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注：
尽管毫无文学价值，但从多个方面来看，《论修道院》都是一部非凡的文献。首先，它是现存最早的罗珀语著作，虽然有些部分由于太过古老而几乎无法解读，但仍然极富吸引力。其次，它是在文中记述事件的同时期写成的（关于时间线的严重不自洽，参见拜因斯，AJA2007, 42-7）。最后，作为个人文献而不是正式编年史，它是一份来自久远年代的独特样本。因此，它给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倾听真实历史之声的机会。依照汉森（CJ 1987, 33ff）巧妙的论证来看，它并非文中叙述者亲笔所著。但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从一个对我们而言极度陌生且遥远的世界传来的遗音。
除了特别标注处之外，我的译文完全遵照佩德雷蒂的剑桥本抄本。感谢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约翰·兰卡斯特，他对众所周知的被严重篡改结尾部分进行了解读，还提出了将“ezaucho”一词译为“储布柜”的中肯建议。
灯塔常被视作修道院的象征。一盏被精心照料的摇曳灯火，在野蛮的暴风雨中用微光坚定不移地指引路途，直到太阳再次升起——不用说，这是东部地区的看法。北部和西部的修道院没有隐喻象征，因为在那里它们不是美丽的意象，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严苛的地主，不可靠的生意伙伴，糟糕的邻居，拖沓的付款人。曾经，登斯-蒙蒂斯北边和谢维克西边三分之二的土地都是修会的所有物，他们拥有磨坊、桥梁、矿场、制革厂、伐木场、锻造厂、拦河堰、船泊位、鱼塘、水闸、渡船，以及你所需的每一样该死的东西。没错，这其中大多数确实是他们出资建造的，其他人没这个钱，因为全被修道院以地租和什一税的名义拿走了。至少北部人都是这么说的。我知道这个，因为我去过那里。
搞什么名堂，他们把钱都花到哪去了？北部人常问。惯用的答案很准确。他们把钱用来照料摇曳的灯火，花费在了五万名不停写作和抄录手稿的识字修士、颜料和画家、音乐、雕塑、建筑上，也花费在了智慧、美学、哲学、数学、知识、真理，以及无敌骄阳的荣耀上。这代价和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成就相比不值一提，而担负起保存它们的责任，维护它们免受黑暗侵袭的，唯有修会而已。
他们也把钱花在了其他事情上。对牛皮纸与羊皮纸的无尽需求意味着牧养庞大的畜群，也意味着吃不完的小牛肉和羊肉，足以让你见肉就反胃，只渴望喝一碗清淡的扁豆汤。
他们还有其他的开销。修道院是皇帝们弃置尴尬的亲戚的地方，远离危险，眼不见，心不烦。要不然就只能把他们屠杀殆尽——仁慈是需要代价的。
自从皇帝病倒之后，政务大权就移交到了皇后手上，至今已经过了五年。当然了，这只是陛下身体康复之前的暂时局面。实际来说，这意味着你要入宫就得到雄狮门去，腼腆地敲敲侧门。从小窗里向外打量的那些壶盔佬是皇宫禁卫，而不是皇帝的亲卫军。这安排甚合我意。亲卫军都是从不识字的蛮族人中征募的，道理我明白——他们绝对忠诚，只听命于皇帝本人，置身于政局之外，如此等等——但我还是喜欢能听懂帝国语的守门人。用手语表达“我约定要和南岸水道副总监会面”可不是轻松事。
当然，这一次我没遇到什么问题。如果皇后派人召你入宫，使者会给你一只镶嵌祖母绿和石榴石的昂贵象牙小纺锤，守门人会把它收走，之后就谁也不会来找你麻烦了。
一个身着饰有金流苏的蓝色长袍上的侍从取走了我的头盔和佩剑，带着我爬上大概一百万级台阶，穿过足有一百万里的走廊——我刚刚在战场上度过了四个月，本以为自己体格强健，结果没过多久就累得一身是汗，喘个不停，那个挺着肥肚子的光头却高高兴兴地快步走在我前面，凉鞋在石板地上啪嗒作响——直到我们来到了紫厅的辉煌铜门之前。这时我突然能认得路了。我站在厅外等待他通报我的到来——全是军阶和头衔那一类东西，我永远也不会把它们和我的名字联系起来——然后进入厅中，孤身面圣。
