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多少楼台烟雨中（描写南京的诗句）

Tower and porticoes shimmering in the mist.——Spring in Nanking.

天下唯理可以服人

Of all things under Heaven only Reason can subdue men.

子夜启程——像华人一样旅行——中国饭——南京——贡院——科举考试奇观——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我在中国的长途旅行开始于子夜时分，颇有点逃亡的意味。人说“午夜凭瞭望，墓地哈欠时”。我手里提着照相机的三脚架，离开了“上海”（Top-Sea）[1]的福州路码头，乘坐一艘摇摇晃晃的小船，登上了“洪昌号”客轮。它停泊在水道中央，锚抛在八英寻[2]深的水中。前来送行的几个朋友跟我一起上了船。选择“洪昌”，不是因为其名号，而是因为船主允许外国人像中国人一样旅行。扬子江上的有些轮船规定，除了中国人之外，不允许任何其他人进入国内舱。我之所以做这次旅行，并与中国旅客一样吃住，是为了想真切地了解中国及其人民。所以我设法预订了一个专供中国人使用的舱位。夜晚的上海很美，江岸上流光溢彩，在码头停泊和水道中航行的船只的航标灯交相辉映。12月的空气显得潮湿而寒气逼人。我们疾步登上这艘有着三层甲板的轮船，不由得使我想起了美国密西西比河上那定期往返的船只。中国人的大客舱位于主甲板的前方，我们走过一条两边都是高级包舱的宽阔走廊，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客舱。右舷的木壁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请为传教士

准备好

五个国内舱。

这就是对我身份的认定。很明显，在他们眼中，我就是一个传教士。坐轮船的中国人很多，大部分都住在甲板上的船舱里。在众多的乘客中有一群基督教传教士，为了给教会省点钱，他们也都跟中国乘客一样旅行。以这种方式，可累积起一大笔费用。比如乘头等舱从上海到汉口，按鹰洋[3]来计算，外国乘客的费用为四十元，而国内乘客只需十元四角。鹰洋的币值有波动，我在上海逗留期间，一鹰洋大约为四十美分。

那群传教士由几位女士和大学教师组成，后者都蓄着饰有流苏的辫子，带着家眷和孩子。

子夜时分，兼管信号的舵工敲了八下钟，之后我便转身进了自己的短小铺位。铺位上除了我在上海为去缅甸的漫长旅行而购买的被褥之外，没别的东西。在一阵怪异的铅棒敲击声把我惊醒时，我发现轮船已从汹涌的黄浦江拐入了当地人称为大江的扬子江中。这是一条令人惊叹的大江，川流不息，奔流在长城和珠江之间。它发源于青藏高原，从那终年积雪的山中静静地流出，带着远古的恢宏气势，冲破宜昌三峡，席卷东进，庄严而宏伟，似乎它对自己在世界商业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已是心知肚明一般。它还是八个省的运输主动脉，将半个大陆的水，经由日益变宽的河道，倾泻到黄色的海洋之中。即将到来的事件总是将影子投射在前面，扬子江也是如此。埃弗利特船长验证了这样一种说法，即这条滔滔巨河从光绪皇帝的帝国心脏带来大量黄沙，使沿海50海里范围内都因此而染上黄色。扬子江无疑是旧世界的第一大河，只有新世界的密西西比河与亚马孙河能与之媲美。

在涉及扬子江航运情况的英国海军部中国指南中，我发现用黑体字印着这样的文字：“注意，水流变化；注意，水流的升降；注意，扬子江口的潮汐；注意，卡尔斯水道；注意，流行病；注意，江龙沉船灯塔；注意，水流速度；注意，危险暗礁；注意，漂砾浅滩；注意，宜昌峡谷；注意，第一湍滩；注意，从重庆到宜昌的每个险要之处都有保甲船。”基于这些提示预知种种危险，令人感到无比的欣慰和镇静。由于这些提示所预示的种种危险，另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我决定将行李用轮船送到仰光，随身携带的物品只有照相器材、个人财物、一个装着书的竹箱、一床被褥、几件毛线衫和三脚架。后来的麻烦让我意识到，我把过多的东西送往了仰光，只好自讨苦吃。关于这事，以后再谈。

