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骊山老母”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前，孙中山急电召汪回国，陈璧君辞学伴夫东归。护国讨袁失败后，夫妻俩再赴法国求学。1916年，袁世凯病死，由原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当时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要求恢复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被内阁总理段祺瑞拒绝。1917年，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成立军政府，揭橥“护法”大旗，汪精卫、陈璧君停止学业，先后回国，汪遂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帮手。由于北伐屡屡失败，孙中山从1922年开始考虑改组国民党，倡导国共合作。但是当时党内经济非常困难，于是孙中山准备派人出国到华侨中募捐，因为陈璧君出身华侨，孙中山决定让陈璧君去美洲活动。经过半年多的艰辛奔走、宣传，陈璧君筹集了30万元回国，被作为创办黄埔军校的部分经费。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精卫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陈璧君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24年10月，孙中山北上，汪精卫作为孙中山的政治秘书，一同前往，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铁狮子胡同临危之时，汪精卫成为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并在遗嘱上签字。

孙中山逝世后，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担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陈璧君成为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的“第一夫人”。

1926年3月的一天，陈璧君几次打电话问蒋介石去不去黄埔军校，生性多疑的蒋介石以为汪精卫和共产党、苏联顾问要联手遣送他去海参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变”，包围了汪精卫和苏联顾问的住宅，逮捕了李之龙等共产党员。汪精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之职，远走法国，直到1927年4月去了武汉。当时北伐军已经攻克武汉，广州政府迁都武汉，汪精卫重新担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一职。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大肆反共，而汪精卫还与共产党合作。史称“宁汉分裂”。

7月15日，汪精卫宣布武汉政府“分共”。不久，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与广州起义相继爆发，汪精卫也遭到国民党右派的责难。1927年末，再次远赴法国，陈璧君随汪精卫同往。1929年10月回国，陈璧君与汪精卫回到广州，积极参与谋划国民党“改组派”和“救党护国军”的各种政治、军事反蒋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难当头，宁粤重新和谈，蒋介石下野。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蒋介石、汪精卫重新合作，蒋主军，汪主政。陈璧君也有一大堆委员的头衔，最重要的应算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她凭借汪精卫的地位、桀骜不驯的个性和伶牙俐齿，辞色凌厉，出语伤人，四面树敌。不管有多高身份的人来访问汪精卫，她毫不客气地挡驾，一脸秋霜说：“汪先生不见客！”请来人吃了闭门羹。有时，汪精卫正和某人谈得起劲，陈璧君推门而入，瞪着眼说：“汪先生今天累了，有话改日再谈！”毫不客气下逐客令。

可惜好景不长，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推行亲日邦交，先后多次主持和批准对日妥协的条约。1935年11月1日，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上，由于蒋介石不出来照相，汪精卫被爱国青年孙凤鸣枪击重伤倒地，蒋介石这才急忙下楼抚慰。陈璧君怀疑是蒋介石下的毒手，当场发飙：“蒋先生，用不着这样做的，有话可以慢慢商量，何必如此！”弄得蒋介石当场下不来台。陈璧君在家中党内，没有谁不敢训斥。无怪乎早早就得了个“骊山老母”的封号。民间传说中的女娲就是骊山老母，是道教供奉祭祀的一位远古尊神，民间祭祀老母的活动也由来已久。农历正月二十日，民间制作面饼是为纪念老母炼石补天之大功，相传她的弟子都是些女追男的厉害主儿，像樊梨花、白素贞、穆桂英等奇女子，都曾经师从于此人。

因此，有“骊山老母”在，无论男女，想亲近汪精卫都发怵，一些亲汪的人士最终与之疏离。

汪精卫受伤赴欧疗伤，陈璧君留在国内，坐镇指挥汪派人物与蒋介石斗智斗勇，威力不可小觑。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扣押。陈璧君闻讯，就带着陈公博直接闯入斗鸡闸何应钦家中，大叫要“讨伐”张杨；同时，连夜电召汪精卫动身回国，做国民党的“掌柜”，还派陈公博去香港等候迎接。只可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又被放了回来，陈璧君的“第一夫人”好梦没有做成。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汪精卫等鼓吹“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夫唱妇随，陈璧君对子女和亲友说起抗战，总不免要嘲笑和讥讽一番。只要听说要与日本“和谈”，她就来劲，话头之多，谈锋之健，论调之怪，常常令人瞠目结舌，以她的脾气、性格，听者还不能不听信她的。比如，她说只要能够从日本人手里拿回黄河以南的地方，就该满足了。黄河以北，甚至东北想都收回来，谈何容易！再说中国以前又何尝有东北？奉天本来就是满清带来的嫁妆，现在不过是把他们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还振振有词地说：有什么理由反对呢？

1938年10月，梅思平从香港来到重庆，将日本方面希望汪精卫出马的意思汇报给汪精卫，汪怕羊肉吃不成惹一身臊气，没敢马上答应。陈璧君却在一旁大包大揽：只要日本政府承认“和平运动”由汪先生领导就行。11月中旬，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本影佐祯昭等人在上海土肥原公馆，即重光堂会谈后，再次回到重庆，从夹袍中拿出“重光堂密约”，要汪精卫表态决定。汪精卫秘密召来周佛海、陶希圣等多次开会，反复讨论，仍犹豫不决，陈璧君又“挺身而出”，催促汪精卫签字同意。梅思平离开重庆之前，汪精卫设家宴为他饯行，饭后送梅思平到客厅门口，陈璧君又厉声对汪精卫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可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连点头：“决定了，决定了！”汪精卫和日本人合作之事全是陈璧君的推动。

