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ory ｜理论

Econometrica
中国贸易冲击对美国就业的影响

本文主要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增长和劳动力市场中的美国家庭为研究对象，探讨日渐增长的中美贸易对本土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由于贸易冲击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不尽相同，因此为了更好地量化贸易冲击所带来的劳动力效应，本文作者全面考虑了劳动力流动性摩擦、商品流动性摩擦、地理位置与国际贸易等因素，建立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动态贸易与劳动力迁移模型。

研究结果表明，2000年至2007年间，在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增加一倍的同时，美国本土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了16％。从长远来看，来自中国的贸易冲击使美国制造业就业总份额减少了0.36个百分点，相当于失去了约55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一方面，以行业来看，由于中国的科技实力显著提升，美国的计算机与电子产业首当其冲，失去了将近14万个工作岗位。另一方面，由于全美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均衡，以地区来看，加州受到的贸易冲击最大（因以计算机与电子产业为主），失去了将近5万个工作岗位。

然而，贸易冲击的影响是异质性的，非制造业（如建筑、食品饮料与烟草等）以及那些与中国贸易往来不频繁的区域并未受到显著影响，因为其没有暴露在中国的直接竞争之下。再者，尽管制造业受到严重冲击，非制造业反而受惠于来自中国的廉价中间产品，有效地提升他们的市场竞争力与行业规模。而在非制造业行业规模扩张的同时，也吸收了部分制造业的失业劳动力，促进劳动力转换。

有趣的是，本文作者发现，受益于中国的廉价中间产品，来自中国的贸易冲击反而使得美国的长期社会总福利有所增加，尤其是在那些没有受到中国商品直接竞争的行业中。但在短期，受到日益增长的贸易竞争，美国制造业的区域实际工资有所下降，而那些无法及时迁移至其他行业或地区的失业劳工更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恶化。通过对其他国家的调查，本文作者更确认了这个观点，也就是说，尽管各国劳动力市场在短期内将受到摩擦性失业影响，但长期来看，来自中国的贸易冲击实际上是有利于各国社会福利发展的。

Lorenzo Caliendo, Maximiliano Dvorkin, Fernando Parro, Trade and Labor Market Dynamics: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China Trade Shock. Econometrica. 2019.5

The Journal of Finance
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战略互补性

在经济衰退时期，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不确定性会同时急剧上升。例如，2007-2009年金融危机时，以波动率指数（VIX）衡量的金融市场不确定性飙升了313%。用实体经济测量不确定性时也得到了同样令人震惊的结果：宏观层面不确定性翻倍，微观层面上升了152%。本文作者通过建立新的理论模型，发现了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相互学习的特点，进而形成战略互补性。关键原因在于财务价格是公司信息披露和金融市场价格发现的结合点。当一家公司试图最大化其在实体部门的垄断利润，而投机者试图从金融市场的套利中获利时，相互学习是最优选择，其结果便是形成信息生产的战略互补性。

Jess Benhabib, Xuewen Liu, Pengfei Wang,Financial Markets, the Real Economy, and Self Fulfilling Uncertainties. The Journal of Finance.2019.6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贸易摩擦对跨国贸易的影响

继2016年英国启动脱欧公投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全球贸易进入了一个极不稳定的时期。现有研究指出，区域贸易协定对跨国公司有着重要影响，在关税削减的同时还涉及更深层次的技术整合，并将外围成员转变成出口平台，以服务该地区的整个市场。本文作者通过建立一个汽车行业的跨国决策模型，旨在预测由美国主导的保护主义、英国脱欧，以及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协议引起的关税变化对跨国生产和销售的影响。本文指出，跨国公司会将特定技术从本国总部转移到其他国家工厂，并将产品从国内销往国际市场，而关税变化会通过这两种渠道对贸易本身产生影响。例如，当美国与欧盟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曾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汽车公司便会减产。

Keith Head, Thierry Mayer, Brands in Motion: How Frictions Shape Multinational Produ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9.9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幸福度衡量方法可信吗？

通过对模型假设与计量方法的推敲，本文作者对幸福经济学提出了全新观点。在相关研究中，一般通过问卷中“很幸福”、“一般幸福”或“不幸福”等选项来表示受试者的幸福程度，然而每个人选择幸福程度的机制不同（对于幸福定义不尽相同），而且这些机制可能会随着时间变化，因此如何更好地选取幸福的衡量指标仍是个挑战。此外，过往研究建立在幸福度呈正态分布的假设上，而事实上财富和收入明显是高度有偏的，因此通过改变过往研究的数据分布，作者推翻了“MTO（Moving To Opportunity，通过给居住在贫困社区的贫穷家庭发放租房补贴券，鼓励这些家庭向非贫困社区搬迁）可以提升幸福度”“伊斯特林悖论（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是存在的”等著名的幸福经济学案例。

