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随笔》：青春之歌

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怎么会做出不平常的事？怎么能把一个国家创造的美，转化成为世界各地很多人都能欣赏的美？怎么能使一个中国人写的外国文章，可以和外国的作家比美争辉，从而在某一方面使一个受压迫、受欺凌的民族，克服自己不如他人的心理？

20世纪的美国作家福克纳说过，他会在小说中写他怎样成为自己的。他是一个不算平凡的人，自然会做出不平凡的事。一个平凡的人，怎能做出不平凡的事，转变成为不平凡的人，那就不容易了。19世纪英国作家赫兹利特说过：“值得回忆的事，是生活中的诗。”一个平凡人回忆的，恐怕就不是诗而是散文了。

我这个平凡的人，20世纪20年代初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家庭，我的父亲也很平凡，但他给我第一个不平凡的印象，是他有一次工作后回家，忽然伏在书桌上哭了起来，说一个月薪水40元（那时小学老师月薪约60元），现在要打七折，只发28元，房租要交12元，只剩下16元，一家五口，连饭都吃不饱（那时学生伙食费每月约5元），怎能生活下去？这使我开始了解生活的困难，知道父亲身上养家糊口的重担，自己一个孩子，只有好好听父亲的话，做父亲要我做的事。父亲只是要我好好读书，学到一门本领，将来可以赚钱过活。一九二六年我入小学，那时家庭经济情况好转，我能学什么本领呢？

我父亲有一个堂兄，在乡务农，我们称他为乡下大伯。他最小的儿子比我大四岁，抗日战争期间参了军，后来升到少将，是我们家里军阶最高的兄弟。乡下大伯会讲三国，他农闲时进城住在我们家里，我们就围着听他讲三国里的英雄人物。所以我小时候想学的本领，就是做个英雄。我还记得他给我们讲张飞智擒严颜的故事。张飞围攻严颜坚守的城寨，严颜不敢出来应战，张飞只好撤军。严颜看见张飞带领军队撤退，快撤完时，他打开城门，杀出城来抢夺后军粮草。不料后军忽然杀出一员大将，手舞丈八蛇矛，把严颜刺下马来，活捉了去。这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原来前面的张飞是一个身材和他相仿的副将假扮的，真正的张飞混在后军之中，到了紧急关头才杀出来。可见张飞不但勇猛善战，而且足智多谋。但我小时候只知道张飞的勇猛，看不出他的谋略。要学他的英雄本领，首先要有他的丈八蛇矛，那时市场上有小贩卖木刀木枪，给小孩做玩具，木柄上还漆了红色，镶了金边，对男孩很有吸引力，要卖四五角钱一把。我要父亲给我买枪，父亲嫌贵，说你喜欢英雄故事，还是给你买《三国演义》《封神演义》吧。这是父亲第一次给我买的书。

《封神演义》写的是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故事。纣王暴虐无道，宠信美人妲己，杀害忠臣良将，这使我小时候就痛恨昏君，甚至对美人也有偏见，正面人物里我喜欢的是少年英雄杨戬。尤其是读了《西游记》之后，读到大闹天宫的孙悟空都打不过二郎神杨戬，对他更是佩服得没话说。但是怎样学习这位少年英雄呢？那时卖香烟的商人在每包香烟中赠送一张广告画片，画的都是英雄人物。我哥哥比我大四岁，他在海盗牌香烟中得到了一张杨戬的画片，上面的杨戬头戴金盔，身披金甲，两眼之间有只神眼闪闪发光，手上拿着一把三尖两刃刀，身后跟着一只哮天犬。哥哥就把杨戬和三国的英雄画片来做战争的游戏，连齐天大圣孙悟空都不是他的对手，三国里的英雄自然纷纷败下阵来。我们在小学时就这样纸上谈兵，过了一点英雄瘾。关于武王伐纣的故事，后来我在《诗经·大明》中还读到过两段。现在把这两段的原文和我当时读得懂的语体译文抄在下面：