“早饭”供应从8点40分开始，带有酒水，设在那个被隔开的走廊里，我们的船舱有门可以直通这个走廊。餐厅里没有悬挂显赫的名人字画，但充满了画面中常见的明暗对比（penumbra）。这里污渍的存量之大近乎浪费，想必轮船公司对它们的供应是无穷无尽的，因而无处不在。每个角落、每道舱壁，甚至地板中央，都有其踪影，而且都是黑白分明，绝非那苍白而稀疏之类可比，后者在皮肤黝黑的当地人脸上时有发现。这种污渍连白蚁见了也会心花怒放的。圆桌上铺开一块白布，周边摆放着饭碗和鲜红的筷子，中央四个盛着开胃小吃的瓷碗。这些碗具上都有一条张牙舞爪的龙和一些怪模怪样的装饰画。第一个碗里是过期并散发着臭味的虾；第二个碗里是令人作呕的豆腐，轻轻地漂浮在盛夏大海一般的当地的醋和芥末油里；第三个碗里是腌萝卜叶等；第四个碗里是豆腐干，它让我想起在硫化氢中浸泡过的野猫肝。这种早餐直让人想起那句拉丁谚语：“刀剑伤人，酒肉更甚。”[4]在我们“进攻”早饭前，“福音传播者们”唱起了“感恩祷告”，绅士们深沉的男低音和优美的男高音与淑女们银铃般的歌喉交相呼应，和谐悦耳。这是一支在异教徒团团包围之中的奇怪插曲。她们吟唱了下面这两段歌曲：

我们崇拜的主是多么善良，

他是我们忠实不变的朋友，

他的爱跟其力量一样伟大，

既无法计量，也没有尽头。

耶稣基督就是原初和终结，

他的灵将我们平安送回家，

我们赞美他，为了过去的一切，

我们相信他，为了将来的一切。

我定睛看着他们，一边端详，一边在心里纳闷，不知道他们中谁会第一个遭屠杀，因为他们要去的地方据说有骚动和叛乱。要不是有扬子江沿岸两位总督的友谊，在义和团那场运动中，他们肯定已在中国西部被抛尸野外了。那些侥幸活命的传教士所属国家的政府应该赞扬和感谢这些头脑冷静的清政府官员。

我们吃完这顿要命的早饭时，江面已经非常开阔了，足有10英里宽。这条文明的大江，从遥远的擎天柱中流出，经过神秘莫测而又令人敬畏的西藏，蜿蜒曲折约3000英里，穿越了这蓝色睡袍般的土地，而后在吴淞口汇入浩瀚的大海。我的同窗学友威廉·斯特克尔曾对我说过，流动的水是万千自然中最美的。但他所说的流动的水，乃是宾州多伊尔斯顿附近的可爱草地中、蜿蜒流过奇形怪状鹅卵石的某条秀丽的溪流，而绝对不是眼前这庞大丑陋的泥河。但这条大江永远令人入迷。从航路的浮标上可以得知，距离上海还不到10海里，尽管江中的湍流来势凶猛，可水急浪高的潮汐仍然以每小时3节的流速逆流而上。放眼望去，眼前是一片洪水泛滥的景象。

“洪昌号”拖着一艘船体比自己还大的黑船。它的顶上覆盖着波纹铁，将在某个港口被用作接待码头。它缓减了我们的航速，但被捆扎在船舷一侧，倒也可以用作散步的甲板。著名的剑桥乐队的一位神经质的成员和我一道，信步从“洪昌号”走向“塔奈斯号”（黑船的名字）。当我正迈上“塔奈斯号”时，他的辫子因卡在支柱上而掉了下来。幸运的是，那辫子不是从他自己头上长出的，他刚从英国回来，自己新蓄的辫子依然“留着”，掉下来的原本就是别人所蓄的二手货。有几位背上垂着真辫子的中国人俯身在船舷的上缘，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个掉了辫子的假洋鬼子。

