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一直宣称：“我就是WeWork, WeWork就是我。”

2011年，WeWork在曼哈顿肉库区开设了第三家分店，亚当在接受《纽约每日新闻》采访时表示：“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是‘I’的10年，比如iPhone、iPod等，当时的一切都与‘I’相关。”

与许多企业家一样，亚当崇拜史蒂夫·乔布斯及其所代表的一切——野心勃勃而又斗志昂扬。但他警告称，乔布斯革命在某些方面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看看我们的下场：处于一场可怕的衰退中，”亚当说，“未来是属于社区的。”而当时，美国正准备再度选举一位前社区组织者为总统。曼哈顿下城的一个公园中到处都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与者，大家坚持认为旧世界的秩序已经无法满足人类的需求。WeWork早就认为，即便是最具破旧立新精神的企业家，也不能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创业。乔布斯因胰腺癌离开苹果公司后，亚当似乎急于将自家公司定位为新经济的后起之秀，将自己定位为美国企业家中的风云人物。“下个10年是‘We’的10年，”他告诉《纽约每日新闻》，“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我们已经身处一场革命之中。”

对于亚当的夸大其词，WeWork首批员工中，有很多人都心存疑虑：WeWork办公室是很不错，但称得上革命吗？然而，正是亚当所宣扬的社区建设使命让他们中有不少人离开了体面但枯燥的原工作岗位。WeWork并未提供高薪，也不像多数科技初创企业那样提供股票期权。WeWork招聘的强力武器，就是亚当和米格尔所承诺的公司致力于建立更美好的工作方式。

WeWork的3号员工丹尼·奥伦斯坦来自米格尔老东家乔丹·帕纳斯数字建筑公司。曾将“爬行者”（诺伊曼仍拥有这个品牌，但已不参与日常运营）逼入窘境的房租问题，同样迫使AA美国服饰暂停了扩张计划，所以乔丹·帕纳斯数字建筑公司解雇了大部分员工。虽然在筛选中幸存，但奥伦斯坦已决意跳槽。他在克雷格分类网站上看到了WeWork的招聘信息。几天后，他载着一车电视机从曼哈顿下城的一家电子商店来到格兰街154号，同行的还有米格尔和凯尔·奥基夫-萨利（米格尔在俄勒冈的“兄弟姐妹”之一，从加州飞来纽约帮忙）。奥伦斯坦比麦凯维矮一英尺（约合30厘米），但两人都是建筑师，很快就成了朋友。而且，在为一个苛刻的首席执行官批量装修新店之后，做点别的事情感觉实在很好。

加入WeWork几天后，奥伦斯坦把奥基夫-萨利拉到一边，称自己想跟亚当见面。“对他说的每句话都要持保留态度。”奥基夫-萨利当时就警告。米格尔比较务实，而亚当则倾向于不切实际。后来见了面，两人的谈话很简短，但奥伦斯坦立刻被亚当的热情和雄心所吸引。他迫切想要参加格兰街154号的实际建造工作。

甚至在很早的时候，亚当就曾想象创办一家拥有100所分店的公司，并告诉朋友自己正在打造一个价值千亿美元的产业。纽约房地产界没人知道该如何看待亚当T恤搭配牛仔裤的随意穿着和他表露的自信，甚至时任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在会见时曾告诫他应该剪掉长发。在公园大道举行的一次房地产会议上，亚当问一名与会者纽约哪家公司租用的办公空间最多。答案是摩根大通，其租用总面积达到300万平方英尺（约合28万平方米）。那时只租用了几个空间的亚当扬言要超越这家著名投行。

有天晚上，奥伦斯坦在办公室加班到很晚。亚当问他，女友对这么长的工作时间有什么看法。奥伦斯坦称，女友明白WeWork是家初创公司，目前需要付出较多。亚当点头继续问，如果公司扩张，奥伦斯坦需要到全球各地去开设WeWork空间，女友又会怎么样。他和米格尔在一张纸上列出了下一步要去的地方：旧金山、洛杉矶、多伦多——“与世界其他地方对话的城市”——还有延伸到蒙特利尔、波士顿、芝加哥、以色列和伦敦的线路。

