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ory ｜理论

Urban Analytics and City Science
城市发展模式的时代变迁

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是自下而上的，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如果把一个城市设想成一个网络，那么我们应该能够计算出由于传输中断而迅速扩散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但是，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意识到，疾病传播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所能掌握的速度。

模式的转变是疫情的一个直接后果，人们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选择步行或骑自行车或自己开车，如果社交距离持续存在压力，多达40%的人可能在家工作。由此，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对于汽车旅行需求的上升，这将扭转自20世纪末以来在许多国家出现的缓慢下降趋势。实际上，自工业革命到如今，城市的发展模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英国大规模城市化始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城市化改变了城市分布的传统格局，出现了大批新兴城市，人口随之集聚。然而，汽车使用量的显著增加，很可能对紧凑型城市的理念发出了结束的信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出现大规模城市郊区化现象。1936年，英格兰特别地区专员斯图尔特爵士给议会提出了一项建议：政府要帮助衰退地区，从正面引导工厂迁往那里，并限制在伦敦建厂。这种观点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并促使政府采取行动。1941-1947年间，在政府的组织下，集中出现了一批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和报告文件。其中，最受关注的巴罗委员会的报告将产业、人口在国家（区域）范围分布的问题与区域问题联系起来，他们认为，把工业和人口集中在大的中心地区，将在社会经济和战略上造成缺陷。当时，英国人口开始大量向小城镇迁移，大中城市周边的卫星城镇迅速兴起。

到了20世纪后期，一些旨在缩小城市规模而非在城市边缘建立新城镇的政策开始实施，比如开发棕地。绿色、更紧凑的城市生活方式概念开始确立，但随着城市的发展和规模缩小，房价和物价也迅速增长。

如今，疫情再一次改变了“核心城市”的发展模式，我们在向一个更分散、更孤立的世界过渡，人们试图逃离大城市，居家办公也为与城市保持距离成为了可能。这是否会成为一种新常态还有待时间的考验。但当下，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构成当代城市的网络将如何变化，并研究出疫情下的城市管理模式。

Batty, M. (2020). The Coronavirus Crisis: What Will the Post-Pandemic City Look Like?. Urban Analytics and City Science, Vol. 47(4) 547-552.

SSRN Working Paper
中国的五年规划可促进出口密集型行业发展

2018年，中国和美国的贸易额超过6000亿美元，数字的背后是两国经济实力的动态平衡。本文作者研究了中国和美国工业活动的动态依赖关系，并关注中国政府补贴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两国企业数量与同一行业的就业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中国企业的“高出生率”预示着1-2年后美国同行业企业的退出和就业率的下降，特别是在出口密集型行业，表明两国在生产上存在竞争替代关系。第二，当一个行业在两国都出现增长时，中国政府会提供补贴，政府补贴在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可能会导致这些行业在美国相对衰落。第三，中国的五年规划对出口密集型行业起到了促进作用，相比之下，美国相应行业在制造量和就业率方面的增长要慢于其他行业。

Cen, X., Fos, V., & Jiang, W. (2020). A Race to Lead: How Chines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Shape the Sino-US Production Competiti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创造性工作中“我们”的重要性

创造性工作是一个需要人与人之间有效合作的社会过程。现有研究表明，团队协作在产生新颖想法和产品（即组织的创造力）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学者们忽略了二人互动对组织内部创造性工作的影响。本文作者提出了有关二人亲密互动激发创造力的理论。当二人在一起共同创造时，他们会亲密互动，使相互的安全感、信任感、情感和凝聚力得以发展。这会形成人际共享边界（即一种“我们”的感觉），进而通过构建一个封闭且安全的空间来影响创造力。在这个空间里，二人可以交流不同的想法，不用担心被评判，有助于更好地实现深度交流。

Rouse, E.D. (2020) . Where You End and I Begin: Understanding Intimate Co-Cre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45(1), 181-204.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广告投入能有效提高公司股票回报吗？

人们普遍认为，产品市场广告可以通过提高投资者的关注度来提升短期内的股价。过去也有研究证实了产品市场广告和股票市场回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本文作者指出，这些早期的研究通常依赖于年度广告数据，并着重于广告和股票市场回报之间的同期关系，因而结果会受到严重的内生性的影响。例如，公司会在股票市场收益高或现金流增长的时候相应地增加广告支出预算。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作者使用高频分析的方法，利用新数据集来研究产品市场广告对投资者关注度和随后股价的影响。结果表明，广告对投资者关注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对于同期和随后的股票日收益并没有显著影响。

Focke, F., Ruenzi, S., & Ungeheuer, M. (2020). Advertising, Attention, and Financial Markets.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33(10), 4676-4720.

