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文版前言

非常感谢译林出版社及秘舒、凌旻华两位译者把这本书带到中国读者面前。中国正经历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历史性跨纪元变化，文艺科学界正摩拳擦掌准备迎接全新的挑战，以试图理解“中国的重大转型”。我的书能在这个时机被译介到中国，真是我的荣幸。非常感谢！

我从未到过中国。[5]与其直接讨论令我神迷但又知之甚少的中国现状，还不如借这个前言来概述一下《学做工》的主题和重点，这可能对你们——我亲爱的中国读者——研究和理解自身正在经历的时刻更为有用。我没有从某一特定学科，如教育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人类学的角度来进行概述，而是秉着一种多学科或者后学科时代的精神。在我看来，这种精神对我所选择的方法论的活力和未来至关重要；《学做工》正是使用这种方法的例证，它是批判性民族志的实践。我和马茨·特朗德曼共同创办、编辑的《民族志》学术杂志也致力于打破并跨越学科的边界，尤其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边界。我希望鼓励中国的研究者，特别是博士研究生，能够跨越学科界限，并承担起重塑民族志这一艰巨而美好的任务，将大多数人接受国家公共学校教育时的经历和文化描绘出来，而这些经历和文化通常是隐形的。

文化与民族志的敏感性

我希望中国的民族志学者能重新审视“文化”这一备受争议的术语和概念的重要性。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特定环境中创造意义的各种实践，而不能被简化为对其他事物的反映，如个体心理、话语或经济。它自成一体。对文化实践和过程的重视，尤其是对社会底层空间的文化实践和过程的重视，引发了一系列简单但具有革命性的问题：“什么是我们正在研究的人群的文化，他们自己[6]的文化？”“他们如何理解自身的文化？”“这个世界在他们看来是什么样的？”“他们如何看待自身的处境、掌权者对他们所做与所说的？”“他们是如何引导我们对他们的看法的？”尝试回答这些问题最终将引向民族志的敏感性和方法论。若要复原底层被统治群体及他们的人性，学者必须和他们一起，在共处和互动的过程中以开放、人性的态度去理解他们。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文化的特性在于社会能动者“意义创造”的积极过程，尤其是在理解自身生存处境，包括经济地位、社会关系以及为维护尊严、寻求发展和成为真正的人而构建的认同和策略的过程中。

意义创造的文化实践并非在抽象中运作，也不是无中生有地变出意义来。它们不是在个体大脑中或大脑间流动的电流。“意义创造”源于象征性的物质、过程和行为。就像劳动过程中的物质生产一样，文化层面也有生产过程，即文化生产，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从事感官上的实践，用象征性的原始资料生产出新的或者更新的事物，以满足有用的人类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产品”是意义和表达，它们不仅自身具有价值，同时对人类理解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也多少有用。

我认为，文化生产的文化实践，其功能在于洞察或“看透”他们的生存状态，从而从他们的角度决断出最有利的身份和行动，以及可提供的制约和条件。洞察这一概念试图在分析的某一时刻捕捉到文化生产的推动力，从而揭示文化所依赖的（以及定位文化的）结构元素。这些“洞见”嵌在他们的“民间”知识、实际“常识”和“将就”使用的意义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现行的文化形式对于后学科批判性民族志学者来说格外重要，这并非因为它们保留了一套奇怪的习俗，或者实体化的自我具有值得行为学和历史学记录下来的价值，而是因为它们包含了对自身生存状态而言至关重要的、身体力行的洞见。它们是解决问题的实际、生动、就地的方法。如果对一个现存文化形式的民族志记录感兴趣，那么就必须在认识论上取得某种突破。如果你相信某种马克思主义或者后结构主义，那么你就不必烦心去做田野调查。如果你相信关于孩子们所作所为的制度性或意识形态上的解释，那么你也不必操心去做田野调查。进行田野调查就是为了努力理解特定研究对象是如何理解自身及自身处境的，而这些方式无法被预知，甚至还可能“令你惊讶”。这种文化是如何为自身处境建构意义的？你又如何理解那种意义建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是如何认识到有可能出现一种由行动者根据自身处境创造出的中断、差异、地方性知识的，这些对于外界而言，无论是在官方的或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还是在商业的层面上，都是不可理解的。例如，通过反学校文化的调解，《学做工》一书中研究的“家伙们”洞察了学校的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他们的群体逻辑认为证书和考试永远不可能提高整个工人阶级的地位，相反只会造成资格泛滥，使中产阶级特权合理化。他们并不幻想“事业”发展，而是在使人疲倦的环境中付出自己的劳动力，判断出必需的最低限度，以免受到来自被支配地位的双重侮辱：一种是真实的，一种是意识形态上的。他们释放出的文化和心理能力在其他地方派上了用场：乐趣、娱乐、“找乐子”。

