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会怎么做？”

职业女性算是边缘化人物类型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个群体，工作对她们自身及其他人物都至关重要，既是故事背景，又是情节发展的推力。但是在很多作品中，职业女性要么以配角现身，要么根本没戏份。几百年来，关于女性的小说几乎都以两性关系为主题，即便是《米德尔马契》中多萝西娅·布鲁克那么入世的女性也无法免俗。亨利·詹姆斯1881年完成小说《贵妇画像》，他在1908年写的前言里说：我要写一位内心复杂、聪颖狡黠且年轻貌美的女性，她依靠自己而不是男人去“公然反抗命运”。我承认莎士比亚、乔治·艾略特和其他作家都写过“有所成就”的女性人物，但这些女性人物的成就都得益于与其过从甚密的男性人物。诚如詹姆斯所言，如果他真想刻画出《贵妇画像》前言里提到的那种女性，便免不了这样的思考：她会怎么做？

在亨利·詹姆斯的时代，鲜有女性涉足军队、法律或政治领域，所以女主人公伊莎贝尔·阿切尔养尊处优、赋闲在家似乎情有可原。但《贵妇画像》中确实有一位着墨不多的女记者，詹姆斯还经常拿她开玩笑。得知伊莎贝尔拒绝了某男士的追求，女记者脑补了这位男士投身政治改革、并借此走出失恋阴影的过程。詹姆斯这样描述了女记者的反应：“男人投入工作就能治愈情伤，她对此羡慕不已。”伊莎贝尔想挣脱命运并有所成就，但从头至尾也没有走出个人生活的小圈子。与浪荡丈夫分居一段时间之后，她还是选择了回归家庭，与同病相怜的继女一起在绝望孤寂中苦熬。读者对她的回归莫衷一是，有人认为这是与生活死磕到底的勇气，有人认为这是无奈软弱的自我放弃。虽然她历经磨难看清了生活，但依然得与邪恶相伴终生。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经典散文《一间自己的房间》里指出，女性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她发现女性的创作过程总是阻碍重重——性别歧视、经济拮据以及缺乏适宜的环境和土壤，而且“女性很难从母亲那儿获得可供参考的创作经验”。讨论了以往女性作家的作品之后，她说自己曾无意间在书架上找到一本当时刚出版的小说——《生命的历程》（Life’s Adventure），读到“克洛伊喜欢奥利维亚”时，她深感惊奇[2]。她写道：“我回想以前读过的文学作品，试图找到展现女性友谊的范例。”而这部作品中，人物关系在女性之间展开，与男性全无关联。此外，克洛伊和奥利维亚还是共事于同一实验室的科学家。虽然弗吉尼亚认为这部小说并不完美，但还是呼吁“让女性文学传承下去”。

首先，伍尔夫提倡女性作家描写女性人物之间的故事。她并未提及女同性恋关系，但这显然是女性文学的一部分。如今确实不乏描写女性友谊及女同爱情的小说，但这还远远不够。女性文学作品需要进入主流文学市场，在现有的女性读者群的基础上吸引男性读者。不过，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很难回避两性关系，我们都默认女性人物与婚姻情节是标准配置，就像一提到边缘化群体就马上想到歧视情节。

其次，伍尔夫呼吁女性人物应以职业女性形象出现，作家是时候放弃性别偏见写一写职场女性了。但许多涉及女性工作的小说都存在相同的问题，即工作只是个人生活的陪衬。在一些短篇小说中，很多女性人物即便有职业，做的也都是很低微的工作。在我看来，小说及回忆录的女主角不仅要外出工作，而且还要对工作充满热忱，我希望她们的思想丰富深邃，性格逗趣，亦正亦邪，并对自己和他人的生活产生实质性影响。如今的女性都能当政治家、医生、军官、法官、记者或警察，比《贵妇画像》中的伊莎贝尔·阿切尔拥有更多主动权。她们过着紧张而充实的生活，在爱情和家庭之外，还影响着其他人。但在严肃文学中，确实还很难找到这样的女性人物，也很少有人愿意写。

人与之之间的关系是文学作品关注的一大主题，而人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也是文学应当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许多小说都从跌宕起伏的大事件出发，描写身处其中的个体的命运，展现他们在社会大背景下的工作和生活，以及他们的爱恨情仇，比如战争爆发使情侣、家人天各一方，贫富差距毁坏了人和人之间的忠贞，职场竞争衍生不正当性关系，倾情工作毁掉婚姻家庭，或者不得不在工作和爱情之间做出抉择……

