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板成交
吕不韦再次回到邯郸时，已经是公元前262年（秦昭王四十五年）了。
回到邯郸后第一件事当然就是找异人谈判。
一个华灯初上的傍晚，吕不韦例外地谢绝了每天都要聚在一起喝得酩酊大醉的富商、阔少的邀请，也没有径直地去情意缠绵的新旧相好的姬伎房中厮混，而是乘着马车、携带着大包小包的礼品直奔异人而来。
在邯郸城的一个不显眼的去处，吕不韦费了好长时间才找到异人的住所。看见狭小的门庭和那些寒酸的陈设，吕不韦更坚定了信心。
“嘭！嘭！嘭……”一阵敲门声惊动了正在屋里发呆的异人。当他急忙打开门时，见到的是一个打扮阔绰的陌生人。
“我能把你现在这连身都转不过来的门庭扩大起来。”没等异人弄清怎么回事，吕不韦就没头没脑地、一语双关地抛出这么一句。
“……”异人愕然，不知如何回答。
待到弄清来者吕不韦无非是个商人而已后，这位秦国的贵族轻蔑地笑了：“你还是回去先把府上的门庭设法弄大，然后再来说我的门庭吧！”异人也一语双关地回敬了一句，他从骨子里看不起吕不韦这个投机商。
“且慢。”对冷嘲热讽，吕不韦并不在乎，他继续顽强进攻，“你难道不知道吗？敝人家里的门庭光大也正等着足下的门庭光大呢！”
听了这句绕口令似的意味深长的话，异人方知吕不韦话里有话，立即改变态度，忙把客人让进房中落座，详细询问来意。
一阵寒暄之后，吕不韦开始进入正题：“你的爷爷秦王老啦。”成竹在胸的吕不韦早把秦国王室内部的情况弄得了如指掌。当时在位的秦昭王已经当了四十余年国君，已是五六十岁的年纪，当然可说是“老”了。他接着说：“足下的父亲安国君是太子。”这也是事实，异人听后觉得没有什么新鲜的，对此毫无反应。
但是，吕不韦以下的一番话，却把异人说得五内俱焚、肝胆欲裂。因为它正触动了异人心灵深处埋藏已久的隐秘：“听说令尊安国君所宠爱的不是足下的母亲，而是那位华阳夫人。又听说华阳夫人虽得到令尊安国君的宠幸，可又偏偏没能生个儿子。按照宗法制度，要继承王位必须立嫡长子，决定立哪个妃、姬、妾生的儿子为嫡长子，看来只有华阳夫人有这个力量，因为她能左右安国君。华阳夫人在枕头上的每一句话，安国君都不敢不听。”说到这里，吕不韦稍稍停顿了一会儿，好让异人想一想。而异人的遐思此刻也的确随着吕不韦的话回到似乎刚刚离开又相当遥远的秦国后宫……
吕不韦的话使异人想起了生母夏姬被父亲安国君冷落的惨状，更不难想象那个华阳夫人得宠的样子，心中如刀割一样难过。
异人心里十分清楚，自己落得现在这样处境和生母夏姬不受宠有直接关系。而在父亲众多的姬妾中，特别得宠的就数那个脸蛋漂亮、年轻风骚的华阳夫人，安国君对她简直是言听计从。在后宫，夏姬失宠和华阳得宠形成鲜明的反差，以至作为夏姬儿子的异人也不能待在秦宫中享福，而被送到异国他乡来当人质，活受罪。
其实，华阳夫人之所以受宠还与她的家庭背景有关。华阳夫人就是魏冉专权时期三大家族之一的华阳君之后
，华阳君则是秦昭王母亲宣太后的娘家人。尽管自公元前266年（秦昭王四十一年）范雎为相以后，夺了魏冉的相权，驱逐华阳、泾阳等贵族势力出关，但宣太后在朝廷上仍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不仅因为她是昭王的母亲，长期干预政务，而且由于宣太后特殊的个性和经历。
