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飞骑绝尘来，紧辔伏鞍跃高台。
野马渡口风烟滚，戈登山上秋草衰。
投鞭当断长河水，挥师敢扫千嶂霾。
左公柳树发新叶，华鬂决眦弓满开。
——题记
杨勇
原名杨世峻，湖南省浏阳县人，1912年生，1930年入党，同年参加红军。历任连政委、营政委、团政委、旅长兼政委、师政委，鲁西军区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七纵队、一纵队司令员，五兵团司令员，贵州军区司令员，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第二高级步校校长，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和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3年1月6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0岁。
杨勇将军百年诞辰那天，我是在缅怀他的戍疆生涯中度过的。往事穿过悠悠岁月，从时光隧道深处迎面走来，清晰依旧，鲜活如初。
1958年冬天，我在露天电影中第一次看到杨勇上将。电影内容是杨勇司令员率领志愿军最后一批官兵胜利回国，周恩来总理同首都几十万群众在北京火车站迎接，其场面之恢宏，官兵之轩昂，气氛之热烈，令人至今难以忘怀。
那是一个崇尚英雄、涌动激情的年代。电影在学校大操场放映，平日空旷的黄土地上，挤满了方圆十几里赶来看电影的乡亲。虽然朔风把严寒灌进观众的周身毛孔，但“最可爱的人”吸引了师生和乡亲们，屏幕前始终未见有人喧哗走动。老师组织座谈观后感想时，同学们为志愿军的英雄事迹所感染，争先恐后表达对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的无比敬仰，交口赞颂杨勇将军的英武形象。从此，杨勇便成为我这个初中学生心中的偶像。
1973年，当我终于见到心中的偶像杨勇时，这位被羁押了6年的老将军，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囚笼中走出来不久。见到杨勇那一刻，我着实吃惊不小：扬名世界的骁将，怎么被整成了双鬓染秋、抱杖蹒跚的老人！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
这一年2月，我随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国贤在京西宾馆参加全国陆地边防会议，与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杨勇同住一层楼上。那时杨勇被解除羁押不久，刚刚重新工作。因为右腿骨折过，走路很慢，有时候还得靠拐杖助力。徐国贤是抗美援朝时期杨勇麾下的军长，俩人过从甚密，劫后重逢，一言难尽，都为彼此大难不死而庆幸。早晚在走廊散步时，两位首长或是驻足细语，或是缓步默声，有时候还去对方房间闭门交谈。我和杨勇的秘书赵德路都看到，首长们有几次交谈过后，可能是心绪不太好，眼神里隐藏着无法掩饰的忧郁，脸上的表情也显得冷峻凝重。一天晚上，徐国贤从杨勇房间出来，绷着脸自言自语地说：“苏联大军压境，林彪阴魂不散，周总理日夜操劳，再乱下去怕是连总理都要累倒了啊！听着首长忧心如焚的语气，我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也多了一层担心。
过了几天，会议代表从毛家湾林彪豪宅参观回来，两位老将军更是愤愤不已。杨勇用拐杖戳着地板说：“毛主席讲，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现在庆父死了，天下也不太平啊！”
徐国贤狠狠掐灭手中燃烧的烟蒂，应声说道：“过去常讲树倒猢狲散，现在看来猢狲是不甘心散伙的，说不定还会再找大树爬上去！”
杨勇止住步子，紧紧盯着徐国贤说：老徐，你这话可是说到了要害之处啊！”
听着两位首长的交谈，我和赵德路觉得他们忧国忧民的心结很重。杨勇虽然年届花甲，身上没有了昔日英武的风采，但两道剑眉下的目光，依然透彻犀利。
过了一些日子我才听说，会议期间首长们已经知道周总理身患重病，也知道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杨勇和徐国贤每次交谈时，担心的是周总理病情恶化，着急的是邓小平迟迟不见露面。在那个年代里，老将们沉重焦虑的心情，也只能在窃窃私语中相互倾诉。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3个多月后北京传来福音，杨勇被任命为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
此后4年多，杨勇以“愿将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的气概，统领20万大军，仰观俯察，准备打仗，在新疆书写出强军固边、安民固土的光辉篇章。
氧气都吃不饱的神仙湾哨卡，在杨勇心里打上了很深的烙印
位于喀喇昆仑山上的神仙湾哨卡，是杨勇离开新疆后一直惦记的边防连队。神仙湾哨卡几代官兵缺氧不缺精神，吃苦不怕艰苦的气概和风貌让杨勇看到，和平年代的军人，同样需要战争年代的牺牲和奉献。
杨勇对神仙湾哨卡的了解，是从叶剑英在全国陆地边防会议上的讲话开始的。叶帅那天的讲话事前准备了稿子，可落座后并没有看稿子，而是提高嗓门向会场发问：“神仙湾哨卡的代表来了没有？”会场沉静了片刻，阿里军分区谢德忠司令员和陆军6师蔚福恭师长几乎同时站起来回答：“神仙湾哨卡没有来代表！”叶帅向主席台左右扫了一眼，看无人吱声，正想接着讲，只见蔚福恭又大声报告：“神仙湾哨卡现在由6师17团3连守防，眼下大雪封山，要到5月中旬才能通车。干部战士让我们向军委首长表示：海拔再高，氧气再少，神仙湾的红旗永远不会倒！他们就是爬着巡逻，也不让一寸边境线失控。”蔚福恭是个老昆仑，讲着讲着动了感情，说到最后连声音都变了调。
主席台上的人都直起身子聆听，会场上很多代表也侧过头听，大家都被蔚福恭报告的话感染了。
叶帅摘下眼镜，用面前的小方巾擦了擦眼睛说：“神仙湾哨卡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边防哨卡，常年冰封雪锁，守卡官兵连氧气都吃不饱，身患多种高原疾病，但建卡以来没有一个人提前下山。他们用青春和生命作为代价守边防，军委总部、新疆军区、南疆军区要关心他们的疾苦，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让官兵有健康的身体守边防，有健康的身体结婚、生育、赡养父母！”说完请蔚福恭师长一定要转达军委领导同志对神仙湾哨卡和高原边防部队的问候。
蔚福恭的回答，叶帅的讲话，同与会人员的掌声在礼堂回响，大家的心里热乎乎的。
当天晚上放电影，还是那几部样板戏，徐国贤没有去看。他召集参加会议的军区作战部王恩庆副部长和其他同志开会，研究落实叶帅指示的具体意见，想趁热打铁，请求军委和三总部为高原边防部队解决几个实际问题。
一张大比例尺地图铺在地毯上，开会的同志还未发言，总参作战部部长王扶之叩门而进。王扶之刚刚坐下，杨勇接踵而至。杨勇笑着说：“我是不请自到，大家莫要讨嫌，希望‘王夫子’多透点参考消息。”他故意把“王扶之”说成“王夫子”。
开会的同志不等徐国贤发话，都知趣地从客厅出去了。徐国贤夫人常翠云同王扶之是陕北老乡，徐国贤同王扶之很熟悉，便调侃着说：“老陕部长驾到，不知有何见教？”
王扶之笑了笑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刚从叶帅那儿出来。”话还没说完，忙从徐国贤手里接过烟点着，又深深吸了一口，这才慢悠悠地说：“去年八九月，新疆军区钟光国副参谋长和总参作战部的同志到昆仑山勘察，回来写了个调查报告，专门讲了高原边防部队的困难。叶帅看了很重视，今天开大会前，叶帅在小会议室对国务院有关部委和三总部的领导同志，讲了高原边防部队的建设问题。叶帅讲，边防不坚强国家不安宁，国家再困难也要把边防建设搞上去，不必要吃的苦就不要让战士吃。神仙湾那里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四季穿棉袄，氧气吃不饱。这个大环境现在改变不了，要在改变小环境上想办法。叶帅要求总部和军区尽快拿出意见上报军委，我先来通风报信，叶帅还可能找你们几位司令官座谈。”说完同杨勇和徐国贤握手道别，忙着处理急事去了。
送走王扶之，杨勇问徐国贤：“62年那一仗你是西线的前指司令官，10年过去了，好像变化不大啊！”
“交通、食宿条件有改善，有线电话没架通，氧气还是那么多，高原病也没有减少，肺水肿、脑水肿治疗不及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士牺牲！说到底还是国家穷，哨卡连个小型制氧机都配备不上，怎么能不死人呢？关键时刻，一袋氧气就能救一条命呀！”徐国贤没有再说下去，示意坐在外间的王恩庆副部长过来，向杨勇作详细介绍。
王恩庆是战区有名的边防通，差不多每年都要去高原边防部队做调查。进门后指着摊开的地图说：“叶帅讲的神仙湾哨卡，海拔5380多米，位于喀喇昆仑山西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守防的地方是永冻层上的生命禁区。一年到头天上寒云盘绕，地上冰雪覆盖，空气中的氧含量不足海平面的一半。其高、寒、险、苦堪称世界第一。战士在哨卡待上几年下来，连说话都不大利索，好像脑子少了根弦。我多次上山，老问题老解决不了。去年天文点哨卡的连长对我说，王部长，你不要再来了，来不来都是这些问题，你何必跑来跑去的白吃苦呢？我当时眼泪都出来了，说心里话真是对不起他们！”
杨勇不等王恩庆继续讲，狠狠拍着沙发说：“氧气都吃不饱，脑子肯定会受损害。不要说十七八岁的战士，就是把铁人放到那里，也会冻成冰疙瘩！你看看毛家湾那个黑窝子，林彪一伙花天酒地糟蹋外汇，邱会作身为总后勤部长，只知道拍林彪、叶群的马屁，哪里管战士吃不吃氧气，这些账应该好好清算！现在林彪垮台了，高原边防部队的问题再不解决就说不过去了。我们不能因为空气稀薄，眼睁睁看着战士变成傻子呀！老徐，叶帅座谈时我们一起呼吁！”
“他们满脑子篡党夺权，哪里想到战士连氧气也吃不饱！”徐国贤也气呼呼地说。
听了王扶之部长转告的叶帅谈话和杨勇、徐国贤两位首长的看法，我更觉得部队确实被林彪一伙“左撇子”害苦了。仔细想来，一个连生活保障都搞不好的军队，哪里能有持久的士气和战斗力？完全是自欺欺人！
神仙湾哨卡及其以南、以西的十几个哨卡，有几个我半年前跟随钟光国副参谋长去过，我因途中患肺水肿还差点当了烈士。当时感觉到，那里哨卡环境的艰苦程度和生存的困难程度远比王恩庆说得要严重。哨卡沿边没有横向公路，巡逻执勤全靠徒步翻山越岭。四季冰天雪地，官兵常年不能洗澡。半年大雪封山，家信隔年才能收到。最让官兵伤神的是大雪封山、交通中断后，无法与家人、对象联系，许多心里话要在肚子里憋大半年。我们到的每个哨卡，都发生过因通信不畅导致对象吹灯或移情别恋的悲剧。在5243哨卡，有个一米八的大个子战士自我解嘲地说：“我是个多情汉子，平均一星期给对象写一封信，可大雪一封山，写的信再多也发不出去啊！结果还是吹了，山盟海誓的‘永久牌’变成了各奔东西的‘飞鸽牌’。不过信总算没有白写，钢笔字比过去长进了，爱情与爱国的关系也弄明白了。”
连长接过大个子兵的话说：“现在大家想明白了，天涯何处无芳草丨守卡子几年里不谈对象也好，省得牵肠子挂肚子，复员后再找也不迟。这不，我结婚3年了也没敢要孩子。不是不想要，是不敢要。医生说，守卡子期间我们很多人有高原病，身体元气不恢复，要的孩子有可能是个傻瓜蛋。我媳妇原来哭着闹着要怀孩子，后来听医生一讲，蔫了，谁愿意生个傻瓜呀？”
小伙子和连长是笑着说的，可我始终笑不出来，我心中充满了难言的酸楚和虔诚的尊敬！我们的高原官兵，不仅用透支身体健康、透支个人利益守卫边防，还用牺牲亲情、牺牲爱情守卫边防。那里的每一个官兵都是忠诚的化身，那里的每一寸国土都融入忠诚的精神！
叶帅讲话后，杨勇同我的交谈渐渐多了起来。他得知我先一年9月去过阿里防区和天空防区，还两次主动找我，询问高原缺氧的感受和大雪封山后部队的状况。我把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情况向他如实报告，原滋原味，不加任何掩饰。杨勇总是耐心听完，从未打断我的回答。有一天我告诉老首长，哨卡没有多少文化娱乐，战士们就自己编笑话、编段子自娱自乐，战士写的诗也很风趣。神仙湾哨卡有几个战士喜欢写诗，有些诗句豪气十足。有一首诗说：“神仙湾上摆诗台，李白杜甫不敢来。李白杜甫若敢来，管叫他俩输下台。”
我对杨勇说：“还有些诗让人读了哭笑不得。”
杨勇饶有兴味地问：“有什么诗让人哭笑不得？”
我见首长感兴趣，便脱口说了两首。一首诗写道：“神仙湾里光棍多，革命战士不寂寞。有朝一日下山去，搭起擂台选老婆。”另一首诗写道：神仙湾里没神仙，边防战士把家安。不怕氧气吃不饱，就怕没有对象找。”我告诉首长，神仙湾有一位伤残退伍的战士，就是凭着这两首诗在省城里找到对象结婚的。杨勇听完半天没吱声，盈眶的泪水告诉我，首长的内心交织着痛楚与欣慰。
同杨勇零距离的接触，直接观察他爱憎分明的态度，忧国忧民的情怀，我感到老将军那颗滚烫的心，与高寒缺氧中守防战士的心是息息相通的。
毛泽东调兵遣将，让杨勇到新疆领兵打仗
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交恶愈演愈烈，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面目和领土扩张野心暴露无遗。百万苏军直逼中苏边境，虎视眈眈，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
外患日甚，内乱堪忧。本已被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搅得身心疲惫的毛泽东，正面临一场比“文化大革命”更为严峻的危机，来自身边亲密战友的生死挑战。已经上了党章的接班人林彪，因急于“黄袍加身”，开始了同毛泽东分道扬镳的秘密活动。
