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人文与社会译丛）
- (英)保罗·威利斯
- 32923字
- 2022-04-19 15:46:32
第一部分 民族志
第一章 文化的元素
抵制权威，摈弃教条
反学校文化最基本、最明显、最明确的表现是对“权威”根深蒂固的个人化反抗。这种感觉很容易被“家伙们”（这是反学校文化分子的自称）表达出来。
［谈论教师的小组讨论会］
这种反抗包括对权威所支持的常规价值观的明显反抗。勤奋、谦恭、尊敬——这些都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解读。
［一次小组讨论］
这种反抗主要表现为一种风格。这种风格体现在无数细节中，已经成为这些孩子日常生活中几乎仪式化的一部分，与学校制度格格不入，能够被老师们一眼识别出来。老师们不得不成为精明的阴谋理论家。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热衷从“疑犯”中找出“真相”。他们生活在显而易见的阴谋中，尽管没有通过言语表达出来。这很容易使得很多老师整日提心吊胆。[18]
当“家伙们”走进教室或参加集会的时候，他们总是相互点头示意，似乎在说“过来坐，和我们一块儿找点乐子”，脸上带着笑，斜眼瞅着老师在哪儿。这些小动作可能因为老师的命令或注视而停止一会儿，然后“家伙们”又四处走动，脸上摆出一副“老师，我只是刚好走过”的表情。若再受阻止，他们总有一堆理由：“老师，我得把大衣脱了。”“谁谁谁让我去见他，老师。”集会开始后，被同伴落下的孩子会从椅背上爬过去或者从礼堂的窗帘里钻出来，一路上踢着别的孩子，或者试图把别人坐的椅子拆散。
“家伙们”擅于节制，会在激发正面冲突前收手。教室里，他们扎成一堆，不断磨蹭着椅子，被问到最简单的问题时只会气呼呼地发出“咳咳”声，并不断在椅子上摆出各种坐躺的姿势。自习时间，有些人把脑袋靠在课桌上，想以公开睡觉来显示他们的不屑；有些人则背靠着课桌呆呆地盯着窗外或是墙壁。教室里弥漫着一种漫无目的的桀骜不驯，满嘴托词和借口，让人难以抓住把柄。如果有人坐在暖气上，那是因为他的裤子被雨淋湿了；如果有人在教室里穿行，那是因为他要去拿纸写作业；如果有人离开教室，那是因为他要“像往常一样”去倒垃圾。半开的课桌里，连环画、报纸和色情图片混杂在课本中。教室里，窃窃私语声像不断拍打沙滩的海浪一样绵延不绝，滴溜打转的眼睛和夸张的口型间传递着鬼鬼祟祟的秘密。
课堂上，正式命令总是遭遇学生们暗地里的对抗：“不，我听不懂，你这个笨蛋。”“你说什么呢？”“操，才不可能呢。”“我现在能回家了吗？”要是不小心有任何关于性的双关语出现，后排就会发出咯咯傻笑和故作惊讶的“哇哦”声，同时某人抿着嘴唇色眯眯地在脑袋上边用双手做着夸张的手淫动作。如果这些阴谋遭到挑战，他们就在老师背后摆出胜利的“V”字手势，把指关节扳得“咔咔”响，而前排则装出一脸无辜的模样。学生都盯着领带、戒指、手指，或是桌上的污点——反正不会是老师的眼睛。
走廊里，校长经过时，拖着脚走路的人要么过分热情地打招呼，要么突然安静下来。有人走过时，会爆发出嘲笑或者疯笑，也许是针对过路人，也许不是。无论你停下来还是继续走，都会十分尴尬。你常常可以看到一排学生集体站在走廊两侧，形成“印第安人式夹道攻击”的队列，但你永远无法证实他们的企图——他们会说：“老师，我们只是在等斯潘克斯。”
当然，个体情况有所不同，而且不同的教学方式多多少少能控制或者压制住这种言行上的对峙。但是，学校规则的遵循者——“家伙们”眼中的“书呆子”——态度显然不一样。这并不是说他们支持老师，他们支持的是老师这个概念。他们认同教育的正式目标，支持学校制度，并从中获得自我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放弃了自己找“乐子”的权利——于是他们要求老师至少应该敬畏同样的权威。这与忠实信徒提醒牧师恪尽职责完全相同。
［和汉默镇男校“循规生”的一次集体讨论］
实际上，正是对直接权威的热情，并成为直接权威的同谋使他们——“书呆子”或“软耳朵”——成为“家伙们”的第二大攻击对象。“书呆子”这个词本身就暗含着好学生在“家伙们”眼中的消极和荒诞。他们似乎总是听从，而从不行动：他们过得死气沉沉，顺从权威，毫无个性可言。耳朵是人体最不具备表达力的器官：它只接受他人的表达，苍白无力，易屈服于淫秽之语。这就是“家伙们”对那些遵循学校教育正规理念的学生的印象。
关键是，“家伙们”不仅排斥“书呆子”，而且自认为高人一等。这种优越感最明显的显示途径也正是“循规生”恰好放弃的乐趣、独立和刺激：找“乐子”。
［一次小组讨论］
［哄笑］
“家伙们”特别爱在性方面展现相较于“书呆子”的优越感。“钻出你的壳”，“丢掉你的羞涩”，这是成为“家伙们”一员的一部分，这也是“泡妞”的成功途径。这是一种对老师和“书呆子”之间关系的扭曲反映。“家伙们”觉得自己和老师一样在优越性和经验方面在权威结构中占据了相似的位置，但是以一种不同的、反社会化的方式。
［一次个人访谈］
乔伊是公认的小头头，时不时喜欢扮演饱经沧桑的年长角色。就像以上访谈及别处所显示的，他也是个相当有洞见和表达能力的家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或许可能不足以使他成为典型的违反校规的工人阶级子弟。但是，尽管乔伊可能不是典型的工人阶级子弟，但他无疑是他们的代表。他住在一个工人阶级社区，来自一个以打架出名的大家庭，一家之长是个铸造工人。他离校时不会得到学历文凭，是老师们公认的惹是生非的学生——这更加深了“他有股那个劲”的印象。尽管可能有些夸张，但他着力表达的那些经历只可能来自他亲身经历的“反文化”。他所描述的文化系统具有代表性、核心性，即使他以一种独特方式与这种文化关联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乔伊以自己的语言，并通过这个群体的调解，对本学年和本校的社会风景构建了完整的理解和看法。他认为信息会传到“家伙们”那里去，因为他们是这道社会风景的焦点。“公开反叛”的一个鲜明标志就是建立一套诸如此类的社会观点和评价系统。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家伙们”所建构的非主流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已被老师们认可——至少是私下里认可。在教师办公室里，你常能听到年轻老师褒奖某些男生的男性魅力：“他实际上比我说的还要行。”