宣太后是中国古代最富有浪漫色彩的一位女性。正像在任何社会的剧变中都会产生几位不同凡响的人物一样，宣太后也是在秦国社会飞跃向前发展的伟大时代，出现的突破传统的、领导潮流的时髦女性。她是那位有远见、有魄力、在秦国实行变法的秦孝公的儿媳、秦惠文王的妃子。秦惠文王的远见卓识一点也不比其父差，他于公元前337年一继位，就把宿怨极深的、帮助自己父亲孝公变法成功的商鞅杀死，但却不改变商鞅推行的政策。这样，在惠文王时代仍能坚持孝公时代行之有效的改革新政，并没像历代的许多次改革一样人亡政息。仅从这一点就可知惠文王绝非一般的守成之君。惠文王统治的二十七年（自公元前337年至前311年）是秦国在孝公变法的基础上，继续增强国力，使秦国飞速发展的时代。秦国发展的主要标志，除占领的国土愈来愈多以外，更重要的是吸取外来的文化、改变秦国原有的文化习俗。秦国在商鞅变法前被中原各国视为“戎狄”，文明程度很低。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逐渐强大起来，东方各国不敢以“戎狄”视之，但文明程度的提高也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到惠文王时代，秦国敞开大门，招来东方各国能人、贤者、有识之士，对战国以来活跃于各国的“士”（包括文士、武士），热情欢迎，优礼相加。惠文王礼贤下士。有一批军事家、政治家、纵横家、思想家、游说之士、文人、学者以及游民流氓、术士骗子、冒险家等，拥向西方的秦国。其中，自然不乏有真才实学或为秦国出过力的，如有名的纵横家张仪，墨家的代表人物腹
、田鸠。虽然来秦的学者中还以法家及游说之士为主，而且几乎没有儒家，但各色人物拥入秦国以后，毕竟把东方色彩的文明传来，冲击着保守、落后的秦国固有的文明，形成了一种异常开放的风气。这种风气也传进了宫内，作为惠文王的后妃宣太后，耳濡目染自然就成为一个开风气之先的人物。
宣太后原为楚人，名芈八子，她虽非惠文王的正宫王后，仅是诸多妃子中的一个，但由于惠文王王后所生的武王无子而早死，而芈八子作为偏妃恰有三子：则、显、悝。依秦国法制，王位即由芈八子所生的长子则继承，是为昭王。芈八子就成为控制朝政达数十年的宣太后。在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宣太后充分利用了作为女人的优势。她的性生活不仅放荡，而且大胆公开，更能恰当地和政治结合起来，曾经利用她特殊的优势为秦国做过贡献。义渠，是秦国西方的一支游牧民族。这支民族虽比秦国落后，但因其强悍善战而长期以来与秦国为敌。在孝公、惠文王、武王时代都曾因义渠戎的进攻而遭到损失。到昭王继位之后，宣太后执政，当义渠王来秦国国都咸阳向新登基的昭王朝拜、祝贺之时，风韵犹存的宣太后竟然与义渠王勾搭成奸。也许，守寡数年的宣太后耐不住深宫的寂寞，或者是英俊的义渠王确实吸引了这位美貌的少妇，这一对异族的情人公开通奸竟达三十余年之久，并生下两个儿子。在这段时间内，义渠王在温柔乡中乐而忘忧，自然无攻秦之野心，而宣太后在满足了性欲要求之后却没有忽略对义渠的防范。因而在这三十余年中，秦国和义渠两方相安无事。到公元前272年（秦昭王三十五年），宣太后已年届七十，义渠王早已被玩弄于她的股掌之中。此时，义渠王不仅失去对秦的进攻之心，就是对秦的起码戒备都已放弃。趁义渠王不备时，宣太后突然对她情人的民族发动袭击。结果，强悍的义渠戎顷刻被击溃，威胁秦国西方安全的义渠戎终于在宣太后的“美人计”下瓦解了。
宣太后对于性观念的开放，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在她的观念中并不像后来的人那样，把男女之间的性生活视为多么不光彩的事。为了政治需要，她甚至敢于把自己性生活的感受公之于众。有一次，韩国的使臣来向秦国求援，当时尚在听政的宣太后，出面同韩国来的使臣尚靳谈判。作为一个王后，直接与外国使臣交谈，这已属罕见，更令人惊异的是，在谈判中，宣太后竟用自己床笫间的感受作比喻向韩国讨价：
“我和先王做爱之时，先王全身都压在我的身上，我一点儿也不觉得重。那是为什么？”她自问自答地说，脸上一点不好意思的表情都没有，“那是因为对我有利，我感到全身舒服！”
