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唐解元

我问你是谁？你原来是我；我本不认你，你却要认我。噫！我少不得你，你却少得我；你我百年后，有你没了我。

——《伯虎自赞》

林语堂先生在他的杰作《苏东坡传》中曾精辟地说过：“认不认识一个人不在于和他同一年代，这是共鸣了解的问题。毕竟我们只认识自己真正了解的人，而且只对自己真正喜欢的人才能充分了解。”（林语堂《苏东坡传》第一章）我以为，这段话完全适合我对唐伯虎的认识。我总觉得，较之周围那些用虚伪和谎言层层包裹的人，五百多年前的唐伯虎还容易了解得多。当然，这是在我通读了他的六卷诗文集，并尽可能多地欣赏了他的绘画、书法及印章之后达成的认识。当然，这种认识有感性成分、理性成分；此外，还有一些很微妙的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其实，类似的认识古人早已说过。稍晚于唐伯虎的晚明文坛领袖袁中郎就说：

吴人有唐子畏者，才子也；以文名，亦不专以文名。余为吴令，虽不同时，是亦当写治生帖子者矣。余昔未治其人，而今治其文。大都子畏诗文，不足以尽子畏，而可以见子畏。

（袁宏道《唐伯虎全集序》）

“治生”是流传于晚明的下属对上司的自称，帖子即现今的名片。当时担任吴县县令的袁中郎向往着携带治生帖子去拜访唐伯虎，当然觉得伯虎是一个真切的活生生的存在。他承认这种感觉从伯虎的诗文来，语句中流露出但恨生不同时的遗憾。明末还有一位雷起剑，他在暮春时节与朋友泛舟横塘，在野水杂树间发现了唐伯虎的葬地，牛羊践踏，满目荒凉。雷起剑不禁凄然而叹：

是朋友之罪也！千载下读伯虎之文者皆其友，何必时与并乎？（见《苏州府志》）

于是他与几个朋友集资修建了唐伯虎墓、祠，并且“勒石以遗千古之有心者”。好一个“千载下读伯虎之文者皆其友”！事实上，搜寻杰出的古人的诗文去读的人，当然希冀与古之贤哲英豪为友；而一旦读了其诗其文，更觉得其人可亲可敬，可歌可泣，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了。这就叫作“神交古人”。我曾为自己的书斋“听涛馆”自撰过一副联语：镇日观书，历万里关河，千秋人物；片时倚枕，对一窗残月，四壁虫声。也是在做神交古人的梦呓。

我觉得唐伯虎独特的人格比任何一位明代文人都突出，在整个中国封建文人长长的队列中，也是给人印象最深刻，最能引起写作冲动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他才气过人，风流倜傥，放浪形骸，诗酒自娱，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他的诗名风采，丹青墨色，照耀江南，人人仰慕。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量传说，更无异于给这位才子笼罩了瑰丽的光环。诸如评话有《唐解元一笑姻缘》，弹词有《笑中缘》、吴信天《三笑》、曹春江《九美图》，小说有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二十六《唐解元一笑姻缘》，杂剧有孟称舜《花前一笑》、卓人月《花舫缘》、史槃《苏台奇遘》等等，更有电影《三笑》，曾一度风靡海峡两岸。幼年的我就是首先在这些通俗作品中接触到这位江南才子的。在这些作品中，同样是追求幸福的爱情，唐伯虎不像以前《西厢记》中的张生那样，借住西厢，赠诗酬简，望梅止渴，遮遮掩掩，而是“色胆包天”，主动出击，积极追求，即使采取反常背俗的手段也在所不辞，甚至以为越反常背俗，越能显示才子特殊的本色。尽管这些通俗作品失之无据，甚至荒诞不经，但是，较之文人的之乎者也，它们反而是符合唐伯虎的精神风貌的。有一次，他在一幅陶穀画像上题诗云：

信宿因缘逆旅中，短词聊尔识泥鸿。

当时我做陶承旨，何必樽前面发红[1]。

陶承旨即陶穀，字秀实，五代周、北宋时曾任翰林学士、尚书等职。他仕北周时，曾使南唐，态度威严。中书侍郎韩熙载使歌妓秦弱兰诱之，共枕席时陶作《好春光》词赠秦：

好姻缘，恶姻缘，奈何天。才得邮亭一夜眠，别神仙。  琵琶拨尽相思调，知音少。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