与人斗了一辈子的毛泽东明察秋毫，对林彪一伙的阴谋洞若观火，几招出手，便化险为夷。林彪得知企图暴露，顿时乱了方寸，1971年9月13日从北戴河仓皇出逃，连夜劫机飞往苏联。飞行途中于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林彪夫妻及其儿子一行被烧成焦尸，成了飘落在异国他乡的奸魂野鬼。
苦心孤诣培养了几十年的接班人，只差一句“山呼万岁”的副统帅，不仅急于抢班夺权，还要叛国出逃。消息传出，举国震惊，举世瞠目。
是可忍孰不可忍！得知林彪叛逃的消息，毛泽东的激愤可想而知，但他却不痛不痒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一代伟人用他特有的气度，把中南海内外的惊愕化解了，然而老人家内心的痛楚常人是难以理解的。“9·13”之后的毛泽东，身体渐渐衰弱，神采亦非昔日。“9·13”像一根拔不出来的刺，卡在毛泽东的喉头。
毛泽东毕竟是驾驭战略全局的军事家。“9·13”余震未消，老人家立即调兵遣将，全面作出准备打仗的人事安排，以防外敌可能乘机发动的军事冒险。在这个背景下，杨勇和一批开国战将重获自由并被委以重任。
毛泽东分析苏军的战略企图和兵力部署后认为，三北（东北、华北、西北）方向，将是敌军突击的主要方向，由此得出“三军用命，‘三北’为重”的结论，把几员赫赫战将分别放在“三北”4大军区的要害岗位上。杨勇于1972年5月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三书记，协助陈锡联主持军事工作，主管作战、边防事务。
毛泽东运筹帷幄，共和国危机缓解。这时距林彪摔死才半年多时间。
1973年5月下旬，杨勇接到让他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准备召开“十大”、批林整风和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
参加会议的大军区领导都是司令员、政委，唯独沈阳军区多去了一位副司令员。杨勇有点纳闷，问陈锡联是怎么回事？
陈锡联回答：“你的工作有变动。”
“到哪里？”
“新疆！是毛主席提名、政治局讨论决定的。”
杨勇顿了片刻说：“新疆？那我得去！”
杨勇在关押期间，被折磨成严重的肺气肿，先一年重新分配工作时，他曾表达过到南方几个军区工作的想法，后来听说是毛主席点将让他去东北，杨勇二话没说，接到命令就去报到。不到一年时间，东北大地的兵营和阵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杨勇以“革命不拼命，不算真革命”的精神，想在垂暮之年只争朝夕，把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要求落实到白山黑水的大地上。突然听到要去新疆工作，对他这个解除隔离才一年多的人来说，还真是有些始料不及！
中央关于杨勇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和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的决定，是周恩来正式通知杨勇的。
中央工作会议前后，周恩来两次同杨勇谈话，讲了中央决定他任职的来龙去脉和新疆军队与地方的基本情况，向杨勇提示了去新疆工作应注意的问题。但是关于两次谈话的内容，鉴于新疆领导层当时的复杂情况，杨勇对外传达还是有所保留的。为了维护领导班子团结，杨勇主要是通过实际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周恩来的指示精神。
1977年8月，杨勇恋恋不舍地告别呕心沥血4年多的新疆，再度回到北京，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党委第二书记，协助总参谋长邓小平主持总参全面工作。但是，新疆社会稳定和部队团结中潜藏的问题，杨勇仍然时刻密切关注着。
1980年底，身居军委副秘书长的杨勇与另一位副秘书长韦国清向军委建议，调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宣化到乌鲁木齐军区政治部当主任。
李宣化是杨勇在北京军区当司令员时很看好的年轻干部，可“文革”以人画线，李宣化在正军职岗位上竟被摁了10年。杨勇对李宣化寄予厚望，他要当面向李宣化亲传真经，让他了解新疆的特殊性和工作的复杂性，做好应对困难的思想准备。
任职命令刚刚下达，李宣化便接到杨勇秘书的电话，让他去301医院，说首长要同他谈谈新疆的情况。秘书叮嘱李宣化，为不耽误首长的治疗和休息，希望谈话的时间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
李宣化按时赶到病房，眼前的景象让他一下愣住了。杨勇脸色憔悴，两眼深陷，鼻子上插着吸氧管子，吊在床头上的液体，通过淡黄色的软管无声无息地滴着，把维持生命的能量缓缓地输进杨勇的身体。
护士看到李宣化进来，笑呵呵地对杨勇说：“首长，不要犯纪律哟，谈话不能超过半小时啊！”说完，冲着李宣化笑了笑走出病房。
李宣化明白，半个小时实际上是说给自己听的。进病房之前他已经看到，还有五六个人在病员活动室排队，等着进来请示工作、探望首长呢。
护士离开病房，杨勇拿下吸氧管，示意李宣化坐下后笑着说：今天下午再不安排来人了，你马上要去新疆工作，我把当年周总理和我的几次谈话给你说说，对你下一步工作有好处。我在新疆那几年，尽力按总理的指示精神，摸着石头过河。虽然干扰不少，也没有打仗，总算稳住了局势，工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军队的乱象也基本上扭转过来了。但新疆是重灾区，林彪、“四人帮”流毒深，地方、军队的派性都没有根除，有些人还在那里分“保皇派”、“造反派”、“老新疆”、“新新疆”，这方面的破坏力很大。你去新疆工作，要防止这些东西的干扰。新疆情况特殊，领导层关系复杂，仗也可能一时打不起来，但准备打仗的思想不能松，加强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工作不能松。
李宣化专心致志地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听着听着，他发现老首长不讲了，面色也凝重起来。过了一会儿，杨勇才重续话题，开始了对周恩来谈话的深沉回忆。
杨勇掐着右手指头说：一晃七八年过去了，今天想起来好像还在眼前。1973年5月通知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到了北京才知道，经毛主席提议，政治局讨论决定，让我到新疆军区当司令，还要兼任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会议结束前，总理找我谈话，问我有什么意见，到新疆去身体行不行？很多同志都知道，我是在总理直接干预下才被解除关押，回京治病的。那时看到总理抱病工作，力挽狂澜，还抽出时间征求我对工作安排的意见，心里百感交集。
总理告诉我：军委原来想安排我去总参，毛主席没有同意。毛主席认为，机关缓一步不要紧，新疆急需要人，还是先到新疆去。新疆情况复杂，是第一线，要准备独立作战，苏联打我们，就要从新疆开刀，要派能打仗的老将去。老将出马，一个顶两。把杨勇、韩先楚放到新疆、兰州坐镇，我们在西北胜算的把握就大了。仗能不能打起来，要看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更要看我们准备得怎么样，准备好了他们也不敢轻易动手。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叫有备无患。
总理一席话，让我打消了去新疆的顾虑，我向总理表示，服从组织分配，身体也还可以。总理当时还劝我戒烟，说戒了烟身体会更好。
杨勇说：那一天，我没有向总理讲我身体的真实情况，也不好讲呀！我被林彪一伙关了6年多，得了肺气肿给的药不顶用，腿摔断了留下后遗症，后来连爬楼梯都困难。但我讲这些病会让总理为难，实际上总理那时已经病得很重了。我只是向总理建议，多年没做地方工作，现在地方的情况和刚解放那个时候不一样，能不能不兼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让熟悉新疆情况的王恩茂同志去。总理说，也考虑过王恩茂同志，但是阻力很大，一派赞成，一派反对，暂时还是不去为好。总理再次强调，中央决定我去新疆，是经过充分酝酿和慎重考虑的。新疆战略地位重要，又是少数民族地区，情况极其复杂，加上林彪一伙的干扰破坏，地方和军队的局势都不够稳定，需要派一个有威望、有水平、善于团结人的老同志去，尽快把局势稳定下来。还说我熟悉华北，也了解东北，下一步再把新疆的情况摸清楚，可以更好地给中央出主意，提建议。
我向总理表示：一定不辜负中央的期望，尽自己的力量做工作。中央工作会议后，政治局又开了3天新疆工作会议，新疆党政军和生产建设兵团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我也参加了。
杨勇休息了一会，才缓缓地说：6月1日的会议是总理主持的。总理那天的讲话是给新疆的同志敲警钟。总理讲：“9·13”事件以来，至今快两年了，林彪的幽灵还在新疆游来游去。苏军几十个师摆在新疆当面，我们自己的同志没有忧患意识，还在那里打内战。主席讲，新疆要准备打仗，要准备独立作战、长期作战，需要个老将去改变这种情况，把大局稳定下来。中央决定，杨勇同志去新疆工作，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兼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杨勇同志就不回沈阳了，会后同大家一起去新疆。
第2天、第3天的会议上，叶帅和先念同志都讲了话。主要精神和总理讲的一样，都是强调加强团结、准备打仗。
新疆工作会议结束后，总理又把我留下，进一步向我讲了新疆的形势和领导干部的情况。总理再次嘱咐我：新疆正处于多事之秋，要求我去后首先要搞好民族团结。有了这个基础，新疆的事就好办。再就是要搞好战备，军队的事情主要由我管，国家拿不出更多的钱搞战备，新疆要立足自力更生，独立作战。天山是新疆坚持长期作战的依托，要下决心经营天山，搞活天山。总理特别提醒我，要对新疆情况的复杂性和工作的难度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那是个多事的地方，不容易搞。老实讲，现在让我去，也未必能搞得好。总理指示我到新疆后要特别小心，要多听少说，不要随便表态。
总理从安全角度考虑，让我们参加新疆工作会议的同志，于6月4日分乘两架专机飞抵乌鲁木齐。机舱里人不多，说话的人更少。几个大烟枪吞云吐雾，沉思不语，都在回味总理、叶帅和先念同志在会上的讲话。大家意识到，中央对新疆的工作是很不满意的，对新疆的形势是很不放心的。也知道总理找我谈过两次，但不知道谈了些什么，他们不好问，我也不便讲，于是机舱里的气氛更沉闷了。
同机的人大部分都抽烟，我因肺气肿严重，平时尽量控制吸烟，但看到周围香烟环绕，烟瘾也被诱发了，几次想伸手摸烟，几次又把手缩了回来，最后还是烟瘾占了上风。抽烟时我想到埃及总统纳塞尔戒烟时说的话。纳塞尔说过，戒烟像和情人诀别一样艰难痛苦。我没有和情人诀别的痛苦经历，但有戒烟的艰难体会。杨勇说完自己也笑了。
杨勇有所感悟地说：人要克服不良嗜好，是需要责任心鞭策的。想到总理嘱咐我戒烟时的语气和眼神，一路上我没有再抽第二支。我再一次提醒自己，去新疆是准备打仗的，身体是打仗的本钱，身体垮了还打什么仗呀！
飞机在云层上空飞行，蓝天无涯，白云缥缈，杨勇心里却轻松不起来。
杨勇回忆说：总理6月1日讲话时，他被会场所有人的目光罩住了。目光中传递出不同心态，有人热情，有人冷淡，也有人将信将疑。
总理的讲话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杨勇此去，是要改变新疆局面的。想到这里，我的心头压力陡增。联想到后来总理向我谈到新疆的形势和干部的复杂情况，我已经充分意识到，在内忧外患并存的工作环境中，我要挑的担子是很沉重的。飞机落地了，我的心还没有放下！
杨勇告诉李宣化：本来去新疆就有压力，总理同我谈话后压力更大了。总理说，让他去也未必能搞得好，我去了能搞好吗？过去打仗，再难缠的敌人也没有让我失眠，那几个晚上还真是没睡好。
杨勇在深沉的缅怀中，结束了周恩来同他几次谈话的回忆，满怀希望地对李宣化说：总理当年这些谈话，现在仍有很强的指导性，好好领会精神实质，对你开展工作是有好处的。
半个小时到了，杨勇握住李宣化的手说：宣化同志，你是个老宣传干部，新疆部队的好典型多得很，要好好宣传。特别是高原边防上的同志，吃不饱氧气，吃不上青菜，连稀饭也煮不熟，用牺牲健康守边卡，要让老百姓知道他们的事迹，知道他们的精神。
这天下午的谈话，像一台无形的导航罗盘，始终指引着李宣化在新疆工作的方向。5年之后，乌鲁木齐军区同兰州军区合并，李宣化升任兰州军区政委。李宣化深有感触地说：“在新疆工作，就像在天山公路上行车，方向盘把不稳，肯定要出事。是杨司令的告诫，我才在复杂的局势中没有迷茫。”
其实，杨勇对去新疆工作干部的嘱托，何止李宣化一个人！刘震、吴克华、肖全夫、谭友林、谭善和、刘海清等同志到乌鲁木齐军区工作时，都从杨勇那里知道了当年周恩来对新疆工作指示的主要精神。这些精神像优质遗传基因一样，让新疆后来的领导人受益匪浅。
杨勇当司令，新疆境内外都关注
中苏交恶以后，克格勃明里暗里搜集中国情报，中国军队的高层人事变动，更是其关注和搜集的重点。
6月初，媒体报道杨勇就任新疆军区司令员、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苏军为之一惊。认为这是自王震离开后，新疆驻军高级将领最让人意外的变动。不久苏军对中亚军区的主要领导作了调整，纵深兵力配置和边境巡逻执勤也有了加强。
杨勇要来新疆，境外对手感到压力，境内军民异常高兴。了解杨勇的人更是喜形于色，都感到新疆有希望了。