殷商之旅，殷商派出军队来，

其会如林。军旗密密树林样。

矢于牧野，武王誓师在牧野：

维予侯兴。“我周兴起军心壮，

上帝临女，上帝监视着你们，

无贰尔心！休怀二心要争光！”

牧野洋洋，广阔牧野作战场，

檀车煌煌，檀木兵车亮堂堂。

驷騵彭彭。四马威武又雄壮。

维师尚父，三军统帅师尚父，

时维鹰扬。好像雄鹰在飞扬，

凉彼武王，协助武王带军队，

肆伐大商，指挥三军击殷商，

会朝清明！一朝开创新气象。

《诗经》描写的三军统帅姜子牙，并不像杨戬一样身披金盔金甲，只是简单把他比作展翅的雄鹰。于是我才想到英雄人物并不一定要全副武装，还能以智力胜过体力的。但是香烟画片上的姜子牙，是一个坐在水边钓鱼、愿者上钩的老人，钓鱼竿哪里比得上三尖两刃刀的英雄气概呢！所以理性知识的萌芽一下就被感性的认知压倒了。

等我升入中学之后，初中一年级在图书馆读到西方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故事，史诗中描写的英雄赫克托耳既是感性又是理性的英雄，如：

冲锋陷阵我带头，论功行赏不落后。

描写的美人也不像妲己那样迫害忠良，如天后、智慧之神和爱神三个女神要特洛亚王子帕里斯评判她们哪个最美。天后答应给他一个王国，智慧女神可以使他成为天才，爱神只能给他一个美人，他却认为爱神最美。

从希腊的神话故事看来，荷马把天后写得和人间的皇后一样，要和嫔妃争风比美，把智慧女神写成才女，把爱神写成重情的女郎，这就是说，西方把神写成人了。而中国的《封神演义》恰恰相反，把人写成了神。如写姜子牙能撒豆成兵，杨戬会七十二般变化，都是说凡人有神仙的本领。中国文学把人“神化”，所以后来皇帝被叫作“天子”，国家进行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君主专政。西方把天神平民化，所以国家进行了民主改革，比中国要早几百年。这种文化对政治的影响，我小时候并不知道，只不过有一点模模糊糊的影子而已，但是已经在幼小的东方心灵中，播下了一点西方文明的种子。

中国小说中虽然把人“神化”，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中国人并不像西方人那样信神，而且信仰宗教的人比西方少得多。早在2500年前，《论语》中就说过：“子不语怪、力、乱、神。”这就是说，中国文化圣人孔子是不谈神怪暴乱的。不谈神怪，所以多谈平凡的人、平常的事；不谈暴力，所以多谈和谐的关系、和平的生活。这是中国和西方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点。西方因为信仰宗教，2000年来，发生过百年的宗教战争，而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多是一个王朝推翻另外一个王朝，儒家和佛教道教一直是和平共处的。因此，早在100年前，英国哲学家罗素就说过，中国的人权统治优于西方的神权统治。20年前，更有75位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提出，如果21世纪要过和平幸福的生活，应该回到2500年前中国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而孔子的智慧，从反面来讲，包括“不语怪、力、乱、神”，从正面讲来，包括“礼乐之治”。所谓“礼”，就是尊重人；所谓“乐”，就是使人愉快幸福。关于礼乐之治，《礼记》中有一段话说得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货，恶其弃之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之于己也，不必为己……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这是我八岁时学会唱的一支歌，当时并不太懂，只是跟着哥哥学唱，学会后直到今天还没有忘记，对我成为今天的我，不能说影响不大。因为歌词提出了理想的大同社会，就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就是民主政治；讲信修睦，就是和平共处。货不弃地，就要物尽其用；力出于己而不必为己，就要人尽其才，而不争名夺利。人人能够如此，夜里睡觉都不必关门了，这就是大同世界。

