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时间与文脉

在江南发现诗性文化

一

关于“什么是江南诗性文化”这个问题，我想是需要做一点解释的，“诗性文化”，是我原创的一个对中国文化的称谓，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它的基本意思是，中国文化是一种以诗性智慧为深层结构的文化形态。这对一般不做这个专业的人们来说，可能仍然是有些费解的，对此我不能在学理上做全面的展开，只从我如何提出、为什么提出这个中国文化解释理论，做两点简单说明。

首先，它与我本人的一点学术觉悟有关，就是如何把学术研究在叙事上微型化，特别是像“中国文化”这样的大题目，它的内容过于丰富，层次过于复杂，要想面面俱到，最终得出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最高本质，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不如从一些特殊的材料、经验与视角出发，对中国文化进行局部的分层研究，尽管这样得出的结论不是最全面的，但它却更合乎现代学术“知识专业化”的旨趣。像这样专业的局部的研究多了，也足以改变人们头脑中一些僵化的中国文化观念，比如一说什么就是“天人合一”、就是“儒道互补”等。

其次，这也与我的个人经验与学术方向相关。我早年写过诗，直到现在，每天晚上的催眠书仍是各种古代诗歌选本。另外，我一个主要学术方向是中国诗学，所以从诗学材料与观念出发去阐释中国文化，也是自然而然的。我有一位朋友就不赞成我的说法，他说，以诗人之眼观中国文化，当然一切都是中国诗性文化了。他的言外之意是，如果用其他的眼光，比如说以强盗的眼光看中国文化，那肯定会有一种中国强盗文化理论出来。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比如庄子就讲过“盗亦有道”，“有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理念、有理论，可以上升到哲学乃至本体论的高度。但对他的批评，我是不同意的。因为它会导致一种学术上恶劣的相对主义，就是既然大家都不是最高真理，所以每种观点，不管怎么来的，都是等量齐观的，具有同样的学术价值。这就抹杀了不同学术研究之间实际存在的高与下、先进与落后，也否认了知识生产本身的意义。如果什么都是真理，有同样的价值，那读书不读书、读得多和少、坐不坐冷板凳、思考刻苦不刻苦，还有什么区别呢？为中国诗性文化理论做一点辩护就是，我的用意是在抓最高环节，抓深层结构，特别是在中西文化比较这个现代语境中，如果说，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在他们的哲学中，那么中华民族的最高智慧则在中国诗学里。

举一个例子，比如帕斯卡尔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它的意思是，人与自然的区别不在其他方面，仅仅是因为他多了一种思想机能。在《诗经·秦风·蒹葭》中也写到芦苇，大家都知道“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名句，如果仿照西方哲人的比喻，可以把它称为“人是一根有情感的芦苇”。如孔子仁学源于“血缘亲情”，如庄子美学强调“人而无情，何以之为人”，他们的意思是说，人不同于自然界的其他物种，主要原因不在于他会不会“思想”，而是因为他比大自然中的万物多了一颗有情之心。对人自身的认识不同，不仅直接影响到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也会在主体内部形成很不相同的“主观能动性”。简单说来，以“思想芦苇”自居的民族最发达的是理性机能，以“情感芦苇”自居的民族最发达的则是审美机能。主体机能发育的不同，也直接影响到他们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与方式。如果说解决“思想”问题主要靠哲学，那么最擅长解决“情感”问题的则是诗学，这也是哲学在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而诗学成为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根源。人们常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在古代社会中，诗歌的成就不仅表现在艺术上，直接进入了上层建筑，而且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这都是因为这个民族在文化创造上的灵感、激情与意念，与他们心理结构中发育最为完善的审美机能直接相关。

顺便提及一点，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创造越来越少，从人文思想资源这种形而上的“道”，到生产工具这些形而下的器物，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这个过程与中国诗性文化的衰亡是同步的，它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对它的解答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这里只是提请各位留意这个问题。现在言归正传，关于什么是江南诗性文化，我今天主要讲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江南文化在地理上的完整性与文化传统上的独特性，重点要破一下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黄河中心说；二是说明江南文化的最高本质是一种诗性文化，同时会谈一下它与齐鲁文化的不同；三是介绍一点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时的个人经验，以及今天谈论这个话题的现代性意义。

