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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崇祯皇帝上吊后，清军能够顺利战胜数倍于己的李自成的大顺军、张献忠的大西军和前明遗老撑起的南明军，明朝投降过去的贰臣起到了关键作用。
也是这一批贰臣降将，在征战中迅速转换角色，由军事官员管理地方，为建立清朝新政权，再次出力。
《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七记载：“孟乔芳抚绥陇右，在当日疆臣中树绩最烈。张存仁通达公方，洞达政本。二人皆明将。明世武臣，未有改文秩任节钺者，而二人建树顾如此。资格固不足以限人欤，抑所遭之时异也？”
孟乔芳是皇太极于天聪四年（1630）永平之战中收服的明朝退伍军官，而张存仁是祖大寿第一次降清送给皇太极的在编副将。
天聪五年十月，皇太极发起大凌河之战。祖大寿在城中导演一出将领杀食士卒的悲剧后，不堪外部重围和内部压力，派长子祖泽润给皇太极写信：如果大汗要征服天下，我等甘心相助。
谈判来来回回，目的就是一个：降，是怎样的降法。
皇太极就是要逼降祖大寿。
而祖大寿的算盘如何呢？
祖大寿提出：我投降可以，但须防范锦州的追击，你皇太极得先解决这个问题。
皇太极的特使、副将石廷柱代表主子给祖大寿传话：“尔等欲定计取锦州，可遣大员来议论。”（《清太宗实录》卷十，天聪五年十月丙寅）
祖大寿派副将祖可法、张存仁等出城和谈，表明态度：如果后金立即做好攻打锦州的计划，他祖大寿便率部归降。否则，再多的劝降也无用。
锦州曾是祖大寿战胜皇太极的荣耀之地，如何成了双方博弈的关节点。
石廷柱传达皇太极的指令：我既然招降你们，再进攻锦州，恐怕我兵过分劳累，是没有准备充足就攻打锦州。你们投降后，对锦州是以武力强攻，还是以谋略智取，都任你们决定。
动之以情还不如威之以力，皇太极的指令话锋一转：倘若你们一定要我先解决锦州，而自己固守城中，那么我只有继续派兵将大凌河城围死。
祖大寿想以锦州分离皇太极的兵力不成，担心激怒皇太极不再和谈，继续重围，使他身历目睹的人吃人的悲剧越闹越大，于是给皇太极写信，信誓旦旦地说：“我降志已决。至汗之待我，或杀或留，我降后，或逃或判，俱当誓诸天地。”（《清太宗实录》卷十，天聪五年十月丙寅）
祖大寿无可奈何了，只好派遣一名中军送信给石廷柱，约定投降的时间和方式，以及攻取锦州的计划。
第二天清晨，祖大寿拿下坚决不降的第一副将何可纲，派两人押解至后金营前杀之。
何可纲颜色不变，不出一言，含笑而死。
城内饥饿的将士争取其肉。
刚毅之士，慷慨赴死，惨遭分食，何其惨厉！
明军饥饿到了这样一个疯狂的境地，祖大寿纵然不降，内部的相互残杀也会彻底拖垮明军。
何可纲虽为副将，但他曾深得袁崇焕重用，为袁氏第二次督师辽东时的征战“三驾马车”之一。袁崇焕虽然此前倚重蒙古人满桂的拼杀，以及探索实践用辽人守辽土、凭坚城用大炮等战略战术，打赢了对抗后金天命汗努尔哈赤亲率大军来攻的宁远一役，他也曾向朝廷奏报满桂“谋潜九地，勇冠万夫”（《明熹宗实录》卷七十，天启六年四月己亥），但很快将帅不和，袁崇焕上疏弹劾满桂种种不是，迫使朝廷将满桂调离辽东。崇祯即位，袁氏复出，经略辽东，提出五年恢复辽东计划，重点谈及祖大寿、何可纲与赵率教堪当大任，并说：“臣自期五年，专借此三人，当与臣相终始。”（《明史·袁崇焕传》）
何可纲曾被论功加太子太保，由右都督晋左都督，品级不比祖大寿低，但在祖大寿第一次降清时就成为血色祭品。
袁督师麾下“三杰”，赵率教战死于己巳之变的遵化城外，何可纲屈死在祖大寿出城投降时，少不了让祖大寿内心煎熬。
祖大寿又忸怩作态，派出四员副将、两员游击，作为他的代表出城，同皇太极及诸贝勒对天盟誓。盟誓上写道：“明总兵官祖大寿，副将刘天禄、张存仁……今率大凌河城内官员兵民归降，凡此归降将士，如诳诱诛戮，及得其户口之后，复离析其妻子，分散其财物、牲畜。天地降谴，夺吾纪算。若归降将士，怀欺挟诈，或逃或叛，有异心者，天地亦降之谴，夺其纪算，显罹国法。”（《清太宗实录》卷十，天聪五年十月丙寅）