难怪有人说：汪精卫离开陈璧君干不成大事，也坏不了大事。

可是要让汪精卫这个国民党的副总裁顺利逃出重庆也不那么容易，“敢作敢为”的陈璧君就去昆明打前站，试探试探龙云的态度。龙云因为一直担心蒋介石的势力进入云南，借道给汪精卫，也是想多留条路，但他是坚决反对与日本人合作的。这样，陈璧君同汪精卫一起，借道昆明，飞往越南河内。踏上了卖国之路。

到了河内，陈璧君因为汪精卫龟缩在河内寓所不敢露面，她就亲自出马东奔西跑。直到曾仲鸣被军统误杀，她才收敛了几天。4月上旬，日本人安排汪、陈逃出河内，本来按计划让汪等一批人乘坐3500吨的“北光丸”号货船去上海。但汪精卫不敢公开坐日本船，硬是自己租了法国小货轮“芳·福林哈芬”号。开出海防港没几日，海上遇到大风浪，陈璧君被风浪颠簸得头晕眼花，大叫换船，结果大家只好搬到了日本“北光丸”号上。5月6日，“北光丸”号到达上海吴淞口江面，日军提出为汪精卫“安全”计，要求他们在船上再留宿一夜。

陈璧君在狭窄的船舱里已经被憋了10天，早已忍耐不了，非要立即上岸不可，影佐祯昭等日本代表再三相劝，告以“危险”，就是不许陈璧君下船。

影佐见陈璧君火了，态度有所缓和：“汪夫人，我这完全出于对汪先生的生命安全考虑，你们安心在船上停留一夜，待那些新闻记者走了之后，再送你们上岸到安全的地方。”见影佐口气软了，陈璧君气势越来越猛：“今天晚上，我必须住在自己的家中！”影佐也不买账：“这是不行的，会有危险，我不能看着你们出问题！”

陈璧君就是不听，大叫大嚷：“我管不了这么多，你们再劝，我就跳海游水过去！”说着就去扒船上的栏杆。

结果，影佐害怕陈璧君真跳海，那就不好办了，于是同意陈璧君先下船。陈带着女儿、女婿、侄儿陈昌祖及随从多人，“浩浩荡荡”上了岸，去了法租界寓所。只有汪精卫苦着脸，留在船中。

接下来，汪精卫为了建立伪政府，筹备汪伪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背着周佛海等人，派遣改组派旧人周化人，潜往重庆去拉原改组派人士来沪参加“和运”。汪私下许愿：你能拉来的人越多越好，能拉来中央委员一级的功劳更大。将来按人头比例，在新政府中分配职务高低，人越多你的势力就越大，要争取超过周佛海原来的“CC系”人马。周化人带委任状潜回重庆后，昼伏夜行，四处游说，推销自己的“产品”，连吃奶的力气都使上了，也只拉来刘仰山、金家凤、胡泽吾等数人前来。

周佛海则招来梅思平、丁默邨等人商量：“汪先生暗中拉自己的私人势力，与咱们这些外来户较劲，咱们可要穿连裆裤，不能输给他们。”

梅思平便四处找门路，联络“CC系”留在上海和附近地区的二三流角色，连哄带骗外加吓唬，居然也动员了上海市党部、市区各级委员蔡洪田、张载伯等36人前来入伙，并联名发表反蒋拥汪宣言，声势造得很大。丁默邨也不甘落后，包办了上海市、江苏省两个党部的人选，还想染指南京及安徽、浙江三省。

这样一来，还是周佛海一派势力大。陈璧君急眼了，破口大骂：“周佛海真拆烂污，什么花旗公馆的都来凑数，太不成体统！”

褚民谊赔着笑脸说：“大姐不必动怒，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大活人哪儿没有？谁没个三朋四友？我们把七大姑八大姨、大姐夫小舅子都喊来凑数，管他是不是国民党，不也是一大堆吗？”陈璧君一听有理，于是让弟弟陈耀祖、陈昌祖，侄儿陈春圃、陈国琦、陈国强、陈国丰等近三门的和一些出了五服的、八竿子打不着的、前来攀龙附凤的，统统作为“六大代表”，胸前挂个绸条子，滥竽充数。

周佛海与汪精卫斗法，达到白热化程度。最后为争一个人，几个地方都“选”其为代表，恨不能将其撕为几瓣。因此，在汪伪政府中分两大派，陈璧君为首称公馆派，周佛海一派称馆外派或“CC派”。

伪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完之后，汪精卫又紧锣密鼓准备成立伪政权，都差不多了，这一年11月1日，日汪重开会谈，到了与日本真正开始讨价还价的时候了。影佐祯昭将《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附件》和各秘密协定的打字油印本，作为拟订方案当面交给周佛海和每一位汪方代表，并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等将这些文件带回，送给汪精卫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