韩国使臣目瞪口呆地一句话也说不出，不知这位太后要说什么。
“可是，”宣太后娓娓而谈，“当先王不和我做爱的时候，就是一条腿压在我身上，我都觉得支持不住啦。”
说到这里韩国使臣尚靳已经完全明白：若对秦国无利，秦是不会支援韩国的。这次谈判结果如何姑且不论，身为秦国的太后竟把做爱的感受公然对外国使者宣布。这些言论是低级下流还是先进开通？反正谈判的结果是秦国得到了便宜。
这个浪漫而又胆大的宣太后还是个长寿老人。直到异人来邯郸为质的秦昭王四十二年，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人世。就是临死之前，这个风流一生的太后，还念念不忘一个名叫魏丑夫的男宠。在弥留之际，她竟提出要魏丑夫为她殉葬。这时秦国早已废止了殉葬制，使昭王非常为难。而那个魏丑夫当然也更害怕。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之际，一位聪明的大臣庸芮出来解了围。
“太后陛下认为人死之后还有知觉吗？”庸芮毕恭毕敬地、轻声细语地在太后耳边问道。
“当然，”太后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没有知觉。”
“太后圣明！”庸芮紧接着说，“以太后如此之神灵，明知死者已经无知觉，又何必让所爱的活人陪着无知的死人呢？”
“再者，”见太后没有反应，庸芮又进一步说，下面的话就很难听了，“如果死人有知，先王对您生活的不检点积怒日久，您死后小心先王找您算账都来不及，哪里还有暇去和魏丑夫恩爱呢？”
这种极其刺耳的话竟当面对太后讲出来，在病榻旁的太子和贵戚、大臣未免都捏了一把汗，不知宣太后要如何动怒，说不定庸芮的性命就此完蛋。空气立刻紧张起来。
“好……”停了一会儿，只听宣太后有气无力地从嘴里吐出一个字。究竟这个“好”是什么意思？是指庸芮说得对，还是无可奈何地表示“随你们怎么办吧”。
她无可奈何地放弃了对魏丑夫陪葬的要求，咽了气。可怜的面首魏丑夫得了救，在场的人也松了一口气。
华阳夫人就是在这么一个大胆、浪漫的太后调教下长大的，有这样的靠山，再加上她自己年轻、貌美，更有可能继承宣太后的心计和性格，所以在安国君众多妃妾中备受宠爱是十分自然的了。
异人当时听到吕不韦提及华阳夫人受宠，在难过的同时，一定很奇怪：秦国王室内部的事，这个陌生人何以知道得那么清楚？岂不知，吕不韦专门为此做过细致的调查。搞政治投机同搞经济投机一样，不摸清行情怎样下手？
异人的思绪随着吕不韦的话起伏，他不知道突然来访的这个陌生的商人为什么提到华阳夫人，又为什么关心起华阳夫人能否左右安国君立嫡的问题。还没等异人把这些思绪想出个头绪，又听吕不韦说：“现在足下有兄弟二十多人，而你居中。你不是长子，又不受令尊的青睐，送到这里为人质，回不去秦国。一旦你爷爷秦昭王逝世，令尊安国君继承王位，那时足下可就无力同你的兄弟们争太子的地位了。”
“说得不错，确是如此。”异人点头称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办法是有的。”吕不韦开始和异人摊牌了，“就看你干不干了。”
早就盼望改变人质地位的异人，焉有不干的道理。这时要他干什么伤天害理、下流无耻的事他都会答应，何况吕不韦要他干的比他自己想的容易得多。
“足下目前是个穷光蛋，困在邯郸，一定没有什么财物可以拿出来献给亲属和结交朋友吧？”吕不韦这样问，但并不需要回答。
“……”异人没什么说的，因为吕不韦说的是事实。
“既然如此，敝人不韦虽不算富裕，但拿出点钱来还不困难。我愿出资千金，为足下的事西入秦国，设法劝说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立你为嫡子，将来继承王位，如何？”吕不韦将投资计划和盘托出。
