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一九九一年七月底，妈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衰老了，身体也分崩离析地说垮就垮了。好像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不行了，连个渐进的过程也没有。

而妈可能早有预感。

妈去世后，唐棣学生时代的好友石晓梅对我说，六月份她来看妈的时候，就觉得妈明显地衰老了。妈去拿笔记本，想要记下晓梅的电话。可是刚拿出笔记本就茫然问道：“我拿笔记本干吗？”

晓梅说：“您不是要记我的电话吗？”

就是这次，妈伤感地对晓梅说：“我再也看不见唐棣了。”

晓梅说，以前妈也常说这样的话，但她从未介意，因为上了年纪的人常有如是之说。可是这次，妈再这样说的时候，晓梅觉得她是真的再也看不见唐棣了。

一九八七年妈得黄疸性肝炎以后，我每半年带她做一次B超，检查她的肝、脾、肠、子宫等等，医生每次都说她什么病也没有，一定能活到一百岁。

我虽然不敢奢望妈活到一百岁，我想她活到九十岁、九十五岁，是不成问题的。

我这样盲目地乐观，还可能是因为妈太自强、太不需要我的关照，什么事都自己做。就在一九八七年秋天因为黄疸性肝炎住进医院的前几天，她还自己步行到魏公村口腔医院看牙呢。

就在妈去世前的五六个月，还给我熬中药呢。

就连胡容都看出，一九八四年唐棣走后，妈老了一大截。一九八七年得了黄疸性肝炎后，又明显地老了一截。而我却总是看不到妈的衰老，我对她的关心，是不是连外人都不如？

医生的良好祝愿正中下怀地鼓舞了我、欢愉了我，从而也麻痹了我。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从而忽略了妈毕竟是八十岁的老人，以致我大意失荆州。这可能也是造成妈过早地去世的原因之一。

而且我那时不知为什么愚蠢地认为，那个半年一次的B超检查，就是妈整个健康状况的鉴定，既然做B超的医生说她什么病也没有，她就真是什么问题也没有了。我现在悔之晚矣地悟到，其实B超了解的只是腹腔方面的情况，其于心、肺、脑方面的情况还是一无所知。以我的智力，这本是略动脑筋就能想到的事，然而我却没有想到。

我算是大不孝了。

妈年事渐高以后，我并没有经常守在她的身旁，而是把她丢给小阿姨，或游走异国他乡、或应酬交际、或忙于写作、或去陪伴我的先生……以为有小阿姨在她身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尽管现在我不论走到什么地方都把妈的一点骨灰带上，可这还有什么用呢？在她老迈力衰，最需要我在她左右的时候，我却把她远远地丢下了。

一九九一年七月初我到黑龙江大庆采油七厂采访，她比我哪一次外出都更想念我。听小阿姨说，她不断地说：“张洁快回来了，张洁快回来了。”好像在为无人照应的自己鼓劲。

可是我在大庆给妈打长途电话，问她各方面情况如何的时候，她老是说：“没事，挺好的。”

有一次妈便秘得特别厉害，急迫地念叨着：“张洁要是在就好了，张洁要是在就好了。”而我却远在大庆。

多少年来都以为妈的便秘是老年人的通病，后来才知道，那是由于她的脑垂体瘤已经影响到了她的内分泌系统，从而影响了身体各系统的功能的缘故。

妈从不要求我的关照，从不抱怨我在她八十岁的高龄，还总是大撒手地把她丢给小阿姨。

妈终于禁不住对小阿姨这样念叨我，一定是因为身体异常不适，有一种到了紧要关头的直觉。

我在黑龙江呆了不过十几天。一到家就发现，短短十几天里妈就颤颤巍巍地塌了腰。走起路来磕磕绊绊，举步维艰，两只脚掌嚓嚓嚓地磨蹭着地面。裤带也常常忘了系，吊吊地拖垂在衬衣下摆的外面。

妈再不是那个不管什么时候都利利索索的妈了。

可我还是想不到，或不愿意那么想：妈是不行了。我还以为，或我宁愿以为她不过是在懈怠自己。

我说：“妈，您怎么这样走路？好好走。”

或者我在内心深处已模模糊糊地感到，妈也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尽管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妈能活到九十五，但是为什么一见妈那样走路我就心里发紧？我心里越是发紧，却越是轻描淡写地对妈说：“妈，好好走。”

妈就抵赖、隐瞒、解释着，说她脚底疼，或是鞋不合适，或是刚睡起来、刚坐起来，腿脚还没活动开……

也许妈心里早就明白，否则为什么老是找出各种理由来蒙混我，也蒙混她自己——那可怕的结局不可避免地快要到来。

那个时候妈大概就知道她已经不行了。可是她不肯对我说实话，她怕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一直是互相搀扶才挣扎过来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组成的这个队列，即将剩下我一个人了。

所以妈的抵赖、隐瞒、解释里，总含着隐隐的歉疚。好像她不但不能再扶我一把，反倒把我一个人丢下，让我独自在这实在没有多少乐趣，甚至苦不堪言的人生里继续跋涉、挣扎，是她对我的一种背弃。

妈的两只眼睛，总是老泪凄凄的。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听信眼科医生的话，妈的视力不好，是因为长了白内障的缘故。而白内障一定要在它的翳子蒙上整个眼睛后才能手术。我们不懂，不懂也没问个明白，为什么十几年过去，妈的视力差不多等于零了，翳子还没有蒙上她的眼睛？

有两次胡容来看妈，恰好我不在家。她应声开门之后竟看不清是胡容，问道：“你找谁呀？”

胡容说：“姥姥，您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妈说：“哎呀，听声音才听出来是你。”

到一九九一年更是出现了重影。妈常说，有时能看见两个我，有时半夜醒来，老看见屋子里有人，或有几个小孩子在乱跑。“刚开始我还挺害怕，后来就习惯了。”妈说。

现在，不用念医学院我也懂了，一个人的眼睛如果查不出别的毛病，视力却越来越差的话，就应该考虑是否是瘤子压迫视神经的缘故。可是却没有一个念医学院的眼科医生想到这一点。说他们是庸医恐怕不够公正，只能说他们没有想到。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位能够研究一下，一个视力已经近乎零的白内障患者，她的翳子还蒙不上整个眼睛，是否和脑子里发生占位性的病变，压迫视神经有关？如果那样，妈早在她还可以承受手术的年龄就做手术的话，我现在还有妈。

妈的左肩更加歪斜了。

妈左肩的歪斜，可能是从一九八九年开始的。那一年五月十三号我去意大利的时候还没有发现，后来我从意大利转往美国，并在一九九〇年二月把她接到美国的时候，突然发现她的左肩歪斜了。不过那时远没有一九九一年夏天歪斜得这么厉害。我说：“妈，您的肩膀怎么歪了？”

妈辩解说：“这是因为右手老拄拐杖的缘故，右肩老撑着，左肩就歪塌下去了。”妈几乎不拄拐杖，拐杖拿在她手里只是心理上的一种依赖，哪里是什么“右肩老是撑着，左肩就歪塌下去”。她只是不肯承认那是衰老的象征。在她辩解的深处，恐怕隐藏着对衰老无力、无奈的忌讳，更主要的是她知道我不愿意她老。

我老是一厢情愿地觉得，妈还是拉扯着我在饥寒交迫、世态炎凉的日子里挣扎、苦斗的母亲。有她在，我永远不会感到无处可去，无所依托。即便是现在，我看上去已经是足够的强大、自立、独立的样子了。只有妈深知，这不过是看上去而已。

妈也一厢情愿地想着她不能老，更不能走。她要是老了、走了，谁还能像她那样呵护我、疼我、安慰我、倾听我……随时准备着把她的一腔热血都倒给我呢？

随时，我的眼前都能现出妈住进医院的前一天，坚持锻炼的样子：手杖依旧横空地握在右手，她常说：“我不拄，我就是拿着它壮壮胆。”不管命运如何安排，她要以八十岁的老身奋力延缓着依赖他物、他人那个时刻的到来。

发卡胡乱地卡在头发上。稀疏的白发，东一绺、西一绺地四下支棱着。妈是极要体面的人，不管条件、情况怎样，她总是把我和她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可是，早晚有一天人人都会有的，那个力不从心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双臂勉力地、尽快地摆动着，好像还在协调地配合着快速、利索，其实举迈已经相当艰难的双腿。

妈晃动着双臂往前挣扎着，满脸都是对生命力，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的不明不白、不甘不屈，以及在这毫无胜利指望的斗争中、心力耗尽后的空虚。

妈明显地食欲减退，吃什么都不香了。

而以前妈的胃口总是很好，饭量比我还大。更让人不安的是，我要是不给她夹菜，她就光吃饭。给她夹了菜，她就光吃放在饭上面的菜。我要喂她，她又不肯，就只好把她碗里的饭菜拌匀了让她吃。

吃饭的时候，眼睛茫然地瞪着前方，不知其味地、机械地往嘴里填着。端碗、拿筷子的手也颤抖得厉害，已经不能准确地把饭菜送到嘴里去。连端碗的样子都变了，不是端，而是用左手的食指抠着碗边，把碗夹在食指、拇指和中指的中间。我纠正她几次，可是没用，下次她还是那么拿碗。

妈的脑子里，好像什么都装不进去了。

妈终日倚在沙发上昏睡，任门户大开。

到现在，妈那昏睡的样子还时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特别是那一天，我走进她的房间，见她睡得简直昏天黑地。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干这干那，她也不曾感到丝毫的干扰。她那毛发日渐稀疏的头（妈的头发本来就少，但是不秃），枕在沙发的扶手上。那张沙发是我们经济上刚刚翻身的时候买的，式样老了一点。扶手比较高，所以她的脖子窝着，下巴自然杵在了颈窝上。嘴巴被杵在颈窝上的下巴挤得瘪瘪地歪吊着，气也透不畅快地呼呼有声。全身差不多摊放在沙发上，好像那不是一个有生命的躯体，而是没有生命的血肉。

妈不再关心锁没锁门，会不会丢东西；不再像过去那样，不管谁，哪怕是我进门，也要如临大敌地问一声：“谁？！”

就是跟我到了美国，住在我任教那个大学区最安全的教职员公寓里，对公寓里其他人出入不锁门的现象，妈也总是放心不下，多次让我提醒他们注意锁门。我只是随口应承着，并没有认真去做。妈见没有成效，就“提醒”不止。弄急了我就会说：“锁门干什么，谁能来偷咱们或是抢咱们呢？咱们有钱吗？没有。公寓里的家具人家也不会要；咱们的衣服即便偷去也没法穿，尺寸不对。再说，咱们俩不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不对那些歹徒的胃口，您就放心吧。”

