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一生中，四年，也许不算太长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四年则更是只能算作短暂的一瞬。
然而，有的时候，短暂的一瞬却能放射出耀眼的光辉……
1938年12月中旬，周恩来从桂林飞抵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来到这个深处内地的大城市。一个月后，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
1946年5月3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移驻首都南京，告别了他几年来生活和战斗的主要落脚点陪都重庆。
从1938年底到1946年5月初，也就是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以重庆为战时首都（不久又明令定为陪都）到抗战胜利后还都南京的整个“陪都时期”，周恩来的人生历程都与重庆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中间，除去他几次离开重庆的较长时间，如1939年2月中旬至5月初（陪送叶挺回皖南新四军军部并巡视东南地区有关工作）、1939年6月中旬至1940年5月底（回延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赴苏联疗伤）、1940年7月下旬至8月下旬（回延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943年6月底至1944年11月上旬（回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筹备工作和整风学习）、1945年2月中旬至8月底（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工作并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再除去另一些短期离开重庆的时间，特别是在抗战胜利后为国共谈判而在重庆、延安之间飞来飞去的那些时间，前后总计，周恩来有将近四年的时间住在重庆。
周恩来在重庆的这四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重要的年代和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前途抉择的最关键的年代。
重庆，在这期间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指挥中心，而且是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战后则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前沿阵地，是向全中国、全世界展现中共的理论、路线、政策和共产党人形象的“窗口”。在这里，各类矛盾错综复杂，统一战线内部既有团结又有斗争，中共每时每刻都处于热情的关注、严格的监督乃至恶意的监视之中……
就是在这个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环境里，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就是在这个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环境里，周恩来的伟大精神、卓越才干、高尚情操和非凡魅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著名中共党史专家胡乔木在1988年12月参观重庆红岩嘴时，对党史工作者说了这样一番话：
“南方局的这部分党史是很重要的。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抗战时期那么一种局面，团结了大后方那么多的人，把抗战坚持了下去，还保存了我们党的一大批精干力量；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后来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形成那样强大的第二条战线。……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格局。”
胡乔木从几方面进行分析后，作了这样一个总结：
“因此，可以说，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在迷雾笼罩的陪都重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正是以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杰出工作，在各阶层人民心目中燃起了一盏耀眼的明灯。
于是，就有许多不胫而走的动人故事流传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