但大部分小说还是以男性人物的工作、权力欲、财富欲及影响力来支撑情节。比如莎士比亚的悲剧、历史剧及大部分喜剧；再如《堂吉诃德》和《白鲸》这类男性历险传奇小说。当代小说也不乏此类主题：《革命之路》中的弗兰克·惠勒，连筹备婚礼时都没放下单调乏味的工作；又如《押沙龙，押沙龙！》中的托马斯·萨德本，作为十九世纪密西西比河地区的成功人士，他却不断虐待女性、为非作歹；《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一众男性表现自我的方式就是获取及挥霍金钱……

讲述年轻人追求真实自我的长篇小说或回忆录被称作成长小说，往往围绕工作、生活及情爱展开。在我看来，以男性为主角的成长小说一般都写得有血有肉，丰富多彩，而描写女性的成长小说则往往侧重于其坎坷的幼年经历，一旦女主人公实现心智蜕变、决定告别令人窒息的旧生活并以独立姿态投入真实复杂的成人世界，故事就戛然而止。换言之，女性成长小说很少展现女性成年后的生活。多恩·鲍威尔[3]1944年出版的自传体小说《远方的家》（My Home Is Far Away），是我最喜欢的女性成长小说之一。故事发生在俄亥俄州，母亲的去世改变了女主人公和姐妹们的生活，原本慈爱的父亲变得冷漠生疏，继母也残忍粗暴。女主人公十四岁那年被继母赶出家门，而她是众姐妹中最有才华的，后来成了一名作家。小说以女主人公登上火车奔赴他乡开始新生活作结。多恩·鲍威尔后来移居纽约，全情投入创作。她的作品多为讽刺小说，主人公往往愤世嫉俗。不过显然，她并未把主人公成年后的生活写进去。

男性成长小说就会关注主人公的成年生活，他们也许会成为艺术家，从磕磕碰碰中吸取经验，尽情享受新生活。《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大卫·科波菲尔》及《远大前程》都是如此。霍华德·斯特吉斯[4]1904年出版小说的《贝尔查姆博》（Belchamber），讲述的就是男主人公成年礼之后的故事（事实上故事中真的有成年礼的情节）。这位英国青年是同性恋，对所有男性热衷的活动嗤之以鼻。虽然一路跌跌撞撞，但总算长大成人。他总在紧要关头判断失误，并因此自毁前程。虽然同性恋本无法在十九世纪的英格兰享受公正友善的待遇，但男主人公遭遇困难主要是因为他的性格和霉运。这便是虚构赋予人物的特权，也是这部小说的亮点，虽然主人公是受歧视的边缘化人物，但作者不吝于让他像常人一样犯错误。

从严肃文学领域来看，讲述女性成长经历及其对其他人物产生影响的长篇小说少之又少，不过通俗小说里倒是常见：奇幻小说里的女主人公能施展魔法，侦探小说里的女神探能破案追凶……因为读者喜欢，通俗小说自有其存在的道理。但究其本质，通俗小说更着重轻松愉快的经历、错综复杂的情节及脱离现实的冒险，而非深切真实的人物刻画，也缺少稳重深邃的悲剧潜质。以P.D.詹姆斯的长篇小说《一份不适合女人的工作》为例：年轻女主人公一跃成为侦探社的头儿，她认真努力地工作，但性格乏善可陈，从头到尾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变化或成长。

长篇小说中职业女性多以教师或家教的形象出现，例证比比皆是：夏洛特·勃朗特笔下的露西·斯诺和简·爱；简·奥斯汀笔下的简·费尔法克斯。作品中鲜有上课的情节，她们对工作也不是很上心。在当代小说中，女性人物的工作才渐渐开始成为故事的重心。缪丽尔·斯帕克出版于1961年的《布罗迪小姐的青春》，讲述了性格复杂的女教师与一众学生的故事。佐伊·海勒[5]的《她在想什么？》2003年在英国出版时更名为《丑闻笔记》，讲述了心思深沉、性格复杂的大龄女教师的故事。随着剧情不断深入，女教师逐渐展现出不为人知的一面，作为叙事者，她讲述了另一位年轻女教师与男学生的桃色绯闻。作者以细致而富有魅力的笔触描写了学校的教职员工、管理程序及硬件设施，营造出逼真生动的背景，使桃色绯闻更加真实可信。

描写女性艺术家的小说佳作也陆续问世。维拉·凯瑟1915年出版的《云雀之歌》，讲述了一位美国女孩如何一步步成长为享誉国际的歌剧演唱家。后半部中，女主人公终于成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首席女高音，每天她都超负荷运转，排练到深夜。而年轻的时候，她一直在国外打拼，为出人头地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她为此内疚不已，还受到朋友的指责。作者并没有对此事表明立场。与麦克白或奥赛罗一样，女主人公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即使她做出的选择有违伦常。