异人听到有如此便宜的事，大喜过望，连忙就地顿首，感激涕零地答应说：“如果您的计划能实现，我当了秦国的国王，秦国一定归我们俩共有！”
吕不韦的投资计划已经具备了实现的可能性。一个寻觅一本万利之奇货的商人，一个待价岀售的潦倒王孙，在赵国国都邯郸没有经过讨价还价，就做成古今中外最大的一笔生意。在双方都满意的条件下，“平等互利”地拍板成交。
吕不韦和异人敲定之后，立即照计划执行，当下就拿出五百金给异人，让他用来在邯郸结交宾客、朋友。异人有了钱自然欣喜雀跃，服饰器用当即购置一新，车乘坐骑也讲究起来，宴饮游冶，恣意享乐，纵情声色，又恢复昔日身为贵公子时的故态。一时间在邯郸，这位身为质子的秦国王孙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几乎忘记自己的处境。
吕不韦给钱让异人挥霍，其目的是使异人广交朋友，培植势力，改变在赵国贵族眼中的落魄形象，以便为回国夺权铺平道路。对此，异人自然心领神会，在邯郸，他用吕不韦给的钱结交赵国贵族和其他诸侯国来到邯郸的头面人物，又收罗宾客为自己鼓吹以扩大影响，在各国贵族上层中大造舆论。“钱能通神”，果然，不出几年，异人的势力就不容忽视了，他在赵国和其他诸侯国贵族眼中的形象也改变了。
异人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改善自己的境遇，除了吕不韦的钱外，重要的条件是时机。这几年秦、赵之间一场大战虽正在酝酿中，但又处于战火未燃、战云密布的间歇时刻，双方暂时没有发生正面的直接的冲突，这恰给异人以积蓄力量、准备回国夺权的大好时机。
原来秦国自公元前266年任范雎为相后，范雎就坚持实行“远交而近攻”的策略。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所取得的土地，所谓“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根据这个原则，他主张先伐韩，而把齐、赵等国稍稍放下。因为韩国的土地与秦地交错，是秦的“心腹之患”。所以，从公元前265年秦军就大举向韩国进攻。当年攻取了韩的少曲（今河南省济源市东北少沁河曲处）、高平（向地，今河南省孟州市西）。次年（秦昭王四十三年，公元前264年）秦国派白起攻韩，夺取汾水旁的井隆城（今山西省曲沃县东北）等九座城市，斩首五万。白起是昭王时代的重要将领，此人又名公孙起，郿（今陕西省眉县境内）人，长得头小而尖，瞳子黑白分明，瞻视不常，为人凶狠但善用兵，自秦昭王十三年（前294年）即为左庶长，率秦兵攻韩、魏、楚等国，屡建奇功，被封为武安君，曾在公元前273年（秦昭王三十四年），攻魏国华阳，与赵、魏联军作战，斩首十三万，并将赵国士兵两万人沉在河中活活淹死。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占井隆等九城后，次年又攻取了太行山南的南阳地。至此，秦军对韩国的攻击势如破竹，节节胜利，而秦对赵则尚无正面冲突。本来赵国可苟安一时，避开锐不可当的秦军进攻的矛头，不料赵国国君贪小利而招大祸，从而过早地把秦军的打击锋芒引向自己。
公元前262年，秦军继续向韩国的上党郡进攻，占领了野王（今河南省沁阳市）。上党地处今山西省和顺县以南、沁水流域以东之地，治所在壶关（今长治市北）。而韩国的本土则在今山西省东南部和今河南省中部。秦军占领野王，就把上党郡与韩国本土隔绝了。
上党孤悬于外，韩国惊恐，又无力夺回。韩桓惠王派阳城君入秦，请求将上党之地献给秦国求和，得到秦国首肯。没想到当韩桓惠王派人传达这一决定，令上党太守靳
