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
为了实地考察农村改革发生的变化，研究农民在实践中怎样回答和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我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经济方面的工作时，根据常务副总理万里的指示，于1982年11月30日至12月28日，率领由有关部门参加的12人工作组赴山东、河南、四川进行了近1个月的农村经济调查。调查组跑遍了三省的5个地区15个县，召开各种座谈会33个，走访农户76家以及一批商店、学校，还请当地帮助对100个生产队长和100个专业户、重点户进行调查、征求意见。返京后，调查组向中央和国务院写出了《关于农村形势问题》、《关于农村商品流通问题》和《关于供销社体制改革问题》三篇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客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村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农村改革的喜悦和期盼，对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了解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调查组写的三篇调查报告，先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作为内部文件印发，后由《人民日报》连载。
鉴于这次调查报告对推进农村改革所起的积极作用，特将调查报告附录于后：
关于农村形势问题
——鲁、豫、川农村经济调查之一
1982年11月30日至12月28日，我们一行13人到山东、河南、四川三省农村作了一些调查。我们先后到了河南省开封、周口五个地区和山东省泰安、聊城、茌平、阳谷、菏泽，河南省兰考、商水、沈丘、西华、扶沟、武陟，四川省大竹、新都、广汉等15个县，分头召开了有县委书记、公社书记、生产队长、支部书记和商业、供销、粮食部门、计划、财政、工商、银行等综合部门的同志参加的各类座谈会33个，走访了76家农户和一批商店、学校。还请地方的同志帮助我们对100个生产队长和100个专业户、重点户进行了调查，征求他们对各方面的意见。
（一）沿途见闻
1.越冬作物、特别是小麦长势喜人。我们所到地区，在秋播时节都遇上了一场好雨，越冬作物种的适时，种的足，也种的好，特别是在责任制实行较早的地方，农民更加相信大包干不会变，舍得投肥料，下功夫。据山东聊城地区阳谷、等县、东阿三县调查：一般是每亩施化肥100斤，磷肥100斤，饼肥100斤，土杂肥10000斤，同1981年相比，平均每亩地多施饼肥20斤，磷肥30斤，农家肥1000斤。河南周口地区种麦底肥（化肥）平均比往年多10斤，良种面积也较往年扩大20%。底墒足、底肥多、良种面积大，这就决定了越冬作物长势好。农民普遍反映，今年的麦苗是近几年最好的一年。目前土壤含水量都在15%以上，没有旱象。地湿滚滚的，麦苗绿油油的，有效分蘖比往年多10%。据农业科技人员分析，长势理想的一类苗占80%左右，比往年多20%，需要控制的旺苗和需要促进的弱苗各占10%左右。聊城、菏泽、兰考等地为了扩大夏播棉花面积，麦棉套种比往年多。周口地区，最近两年平均每年增产小麦6亿斤（这是上报数字，地委书记讲，实际每年增产8亿斤，据典型调查，一般少报四分之一）。这个地区种小麦收成比较稳定，秋季灾害较多，群众对小麦生产是不放松的，他们讲要力争夏季一季保全年。去年冬天麦播面积又比前年扩大100多万亩（上报麦播面积为720万亩，地委书记说，实播近千万亩）。对于夺取今年小麦丰收，群众是充满信心的。四川省油菜面积减少，小麦面积扩大，沿途可以看到满山遍野的麦苗长势壮，色气很正，社员们正忙着中耕、追肥、精心管理。准备栽稻子的田里存满了冬水。
农民最大的心事是盼丰收，有了一地好庄稼，就民心安定，皆大欢喜。
2.新房多，林木多，牲口多，一片兴旺景象。连年增产增收，农民在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第一位的是改善居住条件。
聊城地区95.98万个农户，近三年盖新房的49万户，占59%；菏泽地区153万个农户，近三年盖起新瓦房152万间，平均每户近一间；盖新房最多的是兰考县，几乎家家户户都盖了新瓦房，住草房的已经很少看到了，而且开始出现了盖楼房的。
四川农村建新房的劲头也不小。广汉、新都这样的县，新房多系二层楼，有内外阳台，像城市居民一样，阳台上摆满了各种花草。
值得注意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应该统一规划。现在看来，有些地方还注意不够；二是节约耕地。聊城、菏泽等土地面积稍大一些的地方节约耕地的观念较差，名曰“占村边”，实际上是易地另建新村，占了好地。
在实行责任制初期，有些地方的树木曾经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坏，现在不仅恢复了，而且又发展了，特别是豫东地区的林粮间作，十分可观。兰考县普遍搞粮桐间作，统一规划一亩地六棵泡桐树。周口地区1982年植树3408万棵，平均每人4棵多，发展粮桐间作68万亩。沈丘县1979年以来共植树1216万棵，前两年平均每人栽2棵，1981年平均每人栽3棵，1982年平均每人栽4棵，逐年增多。许多社员家的院子里种有20多棵树。四川省南充地区、大竹县大种柑橘，南充地区柑橘树已达到1992万株。大竹县乌木区三年发展柑橘30万棵，发展桑树840万棵，用来养蚕，三年后，仅此两项收入即可达500多万元，每人平均70元。四川省引进的河南泡桐长势也很好，栽上五年的已有碗口粗，群众称赞这种树是“一年光杆杆，二年成伞伞，三年结板板”，大有发展前途，可以成为速生树木。