新疆军区副参谋长鲁泉获悉杨勇要来当司令的内部消息时，按捺不住高兴，想在第一时间告诉另一位副参谋长钟光国，但电话上不便讲，索性坐车从北京路家里跑到小东梁找钟光国。警卫员开门时，钟光国一看表，快凌晨一点了，以为有急事处理，连忙披衣下床。一看是鲁泉，愣住了。
鲁泉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边朝餐厅走一边说：“喝酒！喝酒！”
钟光国莫名其妙：“怎么半夜三更跑到我这儿要酒喝？”
鲁泉也不回答，伸手拉开酒柜，拿出一瓶茅台摇了摇，又让警卫员打开一盒凤尾鱼罐头，这才开口：“杨勇要来当司令喽！”说完，不等钟光国反应，一仰脖子先把第一杯干了。
钟光国一听，酒到嘴边又停住了：“真的？”
“军中无戏言！若消息失真，本人甘愿认罚！”鲁泉说完又干了一杯。
钟光国知道鲁泉的脾气，又清楚鲁泉的酒量，怕喝多了误事，便拿出两个高脚酒杯，把瓶子里的酒全倒出来，两人说好喝完为止。鲁泉嫌酒少，伸手拿过钟光国的酒杯，把自己酒杯添满，两人这才侃侃而谈。
鲁泉喝了一口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
钟光国回应：“主将无能，累死三军！”
鲁泉又喝了几杯，话多起来了：“天欲让其亡，必先让其狂。林彪狂不狂，狂到最后摔死了，当了卖国贼，让人唾骂千秋，遗臭万年！好在毛主席没忘王震、杨勇这些老将军。大敌当前，还需黄忠立马横刀呀！几个臭秀才摇唇鼓舌，简直是跳蚤鸣锣，虱子击鼓，没有后台闹得起来？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谁能领兵安邦，毛主席还是心中有数啊！”
天快放亮了，钟光国有点犯困，鲁泉依然亢奋，从写字台上拿下公文笺，拧开钢笔刷刷地写了起来。
第二天一上班，鲁泉打电话让我去他办公室。一进门鲁泉对我说：“小屈，我给你看个东西。”说完，从抽屉拿出一张公文笺，上面写了一首诗。诗云：“烽火动沙漠，连照甘泉云。汉皇按剑起，还召李将军。兵气天上合，鼓声陇底闻。横行负勇气，一战净妖氛。”
鲁泉问我：“看明白了吧，这一回新疆打仗可有了主心骨了！”那神情显得既高兴又神秘。纸上的钢笔字也写得龙飞凤舞，扬眉吐气。
我笑着说：“这不是李白《塞下曲》里那一首吗，参谋长是在考我吧？”
我摸不清鲁泉突然让我看这首诗的意思，但联系诗意和鲁泉刚才的话，我估计新疆将有重大人事变动。
鲁泉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我的问题，电话铃响了，是军委一号台要他讲话，我知趣地退出办公室。
鲁泉是胶东人，“38式”，五短身材，乡音重，脾气直，嗓门大，志愿军回国前后，在27军80师任师参谋长、代师长。军里原本上报鲁泉当师长，收到的命令却是到高等军事学院当教员。那时流行“3分当长官，4分当参谋，5分当教员”的说法，鲁泉不好再提意见，拔腿走人，在高等军事学院战役系、外训系当了10年教授。
“文革”开始，院校停课，鲁泉下岗，潜心读书之外，他把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研究中外著名战役和苏军的作战特点上，准备运动结束后，继续他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员生涯。不料一纸命令下来，他成了新疆军区副参谋长。想到能去反修前哨盘马弯弓，鲁泉按捺不住高兴。有一天，几位老战友为他饯行，鲁泉遏制不住酒兴诗兴，饭后挥毫，草书五绝一首：“策马斗罴熊，扬鞭断朔风。不惜肝胆碎，只愿社稷兴。”其壮心之烈，溢于言表。
刚到新疆军区那几天，鲁泉急着向司令、政委报到，想听听首长的指示。政委没几天就见到了，司令那里一个多星期也不见回音。
鲁泉请司令秘书再次向首长报告，秘书告知听候通知。鲁泉被兜头浇了一瓢冷水，心里很不是滋味。
又过了几天还没有回音，鲁泉火了。让军区一号台接通×司令，抓起电话吼道：“×司令，你快赶上毛主席了，主席日理万机，你×司令日理千机呀！我看你是范进中举，脑子出毛病了！”说完把电话扔了，又气呼呼地骂了几句。
鲁泉在电话上发火，本已让×司令吃惊，但因弄不清范进中举是什么意思，也不好发作，况且自己确实把见鲁泉的事忘了，正准备解释几句，没想到鲁泉那边竟然骂了起来，一生气也把电话甩了。
鲁泉不知道电话没有放好，更不知道他后来骂人的话让×司令听到了，就此结下的隔阂让鲁泉的日子很不好过。开始一段时间，鲁泉在司令部分工不明确，都是临时出公差。不到半年，机会来了。
1969年秋，军委要求新疆军区于1970年8月，在乌鲁木齐芨装槽子地域组织一次代号为“708”的陆空协同战役演习。新疆军区各兵种和空军20多个建制团及武器装备、3万余官兵及上百架次各种型号的飞机参加演习。受领任务后，当时的军区领导中没有人组织过如此大规模的演习，于是分管训练的副参谋长鲁泉被推上演习副总指挥的位置，总指挥由一位副司令担任。总指挥只挂名不出征，演习的方案谋划和组织指挥交给鲁泉全权负责。
鲁泉也不推辞，披挂上阵，发号施令，从情况设置、图上作业、沙盘推演到实兵合练，一招一式，有板有眼。但正式演习开始时，鲁泉却被安排在主席台侧翼的位置上，陪同全军各大单位的参观人员当看客，边看边作解说。
演习任务圆满完成，总指挥风光无限。为此，很多人替鲁泉抱打不平，鲁泉听了哈哈大笑：“这是演习不是打仗，要是打仗，老子谁也不让，第一个冲上去啃骨头！再说你们都看过戏吧，哪有导演窜到台上掺和的。坐在旁边给客人当解说正好发挥我的教员特长，也是很光荣的啊！”鲁泉用自我调侃把大家的情绪化解了。
鲁泉是个喜怒哀乐都容易上脸的人。看到部队只喊“突出政治”，不抓军事训练，营连干部连班排战术训练都组织不了，多次建议军区安排师团干部分批集训，但都没有回应。鲁泉一肚子文韬武略不给机会倒出来，心里憋气，脸也老是绷着。听说杨勇要来当司令，自然喜上眉梢，露出笑容，说话底气十足，让人抽烟也大方多了。参加司令部党委会、参谋长办公会时，身上总要装两包大中华，不光自己抽，在座的“烟鬼”人人有份。就是遇到不高兴的事情也很少发火了。
就在杨勇要来新疆军区当司令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的时候，鲁泉喝酒上火，连续几天牙疼发作。有一天他给汽车队打电话，要车去总医院看牙。接连要了几次值班室，不见有人接电话，鲁泉正让总机找队长接电话时，值班员的电话来了。
鲁泉问：“你是哪一位？”话里虽无指责，但声调有点火气。
值班员在电话里也没好气地回答：“我是你爷爷！”说完电话就给挂断了。
鲁泉一愣，啪的一声撂下电话，连电梯也不坐，噔噔地快步下楼，直奔汽车队值班室。车队队长正带领战士打扫院子，看到鲁泉副参谋长在大太阳下光着脑袋向车队大步走来，连忙上前问道：“首长有什么指示吗？”
“什么指示？我来找我爷爷！你查查，刚才值班室谁值班，我要看看我爷爷长的啥模样！”鲁泉铁青着脸、火冒三丈地说。
鲁泉说完，队长丈一局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似懂非懂地说：首长，您爷爷没有来车队呀！”
“报告参谋长，刚才的电话是我接的，我错了，不知道是首长的电话，你处分我吧！”不等队长说完，40多岁的老职工马震向鲁泉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之后歪着一条腿站着，耷拉下脑袋准备挨尅。
马震是转业到新疆支边的老司机，扛过枪，打过仗，抗美援朝受过伤，驾驶技术好，喜欢开玩笑，没想到今天的玩笑撞到鲁泉的枪口上了，心里直怨倒霉，浑身上下找不到平时大大咧咧的影子。
“处分！处分的事后面再说。”鲁泉本来想发火，见马震坦然承认了错误，火气消了一大半：“看样子你是个老兵，怎么立正腿都站不直？”
“报告首长，腿在光复平壌时被打断了，站不直。”马震一边回答，一边使劲让两条腿靠拢，但受伤的腿还是站不直。
鲁泉一惊，连忙跨前一步握住马震的手说：“嗬！原来是个功臣，但功臣也不能张口骂人啊！新疆冬天冷，你这条功臣腿可得保护好哟！”鲁泉说完，从衣兜里摸出一包大中华，朝马震手里一塞：“瞅瞅你那个烟鬼样，牙都抽黑了。我告诉你，马震，志愿军老司令杨勇要来军区当司令，你好赖在平壤城里打过转转，别给老司令丢人！今天你骂老子有功，老子奖励你一包大中华，以后再听到你骂人，我让你那条腿也保不住！”说完掉头回办公楼去了。鲁泉还没走多远，大家一哄而上，马震手里那包中华烟就被周围的人抢光了。
鲁泉的名气杨勇早有所闻，志愿军回国之前，杨勇曾读过鲁泉发表的军事学术文章。杨勇到职后，鲁泉对加强战备训练提出的建议，与杨勇不谋而合。杨勇设法创造条件，让鲁泉充分发挥长处。新疆军区步校升格为正军职单位时，鲁泉被军委任命为新疆军区副参谋长兼步校校长，步校的教学质量跨入全军前列。后来组建军政大学，鲁泉被军委调回北京，就任军政大学副教育长。
比起鲁泉，钟光国的境遇更糟糕。钟光国到新疆军区工作时，一同去的4名副军职干部中3名被破格提拔为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唯独钟光国被任命为军区副参谋长。钟光国是1932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湖北红安人，抗战时期当过团长，朝鲜战场上当过师长，到新疆军区之前在68军当参谋长。“文革”中带部队在徐海地区制止武斗，因为提倡文斗，反对武斗，坚持一碗水端平，被山东省革委会主任×××授意造反派，在学习班把钟光国批斗了一个多月。
1969年初，钟光国离开济南军区时，杨得志司令员特意设宴为钟光国饯行，嘱咐他甩掉包袱，到反修前线重振雄风，再立新功。
钟光国一腔热血赴西陲，连家属孩子也不带，做好了血染疆场的思想准备。可到军区一看，根本没有准备打仗的样子，从军区领导到机关部门，一些人还在闹派性、争高低。
钟光国不支持造反派的态度不胫而走，有人高兴，有人恼火，还有人给钟光国的警卫员张玉友打恐吓电话说：“钟光国再坚持顽固立场，小心砸烂他的狗头！”
钟光国听警卫员说完，不仅没有动怒，反而轻蔑地说：“狗头没有，人头倒有一个，老子看看他们怎么个砸法？”自此以后，他很长时间上下班不坐汽车，白天黑夜都坚持来往步行。虽然当时社会秩序比较乱，上下班的路又偏远，但为其凛然正气所慑，恐吓他的人始终未敢暗下毒手。
1970年，钟光国被强令参加军区“路线爬坡学习班”。学习班实际上是强迫不支持造反派的干部重新站队。钟光国到学习班后一不参加学习，二不参加讨论，一天到晚学毛著。有个造反派受军区那位假冒红军的领导委派，劝钟光国不要顶牛，钟光国听了拍着桌子吼：“爬坡爬坡，爬个屌！老子爬雪山过草地时，你还没从裤裆里爬出来呢。年纪轻轻的不学好，整天在这里替人当打手，简直是军人的败类！”说完推开劝他的人，哐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这个人把钟光国的表现告到×司令那里，×司令火了：“你们跟他计较什么！他头上那么大的两个坑，连骨头都没有照样打仗，你们让他爬坡他能爬吗！”从此，造反派再也没有人纠缠钟光国了。
钟光国头上的战伤，是在4方面军88师强渡嘉陵江时落下的。当时川军对钟国光仰角射击，一颗子弹从前额中间打进去，从头顶钻出来，掀掉了一块颅骨，一个多月昏迷不醒。这个从死亡堆里爬出来的红军班长，伤愈后过了3次草地，爬了10次雪山，居然没有倒下去。因为死而复生，师长王建安夸钟光国是88师的铁老虎。因为前额中央的伤疤像一只竖着的眼睛，战友戏称钟光国是“马王爷”。
“马王爷”一身正气，到新疆军区司令部一年多，就以他的党性把派性镇住了。几次犯颜直谏使他与大军区副司令员的职务擦肩而过，但他的人格魅力却让指战员高山仰止，有口皆碑。
钟光国是个血性汉子，在权力高压下不低头，不弯腰，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熟悉部队、熟悉地形、熟悉边防上，一年下来有10多个月在部队调查研究。从1970年开始，4年上了3次高原边防，塔什库尔干防区、阿里防区和天（文点）空（喀山口）防区的一线边防站，都留下了钟光国的足迹。钟光国成为新疆军区历史上唯一连续4年3次上高原边防的高级将领。
杨勇到任后，杨得志给杨勇打电话说，钟光国是可以倚重的将才，再艰巨的任务交给钟光国也可以放心。一次在北京开会，杨勇和杨得志谈到钟光国时，都认为应当向军委建议，让钟光国当副司令员，继续分管作战、边防工作，这样更能发挥他的作用。然而钟光国命运多舛，病魔把杨得志同杨勇的愿望击碎了。
钟光国关于高原边防部队的调查报告，杨勇3月初在京西宾馆就听王扶之讲过。杨勇到新疆后才知道，1972年8月，为了给全国边防会议做准备，钟光国主动请缨，带领作战部王恩庆、通信部罗泉源等副部长，陪同总参作战部的同志到高原边防勘察，耗时一个多月。北起喀喇昆仑山的神仙湾哨卡，南抵冈底斯山下的普兰哨卡，翻越20多个冰达坂，行程8000多公里。这次勘察的时间和规模，为1962年以后所仅见。勘察中不光发现了部队急需解决的问题，还填补了兵要地志中的一些空白，为后来制定3年边防建设规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新藏公路改造、阿里机场修建、高原有线电话架设，都是这次勘察中提出的初步方案。杨勇到任没多久便告诉钟光国，希望能看看他在高原边防勘察的详细资料。
钟光国把勘察资料亲手交给杨勇。杨勇看到的不光是翔实的文字，还有重新标注的防区地图和各个哨卡的相关照片。资料既反映了存在问题及需要总部与军区解决的建议，又对加强部队建设和边境设施提出了前瞻性的重要意见。
杨勇仔细看完资料，初步掌握了中印边境西段的基本情况，也对钟光国的认识加深了一步。他决定和钟光国个别深谈一次，就作战和边防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同时也想安慰钟光国，让这个血性老兵把埋在心底的委屈倒出来。
战将杨勇到任，成为新疆境内外一时关注的热点。不光鲁泉、钟光国高兴，了解杨勇的老同志都高兴。杨勇讲话，杨勇开会，杨勇勘察地形……一串串消息不胫而走。各族军民为之鼓舞，敌对势力开始收敛，两派群众的争斗情绪也有所缓解，新疆的社会稳定开始出现新的局面。
运筹帷幄，防敌突袭，把人心向准备打仗上凝聚
