手艺，后来在大酒店里做厨头，居然成了百万富翁。还有一位男子，潜逃后，另办一张身份证，从事IT，几年里也挣到了万贯家产。但是，法网恢恢，这两个逃犯最后都被抓获了。后来我觉得他们太不值了，既然有这么聪明的脑瓜，这么好的潜质，为什么要去犯罪呢？走正当之路，不是仅仅几年就炼成了百万富翁吗？
他们的假证确实能够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要不，他们也不会蒙混几年才被抓获。但是，我手中的这六张身份证，质地低劣，又脆又薄，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此前此后，我都暗访过假证贩子，一张身份证收费50元，这是第一代身份证。第二代身份证则收费100元，贩子们说第二代身份证要做防伪标识。而我手中的这六张身份证，收费只要30元，每张5元。穿着西装的假证老板说，这是这里的“官价”，他多中取利。
临出门的时候，西装给了我一张名片，他的名片印刷非常精美，拿在手中，手感远远胜过我的假身份证。名片上面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某某省某某县/某某乡某某村某某商店/环球办证中心CEO/高XX”。
那一年，中国企业为了和世界接轨，很多称谓都改成了国际惯用称谓。那一年，也正是CEO开始猖狂运用的年代，它本来是指首席执行官（Chief Executive Officer，缩写CEO），又称作行政总裁、总经理或最高执行长。这一称谓进入中国后，就变了味。我曾经收到过不下十张名片，上面都有CEO，有的是烟酒店的店主，有的是杂货店老板，还有的就是一个杀猪的……这样的名片让人啼笑皆非。
三轮车将我拉到居住地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远山近水，静默无语，树影疏淡，炊烟袅袅，高高的天空中，有几只鸟的翅翼无声划过，这一切看起来就像一幅水墨画一样美丽，然而，没有人知道这里掩藏的血腥罪恶。
我回到房间，看到同寝室的四个人都在，他们刚刚吃过晚饭，正百无聊赖地坐在地铺上，有的用手指抠着脚趾甲；有的无神地望着门外；有的用手掌在干瘦的身上揉搓，一搓就会掉下一层垢甲；还有一个和我床铺挨着的，正在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好像很有心思。
我刚在自己的铺位上坐稳，血头肉瘤就走过来了。他站在门口，他不屑于走进这间散发着异味的房间，他指着我说：“89号，明天你上班。”说完，他就离开了。我的编号是89号。在这里，血头称呼每个血奴都不用名字，都是用编号或者外号，就像囚犯一样。
抠脚趾甲的停止了动作，右手食指仍然做出一个勺子的形状，他问我：“你是什么血型？”
我说：“O型。”
勺子说：“我也是O型，明天一块去。”
小时候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课文叫做《白求恩大夫》，说的是八路军伤员需要输血，白求恩让抽自己的血，他说：“我是O型血，万能输血者。”从那时候开始，我知道了这种血型可以给所有血型的人输血。在这里，O型血的血奴卖血最多。
勺子说：“我一月要卖血十几次，每次都用不同的身份证。”他挽起胳膊，让我看他两条手臂上的针眼。手臂上，针眼密密麻麻，就像是包了一层纱布。
我问：“你隔一天就去卖血，护士难道认不出来你？”
勺子轻蔑地垂下嘴巴，嘲笑着我说：“你真是一个书呆子，谁管谁呀？只要你愿意卖，他们巴不得买。400毫升血只给我们200块钱，你知道他们卖给受伤需要输血的人，会要多少钱啊？一倍还不止！”
我说：“即然这样，还办什么假身份证？浪费我们的钱。”
搓着身体的那个人接过话来说：“身份证是聋子的耳朵，样子货。”害怕我听不懂，他又说：“血站的人总得给上面一个交代，要检查的时候，看到这个身份证的人一月只卖了一次血，他们也说得过去。”
望着门外的那个人，一直一言不发，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个聋哑人。每当需要他卖血的时候，血头拉起他的胳膊，手指戳在他的血管上，他马上就明白了什么意思，跟着别人上车了。