妈一生处在无所依靠，不但无人保护，还要保护我的情况下，对门窗的严紧自然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情结。不过她在世的时候我并没有求其甚解，甚至觉得这种过度的谨慎纯属多余。直到妈过世以后，当我细细回顾她的一生的时候，才有些许的感悟。

就连妈平时赖以解闷的电视也不再吸引她了，虽然电视如她醒时那样总在开着。也不再暗暗地为我关心天气预报，因为我和小阿姨每日要在先生和母亲两处交替地来回穿梭。

既然我已身为他人之妇，就得谋为妇之政。晚上过先生那边去给他做晚饭，以及恪尽我其他的为妇之道；一早再从先生那边过到母亲这边来，所谓的陪伴母亲、服侍母亲，给母亲做一顿中饭，外带在电脑上打字挣钱养家。所以妈老是希望天气晴好，免得我这样窜来窜去地被风吹着、被雨淋着、被太阳晒着……提醒我及时地加减衣服。妈去世后，再也没人为我听天气预报，让我注意加减衣服，或是出门带伞了。

所谓的陪伴母亲也是徒有其名。满头大汗地进得门来，问一声安，和她同吃一顿早餐之后，就得一头扎进电脑。不扎进电脑怎么办？写作既是我之所爱，也是养家糊口的手段。

不知道为什么家庭负担那么重，常常觉得钱紧。家里难得吃一次山珍海味，又少着绫罗绸缎，更没有红木家具、纯毛地毯。一应家什尽量寻找“出口转内销”，力求别致而又花钱少。妈更没有给我什么负担，不但没有给过我什么负担，直到妈去世的那一天，还在倾其全力地贴补我。最后，她每月的养老退休金已有一百五六十元之多。她的每一分养老退休金都花在了我们的身上。

十多年前，当妈还没有这么多退休金，而我的月收入也只有五十六块钱的时候，以她七十岁的高龄，夏天推个小车在酷热的太阳底下卖冰棍，冬天到小卖部卖杂货，赚点小钱以贴补我无力维持的家用。那时候卖冰棍不像现在这样赚钱，一个月干下来，赚多赚少只能拿二十多块钱，叫作补齐差额。即卖冰棍或卖货的收入，加上退休工资不得超过退休时的工资额。但对我们来说，这二十多块钱，就是一笔很大的收入了。

只是在我有了稿费收入以后，妈才不上街卖冰棍、卖杂货了。记得我将第一笔稿费一百七十八块钱放在她手里，对她说“妈，咱们有钱了，您再别出去卖冰棍了”的时候，她瘪着嘴无声地哭了……

到现在，我的眼前还时常浮现出那些又大、又浓、又重、又急的泪滴。当时，妈坐在我们二里沟旧居朝北那间小屋的床上，那张床靠墙南北向地放着，她面朝西地靠坐在顶着南墙的床头旁……

但是好景不长，后来我们经济上稳定了，可是妈更操心了。

早餐也很简单，一杯牛奶、一个鸡蛋而已。一杯牛奶能喝多长时间？这就是妈盼了一夜的相聚。给母亲做饭也赶不上给先生做饭的规模，一般是对付着填饱肚子即可。比起母亲，先生毕竟是外人，我该着意行事。这也是母亲的家教，自己家里怎么苦，也不能难为外人。这和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莫教天下人负我的理论正好相反。而母亲到底是自己的亲娘，不论怎样，她都不会怪罪我、挑我的理。不但不会怪罪、挑理，甚至千方百计地替我节省每一个铜板。

有一段时间妈老是尿道感染，我觉得十分奇怪。按理说，家里根本不存在诱发尿道感染的条件。后来发现，她小解后根本不用卫生纸，而是用一块小毛巾。我问她：“您干吗不用卫生纸，这多脏呀。细菌会在上面繁殖的，难怪您常常尿道感染。”

妈说：“不脏，过几天我就把毛巾煮一煮，消消毒还能用。用纸多浪费呀。”

那时候一卷卫生纸才两毛五分钱，我是说最便宜的那种粗卫生纸。我们家从没用过类似金鱼牌那种细卫生纸。就是这两毛五分钱的粗卫生纸，妈也舍不得用。她老是说：“你那钱赚得多不容易。”

我把小毛巾给扔了：“每天煮一次都不行，您还几天煮一次！以后再不能这么干了。您这么节省难道我就能发财吗？”

从那以后，妈没再尿道感染。可是我又发现，她就是用卫生纸，也是很小的一块。怎么跟她说，她也改不了。

早饭以后，妈就盼着午饭。因为我在准备午饭的时候，就把妈叫到紧连着厨房的小厅里，为的是趁我做午饭不能写文章的时候，和妈多呆一会儿、多说几句话。可是到了七月底，她就是想和我多呆一会儿、多说几句话，也没有那个心力了。只是一味地昏睡。我知道，但凡有一点心力，她都不会舍弃哪怕是几分钟和我相聚的机会。

妈又怕影响我的写作，总是克制着想要守着我呆一会儿的愿望。就连给陪伴她度过许多寂寞时日的猫煮猫食，也要歉歉地、理亏似的打个招呼：“我给猫煮点食儿，不影响你吗？”或是：“我给猫剁点食儿，就几分钟。”

但是任谁，浪费起我的时间、精力、心血，都慷慨得很。这就是妈和任谁的根本不同。

妈对我那台已然算不上先进的电脑，始终怀着一丝敬畏。有那么两次，就在七月或是八月，她扶着我工作间的门框，远远地站在我和电脑的后面，说：“我都不敢往前靠，生怕弄坏了它。”

我把妈拉到电脑跟前，让她看我如何在电脑上操作，以及一通操作后电脑上出现的文字，“干吗不敢往前靠，又不是纸糊的。您瞧，多方便、多清楚啊。”

妈要不能往前靠，谁还能往前靠！只有她，才是最有权利拥有我和我的一切的人。但我始终没有跟她说过这些，总觉得这是无需言表的。加上我一向羞于表示温情，几乎没有对她说过什么温馨的话。现在，一想到那些话可能带给她的满足和快乐，我就追悔无穷。

我不知妈是否真的看到了电脑上的字，但我却听见她说：“真好啊！”

我说过，妈这时的视力几乎等于零了。所以，与其说她是在赞叹电脑的种种妙处，不如说她是在为竟然能使用电脑写作的女儿而自豪，是在表达对我的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通过各种努力、用各种方式给她争了一口气的感慨。

她总算看到了我怎样在电脑上工作，要是那两次她没有偶然地站在我的身后、没有偶然地看到我在电脑上如何工作的话，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拉她来看看电脑，就会给她极大的安慰的。

妈出现了重听的现象，还常常听错。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是唐棣必定和我们通话的时间。

唐棣七月二十八号来电话的时候，妈几乎听不出什么了，只是象征性地抱着听筒，全靠事后我给她转述。虽然听不出什么，那她也高兴，毕竟那是她最爱的人的声音。

接着就是小便失禁，多饮多尿。妈自己也奇怪：“我怎么这么渴啊！”到现在我好像都能看见她不时从沙发上爬起来，到窗台上去拿杯子喝水的情景。那是一只早期生产的磁化杯，很重。杯身漆着枣红色的冰花漆。

我说：“是不是天气太热了？”就买很多西瓜给她吃，但是并不解决问题。

我的耳边现在还常常响起妈那诉之于我的声音，声音里饱含着我一定能把她从病痛里解救出来的信赖。可我辜负了她的信赖，我不但没有把她从病痛里解救出来，她还就此去了。

感觉越来越麻木，感情越来越淡漠……想起一九九〇年七月，我们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妈并没有显出过度的悲伤。不像过去，好像再也见不到唐棣似的哭得十分凄惨。我和唐棣当时以为，这是因为她很快会再去美国的缘故。这也许是一个原因，但更可能的是因为妈的垂体瘤，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了。

后来就连我和先生在妈病房里争执不休的时候，妈也只是扶着墙默默地躲出病房，站在病房的走廊里等候争执的结束。

妈说话开始颠三倒四……

可我还是没有想到妈病了。

记忆中妈很少生病，或许生了病也不告诉我，而是自己到医院看看了事，她常常是独自面对一切。

比如说一九六六年妈第二次割小肠疝气。

第一次手术是哪一年做的，我记不清楚了，反正是在河南。那时候妈还在郑州第八铁路小学教书，五十岁多一点的样子。难道我没在郑州吗？反正我没能陪她到医院去做那个手术。

那一次手术等于白做，很快就复发了。也难怪，差不多三十年前，一个外省医院，敢割盲肠也就不错了，何况这个手术比割盲肠还复杂一点。

一九六六年妈第二次割小肠疝气的时候，是五十五岁的年龄。按说我们都在北京了，我本应该到医院去照顾她，可是我没有。那时，我正在将功补过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争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正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时候，自然就把妈扔在了一旁。以我当时的“错误”，竟然还当上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可以想见我卖命到了什么程度。

也许还因为那时的护士比现在负责，医院也不兴陪住。

我带着三岁的唐棣，有数的几次到医院去看望妈。不但没有给妈送过什么可口的饭菜、水果、甜点，反倒在医院里吃她给我们定的病号饭。我们趴在病房的椅子上，呼哧呼哧吃得很香。我一直记得那顿病号饭，鸡蛋、木耳、黄花、肉片，雪白的富强粉打卤面。那时候，这样的饭，我们觉得好吃得不得了。

而一九八七年我又到欧洲去了，一去就是五个月。回国当天，我就发现妈的脸色黄如表纸，隔壁邻居是位大夫，她悄悄告诉我她的怀疑，根据母亲的脸色，她分析可能得了胰腺癌。

马上带妈去看医生。

那时我们的住处和西苑大旅社只有一墙之隔，可是怎么也叫不到出租汽车。不是说刚刚下了晚班，就是刚刚上班工作还没有派定。想不到偌大的北京，就是找不到一辆可以把妈拉到医院去的汽车。我又不会蹬三轮，就是会蹬，又上哪儿去找一辆三轮板车？人一到急眼的时候，就急出了机灵。我拦住一辆出租车，开口就对他说：“我付给你外汇。”这才叫到了车。为了感谢这位终于把母亲拉到医院的司机，我付给了他一张超过几倍车费的外汇券。

