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一 于无声处待惊雷

李慎明[1]

2006年12月，我到印度访问。几天下来，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新德里郊区尘土飞扬的公路上，高级轿车、公共汽车、马车、人骑毛驴与行人齐头并进，而公路两旁，临时搭建而又永久住人的铁皮甚至是纸壳房相互连接，沿绵不断。三五成群的穷人或沿途乞讨，或拿点手工艺品出售。他们的目光几乎全都是呆滞中又有几分无奈。印度国内一些媒体不断做出这样的“深度”报道：在印度，由于文化传统、宗教和种姓制度的影响，穷人与富人可以平安和谐相处。

12月4日我们到达加尔各答的当晚即被告知：因郊区农民的土地被开发商以低廉价格所占，明天将有几十万农民进城游行。为了代表团的安全，原定翌日上午去加尔各答社科理事会访问并举行座谈的活动改为在自己所住宾馆里进行。我们在加尔各答活动期间，接待方没有安排我们走出宾馆大门。当然，我们也完全理解对方的好意。12月5日晚，我们到达孟买。按照正常时间计算，从机场到我们所住宾馆，只需四十分钟左右，但我们却走了两个小时五十分钟。这是因为，12月6日将有近百万名印度“贱民”在孟买集会，以纪念印度“贱民”领袖安倍德卡博士逝世50周年，而5日晚就有不少“贱民”进城。目前在印度10多亿人口中，“贱民”总数约占1/4，但他们只拥有不到1%的工作岗位。12月6日的“贱民”集会，在印度引起了广泛关注，《印度时报》等主流媒体纷纷进行了报道。有媒体分析，这次集会虽为纪念安倍德卡逝世50周年而举行，但实际上也是“贱民”争取平等权利，宣泄心中不满的一种举动。看来，哪里有压迫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的规律在印度照样起作用。

访问前，在国内就听说印度的马克思主义分为几派，一是印共，二是印共（马），三是印共（马列），四是印共（毛）。代表团在和印度社科理事会东部地区中心以及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10多名学者座谈期间，印度的左派政党和一些学者对我党和我国有一定的亲近感，钦佩我国经济改革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印度社科理事会主席以及西部中心主任都认为，苏联垮台与苏共领导阶层腐化堕落和戈尔巴乔夫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密切相关。他们认为我们党一方面实行改革开放，但另一方面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取得政治、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他们说，印共（马）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有很深的感情。过去该党许多党员都表示：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也是印度共产党的领袖。他们中的一位还问到我对毛泽东主席的看法。我说，我个人认为，毛泽东主席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必然属于世界，因为他提出并初步解决了人类两大课题：一是广大第三世界都是落后的农业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他的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必将指引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绝大多数在21世纪获得真正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二是等到这些国家夺取政权后，他的关于执政党永不变质的理论可以指引这些国家在22世纪巩固自己的政权。没想到，这时的他突然蹲到地上，把我抱了起来，举到了空中。后来在把我送到机场的车上，他还告诉我，他是印共（马）的党员。

这次印度之行，没有接触到印共（马列）和印共（毛）的成员。不过现在好了，可以读到王静同志这本介绍印共（毛）的专著了。

访问印度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21世纪，印度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希望的国家和民族。根本依据就是那里的穷人太多，两极分化太厉害。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这是历史的规律。鲁迅说，于无声处听惊雷。能不能说，当今的印度，是于无声处待惊雷呢？

起初，王静同志致信请像兄长一样的卫建林同志为此书作序。但他有恙住院，嘱我写序。接受此命，我首先想到的是访问印度的那些日子，便借此机会，先行文唠叨如上。

20世纪被一些人称为“极端的年代”。伴随着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一度进入史无前例的历史最高潮，而随即又漩入历史最低潮。

国际共运的挫折，主要由脱离、背离特别是背叛科学社会主义所致，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自身的失败。早在中苏大论战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的共产党人，就曾准确地预言赫鲁晓夫主义“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伴随着苏联解体，原来深受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影响的共产党派别，或一蹶不振，或自行消亡，或改旗易帜。而一些舍生取义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却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逆风横槊，顽强前行。这其中，坚持武装斗争的印度、尼泊尔、菲律宾等国的毛主义者，在无外部支持、孤立无援的背景下，紧紧依靠本国底层劳动人民来对抗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的联合围剿，他们不仅从整体上坚持下来，而且愈来愈展示出一些人不可思议的勃勃生机，成为当前国际共运乃至国际政治领域无法忽视的重要力量和重大存在。

