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在镜前停顿。是那种不设防的镜，它突如其来地照见你的影。电梯，楼道的拐角，抑或是在匆忙的一瞥中望见大屏幕里人群中的自己。我会作短暂的凝视，并惊异于她的陌生。以他者的视角目睹那种类似于衣冠不整的仓皇现场在镜中消失的瞬间，一个裸露的灵魂让我战栗。而后，镜中的眼睛就隐藏了一切，调匀气息，预设好表情、心理，敛住慌乱，在镇定中逃离那面镜子。那些年，镜外的我，似乎从未有过真正的优雅与宁静。
试图定住那个瞬间，惊魂未定，风尘仆仆，疲于奔命，无数张变幻的脸最后叠加成一个迷茫的我，此刻，指尖在键盘上犹疑。我能如何写出她？这个令我轻轻一叩就痛的故人。她小小身板，几根扎手的骨头，漆黑的身影漂泊在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在地铁站、在写字楼、在出租屋、在快餐店，抑或是在拖着行李箱，从这个城市奔去另一个城市的长途大巴上。这一切，仅仅只是为了活着。二十年过去了，在检索过往的镜像里，我竟自发觉身在孤独中的人往往是浑然不觉的。她拼命抽打着时间，为着一口饭食和安稳的睡眠，为了明天有着，也为了灵魂的体面，她的内存已满。活，这件事，在那个时候占据了我的全部。
也许，很多人认为我对挣扎在生存边缘困境中的过往过于喋喋不休。塞壬，你就不能放过它吗？不能走出来吗？不，我早就走出来了。在摇晃着红酒写着唱吟诗的日子里，孤独像一身肥肉那样溢出，我的文字早就忘记了落魄、漂泊生涯中的野性与不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精致修辞的把玩与厌烦。当你停下来，一切过往的伤疤像徽章一样成为一种荣光被炫耀，那些深夜的痛哭与无助的喊叫成为一种写作红利被过度透支，我其实早该重新审视那些年的写作，那些年和这些年，我这个人。
二十年前，我在广州谋生揾食。我从未想过将来会成为一个作家。
一
我穴居在广州石牌城中村半年多。那个时候，一个人只身从湖北来广州谋生，一个人像一个事件那样消失。在一个陌生城市安放疲惫的灵魂，要租最便宜的房子，食则仅求果腹。去附近网吧发求职邮件，傍晚花五毛钱买《广州日报》的求职专版。广州的石牌东路，因为有了我的行走变得多么焦灼与荒凉。我是循着墙上的“牛皮癣”广告一路找到了那间出租屋的。二百块钱一个月，单间，七八平米，什么都没有。厕位像是从房间突出去的一个方角，蹲式，极窄，没有帘子隔开。唯一的一个小窗安在洗漱盆的墙面上，因此房间的四壁是没有窗的。即使白天外面阳光猛烈，房间也一样要开灯。小灵通没有信号，为了不错过求职面试的信息，我把手机放在厕所那窄窄的窗台上，那儿有唯一的光与空气。没有厨房，也没有晾衣的地方。
有时在半夜大汗淋漓地醒来，南方的湿热与窒闷使人像是被扼住了喉管，喘不过气来。我冲到那个小窗跟前，把头伸出去，向下看，一条细长的蛇街，不论多晚依然有密集的人群在喧哗。伸手可及对面楼，那粗糙的白色墙面堵在你的脸上，避无可避，让人绝望。睡梦中常伴有暴雨，雷声追进梦的深处，蟑螂和蜈蚣在地板上奔跑，我的皮肤渗出晶亮的盐粒。隔壁房间有人做爱，他们的呻吟毫无教养。晚归的妓女喝醉了酒，用脚踢门，而后是吵架、耳光、叫骂。几个皮实的脏孩子老是躺在过道凶狠地哭闹，尿迹斑斑。有人摔门而去，有人敞开门放歌。进出的人，脸盆哐啷响，电视里传来字正腔圆的TVB港剧声。门外楼道拖鞋走路声啪嗒啪嗒脆响，从未间断，直到尽头依然能够清晰地听到。咳痰的人，愤怒一吐。不知是谁家养了一只丑陋的泰迪，眉耷耳趴，在过道上冲来冲去，嗷嗷乱叫，对着空气做着令人羞耻的交配动作。