遵循学校价值的学生没有形成类似的社会图景，他们也没有发展出描述其他团体的暗语。他们对“家伙们”的反应通常是偶尔的畏惧、不安的嫉妒和普遍的焦虑，唯恐自己被牵扯进违纪的圈子，并对“家伙们”阻碍正常教学流程感到无可奈何。学校中的循规生接受了正式体制，放弃了其他人所享受的乐趣，这意味着他们期望学校体制承认的领导和教职员工能来处理学生的违规行为，而不是由自己出面阻止。
［与汉默镇男校循规生的小组讨论］
“家伙们”行为处事，总爱显示他们对教职人员的反抗，以及与“书呆子”的格格不入，这形成了他们特有的整体氛围；但是，我们有必要更具体地讨论一下这些工人阶级子弟如何使资本主义提供的三种消费商品——服饰、香烟和酒精——为其所用，从而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某种“风格/象征的话语”。服饰作为反抗老师和胜过“书呆子”的最明显、最个人化，也是最显而易见的元素，对“家伙们”意义重大。一个“家伙”“公开亮相”的首要信号是服饰发型的迅速改变。这种另类服饰的特定风格受外界——尤其是更广泛的青年文化符号体系的流行趋势——影响。当前，一个“家伙”的装备包括：梳理整齐的长发、厚底鞋、宽领衬衫——领子翻到马甲外面、牛仔上衣，还有必不可少的喇叭裤。不管什么样式的衣服，他们有一样肯定不会穿——那就是校服，他们也很少系领结（如果没法强制学生穿校服，很多学校就会退而求其次，要求系领结），而且利用色彩来制造冲击力，与单调乏味的统一校服形成鲜明反差。他们对制服有深深的成见——比如，斯派克描绘制服领子的形状时说：“你知道的，那个就跟老师的一样！”
我们也许会注意到，外界整个商业化的青年文化系统为这些孩子提供了一套关于时尚的词汇，这些词汇早有内涵，能被这些“家伙们”用来表达他们自己更个人化的含义，尽管这些服饰以及相关音乐可能纯粹是商业产物，并不能代表其追捧者的真正渴望，但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年轻人崇尚和使用时尚的方式具有个性表达的真实性和直接性，而这在最初的商业生产中是缺失的。
教师和学生之间就服饰问题而产生冲突并非偶然。对一个局外人而言，这种冲突可能很傻。但是，焦虑的老师和牵涉其中的学生都明白：服饰是他们争夺权威的阵地之一。这是文化冲突的一种现代形式。归根结底，这是关于学校作为机构的合法性的问题。
与服饰紧密相关的当然是“家伙们”的个人魅力问题。穿着时髦是他们向学校竖中指的一种挑衅，也是将自己和“书呆子”区分开来的方式，这为他们制造了机会，使他们在异性面前显得更有吸引力。客观事实的确如此，和同龄学生相比，“家伙们”约会女孩的数量确实要多得多；而且我们也已看到，他们中大部分都有过性经验。性吸引力以及其隐含的成熟，加之学校禁止性行为，这些都使得服饰穿着不仅仅是肤浅的炫耀，而是表达制度/文化认同的一种机制。这种双重的表达是反学校文化的特征之一。
如果说着装方式是教师和学生发生争执的主要明显原因，那么吸烟仅居其后。我们能再次从中看到“家伙们”与“书呆子”的区别性特征。他们大部分都抽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被人看到在抽烟。男生抽烟的要点是在校门口抽。“家伙们”的很多时间都用来商量下一次怎样抽烟，或者如何“翘课”去“抽一口”。如果“家伙们”抽得扬扬自得，并炫耀自己的鲁莽行径，那么资深教师至少不能视而不见。一般来说，学校会经常颁布严格的禁烟规定。正因为如此，如果“家伙们”继续在公共场所吸烟而且视之为荣耀的话，学校领导就会觉得这是对他们权威的挑战，因而恼羞成怒。如果和另外一个挑战——撒谎——同时发生，那就更是如此了。
［就最近和教师发生的小冲突进行的小组讨论］
对学校领导而言，对抽烟的惩罚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孩子自然明白。
鉴于上述事实，在学校这种持续发生“游击战”的环境中，对于“家伙们”而言，发现同情者或者敌对阵营中薄弱和“愚笨”对手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看哪些老师——通常是年轻老师——会在看到一支点燃的香烟后不采取措施。
同样，当学校和外界意义相结合时，对“家伙们”而言，抽烟象征着成人世界的价值观和言行，因此，抽烟就好比公然在学校前作乱。成人世界，尤其是成年男性工人阶级的世界，成为他们反抗和排外的重要材料来源。
除了能产生“好的”效果，“家伙们”公开喝酒也是因为这对教师和“书呆子”们而言是最具决定性的信号，以此宣称个人已经从校园中独立出来，加入了一种更另类、高级、成熟的社会生存方式。他们兴奋地复述着被老师目击出入酒吧的故事，这比谈抽烟还要有滋有味；要是哪位老师看到他们“连夜酗酒”却没有作为的话，那么学校阵营里谁是“背叛者/同情者/弱者”就更加显而易见了，而且要比对“抽烟”无动于衷更甚。他们对这种特殊意义的领悟力令一些进步的年轻教师身处困境。有些老师采取了奇怪的解决办法，搞得“家伙们”不明所以。以下这个例子就涉及一位充满担忧的、进步的年轻老师。
［关于老师的小组讨论］
“家伙们”当然很清楚喝酒所具有的重要象征意义，即加入成年人行列、反抗学校。对他们来说，最后一个学期的最后一顿晚餐应该在酒吧里吃，而且必须喝到尽兴。正是在这一刻，他们终于摆脱了学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会将这一刻铭记于心。
［工作中的个人访谈］
