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张权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来信

《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所贴第2件，是张权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1898年8月9日）来信。旁有签条。[62]该信为全，写在红纸上，标有页码，共8页，不分节。我根据内容将之分节如下：

男权跪请父亲大人万福金安。

敬禀者。六月内折差寄呈一禀，想已邀慈览矣。此次折差到京，询悉福躬康健，阖署平安，孺怀深慰。

刘博丈言，今上变法甚急，慈圣颇不以为然。每日谕旨，慈圣俱不看，但云：随他闹去罢。

圣躬违和，外间传言太过。大舅云：虽无大碍，却系旧日有此病根。症系不能存食，每行动五局俱从。时时思食，旋食旋遗，或多食则呕。别无他症，惟瘦弱特甚。现又往复颐和园数次，想已大愈矣。

博丈电言大学堂章程，事先未有所闻，不知燮相与博丈如何说法。及大人来电，当即住询博丈。据云，俟询明燮相再复。过数日，无信，又往询问。博丈云：大学堂事，一字不知。且云：燮相毫无主见，一味徇私。观其色似大有不豫，然当亦未便细询，大约与燮相必有违言也。

博丈言，有人见康有为，问其何日出京？康云：并不出京。其人谓其现奉谕旨办官报局。康云：吾不过骗渠明发而已，实不出京也。

李玉坡言，《劝学篇》圣心甚以为然，面谕枢臣，令各直省书院均以此篇课士。

玉坡又云：陈伯潜阁学、盛伯羲祭酒、崇文山尚书及梁星海丈，此四人皆未易起用，如张幼樵丈，更无论矣也。

李苾园丈奏请将康有为、梁启超置之懋勤殿，以备顾问。刘博丈、李玉坡皆如此说。有广东人言，苾老保康南书房。康在家日日盼望，云：何以谕旨还不见下来？此大约与前系一事，懋勤殿讹为南书房也。

玉坡又言：六月中旬内，有一人闯入景运门。当时拿获交刑部。后少顷，有旨叫廖仲山师令放此人。廖亲到刑部，将此人要出带去。据云，系有洋人为之请，故即刻释放也。乡间来人亦谓，现今凡与教民有争讼，不论曲直，即行打押。或请其罪，官则云：汝去问教堂，教堂言如何便如何耳。以致乡民纷纷入教者极多。都下谣言百出，有谓八金捐一洋监生，即可横行无忌者。此外离奇不经之语，不一而足。

陈桂生侍郎奏言，取士不用八股，愈无把握，以此召回。

大人与仲弢电，当即送交。是日渠正与其伯母开吊，未及细谈。日来亦尚未得渠回信。

王汉辅表弟有信求荐盛京卿处，将其原函收放迷失，不及寻觅也。

李玉坡嘱先代渠请安，渠稍暇再作函也。

匆肃。跪请福安！并请姨太太、姨奶奶福安！

男权谨禀 六月二十二日

寄呈顶好老米五十斤、玫瑰露二斤。

以下参考“张之洞档案”中的亲笔电报，分节说明该信的背景。

该信第一、二节依旧是礼仪套话，但可知张权发信仅十天之后，即再给张之洞发密信。就此频率来看，张权发出的密信数量，应当是相当多的。

该信第三节谈及慈禧太后对变法的态度，也是此信中最值得注意的内容。刘恩溥作为太仆寺卿，平时并不能见到慈禧太后。他所称太后“随他闹去罢”一语，非为太后亲口对其言，而是当时京城内高官之间的传说，很可能是有根据的；且此类传说对京城内高官的政治态度将会起很大的作用。[63]

该信第四节谈及光绪帝的身体情况。“大舅”王懿荣作为南书房行走，平时能够见到光绪帝，但毕竟没有密切接触，也不能为光绪帝诊病。光绪帝确有肠胃病，然王懿荣对病情的描述，与现存医案不符。至于称光绪帝经常去颐和园而病情“大愈”，也仅是一种皮相的观察。[64]

该信第五节谈及大学堂章程。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四日（1989年6月22日）由总理衙门上奏的《京师大学堂章程》，是康有为策划、梁启超起草的，其中包含着“康学”的内容。杨锐给张之洞的密信称：

现派梁启超办理译书局事务，分编、译两门，所编各书，必将删削诸经，以就康学。将来科举，即由大学堂中出，人将讲王氏之新学矣。[65]

