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方眼中的印度形象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大的文明古国，作为世界第一、第二人口大国和第三世界的两个最大的国家，在近代史上有着比较相似的历史命运。然而在20世纪中叶，印度和中国却走上两条极不相同的道路。1947年，印度独立，在国大党带领下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1949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站立起来，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此后的六十多年里，中印两国走上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印对比也是学术界长盛不衰的话题。

印度独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殖民者在其统治时期在进行经济掠夺的同时也将本国的政治和文化输入印度。印度独立后通过的新宪法于1950年1月26日正式生效。该宪法是欧美自由主义宪法观的产物，其中规定“任何人之财产不得予以剥夺”。这是一部十分典型的资产阶级宪法，其建立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其中不少条文是借鉴和照搬西方英美国家宪法的范本，在政治上实行三权分立和议会民主制。[1]

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印度GDP高速增长引起世人瞩目，其背后的因素是，印度实行和西方类似的经济政治体制而格外被西方舆论所青睐。印度被西方舆论场誉为“最大的民主国家”，而且被称为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典范和样板。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看来，实行与其相似的政治制度的国家，如印度、菲律宾等，便是民主国家，反之便是独裁国家。换句话说，只要有西式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议会选举的国家便是民主国家，反之便是独裁国家。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念。2010年10月29日《时代》周刊的文章《印度与中国：哪个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典范？》最有代表性。它称“中国的崛起让西方怀疑其所珍视的民主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原则是否还站得住脚”。但是“印度闹哄哄的民主制度在过去20年里创造了世界上经济增长的最佳纪录之一，并在此过程中维护了人民的公民自由”，“奥巴马的经济政策助理拉里·萨默斯提出，印度的政治经济模式——他称之为‘孟买共识’——可能会最终取得胜利”。[2]

然而，在西方赞扬不绝的背后，印度呈现的可能是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冰冷现实。印度著名学者、英语世界最重要的布克文学奖得主阿兰达蒂·罗伊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对印度社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在印度，有3亿人属于新兴的后‘改良型’中产阶级，他们身边游荡着25万因负债累累而自杀的农民的幽灵，还有8亿穷困潦倒无依无靠、只为给我们让路的农民。……一桩桩丑闻接连曝光，在令人痛心的细节中，人们看清了企业是如何收买政客、法官、政府官员和媒体的。民主已被掏空，只剩下了形式。……贪腐的政客和企业勾结起来……社区被迫迁离，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群众开始造反，许多人配备了武器。政府已表示，它将派军队予以镇压。……资本主义正在毁掉这个星球。”[3]

西方对印度的赞美，并非实事求是的评价，而是另有目的。布热津斯基90年代曾如此评价印度：“印度本身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因此，即使它的种族和宗教矛盾不使它分崩离析，它也很难享有尼赫鲁时代曾享有过的国际地位。”[4]然而，这样的印度在布氏眼中却有重大而特殊的价值：“印度民主制的存在是重要的，因为它比大量的学术争论更有力地驳斥了人权和民主纯粹是西方的地方性现象这样一种观念。因此，印度的失败将是对民主制度发展前景的打击……”[5]西方面对印度有一种矛盾的心态：既希望印度能为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树立民主和人权的样板，又提防印度真的崛起而影响自己的全球霸权。华而不实地夸大、鼓吹印度的崛起，便成为西方舆论常年的一项重要功课。

西方政客、媒体及学者如此做作，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战，而并非理性客观的科学辨识。遗憾的是个别中国学者也加入了为资本主义印度唱“赞美诗”、为社会主义中国唱“诅咒曲”的营垒。

西方舆论赞赏印度经济奇迹并将其归因于政治制度，其背后的目的是在替西方殖民主义做辩护，因为在其看来，印度的政治制度正是英国殖民统治的产物。马克思曾以唯物史观考察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并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6]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认真研究印度独立以来真实的历史及现实，可以发现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在印度的实践从根本上看是一场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