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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帝的遗产，是富可敌国，还是捉襟见肘？
众说纷纭。
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二十九日（崇祯皇帝已于四十天前，在紫禁城后面的煤山找了一棵树，以身许国。这一年，天下有四个年号，一个是至此没有主子的崇祯十七年，一个是辽东大清的顺治元年，一个是大顺政权的永昌元年，还有一个是即将昭告天下的南明弘光元年），大顺国的永昌皇帝李自成东征吴三桂，一时处于上风。大清摄政王多尔衮挥师参战，突袭李闯王。李自成惨遭明清联军夹击，在山海关一战大败，仓皇退至京师，在武英殿正式表演了一回登基大典。
邮递员出身的李自成是不幸的，但他又是幸运的。他是唯一一位在紫禁城里把玩江山的农民皇帝，做了四十天的紫禁城主人，临走前日重新登基，虽只有短短一天，但也成就了一位伟大的农民在紫禁城里的最后荣光。
为了感谢左辅兼天佑阁大学士牛金星精心操练了一个月的登基仪式，李自成特地将专属自己的祭天特权，让给了一直激励他成就大业的老牛。
当然，老牛和吏政府尚书宋企郊等人，为他从前明三千降官中遴选出了九十二位大臣。前明复社成员、崇祯十六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周钟，为李自成早早地准备好了《劝进表》，大肆痛斥崇祯“独夫授首”，而极口颂扬李自成“四海归心，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徐鼒《小腆纪传》卷十九《周钟传》）
而此时的李自成，无心享受牛金星安排的庄严大典，也无心赏析周钟搜肠刮肚的谀辞，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准备逃。
他不会丢弃他从崇祯后宫捡来的美娇娘——窦美仪，这是他趁高夫人留守大本营时正儿八经纳的皇妃，自然是要带走的。
同时，他还得把抢来的、搜刮来的大明王朝的钱，悉数带走。
于是，李自成派人抓了数百名银匠，将所掠的金银，熔铸成大砖，组织骡马骆驼，驮往陕西大本营。
到底有多少，史料有争议。
其实，就在进城的前一天，李自成曾派先期归降的崇祯心腹太监杜勋，为崇祯帝送来退兵条件：
一、准他做一个逍遥自在的西北王。
二、送给他一百万两银子作慰问金。
礼尚往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没读过书的李自成也是仁义之人，特地弄了一个附加条件：“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四）
李自成强调不奉诏、不觐见，但信誓旦旦：只要崇祯满足他的需求，他就亲率大军调转矛头去为崇祯平定内乱和抗击后金。
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崇祯帝赶紧召开紧急会议，却没有通过。
新任首辅不久的魏德藻，伏在地上不作声，把屁股撅得老高，就是坚决不答应。
崇祯帝想答应，但自己拿不出钱。
受尽崇祯恩宠的魏大学士，不作声，不退让，不表态。
这次君臣会商，是大明王朝最后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以特殊的政治意义留在了血染的历史之中。
崇祯帝上吊了。李自成找到他的尸体，给予了帝王级别的葬礼。
魏德藻被刘宗敏严刑拷打五昼夜，最后落了个脑袋开花。
