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召京

“百日维新”之前，清朝中枢还有一项重大政治举动，即召湖广总督张之洞入京辅政。此事还必须从头说起。

中枢的情况与慈禧太后的态度　先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咸丰帝去世前，安排肃顺等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主持朝政；咸丰帝的弟弟恭亲王奕訢与慈禧太后联手发动政变，杀肃顺，以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任议政王，并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这位年轻的近支王公在桂良、文祥、曾国藩等人的支持下，有所振作，开创了“同治中兴”的新局面，洋务运动由此而兴。然而，慈禧太后与恭亲王的矛盾始终不断。同治四年（1865），慈禧太后罢去奕訢“议政王”名衔。光绪十年（1884），即中法战争时，慈禧太后更以“委靡因循”为名，罢免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全体班子，以礼亲王世铎领衔军机处，以奕劻（后封庆亲王）领衔总理衙门，相关的朝政又命军机处与光绪帝的本生父、恭亲王的弟弟醇亲王奕譞商议，实际上是以奕譞当政。该年是甲申年，史称“甲申易枢”。奕譞作为当今皇上的本生父，自要避嫌，而军机大臣孙毓汶，内靠奕譞，外联李鸿章，完全听命于慈禧太后，在军机处渐渐占据主导地位。光绪十六年，醇亲王去世后，孙毓汶更是权重一时，也是清流党人最为敌视的政客。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在朝野的压力下再度起用恭亲王奕訢，重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然奕訢此时已无三十多年前的那股朝气，为政平和，一切以慈禧太后的旨意为归。

“甲申易枢”时，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亦罢去军机大臣一职，仍任工部尚书，并奉命继续在毓庆宫行走（即仍任师傅）。此后不久，翁改任户部尚书，光绪二十年再次出任军机大臣、督办军务处会办大臣，光绪二十一年出任总理衙门大臣。这些重要职位加上光绪帝的师傅，使之地位大升。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此时拜访以文华殿大学士名义在京闲赋的李鸿章，李鸿章建议他直接去找翁同龢，方可解决问题；而李鸿章的幕僚、曾任美国驻天津副领事毕德格（W. N. Pethick），更是直截了当地称：“实际上，翁同龢（总理大臣）才是中华帝国的皇帝”。同为军机大臣的刚毅在与李提摩太的秘书私下交流中竟称：

他（刚毅）对皇帝没有任何影响力，因为翁同龢一手遮天；在内阁（应译为“军机处”）里，汉族官员独行其是，甚至恭亲王与礼亲王都无足轻重。他声言，翁同龢把皇帝引进了一团黑暗里，“蒙蔽了他的双眼”。[125]

需要说明的是，李提摩太的言论经常有不准确之处，但以大势而言，称翁同龢权重，应是事实。[126]

慈禧太后虽不是开明的政治家，却是精明的权术家。她始终认为，只能有一个人对光绪帝具有影响力，而这个人只能是她本人。翁同龢身为师傅，每天可在毓庆宫与光绪帝单独相见，造膝进言。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八日（1894年12月4日），慈禧太后下令撤书房，后因光绪帝派恭亲王奕訢说项，而只撤满文及洋文书房，保留汉书房。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1896年2月25日），慈禧太后再次下令撤汉书房。是日翁同龢在日记中称：

懋勤殿首领传旨曰书房撤。余问长撤耶抑暂撤也？答曰长撤。余入见时，奏此事想懿旨所传，上颔之。[127]

慈禧太后此次行动，是有预谋的，很可能另有罢免翁的设想。[128]翁从此失去了在毓庆宫与光绪帝单独相见的机会，只能在早朝“叫起”时随军机大臣一同与光绪帝相见。慈禧太后的目的，是削减翁的权势。[129]当时的人们对此类举动的意义也是看得很清楚的。[130]

光绪二十年恭亲王奕訢重入总理衙门、军机处之后，孙毓汶及其同党徐用仪先后退出；至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军机处由奕訢、世铎、翁同龢、李鸿藻、刚毅、钱应溥六人组成，总理衙门由奕訢、奕劻、户部侍郎张荫桓、户部尚书敬信、兵部尚书荣禄、翁同龢、李鸿藻、吏部侍郎吴廷芬八人组成，此后，李鸿章也入值总理衙门。奕訢是这两个最高机构的首领。此后不久，情况发生变化。光绪二十三年七月，李鸿藻去世，八月，吴廷芬罢值，恭亲王的身体开始出现了问题，钱应溥也经常因病请假；军机处经常只剩下世铎、翁同龢、刚毅。世铎为好好先生，与世无争，刚毅虽常与翁对立，然终不是翁的对手。总理衙门中虽仍有奕劻、李鸿章、荣禄、张荫桓等人，但在许多方面仍须向“翁师傅”让步。[131]翁的地位再度大升。光绪二十四年二月，恭亲王以军机处缺人，经慈禧太后批准，召总理衙门大臣、刑部尚书廖寿恒入军机处“学习行走”。然廖寿恒秉性肫诚，持躬端谨，无大作为。由此，在慈禧太后及朝廷中一班老臣的眼中，恭亲王奕訢一旦去世，朝中将无人可遏制翁的权势。[132]需要说明的是，他们如此思考的出发点是自身权力与地位的稳固，而不是政治的革新。

正是在此情况下，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1898年4月19日），大学士徐桐出奏“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折”。光绪帝收到该折后，未签署意见，当日将折上呈慈禧太后。[133]徐桐的建议让慈禧太后足足考虑了三天，至闰三月初三日（4月23日），清廷发出电旨：

奉旨：张之洞著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湖广总督著谭继洵兼署。[134]

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意味着张之洞很可能入京辅政。而徐桐的这一奏折，是由张之洞的亲信内阁候补侍读杨锐与其友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商议起草的。

杨锐、刘光第的密谋　杨锐的门人黄尚毅在《杨叔峤先生事略》中称，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致信杨锐，称日本下野首相伊藤博文来华，而李鸿章坐困，“欲求抵御之策，非得南皮入政府不可”，杨锐遂与乔树枏“说大学士徐桐，并代作疏荐张，得旨陛见”。[135]黄尚毅的这一说法，背景并不准确，第三次伊藤博文内阁的时间是1898年1月12日至6月30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而其倒台后来华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七月，是后来的事情。但黄的说法也有很大的提示意义。

由此可看当时的国际形势。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德国借故占领胶州湾（青岛）之后，俄、法、英、日本先后提出了各自的要求，清朝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士大夫不再像甲午时力主战议，而是对国家的前途感到了担心，其中的一些人，感到中枢无力。杨锐与刘光第正是在此背景下密谋对策的。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1897年11月27日），刘光第在私信中道出了此中的内情，称言：

……事到于今，然后我军机大臣、总理大臣等，始皆面面相觑，束手无策，坐待分裂而已。

前月刑部主事吴某（荫生，提督吴长庆之子，号燕甫）递一条呈，乞堂官代奏，不过谏止办庆典之事，而各堂官变色伸舌，以为语有违碍，断不敢代奏。吴君遂具呈，力请开缺还家（兄不愧此人多矣）。数日来，工部主事南海康有为亦作有条呈欲递，但不知彼部堂官曾肯与代奏否（其意痛发“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八字）？吾乡绵竹杨叔峤内阁亦作有奏折，现尚与兄商订，意欲请徐荫轩相国奏上，不知何如。

总之，此时下手工夫，总在皇帝一人为要，必须力除谄谀蒙蔽，另行换一班人，从新整顿，始有起色转机。然识者以为此决无可望之理。然则为之奈何耶？惟有发长叹已耳，积肝气已耳，吞泪珠切齿握爪而已耳，如兄之不肖无似，有何补哉，有何补哉，有何补哉！

……兄近于古文颇有进境。今秋八月湖督张公六秩寿辰，同乡京官因张公于川东赈捐甚得其力，故尔公同作寿屏一架，请杨叔峤舍人撰文（须骈文），而公门下士之官京外者，另为寿屏，请兄撰文（系散文）。张公于其他概不肯收，惟于川人士及其门人所送者皆收（川人之作湖北官者则多不收）。叔峤赴鄂祝寿归，言香翁颇欣赏兄所作序文。此文大意，欲其入京来作军机大臣，吁谟远猷，匡诲吾君，用以延我圣清之休命，且能使吾周孔之教流出海外，覃及敷天，尤为不朽盛事云云。且又以卫武公能文章、听规戒为况。盖闻其颇有自是之心，故藉此以规也。[136]

刘光第（1859-1898），字裴村，四川富顺人。光绪六年（1880）为生员，八年为举人，九年中进士，连捷而至，以主事发礼部学习。张之洞为四川学政（1874-1876）时，刘虽未入学，但也可以此为渊源；他曾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在武昌面见张之洞，“痛谈时事”。[137]刘中进士时，正考官恰是礼部尚书徐桐，为门生关系。杨锐与刘光第为同乡，两人多有交往。[138]从上引刘光第的信中，可以看出几点：一、张之洞六十寿辰，刘光第代表四川京官等撰寿屏，其文表达“欲其入京来作军机大臣，吁谟远猷，匡诲吾君”之意，很得张之洞之心，杨锐为此特告之。[139]二、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后，刘光第对军机处、总理衙门之处置，颇有不满，心情也十分忧虑。[140]三、杨锐此时拟有奏折，前来与刘商订，两人一拍即合。刘在信中也概略披露了该折的内容，即“此时下手工夫，总在皇帝一人为要，必须力除谄谀蒙蔽，另行换一班人，从新整顿，始有起色转机”；也就是说，要让新人来主持朝政，尽管刘光第也听到了反对意见，即“识者以为此决无可望之理”。杨锐、刘光第出于维护清朝的长远利益，以微员的身份，直接干预朝政。

徐桐的用意　杨锐、刘光第所运动的徐桐，其出发点当然与杨、刘大不相同。徐桐（1820-1900），字豫如，号荫轩，汉军正白旗人。道光三十年进士，入翰林院，同治帝师傅。此时以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他在当时属思想守旧一派，在政治上与李鸿章、翁同龢、张荫桓等趋新趋洋派人士格格不入，思想上又能认可清流党。此时的中枢，以徐桐的眼光来看，已是大成问题：他所认可的李鸿藻已去世，他可依赖的奕訢将不久于人世，世铎力弱且少见识，刚毅、廖寿恒难与翁同龢相敌。也就是说，奕訢若一旦去世，权力将落在翁的手中，由此需要一位新人以抵消翁的力量。徐桐此时不满翁同龢外，更嫉恨当时的权臣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张荫桓。张荫桓虽未入军机，但频频入见，对光绪帝的影响力极大。在多人出奏参劾张荫桓未果后，徐桐又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七日（1898年5月17日）亲上“请将张荫桓严谴折”，明言攻张，仍暗中稍涉及翁。[141]然此折上后，张未能撼动，光绪帝依旧优宠有加。在徐桐看来，奕訢过世后而翁、张联手，政治局势的发展更不知伊于胡底。徐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推出张之洞的，其目的在于平衡政治。而这一用意，慈禧太后自然是知情的。

由杨锐起草、与刘光第商订的徐桐荐张之洞奏折，已在档案中捡出，其文曰：

为时局日亟，请召洞悉洋情疆臣来京面询机宜，以襄危局，恭折具仰祈圣鉴事。

臣窃见数月以来，俄、德两国日益恣横，强踞北洋海口，要挟情形，层见叠出。英、法各国群起效尤，或相争竞，皆为我切肤之患。此次德人占踞胶澳各情，实中外通商以来所未有之变，只以势处万难，不得不隐忍完事。然谓德人并不侵占土地，则非也，且俄人并无端可藉而亦索我旅大矣。将来俄人西伯利亚铁路造成，祸有不堪设想者。

此正求贤共治之秋，而并非万无可为之日也。臣思待外国之道，但可令有均沾之利益，不可使有独占之利权。在枢廷、译署诸臣躬任艰难，固已心力交瘁，然事机至危，变幻莫测，尤当虚怀博访，庶几共济时艰。

查湖广总督张之洞久膺沿江沿海疆寄，深悉交涉情形。闻昔年在湖北晴川阁上宴俄太子，礼仪不卑不亢。去年四月，德人遣人游历湖北，皆意存寻衅，张之洞悉察其来意，从容遣之。皇上轸念目前艰危，可否电召该督迅速来京，面询机宜。现在交涉情形顷刻万变，多一洞悉洋情之人，庶于折冲御侮之方，不无小补。[142]

这篇奏折说得很圆滑，并无直接点出让张之洞入值军机处与总理衙门，但“在枢廷、译署诸臣躬任艰难，固已心力交瘁”一语，也隐隐道出对当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的不满，也暗含了其中“求贤共治”的意思。

此时以总理衙门大臣留在北京的李鸿章，当然有其消息来源，闰三月初十日（4月30日），即徐桐奏折上奏后十一天，给其子李经方的信中称：

……徐荫轩以时事日棘，疏荐张香涛熟悉洋务，请备顾问。两宫密商，迭有电旨，催令北上。恭邸病笃，恐不能久，香涛必兼枢、译，空谈无补，况彼素不满意于汝耶。樵野恃宠而骄，闻香来，岌岌不自保矣。[143]