在这里，每天黄昏的时候，血头都会出现在这些房间门口，通知第二天哪种血型的人去卖血。而血头的消息来源，则是血霸。血霸的信息则来自于那些血站。血站会在当天收完血后不久，就电话通知血霸，第二天会需要什么血型的血。那时候，手机还是一个稀罕物件，有手机的人都是大款，血霸们都是大款，所以他们都有手机。大款喜欢上街打手机，越是在人多的地方，越要打手机。大款边打手机边散步，成了那时候大街上的一道独特景观。那时候的手机像块砖头一样沉重，比对讲机还要大几倍，拿在手中招摇过市，倍儿有面子！血霸们不仅仅有一个手机，而是有好几个，他们喜欢把手机挂在腰间，挂成一排，像挂着一排手榴弹，他们这样从大街上走过来，腰悬一排手榴弹，那种得意的神情和场景，让很多人多年后还能记起来。
抽烟的那个人少言寡语，一副很愁苦的样子，勺子说：“来新人了，发一支烟嘛！”他缓慢地从口袋里抽出烟盒，抖抖索索地弹出几根，很不情愿地给了我们一人一根。我看到这种香烟仅仅两元五角一盒，在附近的商店里都有卖。这种劣质香烟也是血奴们最常抽的一种香烟。
勺子抽完香烟后，从席子下面摸出了一个小瓶，从里面倒出几粒药丸，仰头吞了下去。
我想，莫非勺子有病？有病怎么能卖血？这种病血能够检查出来吗？血站会收病血吗？
血奴们睡觉都很早，可能是因为他们身体虚弱的原因。他们一躺下去，就响起了嘹亮的鼾声。那天夜晚，我还是睡不着，思量着怎么脱身。跑吧，门外就是几只比饿狼还要凶猛的恶犬，这种身体庞大的狗，绝不是城市里那种养在居民楼里的性情温顺的宠物狗，这种狗疾如闪电，力大无比，它的攻击力顶得上一只金钱豹。再说，就算偷偷跑出去了，没有恶犬追击，这样漆黑的夜晚，不辨方向，我该去哪里？就算走对了方向，但是肯定还会遇到别人，还会被抓回来。那个蹬三轮车的人不是说了吗？这里到处都是他们的人，无处可逃。我想起了看过的电影《桂河大桥》，日军把盟军战俘押解在热带原始森林里，战俘想逃也无法逃脱，因为离开战俘营后，遇到的是炎热、饥饿、焦渴、猛兽、土著人等等危险，这些比日军的皮鞭更加可怕。
无法逃脱，那明天该如何应对？我在焦急地思虑着。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只绵羊，被关在除夕夜的栅栏里，听着栅栏外的炮竹声声，心中充满了惆怅和凄凉，当别人欢天喜地庆新年的时候，我的死期也就到了。
我头痛欲裂，这是好几天没有安心睡觉的结果。后来，也许到了下半夜，我朦胧睡去了，感觉只是打个盹的功夫，门外就响起了血头愤怒的叫骂声，好像谁踩到了他的大拇脚趾一样气急败坏。勺子已经穿好了衣服，他推醒了我。我睁开眼睛，看到窗外依然一片漆黑。
我和勺子，还有一群不认识的人，慢慢走向外面，走向一辆停驶在黑暗中的卡车。
几分钟后，我和血奴们站在汽车车厢，在无边的黑暗中驶向血站。黑暗像大海，汽车像一条行驶在惊涛骇浪中的破船，摇摇晃晃，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车厢里不时响起叫骂声，不是谁踩了谁的脚，就是谁碰了谁的头。还有一个人叫声哎呀，被挤出了车厢，掉落在了路边，幸亏没有摔伤。
我一路都在努力想着，我如何才能逃过这一次劫难。
这天到得比较早，我们是第一批来到血站的人，我们在朦胧的天光中站好队伍，大家都沉默寡言，怀揣着自己的心思。有人怕冷似地蹲坐在地上，抱着双膝；有人拼命抽烟，烟雾包裹着一张铁青色的没有洗干净的脸。我的前面是勺子，勺子刺溜刺溜地吸着鼻涕，手指有些哆嗦；后面是哑巴，他的眼神在清冷的天光中显得有些慌乱。原来大家都和我一样，有些紧张，毕竟这是自己身上的血液，毕竟这是自己身体的一个组成部门，而现在就要被抽出来，送给别人。
昨天，勺子和哑巴都没有卖血。
我悄悄问勺子：“你怎么一月就卖十几次血，这样身体受的了？”
勺子叹口气说：“没办法，没钱啊。再卖上一些时日，就回家去。”
勺子卖血已经七八年了，他跟着不同的血头这些年辗转了好几个地方，从北向南，他这些年也没有和家人来往，家人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做什么。他也忘记了家乡的面貌，家乡在她的心中，只剩下了一个冰冷的地址。
七八年的卖血生活，彻底掏空了勺子的身体，让勺子虚弱得像个稻草人，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不卖血的时候，他就躺在地铺上睡觉，一天又一天，他的生活失去了任何乐趣。他不能跑步，一跑步就会头晕，就会摔倒。摔倒后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爬起来。这样的身体也不能再卖血了，再卖血就会死在血站。
我又问起了哑巴的情况，勺子说他也不是很清楚哑巴的情况，只是听哑巴的一个同乡说，哑巴是逃避债务才跑出来卖血的。哑巴家在非常偏僻的乡下，三年前，哑巴借了很多钱娶了一个漂亮老婆，可是结婚的第三天，老婆就不见了。债主上门索债，哑巴没有钱还债，就跑出来卖血。