这些汉默镇的“家伙们”确实在酒吧里制造了很特殊的气氛。斯派克总是解释说，尽管他有时候看起来像个“可恶的笨蛋”，但他真的很喜欢他的同伴，以后会想他们的。艾迪下定决心要保持“纪录”，喝掉八品脱酒——按照校长的话说，艾迪在学校被抓时“烂醉如泥”，很不体面地被他开车送回了家。法兹解释说他那天早上如何差点把桑普森（一位老师）弄疯，结果被送去见校长，“但是他没怎么样，就是开了点玩笑”。更重要的是，酒吧老板和成年顾客都接受了他们，还买酒给他们喝，询问他们今后的工作。即将离校的时候，他们会像大人一样许诺帮别人修理管道、砌砖，但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些承诺并不可信。
这些“家伙们”到校迟到，浑身酒气，甚至有时微露醉态，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肆意胡闹，学校老师也强调了这点。为了表明学校的权力有法律和国家强制手段为后盾，校长叫来了警察。校长和一名警察等在校门口。这个架势吓到了“家伙们”，当他们试图避开警察的时候，奇怪的一幕发生了。
［之后的小组讨论］
最后，“家伙们”被赶拢到一起，送到校长办公室，在那儿，警察数落了他们一顿；但后来斯派克说：“他把我提起来摔到了墙上。”（我没有目睹这件事。）接下来，校长写信通知他们的父母，说如果不来道歉，学校就会扣留他们最后的学历证明。对斯派克，他是这么写的：
即使是同情学生的年轻教师也觉得这次事件“令人吃惊”，纳闷为什么这些“家伙们”就不能等到傍晚再出去喝酒，这样才“真正合宜”。当然，关键就在于必须在午饭时间去喝酒，这样才是反抗学校的行为。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标志某种中立的转变——一种仪式。这是一种决定性的摒弃和隔绝。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最终用一种“书呆子”和老师们都不能理解的方式击败了学校。这对他们而言是脱离在校备受压迫（在他们眼中，“书呆子”和老师们的行为就是压抑的象征）的青春期而进入成熟、真实生活的一次跨越。
有些“家伙们”的父母对这个情形的看法和他们的孩子一样。当然，没有一个家长应邀去见了校长。
［一次小组讨论］
［工作中的个人访谈］
尽管受到威胁，担心法律制裁，这整个插曲对“家伙们”来说“很值”。在之后的工作环境中，这件事是他们最常提起并添油加醋的校园插曲。这很快成了一种个人化的传说。随着学校制度日益开明，拒穿校服和抽烟不再是校园冲突最主要的原因；因此，我们也可以预见，喝酒将成为今后校园对抗战中的主要焦点。
非正式群体
——摘录自德瑞克在一堂英文课上写的诗
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看到的上述种种对峙可以理解成正式与非正式之间对立的经典案例。学校是正式的领域。它具有明确的结构：学校的建筑、学校的规则、教学实践、国家认可的教职工权力等级——我们已于细微之处见识到了这种权力、法律的威严，以及作为国家镇压机器的警察。“书呆子”接受了这种正式结构，并希望通过牺牲部分自主权以换得官方监护人对神圣法规的维护，但这通常超越了他们的职责范围。信徒心甘情愿的牺牲必然被不忠者所利用。
反学校文化则属于非正式领域。在此，正式制度的入侵要求遭到反学校文化的拒绝——哪怕代价仅仅是在时尚、微观互动和非公共话语中表达出的对抗。在工人阶级文化中，对抗通常以撤退到非正式领域为标志，进而超越规则范围以其典型模式显现。
即使反学校文化中没有公共规则、实体结构、认可的层级或制度化约束，它也不是空谈。它必须拥有自己的实体基础和自己的基础结构。当然，这是一个社会群体。非正式群体是这个文化的基本单位和抗争的基本来源。这也是该文化其他要素存在和成为可能的基础，同时，它的存在也使得“家伙们”和“书呆子”泾渭分明。
反学校文化的成员对这个群体的重要性了然于心。
［一次小组讨论］
成为“家伙们中的一员”的关键在于这个圈子。人不可能自己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没法一个人制造乐趣、气氛以及社会身份。加入反学校文化意味着加入一个群体，享受这种文化则意味着能够在群体中打成一片。
［就如何成为“家伙们”的一员而展开的讨论］
尽管并不正式，但这样的群体也有一些规则——不过这些规则照例与一般意义上的“规则”相对立。
在非正式群体中，将牵连到其他成员的信息向正式权力告密是一个普遍禁忌。[20]告密违反了非正式群体的核心本质：为了抵制“规则”的渗透而维护对抗性的意义。汉默镇的“家伙们”称之为“告发”，教职工则称之为“说真话”。“真话”是官方对“告发”的正式补充。只有找到人“告发”——强迫他们打破这个最神圣的禁忌——正式组织的地位才能得以维护。因此，难怪整个学校可能因为对一次重大事件的突然打击以及之后的整肃而变得人心惶惶。这是一场争夺权力和权力合法性的斗争。学校必须在这场斗争中获胜，而某个人最后必须“告发”：这是学校自身得以再生产、“书呆子”的信念得以修复的途径之一。但是，不管“告密者”是谁，他都会成为特殊、软弱和受人瞩目的人。“家伙们”常回顾这些事情，不断重新评估自己性格中的致命弱点，这些弱点普遍存在，但直到关键的当口才真正暴露出来。
［有关臭名昭著的“消防栓事件”的小组讨论。在那次事件中，“家伙们”从学校偷出了一个消防栓，并拖到当地的小公园里玩］
加入这个非正式群体让每个成员对生活中看不见的非正式领域都变得相当敏感。在官方定义之外，一个新的领域被打开了。他们发展出一种双重的能力，一方面领会公共的说法和目标，另一方面识破这一切，考量其暗含之意，然后再去弄懂实际情况。这种阐释能力通常被看成一种成熟的标志，显示他们开始“精于世故”，知道“事情来的时候该怎么处理”。这种能力让真正的“局内人”掌握知识，帮你顺利度过每一天。
这个群体也为他们提供了不少与外界的联系，使每个人都建立起了有关社会现实的另一种认知，获得了信息，以了解事情发生的原因。基本上只有通过这个群体，其他群体才得以相互接触并维持连续性。学校的各种群体相互联合，并和社区内其他群体彼此联系，形成一个网络，传递某些独特的知识和观点，从而逐渐将学校在工业城市的工人阶级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地位推向边缘。正是这种非正式群体的基础结构，使一种区别于主流的、独特的阶级联系或者阶级文化成为可能。