中国的大同世界和西方的理想社会有没有相通之处呢？比孔子晚200年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他的理想国就是一个真善美的社会，不过“善”字，他用的是“公平”一词，而所谓“公平”，就是各尽所能，各得所值的意思，这就和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大同社会差不多了，甚至可以说是今天社会主义的先声。至于共产主义，柏拉图也谈到过，不过他所谓的“共产”，并不是指生产资料公有，而是指领导人除必需品外，不能够有私产。这个理想没有实现，到了中世纪，西方发展成了神权社会。

关于鬼神，我小时候自然也有迷信。如我四岁时，母亲梦见有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向她索命，结果生下妹妹之后，母亲果然去世了。奇怪的是，不久之后的一个夜里，我在帐子上看见了一个半身人影，但在帐子和灯之间并没有人。父亲来到卧房，我告诉他，他说：“是你娘回来看你，教你认字的吧。”那到底是什么影子，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搞得清楚明白。

到了大学时代，我参加阳宗海夏令营，有一个同学会看相，他一看见我就说：“你六十岁以后会大发。”说也奇怪，我六十岁以前只出版了四本书，中英中法互译各一本；到了一九八〇年，邓小平号召20年内，国民生产总值要翻两番，我响应号召，要把损失了的时间弥补回来，结果提前10年就出版了20本书。到了现在，已经出版中英法文文学作品120多部了，这不是应验了大学同学神奇的预言吗？

更神的是，一九九四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我在北京大学畅春园南门外看见一个灯光明亮的飞行物飞过，停在海淀体育馆旁边的高楼屋顶上。当时只有一个过路人，我问他看见没有，他说明天大约会见报吧，飞行物在屋顶上大约停了10分钟，然后就向东边飞机场方向飞走了。但是第二天报上并没有任何消息。是不是不明飞行物呢？还有没有别人看见呢？我不知道，只好记下来说明我少见多怪了。

关于神怪问题，小时候读《三国演义》也发现了，如小霸王孙策反对迷信，杀了于吉，结果自己也死于非命。我哥哥有一张孙策的香烟画片，他头戴束发银冠，身披锁子银甲，手执长柄大斧，是一个和杨戬差不多的少年英雄。《三国》中说，他和周瑜情同兄弟，分别娶大乔小乔两姐妹为妻。一说曹操攻打东吴，目的之一是要夺取美人二乔，并且在铜雀台盖了藏娇的金屋。但是在赤壁之战中，曹操被周瑜用火攻计打得大败。我在小学初二乙组教室的壁板上，看到一张赤壁之战的五彩画图，图中的周瑜也是银盔银甲，外罩一件淡绿战袍，坐在战船前甲板上，指挥东吴水军万箭齐发，把火箭射入曹军的战船，把曹军打得大败。这使我觉得孙策和周瑜的兄弟情谊是友谊的理想。后来读到苏东坡的《赤壁怀古》，词中说道：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据郭沫若解释，小乔和周瑜（公瑾）一同参加了赤壁之战，有说有笑，看着曹操的战船烧得化为灰烬。苏东坡神游赤壁的时候，年纪比当年周瑜和小乔年老得多，头上已经有了白发，于是多情的小乔就笑他看起来比古人还老了。这个解释很美，使人把“英雄美人”看作人生的理想。

但是历史上的英雄美人并不都像周瑜和小乔这样幸运。孙策号称小霸王，而西楚霸王项羽身经百战，战无不胜，最后却兵败垓下，唱出了霸王别姬的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楚霸王说自己力大无穷，可以移山倒海气冲斗牛，但是时运不济，连乌骓马都不肯奔驰作战了。马不作战还有办法，美人虞姬怎么办呢？结果虞姬自杀，霸王自刎乌江，他却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项羽说“天亡我”，却赢得了人间的同情。据说虞姬听了《垓下歌》后，就唱了一首《和项王歌》：

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

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歌中说刘邦的人马是不是已经占领了楚国的土地？征调了楚国人来作战？要不然，怎么汉军中唱起了楚国的歌？其实这是刘邦的疑兵之计，让汉兵唱楚歌是要使项羽丧失斗志。虞姬歌舞之后就自杀了。她为战败的英雄殉情，小乔却为胜利的周瑜助兴，可见英雄无论成败，都可以赢得美人的真心，赢得世人的同情，这在青年人心目中留下了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思想，甚至有对失败英雄的同情。苏东坡还写了一首绝句《虞姬墓》：