佛家有云，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
夺纪、夺算，即夺除寿命也。
祖大寿发如此毒誓，无疑想让皇太极看到他死忠的决心。他记得一年前阿敏在永平杀降！
祖大寿在献城投降后来见皇太极。皇太极出帐迎接，免其跪见，行抱见礼，金卮酌酒以敬，赐予御用之物，如御服、黑狐帽、貂裘之类，待以最高礼节。
皇太极给足了祖大寿面子，老祖很快献计去招降锦州旧部，结果玩了一招金蝉脱壳。
其实祖大寿在和谈中，一直在阴谋玩这一招，一是要皇太极先解决锦州，想趁机全力突围，二是让人代为宣誓妄图置身度外，躲过天谴。
祖大寿成功返回明营，背弃了几重毒誓，却留下了诸多子侄和一万多名将士作为人质，也给皇太极留下了一支很有作战经验的大明精锐。他的儿子祖泽润、祖泽溥、祖泽洪，义子祖可法，副将张存仁、刘良臣等，都留在了后金。皇太极没有因为祖大寿的背弃盟约而处罚他们，而是让他们继续统领旧属，带着赎罪感成为效力于清朝政权的死忠分子。
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中说：“大凌河降官几乎都是世代为明朝效力的辽阳土著边民。他们是职业军人，严格遵守维护个人荣誉的生活准则。自从他们决定归顺后金之后，便成了金汗麾下极为忠诚和自豪的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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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人张存仁最初是祖大寿的心腹大将，在祖大寿麾下，仅次于何可纲。皇太极在劝降书上，都是写着“祖大寿、何可纲、张存仁”，或曰“致书祖、何、张、窦四大将军”。（《清太宗实录》卷十，天聪五年十月丁未、己酉）
祖大寿命他和祖可法一同作为谈判代表，与十一年前在广宁之战中向努尔哈赤投降的前明广宁守备石廷柱等进行和谈。
石廷柱本为女真人，姓瓜尔佳氏，其曾祖和祖父曾任建州左卫指挥，谈判时他已是皇太极的副将，也算是特使。
石廷柱前往受降，不知祖大寿暗藏一手。
皇太极隆遇厚赏，不敌祖大寿虚晃一诺。
祖大寿走后，皇太极仍授张存仁为副将。
如果祖大寿不走，或许张存仁只能屈居其下。但，祖大寿确实走了，他的副将集群直接各挡一面。张存仁很快崭露头角，天聪六年上疏皇太极请求趁机进取辽东，得到了新主子的赏识和器重。崇德元年（1636）五月，皇太极仿效明制设置都察院，并下谕都察院诸臣：“尔等身任宪臣，职司谏诤。朕躬有过，或奢侈无度，或误谴功臣，或逸乐游畋不理政务，或荒耽酒色不勤国事，或废弃忠良、信任奸佞，及陟有过、黜有功，俱当直谏无隐。”（《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九，崇德元年五月丁巳）
皇太极设立都察院，是学了明朝的官制，但又将原来独立监察机构、掌管稽查六部及其他衙署的六科给事中，一并纳入都察院，结束了唐朝以来监察机关台谏并列的局面，以一个更庞大、更专业、更直接的监察机构维护皇权。
皇太极要给自己设置一群监督人、挑刺者。不论这是他的真心设想还是做个障眼幌子，都是君临天下需要谏臣和诤臣的一种宣示。
大度无疆是一种情怀，也是一种胸怀。
需要质疑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境界。
敢于死谏的魏徵常有，而从谏如流的李世民不常有。
这位著名的清太宗与唐太宗虽相隔千年，但对待臣下的态度，倒是有几分相似。只是，皇太极晚年励精图治，李世民醉迷歌颂。
诸臣不敢指责皇太极的偏执，但得肩负皇太极同时赋予的另外一个使命。
皇太极需要他们监督诸王公、贝勒、大臣，如果他们不勤于政事，贪酒好色，喜好游乐，索取百姓财物，强夺民女，或者朝会不敬重，服饰违制，迎合圣意而托病偷安，不入朝和不正常工作的，礼部应进行稽查。都察院就是背后一把利剑。
如果礼部徇私情隐瞒不报，都察院官员就得察奏。
六部断事有失公正和错误的，事情未认真办理结束而欺骗上报已办理完毕的，都察院也应当进行稽查，并向皇太极报告。