北大医院著名的B超专家陈敏华大夫亲自给妈做了B超，排除了胰腺癌的可能。但她肯定地告诉我，妈患了黄疸性肝炎。

我赶紧把妈送进她的合同医院。这一年她七十六岁，我五十岁。到了五十岁我才懂得如何多爱一点自己的妈。这次我打定主意陪她一起住进医院，以便好好照顾她，却又因为她生的是传染病，医院不让陪床。我只好看着母亲一个人住进传染病房。但我每天都去看她，送些有营养的汤水、菜肴。在我有了稿费收入以后，这已经算不了什么，倒是每天到医院为她换洗内裤才是我对她的挚爱。别的衣服都可让阿姨代劳，但妈的内裤得由我亲自动手，因为粪便、体液是传染黄疸性肝炎的一个重要途径，当然不能推给阿姨。我想都没想过给母亲换洗内裤可能会使我传染上黄疸性肝炎，我只想要母亲感到身上清清爽爽、舒舒服服。她不让我这么做，可她管不了我。做完这些，我们就静静地谈一会儿话。我从她那再无所求的脸上看到，何为心满意足。而这点满足，也只在她生病的时候才能得到。我甚至想，妈为此可能还希望自己生病。

就在一九九一年最后这场病中，妈心满意足地说：“你看，我每次生病你都恰好赶了回来。”好像我总在她需要我的时候出现在她的身边。她就没想一想，如果我常常守着她，而不是为了这样那样的理由（偏偏不是为了她）跑来跑去常常离开她；或是不自找那许多烦恼，心闲气定地围绕着她，就会及早发现她身体的不适，不等她的病发展到这种地步，就及时治疗了。

我作为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亲人，实在被她依靠得太少了。

现在，妈的照片就在我的电脑旁边放着，我侧过头去，凝视着她。

妈对我仰着头，信赖、期待，有赖我呵护地望着我，也就是这样地把她的后半辈子交给了我。我在接受了妈的后半辈子以后，又是怎样对待为我把全身的劲儿都使光了的妈呢？

妈碰上我这么一个不尽责任、不懂得照顾她的女儿，实在是她所有不幸之外的又一个不幸。

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往妈脸上不经意地看了一眼，突然发现她的脸走了形。

妈那慈祥的、不长不方、挑不出任何遗憾的脸，突然让我感到窄长、歪斜，而又并非是真正的度量变化；两眼发直、发死；脸上的肌肉僵硬地绷着，放出一种不正常的光亮。

我心里一惊。

一九七六年，在报纸上看到老人家接见马耳他首脑的照片，我就有过这样的直觉，结果没过四个月老人家就离开了人世。

我这才想，妈的昏睡、声音嘶哑、重听、干渴、多饮多尿、大便干结、小便失禁、没有食欲、感情淡漠、反应迟钝、语无伦次、视力几乎为零、迅速得让人吃惊的衰老……可能都是病态。

到底是什么病？

其他的病不会有，凡是B超能检查的地方都检查过了，要是有病，就可能是脑子里的病。

一九八六年的时候，因为妈的嘴角常有口水渗出，我就猜想过她的脑血管可能有问题。带她到宣武医院做过一系列的检查，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来。不但没有查出问题，给她做什么光栅检查的大夫还说她反应极快，由此说明她的身体极好。但我心中的疑虑还是没能化解——妈为什么会渗口水？

一九九〇年我们从美国回来后，通过市政协王毅同志的帮助，找到协和医院的中医顾问、北京市政协副主席、著名中医祝谌予大夫给妈看病。我以为对轻度的、西医也许查不出的脑血管方面的疾病，中医还是相当有经验的。此外我还想通过中医中药，把妈的身体调养得壮实一些。

等到自己渐渐地将很多事情看得淡漠，懂得了只有妈的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真实、最可宝贵的以后，便对未来的生活有了更平实的想法，那就是让妈快快活活地多活几年。她能活着，就是我的幸福。

首先想到的是一九九二年再带妈到美国和唐棣团聚。同时我还决定，今后不论再去哪个国家，只要超过三个月，一定带上妈。既然一九八七年去奥地利访问带了先生，以后为什么不能带妈？更不要说是参加国内的各种笔会。这就要求妈有一个较为硬朗的身体才行。

祝大夫一搭脉，就说了一句让我心疼的话：“老太太把全身的劲都使光啦！”此外，关于母亲的病情，他再没有说出什么。

祝大夫的这句话，既道出了妈的病根，也道出了妈的一生。是不是他那时就看出妈已是灯油耗尽，不论谁、不论什么办法，都回天无力了。我也永远忘不了那间屋子里的灯光，突然间就昏暗得让人心无抓挠。

我没敢搭腔，更不敢让大夫再说个仔细，我怕妈会想起她一生中许许多多、桩桩件件都得豁出全身的劲儿去对付的事情。可是妈却淡淡的，像是没有听见的样子。对于把她全身的劲儿都耗光了的往事，她已撂手，不再追念。

药，从一九九〇年冬吃到一九九一年春，口水还是照样地渗。二月二十六号我又带妈到北大医院做了脑部的CT检查，虽然还是没查出为什么流口水，但却查出她有脑垂体瘤，这才明白她的视力衰退不仅仅是白内障的原因。不过医生说，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就不必做切除手术了。充其量，垂体瘤发展到最后影响的不过是人体的身高、视力以及内分泌。更何况这种瘤子发展得很慢，也许老人等不到情况最坏的那一天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把这个病说得太简单了。内分泌对人体的影响重大。

他建议再给妈做一个加强的CT检查，不过这种检查要注射一种针剂，以使图像更加清晰。

我当然没有把垂体瘤以及需要进一步检查的事告诉妈。我只对她说，由于护士的疏忽，上次做CT检查时忘记给她注射一种使图像更为清晰的针剂，所以前次的检查等于白做，我们还得重新再做一次。

我这样欺骗妈的时候，却忘记了这样一件事：

二月二十六号我带妈做CT检查那天，见前面的人检查之前都先打一针，我就问护士使用的是不是一次性针头。护士说不是一次性针头，使用一次性针头要多花钱。我说多花钱就多花钱。护士说，多花钱也没有。我正为这多花钱也没有的一次性针头发愁，怕多次性针头消毒不严再给妈传染上什么病的时候，护士又说妈的检查不必打针。我问为什么不必打针，护士说，那种针剂对老人和儿童有危险。

显然妈听见了，也记住了，倒是我忘记了。

尽管后来检查室的大夫给我开了专为老人和儿童使用的比较安全的针剂处方，妈也不肯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加上医生对垂体瘤的影响的化险为夷、化有为无的分析，这件事就放了下来，也可以说是耽误下来。

直到我发现妈的脸走了形，才想到那位医生的话不一定可靠。这次不管妈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一定要把她的病查清楚。

我通过先生的关系，找到一位脑神经内科专家。他一看妈的CT片子，就说妈的垂体瘤已经很大了，必须赶快就诊。同时他又指出妈的大脑也萎缩得相当厉害。

我问他脑萎缩可能引起的后果，他说：“无神志、痴呆、六亲不认，和植物人差不多等等……”

“还有救吗？”

“垂体瘤还可以手术，脑萎缩是毫无办法的事了。”

那一瞬间，像我每每遇到天塌地陷的非常情况一样，耳边响起一种嗖嗖的音响，像时光在流逝、像江河的奔泻。我一直没有认真想过，为什么会是这样？现在我懂了，那是上帝给予我的一种能力。我听见的，其实是一个暗示：人世是一个既不可拒绝，也不可挽留的过程。

大势已去，眼前只剩一盘残局。

我无助、无望，而又无奈。这一拳出手又快又狠，一下就把我打趴下了。可是我只趴了一会儿就站起来了。我折腾了一辈子，从不认命。

我请求这位专家进一步的指点，他介绍我到天坛医院去找全国脑外科专家赵雅度先生。赵大夫看了CT片子后，让我赶快带着妈去做核磁共振，以便更准确地了解病情。那时我才知道，除了加强的CT检查，还有这种不会对老年人造成伤害的检查。我除了责怪自己没有全力以赴，为查清妈的病情想方设法之外，也后悔我过于相信北大医院那位医生的话，没有把垂体瘤对妈身体的危害考虑得那么严重。

我深感自己生活经验的不足，更感到身边没有一个不说是全力以赴，哪怕是略尽人意的帮手。

在这大难临头的时刻，我只有单枪匹马、心慌意乱地硬着头皮上了。

赵大夫指点迷津说，做核磁共振有两个去处，三〇一医院和博爱康复中心。

先去了永定门外的博爱康复中心，联系的结果是一个月以后才能排到我们头上，据说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我如何可以等到那个时候？

铁路总医院的周东大夫很是帮忙，三天之内就帮我们找了一个机会。八月二十三号，星期五，在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做了核磁共振的检查。

那天早晨，我和妈在楼下等先生的汽车。妈穿了一件蓝色砂洗的丝绸上衣，一条深灰色的柞绸裤。天气很热，我们站在楼阴底下。

因为少有坐轿车的机会，妈一直没有学会如何上小轿车。加之一九八七年得过黄疸性肝炎以后，腿脚已然显出老年人的僵直，扶她上车是不大容易的事。车门那里空间有限，我只能站在她的身后，尽力将她连推带托地挪进汽车。

在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妈曾想去厕所方便。可是医院的厕所没有坐桶，只有蹲坑，妈怎么也蹲不下去。我扶着她，甚至架着她，她的腿还是抖得不行。最后她紧张地说：“算了，不解了。”

我很发愁，这样凑合怎么行。好在妈并没有不适的样子。

一般来说，妈出门之前总是先上厕所，倒不是生理需要，而是有备无患的意思。这次要上厕所可能是为了准备做那长时间的检查。

本以为上午就可以顺利做完检查，可是中途停电，不能做了。医生让我们下午再来。

幸亏有先生的司机帮忙，否则那样偏远而又交通不便的地方，光出租汽车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回到家里已近中午，我赶紧做了一顿简单的午饭草草吃下。吃完午饭，时间也就到了。还是妈先到厨房来叫我，那时我刚刚收拾完厨房。想来妈根本就没有休息。她怎能静下心来休息！见我每日里活动得如此紧迫，她大概也猜到事情不妙。

