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改变了世界的是研究者的新想法

安田： 我想稍微改变一下视角，提问一些关于动机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美国硅谷被称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央处理器，是创造经济奇迹的主要领跑者。可是令我惊讶的是，当我2016年1月去硅谷的时候，发现在那里工作的人，无论是风险投资者，还是创业者，都不是在追求自我利益或赚钱，他们给我的是与华尔街那些普通金融从业者不同的印象。可以看出，他们希望通过创造新的东西来推动社会的进步，让社会变得更好。这一点令我颇感意外。

斯蒂格利茨： 我也有同感。在硅谷工作的大部分人，似乎都是从发明创造中找到了人生价值。但公平地讲，很多硅谷的企业没有正当地履行纳税义务，把从世界各地获得的利润转移到了税率较低的避税天堂。也就是说，他们还是执着于利益的追逐，只不过更隐蔽一些。但从个人层面来看，的确在那里工作的人像是完全被创造力推动着向前跑。

安田： 在硅谷，我经常听到关于建立未来生态经济的事情。今天，硅谷正在建立独特而优秀的生态经济系统，您认为那与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

斯蒂格利茨： 是这样的。现代市场经济不是由19世纪发生的工业革命引发的。我在《创造学习型社会》（Creating a Learning Society）一书中也提到，现代市场经济的成功是由学习与研发带来的。我们通过学习与研发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那些改变了世界的人物中，我举个例子：发现DNA的分子结构与遗传信息复制原理的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开发了无线电的海因里希·赫兹；激光的发现者查尔斯·哈德·汤斯……这些为改变世界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大多都是科研人员。是的，给社会带来巨大变革，令世界之所以能够像现在这样发展，是因为这些科研人员将涌现出的新思想化为现实。

安田： 老师在接受采访、从事教学和研究、协助政府部门工作等方面都非常努力。下面我想问一下，是什么东西激励着您，或者您的动机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 完全是因为做这些事让我感到快乐、感到兴奋。也就是说，我能从思考经济与社会的结构当中感受到快乐。

我小时候就很爱提问。记得11岁的时候，我觉得什么都很奇怪，甚至曾经问过父母：“在如此富裕的社会中，为什么有只能上6年学的人，还有上不了中学的人。为什么会如此不公平呢？”

因此说，能走上研究经济学的道路，是因为我对歧视、不平等、经济危机、经济波动、贫富差距等感兴趣——当然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担忧。从许多层面综合来看，世界经济正在变得越来越糟。至少，美国的情况比我刚开始学经济的时候糟糕多了，收入差距已扩大到令人无法想象的程度。

安田： 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阐述了各种类型的动力和动机。您如何评价他在书中所写的工人劳动积极性问题？

斯蒂格利茨： 过去10年，或者说是5年来经济学的进步之一，就是认识到了经济学家一直在使用的 “个体”模型是错误的。这种模型认为，人与生俱来就具有某种先见性和理性的行为倾向。

在那以前，人们不讨论他们的选择倾向从何而来，也忽视了文化的影响。直到最近几年，人们才开始强调文化所起的作用以及文化如何改变人的态度和思维等。

当然，商界很早以前就知道这件事，不然市场营销早就没饭吃了。而市场营销的工作，就是试图去改变人们的偏好。

烟草公司用骑马的男人做万宝路的广告，并不是为了提供香烟信息，也不是为了告诉人们死于吸烟的人数、从尼古丁中得到的快感大小、焦油对身体的危害等。它只是为了让人们看到自己所憧憬的英雄在吸万宝路的样子，从而刺激其购买欲望。

这只是一个例子，我们从这里可以逐渐明白人很容易受影响这一事实。我们一生下来，就开始受到父母的影响。接着，我们还将在接受文化、友情、市场等的影响中成长。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指出，某一特定的宗教观念与文化的组合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我也认为多种文化支撑着市场经济的健全发展。

几年前，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曾出版过一本名为《东亚奇迹的反思》的书。写作前在东亚各国考察时，印象最深的有这样一件事：在某个国家，我问到为何国家经济能够腾飞，他们说自己成功是因为他们是儒教国家；而在另外几个国家的人则说自己成功是因为他们不是儒教国家。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文化，都有对经济的健全运营做出了贡献。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也可能会发生变化。

但是，发生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制度滥用，与任何宗教的伦理道德都是水火不相容的。甚至可以说，压根儿就没有任何伦理可言。尽管如此，金融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对扭曲的市场经济起到了牵引作用。美国金融业的GDP占比，已从1947年前后的2.5%上升到了8%。

人们工作的动机千姿百态。的确，就像在正常作用的市场经济中一样，也会有多种多样的动机并存。而且我认为，所谓能够很好地发挥其职能的社会，也正是那种对多样性宽容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