张之洞之侄张检曾邮寄梁启超起草的《大学堂章程》给张之洞（详见本章第五节）。由此，张之洞对《大学堂章程》十分关注，曾发电询问孙家鼐；很可能迟迟未得孙的复电，继而又电询刘恩溥。[66]孙家鼐亦有意修改该章程，于六月二十二日上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将康、梁在大学堂章程中所埋设的内容，一一清除干净。[67]张权信中谈到了张之洞的电报，谈到了刘恩溥与孙家鼐之间的往来（孙不愿向刘交底），然他此时还不知道孙家鼐二十二日所上奏折的内容。

该信第六节谈到康有为是否离京赴上海之事。先是五月二十九日（7月17日）御史宋伯鲁上奏由康有为代拟的“请将《时务报》改官报折”，要求派梁启超“实力办理”，意在驱逐汪康年。光绪帝命孙家鼐“酌核妥议办理”。六月初八日（7月26日），孙家鼐上奏，同意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提议由康有为督办，顺势将康请出北京。光绪帝当日批准。[68]张之洞为此于六月十七日（8月4日）发电张权：

急。京。张君立：致博翁两电已交否？博翁云何？速复。宋伯鲁请将《时务报》改官报折及孙燮相请派康办折，大意如何？馆中款项须归康否？言明汪康年办理不善否？速摘要电告。即复。壶。洽。[69]

该电报的前半，即是前段所言大学堂章程，其后半谈到《时务报》改官报之事，张之洞对此十分关心。[70]第二天，六月十八日，张之洞发电张权，问道：“康肯出京否？”[71]看来张之洞也已识出孙家鼐之用意，故有此问。康有为先是同意离京，至此态度已变。[72]刘恩溥听人说康有“吾不过骗渠明发”一语，“明发”似指六月初八日由内阁明发的谕旨，“骗渠”似指骗孙家鼐，即他曾对孙家鼐称同意离京去上海；“实不出京”，指康无意离京。此后，康以“编书未竟”等理由继续留在北京，并发动杨深秀等人上折，要求开懋勤殿。[73]除了此信外，张权似已另用电报报告了康不出京的动向，六月二十五日（8月12日），张之洞发电张权，问道：“康不出京，系何策？”[74]七月十一日（8月27日），张之洞再发电张权：“……孙燮相系座师，临行前须一见。赞其维持圣经，道我钦佩，问其如何处康……”[75]张权此时准备离开北京（后未行），张之洞命其临行前拜见孙家鼐，拉拢关系，并了解孙家鼐处置康有为之设想。

该信第七、八节谈到军机处汉二班领班章京李荫銮所言两事。其一是光绪帝对《劝学篇》的看法。除了前引六月初七日的谕旨外，光绪帝后又于七月初六日命总理衙门印《劝学篇》三百部。[76]但我未见军机处下发令各直省书院“以此篇课士”的谕旨。其二是清流党人的政治前景。“陈伯潜”，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同治七年进士，光绪八年任内阁学士。中法战争时主战，擢会办南洋事宜，因其所荐唐炯、徐廷旭兵败，降五级处分。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张之洞保举“使才”，第一位即是陈宝琛，但光绪帝并未下旨。[77]张之洞为此于六月二十三日发电张权：

……鄂省保荐举使才数人。有二人已奉旨进京，惟陈伯潜阁学一员，不知下文，或奉召，或报罢，速复。壶。漾。[78]

然陈宝琛后又由陈宝箴保举，七月十三日光绪帝命“预备召见”。[79]“盛伯羲”，盛昱。“崇文山”，崇绮（1829-1900），同治四年状元，曾任户部、吏部尚书。他是大学士赛尚阿之子，其女为同治帝的皇后。光绪十二年以病免。梁星海，梁鼎芬，张之洞的心腹幕僚之一。张之洞此时正设法通过黄绍箕，请礼部侍郎唐景崇出奏保举梁鼎芬（后将详述）。“张幼樵”，张佩纶（1848-1903），直隶丰润人，同治十年进士，后任翰林院侍读学士、总理衙门大臣。光绪十年任福建军务会办，署理船政大臣。马江之败后被革职充军，李鸿章欣赏其才华，招为女婿。陈宝琛等人皆是清流党人，与张之洞关系极为密切，此时多已倒台。[80]张之洞非常关心这些党人，尤其是关系最密切的陈宝琛、梁鼎芬，能否东山再起。

该信第九节谈到张之洞最为关心的康有为会否进入政治中枢之事。前节已叙，张权六月十二日来信谈到李端棻六月初六日上有“敬陈管见折”，提出“开懋勤殿，选人才以备顾问”一策，但未称其消息来源；此次张权又称刘恩溥、李荫銮两处消息来源。广东人所言“南书房”一事，据孙家鼐的“说片”，在李端棻奏折中是与“懋勤殿”并称的；而称康“在家日日盼望”等语，又可知当时的京中传言。