杨勇身经百战，深谙韬略。从5月下旬得知自己将要戍守西域，又见“三北”军区人事布局阵势异乎寻常，很快便意识到毛主席已经未雨绸缪，准备打仗。毛泽东对战争可能发生的预判能力，同时代的军事家难以望其项背。几十年的亲身经历让杨勇相信，要准备打仗是毛主席在深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作出的正确判断。作为一个战略方向的指挥员，他必须抢在战争发生的前头，立足早打，熟悉情况，尽快进入角色。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杨勇利用政治局召开新疆工作会议的间隙，与几位熟悉的同志个别交谈，对新疆问题复杂性的认识又加深了一步。
杨勇找徐国贤交谈时，徐国贤几句开场白颇不寻常：“新疆虽不是八荒之地，但戈壁沙漠不见边际，内地去的人不是熬几个年头就能适应的。人常说，少不入川，老不出关，你的脚都跨进60岁的门槛了，就算精神不老，身体能行吗？”
徐国贤没有说错。1913年10月出生的杨勇，再过4个月就加入到花甲行列了。好汉不提当年勇，花甲之年勿言志，何况杨勇的肺气肿时常发作。徐国贤担心杨勇到新疆把身体折腾垮了。
杨勇听罢笑着说：“我那个老乡左宗棠可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呀！当年一路抬棺西进，收复伊犁时已是古稀之人了。没有以死报国的决心，哪敢长途举兵与沙俄军队较量？现在为了对付新沙皇，我这把老骨头就是埋在天山脚下也值得！”
徐国贤明白，杨勇是在借古明志。于是拍着沙发说：“你杨司令有这个决心，我也不打算离开新疆了。当年我跟着王胡子解放新疆，从来没想过离开新疆。后来调我抗美援朝，仗一打完我又申请返回新疆。解放新疆时我带的2军5师，就是抗战时期在南泥湾大生产的359旅，1954年10月，10多万驻疆部队执行毛主席屯垦戍边命令，5师在阿克苏就地整编为农垦第一师，开赴塔里木屯垦造田。那时我就立誓：“活着干在塔里木，死了埋在塔里木。”可是‘文革’一闹腾，林彪一插手，新疆乱套了，不光自治区乱，军区也是七拱八翘。‘人心齐泰山移，人心散天下乱’，批林整风一年多了，两派还在争高低，打派仗，你要批王恩茂，我要批×××，形势怎么能稳定？这回调你坐镇新疆，我举双手拥护！”徐国贤的兴奋心情全都写在脸上。
杨勇和几个熟悉的同志交谈后还得知，无论自治区、军区还是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班子中都有两派群众的代言人。“文革”前党委开会，有时同志之间的看法也难免相左，但最后总能形成决议。那时思想也有交锋，但感情不会受伤，认识统一了啥后遗症也没有。后来不行了，自治区、兵团领导有时开会，唾沫星子都溅到对方脸上去了，拍桌子，抢话筒，就差没有抡拳头。党委会还没结束，撒一泡尿的功夫，会议内容便上了两派群众的大字报。
面对乱象环生的新疆，每临大事有静气的杨勇，没有急于定下治乱决心。他反复领会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关于新疆作战问题的指示，深入理解“依托天山，独立作战，长期坚持”的方针，全面梳理局势不稳定的各种因素。透过种种表象，本质渐渐清晰起来。
经过深入剖析，杨勇发现新疆乱象的主要原因，是缺少能够凝聚全疆人心、形成各派认同的现实目标。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目标只能是“要准备打仗”。这既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也是新疆面临的实际情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杨勇相信，无论哪一派群众，也不愿意落下“干预战备”的坏名声。把被派性扭曲的各种力量朝准备打仗的大方向上引导，广大群众应当是能够响应的。就是少数群众组织的几个头头，也不敢在“要准备打仗”的大事情上兴风作浪。
厘清了问题的头绪，“搞活天山，防敌突袭，把人心向准备打仗上凝聚”的工作思路形成了。杨勇的决心是：坚持批林整风，扭住准备打仗，把新疆面对的敌情讲透，把防敌突袭的口号叫响，把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促战备的具体任务，按照领导干部的分工落实到人头。“谁家的娃谁管，谁家的牛谁牵。”不管哪一级干部、哪一派群众，在准备打仗的工作上要真用心、真使劲，不能“瘸子打围坐着喊”，谁制造干扰谁承担责任。
杨勇还设想，围绕准备打仗这个大目标，调动一切宣传手段，大造爱国爱疆舆论，大造克敌制胜舆论。用准备打仗的正气，瓦解淡散人心的派性，排除妨碍大局的阻力。
6月4日，刚刚抵达乌鲁木齐的杨勇，被安排在野营地延安宾馆暂住。这座四围高墙的大院，是新疆的国宾馆，林木葱茏，环境幽静，七八栋欧式别墅像棋盘上的棋子，错落有致地摆在宽阔的青草坪上，别墅内各种设施一应俱全。没有国宾入住时，自治区的重要会议都是在这里召开的。杨勇看着警卫森严的宾馆琢磨，如果在这里开会也跑风漏气，原因就不能在围墙外面找了。
当天晚上，自治区和军区两个党委常委会就在延安宾馆召开。第一书记传达完北京会议精神，杨勇作了一个表明态度的简短讲话，集中讲了加强团结，准备打仗，防止敌人突然袭击，让“苏修亡我之心”不能得逞的问题。杨勇虽然没有阐述初步形成的工作思路，但言简意赅，重点突出，到会同志已经明白，杨勇下一步的抓手就是团结和战备。
6月初的乌鲁木齐，白日晴空如洗，夜晚皓月似盘。杨勇在林荫道上漫步，空气清新，呼吸舒畅，思维也活跃起来。刚才常委们在会上的发言，大多数还是围绕着加强团结和准备打仗讲的，基本想法同自己不谋而合，这使杨勇看到了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也为他把工作思路进一步具体化丰富了内容。这一夜杨勇睡得很踏实。
6月6日，杨勇主持军区常委会议，讲了军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明确提出批林整风要坚持抓革命、促战备的方针，把运动成果转化为维护团结、加强战备、搞活天山、防敌突袭的实际行动。特别强调要围绕团结和战备凝聚军心。希望在这方面军区为地方作样子，机关为部队作样子，干部为战士作样子。常委一致赞成杨勇的想法，有几位同志还补充了一些具体意见。
会后徐国贤陪杨勇去看作战室。看着标有各种军事符号的图板，杨勇对作战部长孟魁武和几位副部长说：“自治区那边我是兼职，军区这边我是司令，这地方我可是要常来的哟！你们把毛主席、周总理、叶副主席关于新疆作战问题的指示找出来，我得从头学习。还有作战方案，我都要仔细研究。”
从6月初到6月下旬，杨勇除了参加各种会议、活动外，其余时间主要研究准备打仗的问题。无论是在办公室、作战室还是回到家里，杨勇常常盯着敌我双方的部署图凝神沉思，目光在横亘新疆中部的几千里天山上来回扫视，透过峰峦叠嶂，寻找克敌制胜的战场和阵地。深思熟虑之后，杨勇就战备工作的筹划问题向军区常委会作了专题汇报。经过充分讨论，对下一步的任务拟定了3大项目：
一是勘察天山南北，研究经营天山、搞活天山的问题；二是修改作战方案，研究独立作战、长期坚持的问题；三是召开边防会议，研究阵地建设、防敌突袭的问题。
勘察地形由杨勇组织实施，后两项按照分工，由军区领导带工作组，分头到野战部队、守备部队和边防部队蹲点调研，写出专题报告。工作组返回后向军区常委会汇报，然后梳理归纳，由机关职能部门各负其责，逐项落实。由于重点突出，要求具体，时间节点明确，军区领导和机关部门的工作棋局活起来了。
那时候林彪“突出政治”的流毒还未肃清，部队工作在时间分配上约定俗成：“政治运动要多少占多少，军事训练剩多少算多少”。军区常委工作纲目明确后，有的常委提出，批林整风是重点，应当把时间比例划清楚，防止有人说三道四。
杨勇坦然地说：“当前形势下，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重点是相对一般而言的，重点多了就没有重点。政治上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军事上没有重点就没有战术。当前运动的重点是批林整风，把这个重点和其他工作并列起来，反而会把重点冲淡了。强行规定时间比例，万一因什么事情落实不了，还会引发出别的问题。”
杨勇这一番满有哲理的弯弯绕，既统一了军区常委的思想，又避免批林整风过多占用战备工作的时间。机关同志反映，原来的工作剪不断，理还乱，做了很多无用功。现在纲举目张，一伸手就能抓住“真枪实弹”，“工作脱”、“机器空转”的现象基本得到了纠正。
孟魁武是个老参谋，长期在总参作战部工作，是1955年叶帅在辽东半岛组织战役演习的顾问之一。在同杨勇的频繁接触中受益匪浅。比较前后两任司令，孟魁武连发感慨。看到杨勇第一次到军区机关就来作战室，孟魁武心里特别高兴。作战部几个参谋悄悄议论：老司令几年不看作战方案，新司令一来要看作战方案。李逵李鬼，真假立辨！
因为两派群众对×××的严重错误态度对立，杨勇对前任司令的作为未置可否，但他清楚作战方案对一个高级指挥员意味着什么。打过仗的人都知道，如果把战场比作舞台，把指挥员比作演员，作战方案就是脚本。天天喊“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连作战方案都不审定，准备工作从何做起啊！
实事求是地说，前任司令是位能打的战将，也是林彪的部下。1968年越级擢升为封疆大吏后，这位“好干部”更唯林彪马首是瞻。“9·13”事件前林彪表扬其“在湖南和新疆一段工作得很好”。“9·13”事件以后，中央发现林彪一伙炮制的《5·71工程纪要》中，新疆作为“借用力量”赫然在列。
在林彪的蛊惑下，这位脑袋发热的老革命，人扶着不走，鬼牵着飞跑。他挥舞新疆党政军一把手的权杖，极力推行林彪路线，支持造反有理，制造冤假错案，迫害干部群众，破坏民族团结，使经济建设濒临崩溃，人民生活陷于困境。
“9·13”事件后，这位老司令没有迷途知返，依然我行我素。以至《新疆日报》1971年国庆节竟然刊登林彪的照片和语录。消息传出，举国哗然。鉴于其执迷不悟，中央于11月5日通报全党，严厉批评了他的错误。但他无视中央警告，继续一意孤行。
为了稳定新疆局势，防敌突然袭击，1972年7月16日，中央下发了〔1972〕26号文件。文件指出：×××同志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路线一边，上了贼船，陷得很深，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转移斗争大方向。随后这位司令被削掉兵权，免去职务，调离新疆，降职在广州休息。
1997年7月初，欢送驻港部队进港后，我专程到广州看望当年在新疆军区工作的几位老首长。原新疆军区副政委魏佑铸同×××司令住在一个小院内。看完魏副政委，我去看老司令×××。为避免引起误会，工作人员向老司令通报说，总政宣传部屈全绳部长来看望您，没有涉及我在新疆军区工作的经历。交谈中我问这位老首长回过新疆没有？老人叹了口气说：“老了，不想动了，哪儿也不想去。”老首长的话，不禁让我想到“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古训。几十年来，我没有听到老人对“文革”中所犯错误结论的异议。这也是很不容易的呀！
今天看来，发生在这位老同志身上的故事，实在令人匪夷所思。一员能征善战的骁将，从1968年8月执掌新疆军区大印，到1972年7月终止职务权力，在将近4年时间里，秉承林彪“新疆没有啥搞头”的思想，根本没有打仗的准备，把全部心思用在执行林彪路线上，对新疆随时可能遭受新沙皇突然袭击的严重性视而不见。长时间不下部队，不上边防，不听汇报，不安排战役集训，更没有组织过全面的战场勘察。作战部有一次汇报中印边境部队情况时，他嫌边防站的名字长，不好记，临时中断汇报，让机关把边防站编成序号再说。
1969年4月，军委向这位司令转达毛泽东关于“西北可能要出问题”的指示，要其早作部署，他既未向部队传达，也未让机关落实，对每天纷至沓来的中苏边境纠纷报告漠然视之。军委调查组事后分析，正是这种消极态度，为1969年8月13日铁列克提战斗埋下了我方失利的根子。
撰写这篇文章时，我再次采访了当年的作战部副部长，后来的新疆军区参谋长王恩庆将军。85岁的王恩庆告诉我，“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前，×司令对苏军可能向我巡逻分队进行突然袭击的情报未予置理。战斗打响后，王恩庆6次从4楼值班室跑到3楼的会议室向×司令汇报，请他上4楼作战室坐镇，及时处置情况。但直到战斗结束，司令也未离开他屁股下面的沙发。
以28名官兵生命为代价的“铁列克提事件”，让珍宝岛作战中未占到便宜的对手报了一箭之仇。这一页血迹斑斑的历史，成为钢铁长城上一道抹不掉的阴影。王恩庆还告诉我，“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后，这位司令竟当面向周总理撒谎，说他事后才知道有关情况，周总理的震怒是可想而知的。
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我不止一次地想过，如果这个出没枪林弹雨的共和国将军，这个权高位重的大军区司令，能在担当重任的戍边生涯中，“志尚夷简，淡于荣利”，他肯定会成为蕞立在天山上的一座丰碑。然而，历史不是信手可捏的泥巴，历史没有假设，我只能为这位老将军扼腕叹息！
林彪的逃跑主义思想，不仅给军队带来灾难，也让各种潜在的矛盾和危机在天山南北聚集能量，如不及时处置，极有可能诱发出更大的灾难。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亲点杨勇上将，收拾危急局面。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杨勇，被推上了坐镇西域的历史舞台。劫后重生的一代名将，在经略新疆、戍守西陲的迟暮之年展现出新的风采。
历史是反射未来的镜子。前任司令的严重错误影响，让杨勇看到稳定新疆局势，关键是消除干部和群众“打内战、争高低”的派性，把上上下下的注意力转移到准备打仗上来。杨勇同新任军区政委郭林祥都认为，稳定部队局势，必须先从军区机关抓起，把机关的派性搞臭，让它没有市场。