大牲畜数量已经扭转了持续下降的局面，有些地区恢复发展很快。菏泽地区1978年以来大牲畜增加17万头，增长率为45%；鄄城县大牲畜由1978年的2.8万头发展到5.1万头；单县由4.2万头发展到9.2万头。周口地区大牲畜已达8.65万头，比1978年增加3.38万头，增长39%；村边麦地里有成群放青的牛犊驴驹，物资交流会上，可以看到成群的牛、驴。
3.赶集上会的人多，农村集市空前活跃。我们在途中几乎每天都遇上集日，大路上人成群结队，集镇上人拥挤不动，城镇商店赶集串会，工业品大量下乡，农副产品大量上市，一些停业多年的传统手工业开始恢复，集市上货物不少。所见农民都是吃得胖乎乎的，穿得棉敦敦的，女孩子穿戴比以前花俏多了，喜笑颜开。山东有个顺口溜：“早上抬个粪，上午赶个会，下午上个地，晚上听个戏，你说自不自。”这是目前农民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据菏泽地区郸城县调查，实行责任制以来，98%的社员增加收入，2%的农户减少收入。减少收入的原因有天灾人祸、呆傻病残、超计划生育受罚等。农民生活水平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占35%，标准是全年大部吃细粮，盖了新房，穿着较好，人均收入350元以上，扩大再生产能力较强；二类占45%，标准是有吃有穿有零花钱；三类占20%，标准是吃、穿、花钱不宽裕，甚至还有些困难。在我们访问的76个农户中，一半以上存有够吃三个月到半年的余粮，缺粮的13户（主要是四川达县地区的大竹、邻水县）。和农民谈起话来，没有不夸现在政策好、生活好的，就是现在还比较困难的户，也说比前几年强多了，而且相信过几年会更好。聊城地区群众说：过去是苦熬，人人长愁；三中全会后实行责任制，人人长劲；十二大后奔翻番，人人长志。冠县北陶公社主任是十八级干部，全公社干部工资数他高。过去群众说，啥时候收入能赶上他就中了。现在他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都和他比收入，许多社员高兴地说，我们都超过十八级了。我们在茌平县迟桥生产队访问的一户社员，当我们问他对党的政策还有什么意见时，他说：“俺啥意见也没有，俺觉得现在当个社员还怪自个挠的呢！”
所到之处，流传着许多赞美党的政策、赞美现实的顺口溜。例如：“大包干是摇钱树，不出三年都变富。”“过去‘三靠’（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有灾靠救济）越靠越穷，现在‘靠三’（即靠三中全会路线）越靠越富。”“过去是：地瓜干当主粮，老母鸡是银行。现在是：粮满囤、油满缸，穿新衣。盖新房，光棍汉子娶新娘，大把票子存银行，日子越过越舒畅。”
现实生活比报上登的要丰富得多，生动得多。三中全会以来，广大农村发生的变化，是极其深刻的。泰山石壁上刻有古人的一句话，叫作“登泰山之后而知山之大有知泰山之小”，我们访问了农村之后，认识到农村变化之大，也认识到农村潜力之大，变化才是开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更大的希望。
（二）农业生产责任制已经在农村扎了根，并正在进一步发展完善
我们调查的这几个地区，除四川大竹县是去年秋收后才将水田包干到户外，其他地区都是实行责任制较早的，一般已有2—3年的实践经验，从这些地区可以看出：
1.责任制实行初期出现的一些问题，已经和正在得到解决。已经基本解决的问题有：水利设施的使用管理；农业机械的使用管理；集体牲畜的分包养用；作物布局的调整；集体债务的分摊偿还；烈军属、五保户的照顾；干部报酬；义务工的摊派；农田造林的分成等。正在解决的有：地块的调整；各种合同的签订；集体财务的整顿；提留的管理使用；机耕、植保的统包；集体工副业的承包等。
实践证明，广大群众是勇于实践、富于创造的，他们既然选择了大包干等形式的责任制，就一定会想办法完善它、发展它，使之更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
2.责任制已经不是作为一种办法，而是作为一种原则，在种植业以外的其他领域广泛推广。人们说：“责任制是个宝，用到哪里哪里好。”农业包、副业包、社队企业包、商业包，连农村教育，兰考也搞包干责任制，而且是用了就灵，很快见效。一个“包”字，打破了大锅饭、平均主义。
3.各地出现了一些完善发展责任制的新鲜经验。如：兰考县为了鼓励社员在责任田里栽桐树，实行统一规划，分户栽植的办法，集体拿树苗的二八分成，社员自备树苗的一九分成。大头是社员的。这样一来，树栽得多，管得好，横竖成行。
周口地区把大牲畜作价卖给社员后，大牲畜发展很快。
扶沟县采用集体统一规划、群众集资和联户办、独户办等多种办法发展农田水利，从1981年10月到1982年5月，全县新打井2800眼。相当于前六年打井的总数。群众说，过去打井是集体出钱，群众出力，形式主义，不讲效益。现在打井是讲究实效，自愿互利，不搞平调，人人积极。沈丘县为了帮助少数不会种地的农户发展生产，实行干部、党员包户的办法，把肥料送到家，技术传到家，手把手教种地。为了解决大包干后提留混乱的问题，沈丘县实行了“队搞提留，公社统管，三账相符，分项处理，粮食存粮店，现金存银行；管钱的不见钱，花钱的无权批，提留多少有规定，花多花少有项目”的办法，干部省心，社员放心。社员称赞这种办法是“不怕保管挪秤砣，不怕会计笔尖戳，干部想摸摸不着”。有人认为现在主要是统的不够，想在完善责任制中扩大统的部分。周口地委书记张文韵同志说；前一段有的地方强调分，忽视包，还应该继续在“包”字上做文章。他认为当前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大力发展生产力，继续调整生产关系，要在发展生产力中考验、完善、发展责任制。
