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新”之前

也许推动对“创新”概念积极重新评价的最重要因素是真实创新在工业革命后大规模的经济、技术和文化变革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些变革始于18世纪的英国，而后蔓延至世界各地，其规模和范围令人难以想象。有些作家将其称为“奇迹”，这是可以理解的，尽管这个奇迹一直伴随着巨大的代价，包括工人和自然环境的牺牲。

到19世纪早期和中期，新技术，如蒸汽驱动的纺织机和火车，在经济和社会变革中发挥了明显作用。与铁路设施相辅相成的钢铁工业，开始改变从建筑高度到车辆构造的一切。后来，规模化生产在亨利·福特的装配线、专用机床以及从事小型重复性工作的工人大军身上达到了顶峰。虽然后来的生产技术增加了自动化、机器人和其他技术，但规模化生产的逻辑从未改变。规模化生产，或者说是为大众而生产，极大地增加了个人获得商品的机会，并压低了商品价格，这就是为什么你的衣橱里可能堆满了廉价垃圾，而这些东西在一个世纪前是大多数人买不起的。

价值观和社会地位的变化是这一全面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8世纪，发明家被蔑称为“幻灯机”，这是一个古老的术语，指那些推销存在风险的新型商业项目的推动者或兜售者。1在一个歌颂战争英雄、政治家和贵族的世界里，很少有人渴望成为发明家。

但慢慢地，从19世纪初开始，这些理念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转变。技术创造者的社会地位提高了，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这些国家的领导者把国家权力与公民的“勤奋”联系在一起。2如塞缪尔·斯迈尔斯1851年出版的《工程师的生活》（Lives of Engineers）等书将发明家和企业家视为工业资本主义的缔造者。到了19世纪晚期，托马斯·爱迪生和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等发明家已经成为社会崇拜的对象。像《大众科学》和《大众力学》这样的出版物不断报道着有关新技术令人兴奋的消息。而20世纪的孩子们渴望长大后能成为一名发明家、工程师或创造者。

但这些对发明家的追捧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技术是通过许多人的头脑和双手创造的，而绝非出自一个人的谋划。例如，伊莱·惠特尼因“发明”轧棉机而受到赞誉，尽管轧棉机的基本技术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经存在了数百年。但相比于更加复杂的现实，观察家们更喜欢天才的故事，这种偏好一直持续到今天。当伟人埋头工作时，许许多多的普通人为其“掌灯”，但在后来的科技传记中他们都被抹去了。3

爱迪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作为灯泡以及其他许多产品的发明者而闻名。爱迪生并不是一个人在他的门洛帕克实验室里辛勤工作。相反，他雇用了几十名工作人员作为机械师进行实验，研究专利，绘制设计草图，并在笔记本上仔细记录。一大群爱尔兰和非洲裔美国仆人维护着他们的家和公寓。在门洛帕克还专门有一栋供工作人员住宿的公寓，而萨拉·乔丹（Sarah Jordan）夫人、她的女儿艾达（Ida）和一个名叫凯特·威廉姆斯（Kate Williams）的佣人负责为这些发明家们做饭以及打扫卫生等，提供一个干净舒适的住所。但在爱迪生和他的灯泡合影的经典照片中，你看不到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当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正在超越这个阶段时，对发明家的崇拜才达到了高潮。在20世纪早期，像杜邦、通用汽车和AT&T这样的大公司建立了许多工业研发实验室，在那里成批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团队致力于棘手的技术问题并负责开发新产品。公司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摆脱对独立发明者的依赖，因为他们可以凭借专利索取大笔报酬。而研发实验室的建立成功地把发明过程纳入公司内部，这样公司就能更容易地控制它。在同一时期，公司营销部门通过每年更新产品型号、广告、电影和展览，使向公众展示新奇事物的艺术臻于完美。例如，通用电气在1933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建起了自己的“魔术屋”（house of magic），在那里展示了电子微波等尖端技术。

通常情况下，这些企业的盛大庆典会通过展示一个美好而梦幻的未来图景来证明自己。通用汽车1955年的“工业音乐剧”《为梦想而设计》（Design for Dreaming）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真的应该上网查查看。这部电影描绘了一个消费者的仙境，有几款未来汽车的模型，各式各样的高级定制时装，以及配备了自动化技术的Frigidaire“未来厨房”，可以让女性的工作更容易。“新娘没有必要感到悲伤”，电影中的旁白如此说道，烹饪“就是按键魔法”。在影片的结尾，一辆豪华自动驾驶汽车载着一对夫妇回到他们郊区的家，他们唱着：“明天，明天，我们的梦想将会成真。一起，一起，我们将创造新的世界。”

即使在19世纪中期，技术变革也已经与社会进步的概念紧密相连。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结合是可以理解的。这些年来由于医学的进步，婴儿死亡率下降了。我们的寿命延长了，而且治疗疼痛的能力也提高了。后来，从电灯到空调，从柔软的合成床垫到电视和电子娱乐，物质享受大大增加，使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

人类的苦难的确普遍减少了，尽管我们同样应该认识到，现代化带来的福利从未被平等分配，甚至在世界上的某些地方，人们实际上并不知道这些好处。而得到好处的地方，也同样付出了代价。许多美国人变得肥胖，经常久坐不动，还患有糖尿病。一些人认为，今天官僚的、注重认知的、受到监督的劳动形式是他们遭受痛苦的源泉。此外，过去两百年来一些最重大的社会进步，如奴隶制的终结或妇女和少数族裔投票权的扩大，与技术变革并没有多大关系。

人们很容易忽视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之间的差异，而把它们看成是同一件事。1959年，美国在莫斯科Solnoski公园举办了美国国家展览。这一展览是某一文化交流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的官方目的是缩小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差距，但它也是展示美国资本主义优越性的宣传工具。组织者用各式各样的消费奇迹来填充展览，如彩电以及其他琳琅满目的家用电器，以代表普通美国工人就能负担得起的家庭设施。

1959年7月24日，美国时任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与苏联时任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参观了该展览。两人参加了后来被称为“厨房辩论”（Kitchen Debate）的一系列激烈辩论，因为这场辩论的部分地点就在样板房的厨房里。赫鲁晓夫为自己辩护说，在经历了300年的历史之后，消费用品也许是美国能做的最好的事情。赫鲁晓夫还预测（目前来看是错误的），苏联此时刚建立了42年，并将在7年内在发展上超越美国。尽管尼克松和赫鲁晓夫存在分歧，但他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技术先进程度可以被视为判断一个国家经济体系优劣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