分明是活在一个匣子里，可它像是完全敞开了一样，所有的声音，所有的气味，所有你不喜欢的某种意志，全都毫无遮掩地向你涌来，劈头盖脸，避无可避。我处在一种嘈杂的旋涡中。没有人认识我，可仿佛曝于众人的视线之下。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感受。然而，我跟这个世界重新构建了一种关系，不，是命运再一次给了我重新经营人生的机会。二十七岁，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一切的过往已删除，我仿佛恢复了出厂设置，内心时常涌起一阵阵的亢奋，类似于飞翔。即使是住在这样的地方——蟑螂横行，连一张床和一张桌子都没有。勉强在墙角牵了根绳晾衣服，湿衣服不停地往地上滴水，由于无法长时间承重，绳子在几天后就突然断了，衣服扑的一声全掉在地上，我却大笑不止，笑得肠子一抽一抽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刚找到一份月薪不错的工作，我想，我应该很快就能搬离这里。
二
早上开门，正碰到隔壁一男一女也出来了。虽说打了几个照面，没说过话，但我还是忍不住细细打量了这二人。男孩二十五六岁的模样，穿着有设计感的宽大黑T，高瘦，鼓突的大眼，额前的卷发形成一个自然的钩子垂在眉头，脸狭长，却长着一个硕大的高挺鼻子，笑起来有一颗虎牙，无邪的样子，有一丝丝羞涩。女孩子，齐刘海，白净斯文，圆圆脸有水果的鲜洁质地，戴着一副窄边的红框眼镜，纤细的脖子上可见蓝色的脉络，发丝根根干净，可望见白皙的头皮，还有洗发水的清香。她穿着雪纺连衣裙，小乳房绷得紧紧的，随着关门的哐啷响，仓皇中见到人，礼貌一笑，露出她的钢丝牙箍。
就是这么两个人，晚上闹得动静太大，尤其是这个白净斯文的女孩子，声音太放荡。他们的声音满怀恶意地打扰了我，打扰了我这个孤独的人。这是两个不让人讨厌的年轻人。干净，谦和，给人带来清新的气息，像是面对好天气时的心情，又像阳光和风迎面扑来。我偷偷地抿嘴一笑。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做文案策划。这是我从未接触过的一个领域，我过去是做新闻的，先前以为文字工作大同小异，触类旁通。然而这是一家做电子产品的广告公司，写文案要了解产品的性能和原理构造，新科技应用的亮点，与同类产品比较的优劣势，比如，一款新手机产品的使用测评，一款电脑机箱的软文广告。那个时候，我刚从湖北的一个小城市来到广州，我曾任职的报社才刚刚使用电脑办公，我如何能了解这类产品？像我这种女生更是科技盲，对此眼前一片漆黑。因为真的毫无兴趣。
按我原先的性子，在了解这份工作之后就会马上离职。然而，此刻在异乡，但凡有一丝机会我都不会放弃。在此之前，我被一个劳务市场的骗子骗走了三百块，那个说话和气的中年男人骑着摩托车带我去公司面试，他把我带到一个荒凉而又有许多低矮棚户房的地方，说是公司就在前面，我顿时警觉起来，心里非常害怕，说要下车接个电话，然后趁机坐上了迎面开来的一辆不知开往何处的大巴才脱身，上车一坐定，我就抱紧了自己。紧接着，我被一家招文秘的公司面试，同去的居然有二十几个女孩子，公司在白云区的一个工业园里，转了几趟车才找到，非常偏的一个地方。进去之后就强行培训，我才意识到这是家化妆品的传销窝点。我至今都不能忘记接到这家广告公司面试通过消息的那个瞬间，因为激动，舌头在打战，最后放下电话，任眼泪长流。现在，试用期一个月，我要突破的除了兴趣背离、专业障碍以及恐怖的淘汰压力外，还要适应广州的气候、饮食以及生活习惯带来的种种不适。我先是因水土不服呕吐了几天，最后在街上买了黄振龙凉茶喝下才止住；一天早上挤公交车，包包被人划破，小灵通手机被人偷走了。我后来才知道，我遭遇的这一切并非偶然，它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存在。广州，你对一个初来乍到的姑娘下手太重了。