有两艘船从我们身旁快速驶过，继续往大海驶去。第一艘叫“顺达号”；紧随其后，竖立着黑烟囱的，叫“昌德号”。

船上的服务生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12点整，午饭上来了，比早饭更加不同凡响。为我服务的“老幺”和“成贵”，是我在“洪昌号”上的开心果。我喜欢他俩，并通过观察他们而得到了不少乐趣。老幺虚岁22岁，也就是说实际年龄是21岁，阴历十一月出生。多数时间是他在服侍我，但有时我也服侍他。有时他会显出倔强、冷漠和反感，以抗议被人使来唤去。但他总是那么善良，胖胖的脸上挂着亲切的微笑。特别是当我用巨大的筷子和潜水员打手势，向他解释我需要牙签的时候，他会转身离去，并很快返回递给我一些他自制的牙签。这些牙签，放在卷尺上量一量，足有5英寸[5]长，都是用竹片削制而成的。而那些竹片又都来自一种当地的扫帚柄，已在苦力手中用过很长时间了，其年岁和质地，都可以从它边上的古老印记中看出。

我的照相机三脚架安然无恙。中国人是这个星球上最古老的民族，就连我的两个“伙计”也似乎遗传了那种“老年”特征。老幺是个地地道道的天朝人，精明能干，经常会给人意外的惊喜。午饭刚过，他便忽地奔了进来，端着盛有开水的洗手盆，将其放在一张方形的中式椅子上。一贯满不在乎的成贵，这时也兴高采烈地走了进来，将桌布敏捷地撂在右肩上。他将碗碟浸在盆里，并用桌布擦拭着它们，直到人们弄不明白，在碗碟、桌布和人之间，到底哪个更干净些。成贵是个油滑的年轻人，身上的鲜油脂极其丰富，足以做成一块洗面香皂，所需的只是配以适量的碱液——他自己就是一张口就谎话连篇。[6]然而他主意很多，脸上总是堆着笑。我注意到这扬子江的颜色，恰好就是成贵的颜色。似乎他那数以百万的祖先，都曾在这川流不息的江水中沐浴过，每个人都洗去过一点颜色，终于使这条大江变成了一种特殊的黄色。我们白天所经过的江阴（意为“江边的树荫”）[7]是一个坚不可摧的要塞，那儿有不少大炮。一位知情的旅伴告诉我们，这些大炮能够横扫十英里范围之内的江面。要是它们也能命中船上的餐厅，我们会感激不尽的，因为这里也需要“横扫”一下了。

终于有个机会，可以看看我们的船舱四周了。我发现有各式各样的小东西为了逃避海关官员敏锐的目光而偷偷地搁在船上。中国人笃信洋人，他也会以任何自认为是合法的手段去分享他们所有的一切，尽管“唐山”的居民中少不了一些小偷小摸，但他们也有一些辨认罪犯的绝妙方法。请看下面的例子：在某个小城镇的城墙之外，有一位卖油饼的小贩，他的早餐油饼两文钱一个。他总是把油饼盘子放在祠堂前的石狮子上，当顾客付钱之后，他就把卖得油饼的钱放在还没卖掉的美味油饼旁边。一天早晨，他因故离开了几分钟，待他回来时，“现钱”不见了。由于找不回那些钱，他急匆匆地跑去找地方官，像中国人所习惯的那样大声喊冤，要求地方官主持公道。衙门的差役们把他带上大堂后，他讲述了案子的经过。所有的钱都不见了，小偷又踪迹皆无，但知县大人却胸有成竹。他声如洪钟，当堂断案，下令将放置饼盘的石狮带上大堂，并打了板子，因为只有这头狮子可以承担一切责任。诉讼吸引了衙门四周的大量流浪者。对狮子用过刑后，所有的门窗关上了，只有大门还开着，但那儿已放了一个大水缸，人们只能逐一离去，出门时还必须向缸里投一个铜板。一位精明的捕役受命详查这个过程的每个细节。他很快就发现，有一个家伙扔进铜板后，水中浮起了油饼特有的油渍。捕役立刻拽住他的辫子，温和地说道：“还有吗？都给我吐出来吧！”