同时代的民间史学家计六奇在《明季北略》卷二十中，说李自成逃离京城时，光是“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伯两，镌有‘永乐’二字，每驮两锭，不用包裹”。
“五伯”就是五百。虽是特殊的规制，但也是重量不轻、价值不菲。即便短斤少两，也能如数充值。
这是一笔惊天财富，富得计六奇认真拨了一次算盘，计算出需要一千八百五十万匹骡马才能完成，大呼：“斯言不可信也！”
同时代另一位民间史学家谈迁对此也是满腹狐疑：“三千七百万锭，损其奇零，即可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追慨矣。”
光其零头，都可抵全国两年的加派赋税。
看来远在江南的计六奇写错了字，将“两”讹作“锭”了。这笔史无前例也震惊后世的巨款，足以支付李自成进城前提出的和谈赔款数额。
崇祯真有这么多钱吗？
要知道，崇祯为了应对长城内外两场仗，在正常税收之外加征形形色色的税，如辽饷、剿饷和练饷，还曾逼死了几个皇亲国戚，还导致年幼的皇六子朱慈灿误中流言，死于非命。
李自成索要仅一百万两的保命钱、救国钱，他都拿不出，又怎会留给亡其国、丧其命的李自成一笔惊天巨款呢？
计六奇不信！谈迁不信！
哪怕已在煤山上吊的崇祯皇帝还阳，也不会相信。
哪怕传闻铸银传之子孙的永乐大帝重生，也会大喊：朕的钱，都用在了北征残元、郑和下西洋，以及修建紫禁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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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李自成入北京内城》）从德胜门进入京城后，从内库搜出了永乐朝留给崇祯的巨大遗产，数以亿计，无疑是一个传说。
就在亡国的前一年秋天，崇祯帝决定去内廷府库清点下银子，大概想做个表率，拿出部分钱慰劳辽东前线抗清的将士。
他传唤守门人，却被负责人一再推托，说要走烦琐的程序找钥匙。
崇祯急了，金口一开，直接砸锁。他把一切程序都简化了。
锁砸了，门开了。崇祯大开的眼睛里，只是空空如也的巨大库房，和一个装着几张发黄的借条的小箱子。
国库的银子去了哪儿？
也是在这一年，崇祯帝指令兵部给辽东将士拨发四万两兵饷，又暗中派人查核，结果收到的报告让他惊诧万分：目的地连装银子的箱子都没看到！
皇帝的银子去了哪儿？
宫里的十二监，为皇家控制着朝廷的税收和国库，管理着国家专营的盐业和铜业，征收着皇庄田地的收入，本是捞足了油水，但还不忘克扣索拿皇帝在危难之际、存亡之秋发出的专项资金。各级官员当然也不肯放弃这个机会，利益均沾，哪还管皇帝会暗查下拨情况。
元朝民间传唱着一首叫《醉太平·讥贪小利者》的散曲小令：“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那是比喻百姓苦的状态，没想到明末的官员阉竖们，对他们的主子皇帝老儿，也是想方设法地割肉刮油。
皇帝无奈。崇祯帝在最后一次上朝时，不见一个大臣来，不由发出哀鸣：“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抱阳生《甲申朝史小记》卷一）
他却忘了，他最后悲愤的“奸臣”，原来都是他的“忠臣”、他的“爱卿”。
虽然，李自成带走的那笔所谓亿万巨富，是民间传闻，是道听途说，但让人可信的是“三千七百万两”，而输资者该是当初舍不得公家支付一百万两的明朝最后一任文渊阁大学士魏德藻们。李自成的爱将们，对他们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财产清查运动。
