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张之洞之子张权，之侄张检、张彬的京中密信

一、李景铭与《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

在数量极其庞大的“张之洞档案”之中，有数以百计的文件涉及戊戌变法，而能让我眼前一亮、怦然心动者，是其中一件精心制作的折册，木板夹封，封面的签条写“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石芝所藏”（以下称《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1]其中的一些信件透露了戊戌变法中的重要内幕。

正当我为“石芝”其人感到极为困惑时，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的茹静女士向我提供了情况：“石芝”很可能是李景铭，该馆另藏有“李景铭档案”8册，装订样式大体相同，也有3册亦署名“石芝”；其中一册题名已脱落、封套题为《李景铭存清室信札》者，页内有红色铅笔所写字样：“信札共9册，56、4、27萃文斋，共价60·00，总59号”。[2]由此看来，《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原是李景铭所收藏，于1956年4月27日由近代史所图书馆购自于北京琉璃厂旧书店“萃文斋”；又由于该册题签为《张文襄公家藏手札》而从“李景铭档案”中抽出，羼入“张之洞档案”。

李景铭，字石芝，福建闽侯人，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清末任度支部员外郎；北洋政府时期任财政部赋税司司长、印花税处总办等职。他对清朝历史较为熟悉，著有《三海见闻录》、《闽中会馆志》等书。[3]然他又是从何处搜得这些信札，情况不详。台湾大学历史系李宗侗教授的经历，可能对此会有所帮助。李宗侗曾著文称：

昔在北平，颇喜购名人信札，所积至万余件，带至台者不过数百札耳。此劫余之一也。吾所注意与收藏家不同，收藏家偏重人与字，而吾则重内容，若内容重要，即片简断篇亦所不计。文襄遗物多经后门外估人之手，以其故宅在白米斜街，去诸肆甚近。忆曾购得两木箱，杂有诸人致文襄信札及文襄所批文件与亲笔电稿若干件，现回忆之，皆可谓为至宝矣。[4]

李宗侗为晚清重臣李鸿藻之孙，他从地安门外旧物店收购了两木箱的张之洞遗物，李景铭是否亦是如此？而李宗侗于1935年因故宫盗宝案离开过北京，他的收藏是否另有出让？

《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贴有李景铭所写的五张签条：一、“张权，字君立，直隶南皮人，文襄公长子。戊戌进士。户部主事，礼部郎中，四品京堂。”二、“此三纸系杨锐号叔峤所写。”三、“张检，字玉叔，直隶南皮人，文襄公胞侄。庚寅进士，吏部文选司郎中，外放江西饶州府知府，升巡警道，署按察使。”四、“张瑞荫，字兰浦，直隶南皮人。文达公子，官□□道监察御史。”[5]五、“石镇，字叔冶，直隶沧州人。为文襄公内侄，官安徽候补道。”由此看来，李景铭对张家的情况亦有初步的了解。

《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共粘贴张之洞家属书信计24件，另有其门生杨锐来信1件。我之所以对其感兴趣，是因为其中的7件，即张之洞之子张权来信4件（1件为全，1件缺一页，2件为残）、侄张检来信1件、侄张彬来信2件（1件稍全，1件为残）。[6]这些密信写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彬的一残件写于光绪二十一年），皆是向张之洞报告京中的政治情况，涉及戊戌变法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核心机密！

以下逐件介绍张之洞收到的这批密信，并结合“张之洞档案”中亲笔电报，加以背景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