哑巴能娶到漂亮老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骗局。有一群婚姻骗子专做哑巴这类人的“生意”。这个诈骗集团里有老有小，有男有女，他们分工明确，专门骗乡村里娶不到老婆的光棍，他们的骗术是这样的：第一步，媒婆上门，要求给光棍介绍对象，说认识一个女子，家境贫寒，在偏远山区，彩礼比较高。常年孤身一人的光棍看到媒婆上门，自然喜不自禁，对媒婆的要求满口答应。第二步，媒婆在领取了光棍一笔不菲的跑路费后，会将女子和女子的父母带进光棍家，光棍又得大出血，送给女子“见面费”和女子父母“看家费”，还要支付女子一家人的来往车费。还有的骗子为了安稳光棍，让骗术继续实施，当天晚上，女子会和光棍“偷偷”住在一起，尝到甜头的光棍自然就不会起疑心了。第三部，举行结婚仪式，光棍要支付“彩礼费”，仅仅这一笔就是成千上万元，这些钱在偏远的农村，可能就是一个人一辈子的收入。当天晚上，“新人”入洞房，第二天，“岳父岳母”和媒婆离开。第三天，最迟到第五天，新娘就突然消失了。她会在一个不远的地方，与另外的人会合，去到下一个偏僻村庄继续行骗。
北方很多地方把这种行骗方式叫“放鹞子”，这种行骗方式非常古老，现在在一些偏远的山区还能看到。
这种行骗方式也让哑巴中招了。
哑巴又聋又哑，但是他心中雪亮，看到我和勺子在说话，不时地看着他，他知道我们在说他，就疑惑地盯着我们，嘴角挂着模棱两可的微笑。勺子和我都感到不好意思，就不再说话了。
天空越来越亮，太阳爬上远处的山巅，羞怯地露出了半张脸，就像一个躲迷藏的孩子。几辆手扶拖拉机和大卡车轰隆隆地开来了，像倾倒货物一样，将这些血奴倒在了血站门口。护士们来了，穿着白大褂，一个个神气活现，趾高气扬，她们从血奴们的面前走过，连他们看都不看；血奴们敬畏地看着她们——这些被称为白衣天使的人，人群里鸦雀无声。
太阳就像一块干牛粪，将血奴们浑身都烤得暖烘烘的。有人脱下了毛衣，有人把裤脚挽起来。护士们开始工作了，排好队伍的人群向前慢慢挪动，我的前面是勺子，他已经一只脚站在了门口的台阶上。勺子下来就是我。我该怎么办？
勺子走进去了，我看到他坐在了一张凳子上，那张凳子异常古老，已被无数人的屁股磨得光滑闪亮。他把手臂放在桌子上，手臂青筋暴露，像蚯蚓一样。他的手肘下是护垫，护垫里塞着坚硬的棉花，护垫因为和无数的手肘亲密接触，已经变得肮脏不堪，像一块还没有来得及清洗的尿布。
我跟着勺子走了进去，我就站在勺子的后面，我看到了护士身边坐着的血霸，他正悠闲的抽着烟，微微眯缝着眼睛，桌子边放着一部手机和一盒中华牌香烟。那时候，这两样东西最能代表身份。在我之前，我们那座小县城里还有一个人出去当记者了，他是县委一个部门的合同工。有一天，他回来了，西装革履，油头粉面，梳着那个时候的“领导头”，头发统一梳向后面，露出耳朵。他走进县委大院的时候摇摇晃晃，俾睨四方，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拿着一盒中华烟。后来在我也做了记者后，才知道他在一个地市级小报里做广告业务员。
这个血霸不是此前我看到的那个血霸，这个血霸比那个血霸苍老，他们都同样地脸型瘦削，但看起来他比那个更阴险。他的眼光很毒辣，落在你的身上，像剔骨刀一样，将你的骨头磨得窸窣作响。流氓就是流氓，尤其是那些老流氓，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能露出本色。
护士拿起针管，没有做什么准备，就将针头刺进了勺子的血管里，勺子的背影似乎抖动了一下，又变得沉默了。一股血液，像蛇一样顺着针管，飞快地流进桌子旁边的塑料包里，塑料包放在磅秤上，突然奔涌而出的血液打在毫无准备的磅秤上，让磅秤的指针突然沉下，又向上回复。秤盘也开始摇晃起来。勺子的耳根突然颤抖了一下，他一定很疼痛。
勺子抽完血，站立起来，用棉签压着血管上的针眼，向外走去。轮到我了，我只要跨出这一步，只要坐在那张古老的凳子上，我就像躺在案板上的羔羊一样，连叫一声的机会也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刀子捅进脖子里。
就在勺子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我突然大叫一声，摔倒在地。我闭着眼睛，浑身哆嗦，就像受到了极度寒冷一样。我感觉到勺子俯下身抱着我，一声一声着急地问：“怎么了？怎么了？”我还感觉到血霸也站了起来，他气急败坏，大声叫骂。很多血奴都围在门口，焦急地向房内张望，很多双手抱起了我，在我的胸口拍拍打打。我听见护士镇定地说：“晕血，没事的。”