在那个墓穴一样的房间里，我咽下了一切。没有具体对象可以对抗，也无人可以诉说。在那间连空气都被限死的房间里，睡去才是唯一的救赎。那种空间的压抑感，人的所有挣扎与喊叫都是徒劳的，你只能服从。我从未想过活下去这件事会如此艰难。我庆幸的是，我人还好好的，没有遭遇飞来横祸，要知道，出门在外的人，很多人莫名消失，连尸体都没能找到。很多年之后，我成了作家，读我的文章，有人说，塞壬，你是一个内心特别强大的人。我想，这一定与那半年多的经历有关。当一个人把自己的人生设定为只求活下去，那么，她就能忍受只要能活下去的种种不幸。那个时候，我的爱情也死去了，它被删除在离开老家的那个过往里。
我每天加班，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疯狂阅读公司订阅的《电脑报》《计算机周刊》《我们只谈硬件》这种天书般的报纸杂志，硬啃、死记。渐渐地，有了些眉目，我开始掌握稿件的相关要素。第一篇被客户通过的稿子，我印象深刻，是一款电脑电源的软文广告。工资是两千五，我离开老家的那家报社时，工资才四百多。一个月后，我留下来了。我翻过了那座山。其中艰辛不必细说。只记得那个月来了两次月经，淅沥不止，耗了大半个月，也没空去看医生吃药，硬拖着，最后是自己好了。
我好像几乎没有抬头看过广州的风景，只是数着脚下的路。对于一些景点——烈士陵园、总统府、珠江夜景——我甚至想都没有想过要去游玩欣赏。与身边的人，没有深交，仅限工作的交流，我不参加他们的饭局和派对，不完全是因为我没有时尚的衣服和化妆品，跟那些人，我有一种人格的隔，融不到一处，好像一个局外人。我也很少笑。啊，那个时候的我啊，活得那么努力，那么刻板，拼命攥紧饭碗，仿佛时刻害怕被人端走，真是令人心碎。真的，这种不安还潜进梦里，它持续地、魔鬼般地损害着我，郁结成一块心病。
因为从来没有依靠，所以时至今日，这块心病的阴影依然没有解除。
有一天晚上，有人敲门，是隔壁的那个卷发男生，他说买了很多烧烤，见我刚下班，叫我过去消夜。
三
他叫K君，自由职业。主要是接一些平面设计的活。他的那间屋子至少有我的两倍那么大，然而依然是局促的。除了一张凌乱的床，他有一张很大的板桌，上面有一台旧电脑，键盘的缝里全是肮脏的灰尘和食物的渣沫，桌上一片狼藉，可乐罐做的烟灰缸，两桶没有倒掉的红油方便面，还有油彩、画板、干掉的画笔和一堆过期的报纸。墙上、地上全是涂鸦的画板和布纹纸，一些成品堆在角落，墙上挂满了没有裱的油画，色彩恐怖，血的红，暗黑世界的地狱黑，大胆的浓紫和蓝绿，还有炫目的刺刀白，像车祸现场，也像屠宰间。他的画有宗教元素，魔幻，变形，但只是表达一种潜意识，或者一个偶发的意象。然而，我还是觉得这些画更多地趋于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模仿，在我有限的见识里，他的这类画，没有太多独创的东西，或者说没有他自己。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年轻人的才气是喷薄的，画里有一种激情，那种色块的堆积，像燃烧的欲望。我万万没有想到，隔壁住着一位年轻的艺术家。