帐下佳人拭泪痕，门前壮士气如云。

仓皇不负君王意，只有虞姬与郑君。

“帐下”就指在垓下的军营帐中，“佳人”则指拭泪唱歌舞剑的虞姬；“门前”指营帐之外，“壮士”却指慷慨激昂、气冲云霄的楚军将士；“仓皇”是说紧急关头，胜败得失、生死存亡之际，“不负”是对得起。始终忠于楚霸王项羽的，只有帐中自刎的虞姬和帐外的郑荣。这首诗说明了后世人对英雄末路的同情，同时叫人不要随波逐流。到了李清照时，她对乌江自刎的项羽不只是同情，还有赞美，如她的《乌江》诗：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李清照说：一个人活着，就要做个英雄豪杰；即使面临死亡，也要以英雄人物为榜样。如《史记》中记载项羽在乌江对将士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这使我觉得百战百胜的项羽比杨戬和孙策还更英勇。但是他在乌江战败，乌江亭长劝他回江东，他却答道：“籍（项羽）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老怜而王之，籍独不愧于心乎！”他就不肯过江东，自杀而死。这给人的启示是：英雄不论生死成败，做事一定要问心无愧。刘邦用韩信打败了项羽，后来吕后又借口杀了韩信。刘邦是成则为王了，但是不是问心有愧呢？是不是比项羽更英雄呢？他写了一首《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他说自己像风吹云散打败了项羽，得了天下又回故乡，却又担心没有韩信这样的猛士来守天下，像他这样能问心无愧吗？他能算英雄吗？

比起刘邦和吕后，我小时候更喜欢项羽和虞姬这一对英雄美人。自然，英雄是主要的，美人是次要的，美人和爱情的观念随着岁月而改变。刘邦和吕后之间，更重要的是理智关系超过了感情关系。到了汉武帝刘彻，情况就不同了，他听了乐工李延年赞美自己妹妹的诗歌：

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李延年说自己的妹妹是北方超群出众的美人，为了看她一眼，全城的人都会倾城而出，甚至连士兵也不守城了；为了多看她一眼，全国的人都会出动，甚至君王也不顾王位了。为什么呢？因为城池和王位都不如美人难得。李延年是出名的乐工，他的歌流传很广，汉武帝一听，就把他妹妹迎入宫中，封为夫人，朝欢暮乐，并像刘邦写《大风歌》一样写了一首《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刘邦自比大风，刘彻却把自己比作白云，在草枯叶落的时候，不禁想起像兰花一样美、像菊花一样香的李夫人来。在李夫人死后，武帝又写了一首哀悼她的《落叶哀蝉曲》：

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

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扃。

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

汉武帝说，我再也听不到夫人罗衣拂地的悉索声了，白玉台阶上已经布满了灰尘；寝宫也空虚寒冷，寂寞难忍，只有落叶依依不舍地留在门槛边上。我到哪里去找得到我的美人呢？我悲伤的心怎能平静，怎能得到安宁？这首《哀蝉曲》说明刘彻不但是重理智，而且感情也比刘邦和吕后更深。而理智和感情的矛盾，却是君王和每一代人都共有的。

到了三国时代，汉室宗亲刘备对甘夫人、糜夫人的感情，似乎还不如对桃园结义的关羽和张飞的兄弟情深。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兄弟之情也发挥了影响。这种影响，我小时候也能感到，上面说的我喜欢少年英雄杨戬和孙策，可能就是受了哥哥的影响。

哥哥渊洵比我大四岁，小时候我的兴趣多是跟着他走的。我喜欢杨戬和孙策，因为他的两张香烟画片使我感到很美，得到了最初的美感。乡下大伯给我讲张飞的故事也使我感兴趣，但是因为没有看到画片，没有美感，兴趣就不如对杨戬和孙策大了。至于项羽，我也没有看到画片，但是霸王别姬的故事能打动人，使人惋惜，这就是美的感情代替了美的形象，理性知识代替了感性知识，随着岁月的推移，人也一步一步慢慢成熟了。