李鸿章指出调张进京，是“两宫密商”的结果，并以他的政治经验，判断张将入军机处与总理衙门，以替代此时病重的恭亲王奕訢。

张之洞的反应　杨锐与刘光第的密谋，当时并没有告诉张之洞；杨锐等人也知道，若先告之，张必阻之。由此，张之洞奉到闰三月初三日朝廷召其入京的电旨后，一头雾水，最初将“面询”之“事件”，竟当作此时正在兴起的学堂教育之事，下令正在日本考察的姚锡光等人立即回国。[144]闰三月初五日（4月25日），他发电给杨锐：

急。京。乔：此次入觐，两宫意若何？政府有何议论？速示。仆衰病不堪，所言必不能行，且亦不能尽言，此行于时局毫无益处。瞻觐后即乞罢矣。钝。歌。[145]

“两宫”，指慈禧太后与光绪帝。“政府”，指军机处。电文中的“衰病不堪”，当然不是真话；但张之洞却因此感到危机，并准备觐见后以病乞休，退出政坛。与此同时，张之洞又发电时在北京的其侄张彬：

急。京。楼：奉旨陛见，闻慈圣意及上意若何？政府有何议论？众人有何议论？速电闻。经手要事太多，拟二十日后行。初到京时，西苑门外附近有何处可住？速看定。事毕后，住化石桥宅。我衰病日甚，此行于时局必无益。拟事毕后即告病。权、检、彬同览，并告仲韬、叔乔。壶。歌。[146]

在这份电报中，张之洞也让张彬打探京城上层的消息，虽表示二十日以后方动身，并预定在京时的住处，但其不愿来京的倾向，又是十分明显的。“权”，张权，张之洞之子。“检”，张检，吏部主事，张之洞之侄。[147]他还让张彬将该电传给张权、张检、黄绍箕、杨锐同看。第二天，闰三月初六日（4月26日），张之洞再次发电杨锐和其侄张彬：

急。京。楼、乔：闻徐相奏请召仆入京接待德王，怪极，原奏究何措施，务速确询详示。复电务加急字，不然须四、五日方到。壶。（乔。钝）[148]

直到此时，张之洞还不知道徐桐奏折的内容及清廷调其入京的用意，而听到了由其负责接待来访的德国亨利亲王的传闻。[149]杨锐与张彬的回电，在“张之洞档案”中皆未见。

也就在此时，安徽布政使于荫霖上奏弹劾李鸿章、翁同龢、张荫桓。[150]于氏此折的背景今天还不能说得很清楚，但非为个人的举动。光绪帝于闰三月初八日（4月28日）收到，将此折留中，也未上呈慈禧太后。[151]此时光绪帝正与慈禧太后同住于颐和园，于荫霖奏折的内容有无向慈禧太后当面报告，今限于材料，无法得知。[152]当日，光绪帝再发电旨给张之洞：“奉旨：昨谕令张之洞即日来京陛见。该督何日起程，著即电闻，毋得迟滞。”[153]这一道催张入京的电旨，很可能经由慈禧太后批准。

张之洞收到后一道电旨后，于闰三月初九日（4月29日）小心翼翼地发电总理衙门代奏：

电旨恭悉。奉旨陛见，亟应钦遵，迅速起程。惟湖北现奉新章，开办之事甚多，纷纭艰难，骤少一百数十万巨款，众情惶急。减营、筹饷两端，尤为棘手。必须与抚臣、司、道等筹酌大概办法，务求地方安帖。而洞自冬腊以来，即患咳喘、不寐，颇类怔忡，精神疲敝，阖城僚属共见。以时势艰难，不敢请假休息。现在部署一切，尤为艰苦，实无一毫欺饰。惟有力疾昼夜赶办，将经手事件略为清理，大约十数日后即可起程，不敢迟延。再洞愚昧，本无所知，朝廷既有垂询事件，如有急办而可宣示者，可否先为谕知一二条，以便随时豫为筹拟上陈。不胜惶悚。请代奏。[154]

张之洞此电在字面上有三层意思，其一是湖北事务甚重，其责任甚大，脱不开身；其二是身体欠佳，难承重任；其三是试探朝廷命其入京的真实意图。也就在这一天，张之洞的幕僚陈庆年在日记称：

……粥后，过钱念劬，知南皮师入觐，系因徐中堂（名桐）奏请，并非出于特旨，亦非政府之意。徐亦不过言国事艰难，南皮公忠，请饬陛见，以备顾问，上亦循例俞允而已。饭后，过书院，晤梁节庵。知徐中堂奏上，上意未决，呈皇太后乃定，意召南皮陛见。然则南皮师入京以后或有大用，能否回任尚未能必……[155]

张之洞幕中此时已经得到了具体情报，即张入京后“或有大用”；由此可见，张之洞前引电奏的真实意思是对入京后的前景感到没有把握，而有点不想入京。而光绪帝收到张这一明显推脱的电报，十分气愤，闰三月十一日（5月1日）再电张之洞：

奉旨：张之洞电悉。前谕该督迅速来京陛见，自当闻命即行，何得托故迁延，致稽时日。至面询事件，岂有豫为宣播之理？所奏毋庸议。[156]

张之洞奉此严旨，不敢怠慢，第二天即闰三月十二日（5月2日）再电总理衙门代奏，完全换了一副腔调：

电旨恭悉。瞻望阙廷，亟思趋赴，以申瞻觐之忱。谨当迅速料理，拟于二、三日内起程。无论病愈与否，至迟十七日亦必力疾起程，不敢稽延。请代奏。[157]

同日，张之洞还分别发电湖南巡抚陈宝箴、署理湖南按察使黄遵宪，询问其政治见解。[158]闰三月十五日（5月5日），张之洞再发电清朝驻法国公使庆常和此时正在彼得堡的前清朝驻德公使许景澄，以了解当时的国际情况及其外国对他本人的评论；[159]并电两江总督刘坤一，路过南京时将与之会面，共讨大计。[160]而进京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在紧张进行着，启行时间也一推再推。[161]随行的人员选定为钱恂、辜鸿铭、梁敦彦、张曾畴、梁敦教、王家槐，此后又增加郑孝胥。[162]从人选来看，更侧重于外交。闰三月十九日（5月9日），张之洞发电张彬，预定京中的临时住处。[163]闰三月二十三日（5月13日），张之洞到达芜湖，与其门生芜湖道袁昶会面，并发电北京：

急。京。乔、楼：《申报》言鉴园有事，恐不确。速电复。回电加急字，寄金陵、上海两处。李木斋因其父事，与仆有隙，故造谣倾轧。祈广为布告，万勿信。仆今晚驻芜湖。钝。漾。[164]

“鉴园”，系恭亲王奕訢在北京后海南岸小翔凤胡同另建的别邸，此处指奕訢，已病重。《申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六日刊出消息：“贤王薨逝”，称：“昨日上海某西字报云，刻接京师电信，惊悉恭亲王已于某日薨逝……”张之洞对此虽表示不信，但要求查明内情。“李木斋”，李盛铎，时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并在督办军务处任职；其父李明墀，曾任福建、湖南巡抚。电文中“造谣倾轧”一语，似指杨锐等人来电中的内容。此后，张之洞与刘坤一在南京会见[165]，于二十五日到达上海，立即发电北京：

京。楼：急。静默寺距西苑门甚近，望速租定。电复。林次煌世焘如未出京，并属其稍候，并送叔峤阅。壶。有。[166]

电文的内容是租定其召见时的临时住房。该电原署“敬”，即二十四日的代日，后改为“有”，即二十五日的代日，当是早已拟定，到上海再发出。张之洞此时还不知道，还有一份电旨已经到达上海，命其折回湖北。

翁同龢的阻挠与历史的结局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九日，沙市招商局更夫与湖南船帮发生械斗，船帮放火点着了海关，沿烧到日本领事住宅等处。这本是一个不大的事件，但在前一年德国借口曹州教案出动军舰占领胶州湾后，俄国派舰到旅顺、大连，法国派舰至广州湾（今湛江），清朝上下已成惊弓之鸟，惟恐日本乘机发作。二十一日，总理衙门收到湖北荆州将军祥亨的电报，报告沙市事件，清廷下令祥亨迅速查明情况，并命署理湖广总督、湖北巡抚谭继洵派员“迅速办理”；[167]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亦到总理衙门进行交涉，清廷再电谭继洵“力遏乱萌，严惩首要各犯”。[168]二十二日，谭继洵、祥亨连续三电，报告办理情况，称沙市外国人皆安恙；日本公使矢野文雄照会总理衙门，表示对事件处理的不满；[169]而清朝驻日本公使裕庚此时又发来一电：

沙市滋事甚重，日领署、邮局烧尽。日派“高雄”、“諁城”两兵舰往沙，必藉事要挟。[170]

军舰的出动，可能引发大事件。二十三日，清廷发电谭继洵、祥亨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转告裕庚电报的内容，提醒他们“日谋不可不虑”。[171]闰三月二十四日（5月14日），很可能经过慈禧太后的批准，光绪帝发下一道电旨到上海：

奉旨：前据张之洞电奏，于十七日起程，嗣后尚无交卸来京之奏，此时计程当抵上海。惟现在湖北有沙市焚烧洋房之案，恐湘、鄂匪徒勾结滋事。长江一带呼吸相连，上游情形最为吃重。著张之洞即日折回本任，俟办理此案完竣，地方一律安清，再来京。钦此。[172]

此电的内幕虽不是十分清楚，但有迹象表明，翁同龢在此施展了手段，他不愿意张之洞入京。杨锐在后来的报告中明确说明：“公入对之举，前沮于常熟。”[173]而张彬收到张之洞二十五日的电报后，次日也从北京发来回电：“有电悉。念四有电旨寄上海，命叔回鄂办沙市案，办毕再来京。收到否？……”[174]

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六日（1898年5月16日），张之洞到上海的第二天，发电北京张彬等人：

急。京。楼：昨在沪奉电旨，因沙市事，饬令折回，俟此案办竣，地方安静，再行来京。接鄂电，沙市现已无事，谭已屡奏。我到京于时局无益，回鄂甚愿，沪上有要事，两三天后即回鄂。日来都下系何情形，鉴园病如何？速复。并告韬、峤诸君。复电加急字寄沪。壶。宥。[175]

张之洞再次表示了不愿入京的心情，也很关心恭亲王的病情。他命张彬将此电内容告诉黄绍箕、杨锐。而黄绍箕、杨锐、张彬收到该电后，立即回电：

电悉，即告韬、峤。既奉旨，祈速回鄂，迟必有谣言。回鄂日期速电奏。事毕速请旨，令来京。否，势成骑虎，能来方好。法因粤西教案要梧州。德王昨觐见，动静未闻。鉴园病痊。韬、峤、楼。宥。[176]

从电文的内容来看，黄绍箕、杨锐、张彬已经听闻了阻张入京的内部消息，故让其尽快回鄂，并尽快电奏回鄂日期，以防止京中的“谣言”。“鉴园病痊”，即恭亲王的病情好转，黄绍箕等人供了不确的消息。次日，闰三月二十七日，张之洞发电北京张彬：“京。楼：急。廿八日自沪回鄂。壶。宥。”[177]同时发电总理衙门代奏，表示将于二十八日开行，并告日本不会因沙市事件使用军舰动武。[178]

根据上海《申报》的报道，张之洞在上海会见了各国领事，与盛宣怀、志钧、蔡钧等清朝官员商谈交往，并参观了巡捕房、西学堂、榨油厂、造纸局。[179]闰三月二十九日，张之洞乘“楚材”兵轮离开上海，途中与长江水师提督黄少春进行了两小时的会谈。[180]四月初四日（5月23日），张之洞在回鄂途中发了三份电报。其一给杨锐：

京。乔：密。此时且回鄂，再看。凡事听其自然。黄楼出京否？钝。支。[181]

杨锐的来电虽未见，但细绎张的电文，“凡事听其自然”一语似表明，杨锐已有详细的电报或密信说明内情；“此时且回鄂”一语似又表明，由于沙市事件已平息，也符合谕旨中“地方一律安清”的要求，杨锐希望张据情请旨再入京；而张谨慎地表示了“再看”的态度。其二给湖北布政使王之春：

武昌王藩台：清。密。屡电悉。凡事当听其自然，且回鄂再看。名心泐。支。[182]

王之春是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的属员，跟随张已十多年，关系甚深。他的来电虽未见，但可以推测，其内容大体与杨锐相同。张之洞对他的回电也大体与杨锐相同。其三是给梁鼎芬：

武昌两湖书院梁太史：藏。密。屡电悉。汲黯、富弼，未闻强欲入都。回鄂为是。来电甚勇二字上有误，祈再示。壶。支。[183]

汲黯（？-公元前112年），西汉名臣，忠贤直谏。富弼（1004-1083），北宋名臣，清贤中正。很可能梁鼎芬来电中以汲、富相期许，而张却称两人亦未“强欲入都”。四月初八日（5月27日），张之洞回到汉口，十二日，张之洞发电，称其“已遵旨回任”。[184]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官员希望能再次推举张之洞入京。[185]