4.责任制已经扎了根，广大干部群众信了、服了、认了。广大农民是拥护责任制的，但一开始也是心里没底，感到玄乎，认为大包干“表现不错，出身不好，长不了”。经过三年实践，大包干站住脚了，社员认定了这个办法。单县薛楼大队唐马村社员张新文说，“只要刀不搁到脖子上，就再不能搞大呼隆了”。部分大队、生产队干部在开始时曾经持抵触态度，其原因，除了“左”的影响外，很重要的一条是怕自己收入减少，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大量事实证明，实行大包干后，大队、生产队的干部收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一般比群众高10%左右，有的高20%。因为他们除了同社员一样包一份土地外，还具有以下有利条件：（1）一般说比较会经营，知道较多的先进技术；（2）同外地联系较多，信息灵通。良种、化肥、农药、柴油等生产资料，群众弄不到的他可以搞到；（3）享受一定数额的补贴，一般每月20至30元。因此，很少有撂挑子不干的干部。单县大李河大队王玉福，干了27年大队支书，他从亲身经历中总结出两句话：“过去的政策是整人标穷，现在的政策是增产比富。”我们曾向一百个生产队长调查，问他们“现在群众最满意的是什么？”结果第一条写的都是“群众对大包干责任制最满意”。问他们“群众最迫切的要求是什么”？回答是：“政策不要变。”当然，群众对责任制的信任程度是同实行大包干的实践的程度成正比的。实行较晚的地方，一般说顾虑还多一些。四川大竹县乌木公社洪上九队由于刚刚把水田包给社员，社员李君平说：“我现在的心思还是水上浮萍，没有根，光说不变，谁知道呢？”邛崃县东安三大队一个女社员对来访的干部说：“我们现在正在爬楼梯，你们可千万不能抽梯子呀！”在一部分群众中，怕变的思想还是有的，还得继续进行政策宣传。个别地方，也有农民要求把集体的东西彻底分光的，要求土地一次分净，不留机动，人口增减不补不退。这也是值得研究的。
（三）农业生产出现了新势头
1.由于连年增产，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改善，投资能力有提高，投资趋向有变化。
社员家庭副业收入人均还有50元—120元不等。
社员储蓄额平均每人为30元左右，以县为单位计算，高的达60元，低的14元。社员手中持币量与储蓄量大致相同。
调查材料表明，社员吃粮水平有明显提高；一般都在500斤以上，高的达到700多斤。多余粮食，一是进入农贸市场，二是当饲料。
农民现金的投向开始发生变化，由“两眼盯着百货楼”变为主要购买生产资料。阳谷县农民在1982年，共购买各种农业机械1.1万台（件）、大牲畜3300多头，总投资820多万元，平均每户67元。菏泽地区农机公司对168个生产队作了调查，1982年平均每个生产队用于购买农业机械的钱为1840元，预计1983年用于这方面的钱还将再增加5.7%。兰考县城关公社老韩陵大队张庄社员杨孩，花2400元在责任田里打了一眼机井，又花690元买了一台抽水机。打井时，有人说：“你打井还不一定谁用呢！”他说：“我估摸着政策不会变，我用上三年就把本捞回来了。”今年他用井水浇地，就多收了800多斤粮食。密县张家湾大队马庄生产队社员马留宗投资1000多元，自建电灌站，把承包的旱地变为水浇地。在我们调查的100个生产队长中，几乎每个人都提出了社员购买化肥、农药、柴油难的问题。在乐至县我们看到几百个社员排长队换杂交水稻种子，八斤、九斤稻子换一斤稻种，他们也愿意。调查的100个专业户中，有30户提出要买汽车、拖拉机、电动机、粉碎机等生产设备。
除了少数地区还处于恢复阶段外，多数地区已进入发展阶段，标志是土地利用率、产量、畜力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聊城地区已开荒94万亩，菏泽地区100余万亩，村头荒、撂荒地都已利用起来。菏泽县土壤普查，土壤有机质已由0.6%提高到0.8%，土壤中的有效氮由万分之零点三增至万分之零点四，有效磷由十万分之零点五增至十万分之零点八。
聊城地区利用国家引黄济津大渠穿过本区的有利条件，3年发展水浇地190万亩，周口地区3年发展水浇地75万亩，相当于前30年发展水浇面积的三分之一。
生产力的发展是农村经济形势好的最根本的标志。广大农民是勤劳节俭的，他们增加收入后第一位的要求是扩大再生产，从增产中求增收，靠劳动求富裕。
2.家庭副业普遍开展，专业户、重点户开始出现，商品生产发展较快。社员有了自主权，又有充裕的剩余劳力和剩余劳动时间，因此家庭副业普遍开展，并且成为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过去那些高产低收入地区如泰安、温江等也在寻找新的生产门路，向生产的广度、深度发展。
最基本的家庭副业是养猪，其次是养羊、养鸡、编织、运输等。许多村庄过去都有传统手工副业，可是“十年内乱”期间，甚至更早一些时间被当作“资本主义”、“歪门邪道”批掉跑光了，这二年又逐渐恢复起来。鄄城县棒槌刘庄大部分社员会旋木技术，现在恢复了，光这一项副业，全村平均每人收入400元。兰考县有个村子叫豆腐营，大部分户会做豆腐，前几年不许做，连本村人也吃不上豆腐，现在恢复了，几乎家家户户磨豆腐，周围村庄又能吃上豆腐了。过去讲磨豆腐不赚钱，为的养猪和肥田，现在不仅养猪肥田，而且也赚钱。
在家庭副业发展的基础上，有些户已逐渐发展成为专业户、重点户。一路上我们看了不少重点户。所谓重点户，实际上都是兼营，很少不承包土地的。如鄄城县梁屯公社周范庄周亚民一家，仅搞种牛配种、电磨、种菜等收入即达1.3万余元，但仍承包土地27亩。兰考县固阳公社东关一大队王富安，系供销社缝纫店裁剪工，他家有四个女儿和他老婆都专业搞缝纫，他个人下班后搞剪裁，一年收入也在万元以上，现已盖起了两层楼房，但仍承包土地33亩。各地确定专业户的标准虽不完全一样，但大体说来，专业收入都占全家收入的70%以上，并且具有一定生产规模（如养牛五头以上、养猪十头以上、养鸡百只以上、养蜂十箱以上等）。专业户的数量大体已占总户数的4%左右。在我们调查的100个专业户中，大部年收入已超过5000元。他们共同的要求是，希望国家在原料、饲料、能源的供应和提供市场信息上给予帮助，在产品销售方面给予支持。1983年都准备添置生产设备，扩大生产规模。