以“哄骗”“欺诈”“局外人”为基础，反学校文化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物物交换的交易方式——当然，这种方式在成年工人阶级世界里更为明显。
和商品交换一样，文化价值和阐释就这样非正式地“暗地”流传。
打盹、哄骗和逃学
对抗学校主要表现为与学校制度和规则争夺象征空间和物理空间，并击败学校公认的主要目标：让你“工作”。作为自我导向（self-direction）的形式，获胜和奖励发展出了非正式的文化意涵和实践。关于教师/学生的力量关系，后文将进行探讨。当反学校文化发展成形时，其成员已经很善于对付学校这个正式系统，能把学校要求限定在最低限度。他们利用现代制度包容不同能力人群的复杂性，阻碍学校执行课程表和“提高离校年龄”计划提供的各种选择；在很多情况下，底线仅仅是上学注册而已。[21]
［关于学校课程的小组讨论］
用旷课来衡量是否摒弃学校非常不准确，甚至没有意义。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逃学”（这已发展成为“家伙们”得心应手的一种技艺）之前还是得到学校注册，而且这只能用来衡量非正式学生流动性的一个方面。一些“家伙们”自由出入学校的能力简直令人叹为观止。实际上，他们把学校提供的日程表变成了自己的安排。相对而言，旷课只是一种不怎么重要、相当粗糙的自主表现，自主性有多种体现，表现在各种活动中：随意离开课堂、待在教室里却什么事都不做、走错教室、在走廊里闲逛四处寻求刺激、偷偷睡觉等。体现这些的核心技术是能够自由离开任何一堂课：保留个人机动性。
［一次小组讨论］
对于那些成功叛逆的人来说，屡屡得手也可能是种困扰。一天内，频频在自主的道路上做取舍并非易事。
这种自我导向和阻碍正式组织目标实现的行为也是一种对官方时间观念的攻击。副校长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制定时间表。在大型学校里，有若干课程供五年级学生选择，因此，每个细节都必须考虑周到。刚开学的几个星期会不断地修改时间表，因为有些年轻老师抱怨，有些安排难以实现。时间好比金钱，非常宝贵，不能浪费。每项安排都必须与学校的方便大多数人的目标相吻合。各个科目被分成时间块，并保证相互之间搭配合理。就像学校建筑的布局，课程表是学校制度对于时间的安排。校长办公室的墙上悬挂的复杂图表展示了课程的运作机制。理论上，检查一天中每个人在特定时间所在的位置是可行的。不过，这些对“家伙们”而言可不管用。如果想找他们，你应该知道和掌握他们自成一套的行动节奏和模式。这种节奏摒弃了官方时间表所含的明显意图和时间观念。教师和“书呆子”对“家伙们”抱怨最多的就是他们“浪费宝贵时间”。然而，时间对于“家伙们”而言不需要小心节约，那不是为实现设定的目标而谨慎使用的东西。对“家伙们”来说，时间是他们想标榜为直接认同和自我导向的一部分的东西。时间是用来维持“家伙”这种状态的，而不是用来实现某种目标或者获得文凭的。
当然，他们有时也会有紧迫感，尤其是当他们看到学期即将结束而需要找工作的时候。但是，就他们的文化而言，时间的重要性仅仅来自不受制度时间的约束。在这个文化的时间观里，时间以相同单位均匀流逝。时间没有计划，不存在浪费或者可预期的兑换。
“找乐子”
——乔伊
非正式群体从学校及其规程中赢得了属于自己的空间，并在其中形成和发展了专门用来“找乐子”的独特文化技巧。“乐子”是反学校文化中一个多元性工具，格外重要。我们之前也已看到，能逗乐是成为“家伙”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可以逗他们乐，但他们就没法逗我们乐”。但是，“乐子”也用于很多其他情境：打发无聊和恐惧、克服困难和问题——总之是可以解决几乎所有问题的法子。在很多方面，“乐子”是非正式群体特有的工具，而命令则是正式机构特有的工具。“家伙们”自然知道“乐子”的特殊重要性。
［一次个人访谈］
一般而言，学校是产生“乐子”的沃土。学校是“家伙们”形成、塑造其特有幽默的重要环境。在后续章节中，我们将探讨那些充当他们搞笑和文化发展素材的教学方式。但是，现在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他们的幽默是如何测探、玩弄和利用学校权威的某些特定主题的。他们的很多恶作剧和玩笑在其他场合并不具有同样的意味，而且根本不好笑。当一位老师走进教室的时候，他被告知：“好吧，先生，副校长会来代我们的课，你可以走了。他说这段时间你可以休息。”在学校，“家伙们”把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拦下来，说：“阿盖尔先生想见你，我想你遇到麻烦了。”很快，阿盖尔先生的房间就挤满了忧心忡忡的学生。一位新老师会被拦住并听到这样的话：“我是学校新来的，校长问你能否带我参观一下校园。”新老师刚要开始这么做，那“家伙”转过脸去的窃笑暴露了这个把戏。有谣传说，校长为了找出是谁污损了新街区的石膏像，正在核对每个人的字体。法兹就吹牛说：“那个笨蛋不会来核对我的，我什么也没做。”通过告密这个神圣的禁忌，他们幽默地测探着权威与非正式准则相遇时的情境。关于假装告密的故事有一大堆，他们是要以此刺激老师更有效地去扮演他们的正式角色：“老师老师，乔伊在讲话/在拧罗盘/在抠鼻子/要杀死珀西瓦尔/在手淫/在放你车轮胎的气。”
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看，“乐子”是一种不逊的、抢劫式的不端行为。犹如一支从事秘密、非正式活动的军队，“家伙们”满乡下寻找可以用来消遣、搞破坏和煽动的事件。即使在像礼堂集会这样严肃、巡逻严密的正式场合，他们也能制造出很多类似的事情。集会中，斯潘克斯把坐在自己前面的人的夹克衫侧兜掏空，然后故意问：“这些东西是谁的啊？”乔伊把夹克衫钉在座椅上，而其他家伙则在合唱中捣乱：
［大笑］
在礼堂里看电影时，他们把投影仪的线绕成死结，用手在荧幕上比划动物影像或者下流姿势，无缘无故地戳坐在他们前面的“书呆子”的后背。
午餐时间，他们在学校旁边的公园里闲荡，把公园看门人自行车上的发电机打开，因为“这样可以让那笨蛋慢下来”。他们只要看到任何松动或者可以移动的东西，就会推搡一下，把垃圾桶倒空，污损各类标志。要是没人看管，私人财产也是他们的对象。