这些基本实践的本身也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在当今时代并没有过时，依然是有力地反对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的全球霸权、维护世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复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唯一科学理论。然而，由于国际垄断资本对全球媒体、学术和教育机构史无前例的控制和渗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关于各国毛主义共产党的客观中立的新闻报道和学术研究少之又少。毫无疑问，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但是也坚决反对把各国人民反抗残酷的阶级剥削与压迫的正义斗争污为恐怖主义并施以武力上的围剿。南亚毛主义共产党除了被国际垄断资本进行武力围剿之外，还被它们掌控及受其影响的媒体和学术机构制造谣言，将其污蔑和妖魔化为“恐怖主义”进行道义上的围剿。中国的相关媒体在传播这些观点时可能没有想过，国际垄断资本也是用同样的妖魔化视角看待中国革命的。而当前印度、尼泊尔、菲律宾等国的毛主义共产党人在本国推行的土地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经验的借鉴。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加强对各国毛主义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是当前国际共运领域的重大课题。王静同志的这本专著所聚焦的，正是世界上最强大也最有代表性的毛主义共产党——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

难能可贵的是，王静同志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印度和印共（毛）为切口和案例，对当今时代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较为独特和深入的思考。

比如，关于时代性质的问题，这是当今争论较多的重大问题之一。如果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必须要承认，当今时代是金融帝国主义时代，这是时代性质的主导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讲，资本帝国主义时代，就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甚至统治全球的时代。尽管这一趋势在减弱，但没有质的改变，金融帝国主义时代还可能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一时代的长短，取决于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代表其根本利益的共产党人对这一时代的认识和与金融帝国主义的合作、竞争、博弈，取决于共产党人在国际上与之较量时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王静同志这本专著在介绍印共（毛）的相关理论的时候，有针对性地指出：“帝国主义今天之所以没有灭亡并有可能继续存在，主要原因是它没有被摧毁，而并非它还具有新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帝国主义）‘是不会自我毁灭的’。……实际上，苏联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便放弃了与美帝国主义针锋相对的斗争，直到出现了戈尔巴乔夫那样的全面投降派。因此帝国主义在腐朽不堪中继续‘张牙舞爪’，而原本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时代欣欣向荣的共产主义运动却极大地衰落了。”

针对某些人污蔑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论调，作者指出：“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科技的继续发展，并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还能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正如封建社会末期的科技也在不断发展一样。”的确，只要帝国主义没有被摧毁，它的科技就会以某种方式继续向前发展，但这并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能够像资本主义黄金时代那样能够最大程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正如作者指出的：“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化成帝国主义国家后，如列宁的判断一样，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直就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从此资本主义再未回到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比如，从1913年至1945年，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处于历史低谷，生产处于停滞状态，垄断资本财团为了确保自己的利润不得不拼命地争夺殖民地，并因此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差一点完全摧毁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众所周知，即便是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的科技也是在向前发展的。

二战后的历史，同样论证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科学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崛起，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科技达到了远比资本主义更快的发展速度。而资本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到了穷途末路，但其科技仍然在生产关系这一桎梏的阻碍下继续发展。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及内部共产主义运动的空前压力，垄断资产阶级不得不调整国内政策，如提高工人福利等，从而获得了苟延残喘的时机，在1950年至1970年的二十年里得以站稳脚跟。但是从1971年开始，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又陷入滞胀和体系性危机，1991年冷战胜利的巨大红利也并未从根本上缓解其危机，只是给帝国主义打了一针兴奋剂而已，随后便遭遇了2000年开始的持续性严重经济危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已经走向顶点，仅仅依靠IT泡沫、房地产泡沫、金融泡沫苟延残喘，而美国这个帝国主义国家也已经蜕变为主要依靠美元霸权、军事霸权对其他国家进行金融和武力讹诈的寄生性国家。”在这种宏观和系统的分析框架下，那些以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科技还在发展等局部现象来论证资本主义的合法性、正义性、进步性的观点，就显得十分单薄。