（见《玉壶清语》）

这就是伯虎诗所谓的“短词”。次日，南唐设宴，筵上歌唱此词，陶穀大为惭愧。伯虎诗即写其事。末两句是说：当时换成我是陶穀，在筵席上听到密赠秦弱兰的词被唱出来，我才不会因为羞惭而脸红哩。十足的明代才子的情趣！十足的明代才子的胆量！具有以往的封建文人所没有的一种特殊的个性魅力和艺术风情。

其二，是在唐伯虎身上，传说与实际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伯虎虽然诗画全才，风流跌宕，但一生坎坷，令人同情。他有过三娶。先是原配夫人徐氏，徐亡故后继娶，后会试时牵涉科场舞弊案被革，续弦弃他而去，再娶沈氏。他对早亡的徐氏感情很深，作《伤内》诗：“抚景念畴昔，肝裂魂魄扬。”而对沈氏伉俪甚笃，《感怀》诗云：“镜里形骸春共老，灯前夫妇月同圆。”这说明伯虎并不是只会在女人身上用功夫的风流才子，更没有在拥有“八美”之后再娶秋香那样的“无边艳福”。最无根据的是“三笑”故事中的卖身为奴。伯虎卒于嘉靖二年，而华鸿山（华太师）系嘉靖五年进士，伯虎怎么可能死后几十年再进华府作书僮呢？至于秋香，原型是成化间南京名妓林奴儿，年龄比伯虎还大十几岁，很难想象两人之间可能会产生风流韵事了。事实上，伯虎后半生的生活很困难，他曾作诗纪实：“十朝风雨苦昏迷，八口妻孥并告饥。信是老天真戏我，无人来买扇头诗。”（《风雨浃旬，厨烟不继，涤砚吮笔，萧条若僧，因题绝句八首，奉寄孙思和》）他筑室苏州金阊门外的桃花坞中，以卖画为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去世。伯虎晚年颓然自放之际，曾经说过一句很凄伤而深刻的话：

后人知我不在此！

（《明史》本传）

他似乎已经预见到这种后世传说与实际情况的巨大的反差了。这当然是一场悲剧。我今天看待那些缤纷林总的传说，就如同当年雷起剑他们泛舟横塘，见到伯虎墓地为杂树所蔽、牛羊践踏一样，感到“是朋友之罪也”！这种感觉很容易升华为写作冲动。

其三，中国有句俗话：盖棺论定。意思是说，人的一生就像一出戏，只有落幕后才能判断这出戏的好坏。然而，细细想来也不尽然。唐伯虎已经“盖棺”了近五百年，涉及他的各种文字热热哄哄喧闹了近五百年。“论定”了没有呢？况且，长期以来，人品、艺品的平衡木让艺术家走得太累，裁判员的心理负担也实在太重。我以为，唐伯虎的可贵之处在于遭受许多困苦坎坷而潇洒依旧，他留给后世的不是辛酸的眼泪，而是俊逸的微笑，一个索性从人品、艺品的平衡木上跳下来，醉卧在桃花坞中的真正艺术家的微笑。人民爱他，是因为他吃苦吃得太多，却带给大家巨大的欢乐。他好像参透了佛门“四圣谛”之一的“八苦”，诸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五盛阴苦，离苦得乐，折射出一种睿智之光。这种唐伯虎风情充满了禅学的魅力。我以为，这种风情具有类似“乐圣”贝多芬那种动人的本质。贝多芬一生历尽磨难，辛勤创作，奉献给人们大量优美绝伦的乐曲，然而他早已双耳失聪，听不到令人陶醉的音符和雷鸣般的掌声了。他说：“在天堂，我能听到一切声音。”多少有点认命的意味，心灵倒分外平静。唐解元的微笑就具有这样一种醇美的内涵。