Timothy N. Bond, Kevin Lang, The Sad Truth about Happiness Scal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9.8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经济刺激下的中国信贷分配

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世界各国政府推出了大型经济刺激计划。2008年底，中国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主要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两年内政府支出增加了4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GDP的12.6％，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二是出台了一系列信贷扩张政策，包括降低银行准备金要求和基准贷款利率，以增加对实体经济的信贷供应。利用跨企业信贷分配的微观数据，本文作者实证得出，2009-2010年，信贷扩张过分地偏向于国有企业和平均资本产出较低的企业，从而逆转了资本从低生产率的国有企业向高生产率的私人公司资本流动的趋势。也就是说，在经济衰退时期，政府对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变得比其他时期更加突出。

Lin William Cong, Haoyu Gao, Jacopo Ponticelli, Xiaoguang Yang, Credit Allocation Under Economic Stimulus: Evidence from China.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9.9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养老金赤字与高风险溢价

近年来，企业养老金赤字的现象被广泛关注。现有研究指出，养老金风险已被纳入公司系统性风险之中。本文作者发现，养老金赤字规模与银行贷款成本呈正相关，且对于具有紧张的财务约束、较高的信息不对称和养老金投资风险的公司，相关性会更强。这表明银行会对拥有养老金赤字的借款公司收取高风险溢价，当养老金赤字规模较大时，银行会通过增加担保物、提高贷款契约数量和缩短贷款期限等方式收紧贷款。这表明，一方面，银行将公司养老金筹资不足视为一项重大风险，以此调整贷款合同条款；另一方面，养老金赤字通过增加公司融资成本来影响公司的价值与投资。

Balasingham Balachandran, Huu Nhan Duong, Van Hoang Vu, Pension Deficits and the Design of Private Debt Contracts.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19.8

NBER Working Paper
特朗普推文对央行独立性的威胁

建立独立于政治体系的中央银行是西方经济学的普遍共识。过去研究表明，央行独立性有效遏制了通货膨胀。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削弱了公众对于央行的信心，各国政府纷纷加强对央行的管控。近来，特朗普总统频繁在推特上发文抨击美联储政策，主张宽松的货币政策。本文作者使用高频事件研究法，以特朗普推文为对象，研究了总统施加的政治压力如何造成市场对货币政策预期发生变化。结果显示，特朗普推文导致联邦基金利率显著下降，且其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强。这表明即使特朗普不直接影响美联储的决定，但他的政治压力仍然可以通过改变市场对美联储的预期而间接影响货币政策，即央行独立性受到威胁。

Francesco Bianchi, Howard Kung, Thilo Kind, Threats to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High-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with Twitter. NBER Working Paper. 2019.9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主权债务改革新模式

经济衰退期间，很多国家面临产量下降的境况，例如欧洲债务危机。现有经济学理论提供两种解决方案：一是在国际市场中借钱以平滑国内消费；二是通过改革来加速经济复苏。本文作者通过构建主权债务动态模型发现，巨额债务可能会降低借款国家进行经济改革以促进增长的动力，因为增长带来的收益通常归于贷方，通过债务累积无法克服效率低下的问题，且产生的福利收益很小。作者指出，最佳方案为一项灵活的援助计划，该计划需要第三方国际组织（如IMF）的介入，在经济衰退期间为债务国提供预算支持，待经济复苏后监督债务国以市场价格偿还债务，且该机构的预期成本为零。

Andreas Muller, Kjetil Storesletten, Fabrizio Zilibotti,Sovereign Debt and Structural Refor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9.12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投资者对分析师姓氏的偏好

本文研究了投资者对姓氏的偏好对于股票市场投资决策的影响。从心理学角度，人们会对一个拥有好印象的姓氏给予更为积极的评价，从姓氏中他们可以推断出一个人的国籍。本文作者以1996年至2014年分析师预测数据为样本，发现拥有“好”姓氏的分析师发布的盈余预测造成了更明显的市场反应，也就是说，投资者更倾向于相信拥有“好”姓氏的分析师，而不是基于分析师预测质量的高低。然而，当分析师是明星分析师、女性分析师或美国本土分析师的时候，上述现象被削弱。此外，本文通过两个特殊事件：“911”事件和法德反对伊拉克战争事件，发现中东姓氏和法德姓氏的分析师在两次事件后，盈余预测对市场造成的反应明显下降。

Jay Heon Jung, Alok Kumar, Sonya S. Lim, Choong-Yuel Yoo, An analyst by any other surname: Surname favorability and market reaction to analyst forecast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