哥哥的手很灵巧，他会用竹子做手枪，给了我一把，可以用来玩打仗的游戏，我非常喜欢，仿佛有了做英雄的工具似的。哥哥又会把硬纸片剪贴成军舰，在装满了水的大盆子里，演习周瑜在赤壁如何打败曹操的水战，但他只教我用纸折成小船，当作曹操打败仗的水军，使我对他的大军舰非常羡慕。

哥哥在小学比我高三级，他的读本上有图有字，我拿来看，有不认得的字就问他，这样我认得的字和三年级的学生差不多，很早就能看小说了。他不但帮我认字，还教我造句，记得“虽然……但是……”就是他教我的。他给弟弟和堂弟讲《天方夜谭》，当时感兴趣的是《阿拉丁的神灯》和《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神灯触动了孩子的幻想，大盗在富家门上画了白圈做标记，准备夜间行动，富家少女却在每家门上都画白圈，使大盗不知哪家富有，也使我感到少女的聪明。哥哥参加南昌全市运动会回来唱运动会歌《大道之行》，我虽然不懂，也跟着哼会了，直到今天还没忘记。还有五卅惨案之后，他唱的“心头的火烧、烧、烧；此仇必报、报、报、报。”不但点燃了我幼小的爱国心，还使我爱上了叠字的音韵。

我随父亲去星子县工作，得到了一张三国大将许褚的香烟画片，这是我知道的第一个姓许的历史人物，他和刘备的“五虎上将”之一马超大战，把马超的长枪都折断了，非常了得。我就开始模仿画片，画他骑马作战的英姿。一年后我又看到一本连环画，讲杨戬出世的传说，比香烟画片更加生动，我的兴趣就由画人物转为画故事，那时哥哥画神话故事《橘中二叟》，画两个老人在橘子中下棋，得到老师好评。我也依样画葫芦，结果这张图画在小学比赛中，居然得了第六名。使我从小就爱美甚于爱真。

哥哥喜欢动手，对课外的事比做功课更来劲，小学毕业之后，他没有考取公立中学，而进入了学费更高的私立鸿声中学，在家里觉得不光彩，有了自卑心理。等我小学毕业之后，他就给我看他中学的国文读本、做他数学读本中的习题。记得国文有王安石的《伤仲永》，数学有加减乘除四则应用题。我考当时江西省最出名的南昌第二中学时，考题多数出自中学读本，如国文要把《伤仲永》由文言译成语体，数学题如几个工人每天工作几个小时，几天就能完成的事，如果增减工人数目和工作时间，需要几天才能完成。我因为做过这类题目，考试都答对了，结果考取了二中。哥哥见了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他帮我考取了，不高兴的是他自己没考取。父亲奖我一本《天方夜谭》，哥哥说奖应该由两个人平分。

哥哥入中学后，对图画的兴趣转为集邮。那时淑忱表姐去美国留学，寄来美国奥运会短跑冠军的邮票；乐忱表哥去欧洲学音乐，寄来大画家鲁本斯的邮票。我也跟着集邮，喜欢的英雄人物扩大到了现实中的运动健将；对美的爱好也由画片扩大到图书，再扩大到邮票了。

哥哥在中学参演了《仲卿与兰芝》，就是《孔雀东南飞》中男女主角的名字。他说这个故事是《红楼梦》的先声，我非常感兴趣，但是买不到书，觉得非常遗憾。后来在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中看到一本顾一樵的小说《芝兰与茉莉》，以为就是这个故事，赶快买了一本。入大学后，才知道顾一樵就是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琇，是中国留美的第一个科学博士，又当选为一九七六年的世界诗人，是全世界难得的文理全才，后来我把他的诗词100首译成英文，没想到自己在初中就读过他的小说。不过小说写的是爱情故事，那时我年纪小，感兴趣的只是英雄人物，并不喜欢谈情说爱，所以受的影响不大。