当然啦，这全都是做戏，因为跟帝国与权威有关的一切总是如此。但我得说，她做得真好。皇后传召时，接见地点安排在名字可笑的“小内室”——房间足有佩尔米亚那么大，只是不包括河流——你站在光滑的大理石荒漠边缘，而她坐在对面十二尺高的窗户边，以便有充足的光线来做她的针线活。
我和你说吧，这是人类历史上政治色彩最浓重的缝纫活计。做戏就做的是这个：她虽然身为整个文明世界的皇后，但内心仍然是个普通的贤妻，不辞辛苦，俭省朴素，脚踏实地，精打细算。她就坐在黄金和象牙打造的椅子里，穿着自己纺的羊毛制成的简单衣裙，手上要么在给衣领锁边，要么在缝补磨损的床单。她这不是装样子，而是真的在做针线，皇家马厩的所有马夫穿的都是皇后陛下亲手织的袜子。而她坐在那儿数毛线的行数或者咬断丝线末端的同时，也在心里制订着六个省份的预算方案、计算着纯金币对维萨尼泰勒币的新汇率。
她没有抬头。“噢，”她说，“你来了啊。”
我嘟嚷着奉召进宫之类的话。“大点儿声！”她厉声说。我大喊着重复了一遍。她觉得老妇人理应有点儿耳背，不过她其实耳朵灵得像蝙蝠。
“我早想和你谈谈了，”她的语气让我心里一沉，“我读了军需处的报告。过去六个月就消耗了一万八千双靴子，还有九百吨锁子甲环。已经超出今年预算的百分之十七了。我的钱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不，姑姑。”
“和你父亲一个德行。”她眯着眼睛穿针，“我一个劲儿告诉他，如果没有钱供养守备部队和要塞，获得再多辉煌胜利都没用。你出去杀十万个蛮族人，然后直接掉头回来，能达到什么目的？什么都没有，只是让蛮族人仇恨我们而已。当然了，他从来不听我的，瞧瞧现在吧！”她把针和棉线向我递来。我很会穿针，熟能生巧。“你任由那些承包商狮子大开口，就是这样，”她说，“你的毛病就是不动脑子。你觉得我只用挥挥魔杖，钱就会凭空出现。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我清了清嗓子，“事实上，姑姑，我不负责军需采购。严格来说我已经不是军官了，我是帝国特使，也就是说——”
“哦，闭嘴吧！”她把针拿回去缝了几针，针脚整齐微小，“我知道你是什么，这官职还是我给你的，还记得吗？就是你姑父想把你送去斯考勒尼的那阵子。现在我有新的工作要给你，希望你别彻底搞砸。”
这种话本该让人心生怨恨。声明一下，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我和萨尚方面商定了为期两年的停战协约，解决掉了厄尔斯万的王储，还和布勒米亚人结成了摇摇欲坠的同盟，共同抵抗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我并不期望这些成就被载入史册，因为它们都只是没有发生过的战争，没有机会开展的伟大战役，和帝国不需要面对的至暗时刻而已。不过，随便吧。
“好的，姑姑。”我说，“我有什么能为您效劳？”
“就是那些讨厌的海盗，”令人恐惧的海陆劫掠者在她口中仿佛只是个卖香肠要价太高的屠夫，“他们攻击了科特-罗什和科特-苏尔，放火烧得一干二净，什么都没剩下。真不光彩。所以我要派你过去。把小剪刀递给我。”
我惊得说不出话来。我把小剪刀递给了她。
其实，她倒也不坏。你肯定注意到她十分有技巧地提起了斯考勒尼，她永远不会让我忘记这个。如果你熟悉我糟糕的过去，就会知道我和长公主（愿她安息）在床上被人抓了个正着，已知世界的皇帝、无敌骄阳的兄弟乌尔托二世陛下因此怒不可遏。他想剁了我的“老二”，把我送去沙漠里的修道院，让我（按他的说法）反思什么叫作可接受的行为。但她拯救了我。她每天早餐时都和他念叨不休，在他午睡时也说个不停，他结束了一整天的繁重政务，快要陷入安眠时，她又会重新提起这件事：他还年轻，给那孩子一个补偿错误的机会吧，就算是为了我亲爱的不幸的弟弟，他可是为了救你的命才死的。如此这般，反反复复。多亏了她，我现在才在写这个，而不是每天晚上都摸索着检查枕头里有没有蝎子。
临危受命之后，我做了任何负责可靠的人被派往前线之前都会做的事：我料理了自己的后事。
常客在午夜之后才会光临勤勉与仁慈酒馆，但我知道她在那里。我把兜帽拉下来遮住脸——很蠢的行为，所有人都会知道你是那个试图低调的家伙，所有人都会盯着你看——然后询问其中一个女人有没有见到她。
她瞧着我，“你没听说吗？”