恰于此时，北京的政情大变。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1898年5月29日），恭亲王奕訢去世。[186]同日，御史王鹏运上奏“大臣误国请予罢斥折”，弹劾翁同龢、张荫桓，该折当日上呈慈禧太后。[187]四月二十一日，给事中高燮曾上奏“海关增加经费有失政体”，指责翁同龢，该折片当日呈送慈禧太后。[188]四月二十二日（6月10日），即百日维新的前一天，慈禧太后进行第一次人事调整：荣禄升大学士（后补文渊阁）管理户部，刚毅升协办大学士、接任兵部尚书，崇礼接任刑部尚书。该次调整几乎全是针对翁同龢。[189]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百日维新的第五天，翁同龢六十九岁（虚岁）的生日，慈禧太后进行第二次人事调整：翁同龢被“开缺回籍”；[190]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来京陛见”，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清廷还发出电报：“四川总督裕禄现在行抵何处？迅速来京陛见。”[191]该次人事调整直到五月二十三日才结束。王文韶接替翁出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裕禄调任军机大臣，荣禄调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192]尽管慈禧太后罢免翁同龢有着多种原因，今人对此也有多种分析；[193]但我以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权力斗争，慈禧太后绝不允许“翁师傅”控制光绪帝把持朝政的局面出现。五月二十七日（7月17日），清廷又发来电旨：

奉旨：前经谕令张之洞折回本任，俟沙市之案办竣，再行来京。现在案虽就绪，惟湖北地方紧要，张之洞著即毋庸来京陛见。[194]

中枢的调整至此已经完成，再召张之洞入京已无必要。[195]

如果不是沙市事件，如果不是翁同龢的阻挠，张之洞将于四月初，即恭亲王奕訢去世之前到达北京，很可能由此入值军机处、总理衙门。若是如此，政局还会有如此之大的变动吗？

如果张之洞入值军机处、总理衙门，必不会听命于翁同龢，这也是慈禧太后、徐桐等人所乐意看到的，成为政治上的牵制力量。若是如此，慈禧太后还有必要驱逐翁同龢吗？

如果张之洞与翁同龢同在枢廷为官，会否大起党争？在“张之洞档案”《张文襄公函牍未刊稿》所录张之洞致翁同龢信的抄件旁，有一贴条，称言：

常熟极修边幅，与文襄行径本不甚同。然作京曹时，虽踪迹较疏，而同在清流，未尝不互相引重。迨文襄开府粤、楚，兴作繁多，规模宏大，常熟局量较隘，视文襄举动不无挥霍之疑。及汉阳铁厂开端，中国创举，事事借重客卿，縻费所不能免。常熟时筦度支，文襄请款动遭驳诘，赖醇贤亲王一意维持，厂事得不中辍。卒以预估之数一再追加，仍不足用（已用至六百余万），始奉旨招商接办，非文襄本意。两人嫌隙由此积而愈深。此函词意虽极推崇，实望其维持到底，不得不屈意为之。筱山传述之言，盖以撙节为规，故篇末云云，即申明无可撙节之意耳。此事始末，文襄亲为余言之。要之，事皆因公，初无私怨，则可一言决也。瀛注。[196]

“瀛”，很可能是汪凤瀛，张之洞的重要幕僚。他的这段注语说明，翁、张之间只是政策分歧，并无不可排解的恩怨。同为清流的见解，也有可能使他们互为推重，力治弊端。若是如此，清朝的官场是否会有大的风气变化而不那么腐败不堪，清朝会否因此也延长生命？

如果张之洞入京辅政，他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很可能成为此期朝政的纲领；而他对康有为及其学说的敌视，将会全力阻止康有为一派的政治企图。他对“迂谬”理念的反感，也将会全力阻止极端保守派的政治反动。若是如此，清朝的历史之中是否就会没有戊戌变法和戊戌政变，没有义和团和庚子事变，而提前进行清末新政？

…………

历史没有“如果”，也容不下太多的假设。于是，治史者与读史人又有了百般的思绪、万般的感叹和那种不由自主的暗自神伤……

---

[1]张之洞与李鸿藻的关系，可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五节。

[2]光绪十三年四月至该年底，梁鼎芬被聘为肇庆端溪书院山长，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为其安排一切。“张之洞档案”中存有相关的电报12件：“致肇庆孔道、吴守、岑令、刘守备、黄江税厂陈守：端溪梁太史，月内到馆。可将山长所住宣教堂一院，迅速并工修理。院宇务须精洁，器具亦须整齐，斋房及讲堂大门，一并修饰完好。经费在黄江税厂拨用。吴守在省，孔道督率岑令、刘守备速办。约几日可竣工？即日复。督署。愿。”（光绪十三年三月十四日发，《张之洞电稿丙编》，第3函第11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所藏档号：甲182-82。本书所引“张之洞档案”，皆藏于该馆，以下不再注明，仅注明所藏档号）“致肇庆孔道、吴守、岑令：梁山长大约四月初七到馆，前电饬修理书院，务于初五以前竣工。所费拟在千金外、二千金内，是否敷用？现已动工否？即复。督署。啸。”（光绪十三年三月十九日发，出处同上）“致肇庆孔道：先赶办山长院，能于四月底先修好否？斋舍陆续竣工亦可。诸生到，可暂租一两处民房居之。住院旧额止四十人，房当易觅。器具开单，由省购运往。经费酌用，核实开报可也。督署。号。”（光绪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发，出处同上）“致肇庆肇罗道孔：端溪书院甄别，定期本月二十日，即委该道代考。出题、校阅、发榜，统交该道代办。照旧章额数取录。可电知梧、浔、平乐三府，有生童愿考者，速来。督署。阳。”（光绪十三年四月初七日发，《张之洞电稿丙编》，第3函第12册，所藏档号同上）“致肇庆端溪山长梁：两书悉。兴教厘弊，极佩。监院正、二月薪水照补。课题本署仍由省发，司道则听之。明日台从旋省，无便轮，即乘肇安，已告道府。余事面商。洞。佳。”（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初九日发，出处同上）“致肇庆孔道、吴守：梁山长明日回省，若无便轮，即令肇安轮船专送。督署。佳。”（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初九日发，出处同上）“致肇庆黄江税厂陈守、端溪书院监院、山长梁太史：官课加奖，悉照山长来原单，自今年开课起。两监院薪水、院科等九人工食米折，照新章支。每月书院零费，以前用过者，速由厂拨还，以后约计若干，由厂员移解监院，按月移知肇庆府备案可也。督署。翰。”（光绪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发，《张之洞电稿丙编》，第3函第13册，所藏档号同上）“致肇庆山长梁太史：荇农事未悉，望详示。洞。”（光绪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发）“致肇庆端溪书院山长梁太史：函悉。题今日巳刻，明日附轮送往。洞。翰。”（光绪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发）“致肇庆黄江税厂陈守、肇庆府黄守：端溪书院每月膏火、修金、薪水及一切经费，径由监院向该厂具领，按月报府，不必由府转发，以免周折迟延。督署。鱼。”（光绪十三年八月初七日发，《张之洞电稿丙编》，第3函第14册，所藏档号同上）“致肇庆道、府、县、黄江厂陈守：孔道禀：端溪书院不敷工料，并岑令垫项，共银四百七两七钱六分，准于黄江厂平余项下如数给还。除另檄外，即照办。督署。沃。”（光绪十三年九月初三日发，出处同上）“致肇庆肇罗道孔、肇庆府黄：前饬催各属解端溪书院地租，已催否？解到若干？速电复。督署。庚。”（光绪十三年十月初九日发，出处同上）以上电报的内容涉及到修缮居所讲堂、代为选定生员、书院经费及梁鼎芬的个人生活多项。我在“张之洞档案”中从未发现他对其幕僚有如此细密周到，故将之全录，以说明两人之亲密关系。“道”，道员。“守”，知府。“令”，知县。“黄江税厂”，设在肇庆府的税关，张之洞曾进行改革。相关的情况可见《抱冰堂弟子记》，《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509页。

[3]康有为在《我史》中称，他于同治十年（1871）、十一年应童试未果，光绪二年（1876）应乡试未果（似为捐监生），光绪八年应顺天府试未果（当为荫监生），光绪十五年再应顺天府乡试；并称：“顺天试已列第三名，以吾经策环伟，场中多能识之。侍郎孙诒经曰，此卷当是康某，大学士徐桐衔吾前书，乃谓‘如此狂生，不可中！’抑置副榜，房官王学士锡蕃争之，徐更怒，抑置誊录第一。”（翦伯赞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4册，第122-123页，以下简称《丛刊·戊戌变法》）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光绪十五年康未中是否为徐桐有意抑之，似可存疑。

[4]康、梁之相交，直接史料甚多：一、康有为在《延香老屋诗集》中有《梁星海编修免官寄赠》、《寄梁大编修》，《星海自京还，话京华旧游，而崔夔典编修沦谢矣。夔典闻吾将复入京，扫室以待，追念厚意，伤旧感怀》，其最后一首称：“一别三年京国秋，冬残相见慰离忧。”（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文献研究部：《康有为遗稿·万木草堂诗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20页）二、查《我史》手稿本，光绪十三年，在“十一月游七星岩”后，康自删去“与梁星海刻石题名焉”一语。此即梁任端溪书院山长之时。三、梁鼎芬于光绪十八年二月十八日致函康有为称：“长素长兄：别五年，此心如游丝，时与足下牵惹。屡得书未复。吾二人情绪亦非纸墨可罄也。……政事学问，与兄言者，不止数千言，今未暇及。惟吾长素，珍重千万。”（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成文出版社，1978年，下册，第840页）四、《穗石闲人读梁节庵太史驳叛犯逆书书后》称：“太史入翰林后，初识康，恒有往还。时康在西山钻研故纸，不闻世事。不特不谈西学，亦未治公羊学也。及太史上书劾某中堂六大罪，时相皆恶之，必欲重治其罪，皇太后、皇上宽恩，仅交部严议，镌级归里，康赠长篇五古，又七律一首……”（叶德辉辑：《觉迷要录》，光绪三十一年刊本，录三，第7页）该文似为梁鼎芬托名“穗石闲人”而作，言及梁、康交往诸多常人不知的私事。“西山”，西樵山。

[5]康有为在《我史》中记：光绪五年“居樵山时，编修张延秋先生（讳鼎华），与朝士四五人来游樵山，张君素以文学有盛名于京师者，至是见之，相与议论，不合，则大声呵诋，拂衣而去，然张君盛称之，语人曰：‘来西樵但见一土山，惟见一异人。’自是粤中士夫，咸知余而震惊之。吾感其雅量，贻书予之，张君盛誉，谓粤人无此文，由是订交焉。……自是来城访张君，谈则竟夕申旦，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咸同三朝掌故，皆得咨访焉。”（《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14页）康有为很少称赞他人，但对张鼎华评价甚高，后又称，光绪十四年他入京是“张延秋频招游京师”，“既至而延秋病重，遂视其殁，营其丧”（同上书，第120页）。

[6]黄启臣、梁承邺编著：《广东十三行之一：梁经国天宝行史迹》，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2页。梁庆桂（1856-1931），字伯扬，号小山。广东番禺人。祖上是广东十三行的天宝行商。其祖父梁同新，道光进士，入翰林院，后任湖南学政、内阁侍读学士、通政使司副使、顺天府尹；父亲梁肇煌，随父进京读书，咸丰进士，入翰林院，后任翰林院侍讲、云南学政、顺天府尹（任职为1870-1879）、江宁布政使等职。梁庆桂，光绪二年举人，任内阁中书，京中多有熟人。他与梁鼎芬、康有为交善。此段回忆，其中似有小误，称康从西樵乡来下九甫读书，康此时经常住在广州，另有祖父康赞修所遗菊香书屋，且梁鼎芬年岁小于康有为，似也不能称为“大叔公”。又，梁庆桂事略，可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九节。

[7]相关的内容，可参见本书第四章。

[8]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年，上册，第161-162页，并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康有为与梁鼎芬两人关系的研究，可参见李吉奎：《因政见不同而影响私交的近代典型：康有为、梁鼎芬关系索隐》，《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梁鼎芬曾有《赠康长素布衣》诗云：“牛女星文夜放光，樵山云气郁青苍。九流混混谁真派，万木森森一草堂。岂有疏才尊北海，空思三顾起南阳。搴兰揽茝夫君意，蕉萃行吟太自伤。”诗中把康有为比作卧龙南阳的诸葛亮。钱仲联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诗词集一》，上海书店，1991年，第771-772页。在该诗后，编者又注：“此诗何藻翔《岭南诗存》注曰：‘此壬午、癸未间梁、康赠答也，后以政见不合，几成隙末。’……《岭南诗存》所载，字有小异。‘青苍’作‘苍苍’，‘岂有疏才’作‘但有群伦’，‘空思’作‘更无’，第七句作‘芰衣兰佩夫君笑’。”

[9]康有为在《我史》光绪十二年记：“时张之洞督粤，春间令张延秋（鼎华）编修告之曰：‘中国西书太少，傅兰雅所译西书，皆兵、医不切之学，其政书甚要，西学甚多新理，皆中国所无，宜开局译之，为最要事。’张香涛然之，将开局托吾与文芸阁任其事，既而不果。吾乃议以商力为之，事卒不成。张香涛乃欲以三湖书院、学海堂聘吾掌教，既有人言，皆却之。”（《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19页）“文芸阁”，文廷式。张之洞确在广州开设广雅书局，但宗旨与办局人士皆与康说不同（见《开设书局刊布经籍折》，《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35页）。“张之洞档案”中也不见张鼎华的建策与康有为、文廷式之委任诸情节，且张之洞、文廷式及张鼎华对此皆未有记录，在康的著述中，也仅有此处言之。“三湖书院”位于南海西樵山，“学海堂”位于广州越秀山，皆是当时有名的书院。光绪十二年，康有为仅是一名荫监生，很难想象张之洞会聘其来“掌教”。又查《我史》手稿本，此一段有一些修改，但其内容似康在日本所写。