我不是晕血。我从小就一直胆子很大，我爬上过五六十米的烟囱顶上，那个烟囱几十年都没有人上去过，我以后回想起来才感觉到害怕；我还一个人走过几十里夜路，乡村的夜路经常有狼虫出没。我从没有害怕过。小时候和人打架，被人打得满脸是血，我也没有害怕过。
我是装的。
我憋着气，憋得非常难受，后来实在憋不住了，我才睁开眼睛，大口大口地吸气，我消瘦的胸腔上，肋骨根根凸起，像琴键一样，而此刻的我就是一架风琴，充满了忧伤和哀愁。
血霸走出来了，他穿着皮鞋，他狠狠地踢着我，叫骂着，我一边躲闪着他残酷的皮鞋，一边解释着。长发从人群中走出来了，他用当地方言向血霸说着什么，血霸停止了咆哮，气呼呼地甩打着刚才因为踢我而沾上尘土的裤脚。
长发有些生气地对我说：“你卖不了血，就早点说嘛！”我像做错了事情一样地低着头，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对长发心存感激。
那天回来后，我一直坐在房间里，没有吃饭，也没有人叫我吃饭。没有卖血，我感觉对长发充满了愧疚。然而，如果卖血了，我可能就会感染上某些病菌。听说经常卖血的人，像吸毒一样也会上瘾，几天不卖血就会难受。卖血也像卖淫一样，让人变得懒惰，明知道卖血是在透支生命，但是想着这种不用劳动就能获取钞票的生活，仍然心甘情愿去卖。
这次又侥幸逃避了卖血，然而，下次我该怎么办？寻找什么借口？
我想离开，然而在这里路径不熟悉，我不知道怎么才能逃出去。我想，也许长发能够帮忙。
我正想着长发，长发就出现了。他来到了门口，和血霸一样不愿意走进来。这间房屋太脏了。我知趣地走出去，像做错了事情一样看着长发，又惶惶不安地低下头。长发还是早晨那句话：“你卖不了血，就早点说嘛！”
我不言语。此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名被轮奸的少女，稍有反抗就遭到了轮奸者的责怪。但是，我知道长发和血霸他们不一样，长发身上还有尚未泯灭的人性。
长发说：“我给老大说了，你以后就在厨房做饭吧。有需要的时候，就给大家讲讲课，你是老师，会讲好的。”
我强压着心头的狂喜。直到长发走远了，我才几步跨进房间里，蒙着被子大笑。
天上真的会掉馅饼。
然而，血奴们还要听什么课？我不懂。
第二次卖血
早在几年前，一股叫做传销的歪风就席卷而来，它的波及面之广，祸害之深，连这样的山村也不能幸免。
传销的基本功就是煽动，让煽动达到洗脑的目的。谎言重复一百次就是真理。就像宣扬圣战的本拉登一样，整天进行的是愚昧教育，让当地老百姓相信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他给予的，他是太阳，尽管他们生活得并不幸福，但是他们还以为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尽管刚开始没有人相信这些混账话，但是不断地说不断地听就都相信了。这就是可怕的洗脑。
传销与此同理。
血霸看到了传销的可怕功力，他就活学活用，把传销的技巧也用在卖血中。他想让血奴们知道，人的血液源源不断，不卖就不能得到血液的更新。每月抽血几次，对身体没有任何害处，相反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卖血是本世纪的阳光职业，国外很多人都选择这种职业。
我想起了那个本拉登的宣传，他们说世界上很多人都在受苦受难，每年都会饿死很多人，他要拯救这些人，要向魔鬼宣战。他的手下就相信了。不相信也会相信，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信息可以参考。
血奴们也没有任何信息可以参考，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不识字，即使识字，也了解不到这些科学知识，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我有义务，给他们传授真正的科学知识。
我讲的第一堂课是在这个院子里，那天几乎所有的血奴都来了。血霸没有来，他可能有别的事情做。听血奴们说，他在城里有好几个情人，他经常会开着他的高档车去城里过夜。血头肉瘤也来了，他端了个凳子坐在院门口，叉开双腿，一副老大的派头。
面对着这些坠入黑暗中的人，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是我最想说的是艾滋病。这才是血奴们面临的最可怕的敌人。