我的照相机完好无损，经受住了整个航行的考验。

我那两个妙趣横生的朋友老幺和成贵在旅程快结束、给小费的时间即将来临时，态度变得更加殷勤。他俩都有汉民族的那种商业本能，我也开诚布公地说明，我绝无嘲笑他们的意思。按船上的那口钟，我们到达南京（意为“南方的京师”）对面时已经过了正午。这最后一段旅程过得并不轻松，因为老幺和成贵都显得坐立不安，也许是不太肯定能拿到多少小费。最后还是我自己走开，因为戈蒂埃[8]曾说过，“人的双眼，除非转到别处，是不能够长时间凝视痛苦景象的。女神都会厌烦，所以那3000个前往高加索去安慰普罗米修斯的海洋女神们，一到晚上就急忙起身回家了”。动身前，我给了他俩几个银币，他们伸手接过钱，脸上的忧郁瞬间烟消云散，这是何等的神奇！我们逐个从“洪昌号”转到了一艘平底船上，然后踏过一块厚厚的滑木板到了泥泞的岸上。这里的马车和破旧不堪的黄包车之多，是我前所未见的。我的好友包文[9]从头天晚上10点开始就已经等候在码头上了，这儿离他的住处有4英里。我们一同驱车进了城。一道周长20多英里的坚固城墙将整个城区团团围住。城内的大片空地足以生产充裕的粮食，即便遭受围攻，全体居民和守城将士的食品也不用犯愁。一条宽阔的碎石路，从栈桥开始，穿过城门，并经过总督衙门，长约10英里。这条作为中国改革实践见证的路是《劝学篇》的作者、敢作敢为的张之洞总督修建的，张之洞的改革方略使他获得了“洋奴”的绰号。

似乎有些不可思议的是，基督教青年会目前在中国仅有一座楼房，而且这座楼还就位于南京城内。我特意停下来看了一下，那是一座崭新的漂亮建筑，尚未完工，耗资2500美元，全部由“黑猫”库珀捐赠，它是专门为汇文书院的学生而建的。任何商人，只要像我这样看到过这座建筑，并知道其造价，都会得出结论，即目前在中国的传教士中有不少精明的商人。仅在南京，教会学校的学生就有好几百，此外，还有1.5万名学生定期前来，参加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我发现在整个中国，最热心和最有用的外国人要首推鹿依士[10]、来会理[11]和格林[12]，他们都是美国的大学毕业生，从事着最明智和最稳妥的工作，即开导和拯救中国的广大学生。

在前往贡院的途中，我路过了两座圆形的、用石灰水刷白的弃婴塔。塔旁还有座小房子，外观有点像寺庙。这是我来华后第一次亲眼看见弃婴塔。大门旁边张贴着竖写的布告，宣称这儿的服务是全部免费的。在前院放着一个婴儿盆，儿童夭折后，尸体焚化前先放置在这盆里，焚化后的骨灰便扔进了塔里。也许这里只收死去的婴儿，但在帝国的一些地方，活着的女婴也会被扔到这种可怕的弃婴塔里，而且我还听说，人们常常会听到从这恐怖的弃婴塔中传出撕心裂肺的哭声。

在众多不同凡响的景色中，南京有一处风景堪称奇迹，而且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最为壮观（我省去了对明孝陵的详细描述），这个不可不提的地方就是贡院。南京贡院的大门正对着夫子庙街，来这儿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恐怕比帝国其他任何一个贡院的都要多。它仅有一道门，所有人都由此进出。万一有人在考试中不幸死去，尸体也都是从砖墙上方递出来。紧闭的大门上有总督的狭长封印，任何情况都不得启封，除非主考官以身殉职，死在场内。

生员们也十分忌讳有死尸从门中抬出，毕竟这里是他们渴望进入仕途和获取功名的通道。在步入大门时，我注意到，从外门入口处一直到各个考厅，两旁都有好几排淡红色的防护栏。院落的中央是一座高高的塔楼，因里面有面大鼓，故名鼓楼。贡院的四个角落各有一个角楼，科考期间，里面都有护卫日夜监视。

