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法庭上的强词夺理

许耀洲，国民党少将。1938年1月任蕲春团管区上校司令，1942年1月任江汉师管区少将司令，1943年冬在作战中被日军俘获，参加和平运动。1944年5月任汪伪政府参赞武官，同年8月，在汪伪陆军部部长叶蓬掩护下，赴老河口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取得联系，由司令长官李宗仁写信，介绍他去安徽立煌县与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取得联络，担任第十战区高级参谋，并仍回汪伪内部卧底，在沦陷区做策反伪军工作，经梅思平的帮助，许耀洲被任命为伪内政部顾问职务，以为掩护。此时，许耀洲又成为第三战区高参，出现在梅思平的官邸之中，献上一计，令梅思平眉开眼笑。究竟是什么妙计呢？许耀洲建议梅思平应该出来维持南京的局面，下令伪军部队各守原防，负责治安；全市警察坚守岗位，负起“最后之维持”责任。这岂不是能得到最好的头功吗？

梅思平遂以伪内政部部长身份，纠合几位伪部长做帮手，一边积极配合“先遣军”总司令任援道，分往龙潭、栖霞、秣陵关及南京巿郊各处布置兵力，“防杜新四军之围袭首都”，一边连连发报给重庆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奉献接收首都及附近的方案。没几天，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主任冷欣和江苏省主席王懋功等，相继飞临南京，先后“有请”梅思平去了解情况，进行对接。梅思平被聘为前进指挥所的高级参议。这样一来，梅思平觉得自己这步棋走对了，成天忙忙碌碌，尾巴又翘上了天。但是这种局面也没维持多久。9月25日，梅思平将汪伪政府的一切档案、文件、物品分门别类，移交给前来接收的中央各部代表，他对重庆前来接收的大员说：我们对伪外交部有关“中日密约”“收回租界”等档案保存完好。接收大员拍着他的肩头，表示十分满意。梅思平受宠若惊，在当晚的私邸聚会上，梅思平得意扬扬地对在他家打探消息的汉奸们说：“经过在座的努力，南京城平稳移交中央。现在看来，中央大概没有什么太为难我们的事情了。”甚至还有异想天开者，说：“搞不好政府还会对我等重新甄别录用哩。”谁知第二天凌晨，梅思平正做着好梦，突闻破门之声，尚未从蒙眬中醒来，就已成了军统局生擒的囚犯。

梅思平被押解到宁海路25号军统临时看守所内。不久，与从日本引渡回国的陈公博共寝一室。12月上旬，军统局南京办事处提审梅思平。梅思平根据所提问题，回到囚室，写出了自白书《和平运动始末记》，前前后后，附上材料作印证，足足两万多字。在自白书中，梅思平对自己的卖国行为避重就轻，进行辩解。

1946年4月中下旬，梅思平又连续几次被提去审讯，针对首都高等检察官提问进行供述。当被问及最关键的一条：对于反抗本国这一层，你可以承认吗？

梅思平说：我们不但没有反抗本国，并且是协助抗战，救济沦陷区的民众，详细情形请查本人在军统局所呈的自白书（《和平运动始末记》）。

尚有几句话补充：一是协助抗战。约在三十三年冬天，第十战区派来高级参谋许耀洲到沦陷区做联络和平军工作，所有苏北一带的和平军全是由他联络。他的任务我全知道，我给他内政部顾问名义以资掩护，并且许耀洲于三十四年四五月间，曾经把我掩护协助他的情形报告中央。

二是维持南京地面。从日本投降以后，南京政府解散，南京治安是我责成李讴一（伪警察总监）维持的。

三是保留了汪伪档案。如果我有反抗本国的意思，我绝不会这样做的。

5月1日，中央警官学校专门派员来给梅思平打指纹卡。梅思平自觉前景暗淡。

3日上午，首都高院第一庭公审“民国三十五年度特字第一号汉奸案”开庭。9时整，法庭内外，人山人海，因无旁听证而露天站立在外的听众达3000余人。梅思平自认文才颇高，无须律师辩护，可是法庭还是指定了辩护律师。

梅思平辩护：起诉书指控他“与敌私议和平”大谬。当时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又是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我身为党员，又为中政会职员，于党于国皆有受其指挥之义务”，所以，秘密与日本洽谈，应该算是“奉命”的公事。之后，梅思平大谈“和平是我始终主张的”，当时人人盼“和平”，又没人敢公开说“和平”，我挺身而出“为民请命”，有何不可？再说“和运”的全部内容和过程，以及自己的“努力”，目的在于“饵敌”“欺敌”“掩护抗战”“具有极大之缓兵作用”等等。

梅思平在法庭上拒不认罪，为自己“辩诉”，列举的“功绩”如下：（1）曾经把日本人征粮区域缩减；（2）收回日本占领工厂多达140余家；（3）在日本占领区恢复党旗国徽的悬挂，重建国民党的组织，宣传三民主义。

检察官几次起立责问梅思平的各项“罪名”，他都说提供的证据“不足为凭”，或者是“无答辩之必要”，甚至说“请参阅答辩书及《和平运动始末记》”等。辩护律师根据梅思平提供的材料和理由，为其进行了辩护，“请求量刑从宽”。

5月9日上午，法庭公开宣判。审判长宣读“民国三十五年度特字第一号首都高等法院刑事判决书”，主文：“梅思平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

梅思平当然不服气，一面申请复判，一面授意妻子王绶卿赶紧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呈送法院。

7月10日，梅思平提出了申请再审书，说是“唯被告在原审法院及复审判决法院所提之有利证据均未予审酌，遽以判处极刑，殊有重大错误”。

梅思平提出的理由如下：

一是维持京畿治安与秩序。即南京伪政府解散之时，人心恐慌，已达极点……且新四军即在四郊，中华门一带已有便衣出没，中央部队一时无法到达，认为首都重要地位和人民生命财产亟须保护。而且蒋委员长已有广播“着原就各职，维护治安”。明知险象环生，决定冒险留京负责到底，未敢擅离，一直等到中央来人接收。这些冷欣、王懋功、任援道等人都可以证明。

二是协助中央接收。他与伪教育部部长李圣五等人保管了各机关公物及档案，而且侍从室也来电让其努力维持。冷欣也再三嘱为负责维持。

梅思平为此还搬出了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来电和冷欣的笔录作证据。

三是维持公用事业。日本人投降，伪府解散，京沪停电、停水、停火车，工人停薪水，是经过被告“努力”方才正常，而当时“本人无权无势，以个人最大努力维持现状，其痛苦诚非局外人所得体会者”。

四是有利人民之行为。被告在伪工商部部长任内，南京出现粮荒，粮贩子抬高粮价，曾从上海运来洋米三千三百吨，平价卖给老百姓；限制日军采办军米，救济百姓；以种种方法破坏日军的统制物资；此外还解散贩卖鸦片的宏济善堂，禁烟禁毒。

五是协助抗战工作，即协助和掩护许耀洲抗战之事。

此外，梅思平拿出了时任山东省主席何思源为他求情的电文来说事。

何思源和梅思平有什么关系？这封电报是怎样写的呢？电文说：查梅思平在抗战期间，掩护本省派往京沪人员颇为出力。在1942年1月间，思源家眷在津被敌人逮捕，押至惠民要挟时，梅曾尽力营救。敝眷脱险，与有力焉，特此证明，敬希察照为荷。

这究竟又是怎样一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