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人口空间演进实践分析

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循着人居环境适宜地区开拓，持续向东向南扩展。从远古在黄土高原及其边缘地带聚居，到铁器时代向黄河冲积平原转移；从晋唐人口向长江以南迁徙，到清代向沿海、沿边地区扩展；工业文明时代，经济吸引力渐趋突出，人口流动更青睐经济发达地区，并造成了人地关系紧张，以人口分布、经济布局、资源环境承载空间均衡为导向的人口迁移逐步成为发展趋势。[8]生态文明时代的人口空间布局，宜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引导人口合理流动，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一 人口分布的历史演化

（一）远古时代的人口分布

在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落后，人口发展非常缓慢，受自然环境制约，人口在时间和空间上极不平衡。在狩猎和捕鱼时代，人们过着居无定所的游猎生活。在适合居住的范围内，人口分布相对集中。如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条件适中，平原地形，排水良好，更适宜人口居住。人口密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二）农耕时代的人口分布

人口分布较远古时代相对固定，在这种方式下，土地成为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成为农民的生存载体。人和土地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这一状态一直延续至今。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人口分布长期处于近似凝固的状态。人口布局主要受到“天灾人祸”的影响。具体主要表现为人为的战乱，其次为自然灾害。人口再分布变动主要是因为西汉末年的动乱和唐代的“安史之乱”。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长江流域逐渐成为重要的人口聚集区，使得人口重心开始从北方向南方转移，即人口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流动。从北宋到明清，北方人口进一步减少，直到清末发生了以长江流域作为主战场的太平军战事，人口北降南升的趋势才有所扭转。

专栏：流民闯关东

东北人口稀少、土地肥沃。清政府从禁止开垦到允许人口流迁东北，使得东北人口增长速度和数量均呈现递增趋势，并促进了东北经济的发展。民国年间，闯关东进入第二个高潮。山东人口成为流动人口主体，大批移民进入东北。民国38年间，山东人闯关东数量达到平均每年48万人之多，总数超过1830万人，留住的山东人达792万人之多。新中国成立前夕人口由1910年的1800万人增加到近4000万人。

（三）工业时代的人口分布

进入工业革命时期，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人口流动的频率明显增强，人口分布范围也逐步扩大。与农耕时代比较，人口分布从单一地依赖自然环境，即仅考虑气候适应、土壤肥沃、地势平缓等自然因素演变到开始注重自然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等综合因素，工业时代人口再分布变化和影响因素也更趋复杂。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空间变动和人口流动

社会生产的空间布局与地域组织制约着人口的空间分布。我国的人口空间布局几经变迁，但始终与生产力布局密切相关。[9]

（一）生产力布局由沿海向内地倾斜引发的人口流动（1949～1957）

新中国成立之后，针对生产力布局过分集中于沿海地区，内地工业发展缓慢，沿海与内地生产力布局极不协调这一情况，为了平衡工业发展布局，加大内地工业发展力度，我国实施了工业由沿海向内地倾斜的工业布局战略。“一五”期间，我国集中力量进行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有102个在内地；694个限额以上的重点工程（投资在1000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有472个在内地。伴随着重大项目建设，人口流动日趋活跃。找油田、开荒地、办工厂等众多建设项目均需大量劳动人口，人口随之向这些区域转移。如这一阶段新疆油田的开采、北大荒的建设等均通过政府行政组织力量，促成了人口较大规模的流动。为了特定的目标而组织较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也成为这一阶段人口流迁的主要形式。

（二）基于国防的跳跃式、嵌入式生产力布局引导人口继续向西部布局（1958～1978）

出于备战和建设战略后方的考虑，从“三五”到“五五”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生产力布局从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六大经济协作区均衡发展到向西部跳跃式、嵌入式西移。这一时期，与军事有关的机械、电子、仪表等重化工业大量迁至三线地区，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三五”和“四五”时期，三线地区投资占全国基建总投资的52.7%和41.4%；到“五五”期间，对三线倾斜的政策做了一些调整，但仍是投资的重点地区。这一阶段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人口流迁。如攀枝花钢铁集团建设，在这一阶段形成了由国家统一组织集中投资开发资源并带动当地农民向城镇集中的特殊人口流动模式，通过国家宏观调控，从外地调入资金、人才和技术集中在攀枝花，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建设。同时，工业化的发展吸引了当地农民就近城镇化。

（三）生产力向东部倾斜的非均衡布局形成了“孔雀东南飞”（1979～1995）

“六五”时期，中央提出经济布局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国家47.7%的重点建设项目投资在沿海地区，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发区，沿海地区还获得国家外资项目审批权限、财税等方面的特殊优惠政策。“七五”期间，国家提出东中西部梯度发展，加速东部沿海地带的发展，新设了海南经济特区和13个经济技术开发区，1990年又开发了上海浦东新区，形成了东部地区全面开放和点、轴开发的格局。“八五”期间，国家提出东中西部协调发展，扩大了沿周边地区的对外开放，加快边境口岸建设，逐步实现生产力合理布局。这一阶段人口政策逐步放开，人口流动更多依靠市场的力量、个人的意愿。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等地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大量的“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形成改革开放后第一轮人口流动热潮。“外来妹”“打工仔”成为镶嵌那段岁月的时代符号。

（四）非均衡协调发展支撑人口流迁的多元化（1996～至今）

从“九五”开始，生产力布局开始致力于实施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的战略。七大经济区协调发展，引导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十五”期间，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合理调整地区经济布局，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十一五”期间，要求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非均衡协调发展的基本格局。但人口流动仍然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增速明显减缓。“十二五”提出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区域间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产业有序转移，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人口流动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十三五”提出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作为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