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审判大汉奸周佛海

1.“卧底”周佛海

周佛海在伪府成立时留影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大小汉奸惶惶不可终日。作为二号大汉奸的伪行政院院长、伪上海市市长的周佛海，不但没有偃旗息鼓，夹着尾巴做人，反而变本加厉，气焰嚣张，横行上海滩。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日本天皇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当天，周佛海就在广播中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他立即做出反应，一是要向重庆方面请示办法；二是要去南京，与陈公博商量，立即解散汪伪政府。那么周佛海的行动为什么要向重庆方面请示，他是重庆政府的卧底吗？

其实早在日本投降前三年，即1942年，周佛海就通过被“76号”逮捕的军统特务程克祥，去重庆与戴笠联系，表示要弃暗投明。戴笠答复：只要周佛海确能立功赎罪，领袖对其可以宽大。并派了译电员、报务员随程克祥回南京，为重庆政府进行秘密工作。因此，对于日本投降这等重大变故，周佛海必须要与戴笠进行联络，请示机宜。

8月16日，周佛海从上海去了南京，和伪政府主席陈公博一道宣布：从即日起解散伪政府。为了向蒋介石邀功，他的手下当夜在南京发动政变，逮捕了伪政权的主要负责人，接管了银行和政治、军事机关，想控制南京城。没想到在接管伪中央军校时，与陈公博一派大打出手，发生了火并。最终侵华日军总司令部出面调停，宣布在正式投降前，南京由日本军队控制。周佛海向陈公博道歉，释放被俘人员。之后，他像霜打的茄子，灰溜溜地返回上海。

就在他垂头丧气之时，程克祥来了，交给周佛海一封电报。读完电报的周佛海，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就像打了鸡血一样，手舞足蹈。这究竟是一封什么内容的电报能让周佛海如此兴奋呢？

原来，这是一封以重庆军事委员会名义发来的电报，内容是委任周佛海为京沪行动总指挥，在国军到达上海以前，责成其维持京沪一带治安。

让周佛海负责南京、上海的治安，给了他那么大的权力，够意思吧？

可是周佛海依然不满意，为什么呢？他还嫌蒋介石委任的官职太小，命令程克祥：“马上以我的名义给戴局长写个呈文，说我已遵令就职，只是这个总指挥名称太小，恐难以服众，是不是给我一个总司令的名义？”

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一个汪伪傀儡集团的二号大汉奸，居然摇身一变，成为维持上海、南京地区治安的行动总指挥，竟然还嫌不够？问题是蒋介石能答应周佛海吗？

蒋介石还真答应了周佛海的请求。为什么呢？当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都在大西南，无法在短时间内控制东南地区的大中城市，尤其是不能阻止新四军进占上海、南京，他要利用大汉奸周佛海手里的伪军和伪警察，替他看守住这些重要的地方，这叫权宜之计。所以就满足周佛海的狮子大开口。

有了蒋介石的任命，周佛海名正言顺，得意扬扬，立即以上海行动总司令的名义发表公告：本司令部所辖区域内各部队，未得蒋委员长之核准，不得擅自移动，及受任何方面之收编。

周佛海还亲自拜会了驻沪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说：“日本已经投降了，希望贵司令官听从蒋委员长的命令，只能向蒋委员长和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指定的部队投降，并交出械弹与物资，不能交给匪军。在国军到达上海以前，维持好上海的治安。”

松井说：“既然是投降，对中国军队就不能抵抗，我们分不清中央军和匪军。只要是中国军队，他们要进入市区，我们就不能阻止。”

周佛海说：“我希望贵司令官能配合我们行动。匪军就是新四军，贵军坚决不能向他们缴枪，更不能让他们进入上海市区。”

松井问：“如果他们强行要进入上海市区，或要我军向他们缴械，我们该如何处置？”

周佛海俨然成为蒋介石的代言人，傲慢地回答：“那就消灭他们，蒋委员长只有称赞你们，而不会为难你们的。”