杨勇在各种会议上强调，搞运动也得准备打仗。派性是战备工作的干扰和阻力，要坚决排除，不容迀就。新疆批林整风联系实际，主要是肃清林彪逃跑主义思想的影响，把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指示落到实处。军区机关要按照打仗的要求强化职责，区分任务，在准备打仗的工作中鉴别干部，选拔干部。
杨勇这个主导思想，既避免揪住前任司令的政治错误上挂下联，激化派性；又批判了他的逃跑主义错误，反映了当时的形势要求，分散了两派“打内战、争高低”精力，得到军内外群众的广泛响应。想挑起矛盾、挑起派性的人，在准备打仗的大趋势下收敛气焰，偃旗息鼓。军区机关几个乱折腾的骨干，被套上了准备打仗的紧箍咒，想拉帮结派也没人跟着跑了。各个部门围绕着准备打仗运转，机关工作秩序逐渐上了轨道。有两个上面派下来的记者，看到新疆政治气候有些变化，但又找不到岔子告阴状，只得在私下骂杨勇老奸巨猾。
在稳定新疆大局的同时，杨勇认真学习中央领导人对新疆作战问题的历次重要指示，仔细研究1963年罗瑞卿在新疆进行战场勘察后形成的战备方案，还翻阅了历代中央政府治理新疆的方略。在这期间，杨勇同军区第一副司令徐国贤、副司令兼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张竭诚、副参谋长钟光国、作战部长孟魁武等人，一有时间或者围着作战室的沙盘转，或者盯住墙上的图板看，或者拿着战备方案来回翻。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将军们，未雨绸缪，先机谋划，他们决心在敌我较量中夺取最后的胜利。
在讨论关系全局、决定胜负的战备方案期间，作战部长孟魁武，副部长王步苍、王恩庆，几个烟鬼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已经要下决心戒烟的杨勇，这一段时间也抽得越来越多，有时候连饭菜的味道也吃不出来了。孟魁武烟瘾特大，只要自己抽总要给杨勇递一支。当年冬季杨勇因肺气肿加重大病一场。孟魁武责备自己说：“那些日子，烟灰缸里堆积的烟屁股比盘子里的菜还多。杨司令病情加重，我们这些烟鬼罪不容赦！”
杨勇以健康为代价，换来了新疆战备工作的新局面。上上下下开始向准备打仗聚焦，杨勇也把工作重点转向战场勘察。
筑牢天山屏障，攥紧边防拳头，让敌人伸进来的腿拔不出去
杨勇不是纸上谈兵、坐而论道的将军。他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部队，了解战场，了解边防，拿出搞活天山、独立作战、长期坚持的办法。
做完方案解读、沙盘作业、图上研判等一系列功课，杨勇对新疆的仗怎么打心里有了底数，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打电话给李达副总参谋长，请他来新疆一同勘察地形。
李达是我军历史上5次辅助过5位元帅的参谋长，也是任职参谋长时间最长的开国上将。李达长杨勇8岁，两人交谊深厚，是杨勇敬重的老大哥、好“参座”，同李达探讨军事问题，杨勇总能从中获益。这回杨勇电话相邀，李达满口答应，专程赴新疆与老战友合谋。
6月底，杨勇同李达飞抵培什，与南疆军区领导研究了中苏、中印方向的战备工作和边防建设，在吐尔尕特山口视察了托云边防站。尔后乘车沿乌喀公路北上，看望沿途部队，勘察既设阵地和关隘要道。回到乌鲁木齐稍事休息，又飞抵伊犁，与北疆军区领导研究了中苏方向的战备工作和边防建设，勘察了霍尔果斯口岸的地形，尔后乘车沿乌伊公路返回，途中在几个设防要点，现场研究了阵地建设配套工程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南北疆勘察期间，两位老上将没少吃苦。库车的酷热更让他们备受煎熬。库车，古称龟兹，是西域重要的文明古国。因为地处塔什拉玛干大沙漠北沿，又是天山大峡谷的南部出口，冬天奇冷，夏天酷热，杨勇一行抵达库车时，地表温度接近70度。扑面而来的热风钻进密封不好的汽车，人像坐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热得喘不过气来。
回到乌鲁木齐，赵德路对我说：“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库车不知新疆之热”说完又给我念他在库车写的顺口溜：“早晚打冷战，中午出大汗。羊肉膻味重，杏子能顶饭。”
我觉得他的顺口溜很有特点，也顺口诌了几句：“天山雪未消，戈壁似火烧。寒暑欺人甚，老将受煎熬。”
赵德路把我的顺口溜说给首长听，杨司令笑呵呵地说：“问问屈秘书，他这是表扬呢还是讽刺呢？不过从库车到干沟那几天，我们还真的当了一回‘奈温’将军！听说唐朝时吐鲁番有个胖知县，大热天是泡在水缸里审案子的。
在天山南北勘察期间，杨勇同李达边看边议，反复征求部队领导和地方领导的意见，一路下来对搞活天山形成了共识：
把1964年选定的由独山子到拜城的天山公路走向朝东靠一点，改为由独山子向库车贯通，并按3级路面设计，保证全天候通车。改线后的公路，既避免离边境太近，又便于战时部队与物资隐蔽机动。
把1964年选定的由吐鲁番到库尔勒的南疆铁路依格尔方案，改为靠山近水的阿拉沟方案。改线后的铁路与新疆的小三线、军区后方基地和几条国防公路衔接，形成槁活天山、巩固国防、带动南疆经济建设发展的大动脉。
7月16日，军区常委会议一致通过修筑天山公路与南疆铁路的设想和建议，并决定把修筑“两路”的建议报告中央。
中央对新疆修筑“两路”十分重视。7月27日晚上，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修筑“两路”的计划。听完杨勇汇报，周恩来笑着说：“果然不出所料，杨勇一到新疆就提出修建天山公路和南疆铁路，抓住了搞活天山的关键环节。这两条路拖了10年没有动，确实不能再耽搁了。”
经过讨论，政治局通过了修筑“两路”的计划。第二天，叶剑英受周恩来委托，召开军委办公会议，专题研究落实修筑“两路”的具体事项。
《杨勇同志在新疆》一书的作者李增林透露，在7月28日的军委办公会议上，叶剑英再次强调：“杨勇同志昨天在政治局会议上谈了新疆情况，看来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今天主要谈谈部队整顿和作战准备问题。由于林彪的破坏干扰，新疆部队从思想、组织、装备等方面都要整顿，要整顿到能够打仗。作战准备也是多方面的，当前迫切的问题是交通问题，就是杨勇同志提出来的把贯通天山南北的那条公路搞通，把天山搞活。如果不活，南面顾不上北面，北面顾不上南面，东面也顾不上西面。战备工作，总是要根据作战需要来考虑。苏联在新疆西面有20个师的兵力，在伏龙芝一线还有6个还乡团。现在看，西面不能一般地看待了，领导要加强，工作要加强，所以才派杨勇同志去。杨勇同志在东北搞过，东北有一套作战体制，如何结合新疆情况把作战准备工作搞好，这是需要认真解决的。政治上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军事上没重点就没有战术。新疆作战准备在哪里？是一个巴掌伸出五个指头。”
在总理和叶帅的全力支持下，“两路”上马的准备工作加快进行。
1974年4月24日，毛泽东批准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加快天山公路建设的命令》。军委工程兵4工区受命后，13000多名官兵于当月从湖北宜昌出发移师新疆独山子，8月中旬即吹响了天山公路的施工号角。
天山公路和南疆铁路施工之际，批林批孔运动如火如荼。
杨勇顶着巨大的压力，一面应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一面不断为筑路部队排忧解难。在任凭风浪起，施工不间断的思想指导下，施工部队没有安排专门时间搞运动。在远离批林批孔喧嚣的施工现场，只有机器的轰鸣声与山岩的爆裂声。
1975年4月11日，杨勇专程到独山子慰问施工部队。看着满脸疲惫的几位师职干部，滴酒不沾的杨勇端起酒杯说：“这条国防公路一头连着中南海，一头连着独山子。你们要动员干部克服困难，下死决心把这条路打通，打不通你们走不了。”之后杨勇又两次去施工现场办公，帮助部队解决施工中的器材保障和生活保障问题。
1977年6月29日，杨勇调任副总参谋长之前，在谭友林和幸元林两位副司令陪同下，最后一次登上天山公路施工现场。在海拔3400米的冰达坂隧道口，上气不接下气的杨勇，同30多位官兵握手合影，依依惜别。他向大家表示，举行通车典礼时一定要来看望部队，凭吊烈士。
1983年8月，全长562.97公里的独库公路竣工。168名官兵为此献出生命，几千人在施工中受伤致残。有人形容这是一条用杨勇的心血和烈士躯体铺垫的公路。路是卧倒的碑，碑是竖起的路。
独库公路成为贯通天山南北的绿色通道。它像一条动脉大血管，流经千山万壑，向沿途千家万户输入源源不断的致富血液。独库公路成为开发天山、经营天山、搞活天山的黄金纽带。
在杨勇的催促下，同天山公路齐头并进的南疆铁路，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开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973年10月，铁5师先头部队抵达新疆设营。1974年至1975年，铁5师、铁6师和铁4师的两个团约30000兵力相继进疆，加上自治区铁路工程局的5个团和生产建设兵团配属的4个团，施工力量最多时将近七八万之众。
经过10年鏖战，吐鲁番至库尔勒全长476.4公里的南疆铁路一期工程，在268名烈士的英灵护佑下竣工，1984年8月全线通车。
吐库铁路像一条蜿蜒的巨龙，穿过天山峡谷沟壑，跨越亘古戈壁荒漠，打开了南疆地区通向现代化的大门。当火车汽笛第一次在库尔勒上空轰鸣时，相识与不相识的人抱成一团，施工将士和各族群众的喜泪在笑声歌声欢呼声中挥洒飞扬。
“两路”工程的先后启动，吹响了加快战场建设的号角。涣散人心的派性越来越臭，在准备打仗的氛围中形不成气候。但是，一些领导干部对新疆独立作战、长期坚持情绪悲观。有的不愿意把家属子女接到新疆工作，有的寻找借口要求调回内地部队，还有的把家属子女从新疆迁回原籍安置。
杨勇决定，从自己做起，把家属接到新疆。杨勇被解禁以后，夫人林彬也从宁夏“五·七”干校回到北京，被重新安排在国务院财贸办工作。杨勇把新疆人心不稳定，领导干部家属不愿到新疆的情况同林彬讲了以后，林彬二话没说，提前辞职，把家搬到新疆。
杨勇是个喜怒不轻易上脸的人，但部队准备打仗的信心不足，让他深感忧虑。特别是北疆地区的边防一线部队，连能够坚守的像样阵地和工事都没有构筑，把守卫边防的任务仅仅说成是“通风报信”。
吉木乃县城后撤之后，沿边好几个县城也要求后迁。据《杨勇同志在新疆》一书披露：“边境重镇塔城根本没有打算坚守。这个地方既无警也无备，连观察警戒都没有。据说前任司令曾告诉杜拉塔边防站：‘有了事，你们只要从河边跑回来就是胜利’”。在打起仗能跑回来就是胜利的思想引导下，一些边防站不是练打练守，而是练撤练逃。克孜乌雍克边防站演习后撤时，马疾人慌，战士竟然从马上掉下来摔伤了。
野战部队的临战训练也不落实。有个师进疆6年多，除炮兵团训练了几个科目外，其他团因“三支两军”和国防施工，一直没有搞过训练，连以下演练战术课目时，居然找不到几个合格的教员。
8月下旬，杨勇与徐国贤研究认为，军区亟须召开边防会议，把准备打仗的思想和工作落实到边防一线部队。为了给边防会议作准备，杨勇指示钟光国，在北疆主要方向选一两个边防站，因地制宜落实准备打仗的要求，构筑以碉堡为支撑点的环形防御阵地，以战壕为掩护的机动野战工事，指导官兵练打、练藏、练生存、练机动，摸索出经验后在军区边防会议上推广。
军区要在边防站选试点的消息一传出，部队争先恐后、不甘落后的士气被激活了。一线边防站之间形成了你追我赶的阵地建设局面。杨勇高兴地对钟光国说：“你抓的点不要松手，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我们要通过典型效应把全区边防部队的阵地建设搞坚固，让敌人伸进来的腿拔不出去。”
在年底召开的军区边防会议上，几个阵地建设先进单位介绍了经验，杨勇重点讲了作战问题。杨勇强调：“我们要准备在极其艰苦和无后援的条件下独立作战，要多拖住一些敌人，拖得越多越久越好。这样才能使主战场的日子好过一些，才能对战争的胜利多做一些贡献。”杨勇特别要求：“要把边防站建成战斗堡垒。构筑能打、能藏、能生活、能机动的配套工事。还要修路、架线，把边防的交通、通讯搞通。这样打起仗来边防站才能顶一阵子，真正起到通风报信的作用，赢得时间等待支援。”对加快建设二线预备队，提高机动增援一线边防部队的能力，杨勇也提出了明确要求。
在参加北疆军区小组讨论时，杨勇针对领导班子不团结的问题说：“中小打不会在东北、华北，而是在新疆。新疆是全国的主要方向，北疆是新疆的主要方向，你们的责任很重！伊犁、塔城要靠你们指挥，你们不团结怎么办？你们班子要从大局着想，不要把个人问题看得过重。谁挑起派性，谁就是犯罪。”杨勇一记重锤，敲醒了北疆军区领导，会议之后再也没有人纠缠个人恩怨了。
在边防会议精神推动下，一线部队迅速掀起了构筑工事、建设阵地、准备打仗的热潮。军区党委及时向军委报告了会议情况，并向总参建议，给边防增加9000名员额充实一线连队；把准备撤销的生产建设兵团现役部队，列入军区部队序列作为预备队，配置在边境后方的适当地域，增强边防部队的坚守能力和防御弹性。
杨勇在勘察地形期间还了解到，军事训练是全区部队的软肋，有的部队依照教材也不会组织训练，闹出照着葫芦画不了瓢的笑话。
当时的部队中，参加过1964年大比武的训练尖子，虽然多数当了基层干部，但在“突出政治”的高压下，没有人敢站出来抓训练。训练场上看不到部队的虎气雄风，演习场上看不到战士的阳刚血性。代之而起的是没完没了的斗私批修会议，花拳绣腿式的课目表演。
为了尽快恢复部队正规的训练秩序和训练内容，开完边防会议，杨勇让鲁泉选一个建制团蹲点，指导部队严格按照教材进行训练，在人和武器的全程结合中，完成从单兵到团一级的全部训练课目，为来年军区训练会议摸索经验，提供示范。
从1974年开始，杨勇嘴上也讲批林批孔，但实际工作中却把主要精力放在加强训练、落实战备上。1月召开军区训练工作会议，4月勘察天山腹地，9月组织实兵实弹打敌集群坦克研究性演习，10月召开民兵工作会议，11月安排军区机关野营拉练，年底召开军区工程会议。“四人帮”操控的批林批孔运动，实际上成了强化训练、准备打仗的插曲。