家庭副业产品和专业户的产品，绝大部分都是要作为商品投入市场的，农民可以用来进行交换的产品越来越多了。据菏泽县调查，农副产品的商品率，1978年为18%，1982年为56%。1978年全县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为2254万元，1982年为10027万元，增长3.45倍。1978年全县出售百元以上农副产品的农户，只占总农户的30%，1982年全县平均每户出售农副产品达到500元（主要是棉花和猪）。聊城地区农副产品商品率已达52.3%。农业经济正由自给状态向商品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必将带来一系列变化，首先是要求商品流通渠道畅通，其次是要求增加社会化生产服务行业。
3.生产社会化的雏形开始出现。各地适应生产需要建立起来的植保公司、灌溉公司、种子公司、农技服务公司、会计服务公司、饲料公司等虽然还很不完备，但已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如四川新都县的种子公司，他们培育的小麦、水稻良种，除满足本县需要外，还为7个省、90多个县提供良种，不仅打破了县界，而且打破了省界。该县植保公司有不脱产的植保人员1310人，专业人员仅40人，已将全县植保任务全部担负起来，两天半就可将全县农作物普遍防治一次，增产效果明显，深受社员欢迎。社员们再也不用到处买农药，不怕农药中毒了。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对农村形势既要充分看到发生的巨大变化，又要看到这种变化还是初步的，低水平的。农民增收了，但底子还很薄，农业这个基础还很脆弱。在我们访问的农户中，绝大多数家里还没有像样的家具，衣、食、住虽有改善，但水平还很低。还有一部分困难户。劳动条件还相当落后，特别是四川山区，运输还是靠抬、担、背，种地还是靠镢头。唐朝诗人就说蜀道难，至今蜀道仍很落后，全省尚有1000多个公社不通汽车。因此，对农村的政策宜继续采取稳定的方针，不要看到农民稍富了一点，就动手动脚，过早过多地在农民身上打算盘。
这次调查组所到的山东聊城、菏泽、河南周口、兰考等地，过去是有名的穷地方，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三中全会后，实行了生产责任制，群众生产积极性高涨，粮、棉都增产，多种经营发展较快。加之，国家提高了粮、棉收购价格，而且由于原有基数很低，所以农民收入增加较快。四川省新都、广汉等地，在四川原来就是比较好的地方。这些是我们研究上面情况时需要注意的。
要经常告诫全党干部，坚持实事求是，防止任何形式的浮夸和形式主义、赶浪头、“一刀切”。我们发现有些地方报的产量不实，有的把开荒地的产量也加在良田上算单产。有的对农民收入估算过高，有的提留过多，个别地方人均提留超过百元，有的地方加在农民身上的负担高达30多项。还有，在我们访问的农户中，凡是当地给我们安排的，就富裕一些，而我们自己走进去的，困难的比例就大一些。一些区社干部不大喜欢农民向我们提意见、讲困难。一些地区对农业翻番计算缺乏根据，指标过高。菏泽地区定陶县原计划到1985年翻一番，中央领导同志到该县视察后，该县县委决定1983年就翻一番，这样做不够实在，也不尽妥当，三年计划一年实现谈何容易，片面追求翻番速度未必带来好的经济效益。在形势大好，一片赞扬声中，一定要防止头脑发热，注意珍惜民力民财，切不可搞什么花架子。
（国务院赴鲁、豫、川调查组）
关于农村商品流通问题
——鲁、豫、川农村经济调查之二
农村生产的发展，农民购买力的提高，都对商品流通和商业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原来就存在的卖难、买难问题更加突出，更加尖锐。卖难、买难，就我们所到之处都普遍存在，只是品种和程度有所不同罢了。有的是卖猪难、卖菜难；有的是卖油难；有的是卖粮难；有的是卖粮、棉、油、烟、麻都难。
从具体品种看，粮食，仅河南省商水、淮阳、沈丘三个县就要求再卖余粮2亿斤（这些县征购任务早已完成）。但由于省卡住卖不了（省里想由粮食部门统一搞，赚点钱）。县委书记反映十分强烈，要求粮食部门议价收购。
棉花，老棉区如聊城已逐步解决了收购排队的问题，新棉区如菏泽地区卖棉难的问题比较突出，收购网点少、人员不足、业务生疏，很多棉农都要带上被子在收购站前排长蛇阵，等上两天、三天，以至五、六天才能交售。
油，聊城地区前年有1400多万斤棉油没有收，要农民自行处理；去年预计还有1500万斤收购不了。
猪，泰安地区去年夏天为解决卖猪难问题，动员每个职工吃5斤肉，用机关福利费补助每斤四至五角；农村也搞“派吃”，每斤应收八角，只收了四角。
烟，周口地区商水县去年产烟2500万斤，只收购了1800万斤。
麻，商水县去年产红麻700万斤，基本没有收购；四川大竹县产宁麻12万担，供销社虽然收了起来，但大部分还没有找到出路。
就买难而言，从鲁西、豫东地区看，一是农业生产资料；二是建房材料；三是名牌、优质工业品和多种多样的小商品。过去认为，城市滞销的工业品，农村同样滞销，现在看这个概念不完全符合实际。有些在城市滞销的工业品，到了农村却成了畅销货。
分品种看，在农业生产资料方面，最突出的是柴油、化肥、高效低毒农药，还有塑料薄膜（特别是地膜）、中小农具等。
化肥，包括磷肥、复合肥、尿素、碳氢等全面紧张。兰考县供销社反映，棉花的奖售化肥绝大部分不能与棉农兑现，而被各级的一些干部层层扣留、挪用或开了后门。山东单县某公社有个小学，教员因分不到化肥，罢课七天最后干部“投降”，也分给了一份。山东有的地方的群众编了顺口溜：“合化肥（指复合肥），沙子药（指尿素），干部明里拿，暗里驮，社员摸不着，气得直跺脚。”
农药，棉区最缺的是吠哺丹、菊酯、久效磷等，棉农说，只要有货，贵一点也不怕。聊城地区有个老农花15元从黑市买回一瓶“菊酯”，老伴嫌贵，发生争吵，老头想不开，一赌气把农药喝了，这才发现原来买回的是瓶酱油。
建房材料，砖瓦沙石绝大部分购自社队企业，要求国家供应的主要是木材、水泥、钢筋、玻璃，但基本上没有供应渠道。集市上的木材一般要四、五百元一方，水泥、玻璃一般比牌价贵一倍左右。很多农民盖了新房，配不上玻璃。