这是已改元称帝的皇太极加强皇权的又一个政治大事件。
天聪六年正月，皇太极废除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共理朝政的旧制，改为自己“南面独坐”，突出汗位的独尊地位，清洗了威胁汗位的三大贝勒势力。
天聪十年六月，皇太极改文馆为内三院，继而仿明制设六部，停止亲王、贝勒领部院事务，命诸院部直接对其负责，使之独主政务。
都察院，就是皇太极监察三院六部以及诸王公贝勒、文武百官的特殊机关，用来全面强化和监督执行皇太极独裁专制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都察院初设承政一人，左右参政各两人。张存仁受命成为这个新设的国家权力机关的第一负责人，被授予一等男世职。
皇太极下令，都察院长官班次在六部之上。
张存仁受此重任，甚是惶恐，于是说：我自投效以来，默默观察满朝文武是非贤明，政事得失，但不敢站出来妄论一二。现在皇上创立都察院，命我出任承政。我要是正直，我的属下官员正直必然超过我；我要是邪佞，我的属下官员邪佞也必有甚于我。如果我按着自己的心思行事，别人不敢弹劾的而我弹劾之，别人不敢改变的而我改变之，那么举国上下必然对我群起而攻之，使我于上无以报主恩，于下无以伸己志，那么我之获罪百身莫赎。
他知道自己要怎么做好监察官员的表率，也知道面临着多大的困难：“臣虽愚，岂不知随众然诺，其事甚易；发奸擿伏，其事甚难。诚见不如此，不足以尽职。”（《清史稿·张存仁传》）
他有心做好这份苦差事，于是做一个严于律己的表态：
一、如果他苟且塞责，畏首畏尾，那么皇太极可以负君之罪杀了他。
二、如果他假公行私，瞻顾情面，那么皇太极可以欺君之罪杀了他。
三、如果他贪财受贿，私家利己，那么皇太极可以贪婪之罪杀了他。
张氏很智慧，也很理智，“敢于受任之始，沥诚以请”，宣示自己要以身作则、垂范满朝，同时也为自己职掌风宪，位高权重，必须得到最高领导人的信任和支持：如果他没有违背自己的宣誓，一旦有奸邪小人诬陷他，那就需要皇上辨别是非、乾纲独断、严惩嫉妒侵害。
皇太极表态：我知道你是说了真心话！我素来不听谗言，只有亲眼看到才会相信。我决心要设置专门机构监察王公大臣，那么诸臣必须认真遵守，纵有奸邪，看谁还敢兜售其阴谋诡计！
为了组建成一支强有力、无死角、无特区的监察队伍，皇太极又以其远房的舅舅阿什达尔汉为都察院满承政，尼堪为蒙古承政，并增置祖可法为汉承政。
崇德三年秋七月，大学士范文程、希福、刚林等鉴于六部及都察院、理藩院满洲、蒙古、汉人承政，每衙门各三四人，政见不一，容易纷争，奏请每衙门只设一个满洲承政，其他皆为参政。于是，清廷更定官制，皇太极重新任命阿什达尔汉为都察院承政，祖可法和张存仁同为右参政。张存仁虽然职位有所调降，但不改其仕清的态度和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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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五年正月，张存仁和祖可法联袂向皇太极提出建议，利用强大的兵力向明朝发起进攻，期待皇太极提前制定战略思想，“攻心为上，不角力而角智，勿取物而取城，则直捣燕京，割据河北”（《清太宗实录》卷五十，崇德五年正月壬申）。
这两个著名的投降派，不像祖大寿那样虚与委蛇，而是死心塌地地为皇太极卖力。
他们力劝新主子攻打故国，还为如何拿下明朝倚为生命堡垒的宁锦防线献计献策：“我兵屯驻广宁，逼临宁锦门户，使彼耕种自废，难以图存，锦州必撤守而回宁远，宁远必撤守而回山海。”（《清太宗实录》卷五十，崇德五年正月壬申）
他们美其名曰“此剪重枝伐美树之著也”，就是要将他们驻守锦州的故主祖大寿，逼入投降或死战的境地。
不容否认，最初在大凌河之战，已至绝境的祖大寿派他们同皇太极和谈，继而指示他们代主发表毒誓，带着他们投降后又偷偷逃跑，无疑会让张存仁、祖可法痛恨不已：一恨祖大寿把投降的主张强加给他们，二恨祖大寿让他们背负毒誓，三恨祖大寿将他们逼进了生死门后金蝉脱壳，四恨祖大寿带他们做了叛国者还给自己安骂名。