从鼓楼上看下去，建筑群的总体规划便呈现眼前。一排排的小屋是学子们用功大考的地方。它们用土砖建成，单行排列，瓦块盖顶。每个隔间进深44英寸、宽37英寸、高5英尺[13]8英寸，后墙上有一个小小的壁龛，供放置蜡烛。我数过这样的小隔间，其中有一排有96个，还有一排达100多个。通往小隔间的过道十分狭窄，从前排正面到下排后墙的距离，最多不过46英寸。我曾站在中央塔楼的一个窗户边，数过一排排的隔间，共有6千多个。因此，这里所能容纳的考生至少在1.5万以上。这使我想起了一位官员，他也曾估计过如此庞大的数字。现在，考生的数目之多有时就连贡院也容纳不下，碰到这种情况，为了能使考试正常进行，便在过道里增设临时隔间。过了鼓楼，还有三道大门，门的上方各有匾额。右门上方为“东文场”，左门上为“西文场”。中门上为“牖闭气清”，其大意是说：贡院大门一旦锁上，作弊之举便绝无可能。

我拿出了照相机三脚架，可并不是借助它来作弊。

这些举国尽知的“大考”或“科考”具有诸多非同寻常的特征。其中最特别的，是考生的年龄差异。我曾听说过一个神童的故事，他12岁便中举，相当于获得硕士学位，但英年早逝，用他声名显赫的后裔的话说“他太过聪明，20岁便去世了”。年过七旬，甚至已过八旬的老头，哪怕多年努力均名落孙山，也仍然不改初衷，每年如期而至，希望能赢得匾额和旗帜，以此来光耀门庭。那梦寐以求的学位有时被授予这些长者，以奖掖他们老当益壮、坚忍不拔。

中国人都是优秀的组织者，有着天才的组合能力。在进入外大门之前，每个生员对自己的隔间位置和号码，早已了如指掌。他的食物、蜡烛、炊具等，都在官府颁布的一部书里预先做了详尽的规定和描述。这些规章是不断进行修改的。前些年，生员都必须点红烛，但在上一次科举考试中也允许点白烛了。这么大数量中国最好的学者在这个省会城市的短期停留，非但没有丝毫消减当地人那种迷信、偏执和描述，反而使之越发增强。几年前，曾有一位美国医生通过一件纯粹是行善的事，无意间引发了一场小小的骚乱。他为一个当地病人摘除了一只无用的坏死眼球，以一个玻璃眼球代之。手术很成功。可不幸的是，有一天这位病人当众将玻璃眼球取了下来，随即又一下子塞回了眼窝里。在场的人见状都惊骇不已。他们现在终于眼见为实，可以证明那不幸的外科大夫确实拥有魔力。此前早有流言，称传教士用儿童的眼睛来做药，这下可有了确凿的证据。流言不胫而走，于是一群暴徒聚集到了这位医生的住处，干起了其他暴徒在中国曾经做过和将来还会做的事情——将那传教士的房屋彻底捣毁，如此种种。后来，官方制止了那场闹剧。他们还贴出了布告，解释那个玻璃眼球的“无害与必要”。

中国人十分重视科举大考，但也并非皆大欢喜。中国推崇儒家思想，但紧邻贡院的是一个赌博和酗酒的地方。生员们的宗教信仰并不妨碍他们自杀身亡。有的吞鸦片，有的上吊（但这种方法不是很流行），有的抹脖子。科考失败是导致忧郁和走向自我毁灭的一种原因，而科考时的极度紧张和持续压力所造成的精神错乱，迫使很多不幸者自取性命。而且科举考试总在八月份举行，那是一年中最炎热和最易发疾病的季节，正是人体机能因酷暑而变得虚弱的时候。无怪乎，即便是习惯酷热和不怕吃苦的当地人也经常会想不开。南京金陵医院[14]的比必[15]医生给我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年轻人用利刃抹了脖子，大家都以为他中了魔，所以为他举行了一个特殊的驱邪仪式。比必医生被请去时，发现那人正躺在床上，床前一张方桌，上面有各种蔬菜及点着的蜡烛，桌子下面则捆着两只公鸡。一位道士也被请来除魔驱邪。那道士抓起一只公鸡，割断鸡的喉咙，把鸡血撒在屋里。在撒血仪式中，道士频频做出怪相，十指交叉，屈膝躬身，喃喃念咒，并不断走到床边，查看他的符咒是否已经见效。公鸡驱邪不幸失败后，道士又要来文房四宝，先在石砚上滴些墨水，然后将笔放在墨水中浸蘸，最后在自己手心里熟练地写了几个汉字。然后他将手放到那人毫无血色的脸面前，把那些字吹掉。这样做的用意是，道士有能力将这些字的精神及其作用吹入患者的呼吸，从而将魔鬼驱逐。比必医生用他的手指将年轻人那已经切断的气管接在一起，以便让他能连贯地说点什么，从而发现了他那轻率举动的真正原因。那不幸的家伙神志完全是清醒的。文怀恩[16]是南京的长老会牧师。有一天路过街道旁的一口水井时，他发现水面上露着男人的一双脚。当时科举考试刚刚结束。就在头一天，有个考生不小心让一滴墨汁掉在了自己的文章上。眼看所有成功的希望毁于一旦，既没有时间修复污损，也没有时间重写文章，于是他决定自杀，以便一劳永逸地结束自己的失望和生命。文怀恩所看到的正是那名不幸的生员。