日用消费品，紧缺的是上海、天津产的自行车，上海的缝纫机，上海、烟台的木钟等。就是山东的“大金鹿”、河南的“飞鹰”等地方名牌自行车也偏紧。一辆上海产的自行车，黑市价格高达250元—300元左右。煤油、煤炭、火柴、红糖、纯棉花布、大小花哔叽、蚊帐布、豆包布等也供不应求，或花色陈旧。小商品主要是品种不全或脱销断档，如扣子在基层社一般只有十来种，煤油灯有灯无罩，暖瓶胆、老太太用的头巾和尖足鞋袜、儿童服装、小学生用的低档铅笔等，也买不到。
为了解决卖难、买难问题，各地都采取了一些措施，收到了一定效果。特别是去年六月，国务院下达了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扩大工业品下乡的决定以来，不少地区采取的措施比较有力，效果比较明显。但是，存在的问题还不少。从总体上看，卖难、买难问题还远没有解决。
造成卖难、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有六条：
一是多渠道、少环节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对于粮、棉、油、猪等主要农副产品只能由粮食、供销、商业部门各自独家经营，不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统购派购任务后自行运销经营，也不准其他部门插手经营。但实际上农民跨省、跨县运销的络绎不绝，有人说：“明里拉，暗里驮，国家就是摸不着。”聊城地区现存等外棉7万多担，菏泽地区20万担，上级既不调出，又不让地方自行处理，还不负担资金利息。兰考县县委书记说，县里的大豆、棉油和菜籽油，粮食部门和农民可以运销，就是不准供销社经营，这叫作“州官可以放火，百姓可以点灯，就是不准其他部门点灯”。工业品下乡，一般要经过二级站、三级站和基层社三个环节，上海来的要经过四道环节，层层流转，连很多小商品也不能例外。许多农副产品一般都要经过基层社、县社、地区社，才能调运到城市或销地出售，有时连鲜活商品也不能不如此。
二是铁饭碗、大锅饭问题没有解决，官商作风比较普遍。河南省商水县谭庄供销社，去年生活资料零售额比前年大幅度下降。该社主任说，主要原因之一是坐门等客，官商作风依旧，“人家赶集我不赶，人家摆摊我不摆，人家营业不限钟点，我是照常早六点开门晚六点关门”。周口地区二级站经营工业品有一万多种，而谭庄供销社只经营一千多种，有的供销社只有几百种。
三是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互相封锁、分割和争权。在河南省，县的粮食出省一律要经省里批准；淮阳县一个生产队拉了2800斤大豆到安徽阜阳县换大米，被当地市场管理委员会扣住，按牌价强行收购，说是没有粮食部门的介绍信，违反了粮食政策。在工业品下乡问题上，很多地方的供销社不愿意商业下伸，商业不愿意同基层供销社联营。周口地区办了一些国、合联营店，大部分是靠行政命令搞起来的。有的人说：“开始是强迫婚姻，现在是同床异梦，到年底看看分红，明年不行就吹灯。”
四是价格管得太死。一、二类农副产品完成交售任务后，别人可以按市价运销，商业部门不经过批准，不敢随行就市经营。工业品价格，工厂直销和小商贩经营可以浮动，商业部门不能动。滞销商品可以放在仓库里长期积压，甚至霉烂变质，但一个县公司要削价销售一种商品，一次只有500元损失的处理权。
五是生产中存在着计划不周和盲目性。各地普遍反映，农业生产迫切需要的高效低毒农药，生产上不去，进口进不来，而群众不欢迎的六六六、滴滴涕等品种却大量生产。分配的农用柴油一年比一年减少，而农机具的生产都年年增长。由于价格不合理，有些工业部门单纯追求产值和利润，农民迫切需要的纯棉花布、蚊帐布和很多小商品，工厂不愿意生产，而大量积压的化纤布要限产还很困难。河南省的大豆因为价格高，去年多种了400万亩，挤了玉米和红薯的面积。商水县的烟叶种植面积，计划安排4万亩，实际种了9万亩；1983年下达计划1万亩，据县委书记讲，再压也下不来5万亩。原因是种烟的收入高，多种一些对农民、对地方财政都有好处。另外，市场信息不灵，也造成生产中的一些盲目性。
六是商业设施不足，运输困难，经营亏损，也影响了商业部门的积极性。各地普遍反映，由于仓库、收购网点、加工能力和运力严重不足，直接影响了收购工作。聊城地区棉花库存过去一般是三四个月，现在要七八个月，仅利息一项就要多开支500多万元。聊城、菏泽地区的一些产棉县，对于多收、多存棉花，增加了开支，再加上棉花收购价提高而调拨价未作相应调整，每年亏损都在百万元左右，一般占县财政收入的20%。县委书记们说，这是“利了国家，富了农民，苦了地方”。这两年国家统一调低化纤布、手表等部分工业品的零售价，降低损失由基层负担。商水县谭庄供销社去年就损失6.3万元，占全年利润计划7.8万元的81%，不仅影响了发奖金，而且担心再降价，不敢大胆进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最本质、最基本的原因是两条，一是管理体制问题，二是经济利益问题。其他的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所谓管理体制，包括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又互为制约，互为影响。如行政管理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就困难重重。如现在存在的城乡分割、条块分割、生产重复、流通阻塞等，就难于解决。反之，经济体制的改革，也会返转来促进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如中央已经决策的发挥大、中城市在组织经济方面的作用，逐步形成以城市为依托的各种规模、各种类型的经济区以及利改税等，都将对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起极大的促进作用。所谓经济问题，包括如何合理地解决企业与个人，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批发与零售之间的经济利益，不解决这个问题，体制的改革也是难以巩固和发展的。