哥哥喜欢的英雄人物是《三侠五义》中的南侠展昭和北侠欧阳春，他喜欢的作家是赵焕亭，常跟我们讲《奇侠精忠传》中的故事，说冷田禄本领如何出众，田红英又如何讨人喜欢，他们的风流艳事如何变化多端，但我听得不感兴趣，反而觉得他们是歪门邪道，就像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向吴妈求爱一样。其实那时我对鲁迅也并不能真正欣赏，只是觉得他写的阿Q好笑而已。就像我喜欢读老舍的《赵子曰》一样，因为老舍一开始就说，“赵”是《百家姓》中的第一姓，“子曰”是《论语》中的第一句话，所以“赵子曰”就是天下第一人了。我这样喜欢鲁迅和老舍，而哥哥的小名“老洵”和“老迅”同音，我就把“老舍鲁迅”中“老迅”二字除掉，剩下“鲁舍”二字，用作笔名，这也可以看出我那时的爱好。

哥哥喜欢动手，但在学校里的功课成绩不算太好，所以家里认为他不走正路。他可能出生得太早了，如果生在一个理论和实践并重的时代，他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成绩，他不但学习不走正道，做事也有自己的一套。记得有几个同学到我们家来找他，他要我泡茶招待，但有一个姓赵的同学和他关系不好，他就要我在他面前放上一杯白开水，别的同学走了，赵同学还要留下来，哥哥就拉住我的手说，今天有人约我们有事，我们要出去了，就这样我们同他一起出了大门，他往左走，我们往右。我问哥哥谁约我们有事，他一看赵同学已经走远了，就说没有人约我们，我们回去吧。我这才知道我还在走直路，他却会转弯抹角达到目的。后来我在北京大学碰到这位赵同学，才知道他在武汉大学师从朱光潜教授，并且随同朱先生一起来北京大学任教。但是谈起往事，他却没有印象，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我小时候学英文，觉得26个字母非常奇怪。没有兴趣，只有走直路死记硬背；哥哥却教我用中文来注音，如“i”可以注成“艾”，这样转一个弯，就好记了。我用这个办法把“女儿”注为“刀豆”，虽然勉强记住，但是觉得英文远远不如中文，中文“女子”为“好”，多么好认又好记啊。不过后来听哥哥背英文儿歌：

Twinkle,twinkle,little star（小小星星眨眼睛）

How l wonder what you are（你是哪来的精灵？）

我觉得音韵格调都很好听，这样就由音乐开始，对英文诗歌产生了兴趣。再后翻阅哥哥订的《英语周刊》，发现一些小问题也有兴趣。记得一个小问题是：“t”为什么看起来像个岛？我怎么看不出它像岛呢？一看答案，原来“t”是在“水”（water）字的中央，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英文也有和中文“好”字相似的妙处，不过英文妙在形式，中文妙在内容。

我的童年是在大家庭度过的，家里以祖母为中心，下面有大伯、二伯、父亲三个小家。祖母去世后，三个小家没有分开，还是住在一起。我小学四年级以前住石头街，四年级住状元府，五六年级住海棠庙。大伯父母生了三男一女：大堂姐淑英比我大八岁，在南昌女子职业学校读书，教过我用针线装订书籍，还教几个弟弟唱《木兰辞》和《苏武牧羊》，使我们知道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而我小时候对男女的评价一律平等，只看她们是否英雄，不管她们是否美丽。

大堂兄渊泽比我大六岁，是我们兄弟的模范。我进入小学读一年级时，他已是六年级的预备毕业生，记得我入学第一天参加开学典礼时，他站在大礼堂的讲台上，挥舞着两面彩旗，指挥全校学生唱歌，非常神气，就有点像一个英雄。小学毕业后他考取了全省最出名的南昌第二中学，和他的同班同学丁浩一起代表学校，参加全省理化比赛。他们毕业时，江西省第一次举行全省毕业会考，他们那班考了全省第一，个人第一的是他的同班同学万发贯。中学毕业后，万和丁浩考取了清华大学，大堂兄和汪德佑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都是全国著名的学校，他们那一班就成了二中的模范班。