投降者一旦泄恨报复就是极其可怕的！
张存仁给皇太极打报告说：祖大寿因为背弃您给的恩惠、违背对您的誓约，人们都会认为他无颜再降。但我知道他本来就是毫无定见之人，一旦情势危急，他仍会自缚求取活命。
曾经的主公，被曾经的心腹说得一文不值。是知根知底，是积怨怀恨，是尽忠新主出卖旧主，是实心投效大义灭亲。
为了彻底击垮祖大寿，张存仁建议皇太极釜底抽薪，从策略上对祖大寿给予致命一击：祖大寿所凭借的，就是蒙古诸部落的支援。今蒙古人大多仰慕您的圣化前来归服，祖大寿必然怀疑而防患他们，祖大寿防患越严，则蒙古人越想离弃他，离开就是变化。我诚恳地希望皇上以屯粮为务，布谕蒙古，多派间谍，再以所擒土人纵之招抚，这样只会使蒙古部落相率来归。
此招一出，既要让祖大寿变得孤立无援，又可使大明朝失去战略联盟。
一箭双雕。
所以，张氏踌躇满志地说“此攻心之策，得人得地之术”（《清太宗实录》卷五十，崇德五年正月壬申）。
另外，他曾身历目睹祖大寿在大凌河城内的八十二天里，陷身于人吃人恶性境况中的痛苦，于是献策，逼迫祖大寿在锦州城重演一场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人类悲剧。
果然奏效。
皇太极到义州视察，蒙古多罗特部首领苏班岱等请求归降，郑亲王济尔哈朗等率军一千五百人前去迎接。祖大寿获悉清军人少，命令游击戴明与松山总兵吴三桂、杏山总兵刘周智合兵七千人出击，却被济尔哈朗等假装逃跑，纵兵反击，大败之。
皇太极此前虽然寄书祖大寿：我和将军分别数载，很想一见。至于去留，我不勉强。如果将军还想与我较量，尽显为将之道应对。朕不以此介意，亦愿将军勿疑。
一旦祖大寿主动交战，偷袭失败，皇太极仍命睿亲王多尔衮和济尔哈朗等带兵轮番攻锦州。
第二年三月，皇太极再次发兵围攻锦州。明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吴三桂等八总兵领兵十三万来援，驻扎在松山。皇太极亲率军队切断明军粮道，明军大乱。清军趁势掩杀，总督洪承畴等被围于松山。被围困了整整一年的祖大寿，在锦州城里再次粮绝援尽，再次经历杀人相食的惨状，于是亲率部众开城出降。
祖大寿再次降清时，他的顶头上司洪承畴也在此前不久被俘，解送盛京。
皇长子豪格见其拒不归顺，决定将其就地斩首，是张存仁和范文程极力谏阻，联合设计以皇太极一招脱衣送暖的计谋，拿下了这个贰臣。
张存仁等说：只要让洪承畴屈服，就能得到一个难得的忠臣和大才！
计算祖大寿和洪承畴的张存仁，接着向皇太极出主意，要利用松锦城破、洪祖俘降大做文章，以“逆者必杀，顺者必生”（《清史列传·张存仁传》）的政策，招降宁远总兵吴三桂。
他认为吴三桂进退失据，持观望的态度。
于是，皇太极命张存仁等给吴三桂写劝降信，晓之以理，威之以力，动之以情。
张存仁在信上写道：明朝气运已尽，救锦州之围而导致松、杏二城被困，“守一城而三城俱失，重臣大帅被俘归降”。吴将军是祖大寿的外甥，你舅父既已降清，你难逃朝廷的追责，很难表明忠诚的心迹。明朝大厦将倾，你也是一木难支，纵然苟延岁月，但智竭力穷，最终也要重蹈你舅父覆辙。不如现在就投降，还能在大清获取勋名。
此时的吴三桂，看完此信，表面上表达出了更大的愤怒：他要做崇祯帝的忠臣，砍下祖大寿、张存仁的脑袋以报天恩，但心里还是激荡起不少波澜。
吴氏对明帝慷慨激昂欲复仇，挡不住张氏被清帝叙功论赏升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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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元年（1644），镶蓝旗汉军副都统张存仁随镶红旗都统叶臣招抚山西，占二十七州、一百四十一县，攻克太原城。继而，张存仁又随豫亲王多铎攻打河南、江南，并率部展开炮战，屡立战功。