[10]张之洞此次召京，因翰林院编修徐世昌之上奏，该折称：“观中外诸臣，可与决大计者，莫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其虑事之周，任事之勇，求之今日，已罕其匹。……湖北虽长江要冲，然尚居腹地，非沿海严疆可比，伏求皇上飞召张之洞，兼程来京，咨询大计，必能仰补高深，裨益时局。”（徐世昌：《退耕堂政书》卷一，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辑，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225册，第19-23页）翁同龢在日记中亦称召张之洞进京是徐世昌上奏所请。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中华书局，1997年，第2737页。

[11]参见张之洞此期多次电奏（《张之洞全集》，第4册，第434-440页）和此期与朋僚的电牍（同上书，第8册，第294-314页）。

[12]张之洞在马关条约换约后，即上奏要求改革。（参见《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256-262页）而他查找李鸿章之劣迹，可见两份电报：一、光绪二十一年四月，《马关条约》互换后不久，张之洞发电山东巡抚李秉衡：“莱州李抚台：闻公在烟台查出合肥致丁汝昌、龚照玙、威海各统领电信多件，大率俱令勿战。已录稿进呈。究竟其电信内有何支离之语？祈密示。威海驻兵八千，附骨之疽矣。洞。马。”（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午刻发，《张文襄公电稿墨迹》，第1函第6册，所藏档号：甲182-219；抄件又见《张之洞电稿乙编》，第8函第41册，所藏档号：甲182-69）二、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已回到湖广本任的张之洞发电其幕僚王秉恩：“上海晋升栈王雪岑观察：《新闻报》云，该报馆有合肥去年在马关与日本议约真本原稿，阁下可速赴《新闻报》馆索一看，如有异同处，及紧要关键，务照录带来。阁下亦须速来鄂。壶。洽。”（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子刻发，《张文襄公电稿墨迹》，第2函第9册，所藏档号：甲182-219；抄件又见《张之洞电稿乙编》，第10函第49册，所藏档号：甲182-71）

[13]“公车上书”及康有为发动的“联省公车上书”，可参见拙文《“公车上书”考证补》、《“公车上书”考证再补》，《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127页。

[14]军机处《洋务档》，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并参见张海荣：《关于引发甲午战后改革大讨论的九件折片》，《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甲午战后改革大讨论考述》，《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光绪帝于闰五月二十七日下发的九件折、片是：一、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六日（1895年5月29日），军机章京、户部员外郎陈炽：《请一意振作变法自强呈》（又称《上清帝万言书》）；二、五月十一日（6月3日），广东进士康有为：《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而图自强呈》（又称《上清帝第三书》，都察院代递）；三、五月十七日（6月9日），广西按察使胡燏棻（此时正在天津小站练兵）：《因时变法力图自强条陈善后事宜折》；四、闰五月初七日（6月29日），南书房翰林张百熙：《和议虽成应急图自强并陈管见折》；五、闰五月初七日（6月29日），委散秩大臣、一等侯信恪：《时事艰难请开办矿务以裕利源而图经久折》；六、闰五月初九日（7月1日），御史易俊：《厘金积弊太深请饬妥定章程折》；七、闰五月十六日（7月8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准良：《富强之策铁路为先敬陈管见折》；八、闰五月十九日（7月11日），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徐桐：《奏为遵筹偿款兴利裁费补抽洋货加税等八条敬陈管见折》；九、同日，徐桐：《枪炮宜制造一律片》。以上共计八折一片，以上奏时间为序。

[15]军机章京陈炽致康有为信中称：“……译书印字机已再催购买径寄，并函恳香帅、莲珊先拨五千矣。”（《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第844页）很可能即是此事。“莲珊”，经元善。

[16]康有为在《我史》中称：“先是自六月创报，吾独自捐款为之。后陈次亮、张君立皆来相助。……”（《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34页）张君立，张权（1862-1930），字君立，一字柳卿，号圣可。直隶南皮人，举人，张之洞之子。日本驻华公使馆书记官中岛雄在《清国政变前后见闻一斑》中称：“现任湖广总督张之洞之子张权，是最早向我介绍康有为的人。”转引自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一个日本书记官记见到的康有为与戊戌维新：读中岛雄〈随使述作存稿〉与〈往复文信目录〉》，《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17]黄遵宪于《人境庐诗草》卷九《己亥杂诗》的一段注文称：“然乙未九月，余在上海，康有为往金陵谒南皮制府，欲开强学会。□力为周旋。”（《黄遵宪全集》，上册，第161页）此中的□，即为梁鼎芬。

[18]康有为到达南京的时间是九月二十日，缪荃孙该日日记称：“康长素（有为）主政自京来住书院。”（《艺风老人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册，第785页）夏曾佑在江宁遇康有为，其信中称：“康长素到宁，弟于出城上船时遇之，立谈少顷。知京都强学会甚昌，去年□渠之人均已归教，刻下长素南归，而此局则子培主之，□可喜也。”夏曾佑致汪康年，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18页。

[19]《康有为书牍》，《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522页。“平原”指平原君赵胜，“平原十日”表示欢迎客人暂住欢宴，即“寡人闻君之高义，愿与君为布衣之友，君幸过寡人，寡人愿与君为十日之饮。”（《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孟公”指西汉豪侠陈遵（字孟公）。辖，车轴上穿着的小铁棍。“孟公投辖”指陈遵为留住客人，把客人车上的辖取下投到井里去。

[20]梁鼎芬此时给张之洞的两信，道出了康所不知之内情：“比闻公伤悼不已，敬念无既（断断不可如此，忧能伤人，况涕泣乎）。今思一排遣之法，长素健谭，可以终日相对。计每日午后，案牍少清，早饭共食，使之发挥中西之学，近时士大夫之论，使人心开。苏卿遗札，检之凄然，亲知若此，何况明公。然已判幽冥，悼惜何益，尚乞放怀。”“长素于世俗应酬，全不理会，不必拘拘于招饮。鼎芬亦可先道尊意与近事，渠必乐从。如可行，今日先办。或欲闻禅理，兼约礼卿，使之各树一义，粲花妙论，人人解颐。连日皆如此。康、蒯二子，深相契合，两宾相对，可以释忧。比仲弢病苦，鼎芬忙苦。此举可支五日，五日之后，仲弢可愈，鼎芬卷可少清，便能接续矣。”（杨敬安辑：《节庵先生遗稿》，香港自印本，1962年，第64-65页）“礼卿”，蒯光典，时为翰林院检讨。“苏卿”，即张之洞之次子张仁颋，光绪二十年九月十九日夜半，赏月觅句而误堕江宁总督府园池，未久身亡，年仅二十四岁，夫人为前任湖南巡抚吴大澂之女（参见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八日《申报》第2版《详述公子溺水事》）。张之洞为此伤悼实深，梁鼎芬由此建议他每日与康有为、蒯光典等人谈话，以稍舒心愁。

[21]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称：光绪二十一年“赴南京访张香涛氏，适康长素之房师余诚格氏亦在座。张氏盛称康氏才高学博，胆大识精，许为杰出的人才。”（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17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32页）余诚格（1856-1926），光绪十五年进士，时任翰林院编修，派为光绪二十一年会试同考官，选中康有为（即为房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李鸿藻档案”中，有余诚格给李鸿藻开列的名单：“谨将诚格分校呈荐取中名次，开单呈鉴：第五名康祖诒，广东省南海县荫生。……”（《李鸿藻存札》，第五函，所藏档号：甲70-4）从余诚格所开名单来看，该科他共荐中十八人，康居首位。而蔡元培所言此事，当在康有为出版《强学报》之前。吴德潚是年十月中旬见康有为，给汪康年信有同样的说法：“康君自金陵来同寓，昨夜同公度往访，略谈刻许。南师极倾倒之。……”（《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81-382页）“公度”，黄遵宪。“南师”，张之洞。

[22]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三十日（11月16日），康有为在南京致函此时尚在湖北的汪康年：“不见经年，知欲开会，万里同心，百折不回，沈劲郁拔之气，安得如穰卿者哉？……南皮顷已许办上海、广东两会，知所乐闻，故先驰报。仆急须还粤，沪上事待之穰卿矣。明年乃始暇来。……”（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上册，第168页）吴德潚给汪康年信中称：“康君已承南师允拨三千金在沪立会。会章南皮制序，黄漱翁列名。……公不可不早到白下，见南师商定一切。传闻康主粤，公主沪。康现租张园，规模恢张。长素魄力之雄，公心思之诚笃，皆会中圣手，从此号召，必有可观，甚慰甚慰。”（原件无日期，据其内容，当发于光绪二十一年十月，《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381-382页）“黄漱翁”，黄体芳，黄绍箕父。“白下”，南京。“允拨三千两”，当为误。时任云南学政的姚文倬称：“康君申、粤二局，志闳力绌，始基既太恢张，将来恐虞不继，惟粤人究较他处尚义，振臂之呼，或易集事，俟有章程，乞即寄示。”（致汪康年，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一日，同上书，第2册，第1238页）也说明办理沪、粤两会。

[23]黄绍箕的父亲黄体芳，与张之洞同榜进士，同为清流“四谏”，交甚密。黄绍箕其妻去世后，继娶张之洞兄张之渊之女。

[24]《穗石闲人读梁节庵太史驳叛犯逆书书后》，《觉迷要录》，录三，第8页。“伯希”，前任国子监祭酒盛昱，亦因弹劾奕訢等引发“甲申易枢”，即慈禧太后罢免以奕訢为首的全班军机大臣与总理衙门大臣，另以醇亲王奕譞当政。

[25]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初十日未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9函第45册，所藏档号甲182-70。又，康有为此时的名字为“祖诒”。

[26]杨锐、沈曾植事迹及其与张之洞的关系，参见本书第二章。

[27]“张之洞档案”中有陈宝琛的回电：“谁主谁师？在沪何意？幸示章程，必当列名。琛。”（陈阁学致梁太史，自福州来，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午刻发，酉刻到。《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32函，所藏档号：甲182-134）由此可见，以黄、梁、康具名的电报发给了陈宝琛，但陈较谨慎，希望先看章程。陈宝琛后来未在《上海强学会章程》的“同人共启”中列名。又，陈宝琛后来又有信给梁鼎芬：“别来欻八九年，世事陆沉至此，吾辈杞忧痛心而已。南皮忠勤弗衰，有掣肘而无助臂，可敬可怜。强学会得公提倡，足以鼓舞才俊。挈及贱名，固所愿也。求示章程，欲推之于闽中耳。……街南旧雨聚于白门，辄为神往。……十月廿二。”（陈星整理，陈绛校注：《陈宝琛遗墨》，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1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6-107页）其中又提到了先看章程，再在福建推广之意。“街南”，似指京城宣武门之南，当时京官聚居活跃之处。“白门”，南京。

[28]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卷，日记，第374-375页。张謇又注：“启原讹作宅，译局作凭，改作启。”

[29]上海强学会与《强学报》的研究，可参见汤志钧：《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1984年，第172-189页；《上海强学会人物》，《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中华书局，1982年，下册，第713-724页。

[30]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午刻发，申刻到，抄本《张之洞电稿》，第10册，《上海来电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藏。

[31]上海张园位于今上海南京路以南、石门一路以西，占地约六十亩，园中建有上海当时的最高建筑“安垲第”（Arcadia Hall），为上海最大的公众活动场所。康有为在《我史》中称：“……乃开会，赁屋于张园旁，远近响应”，即租房于张园的旁边。上海强学会出版的《强学报》，自称“上海强学会书局现住跑马场西首王家沙第一号”，即在张园附近。又，郑观应致汪康年信称：“强学局之屋，乃怡和洋行唐杰臣兄经手，当嘱与屋主商之迳复。尊处所存家具，弟无处可置，请商经莲翁可也。”（《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977页）说明当时租房的情况。“唐杰臣”，唐荣俊，留美学童，时任怡和洋行买办。“经莲翁”，经元善。

[32]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五日，郑观应致王韬信中称：“康长素主政，奉南皮命到沪，设立强学总局，约弟午后两点钟同谒，先生邀往格致书院一游，冗次匆匆乎？”“昨晚已将南皮《序》送昕伯先生察报，不知已阅否？”（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下册，第722页）“昕伯”，似为钱征，《申报》主笔，王韬的女婿。此中可见《上海强学会序》在《申报》刊发的细节。

[33]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亥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9函第45册，所藏档号：甲182-70。经元善此时是张之洞在上海的账房。“百川通”，山西主要票号之一，张之洞常用该号进行电汇等业务。

[34]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酉刻发，二十七日巳刻到，《张之洞存来往电稿原件》，第20函，所藏档号：甲182-391；另见抄本《张之洞电稿》，第10册，《上海来电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藏。此笔款项另有一小插曲，张之洞幕中因工作错误，再拨放该款项一次。经元善发电称：“昨接樊委员棻函，交到筹防局奉宪谕捐强学会款规银五百两，又洋务局拨款一千两。是否重出，抑系另款？候宪电示，告康主事。元善禀。”（经守来电，自上海来，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六日未刻发、戌刻到，《张之洞存来往电稿原件》，第6函，所藏档号：甲182-377；抄件见《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32函，所藏档号：甲182-134。张之洞亲笔在该抄件上批示：“系重出，即前已交百川通汇寄之款。不可误交。当告筹防局更正。”据此批示，以两江总督署名义的复电称：“致上海经守元善。电悉。洋务局扬州银一千两，系重出，即前已交百川通汇寄之款，不可误交。当告筹防局更正。两江。语。”（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子刻发，《张之洞存往来电稿原件》，第11函，所藏档号：甲182-382；抄件又见《张之洞电稿丙编》，第13函第63册，所藏档号：甲182-92）