在石头街时，大堂兄住我对面的小花厅，他房里有一个书架，书架上有四本《水浒》。那时洵哥有一张豹子头林冲的香烟画片，林冲拿着红缨蛇矛，背着酒葫芦，眼睁睁地望着大火焚烧的草料场，落难英雄令人非常同情。我就在《水浒》中找到林冲雪夜上梁山的故事，越读越恨贪官污吏，这培养了我的是非观念，还有打抱不平的思想。此外，书架上有英文本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那时不能看英文书，没想到这本爱情小说后来对我的影响，不在《水浒》英雄好汉的故事之下。在状元府时，我读了《楚汉演义》里项羽的故事，更增加了对失败英雄的同情。

搬到海棠庙后，我在大堂兄的书桌上发现了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半月刊。看见封面上画了一个黑色的大方块，注解说这是农历除夕之夜黑人在森林中捉乌鸦的图像。喜欢绘画的我一点也看不懂，这算什么画呀？一问大堂兄，才知道这是林语堂的幽默，是讽刺官场一团漆黑、一塌糊涂的意思。于是我才开始对林语堂感兴趣。

林语堂在《论语》半月刊中有《我的话》专栏，所谓“我的话”，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自己见到之景，自己心头之情，自己领会之事，信笔直书，便是文学，舍此皆非文章”。他又幽默地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再有个法国的情妇。”英国房屋、美国设备，是他“见到之景”；日本太太、法国情妇，是他“心头之情”。至于“领会之事”，他在《论语》中讲过一个故事：一个富人有一个穷朋友，穷人向富人借了钱，结果却跑到一家高级饭店去吃了一顿甲鱼。富人知道后批评穷朋友不该奢侈浪费，穷人却回答说：“我没有钱吃不起甲鱼，有了钱又不许我吃，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吃甲鱼呢？”这种与众不同的想法，就要富人去领会了。

哥哥批评林语堂思想落后，但是林语堂说：“我最大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一半为国，一半为己，争点体面。”这种为国增光的思想，美国安德森说他是“文化人中之龙凤”，恐怕不能算是落后。尤其是对我，“文中有我”的说法，后来起了大作用。

关于英语学习，大堂兄对我也有帮助，如我初中二年级时参加全校英语演说比赛，讲题大得吓人：“救国是我们的责任”。我只能写中文稿，请他为我译成英文，但大堂兄帮人，有时会流露出自己的优越感。记得有一次我们谈到英语会话，我说会话是“conversation”，他马上说我念错了，“a”不应该读长音，而该读短音。后来一查字典，却是他读错了。

自然，学习英语，林语堂的帮助比家庭的帮助大得多。首先，他在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英文法》改正了很多语法书的错误观念。其次，熊式一表叔在英国出版了《西厢记》英译本，得到好评。林语堂也说很好，但是缺少诗意。我对式一叔很敬佩，听到林语堂的意见也觉得对，如对“露滴牡丹开”的熊译是：

And the drops of dew make the peony open.

每个字都译得正确，但是全句太散文化，能不能参考林语堂的意见，译得更有韵味一点呢？我后出版的译文是：

The dew-drop drips，

The peony sips

With open lips.

这样就可以使读者如闻露滴之声，如见牡丹之形，使诗有声有色了。用这种诗中有我的方法来翻译，不但是《西厢记》，就是林语堂翻译的作品，也不是没有提高的可能。如他译的李清照《声声慢》中著名的七对叠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他说：“我用双声方法，译成‘So dim,so dark,So dense,so dull,So damp,so dank,so dead’，十四字译出，确是黄昏细雨无可奈何孤单的境地，而最后一字最重，这是译诗的人苦处及乐处，煞费苦心，才可译出。”这种译法用双声的音美，传达原词叠字的音美和形美，但是能否更好传达原文的意美呢？如：

（1）I look for what I miss，

I know not what it is.