女孩也在，她是一位幼师，声音很好听。拿烤串的手，翘着兰花指，她做了粉色的水晶美甲。
算是认识了。在我匆忙的进出之间，在我从未留意他人的视线以及活在一种自我内视的世界时，原来还是有人注意到我了。因为在他的话里，我被称作是，好像是陷入了一种思考着急需要找到答案的困境中，更像是戴着这种困境的忧虑面具。他注意到我无暇注意别的一切。
这话在我心里引起的惊骇可想而知。第一次被一个陌生人触到内心最隐秘的深处，我不由得胆战心惊。原来他比我还长一岁，来广州已经四年了。说到世俗的成功，至今还住在这种不见天日的地方就已明了一切。当然，很明显，这个人肯定是因为画画的掣肘，才耽误了“仕途经济”。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创作，他不去找公司上班，只得接一些零散的平面设计来维持日常的生存，这是一个守得住清贫的人，可以说算是一个异类了。我拿起一串鱼蛋站起身看墙上的画，他见我有兴趣，忙问我的看法，我迟疑了一会儿。我想，我的看法可能并不专业，对陌生人，对不熟悉的领域最好保持敬畏与尊重。但我喜欢那种画家本人对生活的介入以及有叙事感的作品。这话，我还是没能说出口。最后，我只得模糊地说，从这些画看得出你是一个追求独特形式的人，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K君听了很惊讶，但似乎很受用，他应和道，是的，除了画画，我不想干别的，我会画一辈子的。他是那种把怎么活看得无所谓，一心想要做成一件大事的人。他有比活着更耀眼更醉心的目标。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梦想。跟他相比，我像一只低级的爬虫。但我没有自卑感，因为我没有虚度光阴和敷衍生活。即使是一只爬虫，它努力地活着也一样是有尊严的。
所以面对这个才子，我也没有仰望。我察觉到，即使是我随便客套的一句话，也不像是一个普通邻居能说出来的。至少，不像一个外行人。K君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他知道我在广告公司写文案，说有机会可以跟我接一些活来干，甚至可以接产品的宣传画册，我听了不以为意。对于他的女朋友，有一点我很好奇，这么干净的女孩子，外出时精致漂亮，是如何做到忍受这屋子的脏乱和狼藉的？桌上那两桶方便面有些味道了，随手扔掉有那么难吗？转念一想，她身上有着巨大反差的事情也不止这一宗啊。似乎说得通了。世间有许多事，大抵都如此吧。
四
我在那家广告公司干到第四个月就被辞退了。理由是公司的业务不饱和，接的订单不多，业务主要还是在广告设计上，文案，没有必要专门养一个人做。一直悬在心里头最可怕的事情终于降临了，它像爆了的气球，带来一种毁灭的快感。我松了口气，大睡三天，把紧绷的心好好缓一缓。时至今日，我依然觉得睡觉是人生中最享受的事情，类似于醉酒，是一种自我放逐。那里有梦，那里应有尽有。几天后突然接到旧同事的短信，说是公司聘了一个实习生来写文案，告诉我的目的无非是觉得我被老板耍了。我很清楚，这种刚毕业的年轻人在职场需要先混一个经验，他们对薪资要求极低。我不是被老板耍了，而是被职场的规则残酷地刷下去了。
再一次轮回到可怕的求职历程中。忧虑像黑色的云层从头顶罩下来。网络，报纸，人才市场，挤公交，吃快餐，从这个招聘点奔赴另一个招聘点。傍晚，双脚拖着肉身的负累往出租屋赶。一进门，来不及脱鞋，疲惫把人袭倒，身体往床上一摔，沉沉睡去。一连几天，一无所获。