转入1975年，军区部队经过整顿，面貌焕然一新。然而好景不长。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不久，“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浊浪席卷全国。杨勇冷眼观潮，在军区常委会上强调：“毛主席、周总理派我来当司令，是准备打仗的，一旦让人家打个措手不及，我们就是千古罪人！搞运动也得准备打仗，部队只能进行正面教育，军事训练、战备工作，一天也不能松懈。”
杨勇明白，在当时的形势下，“硬顶”是不行的，“软磨”也不能露出破绽。于是杨勇把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话当作尚方宝剑，与“四人帮”斗智斗法。杨勇倚“剑”司职：1月中旬召开民兵工作会议，5月上旬视察北疆部队和独库公路，5月中旬至6月中旬与自治区联合召开边防工作会议，同时在巴音沟驻军某部，搞了38天师以上干部战役集训，主要研究独山子方向的防御作战问题。6月下旬到9月底，组织部队举行原子武器条件下加强师的进攻演习。直到“四人帮”被粉碎，杨勇一直用准备打仗对抗反击右倾翻案风。杨勇的对抗有理有节，无懈可击。
杨勇依托天山，独立作战，长期作战的决心，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准备打仗的胆识，推动军地联手行动，逐渐筑牢了天山屏障，攥紧了边防“拳头”，为新疆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守哨卡不是打上甘岭，不能让干部战士拿身体“堵枪眼”
1973年2月，在全国陆地边防会议上，杨勇就听徐国贤、王扶之讲过钟光国。到新疆后杨勇两次想安排和钟光国单独交谈，都因临时有事没有落实。杨勇一直惦记着这件事。
搞活天山有了眉目，边防战备有了加强，准备打仗的思想逐步深入人心，新疆的局势一天比一天见好。9月中旬，杨勇安排完国防工程会议的筹备工作，又同徐国贤、钟光国和军区机关几位同志勘察乌鲁木齐的设防工程。
临近中秋的乌鲁木齐，天局D炎，瓜果飘香。市郊周围环列的山丘中，有的寸草不生，裸露的花岗岩凹凸不平，需要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山脊。有的林木茂密，鸟语唧唧，松鼠在树枝上探头探脑，警惕地看着突然到来的不速之客。在乌鲁木齐南山的菊花台，连续几天勘察后，难得闲暇的杨勇同大家席地而坐，看着漫山遍野的菊花，听着潺潺流水的吟唱，吃着晶莹剔透的葡萄，如同置身于大写意的山水画之中。杨勇不禁感叹：“要能在这里建个疗养院，安排高原边防官兵来休息一段时间有多好啊！”
冬天快到了，杨勇脑子里又想到了昆仑山上的守卡官兵。杨勇告诉钟光国，勘察工作结束后，请他谈谈高原部队的建设问题。
10月下旬，杨勇大病初愈，即约钟光国当面交谈。
这是一个星期天早晨。虽然还在晚秋时节，乌鲁木齐上空的雪花已经飘飘洒洒。一个月前还黄灿灿的白杨树叶子，几天前被寒风席卷而去。杨勇住的院子里，比房子还高的裸树枝头，一个很大的鸟巢在白雪覆盖下轻轻摇曳。绚丽的阳光穿过成排的白杨树，在院子地面投下缕缕霞光。院子的雪刚刚扫过，杨勇怕脚下打滑，缓缓地踱着步子。一群麻雀在雪地上觅食，没有丝毫的胆怯。杨勇看着眼前的景象，心里却惦记着高原部队的冬储工作。他已指示后勤部，不要死枢比例，要多给原部队储备水果罐头，很多同志就是缺乏维生素而患上局原疾病的。
杨勇边想边看表：8点45分，估计钟光国快到了。
乌鲁木齐与北京有两个小时的时差，杨勇到新疆快5个月了，时差还没有倒过来，起床、吃饭、上班总要提前个把小时。昨天晚上，想到高原哨卡官兵的冬季生活，杨勇辗转反侧，吃了两次安眠药才睡着。
钟光国这一夜也睡得很晚。他逐字逐句修改给杨勇的汇报稿子，直到深夜两点多才上床休息。
8点50分，钟光国的汽车开进杨勇的院子。司机看到杨勇就在前面10多米的地方站着，立即把车刹住。钟光国钻出汽车，杨勇已站在他面前了。因为是老下级，不等钟光国敬礼，杨勇便握住他的手说：“好几个月了，都没有谈成，只得占用星期天了！”
钟光国走进客厅，看到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大比例地图，图前方摆着一个小比例沙盘。钟光国置身客厅，仿佛置身于熟悉的作战室。
杨勇坐的沙发旁边，放着齐胸高的氧气瓶，吸氧面罩被纱布盖着。茶几上放着心电图机、急救箱和装着药片的小瓶子。保健医生借口给杨勇送药，两次暗示钟光国时间不要太长。钟光国等杨勇服完药才说：“我汇报不超过两个小时，不会耽误司令的治疗。”
杨勇笑了：“今天的治疗服从工作，汇报时间由你掌握，上午讲不完下午再讲，中午时间留给医生。想想我坐在这里还要吸氧气，昆仑山上的同志连氧气都吃不饱，心里不好受哇！”
杨勇聚精会神地听钟光国汇报，偶尔插问一两句，不知不觉中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汇报到后来，钟光国鼻子发酸，杨勇眼睛发湿。将军未掉泪，泪在心中流。杨勇与钟光国的激动，不光因为高原哨卡令人难以置信的艰苦环境，还因为阿里军分区留守处家属们的一封信。
这实际是她们写给军区的第二封信，第一封是先一年钟光国从高原勘察后回到阿里留守处时收到的。钟光国把信带回军区，呈报给司令、政委，听说两人都已圈阅并批示给政治部研究，但一年多不见下文，无奈之下家属们才又写了这封信。
杨勇从钟光国手中接过信一看，信是写给钟光国的，字迹工整，内容不长，杨勇边看边读：
“尊敬的钟参谋长：首长好！我们联名给您写信，是因为在座谈会上当着您的面，有些话羞于出口。上一次信上反映的情况不知军区研究了没有？我们天天都在盼答复。
听说新来的杨司令关心守卡官兵，希望通过您向杨司令反映我们信上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这32名家属中，最大的40岁，最小的21岁；最多的3个孩子，最少的1个孩子，还有3个人一直怀不上孩子。其中26人在老家有工作，拿工资，可是千里迢迢到了叶城，却成了随军不随队的无业家属。大家闲着身子空着手，全靠男人工资过日子。
守房子，带孩子，等票子的日子虽然难过，但真正让我们担心的是有些30出头的男人，在山上待了几年下来，连正常的夫妻生活能力都没有了。两口子夜夜伤心，又怕外人知道，面对面地悄悄流泪。丈夫都是带兵的人，肩上扛着责任，心底埋着痛苦，但他们不敢有丝毫懈怠，更没人在工作中打退堂鼓。哨卡不通电话，他们有个头痛脑热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想对他们说几句知心话也没办法说。
有个家属辞去中学教师从武汉来叶城陪丈夫，人还没到叶城，丈夫又被派到山上守卡子去了。她好不容易熬了两年多，丈夫回到叶城居然丧失了同房能力。心灰意冷之下她留下了一封信回老家去了。信中写道：‘嫁了一个高原郎，春夏秋冬守空房。有朝一日回家来，抱了一堆脏衣裳。三年不能生儿女，背后让人戳脊梁。盼君重振阳刚气，忘掉旧人换新娘。’这个姊妹的痛苦能理解，但她的做法太绝情。照我们说，就是一辈子不生孩子，也不能撇下哨卡上的男人一走了之！我们只是恳请首长，不要让男同志在阿里在昆仑山上待的时间太长了，过几年把他们换到山下工作。据医生讲，换个不缺氧气的环境，男同志身体的正常功能还是可以恢复的。如果是这样，我们阿里军人的家属也就无怨无悔了。”
后面是32位家属的亲笔签名。信的落款日期是1973年中秋节。从邮戳上看，刚刚发出来10多天。
杨勇拿着两页纸的信，像拿着一块铅饼，沉甸甸的。他摘下眼镜痛心地说：“每次精简整编，刀子都往下面砍，连高原守卡部队的编制也抠得很紧。这封信我带到北京去，让总参、总政领导看看，再复印两份给军务部、干部部，让马森同志主持他们先研究个轮换的意见，军区能解决的马上办，军区解决不了的给总部写报告。守边防不是打上甘岭，不能让干部战士拿身体‘堵枪眼’。如果把他们的婚姻和家庭也毁掉了，我们就是渎职！”
杨勇话虽不多，但目光灼人，语气铿锵，钟光国被杨勇的情绪感染，心潮澎湃，不能自禁。红军长征时，他在4方面军3次经历过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卓绝，可那几次经历并没有旷日持久。而世界屋脊上的官兵，却要日日夜夜在生命禁区的永冻层上巡逻执勤，甚至流血牺牲。他们奉献的不仅是青春、健康、爱情……还有一辈子只有一次的生命。可我们有多少领导干部能像杨司令这样理解他们呢？
钟光国打电话把杨勇的指示传达给马森。马森是军区分管军务编制的副参谋长，接到杨勇的指示和32位家属的签名信，连日同机关几个部门研究，很快拟定了轮换方案。
在总部和军区的共同努力下，1974年，帕米尔高原、阿里高原和喀喇昆仑山守防部队的轮换和副职干部的增配问题全部解决。守卡连队满3年换防，守卡干部满一年休假，身体不能适应高原的及时调整单位。驻叶城部队的家属工作问题，由南疆军区协调喀什市政府商叶城县解决一部分；地方安排不了的家属，驻叶城军队医院、后勤基地调整岗位解决；文化程度低、孩子拖累大、不能工作的家属，由两级军区筹措专项经费，给予适当补贴。
消息传到阿里军分区留守处，家属们抱成一团，笑成一团，哭成一团。从来不喝酒的女人，也顾不得什么斯文了，居然端着盛酒的碗叮叮咣咣，乱碰一气。她们高兴啊！
江城武汉，那位写了绝情信而未办离婚手续的女教师，从爬上开往乌鲁木齐的长途汽车那一刻，就开始责备自己是个没出息的女人。她是在以泪洗面的追悔中踏进江城家门的。从此，她每日极目西眺，焦虑地等待着来自藏北重镇狮泉河的召唤。那里是阿里的首府，那里有丈夫的岗位。她为自己的冲动而懊悔，也为丈夫的冷漠而失望。
快一年了，她天天都要去几趟学校传达室，看看有没有来自狮泉河的电报，有没有来自叶城县的信件，但总是侥幸而去，失望而归。她热爱故乡，眷恋江城。但这一刻，哪怕丈夫给她的电报中只有“归来”两个字，她也会像4年前一样，毫不犹豫地再次奔向新疆，奔向那个让她和丈夫聚少离多的地方。冷静后的她才痛彻地感到，她这一辈子是为献身西陲边防而生，是为献身西陲边防军人而生。
回忆往事，从两个人相知相爱那天开始，她欣赏恋人崇武的阳刚之气，欣赏恋人戍边的豪迈胸襟。这其中充满她对军人的纯情至爱，包含她对边关的热烈憧憬。然而当浪漫融入现实的孤独和枯燥之后，她却丧失了自我，离开了她曾经海誓山盟的丈夫，这让她连自己都瞧不起。
往事的甜蜜与现实的苦涩天天折磨着她，她多么希望丈夫能给她个台阶下呀！她毕竟是个女人呀！可一个堂堂的丈夫连长，怎么就这样小肚鸡肠！难道丧失床笫激情的丈夫，连男人的豁达宽容也一起丧失了吗？她回江城一年多了，丈夫只在他们结婚纪念日那天发来一封电报：“忘不了！”什么忘不了？没有一个字的下文。这3个字让她哭笑不得，捉摸不透。最后还是一位年长的女老师帮她找出了答案：忘不了结婚那一天，忘不了至爱的妻子，忘不了相濡以沫的岁月，忘不了……那一夜，她是在同丈夫相拥相偎的梦中度过的。
丈夫的电报让她热泪盈眶，可翻来覆去却找不到要她重返叶城的4个字。“重返叶城”在她脑子里翻江倒海，让她心神不宁。就在她焦虑不安，快要过30岁生日的时候，她终于收到丈夫的第二封电报：“我在叶城给你过生日！”她把电报攥到手里，跑出校门，飞车赶到邮局，不假思索地给丈夫发报回复：“后天动身，不见不散！”之后又说服依依不舍的父母，告别苦苦挽留的校长，推掉为丈夫转业安排的工作，义无反顾地重新登上西去的列车。
八千里路云和月。期盼夫妻见面的兴奋驱散了热风，赶走了疲劳。她重新回到丈夫怀抱的这一天，是她离开叶城的第460天。她没有想到，在她离开的第二个月，丈夫小王就从莎褰边防站调整到山下部队工作了。离开狮泉河前，阿里军分区谢德忠司令拍着王连长的肩膀说：“不要熊模熊样，调你下山工作，就是让你恢复战斗力。记住，山上你是战士，床上你是猛士！”谢司令说完哈哈大笑，王连长也跟着嘿嘿傻笑。
组织把新婚之夜的丈夫又一次还给了女教师。这一夜，重振雄风的高原猛士，用男人熊熊燃烧的爱火“报复”妻子，女教师被炙烤得神魂颠倒，喜极而泣。
重聚挽回的幸福让女教师青春靓丽，容光焕发。几天后，她面有愧疚地对家属姐妹讲：“因为那个事离婚，不光是自己的尴尬，也是对丈夫十多年守边防的背叛！”她还告诉大家，她已经和丈夫做好了收养孩子的思想准备。
1975年冬，谢德忠司令到乌鲁木齐总医院住院，杨勇前往探视，问到阿里军分区留守处家属的情况时，谢德忠十分感慨地说：“没有杨司令的关心，我们留守处连幼儿园也办不起来呀！原来怀不上孩子的家属都怀上了，那个跑回武汉的女教师居然生了个胖小子，原来不想随军的家属也办了随军手续。干部和家属都让我向杨司令表示感谢呢！”
杨勇听了禁不住开怀大笑：“看来你阿里分区人丁兴旺啊！高原边防站不愁后继无人了！”
生产兵团是稳定新疆的“底盘”，兵团体制可以改变，新疆的军事力量只能加强。
1975年，杨勇的心境处在欣慰与遗憾的交织之中。
杨勇高兴地看到，由于毛泽东觉察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野心，决定在周恩来生病期间，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新组成的军委常务委员会，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国家和军队的形势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看到太阳正在驱赶乌云，共和国的天空露出曙光，杨勇的喜悦溢于言表，身体健康也有好转。在深入边防部队、大力推进战备工作的同时，还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以很大的精力指导军区部队的作风整顿和精简整编工作。但是，当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体制改变的问题被重新提起时，杨勇犯难了。