奥伦斯坦告诉亚当，要是真到了这一步，女友当然会提出分手。他觉得自己语气中已经不乏讽刺意味，亚当却好像没听出来——亚当的英语还差得很远，有些东西在翻译过程中丢失了。他严肃地看了奥伦斯坦一眼。“你的女友需要明白这么做相当不明智，”亚当谈到可能的分手时说，“她可是在和下一个谷歌公司的员工在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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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伦斯坦是打杂团队的一员。米格尔高中时期的一位朋友在俄勒冈从事法律工作，充当公司总法律顾问后，大家可以使用“先生”（Esq.）的敬语作为信笺抬头。凯尔·奥基夫-萨利的妹妹基亚也加入进来，协助在旧金山开设除纽约外的首家WeWork分店。曾在易洛魁酒店担任礼宾员的玛格·斯奈德主要负责策划和主持公司活动。首任IT主管则是一名绰号叫乔伊·凯博斯的高中生。首任创意总监德文·韦尔穆伦来自布鲁克林工业——在开创时尚人士专业审美方面起过很大作用的一家服装公司。他接到WeWork的通知：公司不会配发笔记本电脑，所以只要自己拥有笔记本电脑就能得到这份工作。和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多数年轻公司一样，WeWork还聘请了几名无薪实习生，其主要任务是在亚当和米格尔不想付费聘用专业人员的情况下，利用谷歌搜索“如何修理弹球机”，并弄清怎样得到212开头的电话号码，那可是纽约难得的“宝贝”。格兰街154号的一位租客曾打算以1万多美元出售一个号码，但亚当指派了一个实习生去寻找更低的开价。

每位早期员工在加入时都没有什么固定角色，他们所做的建筑工作总是超过职位头衔所包含的内容。“我还得继续干这么多体力活吗？”几天后，韦尔穆伦向奥伦斯坦抱怨道。格兰街154号每个楼层的翻修都需要搬运大量建筑材料，以至于他们把电梯装满后，还要把更多东西堆到电梯顶上，从而减少往返次数。新的楼层快要开放前，每个人都得通宵刷墙壁、捡垃圾、装壁灯、接灯泡，还要把看似无穷无尽的宜家桌腿安装到公司提供的案板上。亚当拒绝推迟开放时间，要求员工周末加班加点——哪怕墙面粉刷得十分粗糙。他说，只要无线网络没问题，租客就会乐意支付租金。

工程进度几乎可用疯狂来形容。“半天够了吧？”一位经理问下午6点开始捡垃圾的某位早期员工。WeWork仅用29天就完成了帝国大厦分店首个楼层的装修工作。等到亚当敲定位于肉库区高线公园南端附近的第三家分店时，这里的其他楼层也都已开始装修了。亚当希望尽早开始新空间的装修工作。一天早上，他对肉库区分店的新楼层进行了巡视，并指出一些小瑕疵。几个员工熬了通宵才做到这个地步，可亚当却并未给予正面评价。

这个员工团队企图让亚当缓几天，但后者很有说服力，以至于多次对话结束后，他们反而在为起初表现出的疑虑而道歉。问题是，这些人已经接近极限，只好委托奥伦斯坦和韦尔穆伦帮忙向两位创始人说情。他们每个人都已经感到筋疲力尽，要是做得不好，反而可能会砸了公司招牌。亚当的简短回复不出意料，他指出员工已经同意遵照原定时间表，而米格尔同样冷淡的回应令人惊讶。“带着解决方案来找我，”他说，“不要带着问题来找我。”

有天，奥伦斯坦、奥基夫-萨利和韦尔穆伦三人随米格尔登上帝国大厦分店楼顶。纽约正在下雪，但暂时离开“无尽”的建筑工地生活去呼吸点新鲜空气，也算得上是一种解脱。他们都在WeWork工作不到一年，喜欢与同事一起创建公司时的凌乱乐趣，彼此也成了朋友。公司产品大受欢迎，很多预约客户都在等待新办公室，但是有些员工担心公司已经出现迷失方向的征兆。他们加入的部分原因在于WeWork曾经承诺摆脱激烈竞争，甚至可以说远离激烈竞争。但与效率、增长和估值这些话题相比，专注于建立社区和创造更好工作方式的初心似乎已经退居次席。而所谓公司估值，不过只是亚当、米格尔和乔尔·施赖伯三人随口说出的数字罢了。

在楼顶，奥伦斯坦问米格尔，他是否认为付出的时间和承受的压力是值得的。后者曾经每天工作18小时，曾经忍受多夫·查尼的暴跳如雷，以至于对亚当苛刻要求公司和员工的情况稍显麻木了。另外，米格尔也想快速成长。与此同时，他的妻子在WeWork开业前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他需要努力平衡父亲的角色和工作的职责，这正是10年前他在明信片上对母亲所表达的担忧。米格尔站在屋顶上告诉大家，他真心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但同时承认公司发展已经很快，要想忠于使命，就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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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和米格尔在WeWork扮演着不同角色。米格尔的正式头衔是首席创意官，负责管理各个空间的设计和施工过程。每天结束工作之后——有时已经过了午夜——他会回顾早上醒来后所做的一切，时常惊叹于自己的创业生活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杂事：记账、销售、会计、编程，甚至购买100个宜家咖啡杯。

