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大不同”看中西方数字化发展的文化差异

在风起云涌的全球数字化浪潮中，中国互联网20多年的发展堪称乘风破浪，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化发展道路。这背后除了在技术和市场方面的奋勇直追，我们还感受到一种生生不息的文化动力，它成为数字化转型“中国方案”之思想底蕴。中国在数字化发展进程中一直保持和合气度，走出一条在“竞争文化”背景下与西方国家数字化发展不同的道路。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同场景、不同国家、不同议题上有所差异，不能一概而论，且随着时间推移，情况在不断发展和变化。西方国家内部也不完全一致，这里仅作简要比较和说明。

中西方国家数字化发展的五大不同

一是中国的规划更长远，西方国家的法规更完善。中国引入互联网相对较晚，根据实际情况，立足顶层设计和长远规划，在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留出发展空间的同时，与时俱进地完善法律法规并逐步加强规范和监管。西方国家大多以物权为基础，欧洲国家等西方国家由于历史文化背景因素对个人隐私极为重视，在部分领域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并在互联网领域一脉相承，总体监管强度、处罚力度更大。

二是中国重“本土适应性”，西方国家重“标准一体化”。不管是政策措施、技术应用还是产品投放，中国都不会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特别是考虑到国土面积大，各地区的基础条件差别较大，对于新技术、新模式，中国一般先开展试点探索，在获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广。各地通常也在国家的宏观指导下，根据地方产业特点进行本地化探索和创新，因地制宜，形成发展特色。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的市场割裂，标准不一，实现数字化项目的壁垒高，因此欧洲国家主张《数字化单一市场战略》，倾向于统一标准，并努力将自己的标准推广到全世界，推动市场一体化发展。

三是中国的“信任经济”受欢迎，西方国家的“信用经济”更成熟。中国基本的社会单元是“家”，信任由血缘、地缘而生，由此熟人社交盛行。网红电商直播、社区团购等在人与人的口口相传之中实现价值转化和信任传递，成为中国互联网经济的一大特色。西方国家基本的社会单元是个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契约关系，西方国家通过契约关系建立和维护的“信用经济”与中国的“信任经济”不同。

四是中国的企业注重“应用型模式创新”且注重“打造生态”，西方国家的企业注重“技术型创新”且注重“全球化扩张”。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以线上平台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应用承载多元化的国计民生需求，借助庞大的用户基础实现价值释放，同人民生活和消费场景的捆绑更为紧密，并逐渐发展形成生态体系。西方国家的互联网企业大多采取聚焦单一领域市场的全球化战略，技术强、全球化扩张意识强，国际竞争布局早，在战略扩张的同时受到反垄断政策措施的制约较多。

五是中国主张命运共同体建设，部分西方国家鼓吹网络空间军备竞赛。中国注重自身发展，努力缩小数字鸿沟，扎实推进网络扶贫行动，让全民共享互联网发展红利；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则，尊重各国，求同存异，并积极介绍最佳实践经验，欢迎各国共同搭乘数字经济发展快车，让数字红利释放惠及全人类。部分西方国家对于网络空间的认知偏向军事化，且推己及人，力图打造先进网络武器和网络作战部队，在网络空间引发军备竞赛，给全球网络安全带来风险和挑战。

中西方国家数字化发展的文化根源

在“和合文化”或“竞争文化”的影响下，中西方国家的数字化发展既体现出思维方式的差异，又反映出哲学文化层面的结构性差异。

数字经济发展：家族文化与契约文化

中国重家族文化，西方国家重契约文化。长期以来，中国人基于血缘和地缘建立起信任、亲情和人情关系，形成根深蒂固的家族制度，家族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家族构成社会生产的基本单元，自然演化为人缘取向性质的差序格局，为中国代表性的社会结构注入人情味。西方国家很早就形成以个人为中心的团体格局，需要借助各种形式的契约来规范和保证信用，基于契约精神的信用制度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中国的“信任经济”受欢迎，西方国家的“信用经济”更成熟。

中国长时间采用家庭手工作坊的生产方式，西方国家则受近代产业革命的影响较多。中国的家文化源远流长，中国自古以来以家为本，长期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处于较为古朴的农业社会，实行以家庭为单位、以男耕女织为主的生产方式。在近代，西方国家经历了工业革命浪潮，大规模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劳动，西方国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组织生活和社会生活，为数字化发展奠定了相应的生产基础和组织基础。因此，中国因为地广人多、数字化发展不均衡，更注重“本土适应性”；西方国家的产业组织发达，更注重“标准一体化”。

数字创新创造：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

中国传统文化基于农耕文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推崇中庸之道；西方国家基于海洋文明，崇尚冒险精神。由于所处地域狭小，基于海洋文明的国家都具有很强的开拓精神和危机意识。因此，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本地化发展较为常见，同时通过打造和谐生态体系，加快融入整个经济社会；西方国家的互联网企业的全球化意识领先，同时由于语言、风俗等跨文化挑战较小，可以实现迅速扩张并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也就是说，中国重本土生态、重协作，西方国家重全球扩张、重逐利。

中国在数字化创新上表现为为美好生活而创造，西方国家提倡为自我实现而创新。中国互联网发展于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时期，互联网应用成为推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有力工具。截至目前，很多西方国家已达小康甚至富裕水平，更有条件追求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年轻人追求自我展示的意愿更强。同时，经过工业革命电力、机械动力、蒸汽动力等重大科技创新，西方国家在工业发展中积累的颠覆创新能力更强，催生了很多原发性的技术创新。因此，中国互联网在前一阶段表现为“应用型模式创新”丰富，西方国家的互联网“技术型创新”领先。应当看到，伴随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和年轻一代的成长，中国互联网颠覆式创新的能力和动力将大大增强。