政治民主问题，也是当今中国争论较多的问题。在西方话语霸权之下，民主自由被等同于“竞争性的选举”。印度由于借鉴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便被一些人吹捧为“最大的民主国家”，而中国则被攻击为“最大的独裁国家”。然而，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制约上层建筑。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化程度，主要取决于它是否体现和维护最大多数人的阶级意志和利益。作者在论述印共（毛）产生的社会土壤时，通过将中国、印度土地改革进行对比，雄辩地澄清了这一问题。比如，作者比较具体地指出，印度土改的立法工作深受地主阶级的影响：“印度独立后的各届政府本质上都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地主阶级的代表在各级政府中都大有人在。在广大农村，把持政权的基本上是地主。在印度实行土地改革的过程中，许多土地改革立法都是在地主阶级参与的情况下制定的。国大党特别是在邦一级，是受地主阶级所控制的，而制定和贯彻土地法的又恰恰就是在邦一级。印度独立后，许多邦的政治权力转移给了农村土地所有者阶级，且大土地所有者变成了有效的农村选民经纪人。在卡纳塔克邦，当年邦立法团体和议会的成员几乎都来自土地既得利益者，许多执行土地改革的官员本人就是地主。”

作者比较深入地分析了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印度土改中的表现：“由这样的政权及人员执行的土地改革，自然会败坏土地改革。事实上不仅立法部门站在地主阶级的一边，司法部门往往也偏向实力雄厚的地主阶级。印度名义上是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自由的制度。在阶级力量极不平衡的情况下，地主阶级比雇农，甚至比政府，能享受更多的权利。在土改的过程中，地主们往往通过诉讼阻止政府征收土地。例如，在全印推行土改最为积极的西孟加拉邦……法庭使得西孟加拉邦政府无法征收17.1万英亩已经被确认的‘剩余’土地。”

由此可见，脱离了社会阶级分析和结构分析，脱离了重大的具体的经济利益分配现实，单单以“竞争性选举”作为判断民主制度的唯一标准，是多么的荒谬。作者的分析没有局限于此，而是进一步指出：“中印的历史雄辩地证明，只有依靠先进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广大工农大众才能团结起来，形成可以跟地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相抗衡的政治、文化、经济及军事力量。只有工农大众拥有了这种力量，才能最终消灭剥削压迫，实现工农大众的解放，实现工农大众的民主、自由及人权。当工农大众没有组织起来时，当他们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代表其利益时，当工农阶级的政治、文化、经济及军事力量都远未具备时，工农大众无法在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下获得解放。”这些依据深入分析重大历史事实而得出的结论，是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与那些从形式到形式、从概念到概念的普世价值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作者在分析印度政府围剿印共（毛）的“绿色狩猎行动”时，指出它深刻地打上了美国“低烈度战争”的烙印。作者指出，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失败后，开始越来越重视如何“赢得人心和控制人民的思想”：“美国的相关研究机构和智库认为，要想赢得第三世界的战争，必须改变越战及之前的战略战术，从单纯的军事作战转变成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多维度的全频谱作战。在此背景下，‘低烈度战争’理论应运而生。”作者引用1988年里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及美国著名的圣菲委员会《第二个圣菲文件》揭露了“低烈度战争”的实质：“‘低烈度冲突’，典型地表现为常规战争水平以下的政治军事对抗，常常意味着相互对抗的原则和思想之间的长期斗争，其方式从颠覆活动到直接使用武力无所不包。”所谓低烈度战争，“这个用得越来越多的术语，是用来表达包括心理战、混淆视听、恐怖主义、文化和宗教颠覆在内的一种斗争形式”。心理战、政治战、影响战、意识形态战争等软战争（用邓小平的话说是“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二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斗争的主要方式，作者的这些研究，比较精准地把握了当今时代的脉搏。

总而言之，本书以印共（毛）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题，对当今世界众多重大问题都做了较为精彩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剖析，这对一位80后的年轻学者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这本著作是穿透新自由主义话语阴霾的一缕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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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