有人告诉我，以前这里有个习俗，一位官员要站在贡院中央大门前的小桥上，挥舞一面长方形黑旗。就在考生们进考场之前，他会高喊：

有恩报恩，有仇报仇。

此时，中央瞭望塔里的大鼓就会敲响。考生都非常清楚，司仪正在祈神，以报复那些胆敢在这个神圣的地方露面的杀人犯、恶人或亵渎神灵的人。人们将银箔做成银锭焚化，以驱逐前来复仇的鬼魂，而成千上万的考生，会以令人恐怖的呼喊回应：“复仇者到，复仇者到。”

伦理道德被神奇地糅合进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学子也都深信有些凶残的鬼魂会在这时闯进考场，夺走作弊考生的命；许多人屈从迷信，胆战心惊，吓得当场毙命。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清政府已经停止了这种考试。

1902年8月的考试，是天朝皇帝特别恩准的一场大考。平常，举人数为145个，但这次是特考，所以名额翻了一倍，另外还有了49个特殊荣誉名额。每百人中约有一人脱颖而出，如愿以偿。激烈的竞争极端残酷，身心的压力无比沉重，但中举的人赢得了回报。在中国人心中，这种回报足以弥补他的所有劳苦和耐心。这个回报就是一笔小的俸禄，名叫“杯盘薪”，约值4个墨西哥元，外加少许旗匾费。中举的人可以将旗匾陈列在家里。挂匾的时候总是异常热闹，亲朋好友全都前来喝彩助兴。路过城市的街道，有时可以看到正门上的大幅红纸，上面写着家族某某人的名字，这意味着那个人成功通过了在省会举行的3年一次的科举考试。他所受到的尊敬，甚至超过了在美国所见的凯旋的橄榄球队队长！

大腹便便的李先生刚刚通过了考试，他告诉我说，报喜官想了一个妙招，可以在中举者张榜公布之前，就将中举者的消息告知天下。这个天才的招数就是将获胜者的姓名（每次50个），分别系在信鸽的腿上，于是，考生尚未离开考场，而“猫早已从袋中放出”。[17]

对传教士来说，这些考试真可谓天赐良机。虽然安排在8月5日开始，但要把中文刊印的基督教文献发给考生，通常得等到11日的深夜。这样做的目的，在于确保那些通过了三场考试的人才有资格获得阅读材料。生员们通常在凌晨3点带着食品和蜡烛进入隔间，并在那儿待两整天。之后他们全部出来。通过首轮的考试者第二次进去也在凌晨3点左右。这些人在里面待满两个整天后，又出来做短暂的休息。更多的人败下阵来，没能通过第二轮考试。这种筛选过程在今年进行了三轮。直到最后一轮的严峻考验之后，传教士才在夜里11点到凌晨3点半之间，将阅读材料分发出去，交到那些经受过最后一轮考试的生员手上。1.5万捆文献材料于当晚分发给同样多的生员，他们都参加了三轮竞争考试。每捆材料都包含三种文献，一般为《哥林多前书》《马可福音》或《路加福音》，另加科学入门书两种，后者也都明显地打有基督教的烙印。