二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区域文化，只要它自成一体，具有独特的结构与功能，一般说来都离不开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区域地理的相对完整性，二是文化传统的相对独立性。所谓相对完整性，一方面，是一个区域与其他自然地理单元的差异，这是不同生产、生活方式得以形成的自然基础，如果没有这种自然差异，就不可能出现异质性的文化因子，所有的文化都是“千人一面”，这当然就不可能有什么区域文化存在。另一方面，也不能仅仅把它理解为自然条件的差异，因为不同的自然条件直接导致的是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比如《史记》把古代江南的生产、生活方式称作“饭稻羹鱼”“火耕而水耨”，它之所以不同于北方的旱作农业与游牧文化，主要是由长江中下游特殊的气候、土壤、水文等自然条件决定的。因此，说到自然环境，一定是要与经济地理挂钩的。同时，区域地理的完整性，也正是文化传统独立性的基础。文化传统的独立性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追问一下，在它的原始发生中有没有一个独立的文化传统？二是如果有，那么它在历史进程中是否保存下来？这是区域文化得以独立存在与发展的另一个基本前提。道理很简单，不同的自然环境直接产生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又直接塑造出不同区域人民的文化风俗与精神性格。由于在地理、种族、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在中国文明早期产生过许多相对独立的“小传统”，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些“小传统”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丰富了中国文化内在的层次结构，使它在功能上也充满活力与弹性。套用今天的一句话，这些“小传统”的存在与可持续发展，是中国文化革故鼎新、绵延不已的内在资源与动力。古人也盛赞这种“有容乃大”的境界，如《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相反，如果对这些“小传统”采取一元化的态度，眼中只有一个标准、一种模式，那么其结果必然要走向“均质化”，而牺牲掉中国文化在生态学意义上的丰富性，这当然是不符合中国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与根本利益的。在我看来，要研究包括江南在内的中国区域文化，这是一个首先确立的价值理念、需要解决的文化立场。

关于江南文化在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上的完整性，在学术界是有定论的，主要是指长江三角洲。举一个例子，如李伯重认为，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主要包括八府一州，八府是苏、松、常、镇、应天（江宁）、杭、嘉、湖，一州即太仓州，它的总面积大约4.3万平方公里。它们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长江，南面是杭州湾和钱塘江，西面是皖浙山区，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除了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上的相似，这八府一州在经济活动中的联系也格外密切，又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学“单元”。主要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江南不仅与北方文化圈判然有别，同时与巴蜀等南方的区域文化也有很大不同。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不需要做更多的解释。今天我们重点谈一下江南文化在文化传统上的独立性。

由于两个原因，江南在文化传统上的独立性，一直是很成问题的。一个原因来自历史与政治方面，中国文化向有“重北轻南”的传统，北方往往是政治、军事与意识形态的中心，而江南文化一般扮演的只是一个附属角色。举一个例子，史可法就非常赞同一句话，“从来守江南者必战于江北”。尽管这里面的原因与道理很多，但它对江南“小传统”的发展、延续，无疑是非常不利的。另一个原因来自现代学术界，就是一说起中华文明的起源，大家都十分熟悉的“黄河中心论”，什么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呀、摇篮呀，等等。而把包括江南在内的其他区域文化，看作是北方黄河文化向不同方向传播的结果。政治因素与学术因素结合起来，造成了一个很不利的后果，就是不管江南的什么事情，都要到黄河文化的框架中去找原因、找答案。这样，在江南文化中，只要不符合北方“口味”，就会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而实际上，由于北方文化圈基本上属于伦理文化，江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文化，所以两者的矛盾是不可能少的。由于“重北轻南”的传统，当两种区域文化出现矛盾时，就很难在平等基础上协商解决，所以在历史文献上，我们看到的多半是北方对江南批判与审判。从诗人的“商女不知亡国恨”，到方志学者的对吴越“土风民情”的道德谴责，都属于此类。如果说中国文化既需要有北方伦理生命的“铁肩担道义”，也需要有江南审美主体的“我欲乘风归去”，获得心灵的自由与解放，那么也可以说，江南与北方文化圈在历史上这种尖锐的矛盾、冲突，显然是不利于中国文化健康、全面发展的。

退一步说，如果江南文化确是北方文化传播的产物，那它也有情可原，它在原理上如同老子教训儿子一样，虽不能说完全正确，但也有充足的理由。而如果不是这样，比如说江南文化另有渊源，那么，你凭什么根据北方那一套理论，来对江南文化指手画脚呢？不幸的是，晚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学发现，恰好表明了江南文化是另有渊源的，它的渊源就是长江文明。根据考古学的研究，早在新石器时代，长江文明已发育得相当成熟，它根本就不是黄河文化的传播产物，两者之间是一种“本是同根生”的关系。李学勤先生就说，“黄河中心论”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忽视了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如果一开始就有一个独立的长江文明，如果它与黄河文明在结构与功能上有明显差别，那么就可以说，江南文化不仅在这里可以找到自己真正的根，以往许多常识化的东西，也都面临着重新评估的现实审判。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有了它，既可以清理北方人对江南文化的误读与曲解，同时也可以为重新理解江南文化提供一个全新的解释框架。