Management Science
科学研究中存在“中心效应”

基础科学研究对于提高生产力和促进产业创新至关重要。当前，相比于自己投入研发，越来越多的企业依赖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由此便引入了一个关键问题：企业会选择利用学术界的哪些研究发现呢？本文作者指出，企业在特定技术领域实施专利研发的地理集中地（简称为“专利研发中心”）是连接学术界与产业界的重要桥梁。来自专利研发中心的学术出版物更经常被企业引用，另一方面，即使相距较远的企业也会更关注专利研发中心的学术发现，从而扩大了学术的地理范围。这表明，科学研究存在着“中心效应”。地理位置上的研发集群有助于学术成果向产业界的流动，而且不仅限于本地化知识流动。

Bikard, M., & Marx, M. (2020). Bridging Academia and Industry: How Geographic Hubs Connect University Science and Corporate Technology. Management Science, 66(8), 3425-3443.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美国梦的动态变化

美国梦是美国精神的核心，它描述了这样一种愿景：所有在美国的人，无论阶级或地位，只要他们愿意努力工作，都能获得成功，享受比他们的父母更好的生活质量。本文作者研究了公众对于美国梦实现信念的动态变化，并创建了1973-2018年的季度宏观指标来衡量对美国梦的信心。研究表明，公众对实现美国梦的信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社会流动性的下降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侵蚀了公众对美国梦的信念，年轻人发现，他们很难达到比父母更好的生活水平，于是对美国梦的前景变得更加悲观。然而，证据表明，在总统选举期间，人们对美国梦的信心又得到了增强。

Wolak, J., & Peterson, D. A.(2020). The Dynamic American Dream. American Jou 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政治博弈可能损害公共福利

在政治谈判中，公众舆论会被用作可置信承诺的手段。政治谈判通常会出现僵局，然后带来妥协。为探究这一现象的成因，以及分析僵局对两党制民主中的公众福利影响，本文作者设定并研究了一个理想模型。研究发现，尽管双方都知道妥协带来的声誉损失巨大，但如果双方在讨价还价之初并不知晓公众立场，那么他们更倾向于在民意上进行博弈，即提出不相容的主张，并在做出妥协之前等待民意走向。博弈形成的最终政策将包含相关公众舆论的最新信息。有人可能会猜想，与没有纳入此类信息的情况相比，这将改善公共福利（例如在直接民主制度中）。本文作者指出，这不是一般事实，最终的政策可能会对新信息做出太多反应，并对福利产生不利影响。

Basak, D., & Deb, J. (2020). Gambling over Public Opin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0(11), 3492-3521.

NBER Working Paper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一定会增加工会成员吗？

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由美国工会倡导的最低工资标准提升至了历史最高点，同时，公众对工会的看法也变得更加有利。本文作者研究了工会、最低工资、新闻报道和公众舆论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发现，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后，那些并不会由此直接收益的群体加入工会的概率却显著提升。这是因为，新闻报道会将最低工资标准与劳工运动中的关键人物联系起来，扩大社会影响力，舆论的有效宣传会使得大众增加对工会的好感。但是，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后，那些最有可能直接受益的群体加入工会的人数却有所减少，作者指出，这与经典的“搭便车”假设一致，因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取代了工会成员的议价能力。

Clemens, J., & Strain, M. R. (2020). Public Policy and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Interest Groups: An Analysis of Minimum Wages, Labor Unions, and Effective Advocac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Urban Studies
拉丁美洲的智慧城市：世界性热潮与地方性实践

目前，拉丁美洲各城市的智慧城市举措主要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ICTs），让城市服务的供给、管理更加高效、透明和友好。本文对里约热内卢、圣地亚哥和麦德林等地案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这些城市的智慧城市举措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不平等，因为大多数干预措施都位于高收入地区，有利于高收入地区的参与者。本文作者认为，拉丁美洲智慧城市发展的核心应是智能包容性的提升，为打造出更加持续和公正的智慧城市，在智慧城市规划和实施过程中，可以引进“6-Es”（效率、经济、生态、公平、教育、参与）框架和“PPP”（政府-民间-个人）框架，从而为那些试图在平等、效率、经济、生态等方面寻求平衡的城市提供指导。

Irazábal, C., & Jiró n, P. (2020). Latin American Smart Cities: Between Worlding Infatuation and Crawling Provincialising. Urban Stu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