周佛海还严令伪税警团、伪保安队、伪警察严守岗位，防止骚乱。在日军的配合下，一时间，周佛海等人俨然又成了上海滩的统治者，出入则汽车数辆，警卫成群，前呼后拥，招摇过市，搞得天怒民怨。

不但是上海，整个沦陷区，在蒋介石、戴笠的包庇与利用下，各地汉奸、伪军头领在国民党军接收前，都以重庆方面的“先遣军”司令等名义出现，猖獗至极。老百姓看不懂，日本投降了，这些汉奸怎么又神气了呢？在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河里漂来的，不如地上滚来的；地里滚来的，不如天上飞来的；天上飞来的，不如地下钻出来的；地下钻出来的，又不如坐着不动的。”

“坐着不动的”，就是指周佛海等这些大汉奸，坐着不动就成为“抗日有功”人员，成为上海、南京等地的新统治者。

20天以后，即9月7日，“天上飞来的”“地上滚来的”都到了，汤恩伯率部飞抵上海。此时，重庆政府大批“劫收”人员也接管了各机关、银行、物资仓库、军营等地。周佛海无人理睬了，很失落、很郁闷。

到9月下旬，国民党的正规军完成了对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军事部署后，蒋介石过了河就拆桥，对戴笠下令说：“国民参政会与共产党都骂我们保护、包庇汉奸。从现在起，要开始肃奸，把各地的汉奸都抓起来！”

大规模肃奸行动开始了。一时间，大小汉奸人心惶惶，周佛海也坐立不安了。

一天晚上，位于法租界居尔典路上的周佛海公馆内，一位神秘人物求见，周佛海见了此人，又是握手，又是拥抱，欣喜万分，大喊救星到了。这个人是谁呢？原来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军统局局长戴笠。戴笠此行的目的，是要骗周佛海交出手上的武装，交出伪中央储备银行库存的黄金、美钞；再让周佛海自己电呈蒋介石，辞去行动总司令一职，去重庆向蒋介石当面谢罪，承认错误，以便宽大处理。周佛海会自投罗网吗？

作为二号大汉奸的周佛海很害怕，犹豫不决，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当大汉奸期间，做了很多对不起蒋介石的事情。那么周佛海究竟干了哪些事情，他和蒋介石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咱们还得从头说起。

周佛海，湖南沅陵县人。1897年5月29日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宦之家。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共有13名代表。周佛海曾是日本帝国大学留学生，他作为日本留学生代表出席了会议，算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之后，到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周佛海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因为他是个穷学生，最大的愿望是每月能挣150元，共产党无法满足他的需求。而此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戴季陶给他了一个秘书的位置，等待他的是月薪200元；加上兼职广东大学教授，每月还有250元。他无法抗拒偌大的金钱诱惑，考虑到国民党的势力比共产党大得多，他决定脱离共产党，并积极投靠了国民党。

1926年7月，北伐大军出征，周佛海在蒋介石总司令部行营任秘书。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他很快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1927年春，蒋介石与国民党左派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另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着干，史称“宁汉分裂”。在武汉的周佛海决定投奔蒋介石，带领妻儿与岳父逃出武汉，乘外轮东下，但在南京没有下船，直奔上海。他原本想安排好家人，再去南京。不料却被船上的情报人员误认为是武汉政府的间谍，刚到上海，一下船就被抓进大牢，差点被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枪毙。其妻杨淑慧四处求人，终于托到戴季陶和张治中那里，才将周佛海保释出来。不久，蒋介石任命他为南京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

蒋介石为什么看好周佛海呢？因为周佛海擅长耍笔杆子，是国民党著名理论家之一，他的著作《中山先生思想概观》《三民主义体系的理论》成为当时党政军人员必修教材。所以，蒋介石对其委以重任，当作“文胆”之一。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7月，蒋介石率领四大集团军将领告祭西山，那篇著名的《克复北平祭告总理文》就是周佛海与陈布雷共同完成的。