我说，有一种疾病，它的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就是血液，如果血液里感染了这种病菌，人就只能面临死亡，因为截至目前，还没有一种药物可以治愈这种疾病。这种疾病的感染者，多则十几年，少则几个月，就会死去。而卖血，也最容易感染这种病菌。
此前，我曾采访过两例艾滋病患者，我亲眼看到了他们消瘦的身体，他们坐在我的面前，一遍又一遍地吐痰，浓浓的痰液中，夹杂着血块。时隔两个月后，当我再回访他们的时候，他们死亡了。
我说起了那两个艾滋病患者的惨状，说起了他们的凄苦和巨大的精神压力。我说，那两个人也是卖血的。
血奴们一阵骚动，有人发出啊呀的惊叹。肉瘤把凳子向人群的方向挪动了几步，他很好奇，也想听下去。
我说，卖血的人之所以传染了艾滋病，关键在于使用了不洁针头。当前一个人的血液中有了艾滋病菌，针头接触了他的血液，再刺入你的血管中，你的血液中也会被传染这种病毒。这时候，这个针头刺入多少人的身体里，就有多少人会被传染上艾滋病。
人群静悄悄地，我看到很多人的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我说，当务之急是，一定要求护士必须用还没有拆开包装的针头针管来接触你的身体，否则，就不与护士合作。
肉瘤听到了我的话，他站在人群外大声喊：“放屁，放屁，哪里有这种事情。”
我知道自己此时绝对不能退却，我必须顶住，让所有人相信我没有说谎，我说的是真话。我也大声说：“我家在河南，周围就是那个有名的艾滋村，我们那里很多人就是这样被传染上了这种病。”
啊呀，人群又发出一阵惊叹。
“放屁，放屁。”肉瘤气急败坏，想挤进人群里，向我动粗，可是他挤不进来。人群密密麻麻，水泄不通，像一面厚厚的墙壁。
“必须保住大家的性命。”我继续说，“如果不断有人死亡，对你又有什么好处？”
肉瘤不再挤了，他像泄气的皮球，瘫坐在那张凳子上。
“秀才啊，秀才。”很多人感激地叫着我。很多地方的人，都把有文化的人尊称为秀才。
肉瘤那天没有打骂我，事后我才知道，他得到了长发的解释。长发说我是老师，知道很多。长发还说，重复使用针头确实很容易传染艾滋病。
第二天下午，我听同房间那个总喜欢搓着身体上的垢甲的血奴说，当天卖血的时候，很多人要求更换针头，致使卖血一度中断。后来，别的血霸手下的血奴也跟着他们学，也要求更换针头，让那些穿着白大褂的人很难堪。
此后，这家血站开始了一人一针，我感到很欣慰。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有了艾滋病，但是这样至少可以将这种可怕病菌的传播降到最低。
我几乎无时无刻地想着怎么逃走，也在心中制定了很多条方案，但不久又将这些方案一一放弃。我知道，没有知情人的帮助，我很难逃出去。而能够帮助我的最合适的人，就是长发了。
然而，长发会不会帮我？
我在厨房的工作很简单，就是给厨师当下手，剥葱剥蒜，劈柴端炭，日子过得很清闲。然而，天气一天天热起来，夏天快要到了，我也该走了。我要写稿赚钱，要打电话给家里，而这么长时间里，我已经与外界失去了所有联系。
经常来给厨房送菜的是那个三轮车夫，就是那晚接我来的那个三轮车夫，他性情憨厚，见人不说话先微笑，神情显得很谦卑。他一个人供养两个孩子读书，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而妻子几年前患病去世了。他每天很早起床，蹬着这辆破三轮车，到处揽活，每天晚上很晚才回家。即使这样，日子仍然过得捉襟见肘，他不得不也来卖血。现在，全国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没有了孩子的学费负担，没有了各种税费，他的日子应该很好过了吧。遗憾的是，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我不知道三轮车夫的名字，每次都是喊他老哥，老哥是北方人对自己所尊敬人的通用称呼。
老哥一生受过很多苦，出生在官方所说的三年困难时期，因为养不活他，被父母扔在了野外，后来又被一个过路人捡拾了，这个人又将老哥送给自己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亲戚，老哥就一直在这个亲戚家长大。所幸的是，老哥来到那个亲戚家的当年秋天，粮食就获得丰收，此后就再没有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