好像是快入冬了吧，起了很凉的风。我忽然萌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它诱惑着我，频频暗示。回湖北，跟往事妥协，把一切的过往重新捞起，去衔接另一种暗无天日、泥沼般的生活。那是一种怎样的耻辱啊。“哦，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吧，不是挺能耐的吗？”不，我绝不能去走这条路。我因为上门去找一家公司的地址，在三元里的一个弄堂里，被一个很瘦很瘦的男人抢劫，他迅猛地上来夺我肩上的包，我竟与他争夺了几分钟，那人似乎快站不稳了，手与腿都在抖。可毕竟我太弱了，最终不敌，包被他抢走了。我拼命大喊，抢劫，有人抢劫啊。街上行人听闻，有几个人去追，最终我的包被追回。还包的人告诉我，那人是一个吸毒仔，你小心啦，把包换成斜挎的就抢不到你啦。我道了谢，抱紧包蹲下身去，在大街上放声大哭。
即使没有丢失什么，这件事带给我的心理创伤也是可怕的。它摧毁了我对重新经营未来人生的最初憧憬。它掐灭了光，也抽走了我最终的意志力。我被绝望笼罩。
经历了这一切，回到一个人的狭小的出租屋，唯有四壁，环顾一圈，所有物什尽收眼底：滴水的湿衣服，一张从二手店淘来的床垫，折叠矮桌，一卷纸巾，烧水壶，塑料拖鞋，几本睡前要读的书。有限的几个名词，构成我生活的全部。它们清澈如水，摊晾着我难言的困厄。除了睡去，无他可为。沉沉睡去，沉入无妄的深水里，水漫过头顶。为了抵御脑中频频萌生的退意，我把薄被拉起来，盖过脸。
手机响了，是K君，他约我做一笔单子。是番禺一家珠宝厂，要推冬日的系列产品，需要做一本宣传手册。我在广告公司看过很多类型的产品手册，那种文案其实就是在卖一个欲望。它借了诗歌的外衣，用空蒙凄美的意境包裹着一个所谓浪漫的故事。这种叙事卖弄着种种物质世界的高格调，让买它的人深信自己是买了一种高品质的生活方式。一个华美的圈套大行其道。我跟K君交流这些的时候，他的眼睛在发光，一种像是发现了宝藏那样的异光。
我交出了一个极美的邂逅故事。K君果然是商业平面设计的老手，他配了蓝色的梦幻般的基调，那种童话般的高贵的冰蓝，配合着故事的情节氛围，煽情得让人落泪。在冬天，在冰蓝的世界里，有人相遇，有人相爱，最终成为美眷佳侣，这则冬日恋歌还是需要钻石项链来把它圈住。完美的逻辑与表达，厂家的产品经理毫无意外地信了我们的鬼话，那笔单，我赚了三千块。我们俩拿到钱暗自发笑。那是一种“在我们这种优秀的艺术家面前，这类商业操作简直太小儿科”的默契感与优越感。
一瞬间，仿佛有一种叫作“灵犀”的东西在心里照亮了一下。
头顶飘来一句话：你这样的人，应该无所畏惧，你能。这话，于我，无疑虎躯一震，醍醐灌顶。没错，即使是面对一片漆黑的电子行业，这种硬骨头我都能啃下来。那个冬天很快就过去了。原来不找单位上班，在广州这个地方也可以活得很好。世界开始在我面前慢慢打开。我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在广州，如果不工作，一个月最低消费的限额包括房租、水电，我能控制在六百块以内。我看见了自身强大的韧性与耐力，我对自己有了一种全新的评估。因为发现有了可以傍身的利器：才华与强烈的努力意愿。而要求仅仅只是活下去，那么，我似乎有足够的富余去做、去看这世界上的其他东西。
但我很快还是找到了一家杂志社的工作。隐约听见K君的女朋友吵着要搬走。
五
我也在酝酿着要搬走。因为杂志社在芳村，上班太远，挤车也辛苦。当然，我也理应升级自己的居住环境。然而，K君先搬了，他把我叫到他的屋子，指着地上、墙上的画跟我说，我可以随便挑一幅拿走。老实说，他的画，我并不喜欢。但是，这个时候我是不能拒绝这个好意的。相识一场，一幅画是唯一的一个念想。因为这一别极有可能就不会再见，漂泊的人，讲的是一个随缘。