与此同时，亚当一直参与WeWork运营的每个环节，坚持审批每个新空间的布局，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充当首席执行官的角色：为公司制定愿景，吸引潜在合作伙伴。他已经在纽约建立起开会喝酒的名声——先是伏特加，后来移情到龙舌兰。亚当是个梦想家和交易者，而米格尔则让WeWork脚踏实地。亚当要在推介材料中宣称WeWork是“社区”，米格尔表示反对，他说将公司称为社区是一种需要去赢得的荣誉，仅就WeWork目前所做的工作而言还不够资格。

有了米格尔管理WeWork的装修工程，亚当开始组建事务部门，高层人员主要是他的朋友和家人。表亲克里斯·希尔是农产品批发配送出身，成了WeWork的首席运营官。2010年，移民律师斯特拉·坦普洛到格兰街154号来帮亚当续签签证。她环顾四周，看到每个人都在微笑。移民律师工作是件苦差事，于是她决定辞职降薪来给亚当担任助理，帮助米格尔的俄勒冈朋友一起满足公司日益增长的法律需求。有了她的加入，亚当开始从以色列带朋友来纽约，表面上是让他们来游玩，实际上是提供锤子让他们帮忙工作。当希尔为公司业务的迅速扩张感到力不从心时，亚当又聘请了兹维卡·沙查尔来帮忙。沙查尔是亚当在卡法萨巴的高中同学，曾在以色列一家桑巴寿司店工作，在加入纽约公司之前，他花了6个月时间通过Skype给希尔帮忙。亚当的另一位朋友，来自海军的阿里尔·泰格，则成了WeWork第一任首席财务官。泰格在以色列海军学院毕业时成绩排名第一，亚当则对一群WeWork员工吹嘘，自己在某次航海课程中击败过泰格。

“其他课程我都比你强。”泰格说。

“其他课程你比谁都强。”亚当说。

WeWork员工在观看亚当和泰格的军官学校毕业视频时，发现泰格很显眼地站在队伍最前面。人群中的亚当则没那么容易找到，但也挺惹眼——毕竟他的个子比谁都高，虽然他行进的步伐稍有些不协调。

亚当喜欢和心腹保持亲密关系。一天晚上在帝国大厦分店，有位同事与奥伦斯坦交谈时对亚当多有怨言，当时旁边坐着个貌似漫不经心的陌生人。几周后，奥伦斯坦和亚当一起从翠贝卡诺伊曼夫妇的阁楼公寓（工作之余他们常在那里开会）走到肉库区新开楼层时，亚当称自己听说了怨言的事情。他说那个神秘人是自己的朋友，对于那些怨言他感到厌烦，对于奥伦斯坦也很失望。下次要是还有人反对自己，亚当希望奥伦斯坦能站出来力挺他。

“WeWork集体农场”中逐渐出现等级制度。有一次，亚当看到几名员工穿着短裤和破旧的T恤在办公室走来走去——因为他们前一晚熬夜装修了新楼层——于是他把这些员工召集起来，告诫他们作为WeWork的“优质”品牌大使，需要注意着装。凯尔·奥基夫-萨利反驳称连亚当自己都和他一样经常穿T恤和牛仔裤，结果亚当回答说自己穿的是价值200美元的詹姆士·珀思牌T恤。“这跟你穿的T恤不一样，”亚当说，“我看起来像大家都想成为的那种人。”2011年，WeWork要求员工签署竞业禁止协议，限制大家在离职后的18个月内开展同类业务。毕竟办公空间在全美各地已经层出不穷，亚当和米格尔不希望出现更多竞争对手。

唯一一位拒绝签署的是WeWork的2号员工丽莎·斯凯。格兰街154号开业的前几周，亚当在一次社交活动中遇到作为主持人的斯凯，并力邀其担任WeWork首位“社区经理”——一个干各种杂活的职位，包括市场销售、客户服务、清洁工作以及几乎需要独立管理整栋楼的一切其他事务。

斯凯喜欢这个工作，也热爱这家公司。乔尔·施赖伯承诺的1500万美元投资未能兑现时，斯凯还给WeWork争取到20万美元的紧急贷款。亚当推荐斯凯（及许多其他员工）和卡巴拉中心的拉比艾坦·亚尔代尼会面，她也不假思索就答应了。亚尔代尼对斯凯老生常谈了一番并认为她可以对亚当起到平衡作用，正因为知道斯凯和其他人在身后坚守着堡垒，亚当才得以出去达成交易并扩大地盘。