到了医院还是等。检查进行得很慢，每个病人的检查，差不多都需要一个多小时。天气又热，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简直没有什么树荫可以在下面停车。我不过意让先生的司机久等，就请他先回家休息，等妈做完检查再打电话给他。

下午五点钟左右才轮到我们，我搀着妈进了检查室。检查床并不很高，但我知道妈是上不去的。我用尽全力托着她，她还是迈不上检查床。幸好下面等做检查的一位男士和他妻子帮忙，一起把妈抬上了检查床。连我一共三个人，还觉得相当吃力。妈自己也纳闷儿：“我怎么这么沉呢？”

我假装没有听见她的话，躲避着她的话茬儿，也躲避着这句话的晦气，不然我又如何回答她？这是一种闭着眼睛不看就算不存在的自欺，同时也是欺骗妈。我们都知道，按照民间的说法，病人身体发沉是不吉利的表征。

我留在检查室里照看妈，她好像睡着了。有时她的手一颤一颤地想动，我赶紧提醒她：“妈，别动。”她听见了我的叮咛，果然就不动。这又说明她没有睡着。

做完检查差不多六点半了，总算中途没有停电让我们再来一次。

之后我给先生的司机打了电话。回家的路上，他绕过公主坟的灯光喷泉，我振作精神，好像什么让人心焦的事情也没有，一再鼓动妈去欣赏她没有见过的景观，可是妈没有显出什么兴致。到了这种时候，我还能指望妈对这个纷繁的，也许和她已经无关的世界有什么兴致吗？

可能就是从这一天起，我和妈都英勇地打起精神，准备扮演一个明知凶多吉少，却要显出对前途充满乐观精神的角色。

回到家里，已是暮色苍茫，八点多钟了。下车以后，妈没有让我搀扶，她说：“你去开门吧，我自己上楼。”我噔噔地跑上楼去，开了门后又下来接她。那时，她刚上了二楼的大阳台，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着，看上去和一般的老年人没有什么两样。但她的脚步里藏着勉强和虚浮，我觉得哪怕来一阵小风，她一歪就会躺下。也许因为天色已晚，她的脸色看上去灰暗暗的。

八月二十五号，八月里最后的一个星期天，又到了唐棣和我们通话的日子。过去每到这个日子，妈总是早早地就守在电话机旁，但是这一次，她却身不由己地睡着了。

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我在另一个电话机里听见她同昏睡的挣扎。

虽然妈什么也听不见了，但能听见唐棣的声音。这对她也是莫大的安慰，特别是在她就要住进医院的前夕。

还没听唐棣说上两句话，妈就要上厕所。我趁这个空当儿，赶快把妈的病情对唐棣说了说。那时还没到要动手术的最后时刻，惨痛的打击还只是一团不明的氤氲之气，没有形成具体的形状，更没有进入心的深处。我虽然十分焦虑，却知道不能吓着唐棣，免得她因为远在他乡、鞭长莫及而干着急。再者，就是我对她说得一清二楚，对事情又有什么帮助？她还太嫩，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虽然我们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可我毕竟是母亲，我不也心疼她吗？！

这一次通话，妈真是什么也听不见了。她急得高声说道：“书包，你大声叫一声姥姥。”

唐棣大叫了一声：“姥姥！”

妈朗朗地应了一声：“哎！”

想不到，这就是妈和她最爱的人，最后一次、最后一句对话了。

我相信冥冥之中，绝对有人为妈和唐棣安排了这个最后的机会。不论他是人、是鬼、是神，都会为妈对我们的爱所感动。

八月二十六号，星期一。我到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去拿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然后再到天坛医院去找赵雅度大夫。他看了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意见是尽快手术。

我不知道最后是否按他的意见办事，但我知道应该先住进医院。

我不曾考虑过在妈的合同医院手术，尽管合同医院的外科主任说他们能做这种手术，而且有四百多例手术经验，我还是不放心由他来做。

他对妈脑萎缩的前景推断更吓得我满头虚汗，两腿发软。他说，就他所见到过的几个病例，发展到后期病人不但六亲不认，甚至吃自己的粪便，有一个还专门捡食垃圾等等。而垂体瘤的切除手术，据他说还会加剧脑萎缩的进程。

多亏宋汎同志帮忙，通过北京市委出面疏通天坛医院的关系，不然像这样人满为患的专科医院，还不知要等到哪一天才能住进去。

八月三十号，星期五。一大早，谌容陪我到了天坛医院，在医院党委书记带领下到了综合二病房，也就是高干病房。和病房的主任大夫朱毅然讨论了妈的病情，定好九月二号入院。

之后，又和谌容回到北京作协，暂借一万元人民币作为入院押金。唐棣的钱即使马上汇来也不能提取，美金汇款一定要在银行里压三个月才能兑现。

北京作协这样一个穷单位，上哪儿去拨一万元现款？幸好基建处当时有一部分为安装新宿舍楼电话准备的现款，经徐天立同志特批暂借给我。

妈去世后，我听对门邻居俞大姐说，星期天，也就是九月一号这一天，妈给她打过一个电话，说：“我想见见你，跟你告告别。明天就要住院了，这一去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想不到后来果真一语成谶。

俞大姐放下电话赶紧过来看妈。妈倒没有什么悲戚之情，俞大姐劝慰妈：“您别这么说，很快就会好的。”

妈自己也说：“我这是小手术。”

俞大姐又问起我们要搬去的新房子，妈说：“挺好的。”

俞大姐问：“您去看过了吗？”

妈说：“没有，等我手术完了就直接搬进去了。”

那时我刚刚换到新房子，我老是想，等我把新房子装修完毕，再带妈去看房子。这样会与旧房子有个强烈的对比，可以给她一个惊喜。后来我一直后悔没有带妈看过新房子，虽然她的骨灰就放在我新房子的卧室里，我仍然会想，要是她的灵魂想回家看看，不认识路怎么办？

奇怪的是，自妈去世后很难入睡的我，突然在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一号，妈八十一岁生日那天早晨七点多钟的时候打了个小盹儿，梦见我牵着妈的手，进了新家的大门，然后就给她脱下住在二里沟的时候她常穿的那件蓝色皮猴，挂到二门外的衣架上去。刚要拉着她走进二门，我就醒了。我想，妈到底还是回到新家来了。不过我又想，她没进二门我就醒了，到底来了还是没来呢？

妈像了却最后的心事，周到地对俞大姐表示感谢：“张洁太累，太苦了。我尽量不麻烦她，有什么事净找你们帮忙了。”

这话千真万确。

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妈从不愿意求人什么、欠人什么。可是为了疼我，她也只好硬着头皮干她不愿意干的事了。

这些年我常常不在国内，即使在国内，也经常是忙着照顾我的先生，常常苦于没有分身之术。特别在我们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对先生的照料更是鞠躬尽瘁。总觉得我和妈在美国尽享天伦之乐，先生却孤守北京，似乎很对不起他，便想加倍偿还这份心债。更何况我还欠着先生的大情，妈能如愿以偿地去美国和唐棣团聚，全仗先生办理一切手续。如果没有先生的帮助，妈很难如愿以偿。

如此，每当我不在身边，又发生了小阿姨也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妈总是求靠邻居。幸亏我老是碰见好邻居。

妈无法回报人家的情义，往往在我出国或去外地时开列清单一张，要求我按清单携带礼品，以答谢大家的帮助。

我也同样欠着一屁股的人情债。自我再婚以后，妈自知之明地不再操持家务，我就成了一家之主。何为一家之主？就是样样都得操心，样样都得操练。开门要是真的只有油、盐、柴、米之类的七件事，也太便宜我了。

到底哪些事？不说也罢。先生又是动过心脏手术的人，怎能让他劳顿？而那桩桩件件，总有我也无能为力的时候。我照样得求人，日子才能如常地过下去，所以我也有一个单子。这就使我在回程的时候像个驮礼品的驴子。我就向妈抱怨，甚至嫌妈事多，摆出一副被她添了麻烦的嘴脸。也不想想，那些原该是我干的事，我却没干，妈只好求人。求了别人，回过头来还得求我。妈好难！

俞大姐说：“没事，有什么事您尽管说。”

妈又说：“张洁这个人刀子嘴、豆腐心，净得罪人。以后你们多劝劝她，让她说话注意点。”

妈好像知道自己要走了，再也无法呵护我了，不知把我这个永远也长不大，老是让人坑、让她操心的老孩子托付给谁才好。

九月二号，星期一。小阿姨和我送妈去住院。

临行前妈问我穿什么衣服，我拿出她银灰色的毛涤裤子，灰色丝织背心（虽然谁也看不见谁里面穿了什么，我还是喜欢配色），灰蓝色细条纹格子的米色衬衣，蓝色软羊皮的浅口皮鞋。我深知妈不论什么时候都讲究体面。连我自己也挑了一件略具意大利风格的连衣裙和一双白色的、适合跑路的低跟皮鞋。暗暗地希望这件讲究的连衣裙，在注重包装的现而今，给我一些办事的方便。但我这份可怜的用心，根本没有派上用场，照样得豁出脸面磕头作揖，使出九牛二虎之力，连衣裙上也就浸着我的许多汗水。这件连衣裙到现在也没有洗过，我就这样收着它，好像收着与妈相关的最后一点可以摸得着的东西。

那件衬衣妈一次也没有穿过。

从美国回来以后，着实给妈做了一些衣服。因为我们发现，不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老年人很不容易买到称心的衣服。妈到美国之前在电话里问我，应该带些什么衣服。考虑到我不在她身边，而是托朋友把她带来美国，她自己能安全抵达就不错了，不敢让她再有别的负担，便豪迈地说：“什么也不要带，衣服到了美国再买。您就背个包，里面装上您的护照、机票就行了。”

妈也多次对我说：“进关的时候那个美国人上上下下打量我，挺奇怪地问我，你就带这一个小皮包，没带任何衣物？我说，是呀，我外孙女怕我旅途不便，不让我带。到那儿以后，我外孙女给我买新的。”她的意思并不在于在什么地方买衣服，而在于所有的旅客中，没有一个人能像她那样享有外孙女的这份体贴。这可不就是对她一生的最好报偿？

没想到在美国去了几次商店，也没有选到对她合适的衣着，妈只好跟着我们一起穿球鞋、运动服。为此，我始终觉得自己说话不兑现，好像欺骗了她。不仅如此，由于我的不兑现，她在进关时说的那些话，似乎就变成了吹嘘（尽管她此生大概再也不会见到那个海关人员）。因此上，她为之炫耀不已的亲情似乎也只是她的一厢情愿。这岂不是更惨？