然而，接着文革就开始了，农民们兴修梯田，广种薄收，每天是没完没了的检举揭发，斗争批判，学习文件，国民经济和家庭经济都到了崩溃的边沿。老哥说，那时候的苦日子漫漫无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饱饭。农民们的最大愿望就是吃饱饭。
文革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老哥说，那时候的农民干劲十足，当年每家每户都有了余粮，他也是几十年来第一次能够吃饱饭。然后，日子越来越好，家中盖了房子，孩子上了学……
和大多数农民一样，老哥对生活的要求非常低，他只想平安活着，只想孩子一天天长大，他很知足。
逃离魔窟
我紧锣密鼓地筹划怎么从这里逃出去。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想着，父亲身体怎么样了？母亲身体好吗？我是家中唯一的希望，没有了我，这个家就彻底垮了。我必须活着，而且要像多年后的许三多那样，好好活着。
那一天，我决定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长发，我要告诉他，家中这几年来发生的一切，告诉他我急需见到家人，请求他帮助我逃离这里。我在这里忧心如焚。
然而，长发会答应我吗？我还没有支付血霸买我的那500元钱，我这些天的食宿费用还没有支付，我身上现在只有100元钱，在我临出门暗访的时候，这100元被缝在衣服里，那是我在极度危机状况下的救命钱。
那一天，我在厨房里帮工，一直盼望着长发会出现，这个我不知道底细的青年，是我现在唯一的依靠。然而，中午过去了，长发没有出现；下午过去了，长发还没有出现；一直到黄昏来临，我才看到了长发，他是被三轮车送回来的，他躺在三轮车狭窄的车厢里，像一摊泥，似乎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长发浑身是血，似乎披着一张红色的床单。
一名打手告诉我们说，长发那天和他们一起参加了一场战役，为了争夺血奴。长发被对方的钩镰枪砍伤了，仍然浴血奋战，他们几个人身上也都带着伤。对方人多，他们大败而归。他们不敢住在医院，害怕对方寻仇，就只能回到这座院子里。
我擦着长发身上的血渍，心中充满了忧伤。尽管我此前已经预感到了血霸血头们会寻仇厮杀，会像一群蚂蚁和另一群蚂蚁一样打来打去，但是我没有想到受到伤害的是长发。长发是这群流氓中少有的好人。
夜晚来临了，医生也来了，是镇子上一个开药店的中年男子，他背着一个印着红十字的药具箱，挽着裤管，一个裤脚低，一个裤脚高，看起来风尘仆仆，好像刚刚从田地里回来，放下锄把，就拿起了药箱。听说文革的时候，他是村子里的赤脚医生，依靠止疼片和红药水，在江湖上混迹多年，打拼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江山”。至今，他还是使用止疼片和红药水的顶尖高手，不管是肚子疼，还是肩膀疼，不论是外伤，还是内伤，只要喝了他的止疼片，立刻见效，在这里，在这些没有文化的农民眼中，他是华佗再世，李时珍重生。
打开箱子，他又拿出了他的止疼片，给长发灌下去；又拿出他的红药水，涂在长发的伤口上，长发被药水螫得呲牙咧嘴，但是他忍着不吭一声。红药水有消炎作用，对伤口确实有好处。
然后，肉瘤来了，他拿着一管猎枪，杀气腾腾，他的身后还跟着十几个打手，他们手中要么拿着砍刀，要么拿着铁管，一个个凶神恶煞。让人望而生畏。
“把那些狗日的灭了。”肉瘤说。然后，他带着打手们出门了，他们坐在一辆轰隆隆作响的柴油车上，驶向茫茫的黑暗里。
肉瘤临走的时候，把那几只恶犬放脱了。那几只恶犬就像坦克一样，在院子里轰隆隆地驶来驶去，血红的眼睛就像探照灯，它照到的每个人都不寒而栗。
从长发身边离开，我回到房间里，看到同房间的四个人都木然地坐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一尊尊泥塑。勺子又从床铺下翻出一个小瓶子，倒出两粒药丸，一仰脖吞了下去。我感到好奇，就问：“你感冒了？”
“没有。”
“那你咋吃药？”
勺子笑了，他说：“一月卖血十五六次，不吃药哪里有那么多血卖。”他摊开手中的瓶子，我看到瓶子上印着“硫酸亚铁”几个字。下面的说明是：“本品为铁元素补充剂。铁作为造血原料促进血红蛋白合成及红细胞成熟。”我恍然大悟。国家有关条文规定，每六个月才能卖血一次，而这里的很多人每两天卖血一次，而他们的血则依靠药品来“催血”。