本来李自成想做一个好皇帝，喝止新形式的割肉刮油，孰料爱将们一句“皇帝之权归汝，拷掠之威归我，无烦言也”，堵得想像大唐开国皇帝一样接管京师的李自成哑口无言。
这其中，有李闯王最倚重的刘宗敏兄弟，也有李自成最信任的侄儿李锦。他们私设刑堂，严刑拷掠，敲了官员又劫掠百姓，抢了财宝又哄抢衣物，哪还想得到民间传唱的“迎闯王，不纳粮”。李自成只能做一个“马上天子”（张怡《闻续笔》卷一），做不了治平皇帝。
而做不了马上天子的崇祯帝，本一心想做好治平皇帝，做好大明的尧舜，却制造了一个君昏臣贪的局面。
如果不是崇祯帝的破格擢升，魏德藻又怎能在四年间，由一个新科状元变为一任内阁首辅？
崇祯帝曾把魏德藻当作救国的“异才”（《明史·魏德藻传》），但魏德藻不情愿帮助崇祯帝，却信心满满地准备效力李自成的新朝廷。他自恃是中央政府内阁首揆、全国状元，认为无论是理政经验还是学识水平，自己都不会在只有举人学历的大顺左辅牛金星之下。
在李自成的行政机构“六政府”中，不仅牛金星在天启朝拿过大明的举人证书，还有不少要员曾题名崇祯朝的金榜，如：吏政府尚书宋企郊为崇祯元年进士，礼政府行侍郎巩煜为崇祯四年进士，工政府尚书李振声为崇祯七年进士。但他们仅仅是进士而已，而他魏德藻，则是崇祯十三年第一甲第一名，不但学富五车，而且理政经验丰富。
让踌躇满志的魏德藻没有料到的是，逆天而起的李自成见到这位大明首辅，不但不给好脸色，就连说话的机会也不给，劈头一句：你为何不死忠先帝？！
这是新的最高领导人的态度。
魏德藻在劫难逃。
大顺国二号首长、权将军刘宗敏当即下令，将以他为首的明臣团队抓捕下狱。
刘宗敏只有一个要求，要他献出家中资产，美其名曰：捐款助饷。
刘宗敏规定：像魏德藻这样一级的内阁中堂捐款十万两，部院京堂锦衣七万、五万、三万两不等，道科吏部五万、三万两，翰林三万、二万或一万两，部属以下则各以千计，皇亲国戚无定数。为了实现目标，刘宗敏特地制作了五千具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赵士锦《甲申纪事》）。
在武力支持的淫威之下，前明降官们禁不住拷夹，纷纷输资数万。
魏藻德、方岳贡、丘瑜、李遇知等前朝重臣，冉兴让、张国纪、徐允桢、张世泽等朱家勋戚，至少有八百人被追赃助饷。
被魏德藻取代的前首辅陈演——曾经是周延儒之后崇祯帝最倚信的人——在几个月前还因为舍不得家产而使崇祯帝的南迁计划流产，这不，迫于刘宗敏的淫威，主动交了四万两银子买来偷生。让陈演更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四万两银子，只换了四天苟活，时间一到，刘宗敏的屠刀就挥来了。在被夹棍夹断十指的威逼下，魏藻德交出了白银数万两。刘宗敏绝不相信一个内阁首辅仅有几万两白银家底，硬是将他折磨了五天五夜，让魏藻德惨死狱中。
谈迁在《枣林杂俎》中说，刘宗敏的拷掠酷刑致使一千六百多人丧命。
此前不久，崇祯帝为筹集军费，曾向朝中权贵和皇亲国戚借款。善于辞令和辩才的魏德藻，慷慨激昂地说家无余财，其翻箱倒柜只能凑齐五百两银子。
当初，崇祯为了向国丈周奎借银十万两，先升其为嘉定侯。哪知多方动员后，周国丈才很不情愿地捐出一万两银子。崇祯希望他再捐一万两，他就跑到女儿皇后那里摆哭脸。周后为给父亲充面子，拿出崇祯奖励的私房钱，给了他五千两，结果周奎只捐了三千两，将其余两千两揣进了腰包。京师陷落，周奎全家都被捉，妻子、媳妇被迫自缢，长子被打死，自己禁不住严刑拷打，交出了三百万两白银和全部家产。
