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的新空间与新权力

信息技术对社会的改变，除了围绕劳动生产的生产关系重构，还有网络空间新权力的形成，以及权力的流动和主体力量的变化。

交往是社会的展开形式，权力是社会的支配力量，当超越地理区隔的网民通过网络进行连接，并建立起新的认同感时，就产生了新的权力结构。“权力一直以来都落在国王军属和统治精英的手中，人们把它定义为将一个人的意志强加给其他人，并改变其行为的能力，如今这种权力再也不适合我们的现实了，权力无处不在。”权力变化的背后是对网络和数据等关键资源的掌控能力发生了变化。

网络空间新权力的形成

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提道：“流动的权力优先于权力的流动。”在网络空间中，权力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其来源也不唯一。权力的背后是对网络空间中的信息、关键资源、核心技术、主要群体和重要规则等的掌控能力，反映的是权力主体的实力或影响力。尽管网络空间看似是“虚拟的”“抽象的”，但其中的权力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实在的”“具体的”。

资源赋权

网络空间不是纯粹的虚拟空间，它架构在网络基础设施之上，是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结合体，即虚拟-现实空间。网络基础设施具有确定的地理分布，可能分属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如根域名服务器、海底电缆、骨干架构、互联网交换节点、数据中心等遍布全球，由不同主体所有或控制。从这个角度看，网络空间显然并非无国家属性，而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由于资源分布不均衡，不同主体拥有的权力大小也不相同。

例如，在互联网发展之初，大量技术标准掌握在科学界、民间技术社群中，而这些代码规则实际影响互联网的底层逻辑和发展。由于定义了互联网的基本协议，民间技术社群是在互联网发展之初最具有话语权的力量：通过代码拥有规制互联网的权力。

除网络基础设施本身外，其上承载或沉淀的数据也具有强大的赋权能力。在大数据时代，在线数据也是关键资源，谁掌握更多、更优质的在线数据，在计算能力和算法的支持下，谁就有可能更准确地认识世界、洞察未来，从而做出更有效的决策。对个体和企业而言如此，对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在线数据同样依托网络基础设施，由于后者本身分布不均衡，而且在线数据也并非对等地双向流动，不同主体掌握的数据资源不均衡，在线数据对其赋权的能力也有大有小。

技术赋权

谁掌握核心技术，谁就能够在网络空间中占据制高点。例如，技术高超的黑客有能力在网络空间中畅通无阻，“自由”进出机密系统；技术领先的企业可以主导行业规则，制造各种技术壁垒和市场垄断的机会；技术先进的国家可以凭借技术势差，进行威慑甚至网络打击。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互联网的发展能够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相互进行赋权和改造。

由于起步时间不同、发展水平各异，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可能存在代际的技术差距，无法在短时间内跨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足以说明技术赋权对于技术后进国家的重要性。网络空间资源具有禀赋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地缘，相对来说是“静态”的；相较之下，技术在网络空间中是通行的，可以说是“动态”的。理论上技术可能被任何主体掌握，技术赋予的权力也存在一定变数，尤其在关键技术出现重大变革之时，“弯道超车”不失为后进国家获取网络空间权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成为企业、国家的竞争焦点。

网络赋权

对网络空间而言，网民及联网设备的数量也能够反映权力主体的分量。在网络空间中，中国同样具有明显的人口规模优势。网民多，在线数据就多，就可以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的发展提供丰富的“养料”。正是基于庞大的网民群体，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全球强势崛起，中国成为当前能与美国相媲美和抗衡的数字经济大国。

网络更加扁平化、去中心化的特征，给了人们一种信息权，人们借助社交媒体等网络平台，通过一个个生动的表情符号，可以迅速得到不同群体的认同。信息通过网络空间流动，跨越了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屏障，形成一种新的连接。信息权使得原先并不具备权威属性的群体，借助信息的流动获得了一种新的权力。

“得民心者得天下。”社会的力量是在网络交流中汇聚起来的，当现实生活中有重大事件发生时，网民的声音成为左右舆论的重要力量。不少国家都在推行网络问政，如中国政府网通过“我向总理说句话”渠道来倾听网民的声音。作为群体的网民，因为网络赋权，成为网络空间一股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