所以一回国我就张罗着给妈做衣服。城里的大缝纫店，是不会接受老年人的活的，而妈进城量体裁衣也不方便，只好就近在个体户的缝纫店里量体裁衣。个体裁缝大都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做出的成衣非长即短、非瘦即肥，且手工粗糙。还赶不上穷困潦倒的时候，我为她手缝的那些衣服合体。

我写小说以后，妈几次让我给她裁剪衬衣，我不是今天推明天，就是明天推后天，到了也没给她裁过。后来检点妈的衣物，发现一件绸衬衣的两侧，有圆珠笔的划线。沿着这两条划线，是两道歪歪扭扭的手针缝线。可能那件衬衣肥得让妈实在无法将就，只好自己动手把它缝瘦。妈的视力不好，只能缝出这样的针脚。

我真是太委屈妈了。

妈入院时穿的这套衣服，我收了起来。将来，不管由谁来给我装殓，千万给我穿上，不管春夏，无论秋冬。还有一件蓝色海军呢的长大衣，和一条纯毛的苏式彩条围巾，是一九五八年我念大学的时候，当小学教员的妈给我买的。以我们家当时的经济情况而言，花费这笔开销可谓惊天动地的壮举。

为了我，妈就是倾家荡产也不会有半点犹豫。

我猜想妈之所以给我置办这套行头，可能觉得我已到了谈情说爱的年龄，老穿补丁衣服去会男朋友怎么行？可见她对可能加盟我们这个家庭的成员抱着何等美好的愿望。她的这份心意，难道不也是为着那一个人的么？我的傻妈！

任何一个母亲，一旦到了自己的儿女谈情说爱的时候，这辈子似乎就算过去了。

从此妈更没有穿过像样的衣服。后来我有了经济能力，却没能像她考虑如何装扮我那样尽心考虑过如何装扮她自己。其实一个女人，不管老到什么地步，也不会忘情此道。

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得到的最贵重的衣物。也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不是自己花钱买的最贵重的衣物。

给我办丧事的朋友，请你们记住，这件大衣和这条围巾到时候也要给我戴上穿好。我要把妈给我的爱一点不剩的全都带走。

至此，我已将后事交代完了。

先生的司机李志达送我们到天坛医院。本以为经过上周五的联系，就能顺利地办好住院手续。没想到医务处说有钱也不行，非得有局级干部的蓝色医疗卡才能住进高干病房。不知高干病房里住的那些港澳同胞是不是都有蓝色医疗卡？

妈怎么好住室内没有厕所间的大病房呢？那她只好上病房的公厕。公厕里没有坐桶，她又不能蹲，也许还免不了排队等候，她的病情越来越重，对厕所的依赖也越来越大。没有一个可供她随时使用，不受时间限制的厕所怎么行？再说，大病房里有我陪住的地方吗？妈离了人是不行的。

我便楼上楼下地找人疏通关系。妈坐在高干门诊室外的轮椅上，病恹恹地、愁容满面地看着我跑上跑下地奔忙。心疼地对小阿姨说：“你阿姨还算有点地位的人，办起来还这么难。没地位的人怎么办？住个医院真难哪，把你张阿姨累坏了。”

整整跑了一个上午，到十一点多钟，总算住进了综合二病房十六床。

妈病重以后更加尿频，可是那个上午，她一次也没有提出去厕所的要求。过后我问她一个上午没上厕所有没有困难？她说没有。肯定是她见我当时那样为难，不忍再给我添乱。为了心疼我，她就连这个也能忍。

虽说是高干病房，洗澡间还是很脏。想到妈走路已经必得扶墙，而厕所的墙上，洒着很多令人可疑的斑点。上面有没有细菌？会不会让妈传染上别的病？同时我也怕妈会蹭一手脏。把妈安顿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厕所。根据妈扶墙时可能触到的高度，先把那一圈墙面，还有洗脸盆、洗澡盆擦洗干净。留下其他的地方，等我歇过劲儿来再慢慢地擦。

谁能想到入院费了那么多的时间，住进病房已是开过午饭的时间。我没敢麻烦护士为我们备饭，就是对晚饭也没敢寄希望，因为病房里的饭一般说来都是两天前预定的，临时加餐，恐怕也是强人所难。这一天只好先用点心对付过去。

刚住进医院的时候，妈一大早就起床，把被子叠好，然后就坐到房间里的那把太师椅上去。她一辈子拘谨，自律极严。病成那个样子，还想着医院不是自己的家，凡在不是自己家的地方，就习惯地克制着自己，居然可以做到不昏睡。朋友们来探望她的时候，她还问我：“我怎么办？坐在沙发上还是怎么的？”

我说：“您当然躺着，您是病人，怎么舒服怎么着。”

妈这才像在家那样，躺到病床上去。

陪妈住院以后，因为老是在她身边转来转去，就嗅到她身上有股没洗净的汗味。我才想到，靠小阿姨给她洗澡是靠不住的。可见其他方面托靠小阿姨的结果大概都是如此，我更加为自己把妈大撒手地撂给小阿姨就走而内疚。

我一嗅到这股味道就下了决心，我对妈说：“以后我再也不让小阿姨给您洗澡了，我给您洗。”

妈好像很满意这个安排，从这个安排中她大概感受到了人们常说的那种“老来福”。以后，小阿姨再要给她洗澡的时候，她也不说不让她洗，她说：“等你阿姨给我洗吧。”

给妈洗澡，是我们共同的享受。每当我洗出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妈，给她擦干净身上的水，换上干净的衣服，我就感到一种宁静的愉悦。

趁着这个日夜相守的机会，料理了平日早该为她料理，却没有认真料理的一些琐事。比如更换内裤上已经失去弹性的松紧带；按照“脚垫净”上的说明，为她治疗脚垫等等。

手术后妈奇怪地问：“我的脚怎么不疼了？”

过去妈一走路脚垫就硌得她脚疼，这回我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用法，按时给她贴药换药，她的脚垫果然一天比一天小，最后竟完全消失了。

我本来以为妈的脚垫是治不好的，因为在美国的时候也曾用美国治脚垫的药给她进行过治疗，却没有什么效果。现在家里还留着妈那时没有用完的药，和她的一些遗物放在一起。

看来不是治不好，而是没有认真治，让妈的脚白白受了多年的罪。

我不能说美国的药不灵，只能说中国人的脚垫和西方人的脚垫可能大不相同。他们走的是什么路，我们，以及我们的母亲走的是什么路？他们的脚遭过什么样的罪，我们的脚又遭过什么样的罪？他们的医生只能根据他们的脚设计适合他们的药，他们的医生怎么能理解我们的脚有过什么样的遭遇？既然不能，怎么能指望他们研制的药能治好我们的脚垫？

我平时从没有拿出过这么多时间陪妈，只有在妈病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才想到好好守着她，以为这就能守住以前不曾好好守过的妈。只是，晚了！

等到妈无时不在盼望的，可以和我日夜厮守的时候来了，她却抑制不住地昏睡。住院以后，每天只有吃过晚饭到七点多钟的两个多小时是清醒的。

妈不但昏睡，对身边的事物有时也不大清楚了。老是把医院说成学校，把大夫说成老师，还把我们的病房说成是家里的客厅。我想这是因为她做了一辈子教师的缘故。她好像知道自己的意识已经不甚清楚，就更加反复地说到医院和大夫，而一旦出口，却又变成学校和老师。可是我不能纠正她，我不愿向她证实她心中的疑惑。

只有她对我们的爱，是永远清醒着的。

即使妈的生命到了靠这最后的孤注一掷，来决定生死存亡的关头，也还在为我着想。

朱毅然主任打算再给妈做一次核磁共振的时候，她掉泪了，瘪着嘴说：“又要为我花钱了。”

再一次掉泪，是因为听说我向机关借了一万块钱付医院的押金。妈说：“为了给我治病，你都倾家荡产了。”

那时妈虚弱得几乎哭不动了，恸到深处，也只能滴几滴清泪。

那几滴衰老的泪，挂在妈那被疾病折磨得变了样的脸上，让我倍感伤情。我强作欢颜地说：“瞧您说的！何至于倾家荡产？您又发挥您的想象力了，我看您才应该当作家呢。再说了，买条命才一万块钱，比买间房子便宜多了。我现在为您花的钱，怎么能抵得上您当初吃糠咽菜、等于乞讨为生，拉扯我长大时花的哪怕是一分钱！更不用说您每月还有一百六十多块钱的退休养老金呢，您根本花不着我们的钱。”

这可以说是妈一生中的最后两次流泪。从此，到她清清明明地知道她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几日可以盘桓，并且不动声色地独自怀揣着这个惨痛的隐秘走完她最后的人生时，妈再也没有流过泪。

入院初始不过是做各种检查，检查结果是各部器官都没有问题。我那时很乐观，妈也很乐观，以为不过就是垂体瘤的问题，只要扛过手术，我们还会有不算短的一段好日子。我还得寸进尺地想，经过这次手术，消灭了这个隐患，她的身体可能会更好一些。

医院里晚饭吃得比较早，通常是下午五点钟就开饭了。我们虽然自己弄着吃，但也遵守这个规矩。吃过晚饭，我就搀着妈在病房的走廊里散步。

病到那个地步，并且眼看就要上生死难卜的手术台了，妈却没有流露半点我要安慰、开导她的悲戚和惶恐。有好几次，她甚至甩开我搀扶她的手，自己甩开膀子做正步走。我捧场地说：“妈还真行。”

听我这样说，妈浅浅地、亦庄亦谐、有些调皮地笑笑。说：“念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是教我们这样正步走。”

那一阵，或者从那时开始，不，也许是从一九八七年妈得甲型肝炎后，我觉得我变成了妈的妈，而妈变成了我的孩子。

这期间，我曾寄希望于妈的垂体瘤会像大夫期望的那样，属于密鲁素瘤。那就不必手术，有一种进口的针剂就可治愈。可化验的结果偏偏不是。真是天绝我了。

主任大夫拿了妈的核磁共振片子，请王忠诚院长看过。王院长认为从病情出发，是非手术不可了。

从核磁共振的片子上还看出，妈的神经中枢上有一个小囊肿，这可能就是她经常渗口水的原因。但医生表示，这个囊肿没有办法解决。或即使有办法，也太危险。仅仅为了解决渗口水的问题，没有必要冒那个险。