来来回回地看了几圈，还是没有找到满意的画。他有些疑惑了：没有喜欢的吗？都不入你的眼吗？正说着，我发现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幅画被另一幅挡了半边，我在它面前蹲下来，把前面的那幅移开，然后把它搬出来。我站直身子，把画从面前推开，隔着距离，仔细端详。
画中有一个女子。风扬起她的半长发遮住了脸，看不见表情。她在追赶正从身边开过去的一辆出租车，很明显，她已经追不上了。画中是她正要停住脚步放弃的一个瞬间，然而有一只脚却依然朝前奔去，没来得及停下。昏黄的色调，有落叶飘过，一只扬起正欲放下的手停在空中，我分明还听见她喊叫了一声，还分明看清了那张哀绝的脸。这幅画莫名其妙地打动了我，恍惚间，我代入了自己。不，这画的不就是我吗？这个穿着白衣裙在追赶出租车的女人不就是我在街头的一个瞬间吗？我想起我的种种过往，一宗宗，它们在我面前一一闪过：在大街上痛哭的人，逃进大巴车脱险的人，差点落入传销窝点的人，拖着疲惫的身体回那个阴暗出租屋的人，在深夜大汗淋漓地醒来四处找水喝却无着的人……
我竟自流泪。为了自己这落魄、无助的影像，也为这黄昏中的一个失落。这被现实的一个小小事件打败后的深深沮丧，我再一次体会到了。扬长而去的，不仅是出租车，还是人间的温度，是光，是人贪恋这世间的那一点点的希冀与热情。然而，它们就这么绝尘而去了。
这就是我，一个肉身隐退的灵魂，它的真实面目。我战栗不已，无须对视她的眼睛，我知道，在瞳孔深处，所有的光都将渐次熄落。完整的黑，就要压下来，压在这纤弱的身板上。
K君见我不太对劲，又见我挑了一幅这样的画，一幅仅有的、与别的风格完全不一样的画。我敛好情绪，说，就要这幅了。K君追问道：你是觉得这种画才能打动人心对吗？
我没有告知对这幅画的私密解读。只淡淡说了一句：我可能喜欢这种表现人的内心世界，与一种秘密有关的画吧。他怔住了：这不过是我随意画的一幅画，真有那么好吗？我不再作答。拿起画，把门关上了。我与K君，再也没有见过面。
六
四年之后，我成了一个作家。这个追赶出租车的女人一直跟随着我。当我疲惫地从外面回来，当我再一次遭遇人生的困境与厄运，我就会向她投去轻轻一瞥，起先，她总能给我莫大的慰藉。仿佛是，这个世界有另一个我存在，她一直看着我，注视着我，就像命运那样默默地注视着我。那么长的时光里，我跟她一直是手拉着手走过来的。她是我投射于这世间的一个影子。我曾那样真实地存在过。然而，最终，她什么都不能给我。而在广东辗转多年的漂泊生涯中，那个一直深信有利器傍身的人，命运其实并没有好转。在东莞，在深圳，在佛山，为了谋得生存，为了活下去，我背着这幅画，拖着行李四处奔波，太多的疲累，还要专门把它打包捆好，背在不堪重负的柔弱肩上。我不止一次有了扔掉它的念头，然而拿出来端详，最终还是留下了。
记得好长一段时间，我在东莞虎门租住的那间出租屋，洗手间的门开裂，严重掉漆，很是难看。我突然想起了那幅画，于是就把它钉在门上，每天洗澡，上厕所，我都要跟这个追赶出租车的女人对视一下。然而，她已渐行渐远。太多的东西都已经淡漠了。
直到2013年的光景，我结束了租房生涯，最后在东莞长安定居。彼时，我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作家了，有图书馆的安稳工作。我慢慢洗掉了身上的底层气息，并开始遮掩过往的破败经历。