[35]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申报》第4版刊出《强学局收支清单》：“收张香帅来银七百两，收张香帅来银八百两申洋一千零三十元六角四分，收邹殿书来银五百两申洋六百六十六元，收陆春江观察来银二百两申洋二百六十五元三角八分，收黄公度观察来银一百两申洋一百三十一元三角，收朱阆樨翁来银一百两申洋一百三十二元五角，收孙玉仙翁来银十两申洋十三元一角，收华盛□（顿）公司来银三十两……共收银七百三十两，收洋二千二百四十七元九角二分。”由此可见，强学会共收到捐款银2440两，张之洞提供者为其总数的61.4%。“邹殿书”，邹凌瀚。“陆春江”，陆元鼎。“朱阆樨”，朱祖荣。“孙玉仙”，孙锵。“观察”，道员。

[36]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午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9函第45册，所藏档号：甲182-70。

[37]据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称张之洞有电复康有为：“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张文襄公年谱》，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96页）该电我在“张之洞档案”中未见。且“请除名”似不属梁鼎芬的行动，梁在《上海强学会章程》的“同人共启”中列名。

[38]《强学报·时务报》，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第1册。

[39]《黄遵宪全集》，上册，第358-359、366页。“不因入热”，似为“不因人热”之误。“心莲”，不详其人。黄遵宪后来称，他此期之所以认识康有为，是梁鼎芬的介绍，相关的背景，可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三、七节。

[40]康主事来电，自上海来，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廿八日亥刻发、到，《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32函，所藏档号：甲182-134。

[41]《强学报·时务报》，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年。又，据《申报》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刊登的《强学局收支清单》“支本局第三号报纸一千洋七元（已刊，诸公电止，未派）”，《强学报》第三号已印而未发，现亦未存世。相关的研究可参见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三章；《上海强学会和〈强学报〉》，《康有为与戊戌变法》，第172-189页。

[42]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辰刻发，《张之洞存来往电稿原件》，第11函，所藏档号：甲182-382。在该电稿中，张之洞删去“星海想已到鄂”一句。其抄件又见于《张之洞电稿乙编》，第9函第48册，所藏档号：甲182-71。此后，张之洞又发电：“汉口督销局志道台：梁星海何日到鄂？已动身回宁否？系何日动身？祈即电复。○。语。”（十二月初六日未刻发，出处同上）原件无年份，根据内容，当发于光绪二十一年。从原件笔迹来看，很可能是杨锐起草的。

[43]《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第845页。黄绍箕在信中称：“弟昨晚侍行抵沪，闻从者已于初五日回粤，为老伯母大人六十寿，弟未得登堂拜谒，一进兕觥，怅歉无似。弟在金陵疮疾未愈，又患头晕气逆之证，比稍差，闻执事将归，于廿九日电请少留，即发函并酌定章程奉览。嗣奉复电复书，略不一及，岂竟未接到耶？”由此可见，黄绍箕曾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发电康有为，请其“少留”，此次来上海欲与康面商，然康已于十二月初五日离开上海。

[44]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张之洞给湖南学政江标的电报中，再次强调了《湘学报》“宗师立教，为学校准的，与私家著述不同”。“素王改制”之类的学说，不可入报。参见本书导论第二节、第五章第三节。

[45]《觉迷要录》，录三，第8页。“太史”，梁鼎芬。“黄公”，黄绍箕。

[46]御史杨崇伊的奏折“京官创设强学会大干法禁据实纠参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33/35，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当日谕旨可见《清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第56册，第986-987页。相关的情况可参见拙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46-149页。

[47]经守来电，自上海来，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申刻发，亥刻到。《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32函，所藏档号：甲182-134。经元善于光绪二十二年春复信康有为称：“去冬两次辱承顾谈，始知强学会事，吾公孤立，岌岌可危，弟又久病，如将熄残灯，不克相助为理，故函复台端，有宜速招汪穰卿来沪夹辅之语，弟一面据实禀辞南皮，冀或垂念，准待鹤诸君劻襄，不致功败垂成。今闻为言路所劾，此虽关乎气数，然细思之，亦由吾公未能应天以实，感召庥祥所致。弟初读《长兴学记》及《伪经考》诸书，深佩足下之学。去冬忽承南皮先生作介，幸接光仪，良用欣慕。惟采诸舆论，清浊两途，皆有大不满意于吾公之处，静观默察，方知吾公尚少阅历，且于谦、恕、慎三字，未能真切体验躬行，又不免偏重好名……拨款一节，已由敝局同人代拟电禀，旋奉南皮复电，均录呈鉴。”经元善于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对此信另有按语：“原稿‘谦恕’下本是‘诚字’，诚能开金石……”（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66-167页）经元善信中指责康有为过于“好名”。

[48]据《申报》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刊登的《强学局收支清单》，强学会共“支洋二千一百七十二元七角八分”，“存银七百三十两，存洋七十五元一角四分”。其中我认为最重要或有意思的开支为：“支本局两季租银三百五十两申洋四百五十九元三角二分，支泰安栈租八位一百六十八天由宁来沪开局共洋五十一元九角七分”，“支主笔何易一、徐君勉另跟人一在粤由公司船来沪川资五十元，支主笔何、徐两位泰安栈租五元五角，支鲲昌点石章程一万本洋一百六十五元，支杨葵园仪器共洋二百六十五元三角八分，支找金陵刊书处书籍一单洋五十九元，支点石斋分局书一单洋三十二元五角，支真赏斋地图一单洋四元，支邓石言手买地图一单洋十四元九角，支文缘堂书籍一单连税共洋七十五元二角”，“支天文钟一个洋六元二角，支地球一个洋二元二角”，“支大小书架二十三个计三单共洋七十二元”，“支棕床十四张共洋十八元”，“支本局第一号报纸二千五百张洋十九元一角，支本局第二号报纸一千张七元六角，支本局第三号报纸一千洋七元（已刊，诸公电止，未派）”，“支初到开局厨房未举司事往海天春用膳洋四元六角，支开会赁花铺垫费洋八元，支开会点心饼食二单共洋十二元”，“支十二月十二日、十六日因公电报费洋一十元零八角六分，支长素十五日因公来电费洋十元零三角”，“支十一月初七日至十二月廿五日自来水三单共收洋八元一角五分，支十一月初七日至十二月廿五日自来火公司收洋十二元三角”，“支十一月初七日至十二月初六日伙食银洋四十元，支十二月初七日至廿五日伙食共洋十七元六角二分，支电广西龙积之来沪盘川三十□元三角，支主笔何易一修金四十元，支主笔徐君勉修金四十元，支账房杨葵园修金五十元，支书写杨子勤修金十五元，支翻译马善子修金十四元，支邓仲果□□□南京洋十元，支厨子陈贵池工银计四十九天共洋八元零三分，支打三颜林工银四十九天共洋九元八角，支门房工银四十九天共洋四元九角，支跟人三□□工钱七元，支茶房工银四十天共洋四元一角，支主笔何、徐二君跟人一名回东川资共三十元”。从以上账单来看，强学会正式租房对外开办，似为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康有为的门徒徐勤（君勉）、何树龄（易一）充主笔，邓仲果也参预其事。然在此两个月中，开支达二千多元，按当时的消费水平，是排场比较大的。

[49]张之洞电称：“上海电报局经守：强学会存款七百金，款久已发出，此时本衙门不便与闻，可问梁星海太史，应如何用法，听其酌办。梁系同局之人也。梁现在金陵，已面告之。两江。马”（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申刻发，《张文襄公电稿墨迹》，第2函第9册，所藏档号：甲182-219，抄本又见《张之洞电稿乙编》，第9函第48册，所藏档号：甲182-71）。

[50]据《申报》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刊登的《强学局收支清单》，“除香帅余款七百两函经莲珊太缴回外，余款交汪穰卿进士”，可见经元善奉到梁鼎芬之命，停止支付款项。

[51]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6-237页，标点略有调整。该信称：“……阅其章程，排斥甚至，其书亦含嘲讪。此事非面商不可，即当来沪。今日还乡和不改期，然十七恐不能候，恐久则生变。十七、八必来（南京前已电告，二十前到，十二、三行）。二十间到沪。至二十日可电告星海，接我信，因病迟至十八来（章程带来面订）。电仲果转告亦可。一切俟我到沪乃商。一到沪，即当入江宁矣。”由此可见，梁鼎芬等人亦有章程、书信给康有为，康也电告南京，二十日前将到上海，继续“面商”。他准备十七、八日北上，并关照徐勤至时将消息告梁鼎芬或由邓仲果转告。该信又称：“星后电欲登报、除名、停办，前电请电仲果、公度力持。若能转移，不除名，不停办，可急电来，俾我迟迟而行，此极要事，此与京师同。一言以蔽之，彼有不办之心，我有必办之意，自为所挟制也。”“星”指星海，梁鼎芬，即梁鼎芬后一电表示要“登报、除名、停办”，康有为从梁电早知上海强学会与《强学报》将停，梁鼎芬前一电仍表示请邓仲果、黄遵宪“主持”即调解；如果梁鼎芬有所转移，即“不除名，不停办”，让徐勤等人立即发急电，康有为将会晚一点到上海，以免被“挟制”。

[52]《与某君书》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八日，姜义华等编校：《康有为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集，第272页。

[53]明光整理，陈庆年著：《〈横山乡人日记〉选摘》，《近代史资料》，第76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01页。

[54]致长沙陈抚台，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二日亥刻发，《张之洞电稿甲编补遗》，第5册，所藏档号：甲182-61。“建霞”，江标。

[55]引文及更多的细节，可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三节。

[56]相关的内容，可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一、三节。

[57]黄彰健认为，康有为、梁启超原“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思想，后因见重于光绪帝而策略转变。［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四，197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又，关于康有为及其派系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我将进行专门研究，另文发表。

[58]《穗石闲人读梁节庵太史驳康逆书书后》，《觉迷要录》，录三，第8页。

[59]皮锡瑞曾问梁启超：“何以香帅不信素王改制，云学派不同，且似恐犯时忌。”（《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湖南人民出版社，第74页）“学派不同”，指张之洞不喜公羊，而注重《左传》。“恐犯时忌”，似指“民权”。

[60]明光整理，陈庆年著：《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第81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07-110页。

[6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第10册，专集之69。

[62]《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第81号，第110-111页。

[63]《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第81号，第110-112页。“魏默深”，魏源。“节庵”，梁鼎芬。

[64]《保国会章程》，《康有为全集》，2007年，第4集，第54-56页。

[65]《觉迷要录》，录四，第4-9页。又，《穗石闲人读梁节庵太史驳康逆书书后》对此称言：“今年春，康开保国会于京师，太史在鄂闻之大骇，即发电汪穰卿进士云，康开保国会，章程奇谬，闻入会姓名将刻入《时务报》，千万勿刻。汪复云：康会姓名断断不刻。”（《觉迷要录》，录三，第8-9页）康、梁曾将参加保国会两次聚会者及保国会会员名单刊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国闻报》。

[66]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张之洞发电其侄张检：“康有为有《保国会章程》三十条，速交邮政局寄鄂。”（亥刻发，《张文襄公电稿墨迹》，第2函第11册，所藏档号：甲182-219）从发电内容来看，张尚未见《保国会章程》；从发电时间来看，至此仅仅三天，张当未能收到该章程。

[67]《清国戊戌政变与亡命政客渡来之件》，《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分册，日本国际连合协会，1954年，第732页。梁鼎芬作《康有为事实》送日本政府一事，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七节。

[68]《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第81号，第112、120页。“《轩语评》”当为《〈轩今语〉评》之误。又，胡元仪任教两湖书院事，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

[69]曾任国子监祭酒的湘绅领袖王先谦致信徐仁铸称：“阁下主持康教，宗风所扇，使承学之士望景知归。此次敝郡岁试，弟之亲友以‘南海圣人’获隽者不下十人，以‘南海先生’入选者则指不胜屈。两次面谕生童，赞扬康学，大众皆点头领会……”（陈同等标点，苏舆编：《翼教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62页）王先谦指责徐仁铸以“康学”取士，影响士风。

[70]皮锡瑞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日记称：“徐研甫送来《轩今语》，多与康、梁说合。”（《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107页）宾凤阳称该书由梁启超代笔，其致叶德辉信中称：“惟近闻《轩今语》一书乃广东梁启超所作，并非出自徐公手笔，则是推崇异学、煽惑人心者，其罪应有专责。梁启超以平等、民权之说，乖悖伦常。……”（《翼教丛编》，第157页）蔡元培也认为《轩今语》很可能由梁启超代笔。其于光绪二十五年二月的日记中称：“梁氏虽持康学，而剧能爱好，文笔较遒，持论较实，如《春秋、孟子界说》、《变法通议》及为徐宛平代作《轩今语》，多可取者。”《蔡元培全集》，第15卷，第214页。