寻访过这些学子后，我发现，读过这些书的，远不止受书者一人。要是在从前，这些书大多没读就被扔掉了，但现在今非昔比了。尤其在今年，人们每接受一部书，都无不满怀感激。不少例子表明，以这种方式分发出去的书籍，已经使不少村庄和集镇皈依了基督教，并最终建立了一些教堂。在我看来，未来10年内，这6万卷书将至少拥有30万名读者，在我看来，这样的估算是有理有据的。在中国，书籍的派送并非什么新鲜事物。仅在过去的1000年里，中国的慈善家就向大众派发过一些修身养性的作品，以宣传自己的观点。传教士趁科举考试的机会分派优秀书籍，不过是入乡随俗而已，而这个习俗许多世纪以来长盛不衰。

还有一个科举考试的奇闻也值得一提。在贡院内设有一个药房，生病的生员可以申请在那儿调配汤药。今年开考时，正值霍乱肆虐，所以官府为每个考生都配备了一瓶药丸，全部是从一家外国人开的医院买来，免费供给生员使用的，并规定，一旦出现症状，立即服药。城里一位富有的中国慈善家，不愿让精明的洋人独占鳌头，也准备了一个治疗霍乱的处方。他的药也在时疫肆虐时，分文不取，广为发放。请注意：这服中药里并没有致醉的成分。在中国发明用大米酿酒的那个人早在4000年前就被充军发配了。该中药的配方如下：

犀牛粪…………………………2钱

樟脑……………………………4钱

明矾……………………………5钱

硝化碳酸钾……………………1.5钱

金叶……………………………100片

尿沉淀…………………………8钱

废靛青…………………………5钱

麻黄……………………………4钱

硼砂……………………………3钱

灯烟子…………………………1两

硫化砒霜………………………1两

蟾蜍唾沫………………………1.5两

皂树英…………………………3两

辰砂……………………………2两

珍珠粉…………………………3钱

麝香……………………………3钱

混合研制，捣成精粉。

剂量：每次一份，温水吞服；重疾加倍。中国的“两”比我们的盎司[18]要重，每“两”为10“钱”，每“钱”为10“分”。医生送我一个小瓷瓶，瓶塞是卷得很紧的纸，看上去像半截爆竹。瓶内装的就是这种医治霍乱的混合药。我外出时将其随身携带，小心呵护，可能的话，呈递给某个细菌学大会，权作我对医学的贡献。

记得有一次我在南京的一条主要大街上漫步，当我走过几家没有门的餐馆后，突然看到两个犯人，扛着同一个木枷，木枷上贴着一张薄纸，上面写着介绍他们所犯罪行、所受惩罚及他们姓名的文字。双眼被蒙着折叠的棕色纸条，以防阳光照射；面部也蒙着折叠的棕色纸条，使他们在面对人们的凝视时不至于感到羞耻。这个聪明的玩意儿用一绺辫子固定在前额上。他俩都是年轻人，其中一个原是教会学校的学生，只因道德品质有缺点，而又不愿改过自新，终被校方开除。这个中国人心中所想的主要是报复，而不是雪耻。他对开除一事满怀怨恨，决心践行自己的计划，而不是靠装在篮子里拖上城墙的任何鬼魂。他盗走了学校的望远镜，而学校对他的报复是使他戴枷示众。这个可怜而无知的辫子鬼就这么做了贼。还有一群学识渊博的德国军官也做了贼，他们不仅盗走了天文望远镜，而且北京天文台的所有价值连城的古今天文仪器，他们都一并打了包。在他们两者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道德差异，实在让人难以断定。当然，我们也都清楚“东方毕竟是东方，西方毕竟是西方”，但是，亚洲和欧洲之间难道真有什么不同的道德准则不成？或者说，现实的道德标准，与头发的长短、鼻梁的形状或皮肤的颜色，难道真的是成比例的不成？九江的一位绅士曾做过这样的解释：“京城那些科学仪器是在冲突时期遭受掠夺的，那场冲突在历史书中称作战争。”但我对此立即回答：“那个盗走了望远镜的可怜辫子鬼同样是在向假想敌宣战。那个假想敌就是学校当局。”