改进农村商业工作，群众的呼声很高、要求迫切，领导批评，有关部门指责。商业部门也感到问题非解决不可，并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不少同志思想还跟不上形势，仍然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有的同志说，“商业干了30年，从来没有现在这样难”；有的有“危机感”，觉得受到集体商业、工业自销、个体商业等的包围，四面楚歌；有的有埋怨情绪，埋怨领导和生产、交通、财政、银行、物价等部门不支持，不提供条件；甚至还有少数人看不惯现状，认为这样搞下去要“乱”。另一方面，改进农村商业工作，确实也涉及各个方面，难度较大。看来，要解决农村商业流通问题，必须全党重视，商业部门和各有关部门一齐动手才行。
改进农村商业工作从何入手？
首先，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对于卖难、买难和“生意难做”问题，究竟怎么看？是采取堵和截的办法，还是因势利导，疏通渠道？是顺水推舟，还是逆水行船？这是农业实行生产责任制，商品经济发展，农民收入提高以后，摆在商业工作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正确的方针，只有顺水推舟，因势利导，适应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商业部门必须从思想、作风、工作和体制上来一个大的转变，进一步清除“左”的影响，破除旧的框框，变压力为动力，既要勇于改革，又要有求实精神，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工作。流通活不了，必将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各级领导一定要加强对商业工作的领导，支持商业部门的工作；各有关部门也要关心商业工作，支持商业部门把农村商业工作搞活。
其次，要根据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改进国家对重要农副产品的计划管理。统购派购农副产品的品种要适当减少，但计划管理要加强。我们研究，今后国家对农副产品的计划管理主要靠三条：一是对重要农副产品的收购实行指令性计划，计划要层层落实到户，要教育农民努力完成国家计划；二是要正确运用经济杠杆，特别是制定合理的价格，并及时提供市场信息，引导农民按照社会需要发展商品生产；三是重要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要同农副产品收购挂钩，直接与农民订立购销结合合同。在保证完成统购派购任务的前提下，要允许农民自己安排生产，处理剩余产品，参加市场调节。
第三，价格要搞活。重要农副产品除棉花外，在完成统购派购任务后，国营、集体、个体商业（包括农村的专业购销户）都可以随行就市，议价购销，包括出省、出县长途运销。
在出现卖粮难的地方，当地粮食部门应当积极开展议购，议购的粮食可以由省、县比例分成，归县掌握的议价粮允许出省出县议销（出省的运输问题应报省统一安排）在县粮食部门仓容不足的情况下，经县委批准，可允许供销社参与议购。如果遇到灾年，省有权在省内实行丰、歉调剂。议购议销所获利润，可以考虑一部分（比如40%）用于弥补国家经营粮食的亏损，大部分（比如60%）留给省、县，主要用于粮库和加工设施的建设，小部分用于职工福利、奖励等。此外，如各省、市收购有困难的，可由商业部直接收购，粮食归中央。一切费用由商业部出。有关运输问题由商业部联系交通部门统一安排。
为了扩大小商品的经营，促进小商品下乡，建议适当扩大小商品的批零差价。
适当扩大基层商业企业处理冷背呆滞商品的削价权限。实行承包责任制的企业，可以自行决定削价处理商品，不必报批。
国家统一规定降低或提高商品零售价，其降价损失，由财政负担；提价收入，亦全归财政。
第四，全面实行以国营商业为主导、多渠道、少环节、城乡通开的商品流通体制。发展商业要全民、集体、个体一起上。在零售和饮食、服务业方面，当前要重点发展集体和个体商业。除计划供应的少数品种外，在经营范围和货源分配上，对他们尽量放开，不要限制过多。国营商业要发挥主导作用，做好指导和协调工作。
工业品要按经济区设立批发机构，组织商品流通。撤除单纯按行政区设立的批发机构。同在一地的重叠的批发机构，要尽可能合并。小商品大流转的做法必须改变，积极推广建立小商品批发市场的经验，尽可能使产销直接见面。农副产品进城（包括计划内、计划外）原则上应由产地直接运到销地，不经过中间环节。
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扩大工业品下乡的决定。坚决实行城乡通开，供销社可以进城，国营商业可以下乡。进一步办好国营商业下伸点和商业、供销联营店，合理调整双方的经济利益，做到同心协力、共同发展。
第五，加快农村商业体制改革的步伐。农村商业工作，在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以后，只要指导思想、工作方法、经营作风对头，并且合理改革商业体制，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例如，聊城地区过去是2.5万个生产队交售棉花，实行包干到户责任制以后，棉花交售变成了以户为单位，约100万户，而且每个农户一般要交售十次左右，卖棉难问题十分尖锐。1981年以来，他们采取了五条措施：（一）增设收购网点和人员。收购站由过去的70个增为192个，收购人员由1.5万人增加到6.1万人（其中80%以上是临时工）；（二）一点多门。全部收购点设磅秤902个，比过去增加295个；（三）约时定点收购，有的还定品级收购；（四）培训五员（验级员、过磅员、结算员、保全员、出纳员）；（五）增加加工能力，由过去的150万担增加到410万担。结果，绝大部分收购点都可以做到当天来当天收，排长队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周口地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扩大工业品下乡的决定，措施比较得力，效果比较显著。日前，全地区商业、供销部门已建立专职行商队伍560个、3100人，下乡送货2.3万多人次，从1982年7月至11月统计，五个民行商下乡共销售工业品1575万元，占同期工业品下乡销售总额的11%。很多长期积压滞销的品种如暖瓶塞、大碗、竹椅、粪勺、菜刀等，都找到了出路。