［一次关于蓄意破坏的小组讨论］
对教师而言，组织校外参观堪比噩梦。例如，去参观博物馆。大巴后排的座位毫无意外地空着，留给迟到的“家伙们”。很快，大巴后座会笼上一层蓝色烟雾，尽管从来看不到燃着的红色烟头。当大巴返回车队时，车队经理发现后座那些椅子上满是用永久性墨水涂写的名字和涂鸦。第二天，校长只好把肇事者送到车库，让他们“为了学校的名声”把大巴清理干净。
在博物馆里，这些“家伙们”就如同成群的蝗虫把壮观和庄严一扫而尽。在一个仿维多利亚风格的药剂师商店里，清楚、显眼地写着“请勿触摸”，但只要是看得见的东西，“家伙们”就会东摸西碰，这里拉一下，那里试一下。他们从柜台上拿走了好些装在大广口瓶里的老式止咳糖；还坐在高背椅上，把椅子前面两条腿翘起来，说是“要看看这些椅子到底有多牢靠”。
十五个人在一个村庄模型四周挤成一团，貌似看得很认真。斯潘克斯用手使劲地摇晃车模型，口里模仿着警报：“哦，注意，一辆有轨电车撞上了。”同时，乔伊拿起了一个精心摆设的小人模型：“看，我绑架了一个村民。”
他们只要能躲开老师，就跑到街上抽烟。乔伊正在解剖那个小人，要“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而斯潘克斯担心那些止咳糖会把他吃死。他们聚在一起，指着天说“看啊，就在这幢楼上面”，或者目不转睛地盯着地板，当别人也聚过来的时候，大家就笑成一团。他们在一家电视机商店前停下，盯着正在装饰橱窗的女士，说：“我们一起盯着那个女的，看到她不好意思。”他们达到目的后才会离开。最后，那些有点闲钱的“家伙们”就脱离其他人，到酒吧里去喝一杯，大声谈论他们的学校，要是有人看他们，就怀疑地窃笑。回到大巴时，他们又是迟到的一拨，后座还是空着，他们就假惺惺地向年轻老师“相互告状”：“老师，斯潘克斯有点问题，他的嘴里有股味。”“艾迪的嘴着火了，老师，你能把它灭了吗？”
第二天回到学校，他们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因为巴士公司刚打来电话，但是在校长办公室门口他们不确定“这次犯了什么事”：“可能是那些止咳糖”，“可能是在大巴上唱歌”，“可能是喝酒”，“可能是在公园的草地上放火”，“可能是叫那些巴基斯坦佬滚”，“可能是我们破坏了村庄模型”。当发现原来是车座上墨水涂鸦的问题时，他们颇为惊讶，也舒了一口气。“家伙们”中无论哪个人被叫去见校长，第一件事都是在脑子里列一张可能被问及的事件清单，第二件事就是如何给每件事编个听得过去的故事。当正式权威与非正式力量对峙时，他脑中的愧疚和混乱要比校长脑中认定的罪恶感强烈得多。他们常常惊讶地发现“所有引起小题大作”的罪责其实都很琐碎、微小——尤其是与他们那个可能被发现的隐秘国度相比。
当然，这些“家伙们”不总是从外界刺激或受害者身上找“乐子”。群体内的互动和谈话经常以“嘲弄”的形式出现。他们之间经常相互动粗，对某一个人踢一脚，抡一拳，空手道对打，扭胳膊，长时间的推推搡搡，直到那人快要流出眼泪来才罢手。这种玩笑或“嘲弄”颇为粗暴，常常为同样的缘由针对几个人。通常这是因为有些人被认为比较蠢。鉴于“家伙们”通常摈弃了学校功课，这种行为颇具嘲讽意味，显示了传统价值观阴魂不散，即使这些“家伙们”急于否认这一点。尽管“家伙们”通常拒绝用传统方式来展示他们的能力，但毫无疑问，那些最能干的会被视为“聪明机灵”。某些文化价值，如谈吐聪明、幽默风趣，还是会在文化课上表现出来。比如说乔伊，他在英语这门课上就小心地平衡着：和“家伙们”一起“逗乐”，同时偶尔写篇“才气出众”的散文。在某些方面，“家伙们”对愚钝同伴的惩罚要比那些“不抱希望”的教师来得更为严苛。尽管什么都可以嘲弄，但充满性暗示的嘲弄最常见：越个人化、越尖锐贴切越好。风趣的精髓在于贬损得恰到好处：不断找出对方的弱点。提升这种攻击力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文化诀窍；若要抵挡这样的攻击，那要求就更高了。
［一群“家伙们”在课间休息时的对话］
［X来了］
他们不断计划着如何拿那些不在场的人开涮：“他来的时候我们别理他”，“他说什么我们都笑话他”，“我们假装我们什么都不懂，然后一直说‘你是什么意思’”。有些人会因为“脏”“笨极了”，甚至总是穿“同一件破夹克”而出名，而遭嘲弄。这个群体所使用的语言，尤其是嘲讽和“欺负”，比“书呆子”所用的要粗暴得多，充斥着随口而出的咒骂，用起本地方言和隐语时亦力道十足。对于“家伙们”而言，至少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这般说话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一次关于走神的小组讨论］
无聊与刺激
“乐子”、聊天，还有劫掠，这些不良行为通常都能有效，虽然并非完全地打发无聊——有时虽然“捉弄这个系统”成功了，但无聊感反而会增强。
成为“家伙们”一员的刺激和荣誉更多来自反社会的实践，而非上述活动。那些更为极端的行为才是把他们与“书呆子”以及学校完全区分开来的标志。打架、通过威胁挑起争端、谈论打架和打架中的策略，这些都带给他们绝对的乐趣。很多重要的文化价值都是通过打架来表达的。他们反复强调男子气的傲慢，戏剧化的表演，群体的团结，以及头脑反应的快捷、清晰、不过于道德化。通过身体上的侵犯，他们也明确、精准地表达了他们对“书呆子”的态度。就好比知识之于老师，暴力以及对暴力的判断是“家伙们”凌驾于校园循规生之上的核心。
“家伙们”通过暴力最完全地表现出他们对盲目或扭曲的反抗的热衷，即使这种热衷并不明确。暴力打破了传统专制的“规则”。他们以男性气概来对抗专制。这是破坏一系列令人不满、自上而下或者环境强加的意义的最终方式。这是一种让平凡事物突然变得重要起来的方式。从过去到未来的有关自我的一般假设被中断：时间的辩证性被破坏。打架，以及其他事故或危机将你痛苦地截留在“当下”。无聊和琐事因此而消失。如何度过接下来那几秒钟变得分外重要。而且一旦经历，对打架的恐惧，以及之后安然无恙继续前行所带来的兴奋会让人上瘾。这些都成为消解无聊的永久可能方式，亦成为阳刚风格和存在的基础要素。