[71]《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315页。相关的情况，可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三节。

[72]叶德辉所作《〈轩今语〉评》，刊于《翼教丛编》卷四，见上海书店版第70-88页。

[73]《明辨录》有叶德辉自序一篇，《与南学会皮鹿门孝廉书》、《与南学会某君（皮锡瑞）书》附来书、《与戴宣翘校官书》、《与刘先端、黄郁文两生书》、《与邵阳石醉六书》、《明教》、《西医论》。除《西医论》外，皆刊于《翼教丛编》卷六、卷三，见上海书店版第65-69、162-177页。相关的研究，可参见邝兆江：《湖南新旧党争浅论并简介〈明辨录〉》，《历史档案》1997年第2期。此外，叶德辉还撰写《正界篇》以驳斥梁启超的《春秋界说》、《孟子界说》；撰写《〈长兴学记〉驳义》以驳斥康有为；撰写《〈读西学书法〉书后》、《非〈幼学通议〉》以驳斥梁启超，亦刊于《翼教丛编》卷四，见上海书店版第89-137页。

[74]《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第81号，第113页。

[75]参见拙文《戊戌变法期间的保举》，《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52-159页。

[76]《觉迷要录》，录三，第9页。

[77]引文及相关的背景，可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五节。

[78]《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第81号，第114页。“何畏彼我”，似为“何畏彼哉”之误。

[79]康有为召见后的第三天即五月初一日的谢恩折，称言：“臣自顾何人，过承知遇，并蒙圣恩，许令将面对未详者，准具折条陈，并将著书进上。”（“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折”，《杰士上书汇录》卷二，《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87-89页）可见康有为上书与进呈书籍是奉旨行事。而廖寿恒为康有为代递上书一事，可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

[80]相关的情况，可参见拙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306-308、328-335、445-454、502-512、650-654页。

[81]杨锐给张之洞的密报称：“康封奏皆交军机大臣直上，不由堂官代奏，闻系上面谕如此。”（参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张之洞之子张权的密报称：“然上交派，凡渠有条陈，专交廖与之呈递，并不拘奏折体制，即以说帖封进，随时交来。”（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然两密报皆写于六月，所言又皆是上条陈之事，梁鼎芬于五月十二日已有康进呈书籍之言，可见张之洞另获有情报。

[82]《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第81号，第115页。

[83]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部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第5-6页。光绪帝谕旨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4册，第203页。

[84]“许筠庵尚书明白回奏折”，《翼教丛编》，第26-28页。原折见《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47/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85]光绪帝当日由内阁明发上谕：“该尚书被参各节，既据逐一陈明，并无阻挠等情，即著毋庸置议。礼部有总司贡举学校之责，总理衙门办理交涉事件，均关紧要。该尚书嗣后遇事，务当益加勉励，与各堂官和衷商榷，用副委任。”（《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205页）然到了七月二十日，光绪帝以王照条陈事，罢免了许应骙等礼部六堂官。

[86]梁鼎芬致王先谦信中称：“此间刻有许尚书师、文御史奏稿，奉上数本，望以湘刻酬我。”（《翼教丛编》，第155页）。文御史，文悌，他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上奏弹劾康有为、宋伯鲁、杨深秀。《穗石闲人读梁节庵太史驳康逆书书后》称：梁鼎芬“以许尚书、文御史皆以劾康得罪，疏内所言，大旨在以正人行西学则有益，其言忠切，遂合刻千本，分散人士。此皆在康逆未叛前之事”。《觉迷要录》，录三，第9页。又，梁鼎芬刊刻文悌奏折事，又见于黄遵宪《人境庐诗草》自注。《黄遵宪全集》，上册，第161-162页。

[87]《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第81号，第121页。

[88]《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第81号，第108-109页。

[89]《辜鸿铭文集》，上册，第318-320页。“雅各宾主义”，指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所奉行的激进主义。马太·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英国诗人，文学评论家，曾任牛津大学英诗教授。“武昌的棉纺厂”，即湖北纺纱局。

[90]《辜鸿铭文集》，上册，第419页。称康为张之洞“门下”，似指前节所叙张、康光绪二十一年之交往。

[91]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53-54页。

[92]《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57页。

[93]“致新任浙江按察使司世”，十一月初三日，《张之洞函稿》（一函四册），所藏档号：甲182-213。原件无年份，根据内容及世杰的任职时间，当写于光绪二十六年。其中“之春”由“变政之前”改；“邪说”由“横议”改；“犯上作乱”由“人心世道”改；“冀杜横风”由“冀挽颓风”改；“未及数月”由“未几”改；“逆为乱阶”由“倡乱于前”改。张之洞的修改，皆加重了语气。张此信为贺其新任，并将其亲戚浙江候补盐大使石沅托其照料，该信由张之洞的侄子张彬带去，亦有请其关照之意。然在此时保守派仍有势力，一些人还在台上，张之洞觉得不必对世杰过分说明，便删去了上引这段话，并亲笔注明“此信《劝学篇》以下可删去”，也没有送《劝学篇》，而是改送张之洞此时所作《晓谕会匪告示稿》、《劝戒国会文》两文。“会匪”，指唐才常的自立军。“国会”，指此期唐才常、容闳、严复等人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国会”。

[94]《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512页。张之洞在《抱冰堂弟子记》中亦称：“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四十年前已然，谓为乱臣贼子之资。至光绪中年，果有奸人演公羊之说以煽乱，至今为梗。”同上书，第517页。

[95]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劝学篇》刊布后，康有为、梁启超很可能忙于自己的政治事务，没有对此发表评论，更没有批评性的意见。他们逃亡日本之后，尤其是“庚子勤王运动”失败后，似乎才意识到《劝学篇》中的“非康”之意。1920年，梁启超作《清代学术概论》，称湖南旧派叶德辉等人“痛斥”康、梁学说，又称：“而张之洞亦著《劝学篇》，旨趣略同。”见梁启超著、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5页。

[96]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张之洞发电其侄张检、其子张权：“前交邮政局寄《劝学篇》一本，当早接到。有何人见过？议论如何？”（《张之洞电稿》光绪二十五年五月至七月，五月二十六日辰刻发，所藏档号：甲182-456。原整理者有误，根据内容，该电发于光绪二十四年）

[97]六月初三日戌刻发，《张之洞电稿》光绪三十年六至七月，所藏档号：甲182-470。原整理者有误，根据内容，该电发于光绪二十四年。该电相关的情况，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

[98]《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257页。“张之洞档案”中有该谕旨的电报：“京局来电。初七日戌刻发，初八日午刻到。初七日上谕：本日翰林院侍讲黄绍箕……”（《张之洞存来信电稿原件》，第14函，所藏档号：甲182-385）可见张之洞第二天便知上谕内容。盛宣怀于初八日收到上谕的电报，当日转发给张之洞：“上海盛京堂。初八日午刻发，初九日午刻到。上谕：本日翰林院侍讲黄绍箕……”出处同上。

[99]相关的情况可参见李侃、龚书铎：《戊戌变法时期对〈校邠庐抗议〉的一次评论》，《文物》1978年第7期；拙著《京师大学堂的初建：论康有为派与孙家鼐派之争》，《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第247-248页。

[100]《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第81号，第116页。

[101]《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第81号，第122页。

[102]《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90-191页。

[103]参见拙文《戊戌变法期间的保举》，《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第147-152页。

[104]参见张之洞：《札善后局筹发〈时务报〉价》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张之洞全集》，第5册，第506-507页），《通饬湖北各属州县购阅〈湘学〉、〈农学〉各报》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三日（同上书，第6册，第76页）。

[105]与《时务报》、《湘学报》相关的内容，可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一、三节及第五章第三节。

[106]与《正学报》相关的研究，可参阅汤志钧所撰《正学报》一节，见《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第557-567页。

[107]以上陈庆年日记，见《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第81号，第107、110页。

[108]《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316页；张之洞亲笔原件见《张文襄公电稿墨迹》，第2函第10册，所藏档号：甲182-219。此时张之洞刚从上海返回湖北，该电在汉口写，发往武昌。此事用电报，很可能张之洞听到《正学报》内部有不同意见，故下令由梁负总责。

[109]相关的研究，可参阅汤志钧所撰《实学报》一节，见《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第439-455页。汤志钧称：“《实学报》见到最后一期为第十四册，一八九八年一月三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版。”同上书，第455页。

[110]王仁俊该两文，后编入《翼教丛编》，见上海书店版第52-61页。

[111]相关的研究，可参阅汤志钧所撰《求是报》一节，见《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第456-461页。

[112]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七日巳刻发，《张之洞电稿丙编》，第73册，所藏档号：甲182-94。

[113]《张之洞电稿乙编》，第11函第54册，所藏档号：甲182-72。郑孝胥是陈衍的同乡。

[114]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廿一日午刻发，《张之洞电稿丙编》，第73册，所藏档号：甲182-94。

[115]相关的研究，可参阅汤志钧所撰《萃报》一节，见《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第437-438页。

[116]孙宝瑄在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四日日记称：“章枚叔过谈。枚叔以酒醉失言，诋康长素教匪，为康党所闻，来与枚叔斗辨，至挥拳。”十五日日记称：“送章枚叔行。”（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上册，第89-90页）郑孝胥在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二日日记亦称：“傍晚，谭复生来，谈《时务报》馆中黄公度欲逐汪穰卿。汪所引章枚叔者与粤党麦孟华等不合，章颇诋康有为，康门人共驱章，狼狈而遁。”（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第2册，第598页）

[117]章太炎致谭献，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该信由钱基博所藏，发表于《复堂日记跋记》中，见范旭仑、牟晓朋整理，谭献：《复堂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15页。

[118]谭献在日记称，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二十九日两得章太炎信，“此我所豫料，尝尼其行”；“乱离瘼矣，士人不图树立，无端为门户之争，竭心力而成战国世界”（《复堂日记》，第387页）。谭献此时应张之洞之邀，主讲武昌经心书院。

[119]参见汤志钧：《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第557-559页。又，姜义华称此中起重要作用的是陈衍，见其著《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2-63页。

[120]《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上海书店影印，清稿本（手迹），1986年。

[121]陈平原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54页。

[122]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上册，第58-63页。

[123]《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381-383页。其中“邦产什三”之“产”，据《张文襄公函牍未刊稿》（所藏档号：甲182-393）所载该文改。“谟罕默忒”，今译穆罕默德。该序例当然经过张之洞修改，从文辞来看，似为梁鼎芬的手笔。

[124]章太炎在《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称：“……一日聚语，鼎芬颇及左氏、公羊异同。余曰：内中国外夷狄，《春秋》三家所同。……他日又与俦辈言及光复，鼎芬惎焉。未几，谢归。”（《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而各种笔记中则各有其说法，值得注意者为：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14章《壬寅支那亡国纪念会》，《民国丛书》，第2编，第76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刘禺生：《章太炎被杖》，《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第126-127页。汤志钧所著《章太炎年谱长编》对此有着具体的史料排列和分析（见该书，中华书局，1979年，上册，第63-70页）。姜义华所著《章太炎思想研究》，对章氏此一段经历亦有详细述说与分析（见该书，第62-70页）。

[125]李宪堂、侯林莉译，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4-226、240-241页。

[126]此一时期李提摩太的情况，可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三节。

[127]《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2878页。“懋勤殿首领”，系管理上书房事务的太监。

[128]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孙子、台湾大学教授李宗侗在《我的先世与外家》一文中称：“……另一件与此相类的事情，就是撤消毓庆宫书房的事，据说那一次孝钦的原意不止撤消书房，并且将翁文恭驱逐回籍，如戊戌年的情形一样。这是听见我父亲说的，这件事发生的时期，荣文忠（禄）恰好奉命到东陵去，他回来以后就来看我祖父，恰好我祖父病了，不能到客厅去，就在卧房接见他，我父亲就陪着他进去侍立在旁边，所以听见他们俩的谈话。文忠说：‘这件事情太便宜了常熟，四哥为什么帮助他说话？’因我祖父同文忠是盟兄弟，所以称他为四哥。我祖父就回答说：‘无论如何常熟总是一个多年的老臣，我觉得对老臣不应该如此，所以我帮他说话。’文忠就叹息说：‘四哥真是君子人也！’这是听我父亲亲口说的。”（台北：《传记文学》，第5卷第4期，1964年）“孝钦”，慈禧太后。“常熟”，翁同龢，江苏常熟人。并可参见拙著《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119-121、165-167页。

[129]在此前后，慈禧太后于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七日罢免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长麟和总理衙门大臣、吏部侍郎汪鸣銮；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罢免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这些举动也是针对翁同龢的，汪鸣銮、文廷式等被称为“翁门六子”。

[130]吴樵于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写信给汪康年称：“三、常熟近甚危，廿日撤去毓庆宫，疑太夫人与本宫甚和睦，盖所谓以计取也。……常熟结主甚深，第三条非上意，而僚官多不合。”二月二十一日信又称：“自毓庆撤后，盘游无度，太上每谓之曰：咱门天下自做乎，抑教姓翁的做？……常熟日内皇皇自危（伯唐言），恐将来获咎，必更甚芸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466-467、480-481页）“太上”，慈禧太后。“伯唐”，汪大燮。“芸阁”，文廷式。