向秦投降的时候，却遭到靳义正词严的拒绝。他对国王派来的人大义凛然地说：
“人们常说：‘挈瓶之知，不失守器。’替别人保存一个汲水的瓶子，尚且不能轻易丢掉。何况国王令我守这么大的一片土地呢？本人绝不能信您所言，将上党拱手给秦。臣请求倾全部兵力抗秦，若抵抗不成，死而后已！”
这掷地有声的言辞反映了韩国将士不屈的决心。只是韩国国君已被秦军吓破了胆，对于靳这样的爱国志士竟不敢支持。当来人将靳的话转报给韩王时，韩王却无耻地说：“献上党的事我已经答应秦国的应侯范雎，如果不给就会失信于人。”被人打得割地求饶，一副软骨头，还谈什么“失信”不“失信”。真是卖国贼、亡国奴的逻辑！
韩桓惠王见靳不愿降秦，就另派冯亭为太守代替靳。冯亭到上党后坚持三十日，仍不愿将地拱手送给秦国。他派人到赵国邯郸，请求赵王接受上党之地。冯亭派去的人对赵孝成王说：
“韩国守不住上党，韩国的国王想把上党让给秦。可是，上党的民众不愿降秦，宁愿归赵。这里有上党的十七座城，愿献给大王。请大王接受！”
对于这从天而降的喜讯，赵孝成王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接受还是拒绝。于是赵王召平阳君赵豹来咨询：
“韩国守不住上党，准备送给秦国。可是当地百姓不愿为秦民而宁愿归赵。现在冯亭派人来献地，你看这件事如何处理？”
“我听说圣人对于无缘无故得到的好处是担心后患无穷的。”平阳君赵豹想得毕竟比赵王远。
“人家仰慕我们赵国的仁义，怎么叫无缘无故呢？”赵王自鸣得意地说。
“秦蚕食韩国土地，因上党与韩国本土断绝，才把这块地献给我们。”赵豹直截了当指出韩国献地出于无奈，“而且韩地献给赵，乃是将秦的攻击矛头引向我国，这不是给我们土地，实是把祸患转嫁给赵国。”
“再说，”赵豹进一步分析利害，“秦国出兵劳师而赵国得到上党之地。这种事连大国都不干，何况我们赵国比秦弱小得多，试问能避得开秦的锋芒吗？秦国现在生产水平很高，已经用牛耕田、以水运粮了。战士们打仗立功都可以得到土地。所以到战场上个个都无比勇敢，军队令行禁止所向无敌，我们敢与其较量吗？请大王考虑，还是不要自找麻烦为好。”
赵豹的话相当深刻，也正确地反映了秦、赵两国的实力。在当时避开秦国的锋芒是唯一的图存之法。可惜赵王利令智昏，根本听不进赵豹忠言，竟勃然大怒：
“我们曾经用过百万之众攻战，经年累月地打仗也没得到一城。现在不用一兵一卒而得十七城，为什么不要！”
赵豹见赵王如此不可理喻，只好默默告退。
赵王见赵豹不支持自己，又召平原君赵胜和赵禹问以此事。这两个人倒善于观风向，知道赵王贪图小便宜，就顺着他的意思说：
“这么有利的事为何不干！”
赵王当然高兴，立派赵胜前往上党受地。
赵胜来到上党后，也知形势严峻。他首先采取笼络人心的办法，宣布：“赏太守封地三万户，赏县令封地千户，诸吏皆连增三级爵。百姓凡能守城者每家赐六金。”企图用奖赏刺激吏民斗志，以保卫赵国新增加的这块领土。得到最高赏赐的当然是太守，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受赏，连太守冯亭也无颜接受。他垂涕道：“我有三不义：为国守地而不能以死来保住它，一不义；国君命我将地献给秦，我却献给赵，二不义；把韩国土地卖给别人，自己反而得赏，三不义。”坚持拒绝封赏，最后终于告辞赵胜回韩国去了。太守冯亭虽无力挽回失败结局，但这种气节也令后人感动。
冯亭回韩国复命。韩王见赵军已占领上党，只好如实通知秦国。秦王大怒，立即派白起、王龁率秦兵向上党进发。赵国果然将战火引到自己身上。
赵国占领上党后，就派名将廉颇率兵屯驻，决心与秦军一决雌雄。
一场空前的血战即将爆发。