文化生产过程的“原材料”以及随之而来的洞察以各种形式出现：可塑的、口头的、文本的、音乐的；它们的来源亦纷繁复杂：历史的和当代的、本土的和舶来的、商品化的和非商品化的。我们不应低估历史文本中的“珍宝”、口述史的资源，以及老一代传下来的建议。意识形态的叙述和文本也发挥了一定作用。虽然很多文化生产中使用的象征性资源仍未被社会科学分类命名，但它们是对记录真实生活的民族志的补充。在性、性别、种族、民族、年龄等常见类别中，经由社会传承而形成的特定传统和延续至关重要。它们在把其他各种象征材料组织起来的同时，也提供了自身特有的象征意义。[7]由于它们服从于文化生产的作用，因此所有这些资源都可被塑造成新的形态，被放入产生新型混合形式的组合中。资源如何被组合，通过何种实践、出于何种目的被组合，对于这些问题的追问极具民族志意义。

关于文化层面更为关键的一点是，“理解”结构位置的过程不仅“揭示”了过程的方方面面，而且促成了过程的再生产，提供维护和再生产它们（依据权力组织起来的位置和关系）的日常生活中物化的形式。例如，在“家伙们”的案例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洞察的形式恰恰也为他们进入下层经济结构做好了准备。如果他们的洞察直截了当、真实无误，那么他们就不必承受那讽刺性的社会再生产的狭隘耻辱了。他们可能已被直接引向社会解放。

除了与对抗、洞察学校要求高度相关外，反学校文化中的反智态度也成了“家伙们”的第二天性，并在从学校过渡到工作以及之后的很长时期内，对他们的形体风格、态度和价值观起导向作用。这个模式驱使他们终其一生朝向某种经文化调解、经验感受形式的意义创造发展。危险的是，这种反智态度使得整个世界被分为两派：脑力的和体力的。对各个阶层的处境和政治做抽象的想象可能看起来无谓而遥远，这种想象不能用体力来触及、解决或理解。更为实际的是，所有需要动用脑力的工作，不论是在现在还是将来，看似都只是无聊的文书工作——“谁想整天被文件所包围？”这使得“再次”回到校园接受高等教育的希望变得更加困难和不可能。“家伙们”的反智主义使他们以及和他们相似的群体向体力工作妥协，一辈子在没有前途的工作之间换来换去——英国现在有很多长期失业甚至永久性失业的案例。

我们从民族志的视角来理解社会结构，正是由于旧事物的更新和变革具有连续性、波动的稳定性和辩证性。因此，民族志的关键问题不仅仅关乎文化实践到底在“理解”结构位置中有多大的作用，而且也关乎同样是这些实践活动，在多大程度上颇具讽刺性地维护了那些既有的权力关系和利益。这些问题也引发了一系列具有广泛意义的政治问题：在未来这些相互关联的关系循环中，这一平衡如何转变成被统治者的优势，在何种条件下对文化生产的洞察可能转化为政治意识和实践，并被动员起来中断社会再生产，而不是反过来强化它。

理论上的不确定性

民族志需要具有生成力的而不是简化还原的理论：彻底的不确定性对民族志观点很有必要，以了解允许产生主体创造力和选择的不确定主观因素。对于宏观理论家来说，这些可能仅仅是以一些范例来“解释”的幻觉，而这些范例只是证明了他们认为本该存在的事情，毫无“惊讶”可谈。一些简单、开放、具有生成力的机制（创造性、洞察、再生产）在结局各不相同的群体中反复出现，如果我们对此予以理论关注，那么就足以涵盖各种可察觉的结果——这些结果会激怒那些坐在摇椅上的理论家，使他们生产出更复杂的理论，也会让民族志学者心怀讶异地走进田野。