斯凯一直是全力以赴的，她刚花了整个周日的时间在办公室的玻璃墙上贴好磨砂胶纸。但事实证明，WeWork会员之间也不需要过多的联系。公司发展迅速，但在楼里做了大量装修工作的员工似乎并未从中受益。亚当和米格尔说他们很快就能获得公司股权，但具体日期一直处于不断推迟中。斯凯和其他几名员工曾经要求加薪，可亚当却抱怨说，连他自己都没得到应有的报酬。他还告诉一名员工，找个室友合租可以省钱。

亚当和米格尔把斯凯叫到一间会议室，问她为何不愿签署竞业禁止协议。斯凯说自己开始意识到，哪怕从一开始就帮助创建了公司，但在这里也永远不会拥有真正的话语权。如果亚当想要一直保持这么快的发展速度，已经33岁的她可能更乐意自己去经营一两个空间，就像亚当和米格尔当初做的那样。

“你这又是何必呢？”米格尔说，“那样真得累死累活。”

要说两位公司创始人比其他员工还要辛苦很多，那就多少有点厚颜无耻了。但等亚当走后，米格尔留下来继续和斯凯谈话。很明显，尽管公司成立还不到一年，两位联合创始人已经不再是平等的合作伙伴。米格尔承认自己同样心存疑虑，亚当的雄心让他回想起以前在AA美国服饰的经历。但米格尔称并不打算妨碍亚当的意愿，他决定系好安全带，看看WeWork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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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年中，乔希·西蒙斯经朋友介绍来到WeWork工作，这位朋友曾经为亚当妻子丽贝卡·帕特洛婚前主演的一部短片工作过。来WeWork之前，西蒙斯在纽约一家酒店的水疗中心从事前台接待工作。然而在接受亚当面试时，双方主要谈论的话题是他在南卡罗来纳一所大学担任校园牧师的经历。在丽贝卡的要求下，亚当变得越来越虔诚。他还时常让妻子到办公室，商量如何信奉卡巴拉（犹太教的神秘传统），让灵性在WeWork发挥作用。

刚开始，西蒙斯在帝国大厦分店担任社区经理。这栋大楼的第一层才启用半年后，第六层也就是最后一层也开业了。帝国大厦分店是格兰街154号的改良版，尽管那里安装了公司的首个固定啤酒桶，但租户仍然是个不拘一格的群体，西蒙斯的工作就是让社区更具专业感。2012年时，软银的一个团队曾考虑在此租用WeWork办公室，后因认为其不符合公司的精细要求而放弃。某天，有个同事从沙发底下拉出一个装满衣服的抽屉。西蒙斯还注意到有个会员看上去越来越邋遢。事实上，这家伙因为创业公司陷入困境，付不起公寓租金，干脆住在了WeWork办公室。

西蒙斯觉得WeWork很有趣，也很有挑战性，即使这份工作与他原先想象的有些出入。“要有效利用每一寸空间。”亚当告诉西蒙斯和其他社区经理，并要求他们在履行固有职责的同时兼顾销售。虽然公司不必承担政府部门的职责，西蒙斯还是真心希望会员每天都能生活得更好一点。“我们经常说，这项事业并不仅仅为了赚钱。”西蒙斯说。有天，亚当在陪一位潜在投资者参观时，将西蒙斯和另一名员工叫来询问年龄，西蒙斯和同事都说自己20多岁。

“你看，”亚当说，“我们能免费雇到一帮年轻人。”

最糟糕的是，西蒙斯意识到，亚当是正确的。WeWork的许多新员工是应届生，能在经济衰退之后找到一份任何类型的工作就已经让他们庆幸不已了，同时这些新员工也渴望加入一家承诺将社交生活带到工作场所的公司。只是，西蒙斯不但已婚，孩子都快出生了，WeWork的很多员工每周有好几晚在工作场所一边闲逛一边喝免费啤酒，这对西蒙斯来说已经算不上什么福利。由于亚当从未按部就班参加过工作，所以公司会像很多初创公司那样容易忽略一些就业的基本条件。WeWork才刚刚开始为员工提供医疗保险，男性员工几乎铁定没有多少假期，当然更没育儿假政策。2011年丽贝卡生头胎时，亚当几乎没有停止工作。加入WeWork一年后，西蒙斯得到了一个薪酬翻倍的工作机会。他与首席运营官克里斯·希尔进行了沟通，后者表示公司无法提供同等薪酬，毕竟这个报价不是来自一家大公司，而是来自一家本地教堂。对此，西蒙斯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本质上，这说明教堂比公司更关心人。”亚当曾与西蒙斯讨论灵性对经营方式能产生多大影响，但所传达的信息显得空洞。他还曾经把西蒙斯叫到一个房间里进行忠诚度测试：当他和一名员工发生争执时，亚当想确认西蒙斯站在哪边。在当时，亚当说了一句话，哪怕西蒙斯离开公司加入教会后，这句话依然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亚当说：“我，就是We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