I feel so sad,so drear，

So lonely,without cheer.

（2）I seek but seek in vain.

I search and search again.

如以“三美”而论，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词下片的“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译成：

How could I quicken

The pace of darkness that won't thicken?

On broad plane—leaves a fine rain drizzles

As twilight grizzles.

这几句没有看到林语堂的译文，是参考他“词中有我”的方法译的。“怎生得黑”用了“quicken”和“thicken”，说天黑得太慢了，怎能加快它的步伐？又用“drizzles”和“grizzles”说夜色昏暗，细雨点点滴滴落在梧桐叶上，四个动词都重复i韵，传达了“点点滴滴”的意美和音美，可算接近“三美”了。

其实，林语堂的“词中有我”，等于《论语》中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不逾矩是不违反客观规律，从心所欲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要“有我”。朱光潜在《诗论》中说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翻译诗词是一种艺术，所以“译中有我”，就表示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例如“露滴牡丹开”，如说露水滴下，牡丹绽开，那只是散文的描写；如说露水点点滴滴落下，牡丹张开嘴唇吸饮露珠，那就使露水形象化，使牡丹拟人化，是文词中有我了。这就是科学和艺术的不同，科学求真，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艺术既可以说一指一，也可以说一指二，普遍的可以特殊化，抽象的可以具体化。如“独自怎生得黑？”可以具体化成：怎能加快黑暗降临的步伐？“到黄昏”可以说是：黄昏变得更阴暗了。这样就使散文更诗化，使文学翻译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上升了一步。我后来总结自己的经验，提出了“优化”的译论，这是一家之见，科学派的译者并不同意。

我哥哥喜欢科学，中学毕业后考入江西工业专科学校，他就不喜欢林语堂，甚至说他落后。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学校疏散到乡下去，他因得了肺病，留在城里医治。那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他给我寄了一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来，可见他的思想进步。书中有毛泽东的照片，穿着灰布军服，非常朴素，站在窑洞前面喂鸡。我看了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对这样一个普通人进行围剿呢？哥哥思想进步了，但身体太差，26岁就因病去世了。

我手头的全家照片，是一九五六年我在北京出版第一本书后，回到南昌老家，在豫章公园照的。那年父亲已经64岁，我最感激他的，是在家庭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他借了300元薪水供我去昆明上大学。所以我翻译的英国桂冠诗人德莱顿的诗剧《江山殉情》一出版，我立刻送去一本，向他表示谢意。继母那年52岁，由于哥哥过继给二姑妈，弟弟过继给二伯父，所以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从小是继母带大的。她给我最深的印象是说父母辛苦，子女应该孝顺。谈到生儿育女的艰难，她讲过一个李老君（就是老子李耳）的故事，说李老君出世时，他的母亲还在苋菜地里劳动，结果血水把苋菜都染红了，这就是苋菜叶子变红的原因。我问李老君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她说是从母亲的腋下出来的，这使我从小对生育有错误的观念。

我的弟弟比我小一岁，他喜欢玩，很小就会骑自行车，还会游泳。我骑自行车和游泳都是跟他学的。但他学习功课不好，没有考取第二中学，而是考入南昌商业职业学校，毕业后在税务局工作。抗战胜利后父亲失业，我去欧洲留学，家庭经济负担完全落在他的肩上，所以我对他很感激。他的税务工作经验丰富，新中国成立之后，南昌商业职业学校提升为江西财经学院，他被调去讲解税务。全国税务局长多来财院进修，所以他也是桃李满园了。学校评职称时，要评他为副教授，他却说自己只是商业职业学校毕业，学历不高，评个讲师已经不错了。在争名夺利的时代，这种作风实在少见。弟妹张素兰也是财务工作者，开始工资比他还高，但是看到他实际工作能力强，所以就下嫁了。

这时我在北京香山外国语学院教法文，同时又翻译英文作品。第二年出版了中译法的《农村散记》，第三年出版了罗曼·罗兰的小说，同时开始把毛泽东诗词译成英法韵文，就这样开始成为诗译英法唯一一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