三

“东南财赋地，江左文人薮。”这是康熙写给江南大小官吏的一句诗。

这句诗很值得玩味，一方面，它表明政治家的眼光看得很准，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江南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物产丰富与人文发达，—特别是明清以来。另一方面还可以说，政治家毕竟只是政治家，所以只能看到对他们统治有用的物质财富与人力资源。但这个江南，与一般人心目中的“江南”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江南更多的是一个诗与艺术的对象，是“三生花草梦苏州”的精神寄托，也是“人生只合扬州老”的人生归宿，它可能很大，大到是白居易诗中的杭州，也可能很小，小到如李流芳画里的横塘，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是超功利的审美存在，与帝王那种实用的江南不可同日而语。除此之外，还有劳动者的江南、商人的江南、青楼里的江南等，套用一句话说，就是有一千个中国人，就有一千种江南文化。这就有必要问一下，什么是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弄清什么叫“本质特征”。如果最简单地说，一个事物的本质特征就是它自身所独有的东西，那么关于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就可以通过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来发现。从这个角度出发，第一，仅仅有钱、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即政治家讲的“财赋”，并不是江南独有的特色，在中国，“天府之国”的巴蜀，在富庶上就可以与它一比高下。第二，政治家讲的文人荟萃，也不能算是它的本质特征，这是因为，孕育了儒家哲学的齐鲁地区，在这一方面是更有资格代表中国文化的。江南之所以会成为中华民族魂牵梦萦的一个对象，恰是因为它比康熙最看重的“财赋”与“文人”，要再多一点东西。多一点什么呢？这也可以在比较中去发现，比如，我们可以说，与生产条件恶劣的经济落后地区相比，它多的是鱼稻丝绸等小康生活消费品；而与自然经济条件同等优越的南方地区相比，它又多出来一点仓廪充实以后的诗书氛围。一般说来，富庶的物质基础与深厚的文化积淀已经够幸运了，特别是在多半属于孟子说的“救死恐不赡”的古代历史中，但江南文化的“诗眼”，使它与其他区域文化真正拉开距离的，老实说却不在这两方面，而是在于，在江南文化中，还有一种最大限度地超越了儒家实用理性、代表着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儒家最关心的是人在吃饱喝足以后的教化问题，如所谓的“驱之向善”，而对于生命最终“向何处去”，或者说心灵与精神的自由问题，基本上没有涉足。正是在这里，江南文化才超越了“讽诵之声不绝”的齐鲁文化，把中国文化精神提升到一个新境界。

如果说，由于文化本身是无所不包的，在江南文化中同样有伦理的、实用的内容，它们与北方文化圈也是一脉相通的，那么也可以说，只有在审美自由精神这一点上，才真正体现出古代江南文化对中国文化最独特的创造，是其他区域文化不能替代的，在这个意义上，把审美精神看作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了。另一方面，在这里也需要做一点补充，把审美精神看作是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并不是说中国其他区域文化都没有审美创造，而是说这不是它们最显著的贡献。以齐鲁文化为例，它当然也有自己的审美性格，如孔子就说过，他最赞同的人生境界，就是带着几个大人、几个小孩，到春天的郊野中春游。但在儒家文化中，更明显的却是审美与伦理的紧张关系，比如孔子严格区分的“德”与“色”，“德”是伦理本体，“色”是感性存在，它们在多数情况下，是无法和平共处的。由于沾染了太多的道德色彩，儒家的审美活动就不够纯粹，它经常发生的一个异化，就是“以道德代替审美”。在江南文化中，由于一是有比较丰厚的物质基础，二是审美精神本身发育得比较正常与健康，因而它所受到的现实的与道德的异化，相对要小得多。中华民族本性中的“审美-诗性”机能，正是在这里获得了健康成长的最好环境。由于审美存在代表着个体生命的最高理想，所以还可以说，人文精神发生最早、积淀最深厚的中国文化，正是在江南诗性文化中才实现了自身在逻辑上的最高环节。一句话，江南文化中的诗性人文，或者说江南诗性文化本身就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高代表。