九月十六号，星期一。大夫酝酿了很久，我也期待了很久的最后方案终于出台了。

下午近四点钟的时候，神经外科主任罗世祺找我谈话。

他开门见山地说：“不论从你母亲的病情、年龄、身体状况，或从手术准备情况来说，都是你母亲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但以她八十岁的高龄来说，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我说：“从我母亲入院后的一系列检查来看，她身体各部器官的功能不是很好吗？平时身体也不错，没有生过什么病。一九八七年得过一次黄疸性肝炎，治疗了一个多月各项指标就恢复了正常，比很多年轻人恢复得都快、都好。”

他说：“这不等于她经得起手术的打击，谁也不知道手术中会出现什么问题。年轻人比较容易经得起手术的打击，老年人就很难说了。所以我们一般不考虑接受八十岁以上老人的手术。”

我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是“手术的打击”，以为就是手术中的硬伤而已。只要有一位高明的主刀大夫，又有适当的麻醉，还有什么经得起经不起的问题呢？没想到后来果然如他所料。

他又说：“老人的脑子，软得都像嫩豆腐了。手术中需要把额页托起，这一托，也许就能把脑子压出窟窿。”

“麻醉这一关也很难过，很可能就醒不过来了。抬起额页的时候，也可能对大脑造成损伤，手术完了人也许就没意识了……当然，在脑外科手术中，切除垂体瘤手术算是较小的手术，和普通外科手术中胃的部分切除差不多。你要考虑好，如果你坚决要求手术，我们还是可以给她做的。”

我立时心乱如麻：“如果不做手术还能坚持多久？”我想到的是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日子。

他说：“一两个月吧。”我的眼泪唰的一下掉了下来。世界上还有什么打击比这更为沉重？当你知道你所挚爱的人还有两个月就要与你诀别的时候。

妈去世后我多次向他探询可能造成妈猝死的原因，在一次谈话中才知道他说的“一两个月”指的是妈的视力。

造成这个误会是因为我的怯弱。我听了他的话就被吓住了，连追问一句的勇气也没有：一两个月究竟指的是什么？

既然妈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而手术这条路也许还有希望挽救妈的话，我为什么不背水一战呢？

这个错误的理解，也是我后来下决心手术的原因之一。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安慰我，又说：“也可能是一两年。不过不做手术也没有什么大关系，顶多就是失明。”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每位大夫在和病人家属谈判手术问题时的套话。这也难怪，见我那样提问，他的回答只能模棱两可。万一手术出了问题，我要是赖上他们怎么得了。

我说：“您这么吓唬我，我不敢签字了。”

他问：“难道你没有人可以一块儿商量商量吗？”

我说：“没有。”

甲戈大夫在一旁说：“她只有一个女儿，还在美国。”

我不是没有人可以商量，朋友们，还有先生，都可以提出他们的建议，但是大主意还得我自己拿。

问题是我拿不了这个主意！

我在人世间闯荡了五十四年也从没感到，或者不如说从不在乎的孤独，就在那一刻猛然地袭上我的心头。

就在那一瞬间，我懂得了什么叫孤独！它一上来就把我打得落花流水，让我生出无法抵挡的恐惧。

“看来我只能和她本人讨论这个问题了。”

罗主任说：“您怎么可以和病人谈这个问题呢？”

我说：“我妈行。”

我不是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事到如今，我不和妈讨论还能和谁讨论？谁让妈生了我这么一个到了这种节骨眼上，还得让她自己来拿主意的女儿呢？我不但不能像一般人那样，在这种时候对病人隐瞒起真情，让病人情绪稳定以利治疗，反倒让她自己拿起笔来，在吉凶难卜的生死簿上给自己画个钩。

我不能老在医生办公室里哭个不休。我得赶快找个地方先把无法收住的眼泪排泄一下，不然我就没法回病房去见妈。我拿起母亲的核磁共振片子，说了声：“谢谢大夫。”就走出了医生办公室。

我料到妈会在医生办公室外等我，她若看见我眼睛里的泪水，那就什么都明白了。所以出了医生办公室的门，我头也不回地顺着走廊向综合二病房外走去。我用眼角的余光向后瞥了瞥，果然见妈站在她的病房门口等我。

我没走几步就被妈叫住了。我也曾闪念，是不是应该拔脚就跑。可是那和让她看见我的泪水有什么不同？我只好站住。

妈到底看见了我的眼泪。

回到病房，妈就盘问起医生和我的谈话。

入院后，妈对自己的病情、治疗，一直不闻不问，好像不是她生病一样。是对我的无限信赖吗，把她的性命全权交付给我？或许她明白，探讨这个问题令我痛苦难当？抑或她知道自己的寿数已尽，问又何用？

我无法瞒住任何时候都比我明白的妈，只有照实对她说：“不手术也没什么关系，顶多就是失明，我再请一个阿姨专门服侍您。我也可以充当您的眼睛。虽然大夫说在脑手术里这是最简单的手术，只相当于普通外科手术里的切除盲肠，但您的年纪毕竟大了，何必冒这个险呢？”

妈说：“别、别、别，我一定要手术。我可不愿意那样活着。你不签字，我自己签去。”

我说：“您签字不管事。”

妈说：“好孩子，你就听妈这一次话吧。”

妈这样说，我就没辙了。

我一辈子都没听过妈的话，而后来的事实证明，都是我错了。

前不久我还就一生的婚嫁哭着对妈说：“妈，我从没有听过您的话，现在证明，都是我错了。”

妈辛酸地劝慰我：“事情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吗！”

这次该不该听？

既然每一次分歧的结果，都证明不听她的话是我的错，这次就应该听她的话。

可要是这一次偏偏就听错了怎么办？

也许我还是应该坚持不听她的话？

万一又是我错了怎么办？

这真像押宝，不论押在哪一点都险象四伏。

妈说：“我自己找大夫去。”到了这种时候，还是妈来充当我们这个家的主心骨。

我拉着妈的手向医生办公室走去。

刚走到医生办公室门口，正巧甲大夫出来，我们便站在走廊里谈话。

妈的手在我的手里剧烈地抖动着，在这抖动的颠簸中我慌乱地迷失了心智。我迷乱地牵着她的手，像牵着一根系在我和妈或是妈和这个世界之间的，不论怎样小心翼翼也难保不会随时飘扬而去的游丝。

身材矮小的妈仰着头对甲大夫说：“我不愿意那样活着，我坚决要求手术。”她的声音不大，但头脑清楚、咬字清晰。她从容不迫地安排了自己的结果。就在那一瞬间，我心慌意乱地看了妈一眼。

看上去，妈仍然是一位知深知浅、自尊自爱的老妇人。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她那样面对人间的万千风景？

妈穿着唐棣在美国给她买的开身黑毛衣，这件毛衣妈去世后唐棣又要了回去，时常穿着御寒。我想她也和我一样，需要寻找一种仍然和姥姥相亲相近的感觉。贴身是一套我们从美国回来后新买的睡衣。要不是因为住在医院，我从家里给她拿什么她只好穿什么的话，这些衣服她还舍不得穿呢。她老是存着、攒着，准备再到美国去看唐棣的时候穿。不过自从她住进医院以后，就再也没有表示过任何意愿。有了一种万事皆空的超脱。

走廊里的灯光如此昏沉，一种离我虽已渺远却永远不会忘怀的、关于灯光的记忆在我心里涌动起来。

我们的苦情为什么老和这种灯光连在一起？现在，它又来了，像过去一样地挤压着我们。在它的挤压下，妈显得更加矮小、苍老，也更显得孤独无援。想必我也亦然。

甲大夫说：“我们会考虑本人的意愿。”

妈听了以后，伸出右手和甲大夫握了握，说：“谢谢了。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人了。”

妈为什么对甲大夫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人了”？是把自身的安危托付给了甲大夫？或是替方寸大乱的我表达对大夫的信任？还是说从此以后，她的命运就紧紧地和甲大夫连在了一起？

甲大夫也动情地说：“你也是我的亲人了。”

跟妈一起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常以为妈是胆小怕事的人。从记事起，就老是听见她说：“小声点儿，小声点儿，别让人家听见。”到了生死关头，却见到了妈那不为人知，甚至也不为我知的大勇。

妈去世后，小阿姨对我说，手术前她问过妈：“姥姥，做手术您怕不怕？”

妈无所谓地说：“不怕，一点儿也不怕，是死是活由命了。”

这真是个太不懂人情世故的提问。她怎么能这样问妈！

我从来不敢、不忍问妈一句怕不怕，也不敢就此抚慰妈一句话。我怕那会给妈增加更多的压力。懵懂中我还觉得，这样避而不谈似乎就可以躲过这场大祸，可我还是没能躲过。

其实妈对疾病还是相当恐惧的。记得有一年她得了食道炎，她总以为得的是食道癌。在等待进一步检查确诊的时候，每天晚上等大家睡下后，就悄悄地坐起来拿块馒头一口口地嚼咽，以试验她的食道是否已经堵塞。她永远都不知道，我是如何用棉被捂着自己的呜咽，看她坐在黑暗中一口一口吞咽馒头的。

妈对疾病的恐惧倒不是因为贪生怕死，更不是留恋人间的荣华富贵。我们的生活何曾荣华富贵？一九四九年以后算是有饭吃了，但也只是吃了三十年社会主义的咸菜，直到我有了稿费收入，生活方才有所改善。如此，她已经心满意足。特别在搬到西坝河以后，暖气烧得很热，不像在二里沟，一到冬天，房间里冷得连毛衣、毛裤、棉袄、棉裤、大衣、围巾、口罩都得穿齐戴好，那还冻得妈浑身直抖。她不止一次拉着胡容参观西坝河的房子，说：“你看多好啊，比起过去的生活，真是天上地下了。”

妈只是不放心把我一个人丢下。她老说：“我不能死，我死了你怎么办呢？”

妈深知我在各方面对她的依傍，没有了她，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依靠的呢？在我漫长而又短促的一生里，不论谁给我的支撑，都不能像她那样的穷其所有，都不能像她那样无时无刻不在我的左右。

妈是为了我才分外爱惜生命，恐惧疾病的呀。

当时我仅仅以为妈是怕我为难，以她老迈的有病之身，自己承担了自己手术的责任。

其实妈坚决要求手术还有无法衡量的大爱在里面——一旦她觉得再不能呵护我，不但不能呵护，反过来还可能成为我的累赘的时候，就宁肯冒着下不了手术台的危险，也不愿那样活着连累我。

