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提出

地区专业化是空间分工的结果，集聚是空间分工的组织形式（梁琦，2009）；集聚经济是空间分工经济性的来源之一，专业化（或多样化）经济是集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对区域的核心、辐射和带动作用（陆大道，1986；沈道齐、崔功豪，1990；姚士谋等，2009）是分工、专业化与集聚经济理论联系的现实基础。本书围绕空间分工、专业化和集聚经济三个紧密相关的概念分析中国区域和城市经济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主要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

第一，中国地区间产业分工水平较低。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放权的制度背景下，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获得了发展地方经济的极大激励，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追求和保护地方利益的动机阻碍了区域间分工与合作。Young（2000）研究发现，地方保护主义使得中国各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贸易壁垒，地区比较优势没有得到发挥。胡向婷和张璐（2005）研究发现，政府设置贸易壁垒增加地区间贸易成本，会导致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于良春和付强（2008）研究发现，地区行政垄断与产业同构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造成了区域之间不合意的产业结构趋同。有报告指出，“十一五”时期，在长三角16个城市中，选择电子信息业为重点发展项目的有12个，选择汽车作为重点发展产业的有11个，选择石化产业的有9个，食品饮料、纺织、印刷、塑料、办公机械设备等传统产业的三地同构率更是高达80%以上（宗新建，2006）。相比较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分工主要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企业区位选择的结果，表现出相对较高的专业化水平。比如，美国的汽车城底特律、钢城匹兹堡、钢铁和农产品中心芝加哥，还有最大的港口和金融中心纽约。在英国，最初的产业专业化布局形式表现为克莱德赛德的造船和重型机械业，东北部的煤、钢铁、船、重型机械业，兰开夏的棉花和纺织机械产业，西赖丁的煤和羊毛产业，南威尔士的煤和钢铁业等（Massey，1978）。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加强地区间的分工合作，[1]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本书第四章的研究也显示了中国城市产业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呈逐步提高的态势。

第二，发达国家的职能分工不断深化。随着交通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国外城市空间分工正在经历从城市产业专业化向职能专业化的演进（Duranton & Puga，2005）。国外学者分别对英国和意大利（Massey，1978，1984）、美国（Duranton & Puga，2000，2005）、联邦德国（Bade et al.，2004）的产业专业化和职能专业化问题进行了研究，均表现出这一规律。以美国为例，Duranton & Puga（2000，2005）分析了美国空间分工演进的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950年以来，美国不同级别城市的产业专业化水平均有所降低，而职能分工越来越明显，由此体现了美国城市之间的空间分工从产业分工向职能分工的转变，详见第三章的论述。

第三，从理论方面来看，围绕区域分工和专业化理论，还存在较多有待研究的问题。①区域分工理论和区位论都研究区位与经济活动的配置问题，但视角不同，区域分工理论侧重于研究某个地区应该配置哪些经济活动，区位论侧重于研究某类经济活动应该配置在哪些地区，这两个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加强联系。②以往关于区域分工和专业化的研究，以地区产业分工为主，对职能分工方面的研究较少，有必要构建一个包含产业分工和职能分工[2]的空间分工理论框架，[3]比较全面地研究地区间的分工和专业化问题。③从专业化的经济性来看，专业化经济（结构效应）是集聚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考虑经济活动集聚的专业化或多样化效应时，有必要同时考虑经济活动集聚的规模和密度问题。除此之外，在理论方面还存在一些小的争论，比如城市专业化与城市发展水平（规模、收入等）的关系、专业化与多样化经济性（MAR溢出和Jacobs溢出）的争论、在结构效应中忽略了职能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关于城市群产业结构趋同经济性的争论、对城市规模效应和密度效应等问题的争论。对这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思考，是本书研究的理论出发点。

在此理论与现实背景下，从空间分工、专业化和集聚经济视角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经济发展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