四

在研究江南诗性文化过程中，我有两点比较特殊的个人经验，应该介绍一下，特别是对那些一直生活在北方文化圈里的朋友。

一是它改变了我对中国诗性文化的一个基本理解。六七年前，当我还在写作“中国诗性文化”的时候，尽管当时人已经在南京，但由于个体生命中的北方经验居多，对江南文化也没有特别留意，所以当时的中国诗性文化研究，主要是从政治伦理语境入手的。在那本书的后记中，我甚至还写到：如果一个人对中国政治一窍不通，就根本不可能懂得中国文学。尽管不能说这种解读完全错了，但它却是相当片面的，因为它只能解释北方的诗性文化。在南京生活了五六年以后，我就日益迷恋并开始了江南诗性文化研究，与北方那种充满政治伦理内涵的诗性文化不同，江南诗性文化在气质上完全是艺术的与审美的。现在，我倾向于这样理解中国诗性文化，它有两个系统，一个是以政治伦理为深层结构的“北国诗性文化”，另一个是以审美自由为基本理念的“江南诗性文化”。至于两者的关系，我的态度是，由于“北国”的审美特征不够清晰，它应该被看作是中国诗性文化的“初级阶段”或“早期状态”。

二是它还改变了我对中国美学的一个基本理解。和许多朋友一样，我过去一直信仰的是李泽厚的积淀说，即最初的艺术与审美活动都是实用的，只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变革，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逐渐脱离了政治、伦理方面的现实需要，成为一种没有功利利害的“纯粹形式”，这才开始具有了美学意味。在今天看来，尽管不能说积淀说完全错了，但它似乎也只能说明北方文化圈里的审美经验。在北方文化圈中，政治伦理具有绝对的优先性与权威性，它渗透在文化的方方面面，使之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只有在岁月流逝，现实利害消失以后，才可能有相对纯粹的艺术与审美活动。而如果从江南文化经验出发，理解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江南文化的审美功能发育得最好；另一方面，对个体生命来说，它还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伦理与审美两种机能的融合，因而，它的审美创造活动，不是反抗或超越政治伦理异化的结果，而是像春蚕吐丝一样源自江南人与生俱来的艺术天性。从这里出发，很可能会对中国文化、中国美学带来一个全新的理解，就是说，在江南地区与江南文化中，一方面，很可能存在着一种完全不同于北方文化“伦理在前，审美在后”的审美活动方式；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审美机能也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是独立存在的，而不是后天积淀的经验产物，这当然也就意味着，中国美学研究应该从江南诗性文化开始。江南诗性文化，代表着这个实用民族异常美丽的另一半。

如果说江南诗性文化的存在已确定无疑，那么当下最关键的问题是，一、它有没有出场的现代性契机？二、它的现代性意义何在？前一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讲，首先，在区域地理上看，今天的长江三角洲，已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代联系更加密切的经济共同体，区域经济的高度发达也为它的文化创造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在这个越来越功利、商业化的消费时代中，如何消除商业的异化力量，全面地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在物质小康基础上获得更高层次的精神发展，大而言之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小而言之则关系到如何在江南地区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区域文化的各种“小传统”看，只有江南诗性文化才最符合这种时代的需要，这两方面共同构成了江南诗性文化的现代性契机。至于江南诗性文化的现代性意义，主要是它可以提供一种解决现实问题的精神资源。在我看来，现代性的基本困境在于，在现代条件下获得充分发展的个体，如何才能解决“自我”与“他人”之间日益严重的分裂与对立。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除了审美功能比较发达的江南诗性文化外，其他传统对个体基本上都是充满蔑视与敌意的。所以说，江南诗性文化最重要的现代性意义就在于，它最有可能成为启蒙、培育中华民族的个体性的传统人文资源。尽管它主要局限在情感机能方面、不够全面，但毕竟是来自中国文明肌体自身的东西，也是我们所能设想的最有可能避免抗体反应的文化基因。在这个严重物化、欲望化的消费时代中，如何守护与开发好这一沉潜的诗性人文资源，如何依据它提供的原理创造出一种诗化新文明，就是在江南重新发现中国诗性文化的根本目的。

也许有人会问：在当代不是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吗？在此我想到一个关于古希腊美女海伦的故事。《荷马史诗》中讲到，当特洛伊的长老面对美丽的海伦时，他们没有抱怨为这个女人所进行的残酷战争与付出的巨大牺牲，而是说“值得”，因为她太美丽了。对于江南诗性文化来说，也是如此，为这样一个美丽的、直接关系着一个务实民族的审美生活的对象去思考与探索，如果不是多余的，那就让我们为之做出应有的努力吧！