1929年3月下旬的一个晚上，蒋介石打电话让周佛海“马上来一下”。周佛海跑到蒋公馆，在蒋介石授意下，洋洋洒洒地起草了一篇讨伐桂系李宗仁等的“檄文”。接着，又随同蒋介石到九江督战。解决桂系，进入汉口，他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时而接见民众代表，时而作大会报告。当时，蒋介石与新军阀战事不断，周佛海也常常废寝忘食，忙着起草各种各样的通电、宣言、大纲，等等。

1930年5月，爆发了蒋冯阎李中原大战，蒋介石驻节商丘朱集车站。6月12日夜，冯玉祥西北军的郑大章部奇袭商丘机场，与蒋介石不期而遇。子弹如飞蝗一般打在专列上，叮当作响，火花四溅，蒋介石的卫队拼死抵抗。此时，周佛海正随侍蒋介石身边，与蒋介石一同趴在车厢中，度过了艰难的30分钟。西北军并不知道这是蒋介石的专列，打了一阵后便撤退了。周与蒋两人也算是有了生死交谊。

正是由于周佛海的满腹才气与超人能力，使他成了蒋介石的得力干将和重要亲信。1931年，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时，周佛海居然得票最多，当选为中央委员，被人称为“状元中委”。同年，周佛海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1933年，周佛海兼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1937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等。可以说，周佛海的飞黄腾达完全依赖于蒋介石。难怪他说：“对领袖的相信要到迷信的程度，对领袖的服从要达盲从的程度。”

那么，既然周佛海是蒋介石的心腹，他后来怎么又成了大汉奸汪精卫的股肱之臣呢？其实，在周佛海飞黄腾达的时代，他与汪精卫没有一毛钱的交情。蒋介石与汪精卫翻脸，周佛海便成为急先锋，与汪精卫互掐互咬。汪精卫挖苦他说：“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攻击起共产党来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来反咬一口，真不是东西！千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共事！”

周佛海还以颜色，反唇相讥，说：“汪精卫更不是东西，他本是国民党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去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

1927年8月中旬，蒋介石下野，汪精卫一派占据上风。此时，由陈果夫出钱，戴季陶、周佛海等人在上海创办《新生命月刊》。周佛海利用该杂志不遗余力地攻击汪精卫和陈公博的“改组派”，甚至不惜大爆粗口。该杂志登过一幅漫画，将陈璧君画成一个妓女，将汪精卫画成一个“大茶壶”，在妓院门口拉客。格调低下得连宋美龄都看不下去。

谁知宦海风云难测，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蒋汪又重新合作，汪精卫做了行政院院长，成为国民政府行政最高一把手。周佛海时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屈居人下。蒋介石告诫周佛海：“汪先生过去被你骂过，现在我们要和他共事，你要和他多谈谈，冰释前嫌，并好好同他联系。”有了蒋介石的旨意，周佛海也就只有厚着脸皮去与汪精卫套近乎、拉关系了。可是汪精卫知道，周佛海是蒋介石的亲信，现在来讨好，指不定是出什么幺蛾子。因此，对周佛海总是保持距离，敬而远之。

1935年11月1日，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上，汪精卫被爱国志士孙凤鸣枪击受伤，不久即赴德国治疗。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汪精卫闻讯，从欧洲回国，想趁机问鼎中央。就在意大利热那亚港口启程时，却传来蒋介石被张学良护送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回国。

1937年初，周佛海奉命去香港迎接汪精卫，而汪精卫礼贤下士，给了周佛海如沐春风的感觉，越说越投机，推心置腹，使这两个曾经互骂的人，居然有了相见恨晚之感。

同样是领袖人物，周佛海通过对比，得出了汪先生热、蒋先生冷的看法。但周佛海与蒋介石有深厚的关系，不会为了一夕之谈而投奔汪精卫吧？那么周佛海究竟喝了什么迷魂汤，与汪精卫同舟共济，走上了叛国和卖国的道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