[131]此时总理衙门大臣又增加了前热河都统崇礼（后任刑部尚书）、工部尚书许应骙（后任礼部尚书）；仓场侍郎廖寿恒回京任左都御史（后任刑部尚书），也重新入值总理衙门；而这些人的地位是无法与翁同龢相抗的。还须说明的是，奕劻为慈禧太后的亲信，时任颐和园工程处大臣、御前大臣，主要在慈禧太后身边；张荫桓最为光绪帝所重，经常受光绪帝召见，但为慈禧太后所嫉恨。

[132]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慈禧太后在奕訢去世后的懿旨中称：“……二月之杪，旧疾举发，予率皇帝叠次亲临看视，方冀安心调理，可即就痊。不意本月初十日遽尔长逝……”光绪帝的谕旨称：“……二月之杪，痰喘频作，犹力疾视事，经朕再三慰谕，始肯请假调理。闰月中旬，疾势增剧，朕奉皇太后三次亲临邸第看视，王气息仅属，殷殷以国事为忧……”（《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159页）由此可见，恭亲王的身体自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底开始，一蹶不振。

[133]军机处《上谕档》有该日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徐桐奏请召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折，俟发下，再行请旨办理……”（《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124页）“俟发下”，指等慈禧太后发下该折，“再行请旨”虽是向光绪帝请旨，但按照当时的工作程序，慈禧太后发下时会向光绪帝表示其意，实际上是慈禧太后的旨意。

[134]见该日军机处《电寄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翁同龢对此在日记中称：“令湖督来京陛见，从徐桐请也，盖慈览后，圣意如此。”同一天，翁还致信正在病中的恭亲王奕訢，告知此事。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中华书局，1998年，第3116页。

[135]见《杨叔峤先生文集》，《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568册，第261页。

[136]刘光第致刘庆堂，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275-280页。徐荫轩，徐桐。香翁，张之洞。杨锐此时的官职为内阁中书舍人，故称其“内阁”或“舍人”。刘光第官居北京，然以家贫，廉直而不贪，生活大不易。宗叔刘举臣为自贡盐商，每年接济其银二百两，刘光第在给其的信中也多言京城政情。刘庆堂，刘举臣之子，是他的族弟，故其在信中乃以实情真语告之。

[137]刘光第称：“光第少愚鄙，未获列公门，然由公故，知读书，时时想闻风采。去岁，以游东南山水过鄂，乃一谒之，纵谈名山及当世人事，公不以为狂，且出过许之语”（《湖广总督张公六十寿序》，见《刘光第集》，第67页）。刘光弟在私信中又称：“……复在武昌与张香涛制府痛谈时事……”（刘光第致刘庆堂，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同上书，第265页）可见张之洞与刘光第的关系。

[138]光绪二十一年马关议和时，刘光第致刘庆堂信中称：“昨于同年杨叔峤处，见钞有此回和议条款一纸……”《刘光第集》，第264页。

[139]刘光第所作《湖广总督张公六十寿序》，称言：“光绪十九年三月，俄太子来游历中国，转海入江，履粤及鄂。湖广总督张公，迓以军舰，声炮致敬，而出会于舟次。太子年少英武，见则叩两湖治具民风甚悉。公一一对之，乃大惊服。言吾闻公文章政事，震烁中外，为国家干事之臣，今益知不虚；然地狭不能尽公才，内公政府，岂不更善？……中日之役，以无谋主之故，军屡失机，中外咸引领望公入政府，上亦有旨促公北来，忽中止，命公督两江。公仍不以得保一隅自幸，先后奏密计甚多，皆关大局，然亦往往格不行。于是复移两湖，则举一切维新之政，……今之世，视周成王、宣王时何如？如是而望有进规、补衮，格非心、引当道，自比于召公、卫武、仲山甫之伦，舍公其谁哉？一旦吾天子念祸乱之萌，鉴谗毁之兴，慨然思得忠诲之士为画策臣，吁谟远猷，用以延我圣清之命，舍公其谁哉？……以明公虽在外，不忘王室，王室其终赖以振焉。而俄太子之言，将与延陵同信，斯则吾人所朋祝者尔。抑犹有说焉，今时瀛海大通，万国咸会，有能赞辅吾君，力行周孔之教，修明礼乐，使吾仁让居敬之学，遂以流出中国，而化及敷天，尤为不朽盛业。其寿与天无极者，公亦傥有意欤？”（《刘光第集》，第65-67页）以俄皇太子之言辞，以周召公、卫武公、仲山甫之比附，以周孔之教化及敷天之期许，此等捧寿之言论，对于有着匡扶济世之志且有饰华虚荣之心的张之洞，自然颇为喜好而承受之。召公，周文王之子，周公之弟，辅周成王、周康王。卫武公，卫国国君，犬戎杀周幽王，卫武公派兵“佐周平戎”。仲山甫，周宣王时贤大臣，《诗经》多有记事。延陵，春秋时吴王寿梦之第四子季札，以信义闻世，以此喻俄太子。

[140]刘光第给刘庆堂的信中亦称：“闻其一亲王统兵船，已于冬月十七日在彼邦动身，大约正月初可到中国，或和或战，再为定夺。而我国之王大臣等乃决意不敢与战，总之向其哀求而已。……总理衙门之大臣，德国指名要翁同龢、张荫桓二人，径乎连李鸿章亦不要。盖此次李相尚有一二据理力争之语，翁、张则甘为人奴而已，恭王、庆王则更无主意矣。……至我中朝举动，则更骇人听闻，皇太后、皇上尚在闲日听戏为乐，每日召见军机时，比平时尤速完事（不过一刻工夫）。似此动作，不能不生外人之心。……呜呼，无相无将，并无人心，此祸不知何日发作？此事不知何日收拾？徒令袖手无权者，吞声忍泪，闭气坠心已耳！”（《刘光第集》，第279-280页）德国“亲王”，即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弟弟亨利亲王，他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到达北京。“李相”，李鸿章。而刘的这一换相的思想，早已有之。甲午战争时他曾欲上书，称言：“至于十年来，军机大臣贻误国家，中外臣民咸所深愤，已蒙圣明洞鉴，添换大臣；然贻误之尤者，仍厕其间，未闻屏黜，中外惶惑，颇以为忧……”（《甲午条陈》，同上书，第3页）此为攻击当时的军机大臣孙毓汶。

[141]徐桐参张荫桓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59-8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又据军机处《上谕档》，该折当日呈慈禧太后。《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152页。

[142]徐桐折，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58/7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43]顾廷龙等主编：《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6册，第177页。“彼素不满意于汝”，指张之洞长期对李经方不满，此时李经方欲复出，谋得一专使出访各国，将由此中止。“樵野”，张荫桓，他与张之洞属不同派系，此时与翁同龢联手办事，权势甚大，“恃宠”，指其此时甚得光绪帝所重。

[144]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四日，张之洞得到召京电旨后，第一份电报是发给正在日本东京厚生馆的湖北官员姚锡光、张彪、徐钧溥：“奉旨进京陛见。速将士农工商各种学堂大略一看，即速回国。”（《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309页）在此之前，张之洞派姚锡光等人前往日本考察各类学校及枪炮制造等项，大约在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到达日本。相关的情况，可参见张之洞：《札委姚锡光等前往日本游历详考各种学校章程》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八日，《札委徐钧溥会同姚锡光等前往日本游历详考各种学校章程》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同上书，第6册，第108-109页；张之洞致姚锡光等人的多份电报，同上书，第9册，第294、297、299、302、306-307页。

[145]闰三月初五日戌刻发，《张之洞电稿》光绪二十五年三月至四月，所藏档号：甲182-456。原整理者有误，根据内容，该电发于光绪二十四年。

[146]闰三月初五日戌刻发，《张之洞电稿》光绪二十五年三月至四月，所藏档号：甲182-456。原整理者有误，根据内容，该电发于光绪二十四年。“楼”，张彬，字黄楼。

[147]张权、张检、张彬的个人经历，参见本书第一章。

[148]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六日亥刻发，《张文襄公电稿墨迹》，第2函第11册。所藏档号：甲182-219。该电同时写上“楼”、“乔”，说明该电同时发给两人。电文中“乔。钝”的字样，说明另给杨锐电文中署名有所不同。具体的署名情况，参见本书第一章第六节与第二章第一节。

[149]“接待德王”的消息，张之洞得闻于盛宣怀，他于闰三月初六日给盛宣怀电报称：“屡电悉。德王赴闽，乃看中国好说话，欲兼要三沙、金门耳，断不舍胶以换闽也。接待之说可怪。此间紧要事太多，须二十外方能行。语电想已达。”（《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310页）再查张之洞亲笔原件，在“屡电悉”后，删去“接待德王之说，真可尼可笑”一段。（（《张文襄公电稿墨迹》，第2函第10册，所藏档号：甲182-219）“三沙”，三沙湾，即三都澳，位于福建宁德，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前曾有意于此处。“二十外”，指二十日之后。

[15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书局，1995年，第120辑，第664-671页。于荫霖与张之洞的关系，可参见本书第五章附录二。

[151]军机处《随手档》、《上谕档》、《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又见《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117页。

[152]《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1987年，第60册，第30651页。据记，闰三月初七日至十一日（4月27日至5月1日）在颐和园与慈禧太后同住。

[153]军机处《电寄档》，该件无日期，该电发出日期据军机处《随手档》。又，此电中的“昨”字，当作“以前”解。

[154]《张之洞全集》，第4册，第469页；张之洞亲笔原件见《张文襄公电稿墨迹》，第2函第10册，所藏档号：甲182-219。当时军机处未设电报房，电旨及各地电报均由总理衙门代转，故张之洞发电总理衙门，请代奏。

[155]《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第81号，第109页。“中堂”，大学士。

[156]军机处《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一日。

[157]《张之洞全集》，第4册，第469页；张之洞亲笔原件见《张文襄公电稿墨迹》，第2函第10册，所藏档号：甲182-219。

[158]陈宝箴、黄遵宪很早便了解徐桐奏折的内容，而且很有可能参与了杨锐等人的密谋，故于闰三月初四日即发电祝贺。张之洞决定北上后，发电询问北上后的对策，陈宝箴、黄遵宪对此皆有认真的回电。相关的情况，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第五章第四节。

[159]许景澄已卸驻德公使任，由于当时俄国迫清朝租借旅顺、大连，清朝命其为头等公使赴俄，与驻俄公使杨儒一同办理对俄交涉。张电称：“奉旨陛见，有面询事。时局危迫，实深惶悚。欧洲真消息及要论之注重鄙人者亟愿知其确情，以备应付传言。张家口有游骑，确否？阁下久知敌情，如有筹备良策，祈电示。”（《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314页。张之洞亲笔修改原件，见《张之洞电稿》，所藏档号：甲182-406）致驻法公使庆常的电报称：“电注感愧。时局危急，此时欧洲真消息及各报论及鄙人者，亟愿知其端倪。此非真通外情徧通西文者不能得。专盼阁下电示以作指南。”（出处同上。张之洞亲笔修改原件，出处亦同上）从张之洞修改原件上，被删去“轻才何补危局”一句，庆常的电报很可能提到张之洞召京之事。张之洞在途中还发电庆常：“弟廿五六可到沪，复电请赶寄上海，自当秘密。”同上书，第316页。

[160]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六日，张之洞发电：“江宁刘制台：咸电悉。既承电召，过宁当停轮领教。官轮行缓，到宁当在二十外，前一两日当电达。”《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314页。张之洞亲笔修改原件见《张之洞电稿》，所藏档号：甲182-406。

[161]光绪二十四闰三月十五日，湖广总督署发电：“京。湖北提塘转交郭长胜：帅节十七日启行，奉谕速赴沪，勿来鄂。督署。十五。”（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五日亥刻发，《张之洞电稿》，所藏档号：甲182-406）次日发电盛宣怀：“上海督办宪：急。香帅拟坐‘江孚’，大餐房及房舱全留用，须十九晚开行，沿途芜湖、安庆、南京均有耽阁。查‘江妥’已定十七开期，务请饬令该轮在汉等候至十九。并饬请船主沿途耽阁，随时听候帅示。倘商局因已有客货，或多窒碍，帅意即另租用‘江孚’十日，照给船价亦可。即乞电示。昌禀。”（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午刻发，出处同上）同时又另有相关内容的三电（出处同上）。陈庆年在日记中称：闰三月“二十二日，阴有小雨，是日南皮师大早开轮。”（《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第81号，第110页）《申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五日第二版以“大帅行程”为题报道：“湖广总督张香涛制军奉召入都，于本月十七日启节，前已历纪报端。兹得鄂中采访友人手书云：香帅既登‘楚材’官轮船，小泊江岸，本拟阅勘汉皋铁路后，于二十日鼓轮东下。嗣接沙市民人滋事之电，须与谭敬甫中丞筹商办法，是以稍缓行期。二十三日午后五点钟时始就道，沿江各防营皆站队江干，时适大雨滂沱，军士植立泥淖中，殊形困惫。”此中关于沙市事件的内容，可见张之洞于闰三月二十六日在上海发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二十申刻据道、府回禀：十八晚，沙埠……容即查究。”《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316页。

[162]《札关、局支给随辕北上委员钱恂等三个月薪水并各给川资银两》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五日，《张之洞全集》，第6册，第129页；张之洞致郑孝胥、盛宣怀电，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九日，同上书，第9册，第315页。