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是根据毛泽东屯垦戍边的命令，于1954年抽调解放军1兵团、22兵团和民族军的10个建制师与新疆军区后勤部下属生产部队组建的。这支由王震首任司令员兼政委的生产部队，按师、团（场）、营、连序列编成，是一支不拿枪的准军事部队。团以上领导干部中，主要是红军、八路军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营连干部和第一代屯垦主力，都是脱下军装的老战士。这支庞大的屯垦部队，整体战斗力不逊于任何一支拿枪的部队。
生产建设兵团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高度重视。成百个团场，几千个连队，上百万员工，在大漠戈壁安营，在千里边境屯垦。他们用磨出厚茧的双手，在天山南北的广袤荒漠上托起了碧野绿洲，把亘古无人的原始大地变成了塞外江南。20多年的实践证明，已经发展到230多万人的生产建设兵团，不仅是新疆安内攘外的核心力量，更是开发建设的骨干力量，其组织模式、产业结构和历史贡献，可谓史无前例，世无伦比。
可是，这样一支重要的屯垦戍边部队，却在1975年逆势而退，被正式摆到解体的台面上。
2月18日至3月25日，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关于改变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体制会议”。改变体制的主要目的是加强自治区党委对兵团的一元化领导。主持会议的叶剑英两次讲话，用很大的篇幅强调加强团结，准备打仗。邓小平同叶剑英3次接见与会同志，闭口不谈兵团体制改变。杨勇从叶帅的讲话和邓小平的态度中察觉到一丝弦外之音。
3月25日，中发〔1975〕11号文件，批转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军区两个党委《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改变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的请示报告》和《关于调整兵团体制问题的请示报告的安排》。
中央11号文件规定：撤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机构，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垦总局，主管全疆国营农牧场的业务工作。师机关并入所在地（州）机关，成立地（州）农垦局，主管本地（州）范围内的国营农牧团（场）的工作。文件还对兵团系统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关系作了具体规定。同时明确，现役干部、现役部队划归新疆军区建制。
当时新疆尚未摆脱内忧外患的困扰，很多人对中央决定撤销生产建设兵团深为忧虑，也不以为然。有的同志甚至埋怨杨勇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暧昧。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撤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问题，早在杨勇到新疆工作之前已经确定了。
1973年6月1日，杨勇第一次参加新疆领导层的会议，就碰到要改变生产建设兵团的体制。杨勇事前不了解详细情况，不好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但他知道改变兵团体制北京是有不同看法的，因为改与不改相持不下，这次会议未作定论。
坚决反对撤销兵团的王震将军四处游说，慷慨陈词，痛斥撤销兵团的理由是自欺欺人。大声疾呼兵团体制改变是自乱阵脚，自毁长城！王震痛心疾首地对湖南老乡杨勇讲，“老毛子”快把爪子伸进来了，我们有些人还在那里喊撤兵团，这是爱国还是卖国。现在敌人的爪子不敢伸进来，就是因为兵团有几十个团场摆在将近2000公里的边境沿线，他们屯垦戍边，固守疆土，是一支无可替代的力量。有人要挟中央，说什么兵团体制不变，自治区党委一元化领导落实不了。还说什么兵团与民争利的矛盾不解决，会严重影响民族团结。实行一元化领导就非得把兵团撤掉？真是一派胡言！你看吧，总有一天我们会后悔的。王震再三叮嘱杨勇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同时告诉杨勇，新疆很多老同志是他带进去的，有些人被打成“走资派”，很多人靠边站，还有的被整得家破人亡，请杨勇关心这些老同志，早日给受迫害的同志落实政策。
王震是驰骋沙场的战将，又是敢于仗义执言的“谏将”。战争年代虽未与杨勇一起搭档，但彼此十分熟悉，感情也颇为投缘。王震是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创建者，与兵团的感情自然非同一般。杨勇完全能理解老战友的心情，但一时不便表态，只好劝王震先不要急，看看中央最后怎么下决心。他去新疆后要调查研究这个问题，中央如征求意见，他会表明态度的。杨勇表示，新疆真要打仗，没有兵团支撑是不行的。
王震知道杨勇处事沉稳，是个不见鬼子不拉弦的人，有这个态度已经很不错了，故未再过多强求。不料拔脚走人时却扔下一句话：“好汉不提当年勇喽！”
好一个“好汉不提当年勇！”杨勇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便笑着说：你王胡子的激将法不灵喽！”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
杨勇到新疆后，利用勘察地形的机会，先后在伊犁、奎屯、石河子、喀什、阿克苏、库尔勒等地接触了农垦师的领导同志，又同生产建设兵团两位熟悉的副师长作了深入交谈，这才发现问题的实质不是党的一元化领导不落实。兵团对自治区的领导是十分尊重的，对自治区的指不是认真贯彻的。与民争利的问题确实存在，但只是个别单位，多数团场不但不与民争利，有的还让利于民。靠近边境地区的团场，每年都会帮助群众代灌、代耕、代种、代收，引导群众科学种田，科学管理，很受当地群众欢迎。问题的根子是兵团领导班子观点对立，对下没有威信，对上不讲真话，管理工作与生产建设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杨勇多次同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兵团司令员张竭诚交换意见。张竭诚被搅得焦头烂额，也表示了惹不起和尚先拆庙的赞成态度。
在杨勇眼里，张竭诚是个很精明的领导干部。从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到长征北上打日本，张竭诚以智勇兼备为上下称道。这个抗美援朝战场上39军117师的师长，指挥该师参加了中朝两军对联合国军的全部战役，还创造了全师一次歼灭美伪军最多的战例。张竭诚的能力，得到包括杨勇在内的历任志愿军司令员的欣赏。“文革”中兵团上下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是周恩来点将，让张竭诚到兵团治理乱象的。张竭诚外圆内方，把机关几个闹腾得最厉害的骨干分子加官晋爵，交流到远离乌鲁木齐的单位去了。这一招釜底抽薪，虽说减少了派性对领导班子的干扰，但还是没有解决内斗不休的问题。
林彪折戟沉沙后，张竭诚正准备再整旗鼓，收拾乱局，自治区主要领导人却多次建议中央撤销兵团建制，划归自治区一元化领导。张竭诚从民族团结大局出发，投鼠忌器，很想作为又难以作为，情绪难免受到影响。
1974年8月，杨勇再次和张竭诚交换兵团体制改革的意见，弓长竭诚不无忧虑地说：“新疆内忧外患并存，正当多事之秋，撤销兵团还得三思而行，撤销容易恢复难啊！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弊相衡取其轻，看看中央怎么定吧！”
杨勇知道这是张竭诚的心里话，也是他自己的真实想法，但考虑到新疆领导层的复杂性，还是对张竭诚说：“你的难处我知道，但不能因为难就往后退。现在稳定压倒一切，我们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只要你们头上还顶着‘兵团’这顶帽子，对内对外还是有威慑力的。”
杨勇不完全清楚，撤销兵团这件事从林彪摔死不久就提出来了。但在1973年6月初中央召开新疆工作会议之后，没有人再就这个问题同杨勇深入交换过意见。
1975年1月3日，自治区以两个党委的名义向中央报告，正式要求撤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将其划归自治区领导。要求会签的报告摆在杨勇的办公桌上，自治区承办人员多次催问会签的情况。杨勇苦思冥想，别无良策，只好在自己的名字下画了圈。那一刻，杨勇的心情是沉重的。他知道，这个被自己拖了快两年的违心报告，一旦被中央批准，必然会将“戍边”重任从230多万屯垦战士的思想上解除掉。
杨勇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也不便坚持自己的意见，因为要求撤销兵团的人身份特殊啊！
在杨勇看来，一支劳武结合、屯垦戍边的部队，成立于和平时期，撤销于危难时期，这不符合居安思危的战略思维。杨勇明白，生产建设兵团是稳定新疆的“底盘n。兵团稳则新疆稳，兵团乱则新疆乱。为了防止兵团职工人心涣散，杨勇在多种场合充分肯定兵团的作用。1975年4月14日，杨勇在农9师再次强调：“兵团不管有多少缺点、错误，成绩是主要的，是大的，工农业都占全疆的三分之一。新疆能有现在的局面，是同兵团分不开的。1962年伊塔事件后局势能很快稳定下来，也是靠的兵团。”
杨勇的讲话犹如一股春风，给天山南北的屯垦战士送去了温暖，大家口口相传，不胫而走。杨勇后来说，他的这个讲话既是给下边听的，也是给上边听的，还是对一个多月前中央撤销兵团那个文件的表态。杨勇认为，因为一两个人而否定一个单位，甚至否定一段历史，这不是唯物史观。兵团20年的辉煌成就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兵团撤销，新疆的军事力量必然会受到削弱。作为新疆战区的最高司令官，杨勇必须从打仗考虑，为新疆的安危负责。
杨勇全局在胸，料远若近。两年多前，他对改革兵团体制虽未置可否，但已经在考虑应对办法。1975年1月，杨勇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把自己的担心和建议向叶帅汇报。叶帅告诉杨勇，兵团体制改革的事虽然定了，但新疆的军事力量不能削弱，兵团的现役部队和干部全部收回军区。回到乌鲁木齐，杨勇立即要求司令部拿出具体方案，准备接收生产兵团的现役部队和现役干部。
1975年7月，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提出军队要整顿的要求，全军各大单位的员额都有减少，唯独新疆军区的员额略有增加。军区根据军委总部的命令，在生产建设兵团现役部队的基础上，新组建了13个边防团和1个边防独立营。后来又组建了东疆军区和3个守备师、两个守备团。还在兵团农垦师编配了现役武装部，加强对兵团武装基干民兵的训练和管理，保证这支准军事部队召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杨勇失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撤销了；杨勇庆幸，新疆军区的军事实力增强了。
1977年8月，兵团撤销刚满两年，国防部粟裕副部长到新疆视察，专门就兵团撤销的利弊进行调查。8月6日，粟裕听了新疆军区关于兵团撤销后的情况汇报。之后王震两次到新疆调研，对兵团撤销后的屯垦工作提出了批评。
1981年是新疆的多事之秋，1月21日，叶城县发生了动乱事件；5月27日，伽师县发生了反革命武装暴乱；10月30日，喀什发生了动乱事件。
王震将军站在保卫新疆、建设新疆、维护国家统一的战略高度，预见到新疆潜伏的动乱因素。1981年6月30日，王震上书邓小平，提出恢复生产建设兵团的建议。第二天邓小平即作出批示：“请王震同志牵头约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生产建设兵团的必要性作一系统报告，并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之后邓小平在王震、王任重的陪同下，又于8月亲临新疆视察。在农垦新城石河子，邓小平一言九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很有必要”。是年10月，邓小平同王恩茂谈话时进一步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
1981年12月3日，中央〔1981〕45号文件下达了《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
1982年6月1日，庆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大会在乌鲁木齐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王震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到会讲话庆贺。
1982年10月，兵团农1师首任师长，乌鲁木齐军区副参谋长任晨去医院探望杨勇。杨勇握着任晨的手说：“兵团的弯路，是我们国家弯路的缩影。因人废言，因人废事，这个教训不汲取，国家还得走弯路啊！我投鼠忌器，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责任、有教训的！”
杨勇的胸怀是坦荡的，杨勇的策略是明智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并非是真正的智者。弯路，是历史前进道路上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历史最终会回归正道。