明末，国家危在旦夕，权贵不肯捐款救国。而在李自成、刘宗敏血腥的刀光剑影中，大明王朝金字塔上的顶层人物，争先恐后地交出了数量惊人的钱财和家产。
加上刘宗敏为首的将士们抢掠百姓钱财所得，以及在紫禁城里挖地三尺搜出的珠宝。区区“三千七百万两”，还是能凑得齐的。
美国史学家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第四章《北京的陷落》中说：“北京的市民很快创造出‘淘物’一词来形容这种抢劫行径。大顺士兵成群结伙，任意闯门入户，后来者总是要把前面一伙漏掉的东西再‘淘’一遍：他们起初只抢钱财珠宝，后来又抢衣服，最后连食物都在搜刮之列。”其注释曰：“一条当时的记载指出，李自成的部下从京师百姓手下强取的财物值银七千万两。”
七千万两？那可远不止“三千七百万两”。
就是三千七百万两，也是一个大数目。如按计六奇所言，即便铸成五百两一块的大锭，一匹骡马驮两锭，也需数万匹骡马和大量兵士负责运输。
李自成的六万大军东征归来，仅剩三万多人。真金白银运输起来，远比银票麻烦得多。
更何况吴三桂和多尔衮的联军已经兵临城下，而原来对义军望眼欲穿的京中百姓，在死生门中对李闯王恨得咬牙切齿，潜在视若仇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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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六年六月，作为大明王朝最高领导人的崇祯皇帝，为了找钱，竟然做了一件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荒唐事。
关外，他已有八镇人马、十三万精锐，跟着蓟辽督师洪承畴，在松锦一线陷入了大清国皇帝皇太极的重重包围中，补给供不上。而在关内，李自成、张献忠两股疯狂东进的义军，让他在金碧辉煌的龙椅上，如坐针毡。
他想到了扩军调兵。但国库空虚，他拿不出钱。
几个月后，李自成从京师驮走亿万财产，那只是后来的传说，或者是劫掠的“战利品”。
国用不足，内帑空虚，是崇祯巡查国库的真相。
腹背受敌，急需兵饷，是崇祯必须面对的窘况。
户部尚书倪元璐做下一年的军费预算，支出超过两千一百万两，而全国财赋收入预计不足一千六百万两。
为了解决这一巨大的缺口，朝廷多次派科道言官四出督促加派征税。倪元璐认为扰民无益，停止了这种敲骨吸髓的害民政策，继而建议扩大官盐买卖、卖官鬻爵，改刑罚为收赎金，以补不足。此时，倪元璐推荐的桐城秀才蒋臣，引起了崇祯的关注。当初，倪元璐专门给崇祯帝打报告：“有安庆府学生员，今保举考中知县蒋臣者，博学名通，究心世事二十余年，即问之可知百事，其人方以谒选入都，固可延而致之也。臣闻此言若赏，臣从文章议论之间知蒋臣久。”（倪元璐《倪文贞奏疏》卷七《荐举襄计疏》）
蒋臣是崇祯九年诏征的贤良，主管官员发出策问，蒋臣即明辨其一讹、五误、十三谬后，一时名声大震，进京后撰写《足国三议》，被崇祯召对于平台，侃侃数千言以对，被授户部司务。
崇祯十六年六月，崇祯皇帝御中左门听政，再次召见蒋臣。天子亲自接见一个从九品官员，足以让蒋大人感激涕零、感恩戴德、感叹唏嘘了好一阵子。
司务，掌管本衙门的抄目、文书收发、呈递拆件、保管监督使用印信等内部杂务，说明白点，就是有点身份的普通科员，其下就是不入流了。这种官职，是户部专属，户部专设了一个司务厅。这个厅，可不是厅局级，就是一个中心罢了。
看来人才济济的大明王朝，朝堂上却是人才匮乏，或者埋没人才，直到覆亡前夕，才找到一个“救国大才”。