不过，即将爆发的大战，是在邯郸以西数百里之遥的上党地区。因此，尽管赵国边境战云密布，赵国国都却仍然歌舞升平。而且，由于赵国上下都在注视着西边的韩、秦之战，反而无人留意邯郸城内的秦国公子异人。这倒给他留下活动的空隙。
异人在邯郸活动，除花天酒地结交赵国和其他诸侯国来赵的将相、宾客以外，无疑也不可避免地被当地的学术文化气氛所感染。
战国时代的邯郸，不仅是政治、经济中心城市，而且也是文化中心。邯郸之所以成为文化中心之一，一方面因其地理位置处于四通八达之枢纽要冲，活跃于各国的知识分子——“士”很少有不来赵国的；另一方面，由于赵国贵族有“养士”之风，从而招集了一大批士人。据记载，战国时期在齐、魏、楚、赵都有一些贵族重视网罗知识分子，以壮大家门的势力。这就在客观上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如齐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邹衍、淳于髡等七十六人皆赐宅第，在稷下讲学，形成稷下学派，人数多时达数百人。齐国的孟尝君养“食客”数千人。魏国信陵君无忌也养士“致食客三千人”，楚国春申君也有三千宾客。和这些养士的公子相同的，在赵国就是平原君赵胜了。平原君养士也不下数千人。这些养士之家，无疑成为知识分子集聚之地，而士之集聚地自然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
赵国的邯郸学术风气不同于齐、鲁，也不同于秦、楚。齐国的临淄以稷下学派著称，儒家学说或阴阳五行学说占主要地位。而秦国则一贯坚持法家传统，到昭王时代尚且“无儒”。赵国的邯郸则不同。这里的学术以包罗百家为其特点，举凡战国时代各个主要学派的代表人物，几乎都在赵国留下足迹。
首先是儒家学派。孔子逝世后，儒家分为八派，其中主要是孟轲和荀况。孟轲长于诗书，荀况长于礼。而荀况就是赵国人。他曾游学于齐国的稷下，到过燕、秦、楚等国，其活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98年至公元前238年。值得注意的是，荀况在赵国的时代恰恰是吕不韦和异人在邯郸的那几年。从吕不韦以后所表现出的思想观点来看，荀况对他有很明显的影响。荀况与孔丘、孟轲的儒学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他批判地吸收了儒家以外的一些理论观点，如性恶说和“重法”思想以及五行学说，等等，这些特点在吕不韦的一生活动中都有反映。荀况又是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约前280年至前233年）和法家学说的实践者李斯的老师。这两个法家代表人物曾求学于荀况。另外，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属于法家的《处子九篇》，这个处子也是赵人。可见，邯郸也是法家学说的重要讲坛。著名的古代逻辑家——名家公孙龙，字子秉，也是赵人，为平原君赵胜的门客。其他如道家、墨家学派的人物都曾来过邯郸或在这里长期为客。这就形成了邯郸的学风既不同于稷下，也不同于关中的咸阳，而是以“杂”为其特点。公子异人揣着吕不韦的钱，在这里结交宾客，不仅不拘一格地广结各派士人，为吕不韦和自己网罗一批羽翼和爪牙，而且无形中接受各家各派思想观点，极少有先秦各学派的门户之见。这就为后来吕不韦在秦养士，和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杂家”学派的产生奠定基础。
邯郸是吕不韦和公子异人的发迹地，也是他俩的政治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