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界的城市化

世界城市化经历了三次浪潮。早期的城市发展约始于5500年前，伴随了若干帝国的兴衰，推动了城市文明的全球性扩张。然而直到18世纪中叶，才出现以英国工业革命兴起为标志的全球城市化第一次浪潮。美国等北美国家始于1861年的城市化是第二次浪潮。第三次则是拉美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民族独立，发展本国工业，经济的迅速增长加快了城市化步伐。

（一）全球城市化的背景

学术界对城市化的起源持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化和城市同时产生，其结构、内涵、功能、区域特征一直在不断变化。另一种观点认为，城市化始于工业革命，它是近现代城市形成的必经过程，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与城市的历史过程并不相同[23]。第一次工业革命打破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机器化的大生产代替了以作坊式手工业为主的分散的小商品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得到高速发展，进而导致城市的数量、规模、布局、形态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至此，城市才成为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聚落形式。在本书中，我们认为城市化是以工业革命为起点引起的世界城市数量和性质的根本性变化[23]。

1.城市化发生的前提

城市及城市化的产生首先来自农业发展的推动。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农业社会，几乎全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但农业产出仍然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部分人种地生产的粮食可以供应更多人消费，于是开始出现剩余劳动力和剩余粮食。这些农业剩余劳动力可以依赖剩余粮食，集中到适宜的地方从事用具制作及市场交易等非农业生产活动，于是产生了以非农业人口为主、非农产业活动集中的城市。可以说，农业生产力发展产生的两大“剩余”是城市形成和城市化发展的两大前提[8]。

2.城市化的动力机制

正如前文所述，城市化发展动力的一个主要表现是“推-拉力”机制，然而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推-拉力的侧重也有所不同。根据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发展初期及之后较长一段时间，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边际劳动生产率通常为零甚至为负值，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后来伴随农业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其收入水平甚至降低到“生存水平”以下。即使此时城市工业部门的企业主按照市场规律将雇佣工资压低到农业部门劳动力的生存水平（或平均水平），只要存在就业机会，农业劳动力仍然会从农村向城市工业部门迁移。这时，城市工业部门的“就业机会”和农村农业部门对过剩劳动力的“推力（排斥力）”是影响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一状态将一直持续到经济增长的“刘易斯拐点”[9]。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增长，农村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劳动生产率逐步接近。经济增长一旦达到“刘易斯拐点”，农村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就基本转移完毕。这时，迁移城市化能否继续发生将主要取决于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以及两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低工资雇佣形成的资本积累、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业属性、一定的集聚经济和规模效益将使城市工业部门发展相对较快，生产效益及劳动力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由此吸引农业劳动力继续向城市迁移、就业。这时城市工业部门较高的收入水平和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农业部门劳动力形成的“拉力（吸引力）”变成了影响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8，9]。

（二）世界城市化的发展

1.世界城市化的发展阶段

世界城市化的总体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见表1-3[24]：

表1-3 世界城市化进程

2.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人口比重在1950年就已经超过了总人口的50%，之后城市化增长率逐渐放缓，在1980年达到69.2%以后增长更加缓慢。然而，发达国家和地区内部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并不均衡。东欧、苏联、南欧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当时还处于城市化中期，因此城市化进程十分迅速。日本在1960—1980年间经济高速发展的推动下，迅速推进城市化，迈入了高度城市化的国家行列。而北欧、西欧、北美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地区则在1960年左右进入了城市化后期，增速趋缓，有的地区甚至出现了郊区城市化（Suburbanization）和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现象[24]。

郊区城市化最早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前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大城市的人口开始由城市中心区或中心城市大量向郊区及更远的乡村地区迁移，更多的人口开始集居在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商业服务业部门和工业企业也随着人口迁移到了中小城镇及乡村地区，导致中等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城市化区域不断扩大。在20世纪70年代，大都市区人口外迁又出现了新动向，除了中心市区人口外迁之外，郊区人口也开始流向大城市之外的农村和小城镇，因而城市人口出现了负增长，这种现象被称为逆城市化，首先出现在英国，随后出现在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中[24]。