蒋臣提出重启宝钞法，将正德年间废止发行的纸币恢复，鼓吹与金属货币一样，价值多少都由朝廷决定，朝廷定多少就是多少。
蒋臣的计划是：每年印发纸钞三千万贯，一贯为一两，一年就是三千万两银子。
蒋氏不但有印刷蓝图，而且有强制手段：“经费之条，银、钱、钞三分用之。纳银卖钞者，以九钱七分为一金。民间不用，以违法论。”（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九《蒋臣奏行钞法》）
尤其是蒋臣一句“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钱尽归内帑矣”，弄得正为空虚的内帑因付不起昂贵的经费而大伤脑筋的崇祯，激情澎湃，信心满满。
他感谢蒋臣找来了一本万利的买卖，能帮助他解决财政窘困而军费短缺的现实问题，于是擢户部主事。
这是年财政收入的两倍。在户部主管金融的右侍郎王鳌永，第一个点了大大的赞。
王鳌永“以钞为必可行”，力赞行钞之法，“且言初年造三千万贯，可代加二千余万以蠲穷民，此后岁造五千万贯可得五千万金，所入既多，将金与土同价，除免加外，每省直发百万贯分给地方各官，以佐养廉之需”。（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十八）
有了分管领导的支持，蒋臣请于内府或户部制钞，纸墨、工本、印色等费用，计算成本为五厘一张，则没有不精巧的。同时，他提出，为防止市肆不行倒换之法，上层人物使用而底层百姓不用，必须强调一律使用宝钞，扩大宝钞在流通过程中的需求量，使得民间不得不倒换于官。每钞一贯纳银九钱七分，以为如此便可使官民趋之若鹜，加之蠲赋与成本，则内府最终可得四千三百万。狂喜的崇祯下令：特设内宝钞局，昼夜督造，还派太监去全国各地搜集桑树纤维作为纸币原料。同时下旨，广募钞商，欲速将宝钞发卖民间。但无人肯接受。
崇祯召开国务会议讨论发行方案，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蒋德璟站出来，第一个强烈反对：“民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张纸？”（《明史·蒋德璟传》）
他只是没直接说：没有国家信用的支撑，纸币一钱不值。再多的纸币，也是一堆废纸。
蒋德璟主户部，是蒋臣和王鳌永的顶头上司，同时又是刚上任不久的内阁首辅。他深谙通货膨胀的危害，力陈滥印纸钞祸国殃民之咎。国内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已经严重地危害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时过不久，蒋德璟又上揭帖对比宋、元及明初钞法称：“惟今当久废之后骤欲督之行使，恐愚民不可虑始，徒法亦难自行。”（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十八）他一语中的。
崇祯我行我素，将蒋臣建议于第二年三月开始发行的宝钞，提前到当年底强制推行，募商发卖，无一应者，反而引起京城商人强烈抵制，一片骚然。一些绸缎商铺关门，公开以罢市来对抗崇祯的新政策。
蒋德璟秉公持正，丝毫不给王侍郎和朱皇帝面子，极力反对自己主管部门的官员引诱皇上疯狂印刷毫无信誉度的钞票，直言不讳皇帝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是涸泽而渔，是害多利少，是自寻死路。
反对者不止蒋德璟一人，给事中马嘉植、御史白抱一等纷纷上疏叫停。