我们应当注意，尽管暴力具有破坏性和反社会性，并充斥着非理性，但是暴力并不是完全随机的，也不是对社会秩序的彻底摈弃。甚至在针对外群体（当然这有助于定义“内群体”）时，暴力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恰恰是它在“家伙们”的文化中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它标志着正式进入这个非正式系统并得到最终承认。它决定了某种“荣誉”，哪怕这种荣誉是错位或者扭曲的。打架的时候也是你在另类文化中接受考验的时候。如果你拒绝打架或者做得非常外行，那你的非正式成员地位和男性声望就会严重受损。虽然成为“家伙们”的一员并不一定要能主动挑起争斗——这往往是“重磅人物”做的事，他受人尊敬，虽然未必招人喜欢，不太可能成为别人的“乐子”——但是同伴们至少可以期望他在受羞辱或威胁的时候能够主动出击，能够“照顾好自己”，不是一副“没精打采的熊样”，能阻止别人对他“作威作福”。
在领军人物和最具影响力的几个头头中——未必是那些“重磅人物”，打架的能力决定了他们最终的权力等级。正是这种不常受考验的打架能力决定了他们的地位；有趣的是，这种地位常常建立在诸如男性化外貌、“有名”的家庭背景、风趣幽默、擅长哄骗、广泛的非正式社交网络等的基础上。
但是，暴力被认为是危险的、不可预测的最终裁决，同龄人之间不允许出现暴力失控。他们倾向于使用言语或者象征性的暴力，而且即使一场真正的恶斗在所难免，他们也希望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控制和既定的地位声望体系。
宽泛地说，整个反学校文化都弥漫着暴力的气氛及其男性气概的内涵。交往的肉体性——不管是假的推搡斗殴、在女孩面前的炫耀、贬低奚落校园循规生，还是展示自己的优越感，所有这些都是从真正的打架场景中借用过来的语法。要是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暴力，很难模仿这种风格。打架这一主题经常出现在正式的学校作业中，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崇尚革新和关联的时代。比尔在一篇英语作文的开头写道“如果只有四个人，我们就不会去揍巴基斯坦佬”；接着写道“我看见他的脚抬到腹股沟那儿”，然后“踢到了那个家伙的头上”；最后写道“天都黑了”（作者自己则“玩得差不多了”）。在“提高离校年龄”计划设置的电影选修课中，学生可以自己拍小电影，这些“家伙们”总是拍些关于抢银行、打劫和暴力追打的故事。当乔伊导演一个打架场景的时候，他在课上的表现要比这一年其他任何时候都积极，而斯潘克斯不会真的挑战他的攻击者，“适当地挑衅他，要想适当地挑衅他，你得说‘我受够你了，你这个混蛋’，而不是说‘来啊，我们来打呀’”。后来，当艾迪跳到一个人的身上结束殴斗时，乔伊厌恶地说：“你不应该这么做，你只要踢他就行了，免得把你自己的衣服弄脏。”
象征性的和实际的暴力、粗野的举止、显示着某种男性气概的压力，这些永恒的主题一旦到了夜晚的街头就弥散开去，这些“家伙们”也表达得更为明确，尤其是在商业舞厅里。尽管这些商业舞厅相对来说比较贵，和青年俱乐部里提供的内容没有很大差别，而价格是俱乐部的十倍，“家伙们”还是偏爱商业舞厅里的娱乐。这主要是因为青年俱乐部没有商业舞厅里那种充斥着危险与竞争的氛围和社会关系。我们可以在诸多层面，尤其是价格和对客户所采取的工具主义方面来批判商业供给。但是，它至少满足了客户的欲望——正如他们所感觉的那样，而不是对他们的诉求进行道德上的限制。在某种意义上，“家伙们”在商业舞厅确实享有某种自由。舞厅里那种疏离、利用的形式，至少让他们摆脱了正规娱乐机构里那种不相关的或者压迫性的道德戒条，脱离了那种禁闭场所的恐惧和压抑。在舞厅里，本土文化形式才有可能浮出水面，相互作用，而不受上层的指挥。
在傍晚和周末的活动中，服饰、音乐和动作风格突显出了学校内各个群体之间的差异——有时候这些分别相当模糊，尤其是牵涉阶级差异的时候。在学校里，作为“家伙”，他们就得晚上“出去”，并发展出一套对学校、社区、城镇以及街道的社会认知。
黑夜比（在学校的）白天具有更广阔的活动空间，更多的自由和寻求刺激的机会，“家伙们”自然更喜欢黑夜。从某些方面来看，学校是夹在各种机会——在街头寻求刺激、和哥们儿一起去舞厅，或者试图泡妞——之间的空隙。在“家伙们”保存的日记里，提及学校的也就“我去上学”这一句话（威尔只用硕大的括号表示），尽管这些日记的本意是让学生记下“一天中发生的主要事件”，但他们记下的大部分细节都是放学后的事，包括非常重要的“回家，换行头，出去玩”。不过，虽然学校被很多“家伙”排除在生活之外，但我们不应该误以为这种“隐形”意味着学校在他们的经验中就毫不重要了（详见下一章）。
这些“家伙们”晚上出去，到商业舞厅而非青年俱乐部玩，去酒吧耗着而不是待一会儿，还要买时髦的衣服，买烟抽，带女孩出去玩，所有这些都被视为“生活真正的意义”，同时也给“家伙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他们放学之后的生活中最大的压力恐怕就是缺钱花。
［一次个人访谈］
他们利用所有可能的资源：亲朋好友，泛泛之交；他们亦遍寻社区里所有能干的活儿：做小买卖，给商店打工，送牛奶，打扫卫生，配钥匙，卖冰激凌，在超市里堆货。有时他们同时兼几份工。一个星期工作十个小时以上并不为奇。从四年级起，斯派克觉得他在床单批发店里的工作比功课重要得多。他乐得向学校请几天甚至几周的假，好去打工。他为自己赚来和花掉的钱感到自豪：他甚至帮他父母“在情况不妙的一星期里”付了煤气账单。夏天的时候，乔伊和他的哥哥当油漆工。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工作，而上学是一种强迫性的假期。毫无疑问，在“真实世界”里“自食其力”、处理大笔现金（斯派克一星期经常能挣二十多英镑，虽然其他人平均只能赚不到五英镑）、和成人平等交流的能力大大增强了“家伙们”的自信心，他们觉得至少在这点上他们要比学校“懂的多”。