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生于明宪宗成化六年（1470）二月初四，死于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十二月初二。他生活的这半个世纪是明王朝由兴盛走向衰败的转变时期。明代到了中叶弘治（孝宗）、正德（武宗）时期，社会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土地高度集中，大贵族、大官僚、大宦官等统治集团穷奢极欲，搜括无度，广大人民破家失业，颠沛流离，全国各地不断地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同时地方贵族藩王时起叛乱，外族侵犯频繁，明王朝的统治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流民的大量流入城市，也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在农业衰退的同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却非常迅速，为“异端”思想的蜂起，为文学艺术的繁荣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唐伯虎出生于商人家庭，早年随周臣学画，才气过人，与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结交，有“吴中四才子”之称。二十九岁时考中应天府（今南京）乡试第一（解元），少年科第，春风得意，不料后一年的北京会试中，受江阴富家子弟徐经科场舞弊案的牵连而下狱，被革黜功名，发往浙江为吏。伯虎遭此打击后，遂绝意仕进，致力绘事，放浪山水，终于贫病而死。因此，研究唐伯虎的一生就等于研究明代文人的心路历程，对于了解当时的江南才子群以及后来被腰斩的同样是苏州才子的文坛怪杰金圣叹是颇有裨益的。

轻柔悠扬，潇洒倜傥，放浪不驯，艳情漫漫，当然是让统治阶级的卫道士们皱眉头的。相反，人们似乎很喜欢唐伯虎，亲亲热热叫他唐解元。在他死后修葺了桃花庵，在他曾经读书的魁星阁上塑像纪念（《唐伯虎全集》附《唐伯虎轶事》卷二），还将一些风物名胜附会上他的传说，如邓尉山香雪海是唐伯虎《红梅图》碎片所化，苏州茶水炉的产生也与唐伯虎有关（传说见《姑苏风物传说》，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更有意思的是，编造出许许多多的风流艳事，演唱着，传播着，安慰艺术家寂寞而清贫的灵魂。

唐伯虎具有非凡的天分，他似乎毫无畏惧。在进京会试，触犯了规矩，被免去功名后，他叹道：“寒山一片，空老莺花，宁特功名足千古哉？”（《唐伯虎文集》曹寅伯序）从此以后，他干脆隐居草堂，和妓女为伍，与和尚说禅，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他的诗词坦率地袒露个性，没有任何羞答答的遮掩。他再明白不过地打起及时行乐的旗帜：

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幼年后除老。

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炎霜与烦恼。

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须满把金樽倒。

世人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

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

春夏秋冬撚指间，钟送黄昏鸡报晓。

请君细点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芳草。

草里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半无人扫。

（《一世歌》）

诗中说，请你细细将熟识的人点检一遍，就会发现每年都有些人死去了，进而请你留意坟山的坟墓，每年都有一些无人打扫，因为这些坟主的后人也死去了。冷峻的眼光、诚实的情感加上幽默的语言，对热衷于科举功名的人无异于一帖清醒剂。作为才子，伯虎对达官贵人，则保持着一身傲骨。有一次少傅王守溪寿诞，饮宴文士，席间充斥着阿谀奉承之作，伯虎却呈上了这样一首寿诗：

绿蓑烟雨江南客，白发文章阁下臣。

同在太平天子世，一双空手掌丝纶。

首两句将自己与王少傅作对比，一为江湖散人，一为朝廷官吏。然而，自己不也是万丈才华、满腹经纶吗？同样处于“太平天子”之世，却只能两手空空地寒江垂钓。第三句转得十分有力，略带嘲讽地提到“太平天子世”，但又似褒实贬，点到即止，将一个空有报国之志、治世之才的书生傲兀、落寞、不平的神情惟妙惟肖地表达了出来。或有评此诗“肆慢不恭”（见《唐伯虎全集》之《唐伯虎轶事》卷三），但历来老百姓喜欢他推崇他，原因恐怕也正在此。在伯虎辈生活的16世纪里，才子渴望自由的个性，往往表现为放诞不羁、率性而为的人生态度和厌弃功名、追求自适的人生理想。这种个性，不能不和传统的儒家道德、正常的社会秩序、社会规范发生剧烈的冲突。尤其是当文人才子那种桀骜不驯的个性，受到科举制度或官僚制度的压抑或摧残时，他们胸中汹涌澎湃、抑郁不平的情感，常常借助一些背俗反常的行为加以发泄。他们认定社会是荒唐的——或许只有用荒唐去对抗荒唐，才能摆脱荒唐，超越荒唐。