河南省周口地区淮阳县有个北门粮店，原来以供应城镇居民粮油为主，兼管县郊区部分农业户粮食周转、调剂和品种兑换业务。由于经营单一，不讲究经营管理和经济效益，每年总要亏损3万元左右。1981年底，经过企业整顿，他们改变了过去那种只管收粮、看粮、管粮、调粮的老习惯，努力扩大经营范围，在出售粮油的同时，经营多种生、熟食品。在经营管理上，他们打破“铁饭碗”，实行定岗位、定任务、定员、定额，有奖有罚，把粮店的经济效益和个人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大大激发了职工的积极性。
1982年1至11月，共增加91个食品新品种，加工各种食品共160多万斤。结果粮店转亏为盈，仅仅11个月加工食品就获毛利9万余元，扣除费用、基建投资和积累共7万余元后，得纯利1.65万元，其中60%上缴县粮食局，40%奖给个人，全店92名职工平均每人得72元。北门粮店解放思想，大胆创新，闯出了一条搞活粮食工作的新路子，真正把粮店办成了一个粮食综合经营管理店，既活跃了市场，方便了群众，又提高了经济效益，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而同样是在淮阳县的公社粮管所，去年他们也试办过食品加工，拨出三个人专门做油条、模和稀饭等出售。干了4个月，由于继续吃“大锅饭”，职工积极性提不起来，还是那一套官商作风，结果以亏损四角八分而告终。为经营食品，在街边盖了一间房子，也因为违反交通规则而被拆掉，白花了国家600元资金。他们从此得出的结论是“此路不通”，又掉转头去单打一地看管粮食。群众说：像这样的粮店应该改个名，叫“看粮所”。两个粮店对比，真是两种指导思想，两种经营作风，得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效果。
事实证明，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实践，不断地总结经验，是可以开创出一个农村商业工作的新局面的。
（国务院赴鲁、豫、川调查组）
关于供销社体制改革问题
——鲁、豫、川农村经济调查之三
从河南省武陟、信阳县和四川省大竹县供销社体制改革的试点情况看，改与不改大不一样。大竹县1980年搞农商联营，1981年搞了清股扩股，民主选举，成立县联社。武陟县从去年5月开始试点，到成立县联社，用了4个月时间。信阳县的具体作法，和大竹、武陟差不多。现在，大竹县、武陟县入股社员均占总农户的80%，信阳县占72%。社员股金占自有资金的比例，大竹县占8.7%，武陟县占4.8%，信阳县占2.7%。这三个县的试点各有特色，大竹县联营搞得好，武陟县支持生产搞得好，信阳县民主选举搞得好。
这三个县通过试点，经营思想、经营作风、经营方式都有很大变化。一是增强了群众观点，密切了与农民的关系。去年武陟县遭受洪涝灾害，农民自动组织起来保护供销社财产。二是加强了生产观点，积极扶持发展多种经营。对畅销商品，供销社在人员、资金、物资、良种、技术等方面给予积极扶持；对于滞销产品，供销社除积极打开销路外，并及时提供市场信息，抑制生产。三是积极开展联营，由单纯的买卖关系变为联合经营。通过联营，把供销社的业务活动与农民的经济利益紧密联系起来。除生产联营、加工联营外，还有农工商联营，但目前多数是购销联营。联营搞得好的地方，农民解除了后顾之忧，不愁产品卖不出去。联营利润，生产者得50%，供销社得40%，公社得10%。生产者和供销社都满意。大竹县近三年来，生产单位和个人通过联营，所得红利每年都在30万元左右。四是民主管理有了加强。由于加强了群众监督，服务态度普遍好转，经营品种也有增加。武陟县大封供销社，经营的百货品种由改革前的474种增加到1031种，生产资料由610种增加到850种。供销社社章规定，社员代表大会有权罢免干部和辞退职工。信阳县有一基层社主任工作极不负责，并擅离工作岗位，群众多次请求上级处理没有答复，这次被落选了。群众说，这回算是解决了一个老大难问题。
我们所到之处，都认为现行的供销社体制非改不可。这是农副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势在必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实行以后，以家庭或小组为单位的承包经营成了主要形式。如何使农副业生产符合国家计划的要求，并解决由于作物布局的调整，生产专业化程度和商品率的提高，而带来的农副产品在地区之间、品种之间的相互交换问题，已成为目前流通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国家对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不少产品已由过去的收不到，变为收不了。农民对我们过去那种少了就赶、多了就砍的做法，存有强烈的不满和疑虑，不仅迫切要求解决目前存在的卖难问题，而且要求及时提供市场信息。目前，供销社的状况很难适应商品生产和多种经营发展的要求。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离开现有供销社机构，另搞一套农村商业组织，是不现实的，其结果可能是劳民伤财。现实可行的办法是改革供销社体制，变被动为主动。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