摄政睿亲王统兵入关，张存仁联合祖可法，以都察院参政之名，提交了一份特殊的建议：“盖京师为天下之根本，兆民所瞻望而取则者也。京师理，则天下不烦挞伐。而近悦远来，率从恐从矣。然致治亦无异术，在于得人而已。臣等所虑者，吏兵二部，任事不实，仍蹈汉习，互相推诿，任用匪人，贻误非小。今地广事繁，非一人所能理。安内攘外，非一才所能任。宜将内院通达治理之人，暂摄吏兵二部事务。”（《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己亥）
他们在给多尔衮敲警钟！他们希望多尔衮约束满洲勋贵和八旗将士，不要步了放任手下四处劫掠而遭京师百姓仇恨唾弃的李闯王的后尘。当然，他们也寄望多尔衮迅速组建人事、军事管理团队，推动大清由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向定鼎天下的中央政府转型。作为曾经太宗倚重的监察长官，他们也想分一杯羹。
多尔衮虽然赞同他们的建议，但并不执行。多尔衮有自己的想法，他要让天下人看到，他这位摄政睿亲王兼奉命大将军掌控全局、燮理巨细的高强能力。他这不是沐猴而冠，而是对失落帝位的不甘，所以他要证明自己的实力，而且要威慑所有的反对者。即便大学士们向他讨要部分执政权力时，他也是一百个不情愿。
多尔衮不需要张存仁的监督，而是要对他进行有效的驱使。
顺治二年，贝勒博洛与多铎分兵后，攻克常州、苏州、杭州，隶属博洛的张存仁授命管浙江总督事务。
杭州居民逃避剃发令，几乎空城，于是张存仁召集绅士推出招抚政策。他上书摄政睿亲王，请求开科取士，薄赋劝弄，保境安民。
这个曾经为征战出谋划策的赳赳武夫，到了地方执政还是心里装着百姓。张存仁虽然亏节仕清，但他对国家还是极其忠诚的。明清之际许多为了实现政治理想而淡化民族气节的贰臣，都具有这样的两面人生。他们可能为了一时利益而被迫选择苟且生存，但他们却始终保持着一种不无坚定的政治选择。
行伍出身的他既然选择了忠事清朝，内心深处就似乎不再有道义上的不安，而是以一种推动新朝政治改革和国家统一的英雄主义，成就了自己的另一种理想。
顺治二年十一月，张存仁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浙江、福建。兵部和都察院的官职，皆为兼职，他的实职为封疆总督。
他成了清朝乃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闽浙总督。
他的辖区仍是南明主要的势力范围，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建立隆武政权，鲁王朱以海在绍兴称监国鲁政权，福王旧部马士英等纠集兵马攻打杭州。面对纷争而争正统的南明政权，张存仁都是竭尽全力，不惧艰险地维护社会的稳定。
封疆闽浙的张存仁，虽然治绩不菲，但仍有作为前明降将的道义上的不安，故而多次乞求病休，都未真正卸职。顺治六年八月，已被朝廷批准病休的张存仁，又被起授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直隶、山东、河南三行省，巡抚保定诸府，提督紫金诸关，兼领海防。
三年后，张存仁去世，受赠太子太保，谥忠勤，命直隶、山东、河南、浙江、福建五行省祭祀。他猝然而逝，看来在浙江多次告病，也是实情，而他入祀五省名宦祠，该是治绩出众。
顺治七年，朝廷通知总督、巡抚和按察使考核官员文化水平。张存仁反其道而行之，规定：清廉的干吏只要有点文化的都注明上报，而那些不清廉的庸官文学水平再好也要排在后面。监察人员不解，张存仁说：“我武臣也，上命我校文，我第考实，文有伪，实难欺也。况诸守令多从龙之士，未尝教之，遽以文艺校短长，不寒廉能吏心乎？”（《清史稿·张存仁传》）
张存仁自定了一个新标准：考察执政的工作实绩，而不要文采飞扬的修饰。
他旗帜鲜明地说：文字可以造假，但实绩不能作伪。何况各府县的官吏很多都是拼军功而升迁的，没有多少学问。如果仅凭文才论高低，那就会使廉能的官吏寒心！
顺治帝少年老成，有一定的政治建树，但因喜好文艺而放纵了陈名夏、刘正宗等学霸型权臣明争暗斗。而类似张存仁的实干型贰臣，虽然大节有亏、不具备元勋忠烈的资格，但他们在工作上洁己奉公、实干进取，仍不失为历史拐点处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