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其自然
Let Happenings Happen

制造麻烦

前些时候我在住处附近的一家意大利超市排队结账，伴随着帕瓦罗蒂的歌声，人们一边挑选着要买的菜，一边用意大利语交谈，这时我后面有个人问收银员：

“洗礼会你去了吗？”

“去了。”

“有什么好玩的事吗？”

“没有。”

“啊，我想那是……好事吧。”他说道。

不管对洗礼会本身来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把这个洗礼会写成故事，没什么事情发生就算不上好故事。

新手的作品有时会因为缺少具体事件而显得单薄无趣。我也逐渐意识到，很多作者写的即便不是自传性小说，也并不想着力制造冲突，甚至认为制造冲突没有必要。这就像已经放飞的风筝又被引线拽回到地面上，但这里的“引线”不再是我们前文所说的“常识”，而是一种主观上的恐慌感。

显而易见，写作即使不必拿出大无畏的勇气，至少也需要适度的紧张感。尽管坐在电脑前瞪着空白页面敲字已经够难了，但这还远远不够。对作家而言，相较于学习创作方法，有意识地将所知所感运用到写作中更为困难。有些人喜欢在自己的情感舒适区内进行创作，其作品也会因此而缺乏事件的支撑，仅仅流于感情抒发，比如：某人心情不好——稍微好转——心情又更差了。

然而，麻烦和冲突才是故事的灵魂。洗礼会就该有戏剧性事件发生，小红帽就该遇见大灰狼。据我所知，有些作家试图以小红帽对外婆爱恨交加的情感作为切入点——外婆既不理解她，又拙于教育和引导。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情感具备十足的戏剧性，小红帽哪天绷不住了，可能会大肆宣泄。但若要把她的情感以小说的方式呈现出来，就得将情感“嵌”在具体行动中。也许人物的行动不会影响故事结局，但是必须要有改变故事走向的潜质。小红帽对外婆的愤怒和仇恨得通过大灰狼显现出来——“大灰狼吃掉外婆”这个行动足以改变故事的走向，至于最后外婆是否得救已经不重要了。换言之，行动不一定能改变故事的结局，但至少会形成一种逼真的、持续到结局压迫感，最后再挽回局面。

但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这样做呢？我在学习写作之初有过类似体会：那时我特别执迷于在小说中展现内心的想法和情感体验，甚至认为这种描写多多益善，不理解为何要费力展现其他方面。同样，我写作班的学生有时也倾向于刻画那些没有行动力的“被动式”人物，不愿刻画人物的行动和相关事件。作家当然有权按照个人喜好挑选人物，但不得不承认，当一位新生说自己最喜欢写被动式人物时，我还是会有些失落。不过，被动式人物中也有好玩的类型，比如爱上浪子的弱女子，很多小说中都有这样的例子。如果热衷于此类主题，就有必要翻出钟爱的作家的作品反复、仔细阅读，先别管人物，重点研究情节是如何推进的。不论是人物的行动，还是诸如暴风雨、洪水或失火之类的天灾，总之，一定得发生了什么并引发了某些悬念，才能吸引读者读下去（有可能发生但并未真正发生的事情也同样有效）。你说你开心，但开心只是一种内在情绪，仅凭情绪是无法支撑起一个完整故事的。同理，你悲伤，但你的悲伤被动而低调，没有事件的辅助，也成不了一个故事。所以，切忌将人物特质与人物特质的呈现方式混为一谈。

我认为，有些作者（当然不是指您）不愿在设置人物行动、事件上下功夫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担心那些虚构出来的坏事情会在现实中应验。有此种心理暗示的人可以试着完全地虚构人物，而不是以自身或亲朋好友作为人物原型。如果以姐姐为人物原型，我当然不希望她遭遇伤痛、劫掠、背叛、遗弃或欺骗，也不会让她去做伤天害理的坏事。相信亲朋好友们也不会乐于见到以他们为原型的人物死于癌症或抢劫。这也是小说创作要基于虚构而非现实的另一个原因。