回到病房以后，我趴在妈的膝上，再也忍不住地大哭起来。她一动不动地坐着，好像没有听见一样，似乎又进入了精神麻木的状态。我还暗暗地想，幸亏她的精神已渐麻木，否则这生离死别的痛苦给她的刺激就太大了。

可是手术后的一天妈突然对我说：“那天晚上，你哭得我心里好难受啊。”

原来妈心里什么都明白，她不过是强忍着自己的悲伤，免得再增加我的悲伤就是了。

我这一生也算碰到过不少难事，但都没有像让妈接受手术还是不接受手术让我这么作难，这么下不了决心。

为此我将心比心地问过甲大夫和王集生大夫：“如果是你们自己的母亲，这种情况下你们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手术？”

他们的回答都是“不同意”。这更增加了我的犹豫。

天坛医院的老专家陈炳煌教授正好也住在综合二病房，准备做换髋关节的手术。见我急得团团乱转，既无临阵的经验，又无人可以商量，更没人可以帮着拿个主意，很是同情。他看了妈的片子、了解了妈的病情后主动对我说：“实话对你说，医生既然肯做手术，就有相当大的把握，否则他是不会同意手术的。哪个大夫愿意病人死在自己的手术台上？当然他要把丑话说到前头，万一将来出了问题，免得病人家属纠缠不休。我的意见你还是签字吧，再不手术你会后悔的。这是你母亲最后一个机会了，现在她的身体条件还好，大夫对她的病情也比较熟悉，罗世祺主任是国内这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要不是看你这样孝顺母亲、爱母亲，以至让我感动的话，我作为这个医院的大夫，是不该给你出这个主意的。”

我实在并不孝顺，我只是非常爱妈而已。

爱和孝顺是两回事。孝顺除了牺牲、奉献，还有很多技术环节上的问题。

那几天我不断去找陈教授咨询。

“罗主任说，我母亲的脑子已经软得像豆腐了，手术时难免要把脑子托起来，这一托可能就会把脑子托出两个窟窿。”

陈教授说：“一般说脑软化，并不是脑子软了，而恰恰是脑子硬化的意思。怎么能托出两个窟窿呢？再说额页托起的时候，是用垫了很多棉条的板子往起托，而不是用两个手指去托。”

“听说额页托起后会损伤大脑，手术后可能会变成什么意识都没有的植物人？”

陈教授回答说：“两个额页同时托起也许有这种可能，你母亲的手术只需托起一侧额页，而且又是右侧的额页，更不会有那样的危险。”

“要是不手术呢？”

“不手术，最后瘤子会破裂、出血，除了失明还会造成卒中，从而影响生命中枢。那时再到医院急诊为时已晚，碰上一个对她病情不甚了解的值班大夫就更不好办了。她现在的这些病状，实际上就是垂体瘤压迫植物神经造成的后果。”

而罗主任说就是手术成功，也只能解决失明的问题，对解决妈现有的病状毫无意义。她合同医院的外科主任更是说，手术只会加重脑萎缩的症状。

我想他们的意思是，对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来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何必冒这个风险？医生们又何必为一个已经没有多少时日的老人大动干戈？如果手术失败，甚至还得搭上自己的声誉。

难得陈教授如此直言。

这期间，什么时候听到、想到手术中可能遇到的意外，我随时都去找陈教授咨询。在陈教授的启发、开导、帮助下，直到我这个脑子再想不出什么疑问，才对甲大夫说，我考虑手术。

事实上，对于命运，人如何能考虑周全？人，更不要说我，要是能考虑周全，妈就不会没命了。

决定手术以后，我又开始陪床。我不敢想、又不得不想，也许这就是我和妈最后相聚的时日了。妈入院后每晚差不多要上五六次厕所，而我一旦醒了就难以入睡，各种各样的烦忧立刻又会在我的脑子里频率极快地跳进跳出，所以体力消耗很大，有些晚上不得不让小阿姨来顶替我。

九月十七号，星期二。

吃过晚饭，将近七点钟的样子，妈突然对我说：“咱们俩坐一会儿。”

和妈相依为命五十多年，不论情况多么险恶，妈从没有对我这样说过：“咱们俩坐一会儿。”

我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把沙发拉到妈坐着的太师椅前，靠着她的膝头坐下，握着她的手，先声夺人地说些使她开心的话题。

“唐棣说她明年结婚，请咱们去参加她的婚礼。我要给您做一套缎子礼服，上身是中式短袄，下身是到脚腕的长裙……”

为了满足妈四世同堂的愿望，本不急着结婚的唐棣决定在一九九二年为姥姥结婚。

虽然我们常常与妈的意见相左，但真到决定大事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以她高兴或不高兴为原则。如果她不高兴的事我们勉强做了，总觉得是个缺陷，即使我们得到快乐和幸福，也觉得不完满。

这是妈期待已久的消息，要照过去，妈一定会问长问短，高兴地笑起来。可是这次妈却没有露出丝毫的兴趣。

我又接着热热闹闹地说下去。说着说着，她突然冒出一句：“跟前没人了，你要吃得好一点。”

妈不说“谁”跟前没有“谁”了，她也不说“谁死了”，她说“跟前没人了”。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明白了这样的时刻，不论我怎样做，都不可能让她不去想那即将到来的背水一战。她想的肯定是她可能下不了手术台，丢下我一个人怎么办？

我体会到了心如刀绞的滋味。我甚至也听见妈的心被慢慢撕裂时的钝响。

很不高雅。在我们的一生中，“吃”几乎是最重的心思和负担。

过去妈老是为我们怎么才能吃饱而忧心，这几乎就是我们家的苦斗史。

所以妈要叮咛的，首先还是这件事。

我和妈也总是为了“吃”而吵架。

我规定妈必须吃的东西，她老是舍不得吃，老想省给我、留给我。就算不是省给我、留给我，也还是省着、留着，直到留坏了、留烂了，她还是留着。

也许是穷惯了。我到现在也不习惯自己和妈、和女儿享受一个水平的待遇。唐棣没有出国以前，这个问题还不突出，反正唐棣是我们共同的重点保护对象。唐棣走后，她就变成了天字第一号，先生是第二号。

回想我这辈子跟妈吵的架，基本上是两大类。一是不听她的话，尽跟她不满意的男人恋爱、结婚；再就是我老想让她吃好，她老舍不得吃。

其实妈并不想包办、干涉我的婚姻，只是她对我要嫁的男人要求太高。凡是我为之受累、受苦、受罪，让我生气、要我无穷无尽地服侍的男人，哪怕他是天字第一号的男人，妈也不认为他是好男人。

可是，不让女人为之受累、受苦、受罪、生气、服侍的男人，上哪儿找去？

妈去世后胡容告诉我，妈曾十分不满地对胡容说过：“我都不让她生气，可是别人倒老让她生气……”她说的这个别人就是我的先生。纵观世上的夫妻，哪儿有不致气的呢？

过去妈是很爱“参政”的。并把她的“参政”叫作“提醒”。从我的写作、结交的人等，到往来的应酬，更不要说是恋爱结婚……有些意见我从未认真听过，有些意见干脆不听，为此我们常常发生摩擦。

其实妈的“参政”和一般人的好事大不相同，她是怕我处事不慎、招灾惹祸、吃亏上当。说到底，妈的“参政”是对我的守护。她老是不放心，总觉得我头上悬着一把利剑，那把剑随时都会掉下来扎在我的头上。她得时时守护着我，按妈的说法，也就是“提醒”着我。

“提醒”一次两次还行，时时“提醒”，我就烦了。一烦，就会和她戗戗起来。一戗戗，就免不了生气。我老是对她说：“妈，我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虽然我们常常争吵，可我知道妈是为了我好。知道她是为了我好，也不一定就能采纳她的意见，甚至没有采纳过她的意见。

我们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发现妈有些不同。怎么不同，我没深想，听了胡容的话才猛然想起，她不大“参政”了。

过去可不是这样，妈的“提醒”有时真让人火冒三丈。

为什么妈不再“提醒”我了？

虽然妈没有解释过，但我现在猜想，很可能是因为我把她接到美国，让她和日夜想念、想得大病一场的唐棣团聚了几个月，是对她恩重如山了。更何况以后我还要带她再去美国，她欠我的岂不更多？而她又不可能放弃看望唐棣的机会，所以时刻都在想着如何报答我的这份情义。

妈怎么不明白，她能把我拉扯大，岂止“含辛茹苦”一类的字眼所能容括？我就是把自己的命搭给她，她也是受之无愧的。我用得着她的报答吗？！

但是爱女莫如母。虽然我无法对妈说清，但她深知我心中的苦楚。她深知再不能增加我的精神负担，不然我就要崩溃了。而对我最现实、最好的报答就是别让我生气，别给我再增加精神负担。一点也不能了。不但不要给我增加精神负担，还要想办法让我高兴一点。这从她写给唐棣的信上可以看出。妈去世后，唐棣把它们的影印件寄给了我。

由于视力日衰，最后几年妈给唐棣的信很少，但每封信里都表达了对我精神状况的忧虑。

妈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二号的信中写道：

……在电话中谈到我去看你，这是我最希望听到的话题。你离开我已经两年之久，怎能不想呢？真想马上见到你。这是我最后的寄托，以后又如何呢？想是感情的促使，但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难办的问题。如果我去到你那里倒不十分难，买张机票就走了。我也不用人送。可是一想你妈一个人孤零零留在北京，她的思想上有那么多痛苦的负担和压力，把她丢下（尽管是几个月）我也不忍心。她每天都在苦恼中生活，所以我下不了决心……

希望你劝一劝你妈，她有时想不开。事情已经如此了，就得想开。我真怕她神经了……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三号的信中写道：

……等你以后有了工作，有了经济基础，有了房子住，我身体没什么病，看你妈妈情绪好些，我一定去看你一次。以上这些我都挂念！

尤其你妈，我走后她一个人在北京……再一想我已经是快八十岁的风烛残年了，我还能活几年？感到很矛盾……

你妈五月二十号左右去美国，你们俩好好呆一个月吧，你劝劝你妈，别那么过于好生气，那样，只有摧残自己……你妈现在精神好像有毛病，一件事没完没了地说，脾气特大，我真担心……