制度赋权

物理空间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治理体系，按照国内和国际通行的惯例及相关法律规范，为各主体赋权。要建立秩序、统一的网络空间，同样要形成相应的制度体系，对各权力主体进行授权和约束。

制度的形成是后天的，受资源、技术和网络及其他权力来源的影响；但它一旦形成，就会反过来对这些权力来源进行强化。谁掌握了国内或国际公认的网络空间规则，占有主动权，谁就掌握了其中的权力。例如，围绕现行法律在网络空间中的适用性，各国分歧较大。有的国家通常认为现行规则适用于网络空间，不需要制定新的规则，且希望进一步明确武装冲突法适用于网络空间。有的国家则认为有必要针对网络空间的特征制定新规则，且不赞同明确武装冲突法适用于网络空间，认为如此则会加速网络空间军事化。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希望通过联合国平台，更加民主、透明地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因此，制度成为网络空间中权力争夺的重点。

网络空间权力的流动

“权力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些人手中，从不像财产或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权力运转着。”总体而言，网络空间中权力的流动有多种可能性，这里仅列出部分，不排除因为网络空间不确定性带来的特殊事件的影响。

一是技术革新。网络空间不是一潭死水，而具有时空加速的特征，信息技术始终是最具活力的发展动力。技术创新、产业发展都有可能引起网络空间中权力的洗牌和快速流动，任何既定优势都难以永远保持下去。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再到万物互联，从个人计算机到智能手机，从2G、3G、4G到5G，从IPv4到IPv6，从网站、浏览器到各类应用，从键盘的文字输入到麦克风的语音输入等，我们可以发现，在数字时代，科学技术的更迭速度很快。企业如果在技术升级换代时没有实现成功转型，就会逐渐失去原本拥有的影响力，权力就会转移到新兴业态。

例如，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的特征，或将对未来网络空间中的权力流动起到革命性的影响。去中心化的导向是分权自治，通过构建共识机制和防伪机制等，在安全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能更好地提高效率和实现公平。区块链技术与“互联网+”一样，可以广泛应用于金融、证券、审计、医疗、公证、版权、社交等众多领域，对经济社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也将打破网络空间中原有的权力格局。

二是利益驱动。在网络空间中，未知远远大于已知，对利益的追逐会驱动网络空间中权力的争夺一直持续下去。权力和利益是一对孪生体，对于利益的追求驱使网络空间中权力的流动。进入数字时代，财富开始向网络空间集中和转移，权力流动也与之相伴。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创造的财富将远远超过农业经济及工业经济的总和。在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企业在网络空间中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争夺战，试图拥有更多的用户，抢占更大的发展空间。

近年来，大量互联网跨国企业、独角兽企业迅速成长并拓展市场，成为行业巨头，引领行业发展。例如，美国的亚马逊、Facebook、谷歌，以及中国的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互联网企业，在残酷的竞争中胜出后，分别掌握了网购、社交和搜索三大平台入口，拥有了强大的权力，同时通过持续的创新衍生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商业模式，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

三是安全驱动、偶然事件等。安全是一国之底线，国家的主权受到侵犯，必然会带来权力的流动和利益格局的重塑。伴随网络空间中违法犯罪行为的增多，有的黑客实施破坏性攻击，如“勒索病毒”造成严重了破坏；有的国家或企业借助强大的技术能力在设备、软件中安装“后门”窃取情报，如“棱镜门”事件，局部的权力也会因此而改变。

例如，美国政府和企业凭借强大的信息资源和技术实力，相当于拥有最强大的“权力”。例如，在“斯诺登”事件被爆料以后，美国又被爆出“棱镜门”事件。美国在全球大范围内进行网络监听，侵犯了用户隐私，对欧盟领导人的监听，使得欧美之间原先对于数据自由流动的趋同立场分道扬镳，欧盟由此在2015年废止了双方关于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互认的《欧美隐私盾》协议，并在之后通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等一系列条例重申数字主权。

此外，包括中国、俄罗斯、巴西及联合国在内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反对美国的一些网络霸权做法，联合打击黑客的网络犯罪行为，保障各个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权利，这也必然影响网络空间中权力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