数字政策取向：重礼依法与重法依理

中国文化重礼依法，西方国家重法依理。礼是一种自发的秩序，其影响到个人层面的秩序和诉求是向里用力。中国人遵守人伦礼俗，做人凭良心，讲究自省和克己。西方人习惯向外用力，做事凭法律，强调无法律即无行政，偏向构建的秩序，注重法律制约和法律监督的严格执行。中国实行发展与规范并重，政府在加强监管的同时，积极引导互联网行业自律，强调平台自治责任并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可谓重礼依法、礼法并重、德法并举；西方总体实行依法从严监管制度。此外，欧洲国家和美国在此方面亦有不同。相对而言，欧洲国家的监管更为严格，美国的监管更偏向实用主义。

中国文化重整体分析特殊性，西方国家重具体分析普遍性。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强调整体性，讲究对众多认识对象加以全面的综合，并挖掘其特殊性。西方国家的“主客二分”思想更注重个体性，强调对认识对象的具体分析，并发现普遍性，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相对而言，中国的数字发展战略、规划着眼于顶层设计，宏观政策层面的部署更多，中国在创新实践方面大多先试点再推广；西方国家的法律细则和标准化先行，西方国家注重将法律细则和标准上升为国际可操作的通用规则和具体标准。

数字国际合作：同舟共济与零和博弈

中国的“和合文化”提倡统一性，西方国家的“宗教文化”提倡唯一性。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倡“天下一体”“民胞物与”“兼济天下”，强调世界的整体性、统一性，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的主张。西方国家在“宗教文化”唯一性的影响下，形成以斗争为基调的征服哲学，致力于改造和改变世界。这是中国人与西方人人生价值观的根本区别，也是中西方国家数字化发展进程和创新故事的不同起点。此外，中国强调“顺应天时”，更讲究尊重客观规律循序渐进。事实上，中国互联网20多年的发展历程，从成长期的以发展为主，到繁荣期的发展与治理并重，再到现阶段的加快数字化转型，都是顺应内在发展需求、统筹外在因素的因势而谋、应势而动，确实是客观务实、循序推进的。

中国倡导同舟共济，西方国家主张零和博弈。儒家文化以孔子伦理为准则而远离宗教，提倡家和万事兴，富有和平精神。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对于其他民族也非常尊重。因此，中国主张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部分西方国家推动网络军事化，导致网络军备竞赛风险加大，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视为封闭系统中的严格竞争、赢者通吃，将网络空间视为第五作战空间，导致网络攻击武器扩散、网络情报收集规模持续增加；同时，阻碍网络空间规则的制定，造成国际网络安全的结构性困境。

中国数字化发展的策略建议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文明交流互鉴做出重要阐述，强调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指出一条人类文明和谐共生之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点上，从文化角度看世界发展，以哲学思维促数字繁荣，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可形成独具特色的数字化发展“中国方案”，在互联网“地球村”和全球网络空间新格局建设过程中奏响“中国之声”。

文化自信、凝聚力量，激活传统文化时代价值

“根本固者，华实必茂。”我们要顺势而为，充分重视、积极践行中华民族自身文化价值，以坚定不移的文化自信获得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持发展与规范并重，激发数字潜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基础设施、信息数据等网络安全保障；坚持务实进取，从市场、资本和人才等多方面驱动和提振创新活力；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各国各地区人民搭乘数字经济发展快车。

取长补短、为我所用，汲取国际社会发展经验

“择善从之，不善改之。”我们要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化的养分，谋求共同发展，为全球数字化转型提供助力。要深入研究西方国家的法律监管和标准化案例，完善我国数字化发展政策体系；借鉴西方国家的跨国组织建设，引导企业和专家“走出去”，加强海外经营合规管理；加强与世界各国在产业发展、技术研发、变革创新等方面的互补合作；充分研判互联网发展的关键问题和理念异同，深度参与互联网全球治理架构。

开拓进取、自力更生，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未来，世界将通过物联网实现万物互联，这与中华传统的“和合”理念不谋而合，也为中国数字化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我们要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和奋斗之姿融入数字化建设中，守正创新、砥砺前行。同时，核心技术是大国重器，我们要突破核心技术发展，参与全球供应链，抓住机遇，发挥文化优势，特别是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扎扎实实加强自主创新，掌握数字化浪潮发展的主动权。

和而不同、谋求共识，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方面，我们要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充分挖掘行业协会、智库组织的力量，加强中西方国家的交流互通，避免思维上的板结效应和文化上的屏蔽效应，拓展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国际合作。另一方面，在广泛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同时，我们要注意其背后利益、文化的差别，讲好中国故事、化解文化矛盾、打击文化侵略、寻求价值共识，制定和争取有利的国际规则，提升中国数字化发展之软实力。

从文化视角看，数字化发展进程一方面体现出中西方国家不同的路径模式选择；另一方面反映出数字经济的多种可能性、开放性和普惠性为全球带来发展新机遇。事实证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不搞闭关锁国、贸易保护，秉持着“和合文化”的思想内涵，走出了一条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之路。另外，中西方国家的文化存在差异并不意味着要形成两个互联网。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更重要的是理解其背后的经济社会差别，尊重文化多样性，尽可能求同存异，增进各国之间的互信与合作。各国应超越“文明冲突论”，在多元中求共识、在差异中求会通，促进全球数字经济的“共建共享、共赢共荣”，推动全球网络空间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