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我国人口再分布思想的历史分析

一 早期学者人口再分布思想回顾和总结

（一）先秦时代人口再分布思想

商鞅认为“民胜其地者，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即如果地多人少则相应增加人口，招徕国外游民。人口与土地应当保持怎样的比例才算合适呢？商鞅根据土地类型和当时生产力水平进行了估算，提出“制土分民之律”。韩非从人口与财富对比中来衡量人口究竟是多还是少，深化了“制土分民”思想。他提出改变人口与财富不平衡状态的方法是改变人口的职业构成，在调整职业构成后，把劳动者固定在一种职业上，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时期的人口分布观点已经具有经济学“适度人口”思想的雏形，土地是人口生产、生活的主要依托，人口与土地应当保持适当比例。

（二）两汉至唐的人口再分布思想

晁错对前朝的强制移民政策进行了反思，采用了经济上的鼓励方法，对招募对象、招募次序和移民的生活安置进行了设计。如晁错要求对新到边境的移民，国家要“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移民点要“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政府“先为筑室，……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为移民配置医生和巫祝，甚至为没有配偶的移民提供配偶，最大限度地为流动人口提供公共产品。自东汉末至隋统一的四百余年间，兵荒马乱，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人口流动之多、流动时间之长、流动地域之广，为世界罕见。傅玄提出将人规定在某一项职业上。他提出把天下人口按一定比例分配到士、农、工、商四业中，并且为每业安排多少人口合理定出客观的标准，他认为社会生活各部门应当保持一定的人员比例关系，才能保持经济社会平衡运行。这个时期的人口分布思想，明确提出为了国家的特定目标实施人口流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对移民的形式、手段、移民点的设计及后续安置政策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规划。将人口地域分布与职业分布联系起来，它表明人口分布必须要考虑到人口流动后与迁入地的融合问题，人口分布要与就业结合，人口要与移民点设计规划同步实施，这为通过优化城市格局吸纳农村富余人口提供了启示。

（三）宋元时期人口再分布思想

随着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逐渐向长江流域转移，南方地区人口日益密集。苏轼的人口思想就是在上述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他强调“均民”，即将人口从稠密地区移向稀疏地区。从人口思想史角度考察，苏轼是主张通过移民以缓和社会经济矛盾并做出理论说明的第一人。人口分布不平衡，至南宋尤盛。这一时期的叶适，首先肯定了以人口多寡区分国家强弱的传统观点，并分析了人口分布不均的弊病。他认为人多本是好事，结果却因“偏聚”而适得其反。为此，他建议政府组织一部分闽、浙百姓“去陕而就广”，这样不仅可以收“田益垦而税益增”之经济效益，而且时机成熟后还可恢复中原。在农耕时代，土地已经成为人口生产生活的必要依托。在政府的引导下实施人口迁移是拓展土地、增加国民财富的重要路径。

（四）明清时期人口再分布思想

明朝徐光启吸收了苏轼的“均民”思想，主张“均浙直之民于江淮齐鲁，均八闽之民于两广”，并第一次提出了人口增长率的概念。洪亮吉处于清朝由盛转衰，人口不断增长的时期。他针对当时人口增长过快的现实，指出人口增长速度快于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增长，这样形成的人口过剩会带来物价上涨、民生困难、失业乃至社会动荡等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一是“天地调剂之法”和“君相调剂之法”，二是“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即疏散中原过多的人口，把大量过剩人口迁移和吸引到新开辟的土地上来。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两种生产的增长要保持均衡比例，这种思想具有重大意义。另一位学者汪士铎提出了人口过剩论、节制人口以及人口质量说，这些学说与人口再分布密切相关。这个时期的人口分布思想已经相当完善，初步具有了人口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相协调、人口分布需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雏形。此外，人口增长率的提出表明人口分布研究开始由定性分析逐步转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

二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人口再分布思想分析

（一）人口分布思想产生的背景

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间，国外移民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土地缺乏，农民无法生存引起的。1840～1949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的入侵，农业人口出现了极度贫困化，农民被迫流迁，之后发生的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内战，引发了更大范围的人口流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人口总数约为5.4亿。随着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逐步走向安定和繁荣，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改善，人口死亡率下降，出生率保持了较高水平，人口出现了较快增长，人口开始向城市转移。1958年发生的“大跃进”使人口城镇化流动步伐明显加快，加之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的边缘。为应对这一困难，国家制定了禁止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政策。1978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口流动明显加速，逐步从无序走向有序。

（二）中央领导集体对人口再分布思想体系的构建及启示

1.毛泽东人口再分布思想

毛泽东认识到土地之于人口、农业之于农民的基础性作用，自始至终将人口与赖以生存的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觉察到科技和管理对人口分布产生的调节功能，土地是人口空间分布的基本载体。他说：“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必须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多地增加农产品的生产。”[1]毛泽东针对革命发展的具体要求，鼓励人口流动。他指出：“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2]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更好地促进生产，一方面，要求新增城市人口回到原来所在的农村；另一方面，开展了大型农业垦荒运动。如新疆、北大荒农业建设。人口分布应关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如农业开荒，自然需要劳动人口的迁徙。毛泽东指出：“这是短距离的开荒，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这样做。但是必须注意水土保持工作，决不可以因为开荒造成下游地区的水灾。”[3]之后，他又强调“在垦荒的时候，必须同保持水土的规划相结合，避免水土流失的危险”[4]。由此可见，毛泽东已经开始关注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客观地将人口分布与资源环境问题结合了起来。

2.邓小平人口再分布思想

人多地少是我国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现实，这是考虑中国现代化建设和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基本出发点。邓小平第一次把人口问题放在了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中加以观察和处理，深刻阐明了人口问题的重要性、综合性和长期性。邓小平同志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出发，指出人口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他在论述人口问题时，多次提到各种人均指标，如“三步走”战略目标中的每一步都要按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指标来衡量，表达了鲜明的人口意识和人均观念。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必然促进农村的发展。针对中国九亿农村人口的现实，他认为：“农业机械化的道路一定要走，剩余的劳动力要转到其他行业去……我们现在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在城市已经出现，要开辟各种途径，扩大就业”[5]。

3.江泽民人口再分布思想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将人口问题放在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加以考虑，将人口分布问题植入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中。江泽民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6]他反复强调实施可持续发展，指出可持续发展越来越成为各国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选择。我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绝不能走人口增长失控、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道路。他明确指出：“实现可持续发展，核心的问题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7]

4.胡锦涛人口再分布思想

以胡锦涛同志为领导核心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胡锦涛指出：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必须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和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不断保护和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为突出的地位，明确提出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统筹谋划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以求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