现在，四川、河南、山东省委都在抓供销社体制改革。四川省打算今年把大竹县的经验在全省推开。河南省打算今年全面推广武陟、信阳的经验，争取上半年把基层社的改革搞完。山东省去年在诸城、巨野两县进行了基层社改革试点，打算今年每个地、市各选择一个县进行试点。估计今年全国供销社体制改革将会有较大进展。如何搞好这项改革，我们与省、地、县负责同志和基层商业、供销社的同志，进行了广泛座谈。认为供销社体制的改革必须明确以下几条原则：（1）适应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供销社体制改革的出发点；（2）供销社要成为农村商品流通的一条主渠道，同时不排斥其他流通渠道。比如国营商业下乡、社队企业、工厂自销产品、农工商联合体、小商小贩、集市贸易等，这些渠道要互为补充，相互支持；可以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联合，如果情况发生了变化，不愿联合时也可以退出；（3）供销社既是国家任务的承担者，又是农民社员利益的代表者；（4）恢复供销社的合作商业性质，变官办为民办。
关于县供销社，现在提出和正在试行的有三种方案：一是把县联社搞成虚的，协商议事机构；二是办成实的，产供销、人财物统管；三是搞两套，把现在的几个公司交国营商业，供销社另起炉灶，重建几个公司。对这些方案，都有不同看法，但从地方党政领导来看多数同志都主张搞成实的。我们分析：（1）如果把县联社办成纯议事部门、协商机构，基层社各自为战，其结果只能是多头采购、多头运销，采购员、推销员满天飞，矛盾增多，费用增加，从社会经济效益来看，是不合算的；（2）如果搞成实的，又是集体性质的，几个专业公司仍继续由县联社管，作为县联社的组成部分，在所有制问题上不大好解释。现在，公司的资金和财产大部分是国家的。不少一、二类农副产品和计划内农用生产资料、工业品，都由供销社经营。对于关系国计民生较大的计划内产品，在经营上如何实现国家计划的控制，也值得研究；（3）有的省打算，将供销社所管的几个公司全部交给县商业局，县联社另外再成立农产品联营公司、工业品联营公司、食品加工公司、技术服务公司。这种设想，最终也将是难于行通的。硬要这么办，供销社可能只交业务，人员、机构、设施保留，资金问题上也会有很大争论，势将会造成很大浪费和矛盾。现在看来，上述三种设想的哪一个方案，都有一定的困难和局限性。
经与省、地、县的同志反复交换意见，我们认为，可以考虑把县联社办成带有双重经济成分的经济联合体，不作为县政府的职能机构。它一身二任，既要指导、协调基层社开展经营活动，又要承担国家的任务，执行国家计划和政策。县联社既是与基层社的经济联合体，又是与国营商业即各专业公司的经济联合体。在组织上，县联社接受县政府的领导；在业务上，接受上级商业部门的指导。各专业公司独立经营，县联社在业务上进行指导和协调。今后，县商业局应逐步向商业行政管理机构的方向过渡，既要管国营商业，又要管集体商业、个体商业；主要管方针政策和商业计划，而不直接搞商品经营业务。
关于基层社，我们认为，必须办成带有全民成分的、名副其实的集体性质的合作商业组织。所谓带有全民成分，就是资金的大部分还是国家的，这可作为国家对合作商业的支持，不收利息，但所有制不变。今后基层社只按税法规定向国家交税，税后自负盈亏。税后利润要提取一定比例的公积金、公益金，一部分作为分红基金返还农民。基层社的设置应打破行政区划，按农村经济区（经济比较发达的集镇）设置，公社所在地和大自然村可设门市部。这样设置的好处：一是符合商品流向，节约流通费用；二是有利于农村小集镇的建设和繁荣；三是节约行政管理人员。
为了把供销社的体制改革搞好，当前有几个政策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一）县联社由上缴利润改为交纳所得税。现在县联社是上缴利润，武陟县上缴65%，大竹县上缴40%。体制改革后，如全国的县联社都改按基层社39%的税率征收，对国家财政影响太大，而且同其他集体商业摆不平。我们建议，可在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的前提下，改为征收一定比例的所得税。税率如何制定，请财政部研究提出方案。
（二）劳动人事制度要作相应的变革。这是合作社性质所决定的。因为，既然是集体性质，在劳动人事制度上就要与国营企业有所不同。我们整个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可考虑先以基层供销社作为突破口，进行试点。但为了安定人心，原有国家职工的政治、经济待遇不变。今后，基层社新增职工，原则上不再招收为正式职工，逐步做到亦商亦农，能进能出。大竹县规定，在农村高中毕业生中招用亦工亦农临时工，但不转为城镇户口，表现好的继续使用，表现不好的可以辞退。职工被选为领导干部的，实行职务津贴；落选了的，取消津贴，回原工作岗位。他们还打算随着经营责任制的落实，逐步试行浮动工资。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很好的尝试，有利于解决“铁饭碗”和“大锅饭”问题。
（三）扩大供销社业务范围。现在有些规定；束缚了供销社的手脚。山东泰安地区猪肉积压，用福利费补助职工多吃肉，而聊城、菏泽地区猪肉供应紧张，食品公司怕亏损不愿经营，却又不允许供销社经营。有的地方卖粮难，也不允许供销社买去加工成饲料，供应专业户发展养猪、养鸡。油料也有类似问题。这些限制不打破，供销社即使搞了体制改革，也难以充分发挥作用。所以，现行的一些不利于商品流转的规定，要随着供销社的体制改革作相应的改变。可否考虑，在保证完成国家规定的农副产品收购、调拨任务的前提下，除不准议购议销的以外，供销社可不受商品经营分工限制，灵活开展议购议销业务。
（四）供销社内部要逐步开展经营承包责任制。实行利润包干盈亏自负、超额分成等办法，与职工利益直接挂钩。搞了经营承包，才有内部动力，有利于巩固体制改革的成果。但商业承包又比农业承包复杂，建议有关部门现在就着手调查研究，拟定一些具体办法。
（国务院赴鲁、豫、川调查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