“今晚要出大事了。”一直闷头抽烟的那个人说，“他们都拿着枪和刀出去了，我估计要有人命案。”
院子外是黑蒙蒙的天空，天空中响起了闷雷，偶尔会有一道闪电撕裂了遥远的天幕，像树枝一样悬挂在天边，又一闪即逝。要下大雨了。
一个高大的身影站在院子里，看不清他的容貌，只能看到他粗壮的身材，他喊着我的号码，让我赶快到厨房去。
走出房间，我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厨房。乡村没有饭店，肉瘤们出门打架了，回来后肯定会很饿，我得和厨师们给他们准备晚饭。我看到老哥也在厨房，他正从三轮车上抱起一扇猪肉，放在案板上。狗日的血头和打手，平时难得在厨房吃一顿饭，要吃就要吃猪肉，而我自从来到这里，还没有吃过一次肉。血奴们也只有在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次肉。
老哥卸完车上的食品，就蹲在房檐前抽烟，火光一明一暗，照着他一张愁苦的脸。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我装着若无其事地走近老哥，递给了他一根烟。我悄声说：“老哥，带我出去。”
老哥惊讶地抬头看着我，不置可否。
我说：“老哥，你看，是这么回事情。我家里有父亲卧病在床，不知道生死，我得赶紧回去看看。回去晚了，我担心见不上一面。”
老哥沉默了，他大口大口抽着烟，突然抬起头说：“中。”
我走进厨房里，厨师头喊：“灶膛烧红了，快点把炭添上。”我拿起炭锨，向里面扔了两锨潮湿的炭沫，默默祈祷着，这是我在这里扔的最后两铁锨煤炭。
老哥起身了，他慢悠悠地走向院门。一只恶犬跑过来，用鼻子亲昵地蹭着他的裤管，老哥手中像变戏法一样，多了一块骨头，扔在了地上，恶犬摇着尾巴，把骨头叼在嘴上。其余的几只恶犬看到了，也欢欢喜喜地跑过来，老哥又把几块骨头扔到地上，它们舒服地哼哼着，讨好地摇着尾巴，老哥在黑暗中向我招招手。
我顺着墙角溜到了老哥身边，一只恶犬发现了我，呜呜叫着扑过来，黑暗中它的牙齿像匕首一样亮光闪闪，我吓坏了。老哥低声喊了一句什么，它立刻温顺了，继续锲而不舍地啃它的骨头。其他恶犬只抬头看看我，也将兴趣转移在了爪下的骨头上。
我坐上了老哥的三轮车，老哥一路蹬得飞快，耳边风声呼呼刮过，有零星的雨点落在脸上，冰凉冰凉。黑暗中，我听到了老哥粗重的呼吸声，我说：“老哥，换一下，我拉你。”
老哥说：“你蹬不了，这和自行车不一样。”
一直骑出了很远，看不到那座院子的灯光，老哥将三轮车拐上了一条小路，这才放慢了速度，说：“暂时没事了。”
我看着黑暗中的老哥背影，说出了自己一路上的疑惑：“老哥，为什么恶犬不咬你？”
老哥悠悠地说：“狗比人好，比人懂事，它知道报恩。我每回送肉的时候，卖肉摊主都会把肉和肉皮、骨头分离。肉皮和骨头本来是要扔掉的，我不让他们扔，带回给这些狗吃。你看，它们见了我有多亲。”
一道闪电，像刀光一样划破了天空，照得四野一片惨白，接着，雷声隆隆响起，像巨大的铁球滚过遥远的天边。雨声突然密集起来，像千军万马在衔枚疾行，雨点砸在背上，疼痛蔓延全身。借着电光，老哥看到旁边有一颗大树，就骑着三轮车来到了大树下，我们藏在树洞里躲雨。
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急，借着闪电，我看到荒原上的野草，像波浪一样翻卷着，又像被梳子梳过一样，整齐地排列着。还是在很小的时候，我在野外度过雨夜，乡间的雨夜充满了传奇和精彩，似乎闪电和雷鸣唤醒了每一个幽灵，千山万壑都在发出共鸣，千万种草木都在发出啸声，那种情景很像多年前大型舞剧《东方红》序幕的场景。
突然，一道闪电，打在了树上，也打在我们身上，将我们高高抛起，又轻轻摔下，摔在了几丈远的地方。我惊魂未定，睁开眼睛，看到一绺树皮，从树顶到树根，被揭了下来，扔在我们身边。树身上的那一绺惨白，像一柄蛇形剑，在黑暗中熠熠闪光。
“哎呀呀，树里面有蛇精啊。”老哥跪在地上拜了两拜，“闪电救了我们的命。”
我懵懵不懂地看着他。
“大蛇成精后，没处藏身，就藏在了老树里面，老树的中间都是空的。蛇精不用出来，每天都能吃饱。老树会有很多鸟落下来，还会有很多老鼠田鼠松鼠跑进去。这些就够蛇精吃了。”老哥一本正经地说，“蛇精死不了，除非让雷电击死。这棵树里有蛇精。”
很长时间里，我都以为老哥的话是封建迷信，蛇怎么就能成精？又为什么只能雷电才能击死？直到几年后与一位大学教授交谈，我才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打雷闪电时，不能站在大树下躲雨，否则会被雷击击伤击死。尖尖的树顶会成为招惹雷电的目标，所以，躲在树洞里的蛇就难以幸免了。