我花了大半夜疯狂地奔走于各个凄惨的慈善机构之间，最终，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我在改造院找到了她。那堆浑蛋把她扔在了醉鬼拘留房，只给了她一张肮脏的旧毯子，含糊其词地向她保证会有人来帮她。她抬起头，对我皱眉。“嗨，你好呀。”她说。
我几乎崩溃了。这是我们俩的私人笑话，她最不喜欢的常客（大概七尺高，完全没有私人空间的概念）这么和她打招呼，让她想尖叫。“嗨，”我说，“今晚休假？”
那把刀插在她肚脐左边一寸的位置。没法儿判断她出了多少血。“我可能惹到他了，”她说，“有多糟？”
她知道我了解这方面，毕竟我是当兵的。“不怎么好。”我告诉她。
“已经不流血了，”她说话的时候嘴唇在颤抖，“刀是干净的。我的刀。你知道的，银柄的那把。”
她的那把刀一般放在枕头底下。“我会把你接出去的，”我向她保证，“我去找二十三军团的军医，你会没事的。待在这里，我马上回来。”
我跑出去的时候她说了句话，但我没听清。我狂奔到马车门，在小礼堂阶梯前找到了一顶轿子——太幸运了——拿五元泰勒币让轿夫载我赶去营房。他们一路跑着去了，老天保佑。
等我找到了医生（他已经上床睡觉了，我不得不向他下达军令），轿夫抬着我们跑回改造院的时候，我已经不奢望她还活着了。我记得自己一路上都在悄声祷告，情愿用我的性命换她活下来，仿佛真心相信上头有东西会听见我的祈祷。我不清楚。也许真的有。
那医生是个乖戾的老家伙，但一看见伤员就不管其他的了。我把轿夫们拉了进来当搬运工，他们像抬糖人一样把她抬了出去。“不能把她带回营房，”医生告诉我，“违反军规。”
我没想到这个，而医生视军规如生命。你瞧，我其实没有房子，也没有自己的家，平时只是在各个宫殿里暂住而已。真蠢啊。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这点。
我没有房子，但我有钱。“西坡的凯西利亚大宅，”我对轿夫说，“知道吗？”
蠢问题。那是河北岸最重要的地标之一。他们顺利到达，听到我让他们把门踢开时不太乐意，但又拿了五泰勒币之后就没意见了。“你不能这么冲进去。”医生说。我对他怒目而视，指出房子本来就在等待出售，而我决定买下它，明早就立刻派人带着支票去找代理商，现在快他妈干你的活去。
我待了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再也无法忍受，留下医生一个人，告诉轿夫们（尽管没有要求，他们还是自觉留下来待命。真是神奇，当世界与你为敌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微不足道的陌生人一路伴随你到最后）把我载去“骑士”那里。我踢门吵醒了他们。开门的那个男人准备去叫巡逻队的时候，我告诉他我是来买凯西利亚大宅的。
“现在是凌晨三点，”那人说，“非要这么急吗？”
“要价是多少？”
他用手指揉着眼睛赶走困意。“六百万。”他说。
“有纸吗？”
我以金十字神殿的名义写了一张支票，然后交给了他。他盯着支票，看见我的名字，他的神情变了。请进，他说，请坐，别拘束，您想来点儿茶和蜂蜜蛋糕吗？我说，谢谢，我赶时间。他眨了眨眼，开始说起钥匙的事。我告诉他没事，我不需要钥匙。
真奇怪，对吧，在出现这样的情况之前，你对一些事情——非常巨大，重要，塑造并掌控你的人生的事情—— 一无所知。我没意识到我没有家。我没意识到我爱她，胜过世上任何人或事物。
“不要紧了，小伙子们，”我对轿夫们说，“不用跑了。”
——因为我并不急着回凯西利亚大宅（现在已经是我的财产和我的家了）。怀着希望前进比赶到目的地之后听见坏消息要好。但我们似乎没花什么时间就抵达了西坡。我只来得及做好心理准备，就像我曾在其他情况下做过的那样。你知道那个说法的。抱最大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
所以，我真的没有料到医生会一脸不快地告诉我“她会没事的”。一阵不可思议的轻松感席卷了我，让我觉得头重脚轻。
“真的吗？”我问。
他白了我一眼，这是我自找的。“假的，我逗你玩的。当然是真的了，她会没事的，过段时间就能康复。拜托，这样的伤你没少见过啊。”他皱起眉头，突然记起了什么，“我不是帮你缝合过这种伤口吗？”他说，“三年前科洛里斯战役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