郊区城市化和逆城市化现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问题，如中心城区衰落、失业人口增多、公共设施闲置等。为解决问题，美国一些城市在20世纪80年代积极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第三产业，改善城市中心区的生活条件，以吸引人口回流。加之较为开放的移民政策影响，1980—1984年，纽约、波士顿、费城、芝加哥等7个城市再次实现了人口增长，出现了再城市化（Re-urbanization）。与之类似，英国伦敦在人口连续减少30多年后，终于于1985年出现了再城市化[24]。

3.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相对缓慢。据统计，从1800年到1950年共150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由3000万人增加到3.06亿人[24]。自1950年起，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速度开始加快。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比重虽不及发达国家城市，但城市化人口增速却远远高于发达国家，1970—2000年间新增城市人口的85%（即12.97亿人）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24]。截至2015年，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比重已经超过50%，城市人口总数是发达国家的两倍多[1]。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同样存在地区差异。1950年，亚洲和非洲的城市化率分别只有16.6%和14.9%，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城市化率已高达41.9%。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城市化速度也很快，2005年时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80.8%，远高于亚洲和非洲的39.9%和39.7%，甚至高于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24]。

甚至在各大洲内部，城市化进程也存在地区差异。在亚洲，中国自改革开放后便加速推进城市化，2015年时，城市化率已经从不到18%上升为56.1%；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在该地区中城市化水平最低，2000年时的城市人口比重分别为32.9%、35.5%和33.6%[24]。拉丁美洲近长期保持着相当高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玻利维亚有61%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阿根廷是89%，乌拉圭和委内瑞拉为91%，而中美洲国家的城市人口处在45%～60%[25]。非洲的城市化进程较慢，且不同地区城市化水平差距十分明显。2000年，非洲城市人口只占37.1%；东非和西非的城市化率最低，分别为32%和34.9%；南非最高，达60.9%。

城市的极化和扩散作用均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影响，各种发展要素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城市自身得以壮大的同时也密切了与其他地区的联系。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城市化不断推进，世界上逐渐出现了有别于以往的高级形态的大城市，如全球性城市（GlobalCity）、世界城市（WorldCity）、国际大都市（International Metropolis）、国际城市（International City）等，这些大城市除了人口规模庞大，还在全球经济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显著影响。

（三）城市化的主要模式

1.欧洲与东亚：市场主导、政府调控的城市化

欧洲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和质量较高，在实现过程中注重结合政府调控和市场主导。英国的城市化最初由市场主导：工业革命促进了农业现代化，释放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工厂设立和交通运输、金融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加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26]。然而随着城市人口迅速扩张，市场主导的城市化出现了混乱局面，城市管理和规划需求日益迫切。于是英国在20世纪初颁布了《住宅与规划法》等法律法规引导城市化，既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同时进行必要的调控，从而保障了城市化程度和质量同步提高。德国基本复制了英国的城市化之路。普法战争后，统一的德国通过一系列经济法规和政策措施调控引导城市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城市化率便超过了6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推动下，德国通过土地整理，在不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不改变农业和森林用地性质的前提下，把一些传统乡村转变为二、三产业主导的工商城市，走出了可持续的乡村城市化之路，目前城市化率接近90%。由此可见，欧洲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起步早，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政府调控辅助提升城市化的质量。

与欧洲国家相比，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中政府作用更加显著。日本在政府主导下走出了一条集中型城市化道路：政府主导完成町（镇）村合并，制定并实施了全国性开发规划，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颁布了《新事业创新促进法》《关于促进地方中小都市地区建设及产业业务设施重新布局的法律》等法律法规，建立起以大城市为核心的空间集聚模式。但是随着人口集聚和城市扩张，日本也开始出现大城市住房紧张、地价高昂，而农村和边远地区空心化、老龄化严重的现象。韩国以“新农村运动”为起点开创了城乡互动式的城市化模式。新农村运动迅速缩小了城乡差距，为韩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城市网络群带建设奠定了基础。随后韩国首先实行以城市为中心、以集聚效益为目的的经济区域综合开发战略，带动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然后推动大城市人口向周边小城市分散，形成多个城乡一体化的城市网络群带。韩国城市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首都圈的过度集聚导致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污染严重、失业剧增等现象。我国台湾地区通过一系列促进人口均衡分布和城市规模体系均衡发展的政策措施，先后实施工业区发展方案、公用事业建设方案和次级城市发展战略等，以政府为主力推动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同步协调，城乡发展互促共进，走出了一条同步协调的城市化之路。台湾地区大中小城市在功能上呈层级模式，有效缓解了城乡对立，克服了“大城市病”，成为城市化比较成功的典型案例。