虚构的苦难不太可能变成现实，但会让作家回忆起以往的类似经历。比如，回忆录或小说中的悲惨事件以作家现实生活中的过失、遗憾或糟糕的经历为原型，写作时，作家就需要鼓起勇气来承受旧事重提的痛苦。即使脱离现实、完全虚构，作家还是会不可避免地将自身的情感经历投注在人物身上。没人愿意经受恐惧、嫉妒或愤怒这类负面情绪的二次伤害，这本是人之常情，但如果是写作需要，硬着头皮也得这么做。

此外，我们也很难对亲手创造的人物下狠手，即使明知他们是虚构的。有位悟性很高的学生在读了一部情节设置精巧、人物经历曲折的小说之后总结道：作家需要具备“虐待才智”。人物不断犯险、饱经沧桑，故事才好看，长篇小说尤其如此。但即使面对虚构的人物，绝大多数人还是不愿当虐待狂。我并不介意为难笔下的人物，但第一次把人物写死时（尽管他没有现实原型，而且年事已高才寿终正寝），我还是泪如雨下。

最近，有个学生正在写一部讲述女主人公试图扭转人生悲惨境遇的小说。她多次修改第一章，每次改完都与我分享。其实初稿就不错，但每次修改都有明显进步。各个版本间大同小异，都从女主人公的青春期开始：她总是突发奇想地搞破坏，但后果都不很严重。大概在第四稿（由于作者一直在调整，我也记不太清楚），女主人公只做了一次坏事，但引发了连锁反应，其他人因此参与进来，完成了这件“坏事”。

从屡次修改的稿件中，我亲见女主人公的形象从无到有，直至对她了解颇深。当她不再搞破坏，我却有种被骗了的感觉。就像看《哈姆雷特》舞台剧的时候，原本善良而单纯的王子毫不犹豫地刺死了波洛尼厄斯。

这个学生对她的作品做了多次改动，其原因值得深究。她坦承太喜欢女主人公，所以想“宠着”她。随着创作的深入，她越发清晰地认识到犯罪可能会毁掉女主人公的人生，让她错失上大学的机会，但又不想让她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当然，我这个聪明的学生很快便意识到这是不对的。我想说的是，这个学生很优秀，也很有天赋，连她都会在创作中犯这个错误，可想而知这个错误有多普遍。

人物只有犯错并身陷困境，才会具有真实性和吸引力。试想，“我侄子就读于最好的法学院，还遇到个不错的姑娘……”听起来是多么乏味。不良行为和悲惨遭遇才有戏剧性——事实就是这样。上面那位同学笔下的女主人公调皮捣蛋、以身犯险、滑稽古怪，这些负面特质不仅不会令人讨厌，还会令人喜欢。因此，作家不应过度呵护笔下的人物，那样会破坏其生动性。就像不能因为担心孩子受伤就不让他们体验人生，虽然看着他们受苦我们也会心痛。

让人物身陷困境还不够，得引发一定后果才行。那个学生预见到如果正常写下去，女主人公的破坏行为必然会引发悲剧。现实生活中，有问题当然应该尽早解决，比如和朋友之间产生误会，越快说清楚越好。但是小说和电影往往以误会展开，它不仅横亘在那儿，还会随着情节推进不断加深。现实生活中，人们会避免意外发生，一旦意外出现，也会尽快采取行动以防止它进一步恶化。但小说中，有麻烦才好看，困难重重更棒，这样的情节更加富有戏剧性。人物有机会犯错和弥补过错，并在此过程中激发出自身潜在的欲望、恐惧和需要，从而促成下一个事件的发生。如果一罐蜂蜜掉落在地，与此同时，一个婴儿正往那儿爬，作家就需要抑制住一把抱起他的冲动。婴儿划伤手指并非所愿，我们也知道虐待幼童是不对的，但只有这样才会引发下一个事件——婴儿的父母辞退了不负责任的保姆，婚姻生活中潜藏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保姆之所以未能及时抱起婴儿，是因为蜂蜜罐跌落的同时电话响了，是前男友游说自己去运毒。一旦问题出现，作家应该抑制为人物解决问题的冲动，甚至要反过来想想如何使之更加严重。问题层出不穷，故事才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