那些在南京的基督教传教使团有没有在行善呢？南京的政治地位，在天朝位居第二；在这座南部的都城里，共有4个传教使团在开展工作，当地基督徒的人数计有800多。一个礼拜日的下午，我到了汇文书院的礼拜堂，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礼拜仪式。主持者是位世俗学者，当他面对所有在场的人，并请打算皈依基督教的人起身时，我十分诧异地看到，起身站立者至少350人，他们就以这种方式，宣告了对耶稣的信奉。

翌日，一位声名显赫的官员前来造访。他曾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现在是精力旺盛和声名显赫的儒者。与此同时，他还是那些基督教使团的坚决反对者，并直言不讳地宣称，在他看来，那些基督徒中，八成都不是真诚的，只有那剩余的少数人，才是真诚和善意的。即便承认这个估计，南京的基督徒依然有160个是真正的皈依者，他们的敌人本身就是裁判。这位天朝绅士告诉我说，各级官员也都认为，传教士开办的医院、学校都是很好的和令人满意的。显而易见，这位硕学大儒跟中国人中占少数的基督教徒本质上没什么两样。任何东西，贸易也好、物质也罢，只要对中国有利，不管它来自哪个角落，人人也都是愿意接受的。我的客人还告诉我说，传教士的活动，在许多城市没有遭到人们的反对，但在一些村镇和乡下却给衙门惹来了麻烦。我就此做了进一步的咨询；我认为，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的传教活动更具前途。我完全可以想象一位地方官在自言自语：“谁知道这些洋鬼子到底在干什么？在城里，他们都在我的监管之中。但离开这里去了农村，远隔五六十里，甚至百里之遥，谁敢保证他们的活动呢？谁又敢说他们不是在偷走民心呢？”这位天朝绅士说，中国所急需的不是新的学问，而是新的精神。他还说，如果派遣两万名青年（而不是身心俱已定型的老头）前往美国，那么他们回国时就会具有新的精神，就能给他的祖国带来难以估量的好处。我意识到，清朝官员都有一种趋向，即对传教士和本国基督徒变得前所未有的宽容和尊重。但他们这种做法常常遭到无知平民的误解，特别是歪曲了他们的良好初衷。我一直认为，如果让中国民众自己判断，那他们一定会做出公正结论的；排外情绪都是舞文弄墨的学者们所煽动的；所谓“人民的愤怒和怨恨”，也不过是清朝官吏所收获的自己播种的果实而已。我非常想问我的朋友，他把辫子塞在美式帽子下面能给他体面的祖国带来多大的好处？是不是想让新长出的头发变得更加坚硬和更加壮？

起身告辞时，我注意到，他友善的黄色面庞上泛起一丝满意的微笑。他擦着双手，心中显然想到了圣人的教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 在汉语里，“上海”即“高海”。——原注

[2] 1英寻（fathom）相当于6英尺或1.8288米。

[3] 鹰洋：墨西哥银圆，也叫做“墨银”。

[4] 文为：Plures crapula quam gladius。

[5] 1英寸≈0.0254米。

[6] “碱液”和“假言”，英语分别叫lye和lie，是同音双关。

[7] 属作者误解，其实意为“长江的南边”。

[8] 蒂埃（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19世纪法国著名的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和记者。

[9] 文（Arthur John Bowen，1873—?），1897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汇文书院博学馆总教习。

[10] 鹿依士（Spencer Lewis），1881年来华的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

[11] 来会理（D.W. Lyon，1870—1949），1895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他在天津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

[12] 林（Robert R. Gailey，1870—1948），1898年来华的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传教士，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曾在天津协助来会理组织中华基督教青年会，1910年出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

[13] 1英尺≈0.3048米。

[14] 陵医院的英文名称为“Philander Smith Memorial Hospital”。

[15] 比必（Robert Case Beebe），1884年来华的传教医师，隶属美国美以美会。

[16] 文怀恩（John Williams，1871—1927），美国传教士，后来曾担任金陵大学的副校长，死于1927年的南京事件。

[17] “猫已从袋中放出”，仿拟自英语谚语“把猫从袋子里放出来”，意为“泄露秘密”。

[18] 1盎司≈0.028千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