就连当初鼎力推荐蒋臣，认为“尚书范景文、冯元飚、抚臣史可法等并言其人真用世才”（倪元璐《倪文贞奏疏》卷七《荐举襄计疏》）的倪元璐，也给崇祯提交了《钞法难于遽行事》《钞法窒碍疏》二疏，表达并不反对的态度，但劝诫他控制宝钞流通水平，借以稳定钞价，“宁徐勿骤”。崇祯认为这一切都是首席阁臣蒋德璟拆他的台，于是派人拟谕将他罢免。
崇祯固执，一是穷疯了、穷怕了，他要应对大明劫，必须有大量的钱，二是王鳌永作为全国金融专业人士，对他鼎力支持。
其实在此之前，天启年间，东林党领袖人物、刑科给事中惠世扬曾建议印纸币；崇祯八年，刑科给事中何楷也曾提出行钞建议，但皆不果。
蒋臣并非无才学，并非宵小之辈，且“为人端直”（倪元璐《倪文贞奏疏》卷七《荐举襄计疏》），只是太为皇帝考虑了。他不知道皇帝不但家底早空了，而且信誉早没了。
或许他知道，但为报圣上的纡尊降贵，也愿意肝脑涂地，背负骂名。
当然，面临着亡国之灾的崇祯，也想钱想疯了，疯到又要罢黜首辅。
好在蒋德璟资历老，声望高，职没罢成。既然他不倒，那么支持崇祯帝印纸币救国难的王鳌永，就必须调出户部。
谈迁《国榷》崇祯十五年十一月丁丑记载“王鳌永为右佥都御史，出镇通州”。明制，户部右侍郎为正三品，右佥都御史为正四品。毋庸置疑，王鳌永身为户部高官，因头痛医头、割肉补疮地鼓吹印钱，被降了两级。
外任就是一种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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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亡国前夕的一场狂印纸币之战，席卷了分崩离析的大明王朝。
作为支持方的代表人物，分管金融的户部右侍郎王鳌永，被降级外任通州巡抚。
他支持最高领导人，却得罪了顶头上司。
崇祯帝气急败坏，想罢免正直的蒋德璟不成，只能牺牲王侍郎。作为替罪羊，王被赶出了朝廷。
没钱养兵，也没钱退敌。
崇祯帝上吊了，一了百了，虽然留下“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文武可杀，但勿劫掠帝陵，勿伤百姓一人”（张怡《闻续笔》卷一）的一纸遗书，但是，感慨万分的李自成管不住抢钱抢美女的刘宗敏，文武要杀，百姓也要伤害。
在此之前，蒋德璟找了一个借口跑了，不能力挽狂澜，也要亡羊补牢。
蒋臣倒是有骨气，趁乱跑回江南，找了一个寺庙做了和尚。
而王鳌永不死不跑也不出家，想成为新朝的高官，殊不知刘宗敏不看中他的人，只看中他的钱。《清史列传·王鳌永传》记载：“流贼李自成陷京师，鳌永被拷索，输银乃释。”
山东淄博人王鳌永，为天启五年（1625）进士，在李自成攻陷京师前，以佥都御史出任通州巡抚。虽然仅仅管辖一个州，按明朝职官制度，巡抚有实权而无品级，佥都御史也不过是正四品官员，却相当于一个知府的品秩。
管一个州，却有知府的品秩，也算是高配。但通州，为直隶州，相当于省辖市，规格同府。
王鳌永被外放，虽不是做断崖式降级，而按他出任前所担任的户部右侍郎来看，他属于正三品，比知府高了两个等级，属于副部级堂官之列。
按刘宗敏规定的助饷数额，王鳌永至少要缴纳五万两银子。
王鳌永能交足赎金，看来他的腰包还是挺充实的。
毕竟他曾是为崇祯帝负责钱钞印制与发行的主管官员。
穷怕了就揭竿而起的下岗邮递员李自成，可不理会王侍郎为崇祯帝背了黑锅，更不理会崇祯帝为救大明朝的难处。崇祯十六年底，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自称新襄王，在郏县一战斩首明军四万有余，继而攻破潼关，杀死了明朝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孙传庭。