2.美洲国家：自由放任式的城市化

尽管美国和拉美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和质量存在显著差距，但其城市化方式却存在相似之处，即均缺乏总体规划和政府调控，属于自由放任式的城市化。美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决定了联邦政府调控职能弱，城市化发展缺乏全国性的总体规划和政府调控引导[26]。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大城市虽然不断吸引外来人口集聚，但城市内部的现有人口却不断外迁到郊区和城市外围。这种自由放任式的城市化使大城市不断向郊区扩张、低密度蔓延、无序建设，造成大量的自然资源消耗、土地资源消耗和较高的经济代价。这种现象引发的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反思，逐渐开始强调土地的紧凑利用，抑制郊区化的过度发展。

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因素的影响，拉美国家的工业化严重滞后于城市化，属于典型的过度城市化。一些拉美国家城市化率高达70%以上，工业化水平却只有30%左右。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工业化被外来资本主导，政府调控乏力[26]。20世纪50—80年代，得益于大量国际资本的涌入，一些拉美国家在没有奠定工业基础的情况下，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从事传统的第三产业，城市化速度“惊艳”一时。但是随着国际资本撤离，经济周期波动和国际性传导的发生，拉美国家陷入了畸形的过度城市化状态：城市工业吸纳的劳动力严重不足，第三产业层次较低，大量城市群体失业；基础设施严重匮乏，城市之中存在大量“贫民窟”，城市生活和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综上所述，如果政府调控能力不足，一旦市场失灵，自由放任式的模式将会导致高成本和畸形发展的城市化。

3.南亚欠发达国家：城乡连绵区域式城市化

由于人口爆炸式增长，南亚国家的大都市及都市外围城市和村落在空间集聚形态上连绵不断，虽然具有城市的形态特征，但公共设施建设落后，经济、社会和制度等方面又具有明显的乡村性，因此形成了具有南亚特征的低水平发展的城乡连绵区域式城市化[26]。印度、孟加拉国颇为典型。其中印度重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导致涌入城市的剩余劳动力在大城市形成大规模的失业人口，进一步限制了城市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投入，城市生活环境恶化。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人口增速与经济发展速度存在尖锐矛盾，农业劳动力大量剩余，经济发展提供的就业岗位严重不足[26]。南亚国家的城市化模式也是当前世界城市化中的典型模式，虽然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步，但同步水平低。

4.基本认识

结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相对成功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均具备如下特点：①城市化发展具有规律性，符合诺瑟姆曲线特征。②城市化与产业演进紧密相关。城市化早期，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基本动力；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期，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快速发展；随着后工业社会出现，城市化出现了依靠非工产业支撑的现象，如依靠大学支撑的剑桥大学城、依靠电影产业发展的好莱坞影城等。③小城市与大都市的发展同步进行。发达国家城市化基本经历了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然而由于大城市人口过于密集、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小城市建设引起更多关注，出现了人口郊区化、大城市外围卫星城市布局分散化的趋势。④政府与市场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双重作用。政府在城市发展规划、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发挥职能，市场在调节人口流动、工业化与城市化融合发展等方面发挥作用。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成功模式[27]。

虽然城市化首先由工业化推动，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推动第三产业的协调发展，最后过渡到第三产业的发展和成熟。但是，并不是所有城市化都按照工业化的模式进行。资源丰富的地区可以凭借资源优势直接发展旅游业、传统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城市化（后文将做详细论述），拥有明显区位优势的城市可以利用交通优势发展商贸业等来实现城市化。同时，随着信息科技的进步，城市化的推动越来越依靠地区科技的支撑，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地域、距离限制的影响较以往来说逐渐变小，世界城市的作用也日益增大，成为影响全世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