我主张对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进行严格限定，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意义来自外界，是外界“添加”到他们的主观性之中的。我的看法基本和上述马克思主义观点截然相反。如果你愿意，意识形态也能反方向流动，被压制的主体和受压制的地位也能通过他们的文化形式享用认知上的资源，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寻求异议，或者根据受压迫者的利益或视角、用某种不同的方式进行重新阐述。

我所主张的观点有悖于后结构主义的很多观点。尽管在某些方面，《学做工》与后结构主义都先见性地对象征性表达的生产和再生产感兴趣。但是，对我来说，这些象征性表达是以一种鲜活、主动的方式被创造出来的，而非以内在的、文本的方式。民族志就是要观察客体和人工制品的功能，以及话语的关联，并对它们新的表达抱以“好奇之心”——我们关注的不是表达的书面形式，而是在历史的世俗背景、在具体情境中，表达是如何通过实践，以一种生动的方式被有目的地建立、使用、动摇和扰乱的。交叉，颠倒，出人意料的组合，在不太可能的情形下重新定位，在不恰当的情境中做出不恰当的夸张，在两个极端间转变，监督他人发表特定话语的影响，以及在那种情形下的重组和重新排序——所有这些以实践为基础的对话语的使用都是民族志的题材，都能生产出不同的内容、意义和思想，这些都悬在空中，充分利用能指和所指之间常常难以把握、永远无法知晓的关系。这样制造出来的意义不能被统治关系或是任何处于支配地位的话语的内容和“主体位置”所同化。此处可能是“人本主义”民族志实践和“反人本主义”的后结构主义之间无法实现合作的领域。但是，民族志必须把具体情境中的文化生产实践视为最重要事物。实践使所有象征资源屈服，尽管这些资源可能正顽强地遵循内部“语法”来展现某种为了实现社会目的而使用的指示性，而非展现它们特有的内部脚本。孤立的话语被认为是抽象的，即使它们是在混合关系中被考虑的，也总是会有一个主导性的参照，并与脑体分工含蓄地勾连在一起。脑体分工描述了对脑力劳动的建构和表现，是与实践的关键结合，也正是这种实践，使被支配群体与众不同。归根结底，民族志就是要关注那些行动的主体及他们的“惊人之作”，如若不然，一切都可能是一种推论。没有民族志这个后盾，后结构主义就只能在人类主体缺席的情况下主张多样性和创造性。我绝对支持展示主体在形成象征体系方面的复杂性和变化性，但是尽管如此，我仍然假定某类社会主体在形塑它的特有文化时是足够成熟的。

这并非在为本质主义的人本主义辩护。意义的创造、自我的意义和自我认同并不能自动地、富于表现力地从人类自身之中生发出来。洞察亦非完全形成于先在的统一主体。当人们以某种既有的方式察看周遭，依自己的条件、按自己的潜能和目标而追求自身完全发展的时候，洞察便在世俗的、有形的、毫无预见性的文化形式的作用下随意发生了。“认同”并不先于此而存在，而是在实践中形成并重塑。在《学做工》一书中，“家伙们”洞察、探索和展示结构位置的方式，既不能构成反文化的直接目的和作用，也不是反文化得以发挥作用的话语参照。被支配的工人阶级文化形式往往“无意识地”展示了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碍于他们从属的历史位置和关系，工人阶级和底层行动者无法产生自身所必需的、自决的、“纯粹”且“表现阶级”的文化。他们借助于各种话语和“已建立”的象征资源发挥作用，并通过实践那些令人惊讶的潜能、事先无法想象的“双重”意义来展示自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意义早已存在，当然也没有留下“工人阶级文化”的烙印。