然而，树洞里是不是有蛇精，我不知道。
那天晚上，我正暗自庆幸躲过一劫，突然看到远处有灯光闪烁，还有汽车的引擎声隐约传来。坏了！一定是肉瘤他们打架回来了。怎么办？
老哥的手掌一直在额头上抹来抹去，不知道是抹汗珠，还是在抹雨滴。他也没有了主意。汽车速度很快，眨眼间就来到了跟前，雪亮的灯光打在了我们身上，从车上跳下了几个人……
那是一辆绿色大卡车，车厢里坐着十几个人，他们穿着迷彩服，有的手中还拿着短把冲锋枪。
我和老哥被带进车厢里，汽车冲破雨幕，继续向前疾驶。我坐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我知道，到了这辆汽车的车厢里，也就是到家了。
汽车开到那座院子门前时，已有一辆汽车提前到达了，院子的四周都布满了人，然后，院门打开，几只恶犬被厨师长拴在了柱子上，声嘶力竭地吼叫着，粗大的链条被冲击得崩崩作响。这些穿着迷彩服的人从一个个低矮的房间里带出了血奴，血奴们有的呆若木鸡，有的垂头丧气，还有的惊恐不安。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又被装进了汽车里，雨停了，两辆汽车一前一后地开到了县城一座学校里，学校的操场上都是人，站着的，坐着的，蹲着的，从服装和神情上判断出他们都是血奴。操场的周围站满了穿着迷彩服和制服的人，他们是武警和警察。
后来我才知道，当天晚上，肉瘤带着一伙流氓与另一伙流氓打架，两伙流氓都动用了枪支，死亡了三个人。流氓和流氓打架，经常会有人受伤，但是从来不会惊动警察，但是，这次不同了，有三个人死亡了。而且，是被枪弹打死的。
枪声惊动了巡逻的警察，他们迅速协同赶到的武警，将这些流氓包围了。突击审讯后，警察们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些人都是血霸和血头，他们便连夜突击，将周边几十里的所有血奴控制起来。第二天刚好是周末，血奴们便被带到县城一所中学的操场里。
雨后的操场上，黑压压一片血奴，我没有想到，在这片土地上，居然有这么多的人以卖血为职业。
天亮后，所有的血奴都被带到医院里进行血液检查，看是否感染了艾滋病或者其他血液疾病。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向一名看守的警察说：“我是记者，我想见你们领导。”
警察怀疑地看着我：“记者？哪里的记者？”
我还没有回答，旁边一个血奴油腔滑调地说：“你是记者？那我就是省长了。”他的话引来一片笑声。血奴里什么人都有，我曾经听蹬三轮车的老哥说，有些血奴并不是生活所迫才卖血，他们是好吃懒做，自愿卖血的。还有些是逃犯，为了躲避追捕，就卖血。
我没有笑，也笑不出来，我对警察说：“我是XX报的记者，在这里暗访。”
“你的记者证？”
我拿不出来，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记者证，上级只分配了报社有限的记者证，全部被领导和后勤工作的那些有关系的人瓜分了，在一线采访的记者很多都没有记者证。再说，即使有，我也不可能出来暗访的时候带在身上。
我说：“我真的是记者。”我走出了队伍。
一名领导模样的人走过来，我再次向他说自己是记者，是来暗访的。那位领导很重视，他让身边一个武警带着我先回去。
来到了公安局里，我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单位的电话号码、单位领导的名字、单位地址，一名警察拨打了报社的电话，然后让我在旁边一间小房间里等候。
我确定，他们相信了我的话。
午饭过后，报社主任来了，随同的还有报社的司机，他们站在门口，惊讶地看着我，泪水盈眶。我也觉得自己像劫后重生一样，泪流满面。
他们拿着报社的证明，把我领走了。
坐在摇摇晃晃的小轿车里，我的眼泪被颠出来了，那是幸福的泪花。我看着窗外，真切地感觉到了这是回城的道路，是回报社的道路，不是回血奴们居住的那座院子。我感到幸福无比。
后来听说，这些血奴们都进行了身体检查，查出了几例艾滋病，还抓到了一些逃犯。
长发只是外伤，身体没有大碍。那些流氓们都被抓了，还有的被判了刑。
曾经危害一方的血奴群落被彻底铲除了。
多年过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血奴群落，这个群落也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