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主体功能区人口再分布理论支撑

一 人口再分布的人地关系基石论

（一）人地关系具有不同的时空结构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论研究的是地球表层人类和地理环境的相互影响与反馈作用，是由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两个子系统在特定的地域中交错构成的一种动态结构，两系统之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相结合，形成了系统动态演进机制。人地关系是一种可变的量，是一个不稳定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状态的耗散结构。[11]随着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人地关系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并在不同类型地域上表现出不同的结构和矛盾，呈现明显的地域差异性。

从时间维度看，在人类活动早期，人地关系主要表现为人对自然的依赖和适应，人类通过向土地索取食物作为人地关系系统的平衡点。由于人口较少，人类对于地理环境系统顺向演替的过程干扰力度较小，人和自然的关系呈现较为平和的状态。随着人口增多、科技进步，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导向下，人类对自然的开发陷入无序状态，特别是进入工业文明时期，部分地区生态环境出现逆向演替现象，人地关系日趋紧张。从地域维度看，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资源条件、生态本底、经济基础和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十分突出，东西部间、城乡间存在明显差距。加之，同质化政策管理异质化的区域，影响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稳定性。

（二）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论对人口再分布的具体支撑

优化人地关系地域系统，重点在于研究人地关系的地域系统的形成过程、结构特点和发展趋向。优化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研究不同功能区人口数量、质量、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度的基础。人地系统中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强度的分析、潜力估算、风险评估，是分析人口与经济社会影响关系的重要参照。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两大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和物质、能量传递与转换的机理、功能、结构，以及整体调控的途径与对策，对研究主体功能区人口再分布动力因素至关重要。根据系统内各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构和潜力，预测该特定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演变趋势，建立不同层次、不同尺度的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的优化调控模型，为人地关系的地域分布规律分析提供了新思路，主体功能区人口再分布研究可通过动态仿真模拟，实施主体功能区人口流量、流速、流向的动态调整。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的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为实现主体功能区人口再分布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通过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有效调控，协调人口增长、资源供求、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以谋求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这一理念与主体功能区人口再分布的取向不谋而合，如何通过人口合理布局形成协调的人地关系，促进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顺向演替自然成为主体功能区人口再分布的理论基础。我们应从空间结构、时间过程、组织序变、整体效应、协同互补等方面去认识和寻求区域的人地关系系统的整体优化、综合平衡及有效调控的机理。根据自然系统生态本底的差异，调控人地关系实际上就是要调整人类活动的内容、方式和强度，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强的区域推动人口和经济的积聚，在生态环境敏感和脆弱的区域加大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力度，按照不同的地域空间特点进行功能定位，实现不同主体功能区人口分布、经济布局、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

二 人口再分布影响因素论

（一）经济发展与人口再分布紧密联系

库兹涅茨从经济增长的宏观视野解释了人口流动。他分析了19世纪至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口再分布与经济发展的历史，指出经济增长由技术变革引导，而人口分布变动则是适应经济变化的结果，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能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人口区域再分布紧密联系，互为变量。一方面，伴随着经济发展的人口增长会自发地刺激人口由过度密集的地区流向相对稀疏的地区，以开拓自然资源；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技术进步造就的经济增长会通过工业化、城镇化等形式对人口分布产生影响。经济增长由技术变革引导，而人口分布变动则是适应经济变化的结果。此外，人口再分布与经济周期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景气时人口流动更为活跃。

从微观视角来看，寻找工作的迁移者以及相互作用效应可能具有更高的生产力，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对于迁移的选择性出现，是由于不同的人口（预期迁移者）对收入差异或收益回报期的预期不同，所以表现出不同的迁移选择和动力。[12]一般而言，迁移人口更富有生气、更具冒险精神，他们在经济激励下，迁往能为他们提供更好发展机会的地区。

（二）产业发展与人口再分布变化

罗斯托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初级产品所占的劳动力比例会下降，工业生产所占的比例会提高，服务业所占用的比例会以更快的速度提高。”人口在产业中的分布从宏观上决定了人口的职业分布。克拉克提出了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结构变化的理论。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伴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也开始上升。这主要是由于三次产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同造成了收入弹性的差距；技术进步差异影响三次产业的投资回报率，加快人口流动的步伐。因此，从经济社会发展来看，就业人口总是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产业进而流向第三产业的，这一变化的趋势从宏观上决定了人口的职业分布，进而影响了人口的地域分布。从实践来看，产业变动不仅对人口数量产生影响，对人口的素质结构、年龄结构也会带来影响。另外，人口合理流动有助于优化就业结构，并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

三 人口再分布的动力论

从运动学的角度看，人口流动存在两种不同方向的作用力：一是促使人口流动的力量；二是阻碍人口流动的力量。即推力与拉力。前者主要包括自然枯竭、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业劳动力过剩导致的农业和就业不足、较低的经济收入水平等；拉力则主要包括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好的生活水平、较优的受教育机会、较完善的文化设施和交通条件等。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的发生，对迁入地来说，主要是因其有吸引人口迁入的“拉力”，对迁出地而言，是由于这些地区存在促使人口向外迁出的“推力”。

一般来说，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越快，所需要的劳动力就越多，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就越多。加之，该地区能够提供较好的生活水平，拥有更优质的薪酬待遇、更丰富的发展内容，就会对人口形成一种“拉力”，促使人口向该地区迁移。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所需要的劳动力也较少，生活水平和条件差，这些在客观上都成了人口迁移的“推力”。因此，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是人口迁移变动的主要因素。从根本上来看，人口流迁的动力来自市场配置能力。人口合理再分布必须因势利导，找出作用的着力点。在政府引导下，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作用，促进人口合理流动。

当前人口流动在地域空间上的主要表现是人口城镇化。城市的发展需要聚集一定规模的人口，但是人口不能无限制地融入某一个城市，应与不同地区的生态本底、发展基础和潜力结合起来，以该地区的综合承载力为基本依据来引导人口流动。因此，人口流动在不同地域、不同阶段会呈现不同的模式。

四 人口再分布阶段论

W.泽林斯基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将人口流动划分为五个阶段。在工业化的前传统阶段，居民流动性和自然增长率都很低，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改变居住地的迁移；进入工业化早期，短期性流动人口数量显著增加，人口和工业开始向城市集中；随着人口城镇化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人口布局呈现了城郊化；针对城市中心衰退和空洞化，政府通过实施市中心区域的复兴改造，吸引人口重新进城。进入现代化阶段，交通变得极为便利，改变居住地的迁移会减少，迁移将多在城市内部或城市间进行。人口再分布阶段论时至今日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从目前我国人口流迁总体来看，我国基本还处于第三个阶段——人口集中城镇化阶段，而特大城市人口开始向郊区转移，如围绕京沪穗等中心城市的城市群逐步形成，人口流动空间范围更大。主体功能区人口再分布是长期过程，需要划分不同阶段，抓住每个阶段的突出问题，与城市发展阶段有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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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纯元主编《人口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第2页。

[2] 刘铮、李竞能编《人口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第12页。

[3] 刘铮、李竞能编《人口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第225页。

[4] 刘铮、李竞能编《人口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第225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296页。

[6]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17～20页。

[7] 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界定人口发展功能区促进区域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生态屏障、功能区划与人口发展研究报告》，2007。

[8] 参见邬沧萍《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249～261页。

[9] 参见邬沧萍《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257～259页。

[10] 张和平、姜涛：《主体功能区划分国外溯源》，《知识经济》2011年第10期，第45～46页。

[11] 吴传钧：《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经济地理》1991年第3期，第3页。

[12] 敖荣军：《劳动力流动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