只有在充分利用强加的条件、挣扎求生的时候，现存的文化才能从根本上古怪地、间接地、近乎偶然地展示社会结构的各层面。例如，面对学校时，“家伙们”的直接目标不是继续搞阶级斗争，而是寻求乐趣、转变、“找乐子”，并向所有他们不喜欢的人或是学校具体制度中的种种限制提出挑战。他们不想成为课堂中的出色学生，而是想成为好“哥们儿”。在那样的追求中，对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生动洞察”与劳动力的本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过程得以实现。然而，这一切仍然只是文化启示，无法被口头表达出来，几乎只能作为文化所依赖的隐性前提来分析——这就是其成员就自身而言，对世界如何运作所做出的无意识假设。

无论通过何种隐蔽的逻辑过程，洞察一旦形成，就有助于确定文化的活力和生命力，而且只要你愿意，它们就会因与它们的因果关系的随意性截然不同的缘故，在实践中被扩展并不断地被“再选择”。它们“标志”着文化不仅产生社会有效性，也产生文化有效性，而且较之于那些特定社会条件的、可获得的文化选择或官方选择，它们也有助于人们做出更好的“理解”——通过认同和实践的可行性，营造心理和真实的空间。这种“标记”亦使他们更有可能被视作社会的对抗力量，形成负面的刻板印象和社会偏见，从而进一步强化他们独特文化实践的防御性，并且由于某种自我惩罚而更加封闭和自我压抑。

性别

性别关系、男女分工与其他分工之间的关系，是《学做工》一书的核心。这可以被视为本书最主要的“科学”发现之一，即性别类别与资本主义类别——特别是脑体分工——的意义重合并改变了资本主义类别，而脑体分工反过来又限定了性别形式的意涵。本书所描述的工人阶级文化形式并不是必然的，而是以某种必要方式，形成于那些工人阶级子弟的“自然本性”之中。但是，确切地讲，这是一种建构的产物，一种与劳动力的独特分工、脑体分工、独特的国家构成相关的特殊形式的男性气概。对于“家伙们”来说，男性气概可以就他们认为自己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发挥作用，因此男性气概在阶级的情景下被调动起来。男性气概的象征结构有助于体现“家伙们”对学校的反抗，并且为这种反抗注入额外的力量。男性气概赋予“家伙们”驾驭女性的轴心力，但是也给予他们某种感受的现实基础，至少是一种较之于其他明显更为成功的男性——如老师和“书呆子”[8]（循规生）——的模糊优越感。这种反应具有明确的逻辑，对反抗学校企图实施的控制极为有效，而且它也为自我评价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非脑力的依据，以抵抗他人对自己的贬低。但是，特定情境中的实践先于性别和阶级的组合，因而真实的社会效应便随之而来。一旦形成，那“强硬”或“粗暴”的男性认同以及随之而来的定型化的社会关系，会被证明是极为不可改变、难以驾驭和持久的。自此以后，无论形势如何，男性气概及其反映都会有助于组织同一整套防御性/进攻性反应。此外，在学校中形成的反智主义和“家伙们”的男性气概与自我意识、特有的生命力交融在一起。对于“家伙们”而言，诉诸体力的行事方式就是一种男子汉的方式，而运用智力的方式则是女性化的。这些性别化的关联彼此强化又互相锁定，造就了一种性情和敏感，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性情和敏感可能持续一生。对于“家伙们”来说，在他们注定的从属命运中，脑力劳动不但只是毫无疑义的“爬格子”，而且还是“娘娘腔”的工作。依照“家伙们”的观点，即使是高薪的脑力工作，也不过就是“娘娘腔”的工作。相反，那些耗费体力、备受剥削、薪水极低的体力工作却被视为男性气概的表现，其野蛮本质也得以掩饰。

英国的情况仍然如此：学生被强制性地禁锢在学校这个非自然的环境中。在学校里，压力将不同的社会和象征关系拼凑在一起，全然不考虑个体在心理上如何挣扎求生，而这些个体历经苦难，将周围的象征性资源积聚在一起，以建立某种切实可行的文化认同，尤其是将性别作为像防弹衣一样的防御机制——这就为那些与可得到的工作不相匹配的工人阶级男性积累了一些特殊的麻烦。但是，这无一处于历史或经济诸神的掌控之中。在不同的环境中，所有这些组合都可以按不同顺序加以安排。这就开启了一种偶然性的文化政治。