如今，大部分女性都有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有的甚至成为某领域的佼佼者，我们有理由期待讲述女性人物职场经历的当代小说：位高权重的女主人公辞掉犯错的下属并为此心生愧疚；竞选国会议员的女主人公想用负面宣传击败政敌……尽管女强人经常出现在影视剧和通俗文学中，但在严肃文学中依然凤毛麟角。志存高远的女性人物们往往极具事业心，勇于接受挑战，并在应对工作、生活和人际关系的过程中能够活出真我。而在现有的长篇小说中很难看到这样的角色。我学生的作品中，女性人物的少女时代往往精彩丰富，但到了成年期就会黯然失色。换句话说，有关成年女性的故事，写感情生活往往比职场生活更稳妥。我写小说时也尴尬地发现，女性人物的职场经历很难支撑起故事情节，但如果把角色换成男性，那就容易多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葆拉·马歇尔[6]1991年出版的小说《女儿们》（Daughters）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女主人公厄尔沙·麦肯齐生长于加勒比海的虚构国度三联国，后来移居曼哈顿。她最近不太顺利：刚跟男友分手，换了份工作，又做了流产手术，而且以后可能不会再怀孕了。她决定暂时离开曼哈顿，回家乡散心。整个故事中，厄尔沙好像都在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只有一章的篇幅对工作进行了集中描写。但支撑起故事主要情节的也正是她的工作和性格特质，其他女性人物的工作也从不同侧面推动了故事发展：厄尔沙的闺蜜是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副总裁，闺蜜母亲退休前是全职教师，闺蜜父亲的情妇经营小旅馆，而厄尔沙本人的具体工作是参与一项改善新泽西黑人聚居区贫困人口生活的调研项目。在我看来，马歇尔只用一章描写女主人公的工作虽稍显单薄，但已经起到了作用。马歇尔将美国和加勒比地区黑人的政治权利进行类比，凸显了弱势群体生存状况的共性。因此，厄尔沙在家乡的所见所闻与她的本职工作形成了呼应。得知当地政府想偷偷毁掉良田村庄以换取经济利益时，厄尔沙左右为难。她的父亲是当地的政府要员，父女俩感情深厚，告密会毁掉父亲的前程；而从本职工作中汲取的信念和理想则告诉她，应该为三联国的穷人做点事情。几经挣扎，她勇往直前地为正义发声，从而将故事推向高潮。

显而易见，职业女性不好写。以医生这个职业为例——时至今日也没有描写女医生的佳作问世。以女性人物的职场生涯为主题在小说创作中还是新生事物，大部分作家的关注点仍是“女性走出家庭、深入职场工作的正当性”，还无法把女性参与社会工作当作普遍事实进行深入探讨。在乔治·吉辛1893年出版的小说《畸零女人》中，女主人公罗达·纳恩教给年轻女士一些文秘技能，使她们能够进入男性主宰的社会，以时代先锋的姿态走进职场。女性人物们都有工作，她们的职场经历也多少推动了情节发展，但过于理想化的描写更像是在论述女性对工作权利的争取，而非展现女性人物本身。

这类小说其实无可指摘，也有存在的必要，不过长此以往容易形成思维定式，一写职业女性，就开始论证女性工作权的合理性，而不是描述她们的职场经历。女主人公还特别容易陷入感情危机——她能兼顾感情和事业吗？结果再次陷入女性是否应该外出工作的论证。写小说本来就挺难了，莫不如抛开那些合理性的论述，让女性人物彻底融入职场，并在历经磨难后以独立勇敢的姿态面对更辉煌的未来，这样一来，创作空间也会相对扩大。

我发现，小说中的职业女性或其他边缘化人物往往会受到更多限制，而在通俗小说、影视剧或者漫画中反而享有更多自由，因为不论他们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最后一定是大圆满的结局。因此，严肃文学作家须赋予边缘化人物更多自主性，而不仅仅聚焦于他们的特殊性。不吝于让他们像普通人一样闯大祸，甚至以悲剧收场，才能跨越阻碍，推动严肃文学的进步。

作家须抱有大无畏的精神进行文学创作。不妨大胆假设：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1] 编者：原文为abuelo，西班牙语，指祖父。

[2] 译者：克洛伊（Chloe）和奥利维亚（Olivia）都是女子名。

[3] 编者：多恩·鲍威尔（Dawn Powell，1896—1965），美国小说家。

[4] 编者：霍华德·斯特吉斯（Howard Sturgis，1855—1920），英国小说家。

[5] 编者：佐伊·海勒（Zoë Heller，1965— ），英国小说家，记者。

[6] 编者：葆拉·马歇尔（Paule Marshall，1929— ），美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