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稿为第十一次沃尔特·诺伊拉特纪念讲座的演讲稿。

该讲座于春天举行，主题来自泰晤士和哈德森出版社创始人诺伊拉特的兴趣。

讲座主持人在此为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董事会和院长对本讲座的慷慨资助表示诚挚感谢。

约十五年前，伟大的出版家沃尔特·诺伊拉特邀我写一本书，书名定为“何为杰作”。我欣然接受了邀请，因为我想这本书将给我一个机会，在“主观性”的棺材上再打进一颗钉子。过去有些人，现在或许仍然有人，持有这样一个观念：杰作，或大师之作，这个词不过是出于心血来潮和社会跟风的个人观点的表现而已。这种信仰对我来说似乎是在动摇人类之伟大的整个构架。四千年来，人类干过许多蠢事。史书中充斥着残酷和偏执。我们读过去，甚至读现在，经常会感到震惊不已，会想到遁世，像过去将近四个世纪人们所做的那样，退缩到一种生活方式，通过某些痛苦的训诫，达到与世隔绝的状态。但是，当我们开始对人类感到绝望时，只要我们想到韦兹莱修道院或沙特尔大教堂，想到拉斐尔的《雅典学院》（School of Athens）或提香的《神圣与世俗之爱》（Sacred and Profane Love），我们就会重新对那难以言说的人性感到骄傲。我们的信心因杰作的存在，因大师之作能够向我们直抒胸臆，正像它们几百年来对我们的祖先所做的那样，我们因这超凡的事实，而得到挽救。

何为杰作？关于这个问题，正如沃尔特·诺伊拉特所意识到的，应该写本专著论述，而不是一个主题讲座就能给出的。但是，因为我诸事缠身，这本书一直未能动笔。唯有只言片语偶尔从我散乱的文件堆中冒出来，让我问心有愧。从一开始，我就打算用实例说话。杰作一词的抽象定义，正如美本身的抽象定义一样，是一项智能训练，但与实际经历相差甚远。倘若我用一句话给这个词下一个定义，我会立刻意识到一堆例外，它们像没有归宿的孤魂一样，纠缠着我，恳求我给它们以生命。“你为什么把我忘了？”它们的哭喊声不绝于耳。

对于一个理论我们可能会有争议，但是对于一件杰作造成的冲击我们可以达到惊人程度的一致。趣味的改变让业余爱好者保持兴致盎然。不用提醒我们也知道，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的各种指南中，那些通常以朱利奥·罗马诺打头的伟大艺术家名册里经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名字。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阿尔伯特纪念亭—它本身就是展现趣味变化的著名实例，我们会在其基底部的大理石浮雕中发现上面刻着众多建筑家、画家和音乐家，他们代表阿尔伯特王子生前的艺术兴趣所在（事实上，这些人物是由伊斯特莱克爵士挑选的）。就是在今天，我们也会挑选几乎同样的人选，除了一个例外。即使这个例外—应该选德拉罗什而不是德拉克洛瓦—也不会像三十年前那样令人震惊。今天，在英国国家美术馆显要位置就挂着一幅巨大的德拉罗什，而挂在它旁边的德拉克洛瓦则相形见绌。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杰作是存在的，杰作是伟大艺术家在心灵开启的特殊时刻所创造的作品。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为什么艺术家会获得突如其来的灵感。我将通过考察一些实例尝试对这个问题给出答案。

首先，圣十字教堂里多纳泰罗的《天使报喜》（Annunciation）。它初看简单，但是，如果你长时间注视着这件崇高的作品，你会体验到一连串深刻而复杂的情感。首先，我估计你会被作品的主题感动：如果我们是虔诚的，这或许是我们对任何20世纪之前的艺术作品的初始反应。即使观者不知道圣母玛利亚是谁，也不知道天使在告诉她什么（既然已经来到圣十字教堂，我想大多数人都已经从基督教的信仰之桌上拾起了些许面包屑），即使对这一场景所隐含的内容一无所知，也会明显地看到一位美丽而谦卑的女子正在从一位神的信使那里接收某种消息。这一消息是如此充满命运的决定和荣耀，以至于她在身体做出退缩动作的同时又扭过头来表示接受。有人熟悉基督教故事，并记得圣母庄重的回答：“我是主的使女。”对他们来说，这一幕就更加感人。然而，我们知道这一幕让我们浮想联翩，不单纯因为它是《圣经》的图解，也来自多纳泰罗对形式的精通。经过分析，我们知道作品的布局结构乍看浅显，实则蕴含悠久的历史。我相信多纳泰罗见过希腊石碑，或是5世纪的原件，或是希腊化时期的复制品。他立即倾倒于石碑设计的完美，而且他很可能意识到这石碑是一块墓碑，是对逝者的纪念。他决定为石碑恢复生命。他这样做显示出杰作的两个特性：记忆和情感汇合形成某种理念，以及传统形式再创造的能力—既要表现艺术家所处的时代，又要与过去息息相关。这种对传统的直觉不是因循守旧，而是归因于—稍稍改动下大家熟悉的莱瑟比说过的一句话，杰作不应该只是“一个人那么厚重，而是应该有很多人那么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