此外，唐伯虎还是明代第一流的大画家，与沈周、文徵明、仇英合称“明四家”。他的画犹如书法中的“王字”（王羲之）一般被称为“唐画”，为当时藏家所追逐，为后代画家所宗法。他和仇英都从师周臣。周臣字舜卿，号东村，是苏州地区有名的画家，擅画人物山水，从南宋刘李马夏的传统中承继了笔墨和造型的方法，同时也承继了重视主题表现的思想，功力很深，称雄于时。伯虎文化修养较丰富，经历坎坷，见闻广博，具有很高的描绘客观事物的能力，因而意境的创造也更为丰富。他的取材范围比较宽，形式、技法也更多样；他不仅擅长山水人物，在写意花鸟方面也有独到之处。风格严谨，意境深远，而又行墨自然，雅俗共赏……所有这些方面，不仅超越了周臣，也为其他吴门画家所不及。因而伯虎的画名与文名相得益彰，求他画的人很多，据说他实在应接不暇时就请老师代笔，故很多相传为唐寅的画实际上是周臣画的。伯虎的书法主要学赵孟，并能自出机杼，结体俊逸挺秀，妩媚多姿，行笔娴熟稳健，是典型的文人字的家数，与他的画又互相辉映，在有明一代是第一流的，极为后世所重。值得一提的是，唐伯虎还是著名的清谈客，也是大旅行家。一则受科场之狱的打击，二则也是绘事的需要，他“放浪远游祝融、匡庐、天台、武夷，观海于东南，浮洞庭、彭蠡”（尤侗《明史拟稿》）。他善于理解佛家哲理，经常与和尚交往，他喜欢把佛典注入自己的诗文中。他根据《金刚经》四句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自号六如居士。他总结自己是“前程两袖黄金泪，公案三生白骨禅”。运用《楞严经》中的观点看待坎坷的人生，到头来还是白骨狼藉，功名利禄又算得了什么呢？他还仗着一支生花妙笔，为姑苏寒山寺募求铸钟经费撰写文告。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多才多艺、博雅渊深的唐伯虎，满怀对封建统治的反抗情绪和以卖艺为生自食其力的自豪感宣告：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

闲来写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言志》）

并且，还在自己的图章上镌刻上“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真可谓“前无古人”！

在摩挲民族古籍的生涯中，我发现，唐伯虎像苏东坡、徐青藤、郑板桥等人一样，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人物，他们所走过的生活道路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是一些未能见容于当世的狷介疏检之士。他们有才气，有正气，有骨气。他们的感情和理智经常失去平衡，大都招致物议甚至牵陷灾狱，然而他们才华盖世，都是历史上少见的诗、书、画通才。文学艺术发展史上已有不少事例证明，某些作家的艺术创造力往往得力于他们的反常性格，长时期的精神压抑有可能促使他们更专笃地致力于艺术上的追求，而真正的艺术成就却时常属于那些迹近异端的浪子。无疑，这样的灵魂永远魅力四射，是我们民族文化史上值得自豪的至宝！老百姓爱才子英雄，胜过爱帝王将相，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人们还津津乐道唐伯虎的故事、粉墨皮黄敷演着唐伯虎的传奇乃至笔者不自量力地撰写本书的动机。清代西堂老人尤侗（1618—1704），康熙帝称为“老名士”，作了首《桃花坞》，真正写出了唐伯虎的精神：

桃花坞，中有狂生唐伯虎。

狂生自谓我非狂，直是牢骚不堪吐。

渐离筑，祢衡鼓，世上英雄本无主。

梧枝旅霜真可怜，两袖黄金泪如雨。

江南才子足风流，留取图书照千古。

且痛饮，毋自苦。

君不见可中亭下张秀才，朱衣金目天魔舞。

我以为，写此书，资料缺乏固然是一大困难，最困难的还是要写出他的精神来！“丹青难写是精神。”拙作所要追求的也正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