他们甚至觉得自己比老师优越。老师们不知道“现实中的规矩”，因为他们一辈子就待在中学或者大学里——“告诉我们，他们知道什么？”正如下一章将要显示的，反学校文化和工人车间文化之间有很多根本上的相似之处。“家伙们”将工人阶级世界的工作视为唯一真正的世俗来源，这直接哺育和强化了不断彰显的反学校文化。
但是，这种与工作世界的接触并不是为了文化熏陶。这种接触发生在因现金需求而生成的特殊网络中，在这个网络中这种接触既有回报，也被利用。在这个阶段，接触工作世界的方式再生产了这种接触的特色之一：现金统治。例如，“家伙们”几乎都“欺诈”和“骗鬼佬”，这是出于紧迫的需要而不是什么继承传统：因为他们需要现金。正如斯潘克斯说的，“你出门，要是口袋里有钱，哪怕是刚够买一品脱啤酒的钱，你就会感觉不同”，要挣钱，只有兼职打工，还有耍耍“欺诈”，这在他们的世界里也算一种额外的能力。从小接触工作有助于他们形成一些参照系，从而决定他们今后对劳动和报酬、权威及其平衡的认知，也培养了他们对那些管理、指挥他们的人的怨恨。
［关于兼职的小组讨论］
有时候他们从晚饭开支中省点钱，也会从“书呆子”和年纪小点的男孩身上搜刮点东西，不过“哄骗”一二年级的新生不怎么光彩。最后“把钱搞到口袋里”的手段往往是偷窃。我们不可低估现金短缺给偷窃带来的物质动力。但是，在解释偷窃背后的复杂动机时，他们把“做贼”看成和打架一样的刺激源头。偷窃让你冒风险，打破对自我的管束。偷窃破坏了“规则”和正式制度的日常控制与限制。在某种形式上，偷窃挑战并击败了权威。反抗成规并从中获得好处给他们带来了奇怪的自由，尽管这种自由只有自己知道。如果你“被瞄上”了，那得动用“瞎编一通、蒙混过去”的技巧，如果你“蒙混过关”，会备感兴奋和满足。当然，有时候你没法“蒙混过关”。在我调研期间，两个汉默镇的“家伙”因为偷汽车上的收音机而被判缓刑。这种情形很糟糕。父母被牵涉进来，官方出具报告，还有各种对法庭程序和官僚冗长诉讼的担心，以上种种都将刺激化为郁结。这一刻，正式在与非正式的对峙中再次赢得了决定性、不可反驳的胜利。当然，鉴于“家伙们”中偷窃行为普遍，被定罪的可以说少之又少。还有不少勉强脱罪的案例，害怕“被抓”给“家伙们”增加了刺激感，当你“蒙混过关”后更是自觉机敏熟练。
［一次小组讨论］
（……）
当偷窃对象是学校时，刺激感变得格外强烈，更突显出他们挑战权威、敢于冒险又深思熟虑的气魄，当然能弄点钱也是成就之一。这种偷窃不但是对教师的直接羞辱，也能把你同“书呆子”完全分开。那些“书呆子”既不需要多余的钱，也没有那种要践踏传统道德的想象力，更没有那种蒙混过关的机敏。闯入学校行窃包含了很多关键的主题：对立、刺激、排他、金钱的驱使：
性别歧视
“家伙们”的排他性意味着另外两个人群也被排除在外，而且“家伙们”自视优越于他们：女孩，以及少数族裔。
他们对异性的态度是最微妙复杂的。他们对女性的看法充满矛盾：女性既是性交对象，也是居家良人。本质上，这意味着女性必须具有吸引力，但又不能有性经验。
当然，“家伙们”的性欲显而易见。谈话中，性是常见话题，他们用充满色情意味的故事和玩笑来谈论女人的被动性，或者讨论男人特有的性欲。故事的中心通常是他们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女孩的感受或者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讨论女孩时只关注女孩们的性吸引力，她们的身份则微不足道：
尽管女性是性欲对象，但是她们不允许有直接、明确的性欲。这里的情绪很复杂。一方面，她作为性的对象和商品，实际上因为性而遭受贬损；毫不夸张地说，她们一文不值；她们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浪漫或者物质的消费品。享受这种贬损被视为自毁行为。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女性被压抑的性欲，所以担心女孩一旦有过性经验，体会过性的乐趣，她的性欲闸门就会打开，从此变得淫荡。
当然，“随便”的名声——不管是真是假——传得很快。“家伙们”在舞厅里的目标就是那些“随便就能上的女孩”，虽然他们不怎么愿意被看到和她们“出去约会”。
和“随便就能上的女孩”相比，“女朋友”属于截然不同的范畴。女朋友代表着未被淫荡辱没的人类价值。她是忠诚的居家配偶。她不能有性经验——至少不能和别人有过。“老婆们”的风流韵事一旦流传开去，就会对男性气概和自尊带来极大的挑战。他们必须用男性化的方式应对：
［一次个人访谈］
求爱是很严肃的事。“家伙们”常把女朋友叫“老婆”，这可不是随意为之的结果。郑重的求爱过程涉及一系列新的意义和内涵。它们所指的对象是家：可靠，居家——与场面上那种“性感小猫”截然相反。如果最初的吸引发自于性，那最终敲定则是靠否定性——当然，这主要是否定女孩对别人的性欲，同时也否定性是他们之间关系的主要内容。居家规范严禁了淫荡的可能性。
［一次个人访谈］
女朋友的模范自然是母亲，本质上就是限制的模范。尽管“妈妈”很受敬爱，但她无疑扮演着低等的角色：“她有点笨，比如她从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她不懂这些玩意儿，只有我爸懂”。在家里，很明显，男人认为自己有权被母亲伺候。
［一次个人访谈］
既要具有性吸引力，又不能有性经验，夹在其中的工人阶级女孩只能顺服，这继而增强了“家伙们”的优越感。女孩的出路是走青年杂志宣扬的浪漫主义。在非正式的女性群体中，她们说的是“迷恋”，把性欲升华为聊天、谣言和互传信息。[22]这不是说她们从来没有过性经历——很显然很大一部分人一定有过，但是她们与男孩关系的主要社会形式是小女孩式的性感，现代的求爱方式，不存在真正的求欢。这样一来，最初吸引男孩的性刺激就能转化为体面的居家价值观和一夫一妻式的服从。可既然他自己能够“干上”，为什么别人就不能干呢？即使男孩突发奇想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也能平静地想：“她可不是那样的人，她内心温柔。”这样，浪漫主义在父权社会中中和了性欲。这使得女孩可以展示性感但不允诺性交，变得性感但不肉欲。