杨勇看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回归正道的这一天。否定兵团历史的非议被历史否定了。
少琢磨个人的进退去留，多为高原部队办些实事
杨勇带兵，以爱著名，以实见长，对部队反映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总是要亲自过问。高原部队增配副职、实行人员轮换问题解决后，南疆军区副政委黎斌的一份调查报告引起了杨勇的重视。
1974年4月，黎斌到汽车29团蹲点，检查年度开运的准备工作。在和干部战士交谈中得知，全团有6个连队回家探亲找对象的老兵，目标全部“脱靶”，清一色的剃了“光头”。另外3个连队的老兵虽然找到了对象，满打满算还不到10个人。
准备上山的第一梯队，这时正加紧检查车辆，装载物资，在“首战必胜”的口号声中摩拳擦掌，等待首长下达开进的命令。听到有6个连队老兵找对象全部挂了“空挡”，情绪一下子蔫下来了。几十个准备年底回家找对象的老兵，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像打足气的轮胎扎了钉子，慢慢开始漏气。
士气不振，兵之大患。背着找不上对象的包袱上高原，方向盘是把不准的。为了让老兵甩掉包袱，黎斌找老兵逐个谈心。经过几天的深入沟通，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一是驻地偏远，二是职业危险。姑娘只要在地图上一看叶城的位置，再顺着地图上的新藏公路走一趟，没有几个敢对世界屋脊上开汽车的兵哥哥动心。
黎斌又同找到对象的老兵交谈，9个人的体会比没有找到对象的同志多了一条：一是在部队立过功；二是请妇联和民政局帮忙；三是不挑三拣四，速战速决，抓到手就结婚。有个老兵调皮地说：“雀儿一关进笼子就飞不了啦！”还有个老兵告诉黎斌：“媳妇和我商量，我不复员她不怀娃娃，担心我没了，拖个娃娃不好再找男人。我一黑脸就答应了。万一我光荣了，我哥还有两儿子，爹妈坟头上断不了香火。”可是，就这9个人找的姑娘中，也有几个结婚后思想发生了变化，还是担心咼原开车太危险。
姑娘们的担心不是没来由的。汽车29团的驻地叶城县，位于塔什拉玛干大沙漠的西部边沿，新藏公路零公里的里程碑就在营房墙外。从这里到喜马拉雅山下的普兰边防部队，都属于这个团的运输保障范围。每年从5月开运上山到11月回营休整，有七八个月在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冈底斯山和喜马拉雅山上颠簸驰骋，年度的收尾工作到春节前才能完成。
由于任务繁重，干部战士回内地探亲只能从11月、12月开始，分两批安排。扣掉往返路上花费的一个月到一个半月，探亲同志在家里的时间充其量也不过一个半月左右。大龄官兵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解决婚恋问题，常常谈10个吹9个。有的虽然在家里谈的热火朝天、山盟海誓，甚至到了如胶似漆、难分难舍的地步，可恩恩爱爱地跟到新疆，刚翻过天山就调转方向，打道回府了。
杨勇收到黎斌的调查报告后，又专门找黎斌面谈了一次。从黎斌的口头汇报中了解到，车辆旧、故障多固然增加了高原运输的困难，但这些困难多数可以克服，对官兵心理和精神影响最大的还是婚恋问题。
黎斌告诉杨勇，因为高原运输任务艰巨，道路艰险，要求汽车兵必须身体好、技术精，熟悉新藏公路的复杂路况。这样一来司机中驾龄长、年龄大的问题就比较突出。黎斌蹲点这一年，虽然有两个姑娘硬着头皮跟随新婚丈夫坚持到叶城，但没过两天就搭上便车，留下一封不堪回首的亲笔信，在哭哭泣泣中返回内地。还有一年，全团回家乡找对象的老兵“全军覆没”，失败率高达100%。
高原汽车兵的感情痛苦与奉献精神是融为一体的。黎斌还了解到，多年来全团探亲找对象的同志100%按时归队，即便是找不到对象，归队后也没有人埋天怨地，有几个正在修车的大龄老兵甚至嘻嘻哈哈地对黎斌说：实在找不到小妮子，大不了找个小寡妇！寡妇是过来人，经验丰富，她们才知道心疼男人呢！”老兵们个个灰头土脸，笑容怪异，笑声肆无忌惮，狂放的大笑里充满了豪气、野气甚至有些匪气，但听不出丝毫的泄气、丧气和怨气。
黎斌告诉杨勇，置身于这些老兵之中，虽然觉得他们有时言行不大文明，但你会觉得他们很可爱，很可信，很可敬。他们一上新藏线，心里只有高原，只有任务，只有对汽车兵望穿双眼的守卡战友。
杨勇从黎斌哪里知道，叶城县城很小，汽车兵形容说：“一条马路一座楼，一个警察看两头，油门还没踩到底就到郊外了。”
在这个少数民族人口占98%的县城内外，几乎找不到汉族姑娘，汉族女人集中在一家军队医院。医院未婚女子分配来之前多数有了男朋友，没有男朋友的或者在本院找，或者在喀什甚至乌鲁木齐找。上10年来，汽车团的老兵没有从医院领回一个女人。有的护士讲，高原汽车兵可敬不可爱，嫁给他们担不尽的心，解不完的愁，只要男人一上新藏线，天天都有当寡妇的可能。汽车团与医生护士恋爱成功的几个人都是干部，还有几个战士与护士是先恋爱后复员再结婚的。
黎斌到医院调查，发现医生护士也有自己的纠结和苦衷。因为当地仅有的汉族学校教学质量太差，建院几十年全院没有一个孩子考上大学。无奈之下，绝大多数孩子都被送往喀什、乌鲁木齐或内地上学。有个同汽车团干部结婚的护士说：“我现在是一根肠子两头牵，一头牵挂乌鲁木齐上学的孩子，一头牵挂上高原的丈夫，一年到头都有后顾之忧！实在坚持不下去，我们两口子只能选择转业这条路。”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黎斌向杨勇汇报后没几天，赵德路问我：“汽车29团官兵的实际困难军区过去知道不知道？”
我如实回答：“知道！但没有办法解决，还向总部反映过，总部也没有好办法！”我告诉赵德路，高原哨卡上官兵的实际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我顺便举了几个事例。
1972年9月，我上阿里路过海拔3800多米的30里营房兵站，在这里适应几天高原气候，顺便米访了医疗站和机务站几位同志。其中，让我感动不已的是发生在医疗站、通信站和天空防区几个哨卡的故事。天空防区的哨卡海拔都在5000米以上，因为不通电话，电报成为指挥员联系山上山下的唯一手段。只有大雪封山出现急症重症病号时，才允许用电报会诊治疗。在这种情况下，一组密码能让一个年轻生命起死回生，也能让绝望中的亲人鼓起生命的风帆。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发生的大地震，哨卡上的指战员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时值喀喇昆仑冰封雪锁，邢台籍战士小刘得不到家里任何消息，本来就缺氧的紫黑色嘴唇上，急得冒出来一串串明晃晃的水泡。情急之下，哨卡领导给30里营房前指发报，请前指转告叶城机务站与小刘在乌鲁木齐的哥哥联系，询问家里受灾的情况。经过4个机房站的接力传送，小刘的哥哥回电话说，希望弟弟给父母说几句话由他设法转告。前指从保密考虑，要求小刘给父母说的话不超过20个字。小刘有一肚子话要对父母说，想来想去只说了两句话：儿子现在守边卡，路通回家看父母！”
14个字的电报发出后，小刘守候在机要室旁边的房间里，目不转睛地盯着闹钟，看着两根指针滴答滴答地走着。凌晨4点钟，正在打盹的小刘被报务员推醒，电报上只有4个字：“全家平安”。小刘拿着巴掌大一片纸，翻来覆去找不到第5个字，这才流着眼泪睡觉去了。其实这4个字的电报还是前指首长为了安慰小刘编发的。
小刘后来才知道，就在地震发生的那一瞬间，他家的房子在轰隆隆的摇撼声中，顿时变成一堆瓦砾。父亲和妹妹同时遇难，母亲万念俱灰，加上骨盆粉碎性骨折，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多一天都不想活，苦苦哀求医生不要救她。就在这生死关口，医生把小刘兄弟俩的电报递到母亲手里。哥哥在电报中除了转达弟弟的思念，还告诉母亲他已登上69次火车正往家里赶。护士念完电报，不识字的母亲泪眼婆娑，呜呜直哭。突然，母亲止住哭泣说：“医生，我不想死了，我要活下去，为儿子活下去！”
拿着不到3行字的电报，看着母亲要活下去的神情，医生和护士的眼眶也湿润了。他们哪里知道，小刘为这封电报，整整等了26个小时呀！
30里营房医疗站从建站起，就立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电话线路架通后，每年除夕，女医生女护士要为哨卡官兵唱几支歌，不会唱歌的要说笑话，讲祝福的话。道路解冻后去哨卡巡诊，医疗组要有女同志参加，只要官兵请女同志唱歌跳舞，任谁也不能拒绝。
30里营房前指向医院提出，选拔到医疗站的女性医护人员，不光要身体好、业务好，还要性格开朗，能歌善舞。在前指首长看来，医疗站的女同志虽然不在前哨，但她们的存在，她们的歌声，她们释放的正能量，都能融入到哨卡的战斗力之中。
杨勇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把高原边防部队的主要问题归结为体制编制问题、定期换防问题、有线通信问题、道路保障问题、重病诊治问题、恋爱婚姻问题、子女上学问题、机场建设问题以及冬储物资的种类问题等等。尔后指定钟光国副参谋长、政治部展征副主任和后勤部何华章副部长，召集军区司政后机关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分类梳理，拿出应急解决的办法和边防建设的3年规划，提交军区常委讨论后上报总部。
1974年4月，乌鲁木齐军区第一个边防建设3年规划形成初稿，长期困扰高原边防部队建设的老大难问题即将分期解决。就在这节骨眼上，负责牵头制定规划的钟光国病倒了。
钟光国被诊断为癌症。杨勇看到病情报告，立即赶往医院，当面交代卫生部和医院领导，尽快将钟光国送往301医院救治。
离开医院前，杨勇握住钟光国的手说：“你4年上了3趟高原，下一步这个3年规划还得靠你抓落实，我等你回来！相信你会回来！这个规划完成后，我们还要制订第二个3年规划，到时候咱们一块坐飞机到阿里边防看部队。”
1975年1月，得知钟光国的病情急剧恶化，杨勇向正在参加的人大会议请假，专门去301医院看望钟光国。为不惊扰病人，杨勇特意换了一双布鞋。汽车从前门饭店出发，杨勇一路上没有说一句话，钟光国的音容笑貌始终在他眼前闪现……
汽车开到301医院南楼，杨勇打开车门，迎上来的院领导和医护人员引导杨勇朝电梯走去。杨勇停住脚步问：“钟光国同志住在几层？”
大家被杨勇的突然发问弄得不知所措，站在一旁的孙静萍医生连忙回答：“钟参谋长住一层。”
“住一层就不用上电梯了吧！我来看病号，谁的病重先看谁。”说完，跟孙静萍走进钟光国的病房。
医院的同志事后才知道，当时新疆那位主要领导正在南楼4层查体，大家以为杨勇是看那位同志的，这才出现了领着杨勇上电梯那一幕。
看到钟光国的重病治愈无望，回到宾馆，杨勇打电话让军区干部部部长周旭民到北京，听取钟光国家属的意见，当面商量钟光国后事的安排问题。
杨勇没有把钟光国等回来。
1975年5月，杨勇从外地赶回乌鲁木齐，把沉痛的泪水洒在钟光国的追悼会上。在杨勇看来，钟光国的生命维度是多元的。钟光国的生命长度虽然只有57个春秋，但他生命的高度耸立在海拔6700米的界山大板上，他生命的强度在颅骨重伤后经受了枪林弹雨的考验，他生命的亮度在几千公里边防线上辉映。
1977年8月，乌鲁木齐军区第一个边防建设3年规划如期完成，杨勇开始考虑第二个边防建设3年规划。规划框架还未成形，杨勇调离乌鲁木齐军区，先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后来又任军委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勇虽然工作繁忙，重病在身，仍然关注并指导着高原边防部队的建设。杨勇病重住院后，他对乌鲁木齐军区前往医院探望他的同志说：“你们要少琢磨个人的进退去留，多为高原部队办些实事。”
1982年9月，神仙湾哨卡被中央军委授予“喀喇昆仑钢铁哨卡”的光荣称号。杨勇看着命名大会的电视报道，嘴里念叨着神仙湾边防站的名字，会心地笑了。
1983年1月6日，杨勇的心脏为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画上了句号。邓小平、胡耀邦、万里、杨尚昆、姚依林、乔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3000多人向杨勇遗体告别。
1月16日杨勇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追悼会，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致悼词。
1月17日，我收藏了刊登杨勇追悼会消息的报纸，以此寄托我对老司令的哀思。
杨勇将军的女儿杨菁在回忆父亲的《往事》一书结尾写道：“一个人的生命终结了，他的一生已经成为往事，但他们的事业却未结束……”
“勿忘往事，那是我们的历史；书写未来，那是生者的责任。往事与未来，就是人类历史的更迭延续……”
如今，我调离新疆军区20多年了，许多往事已渐渐淡忘。然而杨勇将军戍疆生涯中展现的文韬武略和凛然正气，依然像不曾熄灭的光焰在我心中闪烁。杨勇震慑强敌的韬略、治理乱局的举措、体恤群众的真情，在各族军民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成为天山南北、大漠绿洲历久弥新的记忆。他人在千里外，心系昆仑山的爱兵情怀，更让我高山仰止，至今难忘。
往事渐行渐远，杨勇将军并没有走远。我依然能感到他穿越时空的凝聚力，依然能听到他不朽灵魂的召唤声。
二〇一四年七月
参考书目
1《往事——杨勇将军的非常年代》杨菁著。
2《杨勇上将》舒云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版。
3《杨勇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4《杨勇同志在新疆》李增林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