[163]张之洞电称：“京。楼：急。勘电悉。此次同行幕友及随从人等较多。茶叶铺六七间，恐不敷住。能否另觅，敞处尤佳。如不能，务在附近添租数间，为要。壶。效。”闰三月十九日申刻发，《张之洞电稿》光绪二十五年三月至四月，所藏档号：甲182-456。原整理者有误，根据内容，该电当发于光绪二十四年。

[164]《张之洞电稿》光绪二十五年三月至四月，闰三月二十三日未刻发。所藏档号：甲182-466。原整理者有误，根据内容，该电发于光绪二十四年。该电在“乔”上划圈，似不像删去，而是发给杨锐、张彬两人的，电文是给杨锐的，若改发给张彬，还须改“仆”、“钝”等字。

[165]据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二日《申报》第二版的消息“鄂督过宁”，刘坤一率南京各官员相迎于南京下关官码头，相关的礼仪结束后，张之洞、刘坤一在船上单独密谈“一点二刻钟之久”。张送刘上岸后，即命“起椗下驶”。

[166]闰三月二十五日酉刻发，《张之洞电稿》光绪二十五年三月至四月，所藏档号：甲182-456。原整理者有误，根据内容，该电当发于光绪二十四年。“静默寺”，位于紫禁城西门外北长街。“西苑门”，指西苑（今中南海与北海）的东门。张之洞准备在宫中或西苑召见。“林世焘”，字次煌，举人，此时已与张之洞侄女订亲。后中进士。

[167]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932年故宫印本，卷51，第28页上。

[168]《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第28页下。

[169]《闰三月二十二日收日本国公使矢野文雄信一件：沙市匪徒滋闹请饬实力办理由》，“湖北沙市土匪烧毁日本洋房获犯赔款及沙市专章岳州划界各案”，《总理衙门清档》77-85-1，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170]《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第30页上。该电是二十一日由东京发出的。

[171]《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第30页上、下。

[172]军机处《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四日。又，闰三月二十至二十二日，光绪帝陪慈禧太后在京西检阅八旗营伍，此后一直住在颐和园，直到二十六日才回到紫禁城。而在这段时间，光绪帝每日向慈禧太后请安，若有重大事件也在请安时报告。

[173]李宗侗：《杨叔峤光绪戊戌致张文襄函跋》，《大陆杂志》，第19卷第5期，1959年9月15日出版。相关的情况，参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从当时的政治派系来分析，翁同龢、张荫桓、李鸿章都不会欢迎张之洞到京主政。

[174]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六日巳刻发、到，《张之洞存来往电稿原件》，第7函，所藏档号：甲182-378。又，该电后称：“尚令次煌出京否？东海四月初九八旬寿，应酬否？侄拟初三出京，先到鄂。楼。宥。”又，“念四”，廿四之意。

[175]《张之洞电稿》光绪二十五年三月至四月，闰三月二十六日辰发。所藏档号：甲182-466。原整理者有误，根据内容，该电发于光绪二十四年。“谭”，署理湖广总督湖北巡抚谭继洵。

[176]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六日戌刻发，亥刻到，《张之洞存来往电稿原件》，第7函，所藏档号：甲182-378。

[177]闰三月二十七日寅刻发，《张之洞电稿》光绪二十五年三月至四月，所藏档号：甲182-456。原整理者有误，根据内容，该电当发于光绪二十四年。

[178]闰三月二十七日寅刻发，《张之洞全集》，第4册，第469页。张在电报中称：“昨晚奉到二十四日电旨”，“拟二十八日即自沪行”。张还在该电报中说明，关于日本派军舰一事，已与日本领事相谈，其一舰是到汉口的例行访问，另一舰可函阻之，即解除了清廷此时最为担心的日本借此事件动武的忧虑。

[179]《申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九日第三版以“宪舟纪事”为题报道：“湖广总督张香帅前日赴沪北洋务局，接见各国驻沪领事、翻译各官。午后五点钟，仍回舟次。昨日午前，正大雨时，各官咸诣金利源码头‘楚材’兵轮船呈递手版，香帅概不接见……”同版以“名园盛宴”为题报道：“湖广总督张香帅于昨日午后两点钟时，偕英界公廨谳员张赓三直剌往巡捕房，历览一周，捕头戎服佩刀伺候。旋至梵王渡西学塾，详考章程。复至静安寺附近愚园，盖应矿务局总办志观察钧筵宴也。簉座者为江海关道蔡和甫观察诸员，水陆纷陈，东南尽美，直至夕阳西下，始席散而回。”《申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一日第三版以“宪舟纪事”为题报道：“盛杏荪京卿于昨晨赴张香帅舟次拜谒，晤谈良久，始兴辞而出。午后，香帅乘马车至杨树浦，阅视榨油厂、造纸局。三点钟时，复赴梵王渡，看新马路。旋赴教堂，由教士延入，遍阅学舍，直至五点钟时，始回舟次。”此中的“昨”，可以当“以前”讲。“英界公廨谳员”，指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清朝审判官员。“蔡和甫”，蔡钧。“盛杏荪”，盛宣怀。

[180]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八日，张之洞发电张彬：“……明晨始能开轮。壶。勘。”（闰三月二十八日辰刻发，《张之洞电稿》光绪二十五年三月至四月，所藏档号：甲182-456。原整理者有误，根据内容，该电当发于光绪二十四年）《申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五日第二版以“帅旌过润”为题，报道了四月初三日张之洞座船“楚材”号过镇江时官员迎送的情况，其中称：“‘楚材’就象山下碇，长江水师提督黄芍岩宫保先乘小舟往谒，商议要公，约历二点钟时，始辞别……”“黄芍岩”，黄少春。

[181]四月初四日申刻发，《张之洞电稿》光绪二十五年三月至四月，所藏档号：甲182-466。原整理者有误，根据内容，该电发于光绪二十四年。

[182]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四日发，《张文襄公电稿墨迹》，第2函第11册，所藏档号：甲182-219。

[183]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四日发，《张文襄公电稿墨迹》，第2函第11册，所藏档号：甲182-219。

[184]《张之洞全集》，第4册，第470页。

[185]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沈曾植给丁立钧的信中称：“（前缺）惟视政府过深严，着着皆有用意，此则法眼尚差，未免自缚手脚耳。都中诸公遂不能再作推袁之举，此殊不解，现在尚有可图，过是恐无余望矣（壶有电致叔乔诸公，言不愿入，此自文章节次应尔耳。辞者自辞，推者自推，宁可死煞句下乎？）。”（许全胜整理：《沈曾植与丁立钧书》，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1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47页）“推袁”似为推举袁绍为盟主，此处喻推举张之洞入京辅政。“壶”，张之洞。“叔乔”，即叔峤，杨锐。沈曾植写信的当天，恰是慈禧太后罢免翁同龢之日，他可能还没有得到消息，故称“现在尚有可图，过是恐无余望矣”，并主张“推者自推”。次日，四月二十八日，沈曾植致信汪康年：“……熟思世事，自非壶帅入都，殆于更无他法。顾朝命中变，何以台评与议，乃竟寂无一言。魏阙情形，真不可思议，如何如何……”（《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1143页）“朝命中变”，指命张之洞返回湖北。

[186]《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九日第一版以“圣怒有由”刊出消息：“天津采访友人云：户部尚书翁叔平大司农开缺回籍，已将电谕恭列报端。按大司农在毓庆宫行走有年，圣眷优隆，固非百僚之所可比拟。此次恭忠亲王抱疾之时，皇上亲临省视，询以朝中人物，谁可大用者？恭忠亲王奏称：除合肥相国积毀销骨外，京中惟荣协揆禄，京外惟张制军之洞及裕军帅禄，可任艰危。皇上问：户部尚书翁同龢如何？奏称：是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甲午之役，当轴者力主和议，曾建三策，一、收高丽为行省，封韩王如衍圣公，优给俸禄，世袭罔替。二、遴派重兵，代守其国，以备不虞。三、以高丽为各国公共之地，俾互相箝制，以免强邻得所措手。时翁大司农已入军机，均格不得行，惟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旦夕，不得已割地求和。外洋乘此机会，德踞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此皆大司农阶之厉也。于是向之不满意于大司农者，至此咸不甘以仗马贻讥，交章劾奏。皇上保全晚节，遂令解组归田。”这是一传闻，可靠性很难确定，其中关于朝鲜处置三策，当属和平时期的对策而非临战前的手段，翁同龢尚未重任军机大臣。在此录之，仅备一说。

[187]王鹏运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职官项》，3/99/5360/4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当日翁日记称：“王鹏运封奏，大臣误国。见起三刻，语多，王劾余与张荫桓朋谋纳赂也，薰莸同器，泾渭杂流，元规污人，能无嗟诧。”《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129页；并参见军机处《随手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158页。

[188]高燮曾：“户部筹拨巨款增加海关经费大失政体折”，《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军务类·军需项》，3/124/6145/3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该折片虽未直言攻翁，但翁已看出其意，日记中称：“高折意斥余而未明言，但指张某（荫桓）为主，户部不敢驳耳。”《翁同龢日记》，第6册，第3132页；并参见军机处《随手档》、《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189]翁同龢当时的职位是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尚书。荣禄原为协办大学士、督办军务处会办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步军统领，与翁地位相等；此时以大学士管户部，正好在户部事务上管着翁；刚毅与翁同为军机，此时升协办大学士、调兵部尚书，在地位上完全与翁平起平坐；刚毅空出来的刑部尚书，留给了总理衙门大臣崇礼，使之不再用镶白旗蒙古都统名衔，即可在总理衙门与翁对敌，更压着张荫桓一头。

[190]该日军机处《上谕档》，有朱笔上谕：“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特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181-182页）由此可见，放逐翁同龢的上谕，出自光绪帝朱笔，然作出该决定的仍是慈禧太后。

[191]军机处《电寄档》、《洋务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182-183页。

[192]四月二十九日清廷电王文韶：“王文韶迅即来京，于初四日请安。”（军机处《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同日王文韶回电：“艳电谕旨敬悉。现赶紧照料一切，准于初三日乘轮车进京，遵旨于初四日请安。”（《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五月初四日、初五日王文韶两次召见（《光绪二十四年外官召见单》，《宫中杂件》[旧整]第915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并于初五日被命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尚书。四月二十九日，总理衙门收到裕禄的电报：“裕禄四月二十八日行抵宜昌，接奉电旨，于五月初一日折回上海，航海入都陛见。请代奏。”（军机处《电报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分），五月十九日裕禄召见（《光绪二十四年外官召见单》），二十三日被命为军机大臣、署理镶蓝旗汉军都统。翁同龢遗下的协办大学士由孙家鼐升补。七月十九日，礼部六堂官被革后，裕禄补为礼部尚书。

[193]关于探讨翁同龢开革原因的著述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杨肃献译，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第117-124页；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128-141页；孔祥吉：《光绪与戊戌维新运动》，见《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245-262页；戴逸：《戊戌变法时翁同龢罢官原由辨析》，《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1期；侯宜杰：《略论翁同龢开缺原因》，《清史研究》，1995年第4期；舒文：《翁同龢开缺原因新探》，《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俞炳坤：《翁同龢罢官缘由考辨》，《历史档案》，1995年第1期；以上4篇论文皆收录于翁同龢纪念馆编：《二十世纪翁同龢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杨天石：《翁同龢罢官问题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上述论文的分析各有独到见解，然以戴逸一语为最精辟，即光绪帝自己都承认他没有罢黜高官之权力。而最为重要的证据，是光绪帝罢免翁的朱谕。俞炳坤称：“光绪的朱谕现在尚存我馆。人们看了这道朱笔谕旨就可以发现，它同现存光绪的其他多数朱谕的字体、字迹和形式都有所不同。它每个字的一笔一划都写得规规矩矩、工工整整，每一行字都写得很直，行距和字数完全相等，一点都没有勾划改动的痕迹，根本不像是自己边想边写的，而很像是临帖照抄的。”然此说只是一种分析，光绪帝若自己起草朱谕，如此重大之事，草稿过于零乱，自己再抄一遍也是有可能的。

[194]军机处《电寄档》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195]杨锐称，这一道谕旨是出自刚毅之意。参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

[196]《张文襄公函牍未刊稿》，所藏档号：甲182-393。“文襄”，张之洞，其谥号为“文襄”。“筱山”，翁同龢之侄、翁同书之子翁曾桂，此次他与张之洞的相会，当为新任江西按察使进京觐见后，上任时经过南京。张之洞该信也已发表，见《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68页。而汪凤瀛所记，亦有误记之处，醇亲王于光绪十六年去世，汉阳铁厂恰于此年终建，当不能有“一意维持”之事。但醇亲王对张之洞的事业“一意维持”，却是确有其事。张之洞晚年的《抱冰弟子记》中也有相关的记载，稍有不同：“己丑、庚寅间，大枢某、大司农某立意为难，事事诘责，不问事理，大抵粤省政事无不翻驳者，奏咨字句无不吹求者。醇贤亲王大为不平，乃于曩所议奏各事，一一皆奏请特旨准行，且事事皆极口称奖，……并作手书与枢廷诸公，曰：公等幸勿藉枢廷势恐喝张某。又与大司农言，曰：如张某在粤有亏空，可设法为之弥补，不必驳斥。”（《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517页）“己丑、庚寅”，光绪十五、六年，而所言内容皆是张在两广总督任上之事。“大枢”，似指孙毓汶。“大司农”，指翁同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