该信第十节谈到闯入景运门及民教冲突两事。“景运门”，位于紫禁城乾清门内之西侧，临近军机处，已属“门禁森严”之最的处所。又查六月初三日军机处《上谕档》，有着两条记录：

内阁奉上谕：本日道旁叩阍之山东民人高春风，著交刑部严行审讯。

高春风，年五十七岁，山东恩县人，因街道督令拆卸摊子，心怀不平，为此叩阍。[81]

“叩阍”，即宫门诉冤。上引两条记录不知是否与此事相关。“乡间来人”一语，似指张之洞家乡直隶南皮一带的来人，此时直隶乃至京城内外的民教冲突已是相当严重。两年后，义和团进入北京，酿成巨大风暴。

该信第十一节谈到浙江学政陈学棻反对废八股之事。“陈桂生”，陈学棻（1837-1901），字桂生，湖北安陆人。同治元年进士，入翰林院，时任户部右侍郎，外放浙江学政。五月初五日光绪帝旨命科举改新章，陈学棻对此上奏“命题参用四子六经廿三史片”，称言：

……惟是祛弊必以渐，为学必有师。政令新颁，下通民志，人心默化，全系士心。自制义取士以来，父师以是教，子弟以是率。一旦猝改，子弟无所师承，士心为之涣散。……近日民情浮动，借端生事，不一而足。若使此等无业之士簧鼓煽惑，下愚之民摇动附和，势必酿为不测之祸。盖改试之成就人才、挽回气运者，关系诚大而远，而浮言之变乱黑白摇惑人心者，祸患实隐而深也。臣愚以为此后命题宜饬部臣妥议章程，于贵州学政臣严修所请经济特科内政、邦交、理财、经武、格致、考工之外，仍参用四子六经廿三史，分别先后。仍禁不准引用近时书名人名，以崇体制而杜一切标榜攻讦之弊窦……[82]

该折于五月二十九日递到御前，光绪帝甚为不喜。两天后，六月初一日，光绪帝经慈禧太后批准后明发谕旨：“陈学棻著来京供职，浙江学政著唐景崇去。”[83]这是光绪帝废八股后第一个处理的高级官员。从陈学棻的原片来看，张权所称的“取士不用八股，愈无把握”一语，并不十分准确。[84]

该信第十二节谈到张之洞给黄绍箕的电报，查“张之洞档案”中此期有两电，要求张权转给黄绍箕等人。其六月十三日电称：

京。张君立：转韬、峤。急。佳、蒸、真三电未复。昨有电旨催黄遵宪、谭嗣同迅速来京，系办何事？必康秘谋。速复。钝。元。[85]

“佳”、“蒸”、“真”，分别初九日、初十日、十一日的代日，可见张之洞接连三日发电给黄绍箕等人，以了解京中政情。此电中张之洞让黄绍箕、杨锐去查黄遵宪、谭嗣同来京的背景，以及此中康有为的秘谋。其六月十九日电称：

京。张君立：转仲韬。急。大用有期，欣贺。梁节庵忠悃长才，闲废可惜。请转商唐春卿侍郎，可否切实荐达。节庵近年讲求时务，绝不为迂谬守旧之谈，论事通达，才力敏果，而识趣极为纯正。方今朝廷锐意变法，若用此等人则有变通之利，无悖道之害，实于时局世道有益。徐致靖尚可保人，况名望如春卿，不能不以大臣荐贤之意望之也。但必以通达时务为言乃可。是否可行？速示复。壶。效。[86]

“唐春卿”，即礼部侍郎唐景崇，此时刚替代陈学芬出任浙江学政。张之洞见其圣眷正隆，故让黄绍箕与之商议，出面保举梁鼎芬。然以上两事皆非易易，黄绍箕未能及时作复。

该信第十三节谈王汉辅求荐差使事。“王汉辅表弟”，即王懿荣之次子王崇烈，字汉辅。“盛京卿”，盛宣怀，时以太常寺少卿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王崇烈有意通过张之洞的关系去盛宣怀处任差。

该信第十四节谈到军机处汉二班领班章京李荫銮与张之洞之间的私下交往，并称“稍暇再作函”，即给张之洞写信。这明显违反军机章京不得结交外臣之规定，由此又可知，张之洞在京中有着多处情报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