但是，“家伙们”把女孩这种浪漫行为看成社会关系中简单、驯服、柔弱、愚蠢和迂回的表现，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整天像乡下丫头一样傻笑”。女孩们一旦放弃了自信、肉欲的角色，这场游戏就任由男孩们摆布了。男孩们上演性冲动的戏剧，掌握主动权，展现男性气概。他们对自己的意图毫不保留，也毫不羞于展示他们的色欲。但是，他们认为，他们之所以对于自己的欲望这么坦率直接、不忸怩作态，是因为这是他们男性天生优越感的一部分。女孩们扭曲、奇怪的仪式被看作女孩气的一部分，是女性天生软弱、糊涂的表现。他们之所以容忍女孩的浪漫主义，是因为他们自认有男性气概，对这个世界了解更多。这种男性自尊亦延伸到“家伙们”反学校文化的其他方面，彰显其自信。这给他们平添了乐趣，无论是在语言、形体、相互之间的暴力关系上，还是在羞辱“书呆子”，甚至是在动用暴力时。
以上各种因素的综合给两性之间的交往奠定了特殊的基调。“家伙们”通常开始对话，提出建议。女孩们则报以痴笑，在自己的圈子里聊天。如果女孩做出评论，也都是很严肃、充满关爱或者十分人性的评论。她们任由“家伙们”开玩笑，做出苛刻的评论，进行粗暴的总结，或者制造一场闹剧供女孩们欣赏。女孩们显然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但是她们参与了共谋：
［晚饭时一群男女“在车棚边上”讨论］
有趣的是，这种打趣可以用在母亲身上，但从不用在父亲身上。他们跟母亲打趣时，语气更为和善，往往是谈家务事而非性话题，但仍旧由他们挑起玩笑，开玩笑的那股劲头和口吻依旧：
［一次关于家庭的小组讨论］
种族歧视
在大部分学校里，我们都能看到三个鲜明的族群：高加索人、亚洲人和西印度群岛人。尽管学生中有个体接触，尤其是在青年活动中心里，但到了四年级，不同族群明显分开了。在非正式场合，这种区分更为明显。有一段时期，高级中学的校长让五年级学生在放假期间用活动室进行“小组联谊”。尽管这项举措具有防备性和容纳性，但这仍是为了阻止对抗而进行的又一种坚持不懈的微妙挣扎。其结果清楚地显示了种族歧视文化的非正式模式，尽管这些模式有时被学校的官方结构所掩盖。
在“家伙们”看来，隔离当然是对别人的排斥。他们经常对“中东佬”或者“狗娘养的巴基斯坦佬”实施言语暴力。肤色不同这一事实就足以为他们的攻击或恐吓辩护。不同群体之间界限分明，对其他种族的鄙视被简单地视为种种言行的根据：这是知识运用的一种日常形式。
对“家伙们”而言，种族身份取代了个人身份，以至于他们在给朋友讲故事的时候不说“这个孩子”，而是说“这个中东佬”。在汉默镇男子学校，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令人忧虑，尤其是在高加索人和亚裔之间，他们有时会陷入暴力冲突。副校长当时把每个人都叫到大礼堂进行教训，但是这只能一时抑制住相互厌恶的情绪表达，仅此而已。
［就学校最近发生的骚乱进行的小组讨论］
无论公众声明怎么说，“家伙们”还是认为教师有共谋的倾向，这加剧了他们随时表达厌恶情绪并采取行动的自以为是。这甚至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结果，当然，如果教师中存在种族歧视，那也要比反学校文化中的种族歧视温和得多。但是，总的来说，教师（大部分都是白人）和少数族群学生之间的同情与关系要比教师和白人学生之间的弱很多。在几乎是自发的文化反映中，少数族裔被视为陌生、不文明的人——不“喝茶”，总是“相互间叽叽喳喳含糊不清地说话”，“四处乱窜”。当然，许多年长的教师显然把20世纪60年代大规模移民涌入和20世纪50年代那种“社会秩序和安静”被打破联系在一起，认为这对当初看来平静、成功的学校是一种颠覆。因此，“家伙们”和教师对打乱秩序的入侵者确实都怀有一种怨恨之情，只是方式不同。这对“家伙们”中的种族歧视予以了双重支持，鼓励了充满敌意的态度。这一次，非正式群体至少得到了来自正式组织幽灵般的支持。
反学校文化中的种族歧视正是由这种具体且有差异的偏见建构的。亚裔处境最糟糕，经常是被欺负的对象，“家伙们”最擅长对他们进行小规模恐吓、纠缠不清的攻击，以及对他们薄弱或未防卫的地方进行实际的和象征性的攻击。亚裔学生被看作“臭烘烘”，可能“不干净”的外星人，并具有一些最遭人厌的“书呆子”特征。他们在对待作为标准的英语文化模式时，一方面显得很亲近，另一方面却显得很疏远，因此更遭厌恶。他们是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却想要获得他们不该拥有之物的入侵者，哪怕那些东西在其他时候备受厌恨和不足称道。
在“家伙们”手下，西印度群岛裔学生的处境略微好点。尽管他们显而易见是“外国人”，有时候“臭烘烘的”，可能“很脏”，但他们至少更适合当地的文化地形。他们不像循规生那样成绩好，这被看作符合他们的低等地位；同时，他们自身的对抗性、男性化和激进的文化在某些方面与“家伙们”的文化相一致。各年级男生之间有限的互动，是以他们共享的文化兴趣为基础的，比如“出去玩”、注重名声、舞厅、灵魂乐、节奏布鲁斯及雷鬼音乐。但是，当种族厌恨与一些共同的文化兴趣相结合时，在性关系方面，“家伙们”感到了直接的性竞争和嫉妒，总是怀疑西印度群岛裔的男学生的性欲意图和行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自己对性的手段和利用女性的态度异常坦率。当然，“家伙们”很少意识到自己在潜移默化中，至少在“求爱”这一严肃阶段被一些不成文的、去性欲的、一夫一妻的规则所束缚，而这些在西印度群岛文化中并不为人所顾及。
典型的西印度群岛裔的学生对待女性的方式令人艳羡和怀疑，但他们也被认为很愚蠢。“家伙们”自有一套什么算“机敏”、什么是“常识”的定义，他们嘲讽和公开指责“蠢笨”的对象一般都是西印度群岛裔的学生。对“书呆子”开这样的玩笑还有一些模棱两可之处，但拿“中东佬”开涮，说他们“愚蠢”“像蠢驴和笨蛋”，这就有些肆无忌惮了。这一系列偏见真实存在，充满敌意，尤其在涉及性时往往能引爆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比起对亚裔的偏见，这些偏见使“家伙们”更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