关内危急！
关外也危急。
但关外的这一场危急，不是针对明朝的，而是清政权内部出现了一场激烈的夺位大战。
皇太极打赢了松锦大战，拿下整个关外后，遽然而逝。军功卓著的睿亲王多尔衮和肃亲王豪格，一个是皇弟，一个是皇子。清政权还没实行汉人王朝的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太祖朝所实施的汗位推选制也没有被皇太极废止，因此导致多尔衮和豪格这一对叔侄为争皇位互不相让。
八旗纷争，较劲倾轧，一度使得明朝东北压力稍缓。
清国皇位之争，却没有延缓明朝皇权受到的威胁。“传庭死，明亡矣。”（《明史·孙传庭传》）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李自成在西安自称大顺皇帝。
大明王朝的疆域上，同时出现了几个皇帝。
东北危急。西部危急。明朝危急。
其实，王鳌永与印钱反对派的领袖、内阁首辅兼户部尚书蒋德璟之间，曾经有一段战友情。他们俩圈子的交集人物是：杨嗣昌。
可以说，曾任郧阳巡抚的王鳌永在驻守江陵、抗击张献忠时，曾反对任性跋扈的杨嗣昌贻误战机，赢得了后来入阁拜相的蒋德璟的重用。
崇祯十三年，张献忠惨遭左良玉两次击溃后，又受到湖广军、四川军和陕西军的追击堵截，连受重创，退居兴安归州山中。
主管全国军事的东阁大学士杨嗣昌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和谈计划流产，皇太极派兵大举入塞。因洪承畴、孙传庭调入京师勤王，“十面张网”的围剿战略已成一张破网。杨嗣昌迫于压力和言官追责，自请督师，去前线补救。
杨嗣昌到了军前，却不能处理好诸将关系，左良玉和贺人龙两员骁将不肯听命，陕西总督郑崇俭对他阳奉阴违，同时四川巡抚邵捷春与他闹矛盾。
杨嗣昌自恃阁部督师、崇祯宠臣，刚愎自用，每失机宜。
王鳌永不像左良玉们那样，与杨嗣昌离心离德。他还是书生报国，经常规劝杨嗣昌不得胡来。忠言逆耳。
杨嗣昌不但不听，反而奏请崇祯帝罢免了王鳌永。
王鳌永上疏，为自己做无罪辩护：“嗣昌用兵一年，荡平未奏，此非谋虑不长。正由操心太甚。天下事总挈大纲则易，独用万目则难。况贼情瞬息更变，今举数千里征伐机宜，尽出嗣昌一人，文牒往来，动逾旬月，坐失事机；无怪乎经年不战也。臣愚以为陛下之任嗣昌，不必令其与诸将论功罪，但责其提衡诸将之功罪。嗣昌驭诸将不必人人授以机宜，但核其机宜之当否；则嗣昌心有余闲，自能办贼。”（《清史列传·王鳌永传》）
这段文字翻译出来，即：杨嗣昌督师一年来，没有上奏荡平流寇的捷报，这并不是没有谋略，而是操心太多、用心太苦。天下大事，总领大纲容易，面面俱到就困难。况且敌情瞬息万变，而朝廷征伐的所有机宜，全凭杨嗣昌一人调度，文书往返动辄超过十天半月，坐失歼敌的时机，难怪过了数月没有获胜的战斗。
王鳌永为全局考虑，希望崇祯任用杨嗣昌，不一定让他跟各将一样同论功罪，而是看他考核诸将功罪。他请求崇祯帝责成杨嗣昌驾驭各总兵督抚，不定要向每个人面授机宜，只审定他们的作战计划即可。那么杨嗣昌就不至于操劳过度，自然能够出奇制胜了。何至于拖延时间，拖垮了军队又浪费粮饷啊！
王鳌永因良言相劝而被罢职，但在说明问题时，并未弹劾杨嗣昌刚愎自用、大包大揽，而是真诚地希望他掌控全局，与诸将分工协作。遗憾的是，他用心良苦写的真心话，却被内阁杨嗣昌的政治盟友压住，没有及时报给崇祯帝。
崇祯不知情，自然调理不了杨嗣昌与左良玉等人的矛盾，结果导致战局上下掣肘，进退失据，一片混乱，逆势无法扭转。