中国的社会变化

中国的物质条件与社会条件正在发生着巨变。你将面临一个令人不知所措的崭新世界，这个世界充满对立影响，旧世界的深重危机与新世界的动荡不安交织在一起。在现在这种新形势下，这种必然性要通过何种文化中介才能与自发性联结在一起呢？尽管我对中国形势并无直接了解，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批判性民族志的研究实践为理解人类所展示的这幅历史巨卷提供了依据。在最低限度上，而且作为一种先决条件，批判性民族志强调能动性，并且一贯坚持从属群体在生产他们的特有文化和理解力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民族志学者总是不加修饰地发问：什么是下层阶级创造的意义？翻天覆地的宏变往往被视为被动的过程，并被上层以动名词加以描述——没有人，没有行动主体真正为此承担责任。全球化？谁人使然？谁人为此遭受苦难？谁又理会那愚蠢的全球化呢？裁员——没有人在解雇谁，这仅仅是一个过程——没有人知晓它源于何处。重组？“哦，是的，这就是这个现代世界的现状。”那里没有能动性，它只是“发生”。这些都是自上而下的观点。危急而又紧迫的是，人们需要一种来自底层的“实践感”。

民族志进一步提醒我们：真正的社会能动者同时生活在上述那样的生存空间之中——“空间”中的错位与社会重组、经济转型，以及试图牢牢控制、指导社会变迁和经济变革的国家体制同时存在。民族志的工作必须囊括这些通常被分而视之、实际内部交织缠绕的事物，尤其是当它们构成能动者生存和行动的实践领域的时候。当新的关系正在酝酿、传统文化形式正被销蚀的时候，新的可能性即将来临，而突现的形式必将被审视，因为各种社会可能性会带来社会变化的端倪。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新型社会能动者，不会自诩为新型的社会主体，也不会在自己的前额贴上自制的标签。通常，人们只会借助于对他们卑下地位的侮辱性刻板印象来认识他们。不要错过下层群体创造意义的瞬间，这些瞬间在理论上无法避免，却通常未被人注意。不要错过那些看似不着边际、实际具有象征意义的资源，这些资源传统而现代并以市场为导向，正是文化生产和洞察使它们发挥效力。不要错过对那些“不可见的”或者“颇具代表性的固定”群体给予肯定和信心，正是他们进行了所有那些体现社会差异的自下而上的复杂变革。不要错过萌生新伦理、性别和阶级意涵的良机，因为对于社会能动者来说，平常的可能会改变他们的社会世界的象征秩序。

学校将成为新的社会和认同结构的专属地。我无法谈论中国的学校及其与文化的内在联系，也无法谈论受所有制度支配的底层群体的文化生产和洞察。不过，一如我在英国所做的那样，我可以就中国的不同情境提出一些有待回答的问题。无论是来自社会上层还是下层，在集体文化影响和个体抱负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矛盾？社会与制度背景、知识与智力技能的传播如何造就了反对自身的社会对抗性领域？从日常压迫和剥削这个熔炉中锻造出了更广泛的文化形式，校园文化是如何从中汲取灵感，并与之发生联系、对之产生影响的？为什么由于学校当前的教育安排，脑力工作的解放和机遇反而会成为这么多人生活的阻碍？关于在更广阔的制度背景下学校教育的作用，关于对社会公正的渴求，关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位置的社会能动者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的创造性和服从性，我们能从“倒退”“反社会”“反抗”的文化，或者是对于学校教育的回应中获得什么启示？在特定的情境下，洞察与再生产之间将出现怎样的错配与临界地带？

实际上，我要传递给大家的信息很简单：学校不只是教育工具，更是文化生产和洞察的领地。当文化生产和洞察似乎在拯救世人时，我们就很难解开它们如何促成社会再生产这一谜团了。我希望批判性民族志能够延续《学做工》的研究成果，在解释类似的中国谜题时发挥作用。

保罗·威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