一九九〇年八月六号的信中写道：

你妈回到北京以后，由于心情不怎么愉快，所以更年期的病又复发，整天出大汗、急躁。人家说这种病怕受刺激，我们都应该想办法使她得到些安慰。你有时间能给她多写些信，找她愿意听的事情说。姥姥嘴笨不会说什么，她有时急了说些话不对，这是病态，我们应该原谅她。这不是她的肺腑之谈。有人说更年期的病有时持续一年、半年之久……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十二号的信中写道：

生活的担子够她戗的，我不能帮她的忙，反而累着她。我过意不去。我什么忙也不能帮她，她真可怜，精神老不愉快。我随便说说，你别往心里去，也不用说我给你写信的事……

一九九一年五月七号的信中写道：

她很忙也很辛苦，所以她有时发脾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她心很善良的，自己舍不得吃，给我和老孙吃。有时我很难过，花她的钱太多了……

正像妈在信中说的，为了让我高兴一点，她甚至放弃了对我的守护，免得她的“提醒”与我的意见相左，从而使我心情不快或伤了我们之间的感情。虽然我们吵过就算，但她也不那么干了。

妈不“提醒”，不等于她想象中的那把悬在我头上的利剑就不存在，它时时都在她的眼前晃动着。可是，既然她已经决定不再让我生气，她就只好咬紧牙关不吱一声。

对我和唐棣的爱，简直把妈的心撕成了两半。

妈并不知道，我虽然不听她的意见，不满意她的“参政”，可是我却需要她的“参政”时时在我的身旁。

我振作精神，继续努力扯三扯四，想要岔开这个话题。可是妈又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你也成人了，书包也挺有出息，我也没有什么牵挂了。”

妈果真没有什么牵挂了吗？其实何曾放心得下。说她没有什么牵挂，实则是要我别牵挂她：她去得无恨无悔，花开花落自有时一样的无可遗憾、也无可挽留。

我心痛得不知如何把局面维持下去。

妈并不理会我的神态大异，硬起心肠往下说。好像再不说就没有了说的时机，好像再不说就没有了说的勇气：“时间长了就好了，我不也孤独了一辈子吗？”

这不是在交代后事么？

然而妈要交代的岂止这些？

也许妈明明知道，就像往常一样，这些话说也白说。这一件我不会落实，那一件我也不会照办。可是她又不能什么都不嘱咐，撒手就走。

妈肯定想到，从此可能就是撒手一去，今生今世再也不能相见，她有千条万条放不下心的叮嘱，无比琐碎又无比重要。她就是再活一世，就是把天底下的话说尽，也说不尽她那份操不完，也丢舍不下的心。事到如今，也只有拣那最重要的说了。

后来，我想过来又想过去，怎么想都觉得，妈这三句话，可能把她想说的全都包容进去了。

妈说这些话的时候，有一种把人生完全了然的平静和从容，我却感到分外痛楚。我那费尽心机压在心里的悲情，一下就冲破了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堤防，汹涌泛滥、无可拦挡地没过了我的头顶。我再怎么努力也维持不住为表示前途光明、信心有加、心情宽松而设置的笑容，趴在她的膝上大哭起来。

一向爱掉泪的妈，这时却一滴泪也没有，静默着任我大放悲声。倒是她反过来安慰我：“没事，没事！”

其实妈是很刚强的人。或者不如说，她本不刚强，可是不刚强又怎么办？只好刚强起来。她的刚强和我的刚强一样，不过是因为无路可走。

这样的谈话，自然让人伤痛至极，可妈这要走的人，反倒能捂住那痛而至裂的心。这要使多大的劲儿？我都没有这个力气了，妈有。把全身的劲儿都使光了的妈还有。

祝大夫曾说：“老太太把全身的劲儿都使光了。”我想他也许错了，到了这种节骨眼上，妈还能拼却全力地护着我，而且如此的绵韧、深阔。

但是，妈，您错了。时间长了也好不了啦，您其实已经把我带走了。

也曾闪念，要不要叫唐棣回来。

这两年，妈常做安排后事之举，好像她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号，她在给唐棣的信中写道：

……通过电话以后，我的思绪万千，我真高兴！我有你这样一个好孙女。感激你对姥姥的关心、体贴。为了让姥姥高兴，不惜辛苦劳动挣的钱给我打电话，每次电话费要花很多钱。我真感激你！长大了，有了学习好的成绩，也没忘记年迈的姥姥，还约我和你妈同去美国，你带我们去玩玩。难得你有闲的机会。谢谢你——我的好孙孙。明年在你毕业时，你妈一定去（现在正联系机票呢）参加毕业大礼。你妈全权代表，代我祝贺！

我去你那里，只是为了看你，不是为了玩。我已是年迈的人，这样的机会很少，也只有一次。所以得周密考虑。这是我今生最后的一次机会，再没有第二次了，所以我特别珍惜它，留着这个机会，不用。使我精神永远有寄托，有个盼望。所以先留着它。

如果明年匆匆去了，时间又不长，仅是一个月，花那么多路费，也太浪费了，所以我决定明年先不去，等你考上研究院，或者工作和结婚，那时我再去，住个一年半载的回北京。我不能在你那里久住，你刚工作，必须奋斗，使自己能站住脚。我哪能累着你呢。你妈妈工作有了成绩，我只好累着她，她是我的女儿，在北京度我的有生之年。可能的话，你两三个月给我打次电话，我就满足了。我估计二年之内去看你吧。但得取（得——张洁）你的同意，我自己就可以去，你妈认识一个空中小姐。我还不糊涂，最近身体比前些日好多了，你放心吧，活两三年没问题……

妈去世前，我从不知道她给唐棣写过这封信。

尽管妈非常想念唐棣，但她知道条件尚未成熟，也从未表示过去看唐棣的愿望。

我们后来安排妈到美国去，完全不是这封信的影响，而是时机使然。一个偶然的，也是特定情况下的机会，使我能在美国停留一年，这是妈探望唐棣最好的时机。

唐棣毕竟还是个孩子，没有多少顶门立户的经验。我不也是这几年才知道照顾妈的吗？而且还常常顾此失彼，完全谈不上体贴入微。如果把妈交给唐棣一个人，是有一定困难的，只有在我的陪同下，妈才有可能去看望她。

现在，当我读这些信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

妈果然是在写这封信之后的两年去看望了唐棣。

妈果然在美国住了五个月，正像她所说的“住个一年半载……”我本来打算让她在美国多住些日子，从一九八九年八月开始就请先生帮忙申请护照、办理出国手续，这些手续一办就是半年，到一九九〇年二月，妈才如愿以偿。这个速度堪称世界之最。要不然妈还可以在美国多呆半年，那就真能像她说的“住个一年半载”。

妈果然只看望了唐棣一次，那果然成了她“今生最后的一次机会，再没有第二次了”。她没有等到一九九二年我再带她去看唐棣就走了。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去美国探望唐棣的时候，只能带着她的一部分骨灰了。当我取道法兰克福飞越大西洋，纽约已遥遥在望的时候，我默默地对她说：“妈，您就要再见到唐棣了。”可是她已然不能再用她的欢声笑语来回应我的激动。

妈果然在这封信之后又活了两年多，应了她“再活两三年没问题”的话。

……

妈也曾两次嘱咐我：“我要是有个山高水低的，别叫唐棣回来。”不过那时候她还没有显出病态。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次是我们从美国回来不久，秋天的一个上午，阳光很好的样子。我站在妈的房间里，她穿着一件开身的宝蓝色的小毛衣站在电视机前，一边摆弄着柜子上的什么，一边对我说着这句话。妈常穿那件毛衣，因为合身，不像别的毛衣穿上去总是显得臃肿。

就在这封信里，妈还写道：“假如有一天我突然病了，或者死去，你千万别回来，你回来也拉不住我。冒着坐飞机的危险何必呢。只要你听姥姥的话，别回来，姥姥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

所以妈在住进医院之后，从未主动提过唐棣。

我想，妈不提，是怕提起来更加心痛。

妈不提，是为了唐棣的前程。

妈不提，是为了安定我的心。因为她一提就等于“提醒”我，这一回她可能就活不成，否则为什么叫唐棣回来，那不是要和唐棣诀别又是什么？这一来可不就捅破了她和我都在极力掩饰的恓惶。

妈不提，是怕我为难，她默默忍受着。这，也许，可不就是，真的，死别。

可是妈不提不等于我不想。我真的为了难！

这个时候妈一定非常想见唐棣一面。

我想把唐棣给妈叫回来，可又怕吓着她。那不等于告诉她，形势险恶、凶多吉少，否则为什么惊动唐棣？这会不会给妈造成压力？而任何思想负担都可能削弱她闯过这一关的力量和勇气。现在后悔地想，还不如让她有点思想负担和压力，那她可能就不愿意手术。不手术的话她今天也许还活着，我还能天天看见她。

我要是不把唐棣叫回来，万一大事不好，我一定会为此而追悔无穷。尽管这是妈永远不会说出口的愿望。

唉，实在想不出一个两全之计。

……

当我后来看到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号妈写给唐棣的这封信的时候，方知妈在活着的时候就想到了我们如今的悔恨，并早早为我们如今的悔恨开脱了我们的责任——

假如有一天我突然病了，或者死去，你千万别回来，你回来也拉不住我。冒着坐飞机的危险何必呢。只要你听姥姥的话，别回来，姥姥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

我尽量甩开这些忧虑，寄希望于我的直觉。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妈的手术一定成功。

手术确实成功了，可妈还是带着没和唐棣见上最后一面的遗憾去了。

我对妈实在太残忍了。

我何曾孝顺过妈？！

唐棣倒是常来电话询问妈的情况。

唐棣才是妈的一剂灵丹妙药。就像妈在一九九〇年十月一日给唐棣的信里说的那样：“……听了你的电话后，像吃了灵丹妙药，心里多么愉快、多大的安慰呀……书包，我是多么爱你，有了你姥姥才活得有劲，否则还有什么意思……”

我这时变得非常唯精神力论。几乎每天都对妈说唐棣有电话来，殷勤地、真真假假地报道着有关唐棣的消息。为的是让她知道我们对她的眷恋，她也就会更加眷恋这个世界，这样不是就能增加她和死亡斗争的勇气？

每每我向她转述唐棣的电话时，妈脸上的皱纹就舒展开来，那不仅是深感安慰的表现，还包含着别人无法攀比的满足——她不再像从前一个人拉扯着我苦斗那样哭天不应、叫地不灵。在她生病的晚年，两个那么有出息的女儿在为她牵肠挂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