有一天，我约了几个同事来家里打麻将，其中有一位是馆里的策展人，他刚刚策划了一次唐卡展。因为是我的新居，同事们就开始四处看。这个人不知道从我书房的什么地方找出了一幅画。他拆开了报纸，把画拿在我面前。追赶出租车的女人。很多年了吧，我竟忘记了，老实说，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看过这幅画了。我的确忘了。我应该是把它随便塞进书房的一个角落，包装纸应该积满了灰吧。再次看到它，心无波澜，我完全没有了第一次见到它的那种强烈情感，那种无声的大恸，那种悲而不发的震撼。丝毫没有。这幅画，在我眼里，如今变得平平无奇，甚至，还隐隐地让我厌弃。毫无美感的一幅画，色调暗沉，构图单调，没有装饰性，也不能挂墙。重要的是，它提醒着我极力想要摆脱的一切，如同芒刺。而我墙上挂的是毕加索、莫奈的临摹品。一堆塑料假花。
见我没说话，我那位同事开口了，他问道，这幅画能否卖给他？
我打量了他一眼，有点狐疑，他究竟为什么要买这幅画？我半开玩笑地说，你出多少？
他对我做了一个手势：五。
我连忙对着他比画了一个手势：八。毕竟钱这个东西说出口还是有点难为情。
成交！八千是吧，成交。
我惊得目瞪口呆。我比画的八，分明指的是八百啊。这个傻瓜居然花八千块买这样一幅破画。怕他反悔，我当即同意成交。他当场用手机把钱转给了我，然后拿着画走了。他连麻将都没有打，就这样走了，像是迫不及待地逃走了一般。
几天后，我回过神来，觉得这事不对劲。我忍不住问他。他回了一句，你百度一下K某某。
百度出来了，K君，著名青年画家。一系列奖项，一串串的个展，往下翻，还有长篇的专业评论，我来不及细看，也顾不上惊讶，一句话脱口而出：所以那幅画到底值多少钱？我已然卑陋至此。
最少三万吧。
倒吸一口凉气。头脑一片空白，嗡嗡作响。同事凑近，好奇地问道：你是怎么会有那样一幅画的？在哪儿买的？
我龇着牙狠狠回了一个字：滚！
七
如此直接赤裸。原来我关心的仅仅是这幅画到底值多少钱。我再次打开百度。细细看，K君，没错，是他。当年那个租住在简陋出租屋的人，那个无视当前生活状态的人，那个一心想要画出心中所愿的人，他最终守住了，如今是国内风头正健的画家。评论语有一句是，强烈的叙事性，善于把握人物的微妙心理，洞察复杂的人性秘密。在他的画里，没有前卫与反叛，有的只是敏感与内视，他用明净的色彩表达晦涩的不确定性，在一种游移的瞬间，呈现人间的薄凉与温情。
他果然找到了一条纯正的路子，不再装神弄鬼，弄那些触目惊心的色彩符号了。
而他当年的邻居现在叫作作家塞壬，她早已不是那个追赶出租车的女人了。我是在什么时候把她给弄丢了呢？此刻的K君，居然让我有些仰望。要知道，在当年，即使是一只爬虫的我，都没有仰望过他。
我专门挑了一个时间回到了广州的石牌，然而到了那里，我几乎不认得路了，快二十年了，我们当年的出租屋早已不在，我甚至不知道它准确的方位，城市的拆迁与新建把一切的过往都抹得干干净净，不留一丝痕迹。时空像是彻底被切断了一般。物是人非，谁还会记起当年的那条小巷子，那条头顶如乱麻般的电线、满是牛皮癣广告的巷子，那些不见天日的出租屋，谁还愿意忆起？那个追赶出租车的女人，如今谁还愿意承认她有那样一个落魄的过去？
花三万块把那幅画从我同事手中赎回已然是不能了。丢失的东西就是丢失了，我还能一宗一宗地捡回来吗？再看看我如今的写作，当我再次面对《追赶出租车的女人》那样的画，我还能再次流泪吗？重新回溯，倒回时光，一路检索，我要看看，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拐了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