杨嗣昌固执己见，终于病倒，临死前两月还在向崇祯上疏感慨“此身之忧劳瘁，日呕痰血，夜不得眠，奄奄垂毙，不敢言矣！更兼襄库饷无半文，督臣移咨可骇，臣愈增忧愤，不知死所”（《杨嗣昌集》卷四十二《贼奔旧路臣渐东移疏》）。
忠于崇祯帝的杨嗣昌死了，张献忠破城后，“心恨嗣昌，发其七世祖墓。焚嗣昌夫妇柩，断其尸见血”（《杨嗣昌诗文辑注·建平杨氏家谱》）。
而在朝堂上，崇祯下诏充分肯定杨嗣昌“志切匡时，心存许国，入参密勿，出典甲兵，方期奏凯还朝，麟阁铭鼎，讵料乘箕谢世，赍志深渊，功未遂而劳可嘉，人已亡而瘁堪悯。爱颁谕祭，特沛彝章，英魂有知，尚其祗服”（《杨嗣昌诗文辑注·建平杨氏家谱》），认为杨氏并无守城之责，而是败于诸将矛盾，死得壮烈，死得悲惨，故加太子太保，赐祭酒一坛。但还未入阁的蒋德璟，并没有因为崇祯以辅臣之礼安葬了杨嗣昌而放弃对杨嗣昌的追责。
《明史·蒋德璟传》记载：“（崇祯）十四年春，杨嗣昌卒于军，命九卿议罪。德璟议曰：‘嗣昌倡聚敛之议，加剿饷、练饷，致天下民穷财尽，胥为盗，又匿失事，饰首功。宜按仇鸾事，追正其罪。’”
崇祯帝虽然没有批准这份秋后算账的奏请，但不久擢蒋德璟为内阁首辅。王鳌永也被复职，安排到蒋德璟主管的户部做侍郎。
明朝大厦将倾，蒋德璟借请罪辞职，离京回家，最后力保南明，吞金而死。他曾重用，后不愿同谋的王鳌永，先屈节臣服李闯王，继而向破关的多尔衮投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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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元年（1644）六月，摄政睿亲王命王鳌永以户部侍郎兼工部侍郎衔，招抚山东、河南。
王鳌永自亏投效，为形势所迫，虽非道义所许，亦符合儒家士大夫为了实现政治梦想而甘愿合作的想法。他的仕清，变成了另一种忠诚。他积极向多尔衮献计献策，如何针对筹饷困难的清军进行合理分兵驻扎，怎样调度有效兵力进剿李自成。
多尔衮对他是赏识的，将其推荐的前明大学士谢陞命为建极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入内院与诸大学士共理机务；同时安排曾与他外出办差的方大猷为山东巡抚。
王鳌永总督山东军政，竭诚卖力，先后招降前明德王朱由弼、衡王朱由棷。
明山东防海总兵刘泽清旧部杨威盘踞登莱，自称前锋恢剿副总兵，四处劫掠焚烧。王鳌永向朝廷请兵，大军未至，王氏先期在青州筹饷。此时高密张舆自称总镇大元帅起义，王鳌永命胶州副将柯永盛率青州防兵进剿。青州空虚，李自成裨将赵应元趁机假降，占领青州，擒获鳌永。
赵应元骂他苟且偷生，不惜屈膝卖国。而他的国，早已被赵应元的主人李自成给灭了。丢了故国的王鳌永，不想背弃新朝，骂不绝口，被一刀毙命。
青州之变，把王鳌永变成了享身后哀荣的户部尚书，其子获授骑都尉世职，隶汉军镶蓝旗。
乾隆十五年（1750），皇帝将此前王氏后世停袭的爵禄，改为世袭罔替，但不久还是将建功得荫的王鳌永正式定为贰臣。乾隆有嘲讽之意，但王鳌永的被迫屈膝，留给历史的直臣、贰臣、干臣、忠臣等多重身份，也是各有阶段性。
他的经历充分体现出，明清鼎革之际，不少优秀人物在夹缝中寻生，寻找更多政治合作的现实机会，而不是虚幻的民族英雄主义和暂时的道义不安。
他们的妥协，及时帮助了清朝统治者吸收大批汉人士大夫和前明官员，按照儒家方式统治中国，使得这个饱受战争摧残、灾荒折磨和天花威胁的东方大国，很快恢复元气，走出世界性贸易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